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室壁畫

古靈魂永，西漢晚期到東漢時期，一些地方豪強和權貴之家厚葬成風。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居住條件，為其營造豪華的墓室。除了隨葬象徵性侍衛、僕從、侍女的俑和各種珍貴物品、生活用品外，還在墓室內繪製壁畫。壁畫內容豐富，有的一墓之內壁畫面積達二百多平方米。其藝術風格有的比較寫實，有的豪放不羈，屬於寫意的畫法。

墓室壁畫容盡居環境、包羅。墓室頂早畫墓升仙圖，則星辰、雲，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以此象徵天界。在墓道和墓室中最主要的位置是墓主人顯赫的仕宦經歷，特別突出的是能夠代表人物官爵的出行儀仗、車馬、衛隊等等。有時還要畫出他的官舍、城池，以及重大的政治活動場面。而那些擔任過武職的，還要畫上他所經歷過的戰爭，往往是水陸攻佔的酷烈場面。另一部分重要內容是表現墓主人的日常生活和他所擁有的財富，把他的居處房舍、牲畜、田產、庖廚、宴飲、以及樂舞百戲表演等等，都事無巨細地畫出來。

秦始皇統六，戰國諸子陰陽五行、道家神仙思想，生作尋仙之游，死起厚葬之風，他那滿藏奇器珍怪的陵寢，即是“上具天文，下具地 理”的地下宮殿。漢承秦制。漢武帝尤敬鬼神，更熱衷於神仙方士之言，長生久視之術，進一步掀起了“事死如事生”的時代風尚。漢代將先秦以來的魂魄觀念、神仙信仰、陰陽學說和天人感應等思想再加整合與創造，形成了一套集功能、習俗乃至思想觀念為一體的葬制葬俗以及與之相配合的圖像。用這些圖像裝飾的帝王陵和貴族墓不僅有了如地上宮殿般的效果，而且具備了趨利避害，福壽神仙，蔭庇子孫的特殊功能。

西漢前期的壁畫墓經考古發掘的有兩座，即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和河南商丘柿園芒碭山樑王墓，墓主人均系分封一方的諸侯王。南越王墓葬年代在漢武帝元朔末至元狩初年（公元前122年前後），墓葬規格雖高，但繪飾壁畫卻甚為簡單，僅在石門、前室四壁及頂石上發現了朱、墨兩色繪出的雲紋圖案，沒有發現具有主題內容的壁畫。屬於西漢前期的典型壁畫墓，當數芒碭山樑王陵。芒碭山西漢梁王陵 位於河南商丘市東約90公里處，陵墓系“斬山為郭，穿石為藏”的大型多室崖墓。主室前區頂部繪一條蜿蜒長達5米、首南尾北的巨龍，頭角身翼，龍舌卷銜怪獸，左右畫朱雀、白虎，或為四靈的早期形式。梁王墓壁畫色彩濃麗，形象誇張，具有很強的裝飾意味，壁畫圖像明顯還帶有楚地繪畫風格的痕迹。

西漢後期代表性的壁畫墓，集中在洛陽和西安兩地。洛陽地當歷史上的中原腹地，又為九朝故都，歷史文化遺存豐厚。洛陽考古發掘的西漢後期壁畫墓有，燒溝61號壁畫墓，卜千秋壁畫墓，淺井頭壁畫墓等。壁畫分佈在主室頂部、前後山牆和隔樑上，有一磚一畫的形制，也有多磚拼繪的橫幅式構圖，還有塑繪結合的畫面。壁畫題材多見驅儺逐疫，祥瑞升仙以及歷史人物，圖像真實地反映了西漢時期的喪葬觀念和社會習俗。漢代葬儀中用儺儀，沿用先秦方相氏驅儺的習俗，以保護死者不受山林驚怪的侵擾。漢人重儺儀，更將驅儺的場景畫在了墓室中。這一現象對探討兩漢之際死生觀念的轉變有著重要的意義。

