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新士
中國男篆刻家、書法家
出身名門 轉益多師
汪新士先生名開年，號不舍翁、無際老人。書齋名養氣齋、鍥鏤軒。汪新士先生1923年生於浙江江山縣(現江山市)大陳鄉的一個書香世家。大陳鄉四面環山，峰巒起伏，小橋流水，滿目蒼翠，汪新士少時就生活在這“環山十里皆松樹，天下應無第二園”的世外桃源之地。
自古江南多才子，多有隱逸之士。汪新士祖父汪乃恕為光緒年間衢州首富，曾任衢州府商會會長。他一生積德行善，鋪路修橋、建涼亭、施藥醫，創辦義學萃文學會(民國改為萃文中學)，新舊《江山縣誌》都有記載，被譽為“清末慈善家”。父親汪志庄為民國初年國會議員，在北京住了10年，精詩書印，書法造詣尤深，至今衢州市博物館還收藏有他的多幅隸書。伯父汪訪平篆刻別樹一幟。母親余氏更是“文藝傳家三百年”的七代書畫之家。舅父余紹宋是民國時期的大書畫家、理論家，與梁啟超、陳師曾、葉恭綽、于右任、黃賓虹等友善，回國后從政，官至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因不滿意北洋政府與法國簽訂的不平等貸款條約，而拒絕簽字(即民國史上的金法郎案)，憤然辭官回故里，專事研究學問，著有《畫法要錄》、《書畫書錄題解》，現此兩書仍為研習書畫者的理論典籍，其家鄉浙江，建有餘紹宋紀念館。
幼年的汪新士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書林畫海文化氛圍十分濃烈的家庭環境里，耳濡目染，培植了他對書、印的濃厚興趣。5歲開始跟隨父親臨帖寫字，15歲從伯父、舅父研習篆刻，臨摹西泠八大家作品。父親常教導他篆刻應“執刀如執筆”。1948年汪新士在他的《學印師承記略》中記述：“開年幼喜塗鴉，見家君臨池，心竊好之，退諸小則摹擬以為樂，稍長好為人書，即非所求者，亦強贈之，至為可笑。弱冠學治印，辛巳赴龍游省覲舅氏余越園先生……”
有一次，汪新士給外婆去拜壽，並帶著自己的書印作品求舅父余紹宋教誨。舅父展開一看，大吃一驚，以為是自己舊作。
余紹宋見外甥確為可造之才，遂於1941年，將其介紹給從他學山水畫的門生韓登安學藝。韓登安名競，別號仲靜，書齋曰容膝樓。1933年入西泠印社，1947年為印社總幹事、代理社長，也是書法篆刻界一大名家。其細朱文印人稱絕藝，尤擅多字印及小印。當時汪新士在浙江麗水縣碧湖鎮省立聯合中學藝術科就讀。其美術課教師是徐悲鴻的得意門生孫多慈女士。
抗戰初期，韓登安在浙江省政府任省政府主席黃紹秘書，代省主席回信，時間比較充裕。汪新士常將自己習作寄給韓師指點。韓登安不厭其煩為其細加批改，評論指導，雖極細微處，亦不放過。汪新士1941年至1945年從韓師函授學篆刻四年，功業大進。
汪新士十分珍惜韓師教誨，把有韓登安閱示的印存輯為八厚冊，鄭重地在封面題籤《汪新士學印初稿集成》。可惜這八本《印存》在解放初期汪新士赴上海讀書時未及帶走而散佚。幸被族人汪德祥父子拾得一冊，農民用其背面作收谷賬本，由族侄汪逸羽索回，得以虎口餘生，成為手抄孤本。筆者在汪老處看到過此殘本。見韓氏在每方印稿上都用蠅頭小楷批示：“茂秀”、“流走自然”、“有韻”、“尚佳”、“稍細則秀”、“此為嶺南一派，刀法筆意均佳”……並從字法、篆法、章法上親作示範。老一輩印學大師嚴謹治學、誨人不倦的精神，令人嘆服。
抗戰時期，汪新士曾隨校逃難，衣物用品多有散失，惟保存的印譜及治印之具無遺，特別是1941年他在舅父余紹宋家鈐拓的《寒柯堂印存》八冊，均是名家為余紹宋所刻的用印，共2000餘方，保存完好，足見汪老潛心斯道之志不移。
