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嗣昌(1588年—1641年),字文弱,一字子微,自號肥翁、肥居士,晚年號苦庵,湖廣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中國明朝後期大臣、詩人。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進士,崇禎十年(1637年)出任兵部尚書,翌年入閣,深受崇禎皇帝信任。面對內憂外患的時局,楊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張網”之策鎮壓農民軍,同時主張對清朝議和。但他的計劃沒能成功,於崇禎十二年(1639年)以“督師輔臣”的身份前往湖廣圍剿農民軍。雖然在四川瑪瑙山大敗張獻忠,但隨後被張獻忠致敵戰術牽制,疲於奔命。
崇禎十四年(1641年)張獻忠破襄陽,殺襄王朱翊銘,楊嗣昌已患重病,聞此消息后驚懼交加而死(一說自殺),享年五十四歲。
大事件
楊嗣昌浮雕
萬曆十六年
戊子(1588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於明朝湖廣常德府
武陵縣,他是三代單傳之獨子,父親是楊鶴,官至兵部右侍郎、三邊總督。武陵楊氏原籍
安徽郎溪,在洪武年間因
詿誤而發配武陵充軍,後代逐漸崇尚文學,追逐功名。楊嗣昌在家風熏陶下,自幼潛心讀書,埋頭科舉。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中
舉人,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
進士及第,開啟了從政生涯。
步入仕途后,歷任
杭州府學教授、南京國子監博士、
戶部福建司主事、戶部江西司員外郎等官職。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擢戶部郎中,同年十二月至天啟二年(1622年)五月遷
南京戶部新餉司郎中。
天啟二年(1622年)五月初二日剛上任就替登萊巡撫袁可立向皇帝請餉,
天啟五年(1625年)其父楊鶴亦被魏忠賢罷官,返鄉與楊嗣昌一起隱居,過著優遊林下的生活。
天啟七年(1627年)九月信王朱由檢即位,是為崇禎帝。不久后,
魏忠賢被扳倒,楊鶴、楊嗣昌父子亦先後被起用。崇禎帝還未登基時,就看過楊嗣昌的《地官集》等書,讚歎楊嗣昌的才能。
崇禎元年(1628年)楊嗣昌分巡河南
汝州道,加右參政,不久后移
霸州道。
崇禎四年(1631年)九月遷整飭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道。此時,他的父親楊鶴因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任上招撫流寇神一魁失敗,被下獄論死,楊嗣昌聞訊后三次上疏請求辭職,以代父罪。結果崇禎帝免了楊鶴的死罪,而改戍江西袁州,然而卻沒有讓楊嗣昌辭職,還多次溫言撫慰,激勵他盡職任事。
崇禎五年(1632)五月被任命為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海關)、永(平府)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他在任內整飭防務,修築山海關兩翼城。
崇禎七年(1634年)九月被提拔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鎮總督,赴任后六次上疏陳述邊事,並主張開礦招工以瓦解亂黨,多所規劃,給皇帝的印象是異才可用。不久后,楊鶴去世於袁州,楊嗣昌回家
丁憂,一年後又遭繼母丁氏之喪。
崇禎九年(1636年)十月命楊嗣昌接任兵部尚書。楊嗣昌三疏請辭,崇禎帝不許。
崇禎十年(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開始活躍於政治舞台的中心。
楊嗣昌出任
兵部尚書時,明王朝已陷入內憂外患的泥潭中,清軍多次入塞,威脅明朝京師安全;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幾十萬起義軍在中原流動作戰,更是明朝腹心之患。楊嗣昌蒞任前的崇禎九年(1636年)七月,陝西巡撫孫傳庭在黑水峪大破起義軍,生擒
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轉。楊嗣昌在
守制時關心時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書後就已對明朝的未來有了詳細的規劃,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於筆札,富有辯才,每次皇帝召見時,都能思如泉湧,侃侃而談,與前任兵部尚書的獃滯木訥之狀迥然不同,因此崇禎帝每次召見他的時間都遠遠超過規定時間,對他幾乎言聽計從,甚至驚嘆:“用卿恨晚!”