洛陽以西的西安，曾是西漢王朝和新莽時期的都城，當時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渭水兩岸的京畿陵區分佈有這個時期高規格的墓葬，已發現西漢時期的壁畫墓，重要者有西安交通大學附小西漢晚期墓、西安理工大學壁畫墓和西安南郊曲江池1號墓。二十八宿天象圖按內外圓分別構畫，內圓畫流雲、金烏太陽和月中玉兔蟾蜍，外圓畫青龍、白虎、朱雀、黃蛇和與之相配的二十八宿，附帶用人物、動物形象來標識各宿的名稱。圓環外繪彩雲翔鶴。後壁繪羽人持靈芝引導墓主靈魂升天，下有鹿鶴。壁畫構圖飽滿，色彩明麗斑斕。所用雙線填色的方式和勾連紋樣的組合形態，也可看出前後相繼的風格脈絡。

王莽篡立改元，推行新政，喪葬制度與習俗略有改變。屬於這一時期的壁畫墓以陝西千陽漢墓、咸陽龔家灣1號墓、洛陽金谷園新莽壁畫墓、偃師辛村壁畫墓為代表。壁畫題材在西漢四靈祥瑞、引魂升仙的圖像基礎之上，又增加了宴飲庖櫥、車馬遊獵、樂舞百戲、神仙偶像等新的內容並呈現流行的趨勢。西漢的喪葬習俗和墓葬壁畫經過王莽朝的轉變，在東漢厚葬糜費風氣日漸盛行之際，原已具備表達喪葬功能的壁畫圖像得到進一步地拓展，宣揚死者生前殊榮的圖景與仙國盛宴的圖像成為裝點墓室普遍熱衷的題材。從已發現的30多座東漢壁畫墓來看，以洛陽為中心，中原北方地區的東漢壁畫墓得風氣之先，波及範圍則遠至遼東和河西邊地。

中原北方地區的東漢壁畫墓集中在河南、河北及周邊地區。河南發現有洛陽北郊石油站壁畫墓、洛陽機車工廠壁畫墓、洛陽西工壁畫墓、洛陽第3850號壁畫墓、洛陽偃師杏園村壁畫墓、新安鐵塔山壁畫墓、洛陽朱村漢魏壁畫墓、密縣打虎亭2號畫像石壁畫墓、密縣後土郭1、2、3號畫像石壁畫墓、滎陽萇村壁畫墓；河北有望都1、2號壁畫墓、安平逯家莊壁畫墓；其它地區陸續發現的東漢壁畫墓有：山西夏縣王村壁畫墓、山東濟南青龍山壁畫墓、江蘇徐州黃山隴壁畫墓；安徽亳縣董園村1、2號畫像石壁畫墓。

繁榮的中原地區文化在絲綢之路開通以後的設郡屯田和漢末板蕩之秋的移民風潮之際，傳到河西、遼陽等邊疆地區，因此這個時期邊疆地區的壁畫墓也呈現出較濃厚的中原文化特點。河西漢魏壁畫墓主要分佈在武威一地。

同屬邊地的內蒙古，在托克托與和林格爾兩地先後發現有東漢時期的壁畫墓。

兩晉壁畫墓在結構上沿用東漢晚期的形制，壁畫圖像出現了最具有時代特徵的墓主持麈尾像。麈尾是曹魏正始以來清談玄學之士的隨持之物，故當時又將清談稱作“麈談”。在社會時尚風氣的標榜之下，持麈尾的人物形象進入到了墓葬中，成為晉墓壁畫中流行的新題材。考古發現的墓主麈談像在南邊有雲南昭通的霍承嗣墓，北邊見於北京石景山八角村西晉墓和遼陽上王家村東晉墓，更遠甚至到達朝鮮半島。朝鮮安岳東晉永和十三年（公元357年）冬壽墓和德興里廣開土王永樂十八年（公元408年）幽州刺史墓中都繪有墓主麈談像，可見其風氣的流布範圍。兩晉喪亂之際，中原板蕩，大量人口向河西和遼東遷徙，中原地區墓室裝飾的風氣也隨之遷移到這些地區。這一時期的壁畫墓在東北和西北有較集中的發現，西北沿河西走廊直抵吐魯番，東北則有遼陽和高勾麗壁畫墓的發現。

