兩漢文學

東漢西漢的文學總稱

漢朝在文學史上一般分為東漢西漢。東西之分是國都所在地來命名的。兩漢的主要文學成就包括:漢賦,散文,詩歌。從文化上看,漢代文學有著濃厚的因襲復古之風,此與整個漢代以五經為祖禰,以聖賢為準則,和重師法傳承、章句治經的學術風氣有關。這也就造成了後世一些文學史家批評漢代文學的雙向模式,即儒家正統思想支配下的教化文學觀是復古保守的,道家異端思想支配下的自然文學觀是創新進取的。

文學概述


兩漢散文以歷史散文和政論散文最為突出。司馬遷的《史記》以人物為中心來反映歷史,創立了紀傳體史書的新樣式,也開闢了傳記文學的新紀元,是漢代最輝煌的成就。東漢班固的《漢書》與之齊名。政論文中名篇佳作疊現,其中包括:賈誼的《過秦論》、《論治安策》,晁錯的《論貴粟疏》,桓寬的《鹽鐵論》,王充的《論衡》,王符的《潛夫論》,仲長統的《昌言》等。
兩漢詩歌以樂府詩和五言詩成就最為顯著。兩漢樂府詩是繼《詩經》、“楚辭”之後的又一種新詩體。著名的《孔雀東南飛》是樂府詩中的敘事長篇,後人把它與北朝的《木蘭詩》和唐代韋莊的《秦婦吟》並稱為“樂府三絕”。《古詩十九首》則代表了漢代五言詩的最高成就。
漢賦乃兩漢一代之文學,是一種新興的文體。它介於詩歌和散文之間,韻散兼行,是詩的散文化,散文的詩化。它兼收並蓄《詩經》、“楚辭”、先秦散文等諸種文體。形成了一種容量宏大且頗具表現力的綜合型文學樣式。賈誼的《吊屈原賦》是騷體賦,枚乘的《七發》是漢大賦正式形成的標誌,司馬相如的大賦是漢賦的頂峰。之後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都為漢大賦力作。張衡的《歸田賦》還開啟了抒情小賦的先河。

