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

道光十七年（1837年）9月出生於興義府官舍，是張鍈的第四個兒子。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入家塾，從小受過嚴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先後從幾位老師就學，其中丁誦先、韓超兩位老師給他的影響較大。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刊刻了名為《天香閣十二齡草》的詩文集。

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學完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兼習史學、小學（文字學）、文學及經濟之學，又自學了《孫子兵法》《六韜》等多篇兵學名著。回原籍南皮應縣試，得中第一名秀才，進入縣學。

咸豐二年（1852年）以順天府鄉試第一名中舉，取得參加會試得中進士的資格。

同治二年（1863年）得中第三名進士及第，進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銜編修，正式步入仕途，成為官僚階層中的一員。

同治三年（1864年）參加會試、殿試，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

同治五年（1866年）大考二等。后擔任浙江鄉試副考官、湖北學政、四川鄉試副考官、四川學政職務。任四川學政時，與四川總督吳棠一起在成都建立尊經書院，延請名儒，分科講授，仿照阮元杭州詁經精舍、廣州學海堂的例規，手訂條教，並撰寫《輶軒語》《書目答問》兩本書，以教導士子應讀什麼書，應怎樣做學問以及修養品德等。

光緒二年（1876年）任文淵閣校理。

光緒五年（1879年）補國子監司業，補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轉司經局洗馬。同年因俄國侵佔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完顏崇厚赴俄國交涉索還伊犁。崇厚昏庸無知，與俄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這一條約名義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處於俄國包圍的危險境地。消息傳來，輿論大嘩。上《熟權俄約利害折》《籌議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約有十不可許，堅持必改此議，宜修武備，緩立約，並要求治崇厚罪。上折之後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見，特許其隨時赴總理衙門以備諮詢。同張佩綸、陳寶琛共同起草奏摺19件，提出了籌兵籌餉、籌防邊備的積極建議。

光緒六年（1880年）授翰林院侍讀，歷遷左春坊左庶子、日講起居注官。次年擢內閣學士。又任山西巡撫。

光緒七年至十年（1881至1884年）間任山西巡撫。一上任便勤考吏屬，振作革弊，劾罷貪縱害民的縣官，獎勵好的官吏，嚴禁鴉片，臚舉人才，編練軍隊，清查倉庫。山西的鐵運銷奉天、上海等地，陸運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運降低運費，又在產地籌辦冶鍊局。創辦令德堂，仿照阮元詁經精舍、學海堂的例規，聘請王軒為主講，楊深秀為襄校兼監院。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傳教，刊行《救時要務》等小冊子，並舉辦儀器、車床、縫紉機、單車的展覽和操作表演。會見了李提摩太，讀了他的書，受其影響，擬籌建洋務局，未及實現。

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因力主抗爭任兩廣總督。

光緒十年（1884年）法國在越南猖獗，邊疆告急。上疏建議戰守，請嚴督滇、桂之戰，急修津廣之防。四月被召進京，上陳抗法之事，多所謀划。

到達廣州后，加強防務，飭沿海督撫，嚴密防守。六月法國侵略軍佔中國台灣基隆，奏請飭吏部主事唐景崧，往會劉永福，合擊法軍。清廷採納張之洞的建議，加劉永福為提督記名。劉永福率領黑旗軍驍勇善戰，屢創法軍。但由於廣西布政使徐延旭、雲南布政使唐烱所率軍隊在抗法戰爭中配合不力，打了敗仗，唐烱軍逃走，使黑旗軍寡不敵眾而遭到失敗。因薦徐延旭不當而交部察議。

光緒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軍侵佔中越邊境重鎮鎮南關（今友誼關），奏請調前任廣西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等援桂，駐鎮南關。老將馮子材率軍，大敗法軍，法國茹費理內閣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卻決意乘勝求和，命令前線各軍停戰撤兵。接連電奏緩期撤兵，遭李鴻章傳旨斥責。