楊嗣昌對明朝未來的規劃可歸納為三點:一、
攘外必先安內;二,足食然後足兵;三、保民方能蕩寇。其對策主要集中於前兩點。對於第一點,他認為天下大勢好比人的身體,京師是頭腦,宣、薊諸鎮是肩臂,黃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如今形勢是烽火出現於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亂於腹心之內,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圖緩,內憂更不能忽視,因為它流毒於腹心,如果聽任“腹心流毒,臟腑潰癰,精血日就枯乾”,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張先與清朝和談,穩住京師附近的局勢,專心致志、一鼓作氣的剿滅農民軍。對於第二點,他建議增兵12萬,其中步兵74000人,馬兵36000人,並增加餉銀280萬兩,採取均輸、溢地、寄監學生事例、驛遞四個途徑。於是崇禎帝在他的建議下先後向民眾加派剿餉和練餉。
楊嗣昌所提的三點綱領,都是為了實現他“
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圍剿計劃來服務的。這一計劃的執行依靠的是五省總督洪承疇和五省總理王家楨的配合,洪承疇已在圍剿農民軍的過程中頗建功勛,但王家楨被楊嗣昌認為是個庸才,不堪此任,於是楊嗣昌經密友禮部侍郎
姚明恭的介紹,向崇禎帝推薦了兩廣總督熊文燦接替五省總理。
各省督撫在楊嗣昌的指揮下,圍剿農民軍有了很大進展,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二月,湖廣農民起義軍領袖劉國能、張獻忠先後受熊文燦招撫,楊嗣昌鑒於其父招撫失敗的教訓,提出反對意見,並主張劉、張等殺賊自效才可信任,崇禎帝和熊文燦急於招安,楊嗣昌只好順從皇帝意見,相信了農民軍的投降。結果劉國能確實效忠明朝,但張獻忠卻是假招安,最終和李自成一起埋葬了大明江山。而此時的闖將李自成正在洪承疇、孫傳庭等的窮追不捨下勢力銳減,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率
劉宗敏、
田見秀等十八騎逃亡
商洛山中。楊嗣昌所說的“十年不結之局”似乎就要走到盡頭。
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力主對清妥協,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盜”。同年五月三日,崇禎帝在中極殿以“剿兵難撤、敵國生心”為主題策試大臣,楊嗣昌在策論中以天象引入話題,接著列舉歷史上天象示警與異族關係的故事,儘管多數朝臣反對此議,但崇禎帝卻非常賞識,加上楊嗣昌
無偏無黨、勇於任事,崇禎帝對他更加信任,於當年六月提拔楊嗣昌為
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掌
兵部事,故人稱“楊閣部”。
楊嗣昌作品
崇禎十二年(1639年)三月清軍方才揚長而去。事後追究責任時,楊嗣昌雖被彈劾,但崇禎還是保住了他,並感慨:“大事幾成,為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於此!”
崇禎十一、十二年之交的清兵入塞,使局勢急轉直下。不但楊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和談計劃化為泡影,十面張網戰略也因為洪承疇、孫傳庭被調入京師勤王而使農民軍死灰復燃,逐漸成為一張破網。張獻忠在
谷城厲兵秣馬一年有餘,終於在崇禎十二年(1639年)五月再舉反旗,李自成前去會合,八月以後又分東西兩頭行動,至此“撫局”破產,明朝內地再度陷入干戈擾攘之中。自清兵入塞以後,就承受巨大壓力,不僅
李希沆、王志舉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責任,他本人也屢次上疏引咎辭職。
崇禎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五日下旨命楊嗣昌督師平寇,賜
尚方寶劍。
楊嗣昌墓碑
崇禎十三年(1640年)二月,楊嗣昌麾下的總兵左良玉在川東
夔州府太平縣(今四川萬源)瑪瑙山大敗張獻忠,楊嗣昌報捷戰果“
斬馘三千六百二十,墜岩谷死者無算。”張獻忠的妻妾高氏等和軍師
潘獨鰲都被俘虜,押往襄陽。崇禎帝聞訊大喜,不僅加封左良玉為太子少保,還親筆慰諭楊嗣昌。但是,由於楊嗣昌沒能處理好諸將關係,導致左良玉和
賀人龍兩員驍將都不肯聽命,陝西總督
鄭崇儉也對他陽奉陰違。八月,官軍在夔州府大昌縣土地嶺吃了敗仗,局面再度惡化。
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張獻忠又在開縣黃陵城大破
猛如虎所部,出川直趨襄陽。與此同時,一直被圍困在
