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

高麗天授八年（925年）出生於開州（今朝鮮開城）。是高麗太祖王建第四子，母親神明順成王后劉氏是忠州地方的豪族劉兢達的女兒，在王建的29名妻妾中排行第三。此前已為王建生育了樂浪公主和王泰、王堯兩個兒子。自幼具有“英奇之表，岐嶷之姿”，頗得太祖王建的寵愛。雖為神明順成王后所生，卻為王建另一夫人——信州院夫人康氏所撫養。即位前被稱為“王昭君”。

王建於清泰三年（936年）完成了對后三國的統一，僅過7年便留下《十訓要》而撒手人寰了，正胤（太子）王武繼位，是為惠宗。王建一死，高麗王朝就進入危機四伏的瓶頸期。由於王建生前與豪族廣泛聯姻，而惠宗母家“側微”，基礎並不鞏固，所以與王建聯姻的各方豪族都想讓自家女子所生的兒子登位，一時風聲鶴唳，暗潮湧動，惠宗為防不測，不得不“左右前後，常以甲士相隨”。

開運二年（945年）與其兄王堯一起被王建的親家之一王規所誣陷，惠宗不予理睬。不久后司天供奉崔知夢上奏：“流星犯紫微，國必有賊。”惠宗認為是王規陷害王昭兄弟的徵兆，便讓自己的長公主（即慶和宮夫人林氏，王昭的次妃）與王昭成親，以鞏固其勢力，因此王規陷害的陰謀無法得逞。

乾祐二年（949年）三月十三日傳位於王昭，自己也在當天薨逝。有人猜測，可能聯合開國功臣朴守卿發動政變架空了王堯，得以迫使王堯傳位於己。

接受陰謀與政變的洗禮而成為高麗國王的王昭，面臨著如何處理功臣、豪族勢力並強化王權的遺留問題，以及使新生的高麗國順利度過瓶頸期的歷史使命。即位之初，他採取漸進路線，豎立垂拱而治的明君形象，避免直接觸及功臣、豪族的既得利益。即位后不久，就命令朴守卿等考定高麗建國以來的功臣，分四等賞賜，一方面穩住豪族的勢力，另一方面強化了國家對豪族的管理和控制。翌年正月，大風拔起宮中樹木，王昭認為是凶兆，詢問禳除之術，司天台上奏：“莫如修德。”從此王昭開始讀《貞觀政要》，並建年號為“光德”。他所重用的人物朴守卿、信康、式會等均為功臣。王昭統治前期的穩健政策得到後人高度評價，成宗朝的崔承老說：“光宗八年之理，可方三代，又朝廷儀制，頗有可觀。”

除此之外，還繼續與中原王朝保持冊封朝貢關係。聽說後周取代後漢的消息后，便於光德三年（951年）派廣評侍郎徐逢率領97人的使團朝貢後周。

光德四年（952年）年正月後周太祖郭威接見了高麗使臣。二月郭威決定冊封為高麗國王，遂派衛尉卿劉皞、通事舍人顧彥浦出使高麗，但劉皞在途中飲酒過度而死，隨後顧彥浦遭海難淹死了。同年九月郭威另以太僕少卿王演假衛尉卿、右衛率府呂繼贇假將作少監，出使高麗完成冊封。十二月下令遵奉後周年號，改光德四年（952年）為廣順二年。得到後周的冊封后，王昭的權力更加鞏固，也為他後來強化王權、削弱豪族的一系列舉措做好鋪墊。

“無為而治”結束於顯德三年（956年）此後開始全面深化改革，鞏固高麗王權。關於王昭為何突然開始改革，一種看法認為他即位之初依靠功臣、豪族的做法到底還是不能起到鞏固王權的效果，所以他不得不採取主動對策；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從一開始就決定全面改革，所採取的穩健政策的背後是在暗中積蓄力量，時機成熟就利劍出鞘。這一年下詔施行“奴婢按檢法”，將被豪族非法擄為奴婢的良人予以解放，這對豪族的勢力無疑是一大打擊。