光緒十二年（1886年）在廣州創辦廣雅書局和廣雅書院。

光緒十五年（1889年）上奏朝廷，建議修築一條蘆漢鐵路，自蘆溝橋至漢口，以貫通南北。朝廷准奏，計劃北段由直隸總督主持，南段由湖廣總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築。八月調署湖廣總督，並多次署理兩江總督。同年冬到湖北。籌建漢陽鐵廠。

光緒十八年（1892年）在武昌開辦湖北織布局。

光緒二十年（1894年）調署兩江總督，任期一年多。在湖北，有兩湖書院、經心書院，又設立農務學堂、工藝學堂、武備自強學堂、商務學堂等；在南京，設儲才學堂、鐵路學堂、陸軍學堂、水師學堂等。派遣留學生到日本留學。在學堂、書院的學習科目方面，針對社會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學科。也注意訓練軍隊，在兩江總督任職期內，曾編練過江南自強軍，人數1萬，地點在徐州，軍官全部用德國人擔任，採用西法操練。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回任湖廣總督，將自強軍交給兩江總督劉坤一。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建成北廠，為湖北紡紗局。

光緒二十年（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戰後曾奏請派馬隊“馳赴天津，聽候調遣”，並想以“外洋為助”。鑒於“倭勢日強，必將深入”，建議“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電李鴻章，提出“購兵船、借洋款、結強援”三項主張。10月底日軍強渡鴨綠江后，遼瀋危急，再提出“購快船、購軍火、借洋款、結強援、明賞罰”五事。11月2日調署兩江總督。11月7日在致李鴻章電中指出“無論或戰或和，總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軍圍困旅順，先後致電李鴻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順，均無效。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日軍進犯山東半島，給山東巡撫李秉衡發急電，建議李“責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開壕塹，於要路多埋火藥，作地雷”，以阻止日軍進犯。並表示擬撥槍支彈藥支援山東守軍。在丁汝昌自殺殉國后，曾建議將駐紮台灣的劉永福調來山東抗日，保衛煙台。當得悉清廷有割台海於日之說，於2月28日致電朝廷，瀝陳利害，極力反對割台。並提出保台的“權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國借巨款，“以台灣作保”，英必以軍艦保衛台灣；二、除借巨款外，“許英在台灣開礦一、二十年”，對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致電唐景崧，一方面鼓勵御倭；一方面建議起用百戰之將劉永福，同時致電劉永福，建議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濟，建立奇功”。《馬關條約》簽訂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廢約辦法“惟有乞援強國一策”。24日從唐景崧來電中得悉“日內台民即立為民主國”之事，27日上奏，認為台灣“現自改為民主之國，以後籌械等事，自未便再為接濟，以免枝節”。5日仍致電唐景崧，希望他激勵士勇民眾堅守台北府，並鼓勵唐“自率大支親兵，獲餉械，擇便利駐紮，或戰、或攻、或守，相機因應，務取活便，方能得勢。”可是唐景崧7日乘船退回廈門。劉永福在台灣領導軍民堅持抵抗日本侵略軍，因“餉械奇絀”，多次求援，雖有餉械，卻不敢接濟。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1月接待康有為。后以會外贊助人的身份，捐款500兩，撥公款1000兩，幫助康有為在山海建立強學會。但是，後來因慈禧太后逼令光緒帝封閉北京強學會和《中外紀聞》，便借口康有為談今文經學、主張孔子改制說和他平素的學術主旨不合，停止捐款。

光緒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年）以總督的名義，要湖北全省各州縣購閱《時務報》，捐款千元，給予報紙以經濟上的支持。《時務報》發表了關於中國應爭取民權的文章后，授意屠仁守寫了《辨辟韓書》，批判嚴復的《辟韓》一文，在《時務報》上發表。

