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而治
道家思想
“無為而治”出自《道德經》，是道家的治國理念。《道德經》的思想核心是“道”，“道”是無為的，但“道”有規律，以規律約束宇宙間萬事萬物運行，萬事萬物均遵循規律。引申到治國，“無為而治”即是以制度（可理解為“道”中的規律）治國，以制度約束臣民的行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
“無為而治”並不是什麼也不做，而是不過多地干預、充分發揮萬民的創造力，做到自我實現，走向崇高與輝煌。“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不妄作為。因為不違背客觀規律，遵循客觀規律而為，所以無所不為，就是什麼都可以做，只要你遵循道，遵循客觀規律。
無為而治源自《莊子•天道》，“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意思是說，在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築領域要用無為的辦法來治理天下，“無之以為用”，這才符合天道 的自然規律；當再往下層進入社會，在辦具體事、處理有形有相的事物的時候， 那就非得要採用有為的方法來誕生結果而再被天下所用。一個是精神層面的， 一個是物相層面的，也就是對老子的“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從治世的角度進行了準確表述。中國道德根文化中的治理學具有仿生性，是通過修身治理實踐，大量深刻觀察萬物之靈的人類本身，而仿製、移植的無為治理和有為治理雙重機制。 莊子曰：“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都是區分了無為之治和有為之治不同的價值觀和作用功能。只有全面地把握住這種特性，學會無為而治，才能夠全面真實地回歸到道德根文化當中去。
從治理的悊(哲)學性上來分類，無為而治的悊(哲)學性分類分為性識、慧識、智識無為治理；治理的對象，就身體而言是身內的五臟六腑非隨意肌器 官、組織等等。
無為治理與 有為治理之間本質性的區別，就在於對意識中的欲妄與智識中私貪的控制強 度，是否符合老子“少私而寡慾”的修身治學原則。而無為治理的根本原則， 就是遵守天道的自然法則秩序，不違背與脫離。這一法則的核心是“是以萬物 尊道而貴德”，無為而治就是尊道貴德。這一點站在歷史角度與生理觀察的綜 合角度上進行分析，就不難破解。
“無為而治”是中國治理學中最高尚的追求，是中國治理學中所崇尚的原則和定義。按照歷史進程排序，中國歷史上存在著極其典型的治國之道的軌跡：
1.無為而治歷史時期的皇道治國；即伏羲女媧、神農時代。皇治期是離道失德社會變化中的“德一治理期”，是東方精神文明“天下 為道”的歷史時期，是人心“德一”的狀態既存在又開始朴散開的治理時代。 皇治如果以五德進行分類，是一種德治尚未出現分化的階段，尊道貴德，修身 明道無為而治，是其主要而鮮明的特徵。
2.無為而治向有為而治轉折的五帝時期的帝道治 國；帝治期，則是“德一”朴散為五，在仁、義、禮、智、信中，以仁先河的仁治歷史；是“天下為公”的歷史時期。
3.有為而治迅速崛起，無為而治完全淡化的三王時代的王治時期；
4.具有比較豐富文字治開始 的時代；是離開以無為而治為主體，而開“有為而治”記錄的階段，最典型的是漢朝，漢代推崇黃老思想治世，經歷了幾代人的並不完整的“無為而 治”，誕生了兩千多年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盛世一一 “文景之治”。
天覆地載的存在與日月的運行，無私無欲而天長地久；萬物的生長成敗，無為而治則井然有序。這說明萬物本體內都鑲嵌著無為治理生命和行為的基 因。人類是萬物中的一員，同樣具有道德的本性，無為治理的基因。
1.無為的生理學含義：無為就是沒有意識參與的一切行為、運動，但是卻有神運參與其中。
2.生命體內無為而治的表現：人的生命之身和體具有非隨意肌系統和隨意肌系統兩部分組成。沒有意識參與的一切行 為、活動就是無為，主要集中在“身”之內。 心、肝、肺、脾、胃、腎、小腸、大 腸、膀胱等所有五臟六腑三焦都是在無為運動。心臟的搏動，血液的流動，胃腸的蠕動，呼吸的吐納，全都是無為的運動、行為，謝絕意識的直接參與而進行無為 之治。例如，我們無法用主觀意識調動自己的腸管彙集一股氣排出來，因為腸管是無為而治的，是不受意識調控 的，人們的意識干擾不了，這就叫無為。而當它在運動中積蓄的廢氣多了，腸管一輸送，逼近肛門括約肌就要矢氣，肛門括約肌又屬於隨意肌，意識可以控 制是否排放，無為與有為在這一過程中就完整地表現出來，就這麼簡單。內臟 全部是無為而為的，而體表的組織與器官則絕大多數都是有為而為的。
倘若其動守不住“一”則有害，因而內臟等非隨意肌的系統，全都不 經過意識的處理，天然地、不停地執行著為健康而動，生命不息，為動不止。
3.身體內無為治理的實質：無為治理，就是先天性識的無為治理與先天慧識的無為治理。
【成語】：無為而治
【簡拼】：wwez
【解釋】：無為：無所作為；治：治理。自己無所作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原指舜當政的時候，沿襲堯的主張，不做絲毫改變。后泛指以德化民。
【出處】：春秋·魯·孔丘《論語•衛靈公》：“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示例】：故儒家主張‘恭已正南面，垂拱而治’道家主張‘～’。郭沫若《十批判書·呂不韋和秦王政的批判》
【近義詞】：無為自化。
【語法】：作賓語、定語；指以德化民。
春秋戰國時期，五霸相爭、七雄相鬥，戰爭連續不斷，社會動蕩不安。面對動蕩的社會局面，思想家們紛紛提出治國安民的大政方略：名家福導禮治，儒家則主張以德治國，唯獨道家老子提出無為而治。做為獻給統治階級的南面術，無為而治對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無為而治本意並不是不為，是不過多的干預、充分發揮民眾自我能動性，適於統治者。而儒家思想核心是道德規範，傾向於不妄為，適於每一個人。二者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這一點值得注意。
道法自然，無為而治
“道”散形為炁，炁聚形為“太上老君”。——《老子想爾注》
引申到治國，“無為而治”即是以制度（可理解為“道”中的規律）治國，以制度約束臣民的行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老子所說的“無為而治”是以法治國，而非人治；人過多的干預社會秩序則亂，法治則井然有序。“無為而治”對於帝王個人準則而言，即是清心洞察、知人善任，將合適的人才擺在合適的崗位上，具體事情分攤給臣下去做，不必事必躬親。