顯德五年（958年）下詔舉行科舉考試，開科取士，吸收更多人才加入統治集團，以從政治上稀釋豪族勢力。

顯德七年（960年）定百官公服，以開京為“皇都”、西京為“西都”，建年號“峻豐”，甚至還可能採用了“皇帝”的尊號。

推行如此大刀闊斧的王權強化舉措，與他任用中國人雙冀是緊密相關的。雙冀是後周武勝軍節度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

顯德三年（956年）隨加封使薛文遇來高麗，因患病而滯留高麗，王昭與之接觸后深感其才可用，遂挽留他並任命為元甫翰林學士，委以重任。正是這一年啟動了他的改革事業，而科舉制也是在雙冀的建議下實行的。當時從中國來到高麗做客卿的顯然不止雙冀一人，比如雙冀的父親雙哲聽說兒子被重用，便投奔高麗，被拜為佐丞；南唐泉州人蔡仁范來高麗時被王昭挽留，封官賜地；當時的翰林學士王融也可能來自吳越國。對這些“投化漢人”待遇非常優渥，乃至奪取臣僚第宅及女子給他們，引起高麗大臣的不滿。可見任用雙冀等中國人，一方面便於導入了中國制度為他加強王權服務，另一方面也起到牽制和削弱功臣、豪族勢力的作用。

從顯德三年（956年）到峻豐元年（960年）間強化王權的舉措無疑會損害功臣、豪族的既得利益，宮廷氣氛再度波雲詭譎。

峻豐元年（960年）評農書史權信告發大相俊弘和佐丞王同謀逆，貶黜二人官職。此後十多年間，王昭鼓勵告密，屢興大獄，展開了對功臣、豪族的清洗，統治階層人人自危。史稱：“自庚申（960年）至乙亥（975年）十六年間，奸凶競進，讒毀大興，君子無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論其主，上下離心，君臣解體，舊臣宿將，相次誅夷，骨肉親姻，亦皆翦滅”。功臣朴守卿因其三子蒙受冤獄而氣死，崔知夢也被隨便找借口而放逐。在王室內部，異母弟東陽君王垣（孝隱太子）因涉嫌謀反而被賜死，惠宗與定宗的獨子均被殺死，就連唯一的兒子王伷也飽受猜忌，朝不保夕。王伷接替繼位后，所釋放的蒙冤入獄者就達數千，還不包括已被處死者，在位後期的恐怖政治的程度可見一斑。

隨著對功臣、豪族的不斷肅清，安全感也日益降低，於是大規模擴充侍衛軍。史稱：“光宗信讒，誅責將相，自生疑惑，增益軍數，簡選州郡有風彩者入侍，皆食內廚，時議以為繁而無益。”另外，他還於峻豐四年（963年）七月創建歸法寺，多次舉行法會、齋會，熱衷佛事，籠絡均如、坦文等高僧大德，企圖利用佛教勢力以博得民心、對抗豪族。

開寶八年（975年）五月二十三日去世，在位二十六年，享年五十一歲。死後廟號光宗，謚號大成，后經累朝加謚為“弘道宣烈平世肅憲懿孝康惠大成大王”，葬於松岳北麓之憲陵。太子王伷繼位，是為景宗。

考定功役

統治時期的主要課題就是削弱功臣、豪族勢力，強化以國王為頂點的中央集權制。他在位前7年，韜光養晦，不露鋒芒，常讀《貞觀政要》，修習帝王之學。在此期間，政治舉措就是於乾祐二年（949年）八月命大匡朴守卿等考定開國以來有功役者，分為四等，四役者賜米25石，三役者20石，二役者15石，一役者12石。