河西走廊魏晉壁畫墓已發現近50座，多用小磚砌築，一類是製作講究的壁畫墓，另一類是以一磚一畫或多磚一畫為形式的磚畫墓。壁畫墓以酒泉丁家閘晉墓群為代表，其中5號墓屬於十六國時期保存最完好的大型壁畫墓。磚畫墓作畫的程序相對簡單，通常是在磚面上用白粉塗底，然後用墨線勾出輪廓，再填入赭石、朱紅和石黃等色，用筆簡率鬆動，色彩單純，造型粗放而傳神。河西魏晉壁畫墓以河西走廊中西部最為集中，分佈在東起武威，西抵敦煌一線，以酒泉、嘉峪關和敦煌等地藝術水平最高。

鴨綠江中游、渾江流域是高句麗民族的發祥地。20世紀前期日本學者發現的重要壁畫墓有角觝冢、舞踴冢、和龜甲冢等八處。集安高句麗古墓群的第二次集中發現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中國考古學者調查發掘高句麗古墓群19處、810餘座，重新清理了被日本人打開過的五盔墳5號墓、洞溝17號墓、洞溝12號墓，新發現了多處精美的壁畫。

晉代壁畫墓在遼東郡首府（遼寧遼陽）仍有不少遺存，以王家村和三道壕1、2號墓為代表。十六國時這裡先後建立了前燕、後燕、北燕政權，政治文化中心逐漸轉向都城龍城（今遼寧朝陽）。三燕是鮮卑慕容氏和鮮卑化的漢族馮氏建立的政權，文化傳統與漢族有別。壁畫墓有朝陽的北廟村1號墓（溝門子晉墓）、大平房1號墓、十二台營子鄉袁檯子村墓以及北票的馮素弗墓。

南北朝時期，因地方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作用，使得文化的地域色彩日漸明顯。晉室南遷之後，南方因其地理氣候和社會習俗的原因，墓室多用模印磚畫。北方中原地區因鮮卑族入主中原，漢晉時期舊有的葬制葬俗也在發生變化。北朝墓葬形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墓室結構的簡化，東漢複雜的多室墓被長斜坡墓道單室墓取而代之。北朝後期皇室貴族墓出現了巨幅的墓道壁畫，墓室中則以表現墓主夫婦宴飲出行為壁畫主題。北魏分裂之後，墓室壁畫大致可分為西魏－北周和東魏－北齊兩個區域，東魏－北齊壁畫的藝術水平較高。

北魏曾三遷其都，力微三十九年（公元258年）定都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道武帝拓跋珪天興九年（公元398年）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遷都洛陽。在三個建都之地，現已發掘的帝王陵都沒見壁畫留存，在都城周圍發現的壁畫墓也為數不多。

西魏、北周遷都於長安，帝王陵及貴族墓葬中較少發現壁畫。陝西咸陽北周武帝的孝陵不見壁畫的繪製。陝西地區發現西魏、北周壁畫墓的地點有咸陽的胡家溝、底張灣及華縣等地，墓葬的規格不高，壁畫保存狀況亦不甚理想。北周壁畫墓引起學術界重視的是寧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原州刺史、河西公李賢墓，這是一座長墓道的單室墓，壁畫分佈在墓道和墓室中，現存的壁畫沒有發現表明墓主人身份的儀仗和墓主人的生活場景，只有墓道兩壁的武士和墓室四壁的伎樂女侍，皆是單人獨立的畫面。

東魏、北齊首都鄴城所在地的河北磁縣，境內存有民間傳說的曹操七十二疑冢，1957年考古發掘的講武城1號墓和56號壁畫墓屬於其中的兩座，結果證明是北齊的壁畫墓。1970年代以後，磁縣又先後發現了東魏、北齊皇室及貴胄的高規格墓葬，重要的如北齊驃騎大將軍、趙州刺史堯峻墓，北齊文昭王高潤墓，東魏茹茹公主墓，灣漳北齊大墓等。