無為而治是道家的治國策略，所以治國是無為而治的第一應用。為了貫徹無為而治的方針，各級政府官員既要拋棄各種政績主義和形式主義，也要拋棄“為人民謀幸福“、“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寬刑簡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戚，盡量靠萬民的自為無為無不為，靠萬民的自治無治無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務工作即可；同時有所為有所不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屬，讓下屬去完成各項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識人用人的工作。
無為而治用在企業管理上，要求企業管理者從瑣事中跳出來，主要抓好企業發展戰略和識人用人的工作，至於具體的研發、技術、生產、銷售等工作，要充分依靠員工和下屬來做。高層管理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為，而在小事上則有所不為，就必須實行“君無為而臣有為”的管理方法，才能達到“君逸臣勞國必興，君勞臣逸國必衰”的管理目的。
無為而治用在教育領域，要求老師和家長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天性，充分信賴孩子的能力和發展潛力（即道家的自化能力），放手讓孩子自己去試、去學習、去探索、去發現，甚至去破壞，哪怕他會失敗會犯錯誤也不要緊，因為他會從這些失敗和錯誤中學到很多東西，老師和家長要做的，就是給孩子創造必要條件，並做必要的輔助工作。
楊朱主張個人本位論，但他絕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如前所述，楊朱提出了“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的觀點，由於文獻有缺，我們已不知楊朱是如何具體論證和具體發揮他的這個觀點了。《說苑·政理》中的一段記載卻彌補了這個缺憾。“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何以？’楊朱曰：‘誠有之。君不見夫牧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率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在這個“童子牧羊”的比喻中，羊群“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享有充分的自由。而象徵統治者、管理者的“童子”只是“荷杖隨之”，並不亂加干涉。這不禁使我們想起了亞當·斯密關於“看不見的手”的比喻以及關於國家只應起“守夜人”作用而不亂干涉經濟活動的觀點。雖然與亞當·斯密的近代經濟自由主義理論相比，楊朱的觀點只能稱之為古代樸素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但其歷史地位則是不應低估的。
中國古代自由主義理論的首倡者是老子。老子的無為論乃是中國古代自由主義的“大本營”和“基本形式”。楊朱的“童子牧羊”論正是“無為而治”論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管子的“或使論”。蒙文通指出《管子·白心》一篇，“闡或使之義為備”，這實在是慧眼獨具。《白心》云：“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夫天不墜，地不沉，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灑乎天下滿，不見其塞。”“或者”在古代漢語中，是指代一種雖暫時不能實指但確實存在的人或其他對象。在《白心》中，這個“或者”是指一種對自然、社會現象起基礎和推動、支配作用的力量，其特點是“視則不見”，“灑乎天下滿”。不難看出，這種“或使”論同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如出一轍。二者的深層含義都是對客觀存在但暫時尚未被人完全認識的客觀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承認。
《白心》是主張“治無治”即無為而治的。《白心》云：“無益言，無損言。”與《白心》屬於同一學派的《管子·心術上》云：“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蒙文通認為可視此論同楊朱的理論為“一貫之道”。蒙文通說：“物至自治，安用拔一毛以利之。拔毛以利，適為不利也。”“拔毛利之，則益之也，適亂之也。楊子之說，得《心術》、《白心》之言而義益彰。”
對於《白心》、《心術》作者的學派歸屬，當代學者看法殊異。蒙文通則徑將其作者歸屬於楊朱學派。我認為，即使不同意蒙文通關於作者學派的歸屬，至少也應贊同他的以下觀點：楊朱所云“人人不拔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楊朱本人的論證已不可知，而《白心》、《心術》篇的有關論點和論證正可視為楊朱觀點的進一步“具體論證”和繼續發展。楊朱學派和《心術》、《白心》的作者，作為一個一脈相承的流派或兩個有一定聯繫的流派，他們都在進一步豐富和充實中國先秦時期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舜無為而治
古時，舜品德高尚，堯派他來管理天下。當時中原到處是洪水，以前堯派鯀去治理洪水，9年後失敗了，舜就派鯀的兒子禹去治水。禹果然不負眾望，13年後平息了洪水。舜和堯一樣，對老百姓很寬厚，多採用象徵性的懲罰，犯了該割掉鼻子罪的人，讓穿上赫色衣服來代替；應該砍頭的人只許穿沒有領子的布衣。為了讓老百姓懂得樂舞，舜派夔到各地去傳播音樂。有人擔心夔一個人不能擔當重任，舜說：“音樂之本，貴在能和。像夔這樣精通音律的人，一個就足夠了。”夔果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孔子讚歎道：“無為而治，說的正是舜啊！他自己需要做的，只要安安靜靜坐著而已。”（“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
西漢初年的實例
初幾代統治者常常以秦亡為戒，認識到要取得一個相對穩定和持續發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須努力緩和階級矛盾，與民休息，實行無為而治。於是，來自於黃老思想的君道無為、刑德相輔、節慾崇儉、愛民養民的觀念就很快轉化成一系列切實可行的統治政策。劉邦去世后，孝惠、高后相繼當政。文景二帝繼統之後，也繼續將黃老之術作為治國方針。文帝以一藩王繼承大統，其時羽翼未豐，所以他特別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劉邦時代的功臣周勃、陳平、灌嬰、中屠嘉等人相繼被任命為相。這樣既融洽了新舊君臣之間的關係，又保證了高層統治集團的團結一致。文帝還多次下昭“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使一大批年輕有為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進入統治集團，擴大了漢政權的統治基礎。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寢息。”（《漢書·刑法志》）景帝長期生活在黃老之術氛圍中，其母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在文景二帝統治時期，朝野內外，對黃老之術從之者甚眾，著名者除膠西蓋公、曹參之外，尚有陳平、陸賈、黃生、田叔等人。