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電陳寶箴說《湘學報》議論悖謬，飭局停發。還告誡陳寶箴說，這件事“關係學術人心，遠近傳播，將為亂階，必宜糾正”。對湖南維新運動施加壓力。三月刊行《勸學篇》。同月奉調晉京，因湖北沙市發生焚燒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前夕，陳寶箴曾奏請光緒帝速調張之洞入京“贊助新政”，但未成。不久，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殺害了“六君子”，百日維新失敗。急電救楊銳而不得。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中國北方掀起了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便主張堅決鎮壓。先後鎮壓了湖北天門縣、荊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燒教堂、醫院的行動，還會同沿江各省奏請力剿“邪匪”，嚴禁暴軍，安慰使館，致電各國道歉。英帝國主義為了保全長江流域一帶的既得利益，同張之洞、劉坤一等有實力的總督聯絡，簽訂了《東南互保章程》。7月在武漢逮捕並殺害了自立軍首領唐才常等20餘人。戊戌變法失敗後唐才常等人聯絡會黨和清軍部分官兵組織自立軍，準備在安徽、湖北、湖南幾省起義，建立君主立憲的“新自立國”，請光緒帝復辟。在自立軍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后也未失去對清廷中樞控制時，動手捕殺了唐才常等人。剿滅了自立軍后，起草了一份《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留學生文》，留日學生看了大為氣憤，公推沈翔雲寫了《復張之洞》一信進行批駁。后指使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的學生撰寫駁文，抵擋一陣才算了事。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為了維護其統治，拉攏資產階級，欺騙全國人民，便聲稱“預備立憲”，並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等到五大臣回國到上海，徵求他意見時，態度曖昧，對外官改制持反對態度。清廷通過官制改革，欲加強皇權，削弱地方官吏的權力，便把當時地方督撫中權力最大的袁世凱和張之洞調到北京。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0月溥儀繼位，改年號宣統。醇親王載灃以攝政王監國，滿族親貴乘機集權，排斥漢官。袁世凱是當時權勢顯赫的漢族大官僚，加上戊戌變法時出賣光緒帝，為載灃等皇族親貴所忌恨。於是，載灃等密謀殺袁。對此，張之洞表示反對，認為“主少國疑，不可輕於誅戮大臣”。

宣統元年（1909年）六病重。8月21日（七月初六日）奏請開去各項差額，在哀嘆“國運盡矣”聲中去世。清廷謚以“文襄”。

甲午戰爭后，張之洞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的近代教育思想，並認識到建立新學制的重要性。擔任湖廣總督之後，張之洞在湖北大規模興辦新式教育——實業教育、師範教育和國民教育。這些新式教育活動使其教育強國的構想在推動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張之洞為配合振興實業，在湖北發展實業教育。其中較有成效的是創辦了農務學堂和工藝學堂，培養了一批新式農業和工業所需要的人才。在張之洞的經濟近代化構想中，農業佔有重要地位。為改良湖北農業，張決定創辦農務學堂，培養農學方面的人才。農務學堂成為湖北實業教育中卓有成效的一所學堂，畢業后的學員也為湖北農業教育的推廣起到了積極作用。

第二，興辦湖北工業。他認為，中國士人囿於傳統觀念不屑於學習“工藝”，而一般的工匠又沒有文化知識，缺乏具有理科理論知識的人才，因此對生產中出現的問題不能探尋其原因；對於引進的機器，不能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改造，這是中國人才匱乏，工業落後的重要原因。所以，要發展新式教育就要有兩類人才——工程師和技師。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張將工藝學堂改辦於原江漢書院故址，打算辦成一所高等學堂。后因調職交於程頌辦，使工藝學堂教學取得一定成效，培養出的學生能夠製造各種實用的新式機器。

第三，張之洞重視基礎師範教育。他認識到發展教育在於普及國民教育，而教育的基礎又在於普及小學。普及小學則需要大量合格的教員，這是發展小學的先決條件，查各國中小學教員都取材於師範學堂，故師範學堂為教育造端之地，關係至重。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除選派兩院學生赴日本專學師範外，張之洞又在武昌創辦湖北師範學堂，專門培養中小學教師。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出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又奏請設立三江師範學堂，選派科舉出身的中學教習50人，講授修身、歷史、地理、文學、算學及體操各科。中日教習也相互學習，就可以解決學堂的師資問題。在張之洞的倡導下，湖北的師範教育行政體系取得較大的發展，為推動湖北近代教育起了巨大作用，同時也為湖北的發展造就了大量人才。