與鄴城高齊政權息息相關的山西太原，原是高歡的發跡地，北齊的第二個政治中心。這裡從70年代開始也陸續發現了一批高規格的北齊壁畫墓，1973年發現的定州刺史、順陽王庫狄洛墓；1979年清理髮掘的右丞相、東安郡王婁叡墓；1987年在太原南郊金勝村發現的北齊後期的壁畫墓；2000年太原東郊王家峰發現的北齊大將軍徐顯秀墓等。太原發現的壁畫墓比起鄴城來在規格上略低，但藝術水平卻毫不遜色，可與河北磁縣北齊壁畫墓相爭高。

東魏、北齊立國都短，文獻所記關於北齊的藝術，因沒有更多的實物保存流傳，長期以來對其面貌的認識並不十分清楚，以磁縣、太原為中心區的東魏、北齊壁畫墓的系統發現，不僅填補了東魏、北齊藝術的空白，而且對於觀察隋唐文物制度和藝術來源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隋唐是在經歷過南北朝長期分裂之後建立起來的統一王朝，西安作為隋、唐的都城，前後長達三百多年。唐朝國力強盛，帝王崇尚厚葬，自唐太宗李世民營建昭陵，開創了“因山為陵”的先例之後，唐朝各代帝王的陵寢多依山構築，務求壯崇。在今西安周圍的乾縣、禮縣、涇陽、三原、富平、蒲城等東西綿延百里的範圍內分佈著唐朝十八座帝王的陵墓。

隋朝因立國短暫，有隋代紀年的壁畫墓發現不多，已清理的隋代壁畫墓有1954年陝西西安東郊白鹿原發掘的大業十一年（公元615年）劉世恭墓，1956年西安東郊韓森寨發掘的開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呂武墓，1964年陝西三原雙盛村發掘的開皇二年（公元582年）李和墓，1984年在西安東郊發掘的大業四年（公元608年）李椿夫婦墓等。這些墓保存情況一般不好，所存壁畫殘損較重。對於了解隋墓壁畫藝術面貌有價值的是山東嘉祥英山開皇四年（公元584年）徐敏行夫婦合葬墓。

唐代壁畫墓的發現是在帝王陵的調查基礎上進行的，20世紀以來在調查西安唐代帝王陵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穫是陸續發現了帝陵周圍的陪葬墓，從中清理出大量精美的壁畫，獲得了唐代帝王陵寢制度及其陪葬墓的詳盡資料。帝陵陪葬墓的清理髮掘工作主要集中在獻陵、昭陵和乾陵範圍內。據考古調查，唐高祖李淵的獻陵陪葬墓為30座，墓主人大多是皇室宗親，經發掘的壁畫墓有高祖第十五子李鳳墓，高祖第六女房陵公主墓等。李鳳墓墓室頂部繪星象，天井、過洞、甬道和墓室中均影作木結構建築，甬道兩側在長廊建築中的各間內繪女侍，過洞西壁繪有牽駝圖，是陪葬墓中年代較早的實例。

西安地區，唐代的壁畫墓除上述的帝王陵及陪葬墓外，在西安市郊和毗鄰的京畿地區還發現了大量的唐壁畫墓。重要者有武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金鄉縣主與其夫於隱合葬墓，天寶四年（公元745年）蘇思勗墓，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唐安公主墓，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執失奉節墓，景龍二年（公元708年）韋浩墓，景龍四年（公元710年）韋泂墓，中唐的韋氏墓。貞觀四年（公元630年）淮安王李壽墓。景雲元年（公元710年）節愍太子李重俊墓等。

以西安為中心的唐墓壁畫所反映出來的題材和風格傳播到唐代邊疆地區，北京地區最重要的壁畫墓是1991年海淀區八里庄發現的王公淑及夫人吳氏墓。王公淑為山西太原人，官至幽州節度判官兼殿中侍御使、銀青光祿大夫。此墓為方弧形單室磚墓，墓室北壁通壁畫丹蘆雁圖，其餘三壁殘存裝飾花紋和家居生活片段。牡丹蘆雁圖至為珍貴，畫面以牡丹花叢為中心，牡丹下繪兩隻蘆雁、花頭上有翻飛的蝴蝶。在壁畫下角對稱畫有秋葵和百合花。花葉雙勾填色，構圖對稱。以牡丹為題材的花鳥畫，興盛於唐朝，出現了專擅牡丹花鳥的著名畫家邊鸞。

