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化

唐朝（－），歷史朝，強盛。

元五，李淵稱帝，定國號為唐，李淵就是唐高祖。李世民即位后改元 貞觀，通過一系列改革使得唐朝走入鼎盛，史稱“貞觀之治”。后經歷高宗時期，武則天逐漸掌權，公元690年，武則天稱帝，改國號“唐”為“周”，稱聖神皇帝。武后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唯一自稱皇帝的女人，前後掌權50餘年。武則天死後政局一度混亂，后唐玄宗即位，而此時政治比較清明，經濟迅速發展，唐朝進入全盛時期，史稱“開元盛世”。這一時期被認為是繼漢武帝時期之後，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二次鼎盛局面。

唐玄宗縱享，。安祿山趁政治腐敗、軍事空虛之機和史思明發動叛亂，史稱“安史之亂”。唐玄宗逃到成都，太子李亨在靈武稱帝，是為唐肅宗，奉玄宗為太上皇。安祿山則自稱大燕皇帝，年號聖武。經過8年時間這場叛亂才被平定。唐朝元氣大傷，從此由盛轉衰。

唐朝後期有發生了牛李黨爭和宦官干政的局面，朝政更加黑暗，終於被藩鎮所滅。

唐朝由於經濟發達，文化在當時也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與世界許多國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頻繁。朝鮮、日本派來許多留學生到長安學習。唐朝同阿拉伯地區的友好往來，使綠寶石、胡椒、伊斯蘭教先後傳入中國。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畫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

唐代前期思想繼承魏晉南北朝的儒學，例如孔穎達編 著的《五經正義》，五經正義中的思想大多由漢晉大儒完成，尤其是鄭玄的功勞最大。唐初與明初比較類似，國家在做的是執行前哲的思想。唐朝中期以後，思想上的重大改進發生，韓愈、柳宗元、李翱、劉禹錫等人的思想創見，承前啟後。還有，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思想價值同樣不能被忽略，他們不僅僅是詩人。後世所謂經學，嚴格意義上應該叫做“漢晉唐經學”，後世所謂理學，應該叫做“唐宋明理學”。

韓愈和李翱的作品突出體現唯心主義思想，而柳宗元和劉禹錫更是唐代唯物主義思想的代表。韓愈在他著作《原道》和《原性》中復古崇儒、駁斥佛道，認為僧道不顧及生產，浪費社會財富，僧尼道士應當回鄉還俗，焚燒佛經咒文，將寺廟觀宇改為民居。他推崇孔子在《論語》中道述的道德觀念，以其作為日常倫理的標準。他認為天生人性，並可劃分為上中下三品。李翱在《復性書》發展孟子的性善論，認為人之性皆善，但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喜怒哀樂之情的干擾，使得性無法發揮，要求恢復人的善性克制人的情慾，所謂“復性”。韓愈和李翱的思想是宋代理學的先聲”。

柳宗元在他的《天說》、《天對》、《封建論》等哲理文章中指出人命與天命無關，天即自然元氣，無法對人世賞功罰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人的遭遇純屬自己創造。劉禹錫發展荀子的天論觀點認為宇宙之內竟是物質，天本身同樣是物質，雖有客觀規律存在，但不能影響人事。他認為唯心理論的產生是因為人世間是非顛倒，人無能勝天，所以宣揚天命理論。

唐朝文學成就以詩歌最為發達。清人所編《全唐詩》共收錄兩千兩百多位詩人 的四萬八千九百多首詩，這還不是全部。唐初詩人以“初唐四傑”最為著名（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盛唐時期詩人可分為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田園派和岑參、王昌齡為代表的邊塞派。其中集大成者為“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最為出名。李白的詩，飄逸灑脫，充滿浪漫主義的色彩。而杜甫的詩則更多體現現實主義之情懷。中唐時期最卓越的詩人是白居易，他的詩通俗易懂。此外還有元稹、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李賀等。晚唐詩人以李商隱和杜牧最為出眾，被稱為“小李杜”。後世宋、明、清雖仍有傑出詩人出現，但總體水平都不如唐朝詩人，唐詩成為了中國古詩不可逾越的巔峰。

散文方面，六朝以來，文壇盛行駢文這種文體形式，駢文講究聲韻、對偶、典 故，辭藻華麗，以四字句和六字句為主。在唐初十分流行，以初唐四傑最為著名，但這種文體到唐朝時顯得形式僵化，內容空洞，故到了天寶年間，古文逐漸興起。古文運動在名義上是要恢復先秦兩漢的散文，實際上是要文章更有內容，也就是“文以載道”。韓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氣勢磅礴又思想深刻，號稱“文起八代之衰”；不過唐代的古文運動在韓柳去世后就逐漸衰退，唐末駢文又再度興起。傳奇是中國的一種古典小說形式，出現在隋朝，興盛於唐朝。著名的傳奇包括《柳毅傳》、《鶯鶯傳》、《南柯太守傳》、《枕中記》和《長恨傳》等。有的傳奇在後代還被改編為戲劇和白話小說。唐朝變文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所謂變文起初是指佛教僧侶宣傳佛教講唱佛經的底本。最初變文僅限於佛教經典，後來則開始講唱其他故事，講唱的人也不限於僧侶。變文對傳奇和後世的說唱文學都有很大影響。