督辦鐵路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十分重視興建鐵路，他認為：“鐵路為自強第一要端，鐵路不成，他端更無論矣。”“西洋富強，尤根於此。”他所建議並監修的蘆漢鐵路，自光緒二十四年興建，到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完成，命名為京漢鐵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6月，張之洞又奉旨督辦粵漢鐵路。粵漢鐵路的築路權早在1898年就被美國所控制。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美國合興公司同清廷簽訂《粵漢鐵路借款草合同》，控制了粵漢鐵路的築路權。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又訂立續約，規定借款為4000萬美元，由合興公司在5年內築成，不得轉讓他國。但3年過去，到光緒二十九年鐵路尚未動工。光緒三十年，合興公司又將股票的三分之二賣給比利時的萬國東方公司。湖南、湖北、廣東三省人民獲悉這個消息，非常憤怒，要求廢除原訂合同，收迴路權自辦。此時，張之洞奉旨督辦粵漢鐵路，經過與美國公司一年多的交涉，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7月，他以675萬兩的高價贖迴路權。隨後，張之洞以高股籌集不易為由，於宣統元年（1909年）4月與德、英、法三國簽訂《湖廣鐵路借款合同》，借款550萬英鎊籌建粵漢鐵路。這激起更大規模的反抗浪潮。

在督鄂17年間，張之洞力主廣開新學、改革軍政、振興實業，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財賦稱饒，成為當時中國後期洋務新政的中心地區。

張之洞作為洋務派的代表人物，主張學習西方法律，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他與劉坤一合上《採用西法十一條折》的具體措施。但是學習和採用西法要有前提，即“中學為體”，中法的根本原則不能動；“西學為用”，西法的基本原則不能學。早在清末修律正式開始之前，張之洞就主張“擇西學之可以補我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他認為這樣做是“有其益而無其害”。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他與兩江總督劉坤一聯名上了三道《江楚會奏變法折》，提出了“恤刑獄”、“結民心”、改良法制的建議，並同袁世凱一起保舉沈家本、伍廷芳為修律大臣。

張之洞在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所奏的《整頓中法十二條折》中關於刑法改革的九條意見中，便參考了西法，提出了“重眾證”、“改罰鍰”、“教工藝”、改良監獄等具體改進方法。張之洞還十分重視西律中的“公法學”，這是在辦洋務過程中與西方各國打交道時經常遇到的課題。對此，他提出兩條建議：第一，參酌中外法律，制定“通商律例”，作為處理在華外國人案件的法律根據；第二，培養熟悉中外法律的人才，以適應這種需要。後來，張之洞還主張聘請各國律師，博採各國礦務律、鐵路律、商務律、刑律等，為中國編撰簡明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說制定此四律是“興利之先資”，“防害之要”。

張之洞興學育才思想及實踐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張之洞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強調以通讀史經為學習的主要內容。具體的舉措主要是改革傳統的教育機構，以湖北的經心書院和四川尊經書院為代表。清代的傳統教育機構主要是學寓與書院，乾嘉以後，由於經費不足，教官失職，不少地方學寓逐漸停廢，書院成為主要教育機構。但這些書院大多數只是考課，沒有講學色彩，與經世致用學問脫節。為此，張之洞開始重視引導書院講求實學，於1869年在武昌三道街文昌閣設立經心書院，拔其優秀者，讀書其中，所研習的多為經解、史論、詩賦、雜著等，標榜實學，注重經世致用。同治九年（1870年）學政任期已滿，在卸任回京之際，得湖北士人好評，張之洞感慨賦詩：“人言為官樂，哪知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髮已可數。”同治十三年（1873年），張之洞又奉旨任四川鄉試副主考官，9月任四川學政。入川后他發現四川的科場作弊、世風日下現象嚴重，便採取措施，清除科場積弊，整頓士林風氣。他認為“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