固原和新疆地區的唐代墓室壁畫見存有多扇式的屏風畫。固原南郊鄉羊坊村聖歷二年（公元699年）梁元珍墓發現於1986年，天井東西兩壁共繪人物牧馬圖六幅，甬道兩壁各畫一幅牽馬圖。墓室中東壁和南壁主要繪男女侍，西壁和北壁共繪有十扇樹下人物屏風，頂部所繪星象圖較完整。新疆唐墓壁畫集中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合卓墓地，自1963起共發掘古墓42座，主要是唐西州時期的墓葬，所發現的唐墓壁畫以屏風畫最有特點。

以西安唐代帝王陵和陪葬墓為中心的唐代壁畫墓雖然繪製未必出自名家之手，但從壁畫的技藝來看，很多皇族外戚、高官顯貴的墓葬壁畫也非泛泛之筆，年代完整而系統的唐墓壁畫展示了這一時期匠師們在繪畫上的普遍水平。他們追慕時尚，因而能夠印證像閻立本、吳道子、張萱、周昉、邊鸞這樣一些畫壇名家的樣式與技藝，填補了傳世作品序列中的若干缺環，對於完整地重構唐代繪畫史具有重要意義。

五代十國雖處世紛亂，但因感承唐朝文化的流風，書畫藝術活動仍在繼續，特別是在偏安一隅的西蜀、南唐，統治者雅好文學，推重書畫，中原畫家紛紛南就，宮廷和畫院中聚集了黃筌、顧閎中、周文矩，王齊翰、衛賢、徐熙、董源等一批傑出的畫家。南北畫風，各家技法彼此爭競，繪畫的題材除了人物之外，又在山水和花鳥畫上開啟新的意趣，在今天傳世的五代繪畫作品和墓室壁畫上能看到這個時代的清晰面貌。

五代十國的壁畫墓以1942年四川成都前蜀王建永陵的考古發掘為起點，半個多世紀以來陸續發現了八處高規格的壁畫墓，分別是南唐先主李升的欽陵（公元943年）和中主李憬的順陵；吳越國錢寬墓（公元900年）；后蜀孟知祥的和陵（公元934年）；後周恭帝柴宗訓（公元959-960年在位）的順陵；後周節度使馮暉墓（公元958年）；後梁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墓（公元924年）；吳越國二世主錢元瓘元妃馬氏康陵（公元939年）。在以上的9座壁畫墓中，有7座是國主及其嬪妃的墓，餘下的2座是雄踞一方的節度使墓，這批身份顯貴且紀年明確的壁畫墓相對完整地保存了五代繪畫藝術的時代特徵和風格面貌，對於研究唐宋繪畫的轉型過程顯得極為重要。南方墓葬呈現出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壁面採用雕刻與彩繪相結合的方式，從而使壁面的層次感得到明顯的強調。

五代墓室壁畫題材內容和風格的變化，到宋代呈現出新的時代特點和價值取向。宋代壁畫墓的典型形制是仿木結構的磚室墓，由晚唐五代簡單的磚室墓發展而來。這種墓室形制從北宋中期、特別是神宗（公元1068-1085年在位）以後，在中原普遍流行，內部裝飾磚雕與彩繪相結合。墓室壁畫表現日常生活場景的畫面明顯增多，營造的居住生活環境愈益逼真。磚砌墓室仿木結構日趨複雜繁麗，不少墓室磚壁上雕出門窗、桌椅、屏風、衣架、燈檠、柜子、鏡台和刀尺等圖像，形成磚雕與繪畫相結合的裝飾格局。