奉節魚腹山的李自成也利用左良玉與楊嗣昌的矛盾,突圍轉進河南,並攻陷了
洛陽,處死皇叔福王
朱常洵。二月五日,楊嗣昌一直認為安全的行營
襄陽為張獻忠所奇襲,襄王
朱翊銘被殺。二月二十八日,楊嗣昌為追擊出川的張獻忠而行軍至
夷陵(今湖北
宜昌)時,得知洛陽、襄陽相繼失守及二王被殺的消息時,深感無顏面對皇帝,徹底崩潰。從此楊嗣昌飲食不進,走到
荊州沙市徐家園時便卧床不起,一切事務交給監軍
萬元吉處理,並通知家屬來荊州見他最後一面。三月初一日,楊嗣昌死於沙市。
針對愈演愈烈的
明末農民起義,楊嗣昌奪情起複兵部尚書後,就於崇禎十年(1637年)四月十六日在《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中向崇禎帝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網”的剿匪戰略。楊嗣昌將農民軍重點活躍的
陝西、河南、
湖廣、
鳳陽作為“四正”,這四處的
巡撫對農民軍以剿為主,以防為輔;將“四正”周邊的
延綏、
山西、
山東、應天、
江西、
四川作為“六隅”,這六處的巡撫對農民軍以防為主,以剿為輔。“四正六隅”合為“十面網”,如果農民軍在陝西,那麼陝西、四川、湖廣、河南、延綏、山西各巡撫張網六面合圍;以此類推,農民軍出現在“四正”任一地區,都會有六個巡撫張網以圍困之,而
五省總督和五省總理則負責剿殺。這是楊嗣昌抓住農民軍流動作戰的特點,而精心設計的圍堵戰略。
楊嗣昌鑒於農民軍主要活動於夏秋兩季,冬春兩季天寒地凍不便流動,所以他選擇今冬明春(十二月、正月、二月)三個月作為圍剿之期,把主戰場擺在河南、陝西兩省,分別包圍,各個擊破,決不能讓盤踞在陝西的闖將(李自成)、過天星(
惠登相)等部進入河南,也不能讓河南、湖廣等處的各部與之會合。為此,嚴令
陝西巡撫阻斷於商南、雒南,
鄖陽撫治阻斷於鄖陽、襄陽,湖廣巡撫阻斷於德安、黃州,安慶巡撫阻斷於英山、六安,鳳陽巡撫阻斷於潁州、毫州,應天巡撫堵於潛山、太湖,江西巡撫堵於黃梅、廣濟,
山東巡撫堵於徐州、宿州,
山西巡撫橫截於陝州、靈寶,保定巡撫飛渡延津一帶。然後五省總理熊文燦率邊兵,監軍太監劉元斌率禁軍,河南巡撫率
左良玉、
陳永福部,同心并力,合剿中原,擺出不盡不休的架勢。倘闖將、過天星等部越潼關東出,則總督洪承疇率左光先、曹變蛟、
祖大弼等部追蹤東出,務求合殲於中原。對於這樣的布置,楊嗣昌顯得信心十足,向皇帝保證:“下三個月苦死工夫,了十年不結之局”。
雖然楊嗣昌未能完成“三月滅賊”的許諾,但在之後一年中確實起效,張獻忠走投無路,接受招安,李自成被追剿得僅剩十八騎,其他各支農民軍也相繼表示投降,風雨飄搖的明王朝一度有迴光返照之象。但楊嗣昌與滿清和談的計劃流產,導致崇禎十一年(1638年)冬
清兵入塞,崇禎帝急忙把圍剿農民軍的洪承疇、
孫傳庭等調入京師勤王,楊嗣昌非常反對,力爭:“賊未絕種,承疇、傳庭宜留一人於彼鎮壓。”崇禎帝為解燃眉之急,拒不接納。隨著崇禎十二年(1639年)五月
張獻忠再舉反旗,楊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網”的計劃宣告破產。
《明史》稱楊嗣昌“積歲林居,博涉文籍”。他在常德居住時間比較長,與來游的公安派文學家
袁宏道、
袁中道兄弟,竟陵派文學家
鍾惺等人,有詩文酬答。他諳悉先朝故事,工筆札,詩文奇辟,其文學作品主要創作於
崇禎以前。其文學的貢獻是:刊有《楊文弱集》、《楊文弱先生集》、《武陵競渡略》、《野客青鞋集》、《地官集》等詩文集。其詩文的特點是:主要為寄情山水之作,記述家鄉美景,文字間流露出豪放的熱情。因此他被稱為“被遺忘的文學家”。
楊嗣昌在常德歷史上也有一定影響。他於崇禎十一年,奏請修繕
常德府城,“三年而完工,撤舊易新,極其壯固”(嘉慶《常德府志·城池》),至今常德仍有楊閣老“城加三尺,橋修七里,街修半邊”的傳說;他根據酈道元的《水經注》實地考證了桃源境內沅江的各個風景點,為深度開發桃花源做出了貢獻。
《野客青鞋記》《樂飢園詩集》
名稱 | 備註 |
《地官集》 | 楊嗣昌在戶部任職時的公文 |
《撫關奏議》 | 楊嗣昌任山永巡撫時的公文 |
《宣雲奏議》 | 楊嗣昌任宣大山西總督時的公文 |
《中樞奏議》 | 楊嗣昌任兵部尚書時的公文 |
《督師載筆》 | 楊嗣昌任督師輔臣時的公文 |
《武陵競渡略》 | 楊嗣昌記錄家鄉武陵龍舟競渡風俗的書 |
《楊文弱集》 | 崇禎末年刻本 |
《楊文弱先生集》 | 清代傳世抄本 |
關係 | 人物 |
父親 | 楊鶴 |
母親 | 陳氏 |
夫人 | 尹氏 |
兒子 | 楊山松 |
楊山槂 |
楊山梓 |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明朝尚未顯示亂象,時任戶部郎中的楊嗣昌在一次奏疏中述說淮北、江浙地區由於年成不好,米價昂貴,民心思動的狀況,憂心忡忡地提醒皇帝:“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賊,誰為我皇上催科者?”後世史學家
計六奇感嘆道:“百姓自己作賊六字,十年來不幸而中!”