抗戰勝利后，汪新士隨校複員到上海，就讀於上海誠明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院長蔣維喬原是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校長，著名學者。汪新士親聆其授古典文學課，因此汪老古文功底深厚，善吟詩作對，自吟自撰自書，一氣呵成，對仗工整，且時出新意。20歲撰聯自壽：“童子何知，幸承舊德；冠年初度，敢忘先憂。”
王老不僅學養高深，人格也十分高尚。上海淪陷時，汪精衛派人邀王氏去南京汪逆偽政府任職，王氏嚴辭拒絕，並刻了“山雞自愛其羽”一印以表心跡，曾轟動一時。他和其他幾位西泠印社創始人，後人譽為西泠創社“四英”的，約定終生不任西泠印社社長。他為自己治了一方印：“但開風氣不為師”。
汪新士拜見王福庵前，韓登安也多次向王福老談及過汪新士，說汪新士為可造之才。為鄭重其事，父親汪志庄特將自己珍藏的一頁扇面讓汪新士帶去作為拜師禮。王福庵展開一看，不禁一驚，竟是他父親王同(同治年間進士、大學問家)寫給太師秋圃夫子的書法作品，大喜過望。仔細欣賞，連說從未見過，但表示實不敢受。汪新士說：“父命難違，請老伯一定要收下。”王福庵這才站立起來，屏息沐塵，畢恭畢敬對著扇面鞠躬，三拜而受之，並為汪新士的印屏題寫“新士鐵筆”，收其為弟子。
當時西泠印社的大師們大多住在上海，為讓這位高徒博採眾家之長，王福庵又引見汪新士拜見寓居滬上的西泠老人丁輔之、唐醉石並拜其為師。自拜了這兩位名家為師，汪新士便經常出入於丁、唐住所，求教於這兩位老前輩，聆聽教誨。丁、唐二老常在精要處加以點撥，以“小心落墨，大膽奏刀”、“以古為師”、“印外求印”等語相勉，令愛徒得其精髓。在滬期間，王、丁、唐，以及馬公愚等，均向這位晚生出示了他們歷年珍藏的古今石章印譜，指點他精勘鑒別。汪新士花了兩年時間，將王、丁、唐的藏印共800餘方，鈐拓成譜。在丁老親手督導下，學會了拓邊之法，達到“黑白分明、油光閃亮”的八字要求；並幾次親見唐醉石老師用切中帶削的滾刀法為其修改刻印，而得其真傳。
汪新士還為自己的篆刻總結了一套經驗：“運筆臨石之初，試收神攝氣以審度，平心靜氣以布局，沛然盛氣以發刊，則氣之所存，形神險巧俱隨之矣。”
汪新士轉益多師，書法篆刻藝術造詣已達到相當水平，水到渠成。1946年，汪新士由恩師王福庵、韓登安引介，加入了西泠印社這所篆刻藝術殿堂。當年與他同時入社的有一代國畫大師張大千。張大千時年48歲，他24歲，是當時社中年紀最小的，直到現在還保持著這個紀錄，可謂少年得志。抗戰前，西泠印社社員每年清明、中秋兩節各聚會一次，每次一周左右，在一起切磋技藝，開辦展覽，交換收藏。1947年重陽，是西泠印社抗戰勝利後補行成立40周年紀念會，汪新士有幸列其中。是日，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湖光山色，交相輝映，各位老前輩談古論今，揮毫奏刀，樂也融融。汪新士置身其間，感到受益匪淺。2001年夏，汪老向我出示了1947年秋西泠印社補行四十周年紀念的社員合影照，留影者多為鶴髮銀須，或屆中年，惟汪新士少年英俊，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五十多年後，重睹舊物，歲月蹉跎，汪老不勝唏噓。西泠創建近百年，先後入社的不到300人，照片中的五十多位早期社員，至2001年夏，健在的只有晚他一年入社的高式熊、方去疾和汪老而已，真是碩果僅存。
刻印娛親與書藝姻緣 1948年，汪新士完成了大學學業。畢業后，1949年7月入上海華東新聞學院研究班(復旦大學新聞系前身)。為研究班授課的是范長江、惲逸群、王中等我國最具權威的著名報人和新聞理論家。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急需無產階級新聞人才，研究班的學員只學習了一年就畢業了。說來也巧，汪新士正好是民國時期最後一屆的大學畢業生，新中國成立后最早的一期新聞研究班學員。