唐朝史學開創了國家正式開館修史這一風潮。貞觀年間史館奉詔所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六部。加上史家李延壽私撰的《南史》和《北史》，合計廿四史中有八部出在唐朝，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官修史書成書較快、收錄詳盡，豐富國家的歷史檔案，但因統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多少會根據編書時的政治需求出現刪減誇大的行為。此外，唐朝還有杜佑擴寫《政典》的政書《通典》與劉知幾的修史專著《史通》等。杜佑尤其重視財政經濟與典章法令制度，認為歷史多有現實政治中可以採納效仿之處。劉知幾強調史學家在修史的過程中要有獨自創新的評論見解，是為中國歷史理論學的開端。

唐朝的學校以官辦為主。中央設國子監，下轄六學，為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這些學校主要招收貴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由博士與助教授課，學生稱生徒。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傳授以九經為主的儒學經典，按生徒家中官位的高低分級招收。三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可入國子學，有生徒三百餘人；五品以上官員子孫可進太學，有五百餘生徒；四門學兼收五品以下官員及庶民子孫，生徒多達千人。律學、書學、算學教授實用學問，收納八、九品官員及庶民子弟，名額限於十餘人。地方設立州學、縣學，每校有學生十來人。

學校旨在培養官僚書吏，亦為科舉考試服務。名望好的學校保送生徒參加科舉考試。科舉制度在唐朝進入了逐漸完備期，分為常舉和制舉兩種。常舉每年舉辦考試，科目有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此外還有秀才、道舉、童子、一史、三史等科目。常舉的應考舉子有兩個來源，一是保送的生徒；二是鄉貢選拔出來的自學者。應考舉子主要集中在明經和進士兩科。明經科主要考試儒家經典，難度較低。進士科主要考詩賦和政論，難度高，但其是主要的高官晉身之階。明經科的錄取率約為十分之一二，進士科不過百分之一二。時有諺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而制舉則是臨時考試，是為了網羅非常人才，不常舉行。因為科舉制度比較公平且機會相等，平民得以晉身，所以成為士族末落、門第消融的起點。

科舉制度除外，還有門蔭和流外入流兩種入仕渠道。門蔭即晚輩承接前輩職務。流外入流指九品以下的官員通過考驗，升職為品官。唐初，以此二途入仕的為主流，後來唐太宗大力推廣學府，科舉制度逐漸取代九品中正制。唐代教育的普及，削弱了傳統世族的特權，加強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擴大了政權的社會基礎。盛唐時期，東亞多國遣送其貴族子弟來唐入學，又將儒家文化傳授國外。

宗教在社會上的地位與影響力，唐時可謂最高。唐朝時期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凈土宗和禪宗。唐代佛教的一大轉變，由出世轉向入世。天台宗奉《法華經》，故又稱為法華宗。華嚴宗奉《華嚴經》，參與政治較多。凈土宗則易於入門。禪宗分為南北二宗，北宗創立者是神秀，他主張漸悟說。南宗創立者是惠能。唐代唐武宗時對佛教採取高壓政策，史稱會昌滅法，使得除禪宗南宗等少數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別從此一蹶不振。佛教的政治地位雖不及道教，但其傳播範圍之廣、經濟實力之大、信徒人數之多都遠在唐代道教之上。

道教遵奉老子李耳為神，由於唐朝皇室姓李，因此道教自唐初就被規定居於佛教之上，在唐代上流社會也很流行。唐朝李氏家族認為其為老子之後，唐高祖，特別在終南山建太和宮，來祭祀老子，唐高宗追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並詔令王公百官研習老子的道德經。武則天上奏請令王公百官都學《老子》，每年依《孝經》、《論語》例考試士人。玄宗、代宗亦大力提倡道教，使其在中國的地位達到頂峰。玄宗親自註解《道德經》，開元二十一年（733年）還在科舉考試中增設道舉與儒家經典，同列《明經》科舉人策試教本，明顯有將道家列為國學，頗有與儒家經學齊足並馳的意義。據《新唐書·百官志》記載，開元年間全國有宮觀1687所，其中女觀550所。當時主要有清經法派和正一派二宗，主要人物有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吳筠、張果等。道教之所以受帝室青睞，主要原因是他們多煉取金丹，唐朝的許多皇帝亦因信之服用而喪生，例如唐宣宗。

除了佛道二教外，當時還有伊斯蘭教、景教、拜火教與摩尼教等外 來宗教。但社會影響力較小。唐代對外來宗教相對寬容，期間多有外來教士傳授教法，其中以伊斯蘭教和景教為最大。伊斯蘭教是唐的敵國大食的國教，稱作“大食法”。651年，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沙德作為使節兩次出使中國，得到高宗接見以及傳教的准許，在廣州築建懷聖寺。以後的兩個多世紀，伊斯蘭教隨著西域商人沿途陸海兩條絲路入唐，在中國發展壯大。景教通過同一個路線傳入中國，因被誤認是大秦國（拜占庭帝國）的國教，所以稱作“大秦景教”。638年為唐朝所認可並得到政府資助在長安興建大秦寺，並立下石碑。然而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大舉廢佛，因此景教也同時被禁，此後幾乎在中國絕跡。