抬高國格

顯德三年（956年）以後，開始推行以強化王權為目標的改革。從頂層來看是抬高國格，他先後使用了“光德”、“峻豐”兩個獨立的年號（一說“峻豐”年號是為避太祖王建、世祖王隆之名諱而改正的宋朝“建隆”年號，談不上高麗自己的年號），顯示高麗國的自主性，並稱開京為“皇都”、西京為“西都”，甚至可能對內自稱“皇帝”。不過他只是每逢中國改朝換代時建元，一旦中國政權穩固就取消年號，可以看出他的局限性。

實行科舉

採納中國人雙冀的建議，於顯德五年（958年）五月開科取士，親登威鳳樓放榜，賜崔暹等及第。據說首次科舉時還出現了“玄鶴來儀”的祥瑞。科舉施行一時傳為盛事，即使是愚夫愚婦也以科舉為榮，勉勵子弟好好讀書應試。對於王昭而言，科舉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擴大了他的統治基礎，衝擊了豪族支配體制。他十分重視科舉選拔的文人學士，連日召見他們，甚至談論到深夜，並與他們飲酒賦詩。他在位時一共舉行了8次科舉考試，取士39人。進士科的考試內容起初是詩、賦、頌及時務策，峻豐元年（960年）只考詩、賦、頌，乾德二年（964年）恢復時務策。王昭行科舉，使高麗“文風始興”，科舉考試在朝鮮半島延續近千年，直到朝鮮王朝末期的“甲午更張”才宣告廢止，可見這是王昭影響最為深遠的舉措。

制定公服

峻豐元年（960年）三月制定百官公服，將官員分為紫衫、丹衫、緋衫、綠衫四等，從而規範了朝臣等級，整合了統治秩序。

官制改革

統治時期，還對高麗的官制進行了部分調整。當時高麗雖設三省，實權機構只有廣評省（相當於中國的門下省）；軍權則集中於徇軍部，這些都是豪族壟斷中央政權的重要渠道。

峻豐元年（960年）下令改徇軍部為軍部，改內軍為掌衛部，將兵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時縮小廣評省權力，提高內議省（相當於中國的中書省）權力，為高麗成宗時的全面官制改革奠定了基礎。

恐怖政治

強化王權的舉措顯然會招致功臣、豪族勢力的阻撓，這種尖銳的矛盾發展為大清洗，即王昭在峻豐元年（960年）起到去世的十多年間所施行的恐怖政治。在許可下，告密之風大盛，奴婢告發主子、兒子告發父親如家常便飯，以致監獄人滿為患，王昭不得不另設臨時監獄（假獄）。大量無辜者被冤殺，很多連宗族都無法保全，人人自危，不敢偶語。對功臣誅戮尤甚，到他死後，剩下的舊臣不過40餘人。恐怖政治給豪族勢力造成致命打擊。太子王伷即位后，立刻進行撥亂反正，豪族勢力又有所恢復，但再也無法對王權構成威脅了。

在經濟上，在即位當年就命元甫式會、元尹信康（元甫、元尹均為官階名）等定州縣歲貢之額。同時開始派量田使前往各地丈量土地。

開寶六年（973年）十二月頒布獎勵開墾陳田者的法令。通過這些經濟舉措，確保了高麗國家的稅收來源，更為景宗朝頒布田柴科制做了重要的準備工作。

顯德三年（956年）實行“奴婢按檢法”。羅末麗初大亂時，許多百姓在戰亂中被俘為奴，太祖王建本來想釋放奴婢，但害怕觸動功臣既得利益，沒有實行。王昭正式付諸實施，功臣們都敢怒不敢言，只有大穆王后大力進諫勸阻，不聽。於是高麗的奴婢們揚眉吐氣，告發主人，這對功臣、豪族勢力又是一個沉重打擊。

