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書法

據漢代許慎《說文解字·序》說秦代有八種書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仔細研究，其中五種是指書體的應用場合。如刻符用於古代調兵遣將，蟲書用於幡信，摹印用於印章，殳書用於兵器，署書用於門榜或封簡，都是指應用於不同場合的書體，在書體上並無太大的差別。秦代實際只存在大篆、小篆、隸書三大類書體，秦統一全國后，實行 書同文，統一整理六國篆書為小篆，作為官方公布的規範書體，秦代刻石是最標準的小篆書體。另外在秦代日常書寫的書體，並不是像秦刻石那樣標準的小篆書，而是一種比較草率的體方筆直的篆書，已接近於隸書，這在秦代的權量詔版上的銘文和1975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中都可以見到，現稱之為秦隸，是民間日常使用的書體，也是小吏公文上奏所使用的書體。

西漢初年，在書法上仍沿襲秦代的傳統，嚴肅莊重的宮廷器物銘文仍是沿用整飭規矩的小篆書體。西漢書法家吸取了秦代官定典範書體如《泰山刻石》、《陽陵虎符》等銘文結構謹嚴的優點，以及秦代隸書中筆道方折易刻易寫的長處，綜合為一種嶄新的書體，稱為漢篆。其整齊規矩勝於秦代詔版。

漢篆作品主要見於金文和某些石刻。如神爵四年的《成山宮渠斜》、初元三年的《上林豫章觀銅鑒》、嵩山啟母廟、太室、少室三石闕。同時漢代是書法蓬勃發展的時代，隸書獲得了大發展，西漢時隸書已成為官方文書通用的書體。西漢早期的隸書仍受秦隸的影響，顯得古拙，被稱為古隸，直到西漢晚期才完成轉變，發展為帶波挑、波磔、結體呈橫勢扁方的今隸，也稱漢隸。

東漢書法藝術走向繁榮，篆、隸、草、行、楷諸體具備，但東漢仍是以隸書為軸心的時代，隸書大為風行並發展到頂峰。東漢刻碑立石之風甚盛，多採用隸書，鐫刻精細，所留 豐碑 極多，琳琅滿目，豐富多彩，富有裝飾趣味的燕尾波挑在漢碑中得到發展，趨向華美的風格，隸書至此已經完全成熟。篆書受到隸書影響，產生了繆篆。從隸書衍生出的章草、今草已經開始更廣泛地使用，草書的興趣為書法藝術開拓了更大的領域。許多書法家和書法理論著作在漢末也大量湧現。近代還出土了大量東漢竹木簡，為東漢書法藝術寶庫增添了珍貴的書法資料。總之，東漢是中國書法發展史上的一個輝煌燦爛的時期。

秦始皇統一中國，李斯為丞相，進行了統一全國文字的工作，變大篆為小篆，結束了“文字異形”的狀況。秦代書法小篆是秦代的官方文字。秦統一六國后，規定“書同文字”。小篆形體長方，用筆圓轉，結構勻稱，筆勢瘦勁俊逸，體態典雅寬舒，主要用於官方文書、刻石、刻符 等流傳至今的秦代小篆作品，石刻有《泰山刻石》、《琅台刻石》、《嶧山刻石》、《會稽刻石》等，相傳均為丞相李斯所書。

相傳，李斯手書了秦代金石刻文，金刻有權量詔版，石刻有嶧山、泰山、郎琊山、之罘、碣石、會稽六處刻石。詔版為自由體，主要是為了實用，寫法草率，筆劃方正，行款錯落，秦詔版文文筆劃方折是因為刀刻所致。文字仍屬篆書範疇。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東巡所到之處多立石刻碑，以宣揚他的統一業績。李斯為之書《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和《嶧山刻石》。刻石為標準體，孫過庭《書譜》說“篆尚婉而通”。李斯被人們視為“小篆極則”。王澍評其書法“筆法敦古，於簡易中正有渾樸之氣，不許人以輕心掉之。”清楊守敬跋《琅琊台刻石》說：“嬴秦之跡，惟此巍然，雖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氣自在，信為無上神品。”故頗為世重。《琅台刻石》殘存一面，藏中國歷史博物館；《泰山刻石》殘存10字，存於山東泰安，都是典型的秦代小篆書法。其他刻石都為後代摹刻，已失原貌。刻符有《陽陵虎符》，體勢和刻石相同，圓潤渾厚。秦代權、量、詔版刻的都是始皇和二世的詔書，文字也是小篆，但由於刀刻和受當時民間書風的影響，風格比較質樸，筆畫多為方折，線條瘦硬，鋒棱俏麗。秦陶量文字都是用刻好的小篆戳子在陶坯上捺印出來的，筆畫圓厚，可以與石刻相媲美。