摩尼教為西元三世紀起源於波斯，安史亂后，回紇勢力大，摩尼教憑著回紇的庇蔭下在中國傳教，不過後來受會昌滅法影響，摩尼教勢力遭受沉重打擊不過並未斷絕，該教信徒到了政治控制力較弱的南方並漸與其他宗教相結合，在今天的福建建立傳教據點，流傳到東南浙、閩沿海地區，從此轉為民間秘密宗教。

• 美術

由於吸收了西域特徵與宗教色彩，唐朝藝術與前後朝代都 迥然不同。初唐的閻立本、閻立德兄弟擅畫人物。吳道子則有“畫聖”之稱呼，他兼擅人物、山水，並吸收了西域畫派的技法，畫面富於立體感，有“吳帶當風”之說。張萱和周昉以畫侍女圖為主，他們的著名作品有“搗練圖”、“虢國夫人游春圖”和“簪花仕女圖”等，進一步發展人物畫。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水風景多為襯託人物主題的配景，而隋唐以來，山水風景成為主題，出現了山水畫這個重要分支。當時分南、北兩派。詩人王維擅長水墨山水畫，是南派的代表，蘇軾評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北派畫家李思訓善用青綠畫金碧山水。又有曹霸、韓干善畫馬，韓滉善畫牛，薛稷善畫鶴，邊鸞善畫孔雀等。

唐朝的壁畫事業特別發達。莫高窟與墓室壁畫都是傳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藝術同樣出眾。敦煌、龍門、麥積山和炳靈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時期步入全盛。龍門石窟的盧舍那大佛和四川樂山大佛都令人讚歎。昭陵六駿、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楊惠之被稱為塑聖。唐朝時期，書法家輩出。歐陽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書法家。歐陽詢的楷書筆力嚴整，《九成宮醴泉銘》為其名作。虞世南楷書字體柔圓，代表作品有《孔子廟堂碑》、《汝南公主墓誌》、《摹蘭亭序》等。顏真卿和柳公權是唐朝中後期的著名書法家。顏真卿的楷書用筆肥厚，內含筋骨，勁健灑脫，其代表作有《多寶塔碑》、《顏氏家寶廟碑》、《麻姑仙壇記》等；柳公權的字體勁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稱顏柳二人書法為“顏筋柳骨”。張旭和懷素則是草書大家，後者奔放揮灑，深具個人風格及藝術性。

• 音樂

唐朝音樂舞蹈發達。唐太宗平高昌得高昌樂，併入原有的九部樂成為十部樂：燕樂、清商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唐高宗以後，十部樂開始衰落，音樂家開始研究新的樂舞，各部樂間的區別逐漸消失，至玄宗朝撤銷。玄宗本人就是音樂家，愛好親自演奏琵琶、羯鼓等多種樂器，擅長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陣樂》等百餘首樂曲；他非常重視雅樂事業，將十部樂分為坐部伎（坐在堂上演奏）和立部伎（立在堂下演奏），曾經親選坐部伎三百人，號為“皇帝梨園弟子”，李龜年和永新娘子都是名噪一時的歌唱家。

• 舞蹈

唐朝的舞蹈則是以健舞和軟舞最為出名。健舞因其節 奏明快、雄健豪爽而得名，有《阿遼》、《柘枝》、《拂林》、《大渭州》、《黃獐》、《阿連》、《劍器》、《胡旋》、《胡騰》、《楊柳枝》等多種。軟舞即文舞，優美柔婉，節奏舒緩，有《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借席》、《烏夜啼》、《涼州》、《綠腰》、《屈柘枝》、《甘州》等。著名的舞蹈“七德舞”、“上元舞”、“九功舞”合稱“三大舞”，流行於宮廷。舞蹈家則有公孫大娘、謝阿蠻等。晉朝永嘉之亂后西域舞樂東傳中原，與華夏舞樂融合兩個多世紀，至唐代已有很強的胡風特色。多種健舞軟舞都採用一種昂首望上，雙腳原地急轉如旋風的動作，因來源西域，謂之“胡旋”。唐代散樂多含雜技，統稱“百戲”，包括渾脫、尋撞、跳丸、吐火、吞刀、筋斗、踢毯等項目。

• 染織品

唐代染織品的圖案紋樣名目很多。從遺存實物上看，唐代的有代表性的紋樣是

1.天馬、對鳳等動物紋樣置於團窠的圓形中，團窠是按照四方連續縱橫排列，其空隙處布置以四齣的卷草紋樣。

2.寶相花之類的團花的四方連續圖案。這些紋樣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前者。

據文獻所記唐代竇師綸創造了這種紋樣：“高祖太宗時（公元650年以前）內庫瑞錦對雉、斗羊、翔鳳、游鱗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