解放前夕，汪新士已家道中落。原來，汪新士的父親汪志庄兄弟四人。祖父汪乃恕去世后，父親分得良田1600畝，加上祖母的一份，共3200畝。汪志庄辭官歸隱后，在家鄉辦報紙，興實業，開電燈公司，建電影院。汪志庄秉承祖上遺風，樂於施捨，助人求學。嘗謂：身外之物不足惜，但求溫飽足矣；縱使千金不復來，亦復何憾。有一次，家鄉一廟宇倒塌，和尚到汪家化緣，汪志庄將賣田準備給兩個兒子的學費悉數捐給廟裡，諸如此類的事不勝枚舉。1948年，汪志庄60歲生辰，汪新士專為父親治了“守拙歸園田”、“老不求名語益真”、“千金散盡還復來”、“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世冥”、“我願慈闈多福壽”等二十多方石印，收在他解放前印拓的《娛親印存》中。汪新士以刻印娛親，一時在師長、親友中傳為美談。舅氏余紹宋在《娛親印存》扉頁上題辭：“娛親之方法不一端，而以刻印娛其親則前人尚未有。開年此刻實為創舉可嘉也”。
1949年解放初，汪新士與小他六歲的張明之(原名張明珠)結為伉儷，說起來，這也是一段“書藝姻緣”。
汪新士就讀的上海誠明文學院，校址在上海閘北區。淪陷時學校遷到江西上饒，院址為基督教辦的孤兒院所佔用。汪新士的老師韓登安知道后，當即給其同事的外甥張九如寫了一封信，請他為汪新士解決住宿問題。汪新士搬到亭子間與張九如同住。亭子間里放有一架風琴。汪新士在中學時是歌詠隊長，會鋼琴，經常在音樂老師的提琴伴奏下演出。張明之初中畢業時，代人上過音樂課，自己彈風琴伴唱。聽到汪新士用和聲彈風琴，十分羨慕，就跟著學彈起來。她又想考高中，汪新士就幫他複習國文，這樣便日益親近起來。張明之從小由外婆撫養長大，和外婆最親熱，因外婆經常稱讚汪新士勤奮好學，品行端莊，十里洋場，從不涉足。九如心領神會，就去杭州找袁家舅舅和韓登安當介紹人，把三妹許配給汪新士，造就了這段姻緣。
生命谷底的秦磚漢瓦 汪新士在華東新聞學院研究班畢業后，開始準備分配他到山東《大眾日報》，后考慮到他夫妻分居兩地，改分配到上海鐵路局政治部宣傳部，創辦《上海鐵道報》。宣傳部長見他擅長書畫，將其留在宣傳部工作，並編寫《鐵路宣傳員手冊》。1953年，鐵道部創辦上海鐵路電訊信號專科學校，缺乏師資，讓他改行任教員。1956年鐵路教育大發展，鐵道部又在武漢籌建鐵路運輸學校，汪新士同夫人張明之一起調到武漢。汪新士任語文學科主任，張明之在校圖書館工作。
整風運動初期，學校聯繫到他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出身，將其劃為右派，因他不認錯，又“升格”將其打為反革命，開除公職，判刑四年，投入監獄勞改。1961年方始出獄。
在此以前，他拿的是副教授級工資，每月96元。失去工作后，只有妻子一月59元的工資收入維持他夫妻和四個孩子的生活，日子過得十分艱難。那正是三年困難時期，精簡城市人口，號召居民下鄉，下鄉者除由政府負責路費外，還給200元安家費，帶小孩的另有補助。汪新士一咬牙，1962年帶著10歲的女兒新立和六歲的兒子迎超，下到鍾祥縣長城人民公社肖家店孫家灣生產隊。肖家店是鍾祥縣最落後的地方，缺水缺肥，每個工分只有4分錢，一年中有半年是吃的返銷糧。
雖然隊里看他是個知識分子，沒有讓他做田裡的農活，安排他給生產隊放牛，但生活還是十分艱難，煮一鍋稀飯吃三餐，也同隊里的老鄉一樣，餵養了幾隻雞，用下的蛋拿到鎮上去換點鹽油醬。10歲的女兒汪新立幫助他放牛、洗衣、碾米、做飯和照料弟弟迎超生活，喊周圍社員為大伯、大媽，農民都很喜歡她。