宋代壁畫墓主要分佈在北方的河南、山東、河北、山西、陝西和甘肅等地，尤以鄰近北宋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最集中。在江蘇、福建和江西等南方地區壁畫墓僅有少量發現。由於南方的地理氣候條件等原因，宋室南渡並沒有使墓葬壁畫裝飾風氣在南方流行開來。宋墓壁畫按一定的方位構圖布局，畫面往往圍繞墓主夫婦開芳宴展開，壁畫圖像與墓室空間密切配合，從中可以明顯看到陰陽禁忌、神仙孝行以及風水學說的影響。迄今為止發現的宋代壁畫墓，大多屬於無官品的鄉村上戶和富家商賈，墓制相對簡省，畫工也屬尋常的民間畫工，世俗趣味和地域化的表現相對濃厚。

宋代帝后陵墓僅在河南鞏縣（現鞏義市）洛河南岸的太宗李后陵中發現有壁畫。元德李后是太宗賢妃、真宗生母，卒於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真宗即位後於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按皇太后禮袝葬於太宗永熙陵之西北隅。墓室內採取了磚雕、線刻、斗栱彩畫和壁畫四種裝飾方式，壁畫僅在墓室穹頂至影作屋檐以上有彩繪痕迹，上有星象，下有祥雲繚繞中的宮室樓閣。栱眼壁墨勾盆花。石墓門上線刻高大的武士形象，這一題材已在五代十國陵墓中見到。

以河南為中心的北方地區宋代壁畫墓以1951年發掘的白沙宋墓為起點，在隨後半個世紀中陸續都有出土，重要的壁畫墓有禹縣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趙大翁墓；新安縣城關鎮宋村北宋墓；新密平陌村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墓；河南登豐黑山溝北宋紹聖四年（公元1097年）墓等。

南方地區宋壁畫墓資料不及北方豐富，四川、江蘇、福建、江西等地有少量的宋壁畫墓發現。四川地區的石室墓裝飾題材也以開芳宴為中心，輔以武士、四神、婦人啟門、孝子故事等，採取的是浮雕的形式。四川、江蘇、江西、福建等地相繼發現的宋墓壁畫，擴大了對兩宋壁畫墓的認識。從壁畫題材內容、繪畫風格技法來看，閩贛兩地有較多的一致性，反映出兩地文化及社會習俗的相關特點。

興起於漠北草原的契丹族，以驍勇善戰，據有北部中國的大片土地，建國後分別設上京於臨潢府（治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林東鎮），設中京於大定府（治今內蒙古寧城），設東京於遼陽（治今遼寧省遼陽市），設西京於大同（治今山西省大同市），設南京於北京（治今北京市）。這五京之地，大體也是遼代壁畫墓的集中分佈地區。由於遼對境內的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採取“因俗而治”的方針，尊重各自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習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遼史·百官制》），因此遼代壁畫墓明顯呈現出兩種不同的面貌。一類是契丹皇帝陵和貴族墓，主要見於遼上京、中京和東京腹地，並呈聚族而葬的特點。另一類是漢人墓，主要發現在遼南京、西京附近和東京的部分地區。

契丹族最初並無築墓埋葬的習俗，後來逐步吸收漢文化，遼政權建立后，開始仿照唐制修築墓室，厚葬風氣急劇蔓延。墓室規模之大，隨葬物品之豐富豪華，已超過了同時的中原地區。除常見在壁面上作畫的做法外，契丹族還流行在墓壙內安放柏木護牆板，壁畫直接繪在木板上。另有在石棺、木棺內壁施繪的做法，這些“棺畫”的功能與壁畫相同。遼墓壁畫的題材同樣具有與游牧生活和傳統習俗相適應的特點，早期遼墓多以游牧生活和草原風光為主，布局簡單，賦色單純，裝飾意味較濃。中晚期以後，大量出現儀衛、伎樂、侍宴、神獸等內容，在受漢族文化影響的同時仍部分保持著契丹民族的特色。