具有這兩個特點的紋樣在唐代的流行可以從一些文獻記載中見之。如武則天時，禁軍的各種將軍們的服飾就以成對的獅子、麒麟、虎豹、鷹、鶻、豸等相區別，諸王則飾以盤龍及鹿，尚書則飾以對雁。又唐代大曆年間曾禁止過於奢侈的絲織品，其中就有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等。這些花樣有很多都可以從現存實物及形象材料中見到。

唐朝的工藝：螺甸鑲嵌、木畫、漆繪、撥鏤是唐代工藝的優秀成就，這許多技藝大多是南朝工藝的進一步的發展，而在唐代宮廷生活及貴族生活中有重要地位。在文獻記載中，中尚署每年為宮廷製作的器物中就有平脫、鑲牙、寶鈿、木畫等名目。

• 金屬工藝品

金屬工藝中，金銀工藝也很發達。最多的是各種飾品，如釵、臂釧、指環等。其次為各種酒器及飲食器，據文獻記載有瓶、瓮、榼、罍、杓、盞子、碗、杯、盤等。已知的唐代金銀器中可見有高腳菱花形的酒杯，六齣菱花形的盤和蓮形的碗，都是鑿鐫出各種習見的花鳥紋樣裝飾。這些器物都是純銀或銀質鍍金，經槌擊製成的。

這些金銀器由於有貨幣的作用，所以不易保存，遺留很少。銅器的製作也因唐代商業經濟發達，貨幣需要量增大，而在中唐以後出現過矛盾。一千個錢銷為銅，可得六斤，作成器物每一斤可六千錢。所以自然的趨勢是銷錢為器，因而引起政治的干涉。屢次下令嚴禁。在會昌廢佛時，佛寺中大量的銅器就被銷毀掉了。

唐代金屬工藝中兵器也是很重要的一項，但現存實物很少。

• 瓷器

唐代陶瓷，尤其到了唐末五代，有重要的發展。唐代陶瓷中最重要的是青瓷、白瓷和“唐三彩”的陶器。

青瓷的代表產地是越州，白瓷的代表產地是邢州。陸羽在公元八世紀中時曾比較過這兩種瓷器並提到其他各地的產品：“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青瓷，是中國瓷器的開始，各種不同濃度與色相的“青”釉是中國最早的瓷釉。唐代的青瓷，繼承了南朝的傳統，最重要的產地是在今浙江東部紹興一帶，這一地區在唐代為越州，所以，越窯青瓷是中國古代陶瓷史，特別是唐五代陶瓷史上有首要地位的陶瓷工藝品。

唐代越窯青瓷燒成溫度在一千二百五十度以上，叩之其聲清脆。唐大中年間（公元847一858年）有調音律官郭道源“善擊甌，率以邢甌、越甌共十二隻，施加減水於其中，以筋擊之，其多妙於方響”。清脆的樂音也是瓷器的一個特點。

唐代越窯青瓷之為陶瓷工藝上的大進步也在於“長石釉”燒制的成功（瓷 釉中必須含有的矽酸，或利用植物的灰，或利用石英、長石。成功地利用長石可以克服釉汁不勻的缺點，而產生細潤光柔的效果）。長石釉的成功是陶瓷技術上劃時代的變化，所以唐代越窯青瓷色澤之鮮麗動人不斷地引起詩人們的讚美。

唐代越窯流行的裝飾方法是在釉下胎上用流利的線進行刻劃，刻劃的紋樣極為流利生動，有：牡丹、蓮花、蓮瓣、蓮蓬、荷葉、寶相花，卷草等花卉紋樣，龍、獅子、鳳凰、鶴、鸚鵡、鴛鴦、雁、龜、魚、蝴蝶、小鳥等動物紋樣和神仙、人物、雲、山水、波濤等紋樣，至於配合組成圖案，則多裝飾在碗盞等器物的內面。

唐代越窯青瓷燒造的地點已發現的主要是紹興九岩和餘姚上林湖。

越窯器物出土而有準確的年代可考者，其歷史價值較大。例如已知最早的一件是唐長慶三年（公元823年）的一塊墓誌銘。其次是在紹興發現的唐戶部侍部北海王府君夫人的墓中出土一組青瓷器，計：短嘴長柄壺兩件、樸素無飾的 瓷盤及有花飾的瓷盤各一件。圓盒，撇口花插各一件，墓誌的年代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其次是上面划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等字樣的殘壺。由這些實例可以確定在中唐時期，越窯已進入成熟時期。

越窯青瓷在五代時期成為極其名貴的珍品。在江南地區比較安定，工商業繼續發展的條件下，越窯日益精美，產量並大大的提高。錢越在五代末期及北宋初向中原進貢，一次可以有萬餘件，或五萬餘件，最多竟達到十四萬件。其中有金銀扣瓷器（瓷碗扣燒，口緣無釉，澀邊，則鑲以金或銀，而稱為金扣、銀扣）。錢越時期最精美的越窯禁止民間使用，因而此時期的越窯也通稱為“秘色窯”，但秘色窯的名稱最早是在唐朝開始的。