昔日的篆刻大師，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一下子跌入了低谷。但生性樂觀和性格倔強的汪新士在艱難的歲月里沒有失去自信，仍痴迷於他賴以為命的篆刻藝術。白天要放牛、做飯、洗衣、種菜，只有夜晚才能拿起刻刀，但連起碼的電燈也沒有，他便用墨水瓶做成煤油燈，夜晚伏在煤油燈下潛心刻印，常奏刀至轉鍾一二點。腹中飢餓，就喝幾口用瓦罐在柴草灶里的余火煨熟的稀飯，就一把鹹菜，聊以果腹。生活上的困難他能克服，他感到最為難的是沒有刻印材料。開始他一方石章六面刻滿，後來帶來少有的幾方石章也用完了。一次他放牛路經一片瓦礫地，偶然心有靈犀，想到了秦磚漢瓦。便參考秦始皇開國之印，試著在磨光的青磚青瓦上刻了幾方磚印、瓦印。拿在放大鏡下一看，連自己也驚呆了：這些磚刻、瓦刻頗為新奇而別有一番風韻，那種金石斑駁的情趣，是人工難以模仿的。從此他便一發不可收拾，在鍾祥期間，他共刻了六十多方磚、瓦印。每刻完一方印，他都要在煤油燈下，用放大鏡仔細觀賞把玩，欣賞一番，感到樂不可支，寵辱皆忘。
1964年毛澤東主席正式出版了他的詩詞37首，北京榮寶齋準備舉辦毛主席詩詞全國書畫展，向全國徵集書畫印作品，西泠印社、東湖印社為此向社員轉發了通知。汪新士深為毛主席詩詞表現出的深邃的思想、磅礴的氣勢和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風格所震撼。為表達對領袖的崇敬和愛國之忱，他決心通過自己的藝術創作把毛主席詩詞的精神用篆刻轉換出來。通過反覆研讀，發現毛主席詩詞雖只發表了37首，卻涵蓋了從“五·四”運動到社會主義建設近半個世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史實。是一卷偉大的中國人民革命史詩。於是他找到了創作的主題：“一幅悲慘壯烈雄壯瑰麗的長卷”。他從中精選了34句詩詞，用三字句、七字句組合成了一組類似歌謠體的印刻：《毛主席詩詞集句》：
悵寥廓，江山如此多嬌；憶往昔，百年魔怪舞翩躚；驚回首，灑向人間都是怨；風雷激，紅旗捲起農奴戟；槍林逼，敵軍圍困萬千重；縛蒼龍，紅軍不怕遠征難；驅虎豹，紅旗漫卷西風；俱往矣，天翻地覆慨而慷；天下白，百萬雄獅過大江；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起宏圖，欲與天公試比高；同心干，六億神州盡舜堯；今勝昔，芙蓉國里盡朝暉；全無敵，掃除一切害人蟲；迎春到，風景這邊獨好；看今朝，神女當驚世界殊；歌一曲，環球同此涼熱。
1965年，《毛主席詩詞集句印屏》送榮寶齋展覽，好評如潮。但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沒有人敢公開宣揚。直到1986年，紅軍長征勝利五十周年書畫展在北京展出，這組毛主席詩詞篆刻作品，才重見天日，引起再一次轟動，被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作為文物收藏，獎給他四枚紀念章。
在劫難逃“文革”再陷囹圄 汪新士下到鍾祥的第二年春節，夫人張明之從武漢趕來看望他和小孩。見他拖著兩個孩子在農村勞動，十分艱難，特別是兩個孩子的教育問題很難解決，意欲將小孩帶回武漢。但此事談何容易。因當時下放時，新立和迎超的戶口都隨父親轉到農村，要想再轉回城市，那比登天還難。在苦苦作了一番思想鬥爭后，汪新士一咬牙，又作出了一個驚人決定：與十多年相濡以沫的妻子張明之離婚，以便子女隨母親將戶口轉到武漢。雖然這是萬般無奈出此下策，但為了子女們的前途和今後免遭連累，他與妻子不得不忍痛斬斷情絲，默默地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張明之攜兒女回城后，為負擔一家大小的生活，白天在學校上班，夜晚到職工夜校教課，含辛茹苦、艱辛備嘗，直到20年後汪新士重獲自由，他們夫妻、父子(女)才得以重新團聚。