漢初統治者鑒於秦亡的教訓及漢初社會經濟的殘敗，將黃老之術中的無為而治、節慾崇儉、與民休息的觀念轉化成一系列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黃老之術反對窮奢極欲，提倡“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因而，漢初推崇黃老的幾位皇帝都十分儉樸。最具代表性的是漢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綉，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文帝在營建自己的陵墓時，還明確告訴後人不許起墳，不得以金銀作裝飾，陪葬品都用瓦器。漢初諸帝為了達到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目的，對農業更是十分重視。劉邦在統一戰爭剛一結束時就宣布複員軍隊，釋放奴婢，要求因戰爭而流亡的人口返鄉歸農，復故爵田宅。文景二帝多次在詔書中強調：“農，天下之大本，務莫大焉。”他認為，“道民之路，在於務本。”他們還制定了許多具體的措施，如把務勸農桑、人口增加、土地開墾與否作為地方官吏考核的標準；設立“力田”官以勸農；將十五稅一改為三十稅一，以減輕農民負擔；實行貴粟政策以提高農產品價格；又允許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贖罪；將一年服一個月的徭役改為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實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這些政策的實施，使漢初社會經濟迅速得到復甦與發展。司馬遷在《史記·律書》中毫不掩飾地稱讚說：“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而到漢武帝即位之時，“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漢書·食貨志》）在傳統的農業結構未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漢初社會經濟取得如此成就，除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外，我們不能不考慮到黃老之術及其指導下所實行的各項政策的槓桿作用。
1．老子的說法是：我無為而民自化
2．孔子：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3．《論語·衛靈公》：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4．莊子和韓非的觀點是：君無為而臣有為
6．黃老道家的另一部巨著《管子》更是對無為而治下的自化過程和動力機制進行了生動的闡述：“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
7．司馬遷的觀點：“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道之所符、自然之驗。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
8．郭象的觀點是：無為有為是相對而言的，樵夫有為於斧，而無為於木；船夫有為於槳，而無為於水；上有為於臣，而無為於具體事務。
9．李贄的觀點；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
10．傅山的觀點：市井賤夫賓士天下
12．胡適的觀點：最高領袖的任務是自居於無知，而以眾人之所知為知；自處於無能，而以眾人之所能為能；自安於無為，而以眾人之所為為為。凡察察以為明，瑣瑣以為能，都不是做最高領袖之道。
道家的“無為而治”的含義，自從《道德經》問世以來，被不斷實施，現摘取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羅列如下：
1、靠萬民的自為無為無不為，靠萬民的自治無治無不治。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老子“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以及黃老道家代表作《呂氏春秋》“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故能使眾能也。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等說法中得到證明。
2、不亂干預，瞎指揮。老子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侯王若能守之，萬物以自賓”，“孰能損有餘補不足，唯有道者”所以統治者不要亂指揮，瞎指揮，按照事物客觀發展規律執行就好了，遵守法律法規。莊子進一步指出，大道複雜多變，很難認識清楚，所以不亂干預是最好的治國方法。《黃老帛書》中有一段對話，說高陽問力黑：“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莫循天德，謀相覆傾。吾甚患之，為之若何？”力黑對：“勿憂勿患，天制固然”。可見黃老道家也主張尊重自然客觀規律不亂干預，順其自然就好了。
3、為無為。這是老子自己的說法，根據他的“為學日增為道日損”、“輔萬物自然而不敢為”、“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的說法，為道著損到最後，自然沒有什麼可損的了，自然達到老子的最高境界“夫莫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即水的境界了，也就是潛隱默化的無為而治了。
4、上無為而下有為。這是道家和法家共有的觀點，體現了一定的分權思想。這可以從老子的“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有為，而有以為”、莊子的“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黃老道家和法家則主張“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等說法中得到證明。。