• 服飾

唐代的裝飾藝術以其華麗優美的風格成為時代的特點。例如敦煌藻井圖案中可以看出，垂幔變成了瓔珞，卷草上長出了豐茂的花朵；卷草葉子種類變得多樣，而且變得有相當厚度。這些花朵大多是重瓣密集，呈尚未完全舒展的狀態，每一花瓣都汁液飽滿，以至膨脹而反卷。

唐代的卷草花紋在敦煌藻井圖案中，都是色彩鮮麗絢爛的。唐代花草的紋樣在錦綾染織品上，在銅鏡和瓷器上都很普遍。唐代碑刻的側面的浮雕卷草花卉圖案（如西安碑林的大智禪師碑是有名的例子）表現唐代圖案紋樣的健康的風格。

在花卉紋樣中，蓮花進一步豐富起來，寶相花開始流行。牡丹由於成為洛陽的名花，在裝飾藝術範圍內也成為此後最被重視的紋樣。

和花卉紋樣相配合的是一些禽鳥、蝴蝶之類。特別是小花小鳥組成為一幅小景，很有詩意。成對的鳥，如鴛鴦等也是常見的。

唐代的動物紋樣中還有一些龍、鳳之類，多表現得很生動。

唐代裝飾圖案在風格上最明顯的特點是它的寫實的作風，組織上有一定的規律性，形象處理洗鍊，而不進行很多的變形。唐代裝飾藝術是歷史發展過程中自戰國末年以來的又一次大變化。

唐代的紋樣有明顯受外來影響的是團窠紋樣，團窠中有成對的動物，團案四周是連珠，錦綾中的“綾陽公樣”可以作為代表。那是受波斯薩珊王朝的紋樣影響。

• 雕塑

唐朝的雕塑藝術，以石雕和泥塑最為多彩。如洛陽龍門、永靖炳靈寺等石窟中，有許多唐代的石雕造像，或造型雄偉，或刻劃細膩，都是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四川樂山的石雕大佛坐像，高71米，雄偉自然，是中國最大的石佛像。

在陵墓石雕中，唐太宗墓前的著名浮雕石刻昭陵六駿，刻劃了六匹駿馬的不同姿態、性格和神情，十分生動逼真。此外，乾陵和順陵前的巨大雕刻群都極為壯觀、精美，也是唐代石雕中的珍品。

著名的敦煌千佛洞是世界上罕見的藝術寶庫。現存的492個洞窟中，唐窟達213個，幾乎佔了總數的一半。其中的立體泥塑佛像形態各異，栩栩如生，放射出健美的光彩。它們常常與壁畫和諧地結合在一起，顯示出雕塑藝人的高度智慧和才能。唐朝墓葬中出土的三彩陶俑，都塑造得精緻細膩，神靈活現，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雕塑品。

唐朝科技相對於前代有明顯進步。天文學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測量了子午線的長度，他還與梁令瓚合作，銅鑄製成黃道游儀與水運渾天儀。他在《大衍曆》曆書中運用二次差內插法並創新近似三次差的內插公式，為王恂等後人奠定基礎。李淳風等人修訂《算經十書》是唐朝算學的重要成果。尊稱藥王的孫思邈撰寫的《千金要方》和補本《千金翼方》，論及藥物之本、診治之訣、針灸之法、養生之術，都是不可多得的醫書。《新修本草》是中國最早的一本國家官修葯書，成書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

唐初大型地理志書《括地誌》共550卷，內容豐富，對後世的地理研究影響深遠。賈耽的《海內華夷圖》繪有唐近鄰的數百國家。此外還有李吉甫著的地方志《元和郡縣圖志》，杜佑撰寫的政書《州郡典》，樊綽介紹雲南南詔國的《蠻書》等。唐在隋大興城的基礎上擴展修建首都長安城，與東都洛陽規劃同樣規劃嚴整，規模宏大，是中國歷史都城中規劃最為嚴謹端正的兩個。盛唐年間極盛時人口達到80—100萬，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為後世留下了城市規劃的樣板。當時周邊國家的首都，如：日本平安京、新羅金城、高句麗平壤和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都是仿照長安建造。大明皇宮佔地廣大，現今遺址範圍相當於明清紫禁城總面積的三倍之多。

唐朝的木結構建築規模雄渾，氣魄豪邁，建築流程進一步定型化，提高了施工速度。佛塔形式也融合了中國與印度的造型，顯得千變萬化，多種多樣。868年，中國《金剛經》的印製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在成都和敦煌都發現過雕版印製的《陀羅尼經咒》。雕版印刷為五代以後書籍的大量發行和普及創造了條件。中國的造紙、紡織等技術在751年的怛羅斯戰役之中傳入大食國，之後在12世紀傳入西班牙，到13世紀傳入義大利，到14世紀初葉傳遍整個歐洲。646年，甘蔗熬糖法也從摩揭陀傳入唐朝。