“文革”一開始，桀驁不馴的性格和不諳世事的書生氣又讓汪新士做了一大糊塗事，他竟然上書中央某大報，寫了一篇什麼“建議書”。招致他被抓去無休止地批鬥、掛黑牌、遊街。身體上的折磨，他尚能忍受，而令他心裡滴血的是抄了他的“家”，將他幾十年耗盡心血珍藏的書法作品，印章、印譜，包括他精心刻制的《毛主席詩詞集句印譜》的原件，統統抄繳一空。其中有陳伏廬(清末翰林、民初國民政府秘書長，即陳叔通的二哥)和他的先師王福庵、唐醉石、馬公愚、韓登安等為其書寫的書法篆刻作品，及他1948年為父親刻的多方印章均未能倖免。所幸的是他侄兒汪樂夏(中學高級教師)，幾年前因向他學篆刻，採用函授形式，兩人常有書信往來。也許是汪新士對文革初期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風雲有所覺察，或對自己斗膽上書中央提建議會產生什麼樣的嚴重後果有所醒悟。他於1966年初將隨身收藏保存了20餘年的兩本印存、兩幅印屏寄給了汪樂夏，並囑咐侄兒妥為保存。寄給侄兒印譜時，他無意中將1947年西泠印社補行紀念成立40周年的合影照及社員題名錄也夾了進去。汪樂夏受叔父重託，將印存、印譜連同那幀珍貴的照片視為生命，絞盡腦汁、冒著風險，不避艱辛地將其藏匿在大櫃底，懸置於農村大屋的房樑上，包裹在破爛的衣物中，並多次轉移到親戚、同學、朋友家，儘管他自己家也被抄，個人所珍愛的制印工具及帶紐石章被抄走，但三叔托他保管的這批文物得以躲過了十年浩劫被保存下來，於1985年完整無缺地送還給汪老，收入到後來汪老出版的《汪新士篆刻書法集》里。因文革時西泠印社也被抄，照片及題名錄已佚失，汪老將那幀彌足珍貴的西泠印人合影照片贈給了西泠印社。使這一珍貴文物能留存於世，真乃蒼天有眼，不幸之幸。
1973年清理階級隊伍。汪新士不僅是右派、反革命分子，大官僚、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孝子賢孫，而且還清理出他二哥在解放初期逃往台灣，表姐夫現在香港，有著複雜的台港關係，還加之他斗膽上書中央等罪名，在批鬥會上由軍管會當場宣布將他逮捕，判刑15年，再次投入監獄。這年，汪新士整整50歲，一代英才，遭此劫難，令人痛心。
創建南紀印社設館授業 1985年，汪新士提前三年被釋放出獄。自1958年汪新士運交華蓋，噩運伴隨他歷時長達27年之久，使得他精力正旺的中、青年時期幾乎全部在磨難中度過，浪費了他寶貴的黃金時期，真乃中國很多知識分子的一大悲哀。
汪新士出獄后，堅持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而又熱心的孫華明副專員安排他到荊州師專講授了兩年古代文學課和書法課。接著，又在學生們的幫助下，在荊州東門內仿古一條街開辦了汪新士藝術中心，以賣字治印為生。
汪新士恢復自由后，又欣逢太平盛世，精神十分亢奮，他十分珍惜這遲到的春天。創作慾望如火山噴發，他重涉印壇，再展雄風。
1985年9月，他被邀參加河南國際書法展開幕式，所送去的11方印章全部入選，被同行譽為“刀法渾厚沉雄、布局參差錯落，因字設形，自成一格”。這是他重獲自由后，第一次參加大型書法篆刻展出。從此，他更一發不可收拾，作品在各種展覽會上不斷亮相，本人也頻頻出現於各種集會和展覽會上，拜訪心儀已久的同輩與名家，結交才華初露的青年朋友，在印壇沉寂了二十多年的汪新士煥發出第二次青春的奪目光彩。
此時，汪新士已年逾六旬，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幾十年的人生坎坷，使他頓悟出“人世無常、藝術永存”的真諦。他憶起早年王福庵恩師“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教誨，決定在楚文化發祥地的荊州，倡導西泠精神，培育新時期的書法篆刻藝術人才。在昌少軍、李海、戴詩春、江傳國、嚴峰、馬在新等眾弟子的幫助下，於1986年端午節在荊州創建了南紀印社。汪老將印社取名“南紀”，取意於《詩經·小雅·四月》詩句：“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在南紀印社，汪老集合書法篆刻界同仁聚會(他們稱為雅集)切磋技藝，舉辦作品展、編印學習資料、出版社員作品，殫精竭慮，不遺餘力。並立下多出有用人才，將荊州造就為篆刻之鄉的宏願，設館授業。將自己平生所學的全部學識心得技藝傾囊而出，循循善誘、獎掖後進。