5、有所為有所無不為。比如魏晉學者郭象點評莊子時認為“樵夫有為於斧，而無為於木；船夫有為於槳，而無為於水；上有為於臣，”而無為於具體事務。
6、案法而治。這是黃老道家和法家的共同主張。比如黃老道家代表人物慎到曾說：“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黃老帛書也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故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
7、無違，認為“無為”就是“無違”，“無為而治”就是在不違背客觀規律和自然天性的情況下，達到天下大治。
8、道家認為天地萬物都由道化生，而道的最根本規律就是自然而然，所以人類應該仿效大道，順其自然。故老子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黃老道家也主張：““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所謂因循就是因循萬物天性，即自然而然的狀態，無為而治，讓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發展，使其處於符合道的自然狀態，不對它橫加干涉，不以有為去影響事物的自然進程。也只有這樣，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發展。所以在道家看來，為人處事，修心煉性，都應以自然無為為本，避免有為妄作。嚴君平說：“有為之為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無窮……覽天地之變動，觀萬物之自然，以睹有為亂之首也，無為治之無也。”（《道德真經指歸·卷八》）如果人為干涉事物的發展進程，按照某種主觀願望去干預或改變事物的自然狀態，其結果只會是揠苗助長，自取其敗，因此，明智的人應該採取無為之道來養生治世，也只有如此，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總之，道家的無為而治是策略和手段，最終目的是無不為。
道家“無為而治”思想作為一種治國之術，對後世安邦治國影響很大。如田齊的黃老之學和漢初的黃老政治都是官學、顯學，用來治理國家，並成就了齊國霸業和文景盛世。唐初把道教定為國教，推行垂拱而治，出現了“貞觀之治”。明初力推“休養生息”政策，出現了“仁宣之治”。由此可見，中國歷史上的五大太平盛世，都直接或間接是在道家理論指導下取得的。
公元前481年（齊簡公四年），田齊代姜齊。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安王正式承認田和為齊國國君。第二年田和就死了，其子繼位無明顯政績，其孫齊威王立志改革，齊國再次稱霸。齊威王說：“不飛則已，一飛衝天。”齊宣王稱：“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他們以欲一統中國的氣魄，再造姜齊桓公之霸業。歷經三代的努力，舉賢攬士，有稷下宮學龐大的智力集團；富國強兵，奠定爭霸稱雄的物質基礎；培養了一支“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終於成為戰國七雄之首並一度被尊為東帝（白奚，1998）。
田齊替代姜齊立國后，田齊統治者大力提倡黃老之學，他們抬出了自己的祖先黃帝（田齊的祖先是黃帝、大舜、陳國國君、陳完；姜齊的祖先是炎帝、伯夷、四岳、姜太公），想借黃帝戰勝炎帝的歷史，為自己正名。田齊尊崇老子，因為田齊與老子是同鄉，都來源於陳國。《史記》記載“苦縣屬陳國”。齊國從姜太公立國起就有重“道術”的傳統；田齊統治者將祖先、同鄉與齊國本土的道加以整合，推行一種講究通權達變的新道家理論——黃老之學（熊鐵基，2001）。
從齊桓公開始，在國都臨淄的稷下置學宮，招聚天下賢士。《史論·亡國篇》：“齊桓公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孟軻之徒皆游於齊。”齊國國君為他們鋪設開闊的大道，用“高門大屋”等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齊桓公后威王即位，當時齊國仍未從亂中恢復過來。齊威王立志改革稱霸諸侯，一方面推行黃老之學，一方面任用稷下學士鄒忌、淳于髡、田駢、慎到等人改革政治，稷下學宮盛況空前。到齊宣王時稷下學宮規模最大，達“千有餘人”。《史記》記載：“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接子、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學士復盛。”
這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下，這些條件是很優厚的。稷下學宮人才濟濟，是戰國時百家爭鳴文化的中心，也是東方學術文化的中心。與其他國家相比，稷下學派的作用是很大的，也加強了齊國的聲望。當時，各國都把齊國看成一個勵精圖治、禮賢下士的圖強之國和禮儀之邦。
作為最具有齊國特色的政治理論，稷下黃老之學對田齊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田齊立國初期，就採用授予農民定量土地的授田制度，實行了戶籍制，推廣鐵器，減免賦稅，“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等治國措施，這與官方推行的黃老之術也基本上吻合。齊威王時任用鄒忌為相，改革政治，採納“謹修法而督奸吏，減吏省員，使無擾民”等建議，使齊國迅速出現了大治局面。齊威王改革的核心是整頓吏治，針對“百官荒亂”的局面，齊威王派出親信，深入地方進行調查，切實掌握各地的治亂狀況，然後召集地方官72人，“賞一人，誅一人”，即墨大夫“封之萬家”，“烹阿大夫”。齊威王的左右近臣接受賄賂，毀譽不實，可謂奸臣，皆並烹之。這一措施收到明顯成效，此後，“群臣聳懼，莫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史記》）。齊威王改革后，齊國日遂強大，在桂陵、馬陵兩役中重創當時的霸主魏國，遂成戰國七雄之首。齊國曆經威王、宣王、滑王三代，保持了近百年強盛。齊國日強，諸侯恐懼，樂毅合縱連橫，遊說六國，率六國聯軍伐齊，齊丟掉了50多座城池，僅剩下2座城池一直死守，齊國從此衰落。齊國是戰國後期第一個具備了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並致力於一統中國的強國（白奚，1998）。