在繼續主張改革傳統教育的同時，張之洞開始認識到“西學”的重要性，並著手試辦以“西學”為主的新式學堂，書院改革以兩湖書院為代表，開辦的新式學堂以工藝學堂、自強學堂為代表。

光緒十六年（1890年），張之洞在都司湖經心書院舊址，創辦了兩湖書院。書院學生定額240人，湖南、湖北各100人，特定商籍40人，開設“經學、史學、理學、文學四門”，宗旨是培養“出為名臣，處為名儒”之才。1896年，張改革兩湖書院，仿照西洋學院，每日上堂講課，教習按日檢查學生的學習情況，課程則改為經學、史學、輿地與時務四門，同時設立院長，負責講明經濟。張之洞也比較重視對學生學習的管理和思想之控制。1902年，兩湖書院改為兩湖高等學堂，分科為八門，成為一所包括文、理、法三科的綜合性高等學堂。學生則由原來的240名減至120名，初以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的優秀生升入高堂學習，入校者必先補普通學科一年，習專門學科三年，然後出西洋留學一年，共五年畢業。兩湖書院從一個傳統的書院演變成一所新式學院，又隨著西學課程的增多而終成一新式學堂。張之洞在1898年將兩湖書院、經心書院改為學堂時雖提出“兩院分習之大旨，皆以中國（學）為體，西學為用，既免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叛道之弊”。但學生真正感興趣的卻是“西學”課程，結果，一些學生卻最終“離經叛道”，從事革命活動。

精通儒學和經學，主張“通經致用”和“經世致用”。24歲那年，張之洞在一首敘輩詩中寫道：“仁厚守家法，忠良報國恩，通經為世用，明道守儒珍”。這不僅表明了其“通經致用”思想的形成，也預報了他今後所要從事的事業。在出任封疆之前和之初，他振興儒學的活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廣設書院和義學，擴大儒學傳習範圍。任學官時，張之洞在湖北和四川分別設立了經心書院和尊經書院，從書院帶“經”的名稱上，其用心可見一斑。初任巡撫時，他更是大展宏圖，提倡“減社錢以廣義學”，“免差役以尊學校”，“清學田以復舊章”，“籌經費以修書院”等等。

（二）編纂《輶軒語》和《書目答問》二書，論學教士，培養儒學學術種子。這兩本書均成於1875年，當時張之洞正在四川學政任內。在這兩本書中，他闡述了“通經致用”的學術思想，為青年學子指點學術門徑，充當“老師”，顯示出為一般封建官僚和腐儒學究所難以企及的學術視野，成為晚清振興和光大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學術的有力工具。

（三）提倡並帶頭印刻學術書籍，為士人研習儒學提供方便。在《書目答問》中，張之洞曾專列“勸刻書說”，認為“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

張之洞喜歡研經，據他晚年自稱：“生平於易、禮、春秋致力最深，欲乞身歸里，著經說數種，而事與願違，頗以為憾。”他認為，致用之道，學有多途，但必須首先“通經”，因為為學要“有本”。這“本”，“學人因謂之根柢”。“苟有其本，以為一切學術，沛然誰能御之，要其終也，歸於有用。天下人材出於學，學不得不先求諸經……其勢然，其序然也。”

張之洞對中國文化建設事業也有特殊貢獻。任湖廣總督時，先創建兩湖書院，又在廣東創辦廣雅書局並設立藏書樓。籌資興建湖北省圖書館和湖南圖書館，並相繼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前後相繼開放。又與端方等人籌辦京師圖書館，他認為“圖書館為學術淵藪，京師尤系天下視聽，規模必求宏遠，搜羅必盡極詳，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親自選定館址，購江南著名藏書家歸安姚氏、南陵徐氏藏書，並翰林院舊藏合為京師圖書館。請派編修繆荃孫任京師圖書館監督。並代為制定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章程，為國家圖書館建設貢獻卓著。張之洞家藏古籍亦富，僅宋元之本有數十種，在京師時，每去琉璃廠，滿載而歸。藏書家傅增湘曾收藏有流散出來的舊藏。其書、文、函、牘、電稿等輯為《張文襄公全集》，共100餘卷。