崇禎四年(1631年),楊嗣昌之父楊鶴出任
三邊總督,負責招撫流寇,流寇領袖
神一魁降而復叛,
崇禎帝對此怒不可遏,於當年九月二十三日下令將楊鶴逮捕入京。時在山海關任職的楊嗣昌在三天後接到邸報,立即向崇禎帝上疏請求代父承罪,意欲皇上看在父子兩代效忠朝廷這點上,從輕發落,崇禎帝不允。不久,楊鶴遣戍江西
袁州。三年後,崇禎帝提升楊嗣昌為宣大山西總督,楊嗣昌上疏推辭:“臣父鶴總督陝西三邊,今蒙謫戍袁州。臣父以總督蒙遣,子何忍拜此官?”委婉地請求皇上看在兒子面上寬赦父親之罪。崇禎帝在答覆楊嗣昌時,嘉獎他邊略熟嫻,足堪勝任三鎮總督,不準推辭;對於寬赦楊鶴之事,根本不予理睬。崇禎八年(1632年)十月,楊鶴死於戍所袁州。家人將噩耗奔報在
宣府的楊嗣昌,話還未講完,楊嗣昌驚號一聲,昏厥過去。待中軍官搶救一番之後方才蘇醒,但始終心神迷離,半個多月不知人事。稍稍康復后,楊嗣昌上疏皇上,為亡父請恤復官,否則不但臣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馬也將不能瞑目。崇禎帝大概考慮到楊嗣昌地位重要,終於鬆口:“念楊嗣昌拮据沖邊,楊鶴准復原官,不許請恤。”經過楊嗣昌鍥而不捨地請願,總算為父親部分恢復了名譽。
楊嗣昌博覽群書,尤精占象,嘗夜坐里中,見白氣直犯
翼軫,說:“賊氛將及吾郡,宜急修城。”於是奏請捐金,建築新城,高敞完固,不勞民力。
楊嗣昌入川督師之時,常拿出《法華經》(實為《
華嚴經》)當作法寶,說它可以“詛蝗已旱”,令地方官如法炮製,還將此舉上報朝廷。有人聽了哀嘆道:“文弱其將敗乎?擁百萬之眾,戎服講經,其衰已甚,將何以堪?”後來
周延儒在清兵入塞時奉旨督師,也學習楊嗣昌的方法,召集僧侶念《法華經》。
《
明史》:明季士大夫問錢穀不知,問甲兵不知,於是嗣昌得以才顯。然迄無成功者,得非功罪淆於愛憎,機宜失於遙制故耶?
