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書記
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的五位中央書記處書記
1945年4月2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即將取得最後勝利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這次會議，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召開的，大會取得了圓滿的成功，成為中國共產黨發展上一次空前的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中，明確規定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從此以後至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中央“五大書記”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後來的實踐證明，中共“七大”產生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是一代政治上成熟、緊密團結合作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的身上，肩負著中國的前途與希望。
西柏坡紀念館前的五大書記銅鑄像
毛澤東
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領導長沙、安源等地工人運動。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1924年國共合作后，在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都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曾在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主編《政治周報》，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他提出“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並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到湖南、江西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接著率起義部隊上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同朱德領導的起義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他任黨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朱德任軍長。以他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在國民黨政權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發展武裝鬥爭，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和全國政權的道路。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對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了闡述。1930年5月，寫《反對本本主義》，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同年8月，紅軍第一方面軍成立，任總政治委員。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選為主席。1933年，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從1930年底起，同朱德領導紅一方面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領導集團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後，將毛澤東排斥於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他們執行不同的戰略和政策，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1934年10月，參加紅一方面軍長征。長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召開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10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結束長征。12月，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經過長徵到達甘肅境內，先後同紅一方面軍會師。同年12月，同周恩來等促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這成為由內戰到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時局轉換的樞紐。1936年12月，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7年夏，寫《實踐論》和《矛盾論》。
抗日戰爭開始后，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努力發動群眾，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建立了許多大塊的抗日根據地。這些抗日根據地大部分是在華北山區，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蘇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原則。在抗日戰爭時期，他發表《論持久戰》、《〈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1942年，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糾正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使全黨進一步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基本方向，為奪取抗日戰爭和全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1943年，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生產運動，渡過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同年3月，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開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大會制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戰略。毛澤東思想在這次大會上被確定為中共的指導思想。他從七屆一中全會起至1976年逝世為止，一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戰爭勝利后，針對蔣介石企圖消滅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的現實，他提出“針鋒相對”的鬥爭方針。1945年8月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表明中國共產黨爭取國內和平的願望。
1946年夏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積極防禦，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來、任弼時轉戰陝北，指揮西北戰場和全國的解放戰爭。1947年夏，中國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在以他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經過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和1949年4月渡長江以後的作戰，推翻了國民黨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並作重要報告，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到城市，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的各項基本政策，號召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7月1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規定了人民共和國的政權的性質及其對內對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他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總任務。同年10月，迫於美國軍隊攻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威脅中國東北部的形勢，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進行抗美援朝戰爭。1950～1952年，在他的領導下，進行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開展了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和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1953年，按照他的建議，中共中央宣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開始有系統地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在這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任職到1959年。1956年4月，作《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這個講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已經轉變為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但是這個方針後來沒有得到認真地執行，因而導致了以後的一系列指導工作上的錯誤和挫折。1957年2月，他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提出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中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發動“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主持召開廬山會議。他本想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在會議後期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會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從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下，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初步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使國民經濟得到比較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在這期間，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糾正了農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錯誤。但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1963～1965年，發動農村和城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正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50年代開始，他領導中共同蘇共領導人奉行的大國主義和干涉、控制中國的企圖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66年，由於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個運動因受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操縱而變得特別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預計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續十年之久，使中國許多方面受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不讓江青、張春橋等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在對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和中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並且開始打開對外工作的新局面，為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澤東在他的晚年雖然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不可爭論的功績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國人民的崇敬。中國共產黨在他逝世5年以後，對他的全部革命活動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員會決議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評價。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澤東選集》（四卷）、《毛澤東文集》（八卷）。
朱德