黃老之學是稷下學宮的主流學派。齊宣王授予的76位上大夫中，黃老學者也佔了大多數，如接子、環淵等。但田齊統治者對非官學的其他各派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並包，都給予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按郭沫若的意見，稷下黃老之學又分為三派：一派是宋釺、尹文；一派是田駢、慎到，提出了“以道變法”；一派是環淵。據說《道德經》一書是環淵整理出來的，這一派較多地保留了老子的虛靜無為思想（郭沫若，1954）。
稷下黃老之學雖屬道家思想，但它與老子、莊子的注重修身養性、迴避政治的思想不同，主張“君人南面之術”，主要是講政治，講執政之道的。其主要思想有“因循天道”“君道無為”“君無為而臣有為”“因道生法”“因道變法”“執法平等”等。稷下黃老之學主要著作是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黃帝四經》和《管子》一書中的《白心》《內業》《心術》上下四篇以及《慎子》《田子》《娟子》等。
西漢黃老政治與文景盛世
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是西漢人，司馬遷總結了漢朝黃老的治國思想，對黃老政治及其創造的業績，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因此，西漢黃老政治的資料就比較充裕。實際上是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一文中，首次把先秦學派概括為道德、儒、墨、名、法、陰陽六家。因此，西漢黃老政治是應用道家理論治國的，並明確把治國成效與道家理論聯繫起來。
黃老政治的來源及其內容
黃老政治中的黃是指黃帝。黃帝不僅武功炬赫，文治也成就卓著，是垂拱而治的榜樣。《周易·繫辭下》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黃帝也是法治的典範，因此，黃老政治是道法結合的一種治國術。黃老之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黃老之學是指戰國到西漢初期的道家學說，狹義的僅指戰國田齊稷下黃老之學和西漢初期的黃老政治。關於稷下黃老之學與西漢黃老政治的代表人物及師承關係，司馬遷有過專門考察，並在《史記》中作了記述。曹參，西漢位居蕭何之後的第二號開國功臣，先為齊國丞相，拜黃老大師蓋公為師，後任西漢丞相。司馬遷說：“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日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史記·樂毅列傳》）
漢初黃老政治的內容主要有：一是重農抑商，恢復並發展生產。如提倡以農為本，鼓勵從事農業生產。二是實行抑制政策，禁止商人們衣絲乘車，並加倍徵收他們的賦稅。三是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四是除秦苛法，約法省刑，禁網疏闊，治民尚清靜寬舒，以求百姓安輯。五是廢除關卡和橋樑的過路費，又開放山澤，讓人採掘墾殖，帶來一個空前的發展機會。六是煮鹽、冶鐵等領域全面開放，甚至在冶銅鑄幣這樣的貨幣發行領域，也都向私人開放。黃老政治實行的結果，使社會生產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出現了文景盛世，西漢封建統治得到穩定（史傑鵬，2007）。
西漢黃老政治的詳細情況
西漢初年統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訓，主張“反秦之弊，與民休息”。自劉邦統一，歷經孝惠、高后、文景，其間君臣多好黃老之術，治道貴清靜寬舒。因此，執行與民生息的“無為”統治術，成為漢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西漢的統治者，比如漢文帝這樣著名的皇帝，就是一個相信黃老政治的一個皇帝，很少去干預社會生活。我們看到《史記》裡邊講漢初一些著名的地方長官，比如曹參、汲黯這些做郡守、相國的，他們做地方官只是管其大體而已。大體的事情管管，瑣碎的事情不管，在衙門飲酒，快活得很，結果天下大治，非常好。劉邦集團大多來自社會下層，對儒家咬文嚼字、繁文縟節不感興趣，唯有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術比較對口味。據史載，劉邦人關之初，即宣布約法省禁，“悉除去秦法”（《史記·高祖本紀》）。漢政權建立后，劉邦成功地運用黃老之術，在全國推行郡國并行制，又以柔制剛，以守為攻，次第消滅了有嚴重分裂傾向的異姓王勢力，並分封子弟，以擴大和鞏固西漢政權的統治基礎。在經濟上則推行“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予民”的輕徭薄賦政策，使漢初經濟得以復甦與發展。劉邦採用黃老之術治國，與其重要謀臣張良、蕭何、曹參、陳平、王陵等都愛黃老之術也有關係。《史記·陳丞相世家》說：“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史記·曹相國世家》說：“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本或無言字）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后，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呂后當政內，創自劉邦的休養生息的黃老政治進一步得到推行。她是遵守劉邦臨終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遺囑的，繼續重用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開國功臣。而這些大臣們都以無為而治，從民之欲，從不勞民。在經濟上，實行輕賦稅。對工商實行自由政策。在呂后統治時期，不論政治、法制、經濟和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均全面為“文景之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漢書》說：“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史記·呂太后本紀》說：惠帝呂后時期“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政不出房門”。