秦代書法墨跡有帛書和簡書。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文字大都屬於隸書。但有的字仍保留篆書的結構，是篆隸遞變中的古隸。字形有長方、正方、扁方等變化，筆畫渾厚朴茂，結構方圓相輔，書法工整端秀。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文字有的是屬於篆書，書寫年代有的為秦代。這些墨跡大多比較工整，可資研究早期隸書的結構和用筆的特點。

根據記載，秦代書法家有李斯、趙高、胡毋敬、程邈等李斯曾作《倉頡篇》，他取史籀大篆，創造小篆，對後代篆書影響很大。他的書法骨氣丰韻，方圓妙絕。相傳秦始皇巡遊各地的刻石均由李斯書寫。相傳趙高曾作《爰歷篇》、胡毋敬曾作《博學篇》，都對創造小篆作出一定的貢獻。程邈曾對隸書的規範做過工作。

漢代通行的字體約有3種：①篆書，用於刻石、刻符以及高級的官方文書和重要儀典的書寫，如天子策命諸侯、柩銘、官鑄銅器銘文、碑上題額、宮殿磚瓦文字等；②隸書，多用於中級的官方文書和經籍的書寫，如天子尺一詔書、一般的經書和碑刻等；③草書，用於低級的官方文書和一般奏牘草稿，如《永元器物簿》、武威的醫藥簡、日忌、雜占諸簡。其他一些文字如“古文”等應用範圍較狹。

篆書西漢碑刻篆書比較少，因豐碑大碣在西漢尚未興起，留存今天的多是一些題刻，如《魯北陛石題字》 、《祝其卿墳壇》、《上谷府墳壇》、《郁平太尹馮君孺人墓畫像題記》等。其篆書由秦代的圓轉逐漸趨向方正。東漢立碑之風興起，著名篆書碑刻有《開母石闕銘》、《少室石闕銘》、《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等。東漢碑刻篆書，書法結體茂密，體勢方圓結合，用筆遒勁，與秦代刻石風格不同。《袁安碑》和《袁敞碑》，因出土較晚，筆畫完好，書法寬博舒展，字體遒美。《祀三公山碑》體勢略參隸意，結體方正，一反小篆圓轉勻稱的特點。漢代碑刻篆書最為豐富多彩的是碑額，有的結構方整奇肆，有的婀娜多姿，不僅風格多樣，而且用筆也層出不窮，或圓轉巧麗，或方折挺拔，或茂密，或疏朗。如著名的《景君碑》、《韓仁銘》、《孔宙碑》、《孔彪碑》、《華山碑》、《張遷碑》、《鮮於璜碑》、《尹宙碑》、《袁博碑》、《王舍人碑》等碑額，各具風貌，無一類同。

《魯孝王刻石》為現存最早的西漢刻石之一。又名《五鳳二年刻石》。共十三字，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公元前56年刻，縱38．4厘米，橫73．6厘米。存山東曲阜孔廟。此石於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重修曲阜孔廟時，得自魯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之太子釣魚池。靈光殿建於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余之世。此石自明清以來迭經著錄。西漢前期(武帝以前)的隸書，承襲秦隸，篆隸夾雜。由《魯孝王刻石》可以看出，其結體尚不夠方整，無明顯波勢，用筆圓轉且篆意較濃，其“年”字長腳與出土的這一時期的漢簡(如《流沙墜簡》)同趣。明趙崡《石墨鐫華》云：“西漢石刻傳者極少，此字簡質古樸。”清翁方綱《兩漢金石記》謂其“渾淪朴古，隸法之未雕鑿者也。”清方朔《枕經金石跋》云：“字幾十三，無一字不渾成高古，以視東漢諸碑，有如登泰岱而觀傲萊諸峰，直足俯視睥睨也。”此刻拓本傳世者以明拓較多，字口雖已殘泐，但字尚完整。清初拓字漸細瘦但無裂痕。近托多裂紋，字亦漫漶不可讀。