史學巨著


史記

司馬遷(前145—約前87),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中國偉大的文學家、史學家。他生於史學世家,其父司馬談是一位博學者,漢武帝時任太史令。司馬遷近十歲時隨父遷居長安,以後拜董仲舒為師學習《春秋》,拜孔安國為師學習《古文尚書》。二十歲那年,他開始廣泛地漫遊,遊歷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地。此次漫遊中,他尋訪了傳說中大禹的遺跡和孔子屈原韓信等歷史人物活動的舊址。漫遊結束后,任郎中一職,又奉使到過四川、雲南一帶。此後,他曾侍從漢武帝巡狩、封禪而到過更多的地方,足跡遍及全國各地。漫遊生活使司馬遷大開眼界,他接觸了各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尤其收集到了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為後來《史記》的寫作奠定了基礎。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其父司馬談去世,父親歷史的未竟之業便落在了他的肩上。元封三年,司馬遷繼任太史令。自此,他讀遍國家藏書,研究各種史料,著手著史。未曾料到,一場巨大的災難從天而降。天漢二年(前99),李陵兵敗,投降匈奴。消息傳到京城,漢武帝為之震怒,朝臣順水推舟,斥罵李陵。司馬遷以為這對李陵不公平,挺身而出,陳說李陵投降實出無奈。他的辯護觸怒了漢武帝,加之他寫就的《景帝本紀》,直言景帝、武帝過失,武帝藉此對他兩罪並罰,處以“宮刑”。面對如此奇恥大辱,司馬遷想到過死,但著史之業未竟,只得隱忍苟活,繼續寫作。對此,他在《報任少卿書》中有詳細申述,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生死觀。在太始四年(前93)左右,司馬遷終於完成了《史記》這部輝煌巨著。此後,他的事迹不詳,約在武帝末年去世。
《史記》 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共130篇。在體例上,《史記》分為5大部分,即本紀,記帝王之事;世家,述諸侯之事;列傳,敘人臣之事;表,即表格形式的大事記;書,即典章制度。《史記》通過這5個部分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構成了完整的歷史體系,成為中國歷代史書的基本形式。所謂的“二十四史”,即以《史記》為首。
魯迅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當是無愧的。就《史記》的文學性而言,首先表現在它的敘事方式上,它採用的是第三人稱的客觀敘述,實際是“寓褒貶於敘事之中”。它敘述了漫長的三千年歷史,再現了歷史上波瀾壯闊的場景和人物活動。《史記》中的很多傳記,用一系列故事展開。如《廉頗藺相如列傳》,就是由完璧歸趙、澠池相會、負荊請罪等故事構成的。同時《史記》中的故事,還有不少是富於戲劇性的。如《項羽本紀》中著名的“鴻門宴”故事,就猶如一場精彩的戲劇演出,劇中人物的出場、退場、神情、動作、對話,乃至座位的朝向,都寫得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劇情又高潮迭起、扣人心弦,極富戲劇性。其次,塑造了眾多具有鮮明個性的人物形象:帝王將相、貴戚富商、文人隱士、遊俠刺客、平民百姓。能夠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項羽劉邦張良、韓信、李斯、屈原、孫武荊軻廉頗藺相如等,就有近百人。如項羽是一位失敗的英雄,可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給以精心描繪,寫出了項羽威武壯烈的悲劇命運。《史記》中所描繪的人物,面目活現,神情畢露,得益於塑造人物的藝術手段:人物外貌和神情描寫,生活細節的刻畫,人物對話的運用,戲劇性場景的設置。上述這一切在司馬遷筆下運用自如。再次,《史記》的語言藝術是精湛的。司馬遷將史料中艱澀難懂的語句,改寫成漢代通行的語言,使古文變得淺顯流暢。如敘事語言精練簡潔、人物語言個性化等。
司馬遷的人格和實錄精神,深刻影響到後世作家的創作態度和創作方法;它開創了中國傳記文學的先河;它的筆法直接影響到唐宋古文家,成為他們行文遣詞的規範;它對唐傳奇乃至明清小說和戲劇創作也有深遠的影響。漢書
班固(32—92),字孟堅,今陝西咸陽人。其父班彪寫有《史記後傳》65篇。父親死後,班固繼承父業,以《史記》的漢代部分和《史記後傳》為基礎編撰《漢書》,歷時二十年。《漢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只寫一個朝代)著作。其體例基本上承襲《史記》,只是改“書”為“志”,創“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並將“世家”取消,與“列傳”合在一起,統稱“傳”,使《漢書》形成一種新的面貌。《漢書》共有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傳。共100篇。這部斷代史以後成為官修史書的範本。
《漢書》是繼《史記》之後的又一部富有散文文學特色的史學巨著。其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傳記,如《霍光傳》、《朱買臣傳》、《東方朔傳》,都是公認的名篇。特別是《蘇武傳》,並不遜色於《史記》。蘇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但他堅持鬥爭,不屈服於敵人的逼迫,不為勸降而動心,一個可歌可泣的愛國者形象躍然紙上,感人至深。另外,《漢書》的語言風格與《史記》相比,對照鮮明,它顯得典雅古奧,比較艱深。

政治散文


西漢前期作家,他們生當新王朝建立之初,胸懷雄心壯志,把自己的寫作與現實政治緊密聯繫起來,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徵。這類政論文的中心論題,無外乎總結秦朝的經驗教訓,為新王朝提供治國安邦的良策。其中最傑出作家是賈誼。在他任漢文帝太中大夫的十年時間裡,寫下了一系列政治散文,最著名的是《過秦論》。此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首先採用渲染和誇張的藝術手法,描述了秦國逐漸走向強盛的過程,當時六國諸侯集中龐大的軍事力量和最優秀的人才想消滅秦國,結果自取滅亡。秦國可謂天下無敵,然而它“仁義不施”,最後反而被反秦的農民起義軍所滅亡,反差十分強烈。中篇和下篇指出秦二世子嬰一意孤行,暴虐無道,以致失去民心,實際給西漢王朝提供教訓。晁錯是繼賈誼之後又一位重要的政論散文作家,他的名篇《論貴粟疏》對賈誼先已提出的重農抑商的觀點,作了更集中、更詳盡的發揮,切合實際。

韻文傑作


西漢初年,漢樂府民歌尚未唱響,民間的歌謠還很少見,韻文沿襲著楚聲楚歌的余續。楚漢相爭的主角項羽和劉邦的楚聲短歌《垓下歌》 和《大風歌》是漢初的韻文傑作。

垓下歌

項羽的《垓下歌》見於《史記。項羽本紀》,其辭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這首詩用的是楚歌“兮”字體的形式,篇幅短小,語言質樸,感情真摯,塑造了項羽這樣一個失路英雄的形象,具有感人的力量。沈德潛評其“嗚咽纏綿”(《古詩源》卷二)。