漢文帝以代王身份繼承大統，他特別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劉邦時代的功臣周勃、陳平、灌嬰、中屠嘉等人相繼被任命為相。文帝好黃老之學，繼續推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主要做法是寬刑薄賦、自由工商。《風俗通·正失》言：“文帝本好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凈無為。”《史記·禮書》也說：“孝文好道家之學。”漢文帝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恢復了春耕前皇帝親耕的制度，多次下詔勸課農桑，常頒布減省租賦詔令，田租稅十五稅一減至三十稅一，其間還有兩年全免，徭役則從一年一月減至每三年一月；又允許百姓入粟拜爵、人粟贖罪。此外，文帝還下詔開放土地和山林資源，任民墾耕，廢除盜鑄錢令，開放金融。廢除連坐法、誹謗妖言罪、肉刑等。文帝生活極為簡樸，自己穿粗糙絲綢的衣服，寵妃的衣服也不許拖地（陳功鎮，2001）。班固曾高度評價說：“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寢息。”（《漢書·刑法志》）
漢景帝在位16年間，繼續推行文帝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他在位時採用竇皇后的黃老治術，實行無為政治，節儉愛民，與民休養生息，田賦三十稅一，人民負擔減輕。把勸務農桑、人口增加、土地開墾作為地方官吏考核的標準；設立“力田”官以勸農；實行貴粟政策以提高農產品價格；在“募民徙塞下”，實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還大力興辦水利事業，以促進農業生產。景帝后因採用晁錯的主張，削奪諸侯王封地，引起七國之亂，太尉周亞夫率軍三個月平定叛亂，自此中央權力鞏固，諸王毫無實力（史傑鵬，2007）。
竇太后是文帝的皇后，她做了23年皇后，16年皇太后，6年太皇太后。在這45年中，她極力推崇黃老之術，文帝和景帝都受到了她的影響。竇太後有個規定，就是自己的兒子和竇家的人只准讀老子的《道德經》，不準讀別的。她的孫子漢武帝即位后，要獨尊儒術，重用董仲舒等儒生，竇太後為此大發雷霆，逼著漢武帝罷免了一些官員，漢武帝第一次獨尊儒術的圖謀就失敗了。司馬遷記載說：“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史記·外戚世家》）
黃老政治的治國成效
漢初黃老政治寬刑簡政、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等政策的實施，使漢初社會經濟迅速得到復甦與發展，糧多得沒地放，銅錢多得沒線穿。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漢書·食貨志》也誇日：“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
在處理與諸侯王關係問題上，黃老之術的以柔克剛、以靜制動觀念也成為一種非常有效的潤滑劑。漢初諸侯王的勢力十分強大，其中尤以吳、楚、齊為最，其領地幾近“天下之半”。漢初全國人口大約有1300萬，而屬於諸侯王國的就有850多萬。這種政治格局，不僅使政府大量的納稅人口被剝奪，國家財政被嚴重侵蝕，而其存在及明顯的獨立傾向也使中央集權時刻面臨著被分裂的威脅。但文景二帝不是急於削藩，而是對諸侯王採取了長期的優容政策，如吳王劉濞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文帝反賜其几杖，允許其不預朝會。漢初以靜制動、以守為攻的策略，吳楚七國之亂不過3個月即被鎮壓，黃老之術起了重要作用（史傑鵬，2007）。
漢武帝獨尊儒術及其災難
研究道家理論者，都對漢武帝沒好感，因為漢武帝讓道家走下了政治聖壇，我們順便看看漢武帝怎麼把文景盛世變成了人間地獄。公元前140年，16歲的漢武帝上台，重用董仲舒，要求獨尊儒術。當時信奉道家黃老之學的竇太后還活著，朝中遵循黃老之治的官吏仍佔主流，所以第一次獨尊儒術失敗。5年後竇太後去世，21歲的漢武帝大權在手，真正實施了獨尊儒術的政策，結束了文景之治清靜守法的時代。漢武帝胡作非為，把文景之治多年積累的國力，短短几十年就耗幹了，西漢王朝由盛轉衰。楊鵬在《漢武帝是如何摧毀民營經濟的》一文中說：“漢武帝破壞傳統主要有三個：一是他摧毀民營經濟；二是他破壞法制；三是他窮兵黷武，拖垮了國家。”
首先將鹽、鐵、酒等重要行業強行收歸官營，由官府對重要物資的運輸和貿易進行壟斷。據漢書記載，官營後生產的鐮刀割不動草，官府就攤派。掠民。對民營工商業徵收重稅，責令民營商人自報財產。鼓勵告密，被告發者，沒收財物一半。於是告密一發不可收拾，《漢書》上說，“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等財產以上家庭都被告發了，結果是中等以上的工商業家庭全都破產了。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業者就有六七萬人，下層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數量，達到10多萬人，搞得“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
揮霍浪費。通過告密沒收“得民財以億計”，大量揮霍，蓋宮殿和游苑，大搞祭祀活動，四處巡遊天下，“取好女數千人，以填後宮”。
廢除刑律。推行“春秋決獄”，就是按孔子所著的著作《春秋》作為定刑判決的依據，隨意性極大，官員上下其手，冤假錯案滿天飛。
好戰無節制。公元前128年，在漢武帝28歲時，開始派大軍主動進攻匈奴，從此拉開了與匈奴30餘年的戰爭，初期漢軍取勝，中期雙方有勝有敗，後期全軍戰敗，龍城飛將李廣利兵敗投降匈奴。此後漢不復出兵。
後果嚴重。《漢書》上說，“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全國人口死亡過半。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鬼神，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
下詔謝罪。面對人口減半，饑民流民群起鬧事，漢武帝晚年也開始悔過了，下了一道向全國人民謝罪的詔書。漢武帝也是中國唯一一個向人民謝罪的帝王，他在《輪台罪己詔》中日：“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強調“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這是說，當今的任務是停止朝廷苛暴的政策，不準再隨便徵稅，全力從事農業生產，回到與民休息的政策中來。
垂拱而治與唐初貞觀盛世
垂拱而治是指垂衣拱手，什麼都不做就天下大治。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說：“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垂拱而治比無為而治更加積極生動形象，內涵上也不完全相同，還含有“四兩撥千斤”之意。但垂拱而治的本質與黃老政治是一樣的，都提倡“君無為而臣有為”。唐太宗曾談其治國體會：“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
