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文學

兩漢散文以歷史散文和政論散文最為突出。司馬遷的《史記》以人物為中心來反映歷史，創立了紀傳體史書的新樣式，也開闢了傳記文學的新紀元，是漢代最輝煌的成就。東漢班固的《漢書》與之齊名。政論文中名篇佳作疊現，其中包括：賈誼的《過秦論》、《論治安策》，晁錯的《論貴粟疏》，桓寬的《鹽鐵論》，王充的《論衡》，王符的《潛夫論》，仲長統的《昌言》等。

兩漢詩歌以樂府詩和五言詩成就最為顯著。兩漢樂府詩是繼《詩經》、“楚辭”之後的又一種新詩體。著名的《孔雀東南飛》是樂府詩中的敘事長篇，後人把它與北朝的《木蘭詩》和唐代韋莊的《秦婦吟》並稱為“樂府三絕”。《古詩十九首》則代表了漢代五言詩的最高成就。

漢賦乃兩漢一代之文學，是一種新興的文體。它介於詩歌和散文之間，韻散兼行，是詩的散文化，散文的詩化。它兼收並蓄《詩經》、“楚辭”、先秦散文等諸種文體。形成了一種容量宏大且頗具表現力的綜合型文學樣式。賈誼的《吊屈原賦》是騷體賦，枚乘的《七發》是漢大賦正式形成的標誌，司馬相如的大賦是漢賦的頂峰。之後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都為漢大賦力作。張衡的《歸田賦》還開啟了抒情小賦的先河。

司馬遷（前145—約前87），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中國偉大的文學家、史學家。他生於史學世家，其父司馬談是一位博學者，漢武帝時任太史令。司馬遷近十歲時隨父遷居長安，以後拜董仲舒為師學習《春秋》，拜孔安國為師學習《古文尚書》。二十歲那年，他開始廣泛地漫遊，遊歷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地。此次漫遊中，他尋訪了傳說中大禹的遺跡和孔子、屈原、韓信等歷史人物活動的舊址。漫遊結束后，任郎中一職，又奉使到過四川、雲南一帶。此後，他曾侍從漢武帝巡狩、封禪而到過更多的地方，足跡遍及全國各地。漫遊生活使司馬遷大開眼界，他接觸了各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尤其收集到了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為後來《史記》的寫作奠定了基礎。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其父司馬談去世，父親歷史的未竟之業便落在了他的肩上。元封三年，司馬遷繼任太史令。自此，他讀遍國家藏書，研究各種史料，著手著史。未曾料到，一場巨大的災難從天而降。天漢二年（前99），李陵兵敗，投降匈奴。消息傳到京城，漢武帝為之震怒，朝臣順水推舟，斥罵李陵。司馬遷以為這對李陵不公平，挺身而出，陳說李陵投降實出無奈。他的辯護觸怒了漢武帝，加之他寫就的《景帝本紀》，直言景帝、武帝過失，武帝藉此對他兩罪並罰，處以“宮刑”。面對如此奇恥大辱，司馬遷想到過死，但著史之業未竟，只得隱忍苟活，繼續寫作。對此，他在《報任少卿書》中有詳細申述，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生死觀。在太始四年（前93）左右，司馬遷終於完成了《史記》這部輝煌巨著。此後，他的事迹不詳，約在武帝末年去世。

《史記》 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共130篇。在體例上，《史記》分為5大部分，即本紀，記帝王之事；世家，述諸侯之事；列傳，敘人臣之事；表，即表格形式的大事記；書，即典章制度。《史記》通過這5個部分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構成了完整的歷史體系，成為中國歷代史書的基本形式。所謂的“二十四史”，即以《史記》為首。