1991年，汪新士受原在江陵中學任教的弟子江傳國之邀赴深圳度假。臨行前，由他的學生操持，提前為汪老70生辰祝壽設宴，為汪老壯行。汪老一到深圳，就感到這裡極富現代城市化氣息，且溫和濕潤的海洋性氣候很適合他的身體。在學生的勸說下，汪新士在深圳這塊改革開放的熱土留了下來。
深圳十年，又有五百多學員從汪老學藝。汪老秉承“老師是怎樣教我的，我亦怎樣教學生”的宗旨，一如既往、教書又育人。
汪新士曾先後為一代偉人鄧小平和彭真，以及陳立夫、沙孟海、關山月、錢君陶、陳大羽、劉宇一、劉江、呂國璋、陳振廉、朱森林等名人治印。其中有不少印章是汪老的得意之作。如“朱森林”三個字包含有六個“木”字，為使這六個“木”字有變化、不呆板，他將“林”字的兩個“木”粘連在一起，變成一筆；而“森”字的三“木”則似連非連。印章為滿白文，整體布局可謂“密不容針，疏可跑馬”。彭真之子傅亮將汪老的鐵線篆書《傅氏彭真藏書》印章帶回家后，彭真同志看了這方整體對稱、線條均勻、蒼勁有力的篆刻，十分高興地說，這是我收藏的30多方印章中最滿意的一方。為此傅亮特為汪老題詞：“清風傲骨，為人師表”，要拜汪老為師。1995年，台灣人陳開雄先生回大陸時，慕名請汪新士為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寫了一幅字，刻了一方印：“立夫九十九歲后書”。陳立夫老先生十分高興，欣然書一條幅“天爵常修”相贈，並親筆給汪老寫了一封感謝信：“承惠賜橫幅書法及篆刻圖章一塊均工雅可愛，無任感謝，茲回贈拙字一張，敬請指教為幸。”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近十餘年，汪老可以說是他一生中的大豐收時期。他的書印作品先後在國際書法展、中日百家篆刻邀請展、當代名家書畫展、西泠印社國際篆刻書畫邀請展、韓國第三屆國際篆刻展，紀念趙謙之誕生160年書畫邀請展、全國印社篆刻聯展等高品位的中外展覽會上展出，多次獲獎，並選入《現代篆刻家作品集》、《紀念孫中山篆刻集》、《國際書法篆刻大觀》、《當代篆刻家大辭典》、《當代書法家大辭典》、《當代印人名鑒》以及《江陵縣誌》、《衢州市志》等辭書、方誌中。1999年，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了《汪新士篆刻書法集》。他在世時不僅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湖北省書畫研究會副會長，南紀印社創社社長、北斗印社社長，還是余紹宋研究學會研究員、深圳書畫藝術學院篆刻研究班導師和廣東嶺南印社導師。汪新士的一位書壇老友曾對汪老半戲半真地說：“你少年得志，老年得福，為兩頭紅。”
送別先生 感天動地 公元2001年11月19日凌晨，天空出現近年來最大的一次獅子座流雨星。汪新士按照多年的生活習慣，還在手把手教著三個學生刻印，印面已經刻好，又刻了三面邊款，這時已是凌晨3點。這方印章是深圳一對有識的家長宋湘雄先生、謝群女士為慶賀他們的女兒宋晗煜喜獲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一等獎及10歲生日，而特別送給她的一份珍貴禮物。不想這方石印竟成了汪老六十餘年執刀鏨石的“絕筆”。
送別了學生，汪老又看了半小時書。這就是他去世后床頭邊那本還沒有合上的《西泠往事》。2003年，是中國篆刻學術中心西泠印社創建100周年，作為當今資歷最深的西泠印社早期社員，他已收到了印社的約稿函，他準備為紀念西泠印社成立100周年撰寫回憶文章。