張之洞精通目錄學。同治十三年（1874年）任四川學政時，寫有《輶軒語》，專講治學方法、科學時文和有關程式。光緒二年（1876年）寫成《書目答問》，是一部列舉了2200種書籍、以指示治學門徑的書目。著重收錄清代特別是乾嘉以來的學術著作，分經、史、子、集、叢書五部，每部之中又分若干類，類例不拘守於《四庫總目》，闡述了讀書研究、版本研究和目錄學的關係，具有總結清代學術研究成績的價值，豐富了古典目錄學的內容。

張之洞工書，書法蘇軾，深負盛名。其也擅“米體”，筆力遒勁，俊邁豪放，跌宕有致。張之洞曾向張佩綸私授“書訣”，稱“即於兩字求之，結體求豐，用筆求潤”，自然豐潤，筆意開展，便是他書體常見風格。

張之洞的作息與常人不同，每天下午二時睡覺，晚上十時起床辦公。大理寺卿徐致祥參劾張之洞辜恩負職，“興居不節，號令無時”。後來粵督李瀚章奏稱：“譽之則曰夙夜在公，勤勞罔懈。毀之者則曰興居不節，號令無時。既未誤事，此等小節無足深論”。張之萬在寫信給張之京時說：“香濤（張之洞）飲食起居，無往不謬。性又喜畜貓，卧室中常有數十頭，每親自飼之食。貓有時遺矢於書上，輒自取手帕拭凈，不以為穢。且向左右侍者說：‘貓本無知，不可責怪，若人如此，則不可恕。’”

清朝後期，梁啟超到廣州拜見兩廣總督張之洞。當時，張之洞在清政府中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梁啟超銳意改良，想力挽清王朝頹勢，對張之洞寄予極大的希望。梁啟超到廣州后，張之洞差人將一上聯送於梁啟超。聯文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無禮稱愚弟。”這上聯狂傲無禮，且拒人千里之外。梁啟超氣度不凡，坦然對了下聯，請來人回送給張之洞：“行千里路，讀萬卷書！俠士有志傲王侯。”對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據，文字高雅，氣勢懾人。張之洞一看，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後來，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名氣更大，傲氣也更盛。一次，梁啟超到江夏拜訪他，張之洞又出聯求對：“四水江第一，四時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誰是第一，誰是第二？”上聯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濟四水），長江排首位，又總括春夏秋冬四季，而夏是排第二。接著，提出了“誰是第一，誰是第二？”這樣難以回答的問題。

才思敏捷的梁啟超，略加思索，巧妙地答出下聯：“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後，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後。”張之洞吟讀再三，不禁嘆息道：“此書生真乃天下奇才也！”梁啟超所對的下聯非比尋常。他以自己的身份“儒人”拆開，古代儒、佛、道三教中，以儒為首，在天、地、人三才中，則以人才居末位。梁啟超以“何敢在先，何敢在後”巧對“誰是第一，誰是第二？”其含意深遠，既挫了對方的傲氣，又不失賓主之禮，難怪張之洞為之嘆服不已。