大風歌

劉邦的《大風歌》 ,比起項羽《垓下歌》的悲涼慷慨,劉邦的《大風歌》則在雄壯中帶蒼涼情懷: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這首詩是劉邦在漢高帝十二年(前195)十月,討伐叛亂后歸師路徑故鄉沛縣時所作。其躊躇滿志之情溢於言表,但最後一句卻隱隱透露出一種悲涼的意味。《漢書。高帝紀》記載劉邦自歌之後“慷慨傷懷,泣數行下”。篇幅雖短,感情卻豐富複雜。
其他韻詩
漢武帝有《秋風辭》,烏孫公主有《悲愁歌》等,此時已非漢初。
另有淮南小山的《招隱士》也有其獨特之處。他雖有楚辭的形式,但表現的卻是屈、宋作品從未有過的招隱的內容。詩中極力渲染山林幽寂凄涼、陰森恐怖的氣氛,說明“王孫兮歸來,山中不可久留”的主題,用於冷峭,“音節角度,瀏漓昂激”(王夫之楚辭通釋》),是後世招隱的詩賦之祖。

樂府詩歌


樂府機構

樂府,本是政府的音樂機構。這種名稱大約從秦代開始就有了,在出土的秦代編鐘上就鑄有“樂府”二字。西漢立國以後,沿襲秦朝體制,也設有專門的樂府機構。武帝時,樂府機構的規模和職能被大大擴大,其中“采詩”是樂府最引人注目的一項職能。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雲。”這類詩歌源自民間,為了區別於文人創作的樂府歌辭,習慣上稱為“樂府民歌”。從“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中,可以知道當時所采之詩具有現實主義精神。所謂的漢樂府詩歌,主要指這一類詩歌。

樂府民歌

現存漢樂府民歌數量雖然不多,但內容廣泛,尤其多反映下層民眾生活和情緒之作。諸如民眾的悲慘生活,戰爭和兵役帶來的災難,封建官僚的無恥,家長制的罪惡,愛情的堅貞,棄婦的痛苦等。《十五從軍行》寫一老兵,十五從軍,八十才歸,性命苟全了,但家園破敗,親人凋零,不勝悲苦。《上邪》的愛情誓詞是:海枯石爛,真愛不變。《陌上桑》中,羅敷美貌動人,有勇有謀。反之,“使君”則好色、貪婪、霸氣十足。
漢樂府民歌的主要藝術特色是以敘事為主,“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擴大了中國詩歌的敘事領域。《陌上桑》和《孔雀東南飛》是敘事詩的代表作,尤其像《孔雀東南飛》這樣的長篇敘事詩,各種藝術手段在此都作了完美的發揮。無論人物對話、動作,還是心理刻畫,都十分成功,形象地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詩中故事情節的展開和矛盾衝突的起伏,以及浪漫色彩的結尾,在鋪排上也都恰到好處。另外,漢樂府民歌的形式多種多樣,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及雜言種種,其中最常用的是新興的雜言和五言詩。雜言詩句式,字數不一,有整有散,靈活多變。五言詩則形式十分整齊,如《十五從軍行》等。這種詩體較《詩經》、“楚辭”的四言詩和騷體詩都有明顯的進步,代表了當時的詩歌形式發展的新趨勢,此後幾百年間,成為文人創作的主要形式。

孔雀東南飛

《孔雀東南飛》是《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的別名,是漢樂府詩中最長的一篇,也是中國詩歌史上罕見的長篇敘事詩。詩中寫了一個封建社會中常見的家庭悲劇。焦仲卿劉蘭芝是一對恩愛夫妻。劉蘭芝貌美賢淑,勤於家務,可苛刻的焦母卻不喜歡兒媳,婆媳關係頗為緊張。焦仲卿夾在母親與愛妻之間,處境尷尬,最後因母命難違,勸說妻子暫回娘家。劉蘭芝在娘家又不見容於兄長,逼她再嫁,她只得以死相抵,“舉身赴清池”。焦仲卿聞此消息,幡然醒悟,也“自掛東南枝”,用自己壯烈的死來抗議封建家長的專制。