唐代社會，雖然世族的勢力被削減，但仍然不是一個平等的社會。《 唐律》中也明訂，人分為“良”“賤”兩大類，賤民只能與賤民結婚；地主殺害部曲最多求刑一年，而部曲殺害地主必處斬。雖然科舉制度實行，但由於世族的生活條件較為優渥，其子弟的文化修養也就跟著較高，不論是否參加科舉，進入仕途都不是非常困難；唐代宰相出身世族者也就不在少數。唐代進士選拔，另有一些社會公評的含義，防弊措施並不嚴格，常有考生向主考官請託，自我吹噓的情形，但當時人並不視為舞弊，所以錄取進士的，有許多是權門子弟；而才氣縱橫的杜甫，兩次考試都落榜。

唐朝時，北方的山東郡姓，保持很高的社會地位，太宗曾令高士廉編氏族志，希望根據政治上的地位來評等，結果成效不彰，不過隨著科舉制度的實施，使得世家大族不易保持門第地位。牛李黨爭便是為了科舉制度存廢而起的黨爭，但已不能阻止平民的崛起，加上印刷術的問世，書籍流通便利，私人講學普遍，門第更加無法壟斷知識。唐朝中期與五代這段時期的連年動亂，讓北方士族基業遭受空前的破壞，到北宋時便已凋零，此後的中國領袖，不再是傳承不替的門第，而是經由“富不過三代”，從科舉制度出身的士紳。

唐代是“胡風”盛行的時代。所謂“胡風”，特指流行於唐朝社會各階層的種種並非漢民族原有的社會風習而言，其中主要有當時從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等地傳來的風俗，也有由五胡十六國時期南下的游牧民族遺留的社會風俗，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形成了唐朝胡風盛行的局面。如“胡樂”、“胡服”、“胡食”等在長安城是極其盛行的。西域外族服飾文化對唐朝服飾影響巨大。隋唐時期的北方地區有胡漢雙軌制度，日常庸服為鮮卑胡服，莊重祭祀場合改用傳統漢服（唐服）。唐代婦女的地位較高，在服飾中也有體現。貴族及宮廷女子多為半裸胸的寬鬆羅裙。裙腰系得較高，在腰腋之間。歌女服飾染色醒目絢麗，貴族染色富麗高雅。按領子款式分為圓領、翻領、方領、斜領、直領和雞心領等。隋文帝開創穿黃龍袍的習禮，唐高祖武德年間令臣民不得僭服黃色，黃袍成為皇室專用之服。

唐朝是以豐肥濃麗為審美取向的。綜觀留存下來 的美女雕像和圖畫，雖然工藝有別，年齡有少女、少婦之差，但大多面如滿月、豐頰秀眉、腰肢圓渾，其裝扮袒露而大膽。即使被今人譽之為中國古代第一美人的“捧杯侍女”，除了婀娜的捧杯姿態與眾不同之外，其基本特徵仍然是“豐肥濃麗、熱烈放姿”。

無論是藝術作品還是現實生活都清晰地反映出，唐人崇尚“豐肥濃麗、熱烈放姿”。這與漢代和古代其它大多數時期人們欣賞窈窕淑女含蓄內向的審美觀不同，並形成了唐代的“另類”審美眼光。然而，這種“另類”和有悖於傳統的豐肥之美的魅力，不僅絲毫不遜色於傳統的苗條和骨感，而且更具生命力和向上的朝氣。其實，稍加分析就會發現，唐人的“另類”審美正是那個如日中天時代的必然特點。

首先，唐代繁榮昌盛、豐衣足食，正如詩聖杜甫詩句所記“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稟俱豐實”。人們有條件吃飽穿暖保持健康豐滿的體格。其次，唐代開放兼容並包，國力強盛與文明發達，使唐人充滿自信，成為一個高度開放的國家。據不完全統計，當時與唐交往的國家有130多個。不同文化的影響、交融，使唐人不拘於傳統，眼界開闊，熱烈放姿。第三，統治者的血統也決定了唐人對健碩的體魄更易親近。唐代開國皇帝李淵的外祖父是鮮卑大貴族獨孤如願，也就是說李唐皇室的血統中至少有一半是鮮卑血統，而鮮卑族的游牧生活造就和需要的是剽悍、健碩的體魄。

唐代文化基本有三個基本特點。一是文化體系龐大完整，發展程度高；二是唐代文化極具開放性；三是唐文化有著明顯得向民眾靠近、重現實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徵。

唐文化體系中，包括文學、宗教與哲學、史學、藝術、天文曆法、地理、數學、醫學、百工技藝等方面，基本覆蓋了當時世界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多數組成部分。這樣一個龐大而完整的文化體系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僅有的。唐文化的發達程度居於當時世界的先進地位。當時唐朝的國都、亞洲的文化中心長安城為各國所嚮往。穆罕默德在《古蘭經》中對他的穆斯林民眾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日本、朝鮮、越南這些與中國或一衣帶水、或山川相連的國家更是不斷地把唐文化引進自己的國度。