上午九點半，他起床穿衣，感到心急氣喘，便向樓上指了指，對夫人張明之說：“喊阿盧”。阿盧(君華)也是客居深圳的一個外地人，住六樓，汪老在四樓，他是汪老一位很友善的鄰居，常去汪老住所看大師作書治印。他急忙背著汪老到下面的一家診所去看醫生。剛下到二樓，發現汪老的手鬆了下來，背上也覺得有些沉重，經打“120”，醫生趕來搶救，汪老已停止了生命的最後一息，於上午10點45分與世長辭。後來汪老的弟子桂建民先生特為盧君華書字一幅，曰：“馱靈”。謂先生駕鶴西去，阿盧這位憨實忠厚的小夥子就是馱負先生的那隻黃鶴。
汪老一生甘守清貧，可謂兩袖清風。但他卻為世人留下了精湛的書法篆刻藝術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承傳西泠精神的二千弟子。他逝世后，他的學生們傾其心力，合力操辦他的喪事和善後事宜。11月23日上午的追悼會開得既簡樸又隆重。主持追悼會、致悼詞和各方張羅的除了汪老家人外全是汪老的學生。以致前來參加採訪的深圳特區報、深圳商報、深圳法制報、深圳僑報、深圳電視台、深圳廣播電台、香港大公報、香港文匯報的記者以及汪老的生前好友，殯儀館的工作人員，無不為弟子們對老師的一片真情而動容。特別是在與汪老的遺體告別時，沒有任何口令，也沒有一個人示意，幾十位弟子不約而同齊刷刷地一起跪在汪老的靈柩前失聲慟哭。跪在最前面的大弟子昌少軍撫摸著汪老的美髯銀須，呼天號地，有的弟子手臂被拉青了，也不肯起身。電視台的記者一邊拍電視一邊流淌著眼淚。
汪新士追悼會一結束，汪老的弟子們立即聚會，一致決定成立“汪新士藝術研究會籌備組”，並決定編印出版《悼念汪新士先生專輯》，編寫出版《汪新士年譜》，成立汪新士藝術研究會，舉辦《汪新士書法篆刻遺作展》和開展紀念汪新士先生誕辰80周年系列活動等，並遵照恩師的遺願，籌備湖北中流印社(已獲批准，昌少軍被推選為首屆社長)，協助汪老之子汪迎超出版《汪新士篆刻書法作品集》第二、三集。追隨了老師20年的昌少軍，滿懷深情地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我在老師生前未盡到孝道，老師走了，我要盡全力為老師做一些事。”他主動承擔了補充、修訂並出資出版《汪新士年譜》的任務。
他的另一位高足李海為感師恩和繼承先生遺願，繁榮荊楚文化，自願將自己在荊州南門外梅村一棟有11間平房、佔地約300平方米的住宅無償捐贈給汪老創建的南紀印社。
弟子們對汪老的一片真情，受到書法篆刻界的普遍讚譽。汪新士的師弟、著名的書法篆刻家、理論家、浙江中醫學院教授林乾良先生感嘆地說：“新士兄一生收徒二千餘人，可謂印壇獨一無二，特別是他待學生如兒孫，學生也報以摯愛的父子、祖孫之情，恐怕世上的許多真兒孫也是做不到的。這也是師兄最大的福分，我看近代篆刻家中是罕有甚儔的。”
汪新士先生畢生醉心於書法篆刻藝術，度過了他那鑠金流石的璀璨人生。他沒有給後人留下錢財，卻在人們永誌不忘的記憶里，留下了他那笑容可掬、清風拂面、銀髯飄飄的高師風範。
被稱為中國篆刻藝術殿堂的西泠印社，創建百年，能有幸入社的不到300人，而1946年前入社的早期社員，近年仍活躍在印壇的只汪新士一人。汪新士為西泠印社創始人王福庵、丁輔之、唐醉石及馬公愚的入室弟子，與一代國畫大師張大千同年入社。他60餘年來如醉如痴，游刃方寸金石之間，治印一萬餘方。汪新士出身名門，轉益多師，作品高妙，才情橫溢，但一生顛沛坎坷，身陷囹圄而不忘國萃。他為人謙和，豁達大度，寧靜淡泊，甘守清貧。年近八旬仍在以賣字治印為生。2001年11月19日逝世那一天的凌晨三點，天空出現多年難逢的獅子座流星雨，大師仍在教學生治印，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
汪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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