魯迅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當是無愧的。就《史記》的文學性而言，首先表現在它的敘事方式上，它採用的是第三人稱的客觀敘述，實際是“寓褒貶於敘事之中”。它敘述了漫長的三千年歷史，再現了歷史上波瀾壯闊的場景和人物活動。《史記》中的很多傳記，用一系列故事展開。如《廉頗藺相如列傳》，就是由完璧歸趙、澠池相會、負荊請罪等故事構成的。同時《史記》中的故事，還有不少是富於戲劇性的。如《項羽本紀》中著名的“鴻門宴”故事，就猶如一場精彩的戲劇演出，劇中人物的出場、退場、神情、動作、對話，乃至座位的朝向，都寫得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劇情又高潮迭起、扣人心弦，極富戲劇性。其次，塑造了眾多具有鮮明個性的人物形象：帝王將相、貴戚富商、文人隱士、遊俠刺客、平民百姓。能夠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項羽、劉邦、張良、韓信、李斯、屈原、孫武、荊軻、廉頗、藺相如等，就有近百人。如項羽是一位失敗的英雄，可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給以精心描繪，寫出了項羽威武壯烈的悲劇命運。《史記》中所描繪的人物，面目活現，神情畢露，得益於塑造人物的藝術手段：人物外貌和神情描寫，生活細節的刻畫，人物對話的運用，戲劇性場景的設置。上述這一切在司馬遷筆下運用自如。再次，《史記》的語言藝術是精湛的。司馬遷將史料中艱澀難懂的語句，改寫成漢代通行的語言，使古文變得淺顯流暢。如敘事語言精練簡潔、人物語言個性化等。

司馬遷的人格和實錄精神，深刻影響到後世作家的創作態度和創作方法；它開創了中國傳記文學的先河；它的筆法直接影響到唐宋古文家，成為他們行文遣詞的規範；它對唐傳奇乃至明清小說和戲劇創作也有深遠的影響。漢書

班固（32—92），字孟堅，今陝西咸陽人。其父班彪寫有《史記後傳》65篇。父親死後，班固繼承父業，以《史記》的漢代部分和《史記後傳》為基礎編撰《漢書》，歷時二十年。《漢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只寫一個朝代）著作。其體例基本上承襲《史記》，只是改“書”為“志”，創“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並將“世家”取消，與“列傳”合在一起，統稱“傳”，使《漢書》形成一種新的面貌。《漢書》共有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傳。共100篇。這部斷代史以後成為官修史書的範本。

《漢書》是繼《史記》之後的又一部富有散文文學特色的史學巨著。其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傳記，如《霍光傳》、《朱買臣傳》、《東方朔傳》，都是公認的名篇。特別是《蘇武傳》，並不遜色於《史記》。蘇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但他堅持鬥爭，不屈服於敵人的逼迫，不為勸降而動心，一個可歌可泣的愛國者形象躍然紙上，感人至深。另外，《漢書》的語言風格與《史記》相比，對照鮮明，它顯得典雅古奧，比較艱深。

西漢前期作家，他們生當新王朝建立之初，胸懷雄心壯志，把自己的寫作與現實政治緊密聯繫起來，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徵。這類政論文的中心論題，無外乎總結秦朝的經驗教訓，為新王朝提供治國安邦的良策。其中最傑出作家是賈誼。在他任漢文帝太中大夫的十年時間裡，寫下了一系列政治散文，最著名的是《過秦論》。此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首先採用渲染和誇張的藝術手法，描述了秦國逐漸走向強盛的過程，當時六國諸侯集中龐大的軍事力量和最優秀的人才想消滅秦國，結果自取滅亡。秦國可謂天下無敵，然而它“仁義不施”，最後反而被反秦的農民起義軍所滅亡，反差十分強烈。中篇和下篇指出秦二世和子嬰一意孤行，暴虐無道，以致失去民心，實際給西漢王朝提供教訓。晁錯是繼賈誼之後又一位重要的政論散文作家，他的名篇《論貴粟疏》對賈誼先已提出的重農抑商的觀點，作了更集中、更詳盡的發揮，切合實際。

西漢初年，漢樂府民歌尚未唱響，民間的歌謠還很少見，韻文沿襲著楚聲、楚歌的余續。楚漢相爭的主角項羽和劉邦的楚聲短歌《垓下歌》 和《大風歌》是漢初的韻文傑作。

項羽的《垓下歌》見於《史記。項羽本紀》，其辭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這首詩用的是楚歌“兮”字體的形式，篇幅短小，語言質樸，感情真摯，塑造了項羽這樣一個失路英雄的形象，具有感人的力量。沈德潛評其“嗚咽纏綿”（《古詩源》卷二）。