尊老子為聖祖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自始至終尊老奉道的王朝。唐朝帝王對老子尊稱有加，自稱自己是老子的後裔，尊老子為聖祖，確定了道教為國教，並詔示天下，以抬高唐宗室的地位。唐高祖之後的幾代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等都尊道抑制其他教派的發展（汪錢，1981）。高祖李淵尊老子為始祖。唐高祖武德年間，不僅為老子立廟，還規定三教次序以道為先。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極力推崇老子，他說過“老子為帝室先系”，下詔擴建老子生地故里太上老君廟。第三代高宗李治在歷史上是對老子最為崇拜的，命王公百官及舉子皆習《老子》。他曾親臨太清宮拜謁老子，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封老子之母為“先天太后”，封老子之父為“先天太皇”，並下詔書改苦縣為真源縣，寓意為真理髮源地。武則天稱帝后並不遜色，尊老子母親為“先天太后”，於載初元年下詔改真源縣為仙源縣，意為老子是得道成仙之人，而老子生地則為仙之源，以表明武氏比別的朝代更捍衛老子及其思想的至尊地位。唐玄宗是唐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45年，對老子及道教的尊崇達到了頂峰。唐玄宗說老子是“萬教之祖，號日玄元，東訓尼父，西化金仙”，把老子列在孔子和釋迦牟尼之上，道教在儒、佛之上。唐玄宗不僅每晚對老子頂禮膜拜，還三次給老子封爵加號，撥款增修鹿邑老子生地廟宇。又下詔全國增建老子廟，並命各地鑄老子像（嚴耀中，1991）。
唐玄宗兩次註釋《道德經》
唐玄宗尊《老子》為《道德真經》，令崇玄學的生徒學習。同時科舉考試也把《道德真經》為科舉策試的經典之一，建立“道舉”制度。唐玄宗還下詔令玄學博士講老子，令各州縣推薦對《道德真經》有研究者，予以獎賞，以示鼓勵。唐玄宗特別喜歡《道德經》，說《道德經》“其要在於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理身則少私寡慾，以虛心實腹為務”。唐玄宗還兩度對《道德真經》進行註疏，並頒詔天下。唐玄宗首次注《道德經》時使用的是河上公本，這是當時官方普遍採用的本子，但唐玄宗對這個本子並不滿意，認為其中沒有反映出《道德經》的精義，於是重新加以註釋。唐玄宗為《道德經》做注，這本《道德真經注》是第一個皇帝注本。開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頒發推崇《道德經》的詔書，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勒令習讀使知旨要”。唐玄宗以行政手段推廣《道德經》，這也是《道德經》一書第一次受到這樣的“款待”。開元二十一年，唐玄宗又頒布全國，命各州縣鐫刻，供人誦讀（劉韶軍，1997）。
垂拱而治與貞觀盛世
開元二十五年正月，唐玄宗在朝中“首置玄學博士”，每年都像科舉中的明經科一樣考試，推崇以老子《道德經》為宗首的道家學說。唐玄宗把《道德經》列入科舉考試，並註釋推廣《道德經》，應該是務實之舉，以提高治國水平。唐玄宗也曾說註疏《道德經》的宗旨是“取之於真，不崇其教，理國之要，可不然乎”。很少玄理的探討，更少宗教性的詞語，從務實主義出發，著重闡述的是治國理身的理論。
李唐一朝，“內用黃老，外示儒術”，成為國家政治基石。因此，唐朝在大尊道教的同時，也大力倡導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術，注重德治，一邊輕徭薄賦，一邊垂拱而治，所以造成了唐初天下大治，邊地蠻夷都來歸服的局面，開創了“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常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強調要輕徭薄賦。唐太宗曾在《貞觀政要》中，如此敘述了他治國的深切體會：“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唐太宗還在詔令中曾說：“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改張，闡茲玄化”，百官“各當其任，則無為而治矣”。唐太宗甚至關心起老百姓的婚配問題，據《新唐書·太宗本紀》載：貞觀元年，“下令老百姓男子二十歲、女子十五歲以上者沒有配偶的，由州縣政府以禮為他們聘娶；因家庭貧困而沒有經濟能力婚配者，鄉里的富人以及親戚共同出資操辦”。唐玄宗李隆基也竭力推崇道家思想，在其親撰《御注道德真經》和《御注道德真經疏》中，他寫道：“順天之時，順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則群臣輻湊，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為之道也。”
明初休養生息政策與仁宣之治
明太祖是中國第一個平民皇帝，從小放豬放牛為生，當過和尚討過飯，歷經磨難。因此，明太祖深知民苦之源，力推“休養生息”政策。明朝從太祖到宣宗，是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得到發展，文化相對繁榮，國力強盛的時期，史稱“仁宣之治”。這與明太祖開啟的“休養安息”政策是分不開的。
明太祖註釋《道德經》
明太祖是中國歷史上四位註釋《道德經》的皇帝之一，放牛娃出身的明太祖要親自註釋《道德經》，可見明太祖對道家理論的重視程度。明太祖在《御注道德經》序中說，自己即位以來，迫切了解前代聖人的治國哲理，“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穹蒼之切”。於是問道多人，終於發現《道德經》，認為此書“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意奧”。他反覆體會，想試註釋，“用神盤桓其書久之，以一己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來。恐今後人笑，於是弗果”。他認為此書價值重大，因此注之，“朕雖菲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注耳”（劉韶軍，1997）。明太祖結合自己的閱歷體會，將自己對《道德經》的真實理解一一寫出，成為罕有的皇帝注道德經。朱元璋所注未必就完全契合老子的原意，但此注是朱元璋自注，絕大部分是他自己對道德經的理解，這對我們研究他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他在《御注道德真經》中，闡述了他對“無為而無不為”的理解：“道治天下，專其志而守之，所守在心，所為居衷，無形無影，乃道常存，即是無為無不為。”同時大力倡導“君無為而臣有為”的觀點：“君子之持身行事，國王治國以陳綱紀，豈無知而無為？在動以時而舉必善，君子可以利人，國王可以利萬物，即愛民治國者也。”（劉韶軍，1997）
明初休養生息與仁宣之治