唐文化開放性表現在兩個方向，一是唐文化的內在特質，二是唐政府對待文化的態度。

唐文化以漢族文化為主體，漢族文化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至唐初已近成熟的階段。成熟階段的文化有保持自己特性的信心和吸收消化他類文化內容的能力，因而有容納異己的胸懷。部分由於這個原因，佛教、伊斯蘭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異域宗教才能一步一步進入中國。傳入中國的影響極大的天竺佛教文化最終也確被中國本文化融合而中國化。漢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訓誡，作為理念形態的儒家文化以“和為貴”，有相當大的包容性，這也是唐文化具有開放性的一個內在原因。佛教文化也是唐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唐文化之具有開放性也受到佛教文化的影響。佛教認為萬類不分、一切皆空，主張以慈悲為懷，普渡眾生，這種普世觀念也是唐文化具有開放性的一個內在原因。唐初政治、軍事強盛，奉行“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針，實行一種開放的政策。唐初的開明君主李世民重視文化交流，為唐代二百八十九年統治留下了一個開放的傳統。唐政府多次派人到西域和天竺進行文化交流活動，對進入中國的外國使節和商人以禮相待，尊重留居中國的外國居民的文化、宗教傳統。唐朝政府還設專門機構掌管對外文化交流事務。唐政府的這種開明政策是唐代文化具有開放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成熟的唐文化擺脫形式的桎梏，向著自由和靠近民眾，現實世界的方向發展。

比如宗教文化在理論上成熟之後往往較形而上的抽象探討更重視採取易為俗人接受的方式靠近民眾，把握民眾。至唐代發展成熟的中國文化就表現出了這樣的特徵。

在文學方面，李白以他的手筆溶道教思想這種飄逸超脫的內容於古體詩這種自由不羈的形式而宣發自己以及自己那個時代的喜怒悲歡。他的詩極具感染力，在情感上較前代詩歌更接近民眾。韓愈掀起的古文運動，推崇接近口語的古文，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更廣泛地弘揚儒家學說，也不自覺地為唐社會擺脫前朝文化思想束縛，自由抒發自我新的思想見解找到了一個工具。在當時還出現了傳奇小說這種市民文學體裁，這也是當時文學向普通民眾靠近的一個表現。

哲學宗教方面，儒家經學出現空言說經、緣詞生訓的新風氣，佛教出現毀佛毀祖、即心是佛的禪宗南宗，這都是突破前人理論、重視個人主觀見解或主觀體驗的表現。當時“經院化”的佛教派別如法相宗僅幾傳就歸於消滅，而“世俗化”的佛教派別如禪宗南宗卻持續強勁發展。禪宗門內在唐代出現詩僧如皎然、靈徹、道標、貫休、齊己、可朋，高藝僧如懷素、貫休、善本，茶酒僧如降魔師、可朋、法常等。這些僧人與俗世名流往還，他們把佛理中的“凈土”世俗化了，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凈土化”了當時的世俗社會，也就是說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詩化了唐代民眾的生活。佛教在宣傳上也開始採用俗講變文這種十分接近民眾的語言。

在史學範圍內，學者如劉知幾、杜佑等都十分重視人事，重視對現實問題的解決。地理學方面和其他學術領域的許多代表學者也具備類似的治學精神。

在醫學方面，以孫思邈為代表的唐代醫學家能擺脫前代理論的束縛，注重根據具體的病情立方施治。

唐代民風也出現更加活潑的氣象。在民間，歌舞流行，民眾生活較為自由，當時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也較後來宋明時期為高。從唐代雕塑可以看出唐文化有“人化”這一特徵。龍門石窟奉先寺雕像中，本尊盧舍那佛似帝王，二菩薩似妃嬪，迦葉、阿難似文臣，金剛、神王似武將。唐代塑匠們多模仿伎女形象來捏塑菩薩，其他諸神也無不以現實生活中的人物為模型。這種佛教塑像不同於魏晉時的佛像缺乏“人氣”、面目生硬、程式僵化。總體上說，唐代人對他們的時代很自信，他們更關心的是此世而非彼世。

唐代經濟的發達文化的繁榮和便利的交通及管理制度為國際交往提供了方便。陸路四通八達。海路開闢更多，有三條路去日本。並開闢了從廣州、越南海到東南亞，西亞及埃及和東非的海上交通。因此，唐在當時國際上有很高的聲望，是世界各國經濟文化交往的中心。

而此時中華文化和外來文化快速融合，外國人及外族人影響於唐朝社會的，還有衣食化裝，流行時尚。唐朝初期，社會風氣還比較保守，婦女出行時頭戴冪籬，長可過膝，遮蔽全身。其後學胡人，戴胡帽，穿翻領開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無復遮蔽。仕女化裝追求時興，如髮型仿效少數民族，有烏蠻髻、椎髻；面飾則有吐蕃妝、回鶻妝等。至於餐桌上的飯菜，也在變換花樣，開元年間，宮廷御饌“盡供胡食”。