1886年12月1日生於四川省儀隴縣一個佃農家庭。1909年到昆明考進雲南陸軍講武堂，同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團體中國同盟會。1911年在雲南參加辛亥革命武裝起義。1915年參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戰爭。1917年任滇軍旅長，在四川參加反對北洋軍閥段祺瑞的護法戰爭。1921年任雲南陸軍憲兵司令部司令官，雲南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等職。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他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1922年為尋求革命真理赴德國，在柏林結識周恩來和其他共產黨人，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德國格丁根市一所大學里留學。1925年返柏林，當選為中國國民黨駐德支部執行委員，因積極從事革命活動兩次被德國政府逮捕，並被驅逐出境。隨即到蘇聯學習軍事。1926年夏回國，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軍隊中進行革命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創辦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培訓革命軍事幹部。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后，參加領導八一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第九軍軍長。起義軍南下廣東后，主力在潮汕地區被國民黨軍隊擊敗，他率領余部轉至湖南南部，發動農民起義，建立蘇維埃政權。1928年4月率部萬餘人上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隨即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他和毛澤東指揮部隊多次戰勝國民黨軍的“進剿”、“會剿”，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929年和毛澤東率部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進軍，為建立中央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1930年8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他先後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指揮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四次大規模軍事“圍剿”。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貴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長征途中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分裂共產黨和紅軍的活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不久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率領八路軍開赴華北前線，協同國民黨軍隊對日作戰，取得平型關等戰鬥的勝利，爾後指揮八路軍各部深入敵後，開展游擊戰爭，建立和擴大了許多抗日根據地。曾先後兼任第二戰區東路軍總指揮和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指揮所轄部分國民黨軍隊與八路軍共同作戰，維護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局面。1940年返回延安，提出“南泥灣政策”，開展大生產運動，以打破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封鎖。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解放戰爭中，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1947年同劉少奇等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到華北進行中央委託的工作。他親臨華北前線指導作戰，取得了清風店、石家莊戰役的勝利，開創了攻克堅固設防城市的先例。在戰略決戰階段，他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1949年4月和毛澤東一起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長江南下的作戰命令，最後推翻了蔣介石在中國大陸的統治。
他在長期的軍事生涯特別是革命戰爭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並逐步形成一整套適合人民軍隊建設和作戰需要的關於帶兵、練兵、養兵、用兵等重大軍事問題的理性認識。在中國紅軍初創時期，他同毛澤東共同總結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成為紅軍游擊戰爭的基本指導原則。以後又寫了許多軍事論文，論述運動戰、山地戰、隘路戰、遭遇戰、追擊戰、襲擊戰、攻堅戰、殲滅戰等戰術思想，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在第二、三、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連續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在1956年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並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他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參與制定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他極其關心並積極主張加強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及時提出一系列正確的建軍方針和原則，對陸、海、空和裝甲兵、炮兵等諸軍兵種的建設和發展，對軍事院校工作和培養現代軍事人才等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為了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他把更多的精力用於調查研究，對發展工業、礦業、農業、商業、外貿、財政、交通等項事業，都提出過不少中肯的意見和重要的主張。他一貫主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和實行多種經營方式，主張勤儉建國、勤儉持家。對於經濟建設中“左”的錯誤，提出糾正意見。建國初期，兼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為加強執政黨的建設，維護黨的組織紀律，克服黨內各種不良傾向，保持黨的優良作風，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還多次出國訪問、會見外國領導人，增進了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友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曾遭到林彪、江青集團的侮辱和打擊，但受到毛澤東的保護。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選集》。
劉少奇
1922年回國從事工人運動，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前身）工作。不久，受黨的委派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代主任、主任。1925年5月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在上海、天津、北平、哈爾濱等地從事秘密工作。1930年夏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局委員。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回國，任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部長。1932年冬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中共福建省委書記。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團、第五軍團中共中央代表和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在貴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1936年春赴華北，任中共中央代表，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對過去中共黨的秘密工作中的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進行了系統的批評，提出了關於白區工作的正確的理論和策略。
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堅持黨的深入敵後、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領導了華北抗日根據地和山西抗日新軍的創建工作。1938年11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後，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組織力量深入華中敵後，開展游擊戰爭。1941年皖南事變后，出任新四軍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和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同陳毅等一起重建新四軍軍部，扭轉了新四軍的困難處境，恢復和發展了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抗日武裝力量，擴大了華中抗日根據地。1942年底回到延安。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45年5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科學地概括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精闢地提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組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個穩定成熟的領導集體。
抗日戰爭勝利后，在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主持作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決策。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同朱德等轉移到華北，負責中央委託的工作。7月，在西柏坡主持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中國土地法大綱》，確定了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基本方針，進一步推動了共產黨領導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1949年3月，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參與制定奪取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及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的重大戰略決策。4月、5月間，受毛澤東的委託，赴天津調查研究，扭轉天津經濟恢復工作中的混亂局面。6月，率中共代表團赴蘇聯訪問，同斯大林商談兩黨關係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問題。
1949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隨後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他在制定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的方針政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50年他主持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等文件，成為建國初期指導全國各地土地改革健康發展的基本依據。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併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提出把中國儘快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規定了方向。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副主席。1959年4月，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60年代初期，中國的經濟發生了嚴重的困難，他深入實際，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明確提出要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並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一起制定了一系列注重實效的政策措施，支持和指導實施“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正確方針，使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長期主持中央一線的工作，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為尋找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進行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許多獨具特色的思想理論。他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建立和施行進行了開拓性的工作。他在黨的建設方面有突出的重要建樹，所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等，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黨的建設的理論。1960年、1963年和1964年他先後出訪蘇聯、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越南、朝鮮、巴基斯坦、阿富汗、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國）等國，發展了同這些國家的友好關係。1965年1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他受到錯誤的批判，遭到林彪、江青集團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殘，被撤銷一切職務。在最艱難的時刻，他仍然對黨和人民、對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充滿信心，堅信“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開封病逝。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恢復劉少奇的名譽作出專門的決定。主要著作收入《劉少奇選集》（上下兩卷）。