漢代篆書另一豐富的寶庫為銅器上的銘文。漢器銘文多先書寫，再由工匠鑿刻而成，因此筆畫多為方折，轉折處斷而不連，使篆書呈現出另一種風格。但其結體和筆畫仍然表現出多種多樣的面目。如中山靖王墓中山內府鑄造的銘文筆畫粗壯雄渾，池陽宮行鐙銘文典雅秀麗，曲成家行鐙銘文較率直纖細，長楊鼎、黃山鼎銘文又比較端莊。新莽時期鑄造的銅器銘文多為工整垂腳的方正小篆，結構舒展挺拔，風格典雅俏麗，《新莽銅量銘》、《新莽銅嘉量銘》為最典型的作品。漢代磚瓦文字，大都是篆書，形體修長，富有裝飾性，如《長樂未央方磚》、《單於和親方磚》都是如此。瓦當文字隨形書寫，獨具匠心，使篆書賦予濃重的裝飾趣味。

漢代篆書墨跡出土不多，甘肅敦煌出土的干支簡武威磨咀子漢墓的旌幡、居延出土的張掖都尉啟信等，都為結構方正的篆書，用筆細瘦方硬。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中有部分是漢初的篆書，可以說是帶有隸書意味的篆書。

隸書隸書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戰國時代。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的戰國時期的木牘，其中很多字畫已是隸書的體勢和寫法。隸書在秦代普遍流行於民間，它在民間經過不斷地改 正和完美，到漢代發展到最高階段，成為漢代的主要字體。秦代到西漢初期，是隸書的古隸時期，西漢石刻除一部分是篆書，其餘多為篆隸遞變過程中的古隸，如《楊賣山地記》、《五鳳二年刻石》，其結構已是隸書的體勢，但筆畫尚未見典型的波磔。隸書到西漢末期和東漢時期發展到成熟階段，這時隸書形體由長方趨向寬扁，由縱勢轉向橫勢，筆畫已趨工整，波挑也更為完美，而點畫俯仰呼應使隸書的藝術性達到和諧完美的境界。如河北定州40號漢墓西漢宣帝時期（前73～前79）的簡書，青海大通縣115號墓宣帝時期的簡書，敦煌出土西漢天鳳元年（前14）的木牘等，都是成熟時期的隸書。東漢隸書用筆技巧更為豐富，在波挑中充分發揮筆毫的變化，提按頓挫，起筆止筆，表現出蠶頭燕尾波勢的特色。在結構上疏密的變化，點畫的呼應，更加呈現出隸書複雜多變的姿致，而風格也更為多樣。

漢代簡牘和帛書為隸書主要的墨跡。從已發現的漢簡來看，工整謹嚴的隸書多見於先秦典籍和官方詔令。如居延出土的《堯典》殘簡，羅布泊出土的《論語》殘簡，武威出土的《儀禮》簡，河北定州出土的《論語》簡，武威出土的《王杖詔令》簡，甘谷出土的桓帝延嘉元年(158)《詔書律令》等，都是謹嚴工整的隸書。居延出土漢簡，多為修築邊塞屯田、置亭燧所遺屯戍文書，書寫比較草率，似多不經意，而書寫面貌也各不相同。

最能代表隸書成就的是東漢碑刻。東漢盛行立碑刻石的風氣，碑本身就是一件石刻藝術品，碑的重要部分──碑文，要和碑構成完美的藝術形式，因此特別重視書法。東漢碑刻隸書，大體可分為兩大類型：字形比較方整，而法度嚴謹，波磔分明；書寫比較隨意自然，法度不十分森嚴，有放縱不羈的趣味。

前者又可分為兩種風格：①傾向端莊秀麗的風格，刻的比較細膩，筆毫效果較明顯，筆畫波磔分明。結體方正，筆畫頓挫有致。如《史晨碑》，結體工整，風格渾厚典雅。《史晨碑》為著名的漢碑之一。前後碑字體如出一人之手，傳為蔡邕書。結字工整精細，中斂而四面拓張，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筆致古樸，神韻超絕，為漢隸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書法的典型，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明郭宗昌謂其“分法復爾雅超 逸，可為百代模楷，亦非後世可及”。清萬經《分隸偶存》評云：“修飭緊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識之師，步伍整齊，凜不可犯，其品格當在《卒史》(《乙瑛》)、《韓勑》(《禮器》)之右。”方朔《枕經金石跋》云：‘書法則肅括宏深，沉古遒厚，結構與意度皆備，洵為廟堂之品，八分正宗也。”楊守敬《平碑記》云：“昔人謂漢隸不皆佳，而一種古厚之氣自不可及，此種是也。”