開元、天寶時期，大量外國人及周邊少數民族充斥長安，長期與漢人雜居，相互習染，社會風氣一度甚至出現了“胡化”苗頭，引起世人的擔憂。但唐朝不但沒有禁止，反而積極吸納外來文化的精華，不斷豐富自身營養，將胡風夷俗，融聚為中華文明，創造出更加絢麗多彩的盛唐文化。

• 朝鮮半島

新羅受唐文化影響最深，學生留學中國最多達百人，有些更在唐朝做官，因此新羅亦仿效唐的政治制度，據此建立起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組織。科舉考試，以中國古籍《左傳》、《禮記》等為主科，可見其受唐文化的影響；而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更在新羅廣為流行。朝鮮本無文字，唐時利用漢字字形作音符，創朝鮮辭彙，新羅文字實亦由中國字音轉化而成；此外新羅曆法及律令都是模仿唐代律歷而成的。唐代盛行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禪宗等也在朝鮮流行，新羅亦以《本草經》、《素問》等中國醫書為教材，並把中國醫學傳入朝鮮。

• 日本

通過中日兩國的不斷交往，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生產技術以至生活風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國的深刻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646 年日本的“大化改新”。這次改革仿照隋唐制度，改革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制，還仿隋唐科舉制，採取通過考試的辦法選官；參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寶律令》。

8 世紀初，日本遷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設規模完全模仿長安，甚至街道的寬度與排列方法也幾乎一樣，也有“朱雀街”“東市”“西市”等名稱。8世紀後期，日本又遷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長安建都城。

8 世紀以前，日本使用漢字作為表達記述的工具。留學生吉備真備和學問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國漢字的標音表意基礎上，創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動了日本文化的發展。同時，日文的辭彙和文法也受到漢語的影響。

日本人的生活習慣、節日風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響。

• 越南

隋唐在安南所推行的文教制度和選拔人才的政策與內地相同。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華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議》對越南法制史有重大影響。作為漢文化代表的儒家學說的影響是中越文化交流的一條主線，但中國佛教對越南的影響也相當巨大。九世紀初，中國高僧無言禪師南下交州，創“無言通禪宗派”，對越南佛教禪宗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十世紀，越南獨立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學習唐朝，所立科舉制度以詩賦經義為考試內容。越南人姜公輔應試仕唐，官至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唐代名相之一。姜公輔漢文化修養極深，他作的賦《白雲照春海賦》和策《對直言極諫策》被收入《全唐文》。唐之後，中國文化繼續不斷對越南產生影響。13—14世紀之交，越南人依據漢字，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方式創製了越南的民族文字“字喃”。但漢字一直在越南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直到現代，仍有許多越南人熟悉漢文。十七世紀時，拉丁文取代字喃成為越南的通行文字，但中國文化對越南的影響並沒有停止。

• 西域

波斯與阿拉伯商人也在這一時期或從陸路，或從海上進入唐朝，他們以經營珠寶著稱，動輒獲利巨萬。通過他們，菠菜、蜜棗、胡餅、三勒漿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類的雜技進入唐朝社會；而造紙、織錦等手工業技術也輾轉傳至西方世界，使那裡的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

隨著西域胡人的到來，其信仰的伊斯蘭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內地傳播。這些外來宗教，特別是早已在中國流傳的印度佛教，滲透到唐朝社會的方方面面，對哲學、文學、語言學、建築、藝術等均產生了巨大影響。

1.絲織品之西傳：唐代以絲綢為主要輸出品，中西絲綢貿易繁盛。中國的絲織技術，如腳踏紡車、印染技術等通過安息、條支等西域國家傳入西方及印度唐代工匠也到中亞、西亞各地傳授紡織技術，歐洲的絲綢業由是發展起來。

2.造紙術之西傳：唐玄宗天寶十年，唐與大食爆發怛羅斯之役，唐軍為大食所敗，大批士兵被擄，其中不少為造紙工匠，造紙技術遂傳入大食，再輾轉傳至歐洲，對歐洲以及世界文化的傳播起極大作用。

3.學術知識西傳：唐代曾將中國文字、經書輸入高昌，高昌的刑法、婚姻風俗等多摹仿唐風，西域各國如疏勒、焉耆等亦學習中國文字及風俗，穿中國衣冠。在絲路一帶，考古學家亦發現《史記》、《論語》的竹簡斷片，可見中國書籍文化已在唐朝傳至，而西域各國及吐蕃、南詔等均遣皇子棶長安留學，使唐代長安成為當時西域人留學的中心。

4.工藝技術西傳：中國的繪畫及紡織法西傳，盛行於阿拉伯。印度人亦效法中國的鑄鐵及鑿井術。唐代的絲綢、茶葉、紙張、藥材等也輸往西域及天竺、波斯、大食等國家，並通過波斯轉銷到西方各地。

5.設立外貿機構：中外貿易發展迅速，唐政府於是在重要港口廣州設立”市舶司“，並於武威、張掖等陸路要衝置”互市監“，分別管理對外貿易，長安亦吸引很多西域弟子來華學習，使長安成為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