清廷在經過了八國聯軍侵略北京的戰爭以後，不得不“變通政治”，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3月，成立督辦政務處，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遙為參預”。五月、六月，張之洞會同劉坤一連續上了三道奏摺：《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採用西法十一條折》。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關於辦學堂、廢科舉事，提出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科，獎勵遊學等建議。第二折，言整頓中法，提出了崇節儉、破常格、停捐納、課官重祿、去書吏、去差役、恤刑獄、改選法、等八旗生計、封勇、裁屯衛、裁綠營、簡文法等建議。在這個奏摺中說：“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舊，羨外國之富而鄙中土之貧，見外兵之強而疾官軍之懦，樂海關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難，誇租界之整肅而苦吏胥之騷擾，於是民從洋教，高掛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寢成渙散，亂民漸起，邪說乘之，邦基所關，不勝憂懼。”這裡反映了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國人民痛恨清朝政治腐敗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採用西法，提出了廣派遊歷，練外國操，廣軍實，修農政，勸工藝，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銀元，行印花稅，推行郵政，官收洋葯，多譯東西各國書等建議。在這個奏摺里，他說：“施之實政則不至於病民，至若康有為之邪說謬論，但以傳康教為宗旨，亂紀綱為詭謀，其實與西政、西學之精要，全未通曉，茲所擬各條皆與之判然不同。”他還特地申明他採用的西法內容和實質同康有為維新派的毫不相同。

《江楚三折》仍是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具體化，在不變更君主專制制度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的一些先進的管理方法。雖則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項目，如廢科舉、興學堂、獎勵留學、設商部、學部、興辦實業等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和新文化傳播的。

清廷上諭：①公忠體國，廉政無私。②提倡新政，利國便民。

譚嗣同：“今之袞袞諸公，尤能力顧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權達變，講求實濟者，要惟香帥一人。”

葉景葵：“假使張之洞創辦之時，先遣人出洋詳細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較速，糜費可以較省。然當時風氣錮蔽，昏庸在朝，苟無張之洞鹵莽為之，恐冶鐵萍煤，至今尚蘊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難言也。”

《清史稿·張之洞傳》：張之洞是個清官，且又“愛才好客”，做了數十年的封疆大吏，到死，“家不增一畝。”

《大公報》：當張相國之抱病也，有惟恐其死者，有惟恐其不死者。批評他：張相國一毫無宗旨，毫無政見，隨波逐流，媚主以求榮之人也……相國之生平，恃以訓勉全國者，惟在“忠君”二字。

《申報》：固卓乎近數十年漢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緒朝三十四年有數之人物也。

《新聞報》：若與歷代賢臣相比，張之洞不愧為諍臣、能臣、良臣。

孫中山：張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美國著名學者威廉·艾爾斯：在張之洞的一生中，中國教育的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對此，他的努力具有決定性意義。

毛澤東：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

張繼熙：公常謂中國不貧於財，而貧於人才，故以興學為求才治國之首務。

蘇雲峰：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於張之洞的領導，而張之洞，對教育改革的貢獻，並不限於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國性意義。張之洞是湖北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其偉大的教育思想，為湖北培養了大批人才，使湖北形成了一個知識和價值觀念不同於傳統文人的新型知識分子群而活躍於清末政治舞台。

張之洞舊宅位於北京西城區白米斜街路北。大門在白米斜街，門外有照壁、上馬石、八字門牆。后臨什剎海前海。臨海平列3幢小樓，中樓前花廳2間，四面帶廊，中樓7間，是一座高台建築，台為城磚所砌。東樓面闊5間，2層。西樓面闊6間，2層。就在這座氣勢威武的宅院里，張之洞度過了他人生中的最後兩年。

在蛇山南腰，武昌蛇山首義公園內。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湖廣總督張之洞調任軍機大臣離鄂，其在鄂門生、僚屬建祠堂以存紀念。因張之洞晚號抱冰，取《吳越春秋》“冬常抱冰，夏還握火”語意以自勵，故取是名。1953年曾進行修葺。磚木結構，台基石砌，面寬5間，進深3間，九脊四坡頂，檐下環以外廊，造型優美，結構精巧。梁檁門窗，雕以各種禽獸花卉圖案，浮雕、透雕，互為映襯，疏密相間；藝術手法，奔放生動而又工整逼真，別具風格。堂內陳列光緒年間（1875～1908）製作的黃鶴樓模型。四周花木扶疏，綴以假山湖石，逸趣盎然，景色宜人。1985年進行整修，先設來社，后擴為“東方畫廊”，不定期舉辦書法、繪畫、攝影的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