明太祖從叫花子到皇帝，平生最恨的就是貪官污吏，最同情平民百姓。因此，明初的吏治是歷代王朝中最為嚴酷的，他曾經6次大規模肅貪，15萬貪官人頭落地，駙馬、侄兒、宰相等都成刀下鬼。但明太祖對待老百姓還是非常寬厚的，他常警告群臣“天下初定，百姓財力匱乏，好比新樹不可折枝，小鳥不可拔羽”。明朝初年，人口減少，田地荒蕪。為安定社會和增加財政收入，明太祖採取休養生息政策，政府獎勵墾荒，又招集流亡農民，開墾荒地，免除三年的勞役和賦稅；要各地駐軍屯田墾荒，做到糧食自給。他還興修水利，獎勵植棉種麻。到明太祖後期，田地大量開墾，軍隊糧食基本自給，政府稅收大大增加（劉韶軍，1997）。
《道德經》對明初“休養生息”政策的影響很大，明太祖在其《御注道德真經》序中，講述了對犯人從極刑改為勞役的原因，“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吳晗《朱元璋傳》引述了此段史實，並說：“由此可見，明初處罰官吏到淮、泗一帶屯田工役的辦法和《道德經》的關係。”
明太祖后建文帝即位，建文帝是個愛民如子的仁慈皇帝，即位之後一改洪武時期緊張的吏治氣氛，對先朝的政治實行改革，重德省刑，銳意文治，均免賦役，精簡機構，革除冗員，還選派24人分巡天下，興辦利民之事。建文帝在位四年間，撤銷了9個州39個縣以及大批冗官冗吏和稅務機構，為百姓和官吏都創造了一個寬鬆的環境，使中國大地吹過了一陣清風。但建文帝過於仁慈害了他，燕王起兵后他堅持“我要活的叔父”，讓燕王多次死裡逃生，燕王奪得皇位后，朝內轉投永樂帝的文臣只有24人，而自殺的卻有千人，可見建文帝在文臣中地位是相當高的（高陽，2006）。
永樂帝后仁宗在公元1424年即位，他效法文景之治的做法，開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廢除了古代的宮刑，停止寶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採辦珠寶；下令減免賦稅，對災區無償給以賑濟，開放一些山澤供農民漁獵，寬待流民。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明朝進入了一個穩定強盛的時期，也是史稱“仁宣之治”的開端。明仁宗雖然在位時間僅10個月就去世了，但仍無愧於一代仁君的稱號（高陽，2006）。
宣宗即位後繼續推行仁宗的與民休養生息政策，任賢納諫，君臣關係融洽，經濟也穩步發展，政治較為清明，出現了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宣宗在位僅10年，染不明之疾而逝，但他可算是一位稱職的皇帝，他對明王朝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被史學家稱之為太平天子、守成之君，讓明王朝的“仁宣盛世”達到了頂峰（高陽，2006）。’
道家理論與中國歷史興衰
縱觀道家思想的治國實踐，經邦找到一個規律，那就是歷史上一些朝代開國前期，統治者採取道家的無為而治、垂拱而治、休養生息、輕稅減賦等思想治理國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特別是漢初的黃老政治成為後世效法的典範。
在中國歷代王朝中，秦朝利用法家理論立國，但動輒殺人的嚴刑峻法，不可能長久持續下去，正如老子所說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縱觀歷代王朝興衰與道家關係如下：秦朝興於法家，亡於法家；漢朝興於道家，亡於儒家；唐朝興於道家，亡於佛教；宋朝；亡於儒家；元朝興於法制，亡於佛教；明朝興於道家，亡於儒家；清朝興於道家，亡於儒佛。歷史和現實充分證明了國家的興衰是取決於文化，而不是制度。當代社會學奠基人馬克斯·韋伯的“文化決定論”在某種意義上有其合理性。
其實道家和儒家對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關係，早在2000多年前，司馬遷就有了明確的結論，歷代統治者讀《史記》時對此不聞不見，更有儒生批評司馬遷有偏見。司馬遷指出道家是簡單易行、事半功倍的治國理論，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說道家“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馬遷反過來批評儒家繁文縟節多，勞而少功，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
台灣著名學者南懷瑾在《老子他說》中說：“細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會發現一個秘密。每一個朝代，在其鼎盛的時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秘訣，簡言之，就是‘內用黃老，外示儒術’。自漢、唐開始，接下來宋、元、明、清的創建時期，都是如此。內在真正實際的領導思想，是黃老之學，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所標榜的，即在宣傳教育上所表示的，則是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但是這只是口號，只是招牌而已，亦可以旁借‘掛羊頭賣狗肉’的市井俚語來勉強比擬，意思就是，講的是一套，做的又另外是一套。”（南懷瑾，2007）
西方人對道家理解遠比中國人深刻，國人把道家說成是隱士玄學，但西方人都知道這是一種簡單的治國術，他們把黃老道家譯為“工具性道家（In—strumentalTaoism）”，所謂工具性當然是表示簡便操作能使用。這種譯法太重要了，他在名稱上就為首次接觸道家的人留下了工具性的概念。·
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在100年前就看出了道家促進發展的道理，他在《儒教與道教》中說：“就自然經濟而言，自給自足的經濟觀念與‘道法自然’的哲學觀、倫理觀是相得益彰的。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每當道家（道教）思想被認可的時期（例如唐初），經濟的發展是較好的，社會是豐衣足食的。道家重生，不僅體現在看重個體生命，也體現在看重社會整體的生計發展。”韋伯反過來批評儒家、佛家是經濟發展的禍害，認為“這或許是因為儒、佛內含的道德禁慾思想抑制了中國自然經濟的發展慾望”。
美國明道大學校長、道學基金會主席張緒通認為：“整個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朝代，即漢代與唐代奉行道的哲學。這兩個帝國是當時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運、最先進的國度。監獄是空的，遺落在街道上的貴重東西沒有人撿，所有國民充滿自信。這是因為這兩個朝代的政府達到了禮制與正義政府的水準。歷史學家把這兩個朝代稱為中國的黃金時代。”（張緒通，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