崇禎帝
朱由檢:惟卿志切匡時,心存許國,入參密勿,出典甲兵,方期奏凱還朝,麟閣銘鼎,詎料乘箕謝世,齎志深淵,功未遂而勞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憫。愛頒諭祭,特沛彝章,英魂有知,尚其祗服,欽此。
吳偉業:嗚呼!嗣昌一生心力不專用於辦賊,跡其議論奏疏,亦可謂之能臣,而機變有餘,忠誠不足,國事僨而身亦從之。《
小雅·節南山》之詩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此秉國成者所當引以為戒也。
查繼佐:雖然鶴與嗣昌生不凡,是奇誤也。夫既誤,雖奇亦庸。庸而誤,誤小;以奇而誤於庸,誤大。
顧炎武:赫怒我先帝,親遣元臣行。
北落開
和門,
三台動光芒。一旦隕大命,藩后殘荊襄,遂令三楚間,哀哉久戰場。
鄒漪:世之議武陵者,指摘幾無完膚,予心以為太過。及讀其中樞奏議,又未嘗不服其才、亮其心也。……夫元和討賊,全倚裴度;建興恢復,獨任武侯,武陵受帝知遇,亦欲為國宣勞。獨是薦熊文燦為首功,絀
洪承疇為首罪,功罪混淆,人心不服。而開縣之敗,由不用萬元吉之言,此則有難為武陵解者。然予友李翰林長祥推許不啻口出,而杜貢士浚亦言其才可用,豈阿私所好乎?至以加餉殃民為武陵罪,則剿寇需兵,用兵需餉,前督師盧象昇早已建議請行矣,世之君子未嘗設身處地而苛求不已,恐未可為定論也。宜乎
思陵有云:功雖未成,志亦可憫。武陵亦可瞑目於九原矣。
彭貽孫:兵興以來,
遼餉、
練餉計畝日增,民蹙蹙靡所騁,嗣昌復進
均輸之說,以重困吾民,是以胥天下而驅為盜也……嗣昌險夫哉,一言而亡國!
王世德:楊嗣昌實心任事,廷臣所少,而才又足以濟之。使廷臣不以門戶掣肘,俾得專心辦賊,未必無成。顧攻者紛紛,遂使憤郁憂危,方寸擾亂,以抵敗亡。無拳無勇,職為亂階,俱諸臣之謂乎?……至於楊嗣昌,亦與(溫體仁)同類並譏,則門戶之論,斯民三代,何可誣也?唯用
熊文燦以誤國,則嗣昌之罪,無所逭也。
彭士望:吾少從黨人,大言諸楚相。謂其忍
奪情,虛功糜國餉。亂后逢闖徒,訪以當時狀。始悉武陵才,謀猷頗能壯。謂更一二載,賊軍盡摧喪。后復逢楚友,鄉評益公諒。謂獻挾往仇,取屍棄江漲。緋衣浮不沉,月余還舊葬。自慚逐吠聲,發聲何偏宕。隆、萬相江陵,國威甫遐暢。只以峻狹故,萬目相排擋。吾黨三折肱,今更以身謗。
鄧顯鶴:公才識明練,博涉經史,多識先朝掌故,奪情孤立,授命於疆事既壞之際,二三年暴露行間,轉戰數千里。事之不濟,以死繼之,亦可謂
蹇蹇匪躬者矣。徒以不附東林,而一時同鄉諸人首騰謗書,天下乃哆然和之。雖以其子長蒼、仲丹之賢孝,亦無解於悠悠之口,悲夫!
蔡東藩:至若溫體仁、楊嗣昌之得邀寵任,並及中官之濫用監軍,賢奸倒置,是非不明,我更不欲責矣。
樊樹志:思宗對楊嗣昌的眷顧始終如一,在崇禎一朝五十輔臣中堪稱獨一無二。
當年明月:對於楊嗣昌的死,大致有兩種態度,一種是當時的,一種是後來的,這兩種態度,都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活該。當時的人認為,這樣的一個人長期被皇帝信任,實在很不爽,應該死。後來的人認為,他是劊子手,罪大惡極,應該死。無論是當時的,還是後來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我所看到的,是一個人,在絕境之中,真誠,無條件信任另一個人,而那個人終究沒有辜負他的信任。
他身後爭議極大,這不僅是由於他在處理國家大事上的做法,還因為他與大儒
黃道周、忠臣盧象昇等的恩怨。他死後雖然崇禎帝不予追究,但士大夫普遍唾罵,可謂謗滿天下,多將他與
溫體仁相提並論,儒臣
劉宗周更是在南明弘光朝要求“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以謝九廟之靈”。在這種情況下,楊嗣昌的兒子楊山松作《孤兒籲天錄》、楊山梓作《辨謗錄》,以澄清社會上流傳的種種攻擊楊嗣昌的傳言。楊嗣昌玄孫
楊超曾入仕
清朝,他看到《
明史》史官以否定基調為其父所作的傳記后也上書辯誣。這些辯誣活動使楊嗣昌形象有所改觀,越來越多的人對楊嗣昌抱理解性的同情。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
馬克思主義階級史觀占壟斷地位,作為農民起義軍對立面的楊嗣昌自然受否定評價。改革開放后,隨著史學研究的多元化,對楊嗣昌的正面評價逐漸增多,非但其忠心和才幹得到重視,也肯定了他的文學才能和對家鄉
常德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