劉邦的《大風歌》 ，比起項羽《垓下歌》的悲涼慷慨，劉邦的《大風歌》則在雄壯中帶蒼涼情懷：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這首詩是劉邦在漢高帝十二年（前195）十月，討伐叛亂后歸師路徑故鄉沛縣時所作。其躊躇滿志之情溢於言表，但最後一句卻隱隱透露出一種悲涼的意味。《漢書。高帝紀》記載劉邦自歌之後“慷慨傷懷，泣數行下”。篇幅雖短，感情卻豐富複雜。

其他韻詩

漢武帝有《秋風辭》，烏孫公主有《悲愁歌》等，此時已非漢初。

另有淮南小山的《招隱士》也有其獨特之處。他雖有楚辭的形式，但表現的卻是屈、宋作品從未有過的招隱的內容。詩中極力渲染山林幽寂凄涼、陰森恐怖的氣氛，說明“王孫兮歸來，山中不可久留”的主題，用於冷峭，“音節角度，瀏漓昂激”（王夫之《楚辭通釋》），是後世招隱的詩賦之祖。

樂府，本是政府的音樂機構。這種名稱大約從秦代開始就有了，在出土的秦代編鐘上就鑄有“樂府”二字。西漢立國以後，沿襲秦朝體制，也設有專門的樂府機構。武帝時，樂府機構的規模和職能被大大擴大，其中“采詩”是樂府最引人注目的一項職能。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雲。”這類詩歌源自民間，為了區別於文人創作的樂府歌辭，習慣上稱為“樂府民歌”。從“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中，可以知道當時所采之詩具有現實主義精神。所謂的漢樂府詩歌，主要指這一類詩歌。

現存漢樂府民歌數量雖然不多，但內容廣泛，尤其多反映下層民眾生活和情緒之作。諸如民眾的悲慘生活，戰爭和兵役帶來的災難，封建官僚的無恥，家長制的罪惡，愛情的堅貞，棄婦的痛苦等。《十五從軍行》寫一老兵，十五從軍，八十才歸，性命苟全了，但家園破敗，親人凋零，不勝悲苦。《上邪》的愛情誓詞是：海枯石爛，真愛不變。《陌上桑》中，羅敷美貌動人，有勇有謀。反之，“使君”則好色、貪婪、霸氣十足。

漢樂府民歌的主要藝術特色是以敘事為主，“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擴大了中國詩歌的敘事領域。《陌上桑》和《孔雀東南飛》是敘事詩的代表作，尤其像《孔雀東南飛》這樣的長篇敘事詩，各種藝術手段在此都作了完美的發揮。無論人物對話、動作，還是心理刻畫，都十分成功，形象地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詩中故事情節的展開和矛盾衝突的起伏，以及浪漫色彩的結尾，在鋪排上也都恰到好處。另外，漢樂府民歌的形式多種多樣，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及雜言種種，其中最常用的是新興的雜言和五言詩。雜言詩句式，字數不一，有整有散，靈活多變。五言詩則形式十分整齊，如《十五從軍行》等。這種詩體較《詩經》、“楚辭”的四言詩和騷體詩都有明顯的進步，代表了當時的詩歌形式發展的新趨勢，此後幾百年間，成為文人創作的主要形式。

《孔雀東南飛》是《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的別名，是漢樂府詩中最長的一篇，也是中國詩歌史上罕見的長篇敘事詩。詩中寫了一個封建社會中常見的家庭悲劇。焦仲卿和劉蘭芝是一對恩愛夫妻。劉蘭芝貌美賢淑，勤於家務，可苛刻的焦母卻不喜歡兒媳，婆媳關係頗為緊張。焦仲卿夾在母親與愛妻之間，處境尷尬，最後因母命難違，勸說妻子暫回娘家。劉蘭芝在娘家又不見容於兄長，逼她再嫁，她只得以死相抵，“舉身赴清池”。焦仲卿聞此消息，幡然醒悟，也“自掛東南枝”，用自己壯烈的死來抗議封建家長的專制。