峻豐四年（963年）設濟危寶（寶即“鋪”），作為救濟與治療貧民的福利機構。

延續對遼國的敵對與警戒政策，不斷在北部邊境築城，在剛即位的光德二年（950年）便修築了長清鎮和威化鎮，后陸續在清川江流域修築了13鎮，同時在東北面修築了長平、博平、高州等城鎮。築城一面是防禦契丹和女真的侵入，一面也鞏固了新開拓的北部領土。

採取崇尚佛教的文化政策。對佛教的篤信可以從光德四年（952年）秋他在發願抄寫《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時所撰的題記窺見：“菩薩戒弟子高麗國王王昭，以我國光德四年歲在壬子秋敬寫此經一部。意者昭謬將沖幼，獲嗣宗祧，機務既繁，安危所系，是以每傾心於天佛，因勤力以祈求，所感必通，事無不遂，故欲報酬恩德，輒有此願。謹記。”他在位時，實行僧科制度，確立僧階僧職。相對於當時流行的禪宗，王昭更偏愛華嚴宗，在他創建的6個寺廟中，可知宗派的4個就有3個屬於華嚴宗。華嚴宗僧侶均如也極受王昭寵信，後期均如失寵，王昭重用惠居、坦文等僧侶，先封惠居為國師、坦文為王師。

開寶七年（974年）惠居圓寂，坦文接任國師，翌年三月坦文圓寂，也在兩個月後薨逝了。

殺人如麻，為了消除罪業，於是經常舉行佛事。他有時設毗盧遮那懺悔法，有時在毬庭給和尚施齋，有時在歸法寺設設無遮水陸法會，每到佛誕日就給僧侶施齋，有時將道場的餅果拿出去施給乞丐，並一年四次遣使者放生，並在放生處寺院開講佛經。他還禁止殺生，御膳中的肉類都不讓御廚宰殺，而是從市場購買。他甚至下令全國臣民懺悔，讓他們擔負谷、柴炭、蒭豆施與路人。在王昭的崇佛政策下，許多乞丐與罪犯化裝成僧侶混入齋會，可見佛事規模之大。

統治時期還模仿中原制度，開設史館，編纂《三國史》（已亡佚）。

統治時期，中原主要歷經了後周和北宋兩個王朝，王昭繼續維持太祖王建以來的事大政策，從光德二年（950年）開始多次遣使向後周、北宋朝賀、進貢。後周使臣王演、呂繼贇在廣順三年（953年）冊封王昭為“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兼御史大夫高麗國王”。

顯德三年（956年）後周又派薛文遇等加封王昭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後周為統一中國，需要大量的銅，因而在顯德五年（958年）派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尚輦奉御金彥英帶著數千匹帛來交換銅，王昭也在翌年遣使獻銅五萬斤。

北宋建立后，峻豐三年（962年）冬派遣廣評侍郎李興祐等出使宋朝，翌年宋太祖趙匡胤賜王昭“推誠順化守節保義功臣”之號，加食邑七千戶，無奈冊命使時贊一行遭遇海難，淹死90多人，只有時贊活著到了高麗，王昭予以厚待（中方則記載時贊為出使宋朝的高麗使節）。

開寶五年（972年）徐熙朝貢宋朝時才將此封號帶回高麗。有人認為：“光宗所實行的外交政策，總是旨在與主宰中國內地的國家結盟，保持親密的友好關係，藉助稱霸中國內地者的力量，按照父王太祖的遺志，征伐契丹並打垮之。”

統治時期還與江南割據政權吳越國保持著以佛教為紐帶的往來。吳越王錢俶聽從天台宗僧侶義寂之言，於峻豐元年（960年）遣使致書，以五十種寶向高麗求取教典。翌年（961年）遣僧侶諦觀奉諸教籍來到吳越，同時告誡他必須先考驗吳越僧侶，如果吳越僧侶水平低，就不給他們佛教典籍，結果義寂令諦觀大為折服，諦觀不僅贈送了佛教典籍，還在其門下學習天台宗教義，回國后著有《天台四教儀》一卷，產生很大影響。王昭還曾閱讀吳越國西府永明寺（今杭州凈慈寺）僧侶延壽所撰《宗鏡錄》一百卷及詩偈賦詠千萬言，心生敬佩，遣使致書敘弟子禮，並致送金縷袈裟、紫晶數珠、金澡罐等。高麗和尚智宗等三十六人也先後來到吳越，親承印記，歸國後傳播法眼宗。