周恩來
1924年秋回國，在國共合作期間任廣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黨代表等職，並先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兩次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創建了行之有效的軍隊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3月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臨近上海的情況下，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趕走了駐守上海的北洋軍閥部隊。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一起於8月1日在江西南昌領導武裝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1928年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後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為保證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為聯繫和指導各地區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為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離開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對實際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並繼續被選為中央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武力拘禁蔣介石的“西安事變”后，任中共全權代表與秦邦憲、葉劍英等去西安同蔣介石談判，和張、楊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使團結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戰爭時期，他代表中共長期在重慶及國民黨控制的其他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團結各方面主張抗日救國的力量，並先後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堅持國共合作，積極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的危險。在1945年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抗日戰爭勝利后，為制止內戰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並領導了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軍事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1946年後，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解放戰爭，同時指導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一直任政府總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長；當選為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屆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四屆主席。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務。1949～1952年他成功地組織領導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均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一五”計劃期間，他領導了以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1954年他提出建設現代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化目標，組織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推動了國家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1961～1965年為糾正“大躍進”帶來的失誤，扭轉經濟困難局面，他和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他強調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穩妥，綜合平衡。他特別關注水利建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並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對社會主義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給予特殊的關注，指導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績。
他參與制定和親自執行重大的外交決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協助毛澤東指揮中國人民志願軍作戰，並擔負了後勤保障的組織工作，領導了中國代表團的停戰談判。1954年率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協議，使越南（除南方外）、寮國、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他代表中國政府提出作為國與國關係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使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積極貫徹。他先後訪問過亞洲、非洲、歐洲幾十個國家，接待過大量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和友好人士，為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非常困難的處境中，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使黨和國家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維持國民經濟建設；為保護大批領導幹部和民主人士，恢復和落實黨和國家的政策，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團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在挫敗林彪、江青集團種種分裂和奪權陰謀活動中，起到了控制和穩定局勢的重要作用。他為開拓外交新局面，實現中美緩和、中日關係正常化和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貢獻。
1972年他被診斷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堅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國共產黨重新提出在中國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目標，鼓舞了人民戰勝困難的信心。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極廣泛的悼念。由於他一貫勤奮工作，嚴於律己，關心群眾，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1976年4月清明節前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大批黨員、工人、學生、幹部甚至士兵和農民，為了紀念他，也為反對當時還當權的“四人幫”，舉行自發的集會，被稱為“天安門事件”，並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抗議運動，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群眾基礎。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選集》。
任弼時
1924年秋回國，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江浙皖區委委員，任教於上海大學。1925年1月當選為團中央執行委員，擔任組織部主任。積極領導青年參加“五卅”愛國運動。同年7月任團中央總書記。10月任中共中央軍事運動委員會委員。1927年5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同月，主持召開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團中央執行委員，繼任團中央總書記。同陳獨秀右傾錯誤作鬥爭。國共合作破裂后，於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積極主張土地革命，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與李維漢、羅登賢留在國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起草《城市農村工作指南》等中央文件，為糾正盲動主義、復興革命起了推動作用。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1928年和1929年先後兩次被捕，受嚴刑折磨，堅貞不屈，后經組織營救出獄。1930年任湖北省委書記、中共長江局委員、武漢市委書記，蘇區中央局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1年出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3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團赴江西蘇區，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12月任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及黨校校長。
1933年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湘贛軍區政治委員。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1934年8月奉命率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突圍西征，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路，任中共中央隨軍代表、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同年10月底，與賀龍率領的紅三軍會合（會合后恢復紅二軍團番號），共同開創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任紅二軍團政治委員。11月底任中共湘鄂川黔邊臨時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1935年11月與賀龍等率紅二、紅六軍團突圍長征，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同月，根據中央軍委命令，以紅二、紅六軍團及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任政治委員，堅定地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維護黨的團結，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作鬥爭，力促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10月任中國抗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12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中共中央軍委華北分會委員、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懷等率八路軍開赴山西前線抗戰。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系統地彙報中國抗戰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闡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取得了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1940年3月回國，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協助毛澤東領導整風和大生產運動，並受中央委託主持《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與毛澤東、劉少奇組成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1945年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組成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1946年後，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轉戰陝北，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解放戰爭，制定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和開展土地改革工作。
1949年初，指導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被推選為團中央名譽主席。同年11月赴蘇聯就醫。1950年5月回國。同年10月27日病逝於北京。主要著作收入《任弼時選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