遼壁畫墓最先示諸世人的是帝王陵。其中以遼聖宗慶東陵保存最好。慶東陵的建築彩畫在已發現的遼墓中等級最高，在墓內磚砌仿木構件上及墓壁上方，工筆彩繪龍鳳、花鳥、祥雲、寶珠以及網格狀圖案。在墓道、前室及其東西耳室、中室和各甬道壁面上，描繪與真人等高的人物76身，人像上方都墨書契丹小字榜題。東陵最有特色的壁畫，當屬中室四壁所繪的山水。畫面上雲彩澹澹，雁翔翩躚，湖水盈盈，野獸出沒山石雜樹之間，分別描畫的是春、夏、秋、冬四季風光。構圖嚴謹，季節特徵鮮明，鳥獸形象生動，真實地再現了捺缽之所的景色。契丹貴族壁畫墓從1950年代起相繼在內蒙古昭烏達盟、哲里木盟和赤峰地區被發現。

在以遼陽為中心的遼東京轄地，也先後發現了一些遼代壁畫墓。1976年發現的天祚帝天慶二年（公元1112年）遼北宰相蕭義墓（16號墓），是一座大型磚築多室墓，墓道兩壁壁畫各長10米，西壁繪出行，東壁畫歸來。墓門過洞兩壁繪迎送主人的備飲、備食圖，甬道東西兩壁的武士高達3米。出行圖中以雙駝高輪氈車為中心，墓主坐於車中，車馬相接，各執事人員前呼後擁。畫中人物多契丹裝束，用具也多契丹族的特點。人物造型以墨線勾勒為主，線條勁健流暢。法庫葉茂台遼墓還出土了極有研究價值的絹畫《深山會棋圖》與《竹雀雙兔圖》。

自後晉石敬瑭會同元年（公元938年）割地之後，燕雲十六州歸入遼土，即今河北省境內長城以南、易水和白溝以北的地區以及山西省北部地區。燕雲之地發現的遼壁畫墓主要分佈在遼西京的大同、南京的北京和河北宣化，絕大多數為漢人墓。由於民族成分、文化傳統、歷史淵源和地理位置的關係，這些地方的遼墓壁畫中的衣冠服飾、起居器用，繪畫樣式風格等方面與北宋壁畫墓有較多的一致處。遼西京道境內壁畫墓發現最多的是河北宣化區下八里遼晚期張氏和韓氏墓群，重要的有張世卿墓、張文藻墓和韓師訓墓等。

女真族習俗薄葬，金代的壁畫墓數量和規模遠不及遼代，而墓葬類型與宋遼壁畫墓有極密切的承繼關係。山西在金時分屬西京路、河東北路與河東南路，是金墓發現最多的省份，並以晉南最為密集。在金中都大興府（今北京大興）周邊地區、冀晉相交的太行山區，以至東北到朝陽，西北至甘肅，也陸續發現有金代的壁畫墓，呈現出各地區的繪畫的特點。

宋金墓中流行最廣的壁畫題材是孝行故事，差不多成為墓葬中的主題，藝術形式包括石棺線刻畫、畫像石、磚雕和壁畫，分佈的地區遍及豫西、豫北、晉南、江南以及甘肅、四川等地，已成南北社會的葬俗。按壁畫資料的顯示，以二十四孝為圖本的孝行故事畫，在北宋宣和年間進入墓葬之中，當時還不見普及。它在金墓壁畫中廣為流行，可能受金熙宗（公元1135-1149年在位）尊孔崇儒政策的推動，既有理學思想的影響，又與全真教宣揚節孝有密切關係。以山西、河南為中心的眾多金墓中普遍都雕繪孝行故事圖，畫法漸趨程式化，後世流行的二十四孝條屏當有此淵源。

迄今發現的墓葬中，可以確定為西夏墓葬的並不多。西夏帝陵及其周邊的陪葬墓，自然成為關注的焦點。西夏王陵8號陵據推測為第八代皇帝神宗嵬名遵頊（公元1162-1226年）的陵墓。清理時在墓門外甬道兩側存有武士畫像。武士畫作天王形，頭上繪火焰紋，身著戰袍，叉腰佩劍，著護臂甲，臂后繪飄帶。這一發現說明西夏墓葬中同樣流行裝飾壁畫的習俗。