《七發》 是一篇諷喻作品，揭露了貴族子弟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在這篇賦里，作者假設楚太子有病，吳客前來問疾，在主客的問答中巧妙地表述自己的見解。賦中以音樂、飲食、車馬、宮苑、田獵、觀濤為題，反覆申說縱情享樂、荒淫無度的生活乃致病之由，只有聽從聖賢的“要言妙道”，才能消災祛病。此賦用鋪陳誇張的手法描繪各類事物，詞采華麗，想象豐富，寓諷喻於其中。此賦問世后，因其思想性與藝術性俱佳，產生了強烈的影響，文壇仿作者很多，有時以主客問答形式、用七段文字描寫七件事物的賦體文章幾乎蔚成風氣，“七體”幾乎成為文章形式中的一個門類。

司馬相如是漢賦全盛時期成就最大的賦家，他的《子虛賦》、《上林賦》最為著名。《子虛賦》假設楚國的子虛和齊國的烏有先生展開對話，子虛誇耀楚國的雲夢澤之大和楚王遊獵盛況；烏有先生則讚美齊國山河壯麗、物產豐富。作者在兩個人物的對答之中，運用華麗辭藻作了鋪陳誇張的描寫，偉貌奇觀，光華璀璨，使人如臨其境。《上林賦》則用虛構的亡是公的話來誇讚皇家苑囿，以壓倒齊楚兩國，賦中對皇權的歌頌寓於景觀的描繪之中。司馬相如的賦想象力豐富，描寫細膩，辭藻華麗，結構謹嚴，建立了漢賦固定的模式，卓絕漢代。

五言詩萌芽於民間歌謠，其形成受到北方少數民族音樂和軍樂的影響，樂府民歌中的五言詩的發展更影響了當時文人的寫作，於是產生了文人五言詩。班固的《詠史》被許多文學史家認為現存最早的一首文人五言詩，當然此詩尚不成熟，但它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里程碑。自此以後，東漢許多作家都有五言詩傳世，如張衡的《同聲歌》、秦嘉的《贈婦詩》，辛延年的《羽林郎》等。《羽林郎》一詩描寫了一個酒家女胡姬不畏強暴，勇拒貴族豪奴調戲的故事。詩中的少女胡姬，貌美若仙，又堅貞純潔；豪奴馮子都橫行霸道，仗勢欺人。此詩與樂府民歌《陌上桑》有異曲同工之妙，反映了樂府民歌影響下的文人創作的成就。

《古詩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詩中最傑出的代表。東漢末年湧現出一大批文人五言詩，其作者不明，後人泛稱為“古詩”。這類作品中的十九首，至梁代被蕭統選編入《文選》，後人遂以“古詩十九首”稱呼它們。大多數學者認為這組詩歌並非一人所作，產生的時代大致在東漢後期。其表述的內容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抒寫相思之情，訴說離別之苦的詩作。如《行行重行行》一詩，寫一女子思念遠行異鄉的情人。首先追敘初別，次說路遠難會，再述相思之苦，最後以寬慰之詞作結。又如《迢迢牽牛星》一詩，描寫了織女隔著銀河思念牽牛的愁苦之情，抒發了愛情受折磨時的痛苦。此外，也有表現生命短促，慨嘆人生無常的作品。如《生年不滿百》等。其他如對功名不就、宦海失意，身居貧賤、世態炎涼，人情淡薄、知音難遇的描寫也見諸詩端。

《古詩十九首》 在藝術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標誌著中國文人五言詩的成熟。它的藝術成就首先表現於詩人把自己真切的感情坦然抒發出來，毫不矯飾，並用特定的景物襯託人物的感情，達到情景相生、情趣天成的境界。其次，它的語言樸素明快、精練生動、耐人咀嚼，有高度的概括力。它對後代五言詩的寫作影響深刻，其後五言詩開始獲得空前的發展。

《建安文學》

東漢末年，社會動蕩不安。漢沛國譙（今亳州）人曹操組建青州兵，挾持漢獻帝，統一北方，社會有了比較安定的環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學修養，由於他們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學有了新的生機。在當時建都的鄴城（故址在今河北省臨漳縣境內），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詩、賦、文創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詩歌，吸收了漢樂府民歌之長，情詞並茂，具有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漢末的社會現實以及文人們的思想情操。因發生在漢獻帝建安時期，故後人稱這一時期的文學為建安文學。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核心是三曹，它包括：曹丕，曹操，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