《張景碑》，書體寬扁，風格秀雅。《華山碑》，點畫俯仰有致，風格典雅華美（[《華山碑》(部分東漢)]）。《孔宙碑》，講究左右布勢，用筆圓轉，有篆書筆意。《尹宙碑》，筆畫圓健，有楷書筆意。《朝侯小子殘碑》，風格秀勁。《鄭固碑》，結體內斂，橫畫左右開張《熹平石經》，體勢方整，筆畫豐厚，風格端莊。屬於這種風格的還有《韓仁銘》、《李孟初碑》、《陽嘉殘碑》等。這一類中還有一種風格比較秀麗的，如《曹全碑》、《孔彪碑》等。

②傾向古樸雄強的風格，刀刻的效果較明顯，筆畫呈現方棱，轉折嶄齊，結體方正。比較有代表性的碑刻有《鮮於璜碑》，用筆方折，氣勢雄強，嚴謹中又帶有自然的姿致；《張遷碑》，體勢方正，有驕橫不可一世的氣概；《幽州書佐秦君石闕》，方折有力，氣勢非常雄強；《景君碑》，筆畫平直方硬，直筆下垂如懸針，在漢代隸書中很有特色；《張壽碑》，字體遒勁方整；《衡方碑》，結體寬綽，筆畫肥厚古拙；《西狹頌》，體勢方整，筆畫頓挫渾厚([《西狹頌》(部分東漢)])；《閣頌》，書法方整，雄渾而有氣魄；《校官碑》，用筆沉鬱雄厚，風格古厚茂密。

後者也可分為兩種風格：①書寫草率隨便，字形大小參差不一。②由於寫在崖壁上，為不平整的石面所限制，所以隨石書寫，有自然不拘的效果。其代表碑刻有《三老忌日碑》、《馬姜墓誌》、《薌他君祠堂刻石》、《馮君闕》以及各地出土的黃腸石和摩崖刻石都是依岩壁石勢來書刻，所以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君開通褒斜道刻石》、《石門頌》及《楊淮表紀》等都屬於這一類。《禮器碑》是兼有上列兩種風格的漢隸書，全碑細勁雄健，在端莊中略帶秀麗《禮器碑》(部分東漢)。

漢磚隸書，有一種刑徒墓磚，是記載服勞役的刑徒死後隨葬的題記，文字都用刀隨意刻成，和捺印的磚文不同。捺印文字比較方正古樸，而刑徒墓磚文字比較草率隨意，書寫和鐫刻沒有行格，筆畫任意縱橫錯落，有一種奔放不羈的趣味，可能是民間書法家或工匠所書刻。

隸書到東漢末年，由於過分追求形式和裝飾性，波挑矯揉造作，而結構板滯，缺乏生趣，於是開始走向下坡路。這種趨勢到魏晉時代更甚，這樣隸書的衰落成了必然的趨勢。

秦、漢的草書是中國草書發展史中的章草時期。漢代早期的草書，是隸書（古隸）的簡易、急速的書寫。這種草書可以從《神爵四年簡》見其大概，這時期的草書為草隸或隸草階段。

東漢時期草書逐漸出現波磔，這時草書可以從武威出土的醫藥簡牘，敦煌出土的“可以殄滅諸反國”簡、“北部侯長高”簡等見其大概。至曹魏、西晉，草書經過書法家的不斷加工，形 成有一定規律的草法，後代稱這類草書為章草，以區別東晉盛行的今草。章草在東漢已普遍流行，除出土大量草書簡牘外，如《急就章磚》、《公羊傳磚》、《馬君興磚》，以及安徽亳州出土的曹氏墓磚，都是用章草書刻，可知東漢章草在民間相當流行。

漢代著名書法家有史游、曹喜、杜操、王次仲、崔瑗、張芝、蔡邕、師宜官、劉德、梁鵠等。史游曾以隸書草寫作《急就章》。曹喜是東漢章帝時人，記載說他工篆書，創懸針垂露法。杜操以善章草著名，崔瑗、崔曾學他的草書，後人並稱崔杜。崔瑗善章草書，著有《草書勢》。張芝擅長章草書，唐張懷《書斷》說他創今草，並稱他為“草聖”。

王次仲擅長隸書，《書斷》說他以隸草作楷法。蔡邕擅長篆隸，創飛白書，曾參加書寫石經。師宜官善隸書。劉德，記載說他創造行書，雖是草創，豐贍華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梁鵠善隸書，書法為曹操所欣賞。漢代有的書法家，名不顯著，但見於碑刻，如郭香察書《華山碑》、仇靖書《西狹頌》、仇拂書《閣頌》、紀伯允書《武斑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