太祖王建曾試圖與日本交往，被日本拒絕。雖未在對日關係上取得進展，但也有所接觸。

開寶六年（973年）高麗南京府使曾來到對馬島，太宰府將此事報告平安京朝廷。

開寶七年（974年）日本藏人所出納國雅帶著貨物去高麗進行交易。這也是高麗文宗以前見於記載的唯一一個來高麗的日本使節。

《重陽宴御制走筆》見於史籍，可惜詩的內容沒能流傳下來。中國金代文人王寂所編《遼東行部志》收錄了王昭發願抄寫《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時所撰的82字題記，這是唯一流傳至今的文章。

天授七年（924年）十月神明順成王后劉氏懷孕，因為做“殊夢”，所以發願請求高僧坦文施展法力，讓她誕生一個“玉裕之英姿”的兒子。坦文日夜祈禱，果然劉氏生下一子，就是王昭。

《高麗史》中曾記載王昭以開京為皇都之事，未記載他稱皇帝。但在高達寺元宗大師慧真塔碑陰記中則有如下銘文：“乾德九年歲次辛未十月二十一日於元和殿開讀《大藏經》時，皇帝陛下詔曰：‘國內寺院唯有三處只留不動，門下弟子相續住持，代代不絕，以此為矩。’所謂高達院、曦陽院、道峰院，住持三寶，須憑國主之力，所以釋迦如來出世，道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是以我皇帝陛下情深敬重釋門妙理，共結良因，軌矩恆流。”從碑文中“皇帝陛下”的用語可以推測王昭在國內私自使用“皇帝”的尊號，此外高麗景宗、高麗靖宗時亦有佛教銘文稱高麗君主為皇帝。

統治後期奉行恐怖政治，鼓勵告密，就連他曾寵信的僧侶均如也未能倖免。開寶年間，歸法寺僧侶正秀向官府告密說歸法寺住持均如有“異情修行”，官府上報，聞訊大怒，召見均如，宣稱要處死他，均如嚇攤在地，王昭有所後悔，便命兩名醫官扶均如到歸法寺，后又命承宣薛光去慰問。這天晚上王昭夢見身高一丈多的神仙壓在寢殿對他說：“大王信膚訴之事，凌辱法王，故必有不祥大起！”驚醒后渾身是汗，果然第二天松岳北麓的幾千株松樹無風自倒，王昭認為是“凌辱法王”所致，大為後悔，立刻舉行消災道場，並反坐正秀及其俗兄，將二人斬首於市。

是高麗第一位近親結婚的君主。他的王后皇甫氏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姐妹，而後宮慶和宮夫人林氏則是他同父異母的兄長惠宗的女兒，是他侄女。關於這一問題，韓國學界多有探討。一般認為高麗王室的近親婚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擔心王室之女與他姓豪族聯姻會造成王室勢力的分裂，惠宗將其長女嫁給其同父異母之弟昭的用意就在於鞏固王族勢力；其二在於早期王建與各地豪族聯姻所生子女再相互聯姻，從而構成雙重的姻親關係，這不僅可以鞏固王室勢力，而且還使王室始終處於這種婚姻關係網的頂點；其三在於維護王室血統的純正。

《高麗史》：王即位之初，禮待臣下，明於聽斷，恤貧弱，重儒雅，夙夜孜孜，庶幾治平。中歲以後，信讒好殺，酷信佛法，奢侈無節。

高麗前期文人崔承老：臣愚以為，若使光宗恆思恭儉節用，勤政如初，豈其祿命不永、才得享年五十而已哉？其不克終，誠為可惜也。

高麗末期文人李齊賢：光王之用雙冀，可謂立賢無方乎？冀果賢也，豈不能納君於善、不使至於信讒濫刑耶？若其設科取士，有以見光王之雅，有用文化俗之意，而冀將順以成其美，不可謂無補也。惟其倡以浮華之文，後世不勝其弊。