漢賦


枚乘的七發

《七發》 是一篇諷喻作品,揭露了貴族子弟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在這篇賦里,作者假設楚太子有病,吳客前來問疾,在主客的問答中巧妙地表述自己的見解。賦中以音樂、飲食、車馬、宮苑田獵、觀濤為題,反覆申說縱情享樂、荒淫無度的生活乃致病之由,只有聽從聖賢的“要言妙道”,才能消災祛病。此賦用鋪陳誇張的手法描繪各類事物,詞采華麗,想象豐富,寓諷喻於其中。此賦問世后,因其思想性與藝術性俱佳,產生了強烈的影響,文壇仿作者很多,有時以主客問答形式、用七段文字描寫七件事物的賦體文章幾乎蔚成風氣,“七體”幾乎成為文章形式中的一個門類。

司馬相如的賦

司馬相如是漢賦全盛時期成就最大的賦家,他的《子虛賦》、《上林賦》最為著名。《子虛賦》假設楚國的子虛和齊國烏有先生展開對話,子虛誇耀楚國的雲夢澤之大和楚王遊獵盛況;烏有先生則讚美齊國山河壯麗、物產豐富。作者在兩個人物的對答之中,運用華麗辭藻作了鋪陳誇張的描寫,偉貌奇觀,光華璀璨,使人如臨其境。《上林賦》則用虛構的亡是公的話來誇讚皇家苑囿,以壓倒齊楚兩國,賦中對皇權的歌頌寓於景觀的描繪之中。司馬相如的賦想象力豐富,描寫細膩,辭藻華麗,結構謹嚴,建立了漢賦固定的模式,卓絕漢代。

五言詩


五言詩的產生

五言詩萌芽於民間歌謠,其形成受到北方少數民族音樂和軍樂的影響,樂府民歌中的五言詩的發展更影響了當時文人的寫作,於是產生了文人五言詩。班固的《詠史》被許多文學史家認為現存最早的一首文人五言詩,當然此詩尚不成熟,但它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里程碑。自此以後,東漢許多作家都有五言詩傳世,如張衡的《同聲歌》、秦嘉的《贈婦詩》,辛延年的《羽林郎》等。《羽林郎》一詩描寫了一個酒家女胡姬不畏強暴,勇拒貴族豪奴調戲的故事。詩中的少女胡姬,貌美若仙,又堅貞純潔;豪奴馮子都橫行霸道,仗勢欺人。此詩與樂府民歌《陌上桑》有異曲同工之妙,反映了樂府民歌影響下的文人創作的成就。

古詩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詩中最傑出的代表。東漢末年湧現出一大批文人五言詩,其作者不明,後人泛稱為“古詩”。這類作品中的十九首,至梁代被蕭統選編入《文選》,後人遂以“古詩十九首”稱呼它們。大多數學者認為這組詩歌並非一人所作,產生的時代大致在東漢後期。其表述的內容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抒寫相思之情,訴說離別之苦的詩作。如《行行重行行》一詩,寫一女子思念遠行異鄉的情人。首先追敘初別,次說路遠難會,再述相思之苦,最後以寬慰之詞作結。又如《迢迢牽牛星》一詩,描寫了織女隔著銀河思念牽牛的愁苦之情,抒發了愛情受折磨時的痛苦。此外,也有表現生命短促,慨嘆人生無常的作品。如《生年不滿百》等。其他如對功名不就、宦海失意,身居貧賤、世態炎涼,人情淡薄、知音難遇的描寫也見諸詩端。
《古詩十九首》 在藝術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標誌著中國文人五言詩的成熟。它的藝術成就首先表現於詩人把自己真切的感情坦然抒發出來,毫不矯飾,並用特定的景物襯託人物的感情,達到情景相生、情趣天成的境界。其次,它的語言樸素明快、精練生動、耐人咀嚼,有高度的概括力。它對後代五言詩的寫作影響深刻,其後五言詩開始獲得空前的發展。
東漢末年,社會動蕩不安。漢沛國譙(今亳州)人曹操組建青州兵,挾持漢獻帝,統一北方,社會有了比較安定的環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學修養,由於他們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學有了新的生機。在當時建都鄴城(故址在今河北省臨漳縣境內),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詩、賦、文創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詩歌,吸收了漢樂府民歌之長,情詞並茂,具有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漢末的社會現實以及文人們的思想情操。因發生在漢獻帝建安時期,故後人稱這一時期的文學為建安文學。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核心是三曹,它包括:曹丕,曹操,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