西夏普通漢人墓，有用木板畫作裝飾的做法。1977年在甘肅武威西郊林場發現了兩座西夏漢人火葬墓，其中天慶七年（公元1200年）西經略司都案劉德仁墓（2號墓）出土29塊木板畫。3號墓出土二男侍木板畫。這些木板畫原整齊地排放在墓壁，實際上起到壁畫的作用。多數木板畫描繪的是現實人物，包括男女侍、武士、童子和龍、雞、狗、豬等，也有日、月、星等天象。人物衣紋線條起筆粗重，轉折陡直，可與敦煌西夏石窟壁畫相互參照。

元代的仿木磚雕壁畫墓繼承了宋金遺風，主要集中在山西和內蒙古地區。元代壁畫墓按其地域明顯可見漢人墓和蒙古貴族墓的分別，漢人墓一方面沿用了宋、金壁畫墓開芳宴的生活題材，更突出了墓主宴享表演情節，增加金銀錢帛、斗庫牛羊等象徵財富的畫面。另一方面山水、花鳥等文人畫題材被引入墓室之中，並以水墨畫的技法作畫，呈現出簡淡野逸的審美品格。蒙古貴族墓一方面吸收漢地壁畫的題材內容，同時又描繪騎從狩獵等塞外風俗民情，兼有宗教信仰的內容。元墓壁畫在沿用宋金傳統的同時而有了變化，孝行故事壁畫的減少和重宴享財富的表現是其變化之一。太原西南郊瓦窯村元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墓，在墓室東南壁繪庫房，專畫有管庫人和標有“庫房”、“□斛庫”、“什物庫”、“金銀財帛家產錢物庫”榜題的畫面。山西金墓中還常見用散樂雜劇磚雕作為裝飾，與壁畫雜劇表演畫面具有相同的用意，真實地反映了元雜劇在山西民間的流行程度。

元代文人畫的興起影響到社會審美風尚的變化，以水墨宣淡為基本面貌的花鳥山水畫被引入墓室中，成了元墓壁畫中最具有時代特點的表現形式。民間畫工以模仿日常家居常見的屏風、立軸、條屏作畫，題材和表現手法也追慕名家典範。南方地區元代壁畫墓發現不多，公布的資料僅限於福建將樂縣光明鄉元墓和重慶市最新發現的一處元墓。元代蒙古貴族壁畫墓在內蒙古地區發現多座，遼寧凌源、甘肅漳縣、陝西蒲城以及北京也有出土的資料。這些“只識彎弓射大雕”的馬背驕子，他們的形象風采和生活習俗在壁畫中得以真實地再現，從中也能夠清晰地看到草原民族傳統與漢文化的交匯融合的進程。

明清兩代由於葬俗葬制的演變，社會風氣的移易，壁畫墓的數量急劇減少，壁畫的藝術水平也大不如前。迄今所發現的明清壁畫墓主要在北方地區，壁畫中常見家居宴飲和出行等生活題材。比較特殊的是河南熒陽明代溫穆王朱朝坨（公元1552-1607年）墓的壁畫，墓內繪製了一套完整的佛教法事壁畫，反映了佛畫在明代葬習俗中的實際運用。能夠看出時代新變化的是摹仿流行的四條屏花鳥和詩軸所作的墓室裝飾，北京門頭溝馬懷印夫婦墓壁畫梅、菊、荷、牡丹四條屏，陝西大荔李氏家族墓中的石刻條屏和詩軸畫像，均是民間工匠仿效時尚的作品。南方僅見浙江嘉善縣陶家池明壁畫墓，題材有墓主遇仙人，老者觀瀑等高逸神仙題材，背景襯以水墨松石，可與明代山水人物題材的捲軸畫相比照。

明清壁畫墓考古發現的數量較少，壁畫的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段雖然在前代的基礎上有所繼承，社會生活和時代風尚在壁畫中也得到相應地反映，但畫手主要是地方民間工匠，壁畫圖像和表現手法偏離時代藝術的主流，題材內容的民俗化和藝術表現的民間化傾向明顯。它將中國古代壁畫墓的演變線索引向了民間形態，“藝術在民間”則作了墓室壁畫的謝幕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