朝鮮前期文人崔溥：光宗聰明聽斷，始可與有為，而猜愎日深，邪佞得志，誅夷骨肉，屠害將相，眾心離解，斫喪邦本。雖有文雅之美，不足稱也。

朝鮮後期文人李種徽：昔麗之光宗，有聽斷之明、文雅之實，其規模施為，綽有可觀於初政。及雙冀進，而舊人斥退，朝廷以荒，史亦以此譏之謂光宗之病，專在於雙冀之用。嗚呼！此史氏之所不及也。以吾觀之，夫雙冀之進，光宗之盛德也。……雙冀中國之人，而其疏遠甚於在下之虞、舜；而光宗之擢用，又光於立賢無方之湯。使冀如舜之公舉，使親疏俱不失，則光宗則哲之明，又如何哉？蓋光宗之質，明過而多疑。惟其明，故能知左右親近之不可使；而惟其過也，並與其朝廷之臣而舉疑之。於是乎寧引異國之人而舉國聽之，而鄉曲鄙夷之人夤緣而居其間。且冀雖欲進善，而疏遠羈旅之人，又不敢攖主之志，此其勢遂至於乖激而不可止，王實為之，又何責於一文華之雙冀哉！

韓國史學家李丙燾：繼定宗而立的光宗，尚稱英明之主，極力抑制權豪強族的勢力，雖至親骨肉，亦曾毫不留情予以清除，並定“奴婢按檢法”，以解決主奴間的紛爭，並將不少奴婢放良；並採取中國式的科舉制度，依據考試登用官員。

韓國史學家金龍善：事實上光宗的改革操之過急，實行過程中付出太多代價。而且光宗過分地依賴專制政治。初期的他為政非常穩健，反映出合理的一面；全面改革開始后他的變化實在難以理解，因此才會人亡政息。但是光宗的改革可能只是暫時的或部分的失敗，長遠來看他的改革似乎應該評價為成功的。……正是由於這點，以“善否之均”來評價光宗業績的崔承老可謂一語中的，即在韓國史上的劇變期在位的光宗可以說是一位不斷去碰撞他所處的時代局限、出色地獨自處理賦予他的歷史使命的君主。

韓國史學家金昌鉉：光宗在歷史上、政治上是一位真正偉大的政治家，但走近他本人則是一個可怕的人物。通過改革和肅清父親太祖王建所締造的高麗而大獲成功的偉大的太陽皇帝光宗，是一個為了實現自身野心而獻出一切的孤獨的獨裁者。他為了權力和高麗燃燒別人，燃燒自己，終為妻兒所拋棄，冷冰冰地消失了。他感受到了各種痛苦，獲得並守護的大權也最終被同父異母的弟弟一系所奪。但是，他手上沾滿鮮血，高麗卻能因其守成之德在他死後支撐417年之久的歲月，則未必是虛妄的。

韓國高等學校（高中）《國史》教科書：太祖之後，惠宗和定宗時王權不安定，王子和外戚之間發生王位繼承之爭。這種狀況下即位的光宗實施奴婢按檢法，弱化豪族勢力，擴大國家的建立基礎。接著施行科舉制度，登用熟悉儒學的新進人士，圖謀交替新舊勢力，為確立統治階層的位階秩序而制定公服。通過一連串的改革而獲得自信感的光宗全面除掉功臣與豪族勢力，以強化王權。而且為提高國王的權威，自稱皇帝，使用光德、峻豐等獨自的年號。由此王朝成立初期的功臣和豪族的勢力大為弱化，王權也得以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