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呂庄村

《漢書》註：金堤，右堰也。民國《重修滑縣誌》載：成帝（前32年）時，東郡金堤決，河堤使者王延世率卒運土塞河，自金堤而增築之，堤上建有金堤驛，民修廬舍皆居其上。此時，該村之前身和周邊的烏巢（南呼）、曹村堡（曹村）一樣有了村莊雛形，后因村周圍遍植棗樹，謂之東棗林村。

另據《重修滑縣誌》載：隆安二年（398年），後燕范陽王慕容德率4萬戶自鄴南徙滑台，稱南燕。一次遷來4萬戶，是當地人口的6倍。村人口隨之大增，東棗林自東向西延伸部分稱西棗林。隋大業十二年（616年），村因呂姓較多，依姓立村，將東、西棗林合併稱呂家莊。明洪武七年（1375年），王、高等姓自山西平陽府遷徙而來時，仍為呂家莊。清宣統元年（1909年），滑縣改6鄉為16區，村屬廣通區（東北一區），稱大呂庄。民國18年（1929年），滑縣改16區為自治10區，村屬4區第53鄉—一呂家鄉，轄大呂庄、后呂庄。自此，大呂庄村名延續了下來。

據志書載，早在上古時代就有人類在此地繁衍生息，顓頊、帝嚳二帝（北距二帝陵不足10千米），在此域封國建都，創造了燦爛的遠古文明，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西漢置白馬縣，隸屬東郡，民在此結廬而居，因初建村落四周遍植棗林，謂之東棗林村。明洪武初，白馬縣廢，併入渭州。七年（1374年）降州為縣，該村屬仁壽鄉潘張里。清宣統元年（1909年），滑縣改為6鄉16區，該村屬廣通區。中華民國改為區鄉保甲制，該村屬東北二區河京聯保處。1940年7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委建高陵縣，該村划入高陵四區。1949年9月，高陵縣撤銷，該村歸滑縣二區。1956年9月，大呂庄、西呼合併成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屬南呼鄉。1958年3月，該村屬四間房鄉人民公社，稱大隊，1983年11月，實行村民自治，至今為滑縣四間房鄉管轄。

耕地6507畝

大呂庄村姓氏因歷代戰亂、災能荒，人口大量流動，詳細情況已無可考究。傳說西漢東棗林立村，隋末呂姓依姓改村為呂家莊，次馬姓、高姓，現高姓不足20口人，呂姓只有1戶，3口人，馬姓已無，具體情況無考。明洪武七年（1375年），王姓從山西省平陽府遷入，據傳尚有和姓、劉姓等姓氏的先祖們相繼至此，繁衍生息。2009年底統計，大呂庄村有姓氏86個，5158人。其中王姓最大，劉姓、和姓、李姓、秦姓次之，還有於、趙、張、徐、郭、左、齊、楊、單、韓、程、魏、潘、鄭、史、朱、袁、高、周、姚、盧、董、申、宋、賈等姓，另外還有50餘姓都不足10口人，不再一一羅列。如今大呂庄村人口達5525人，是遠近聞名的大村之一，也是四間房鄉第一大村。

新中國成立前，國無寧日，民不聊生，村人耕土為生．吃不飽，穿不暖，唯有少數的個體手工業，亦僅為維持生活而已。

民國時期始，村裡有幾家染坊、兩家飯鋪、一家馬車鋪，兩家粉坊（用綠豆加工粉皮）、一家豆腐坊和馬家墳老油坊。其中有三家染坊較為出名，即用靛泥印製花鳥魚蟲各種圖案的土布，俗稱印花布。、有青、藍兩種顏色，圖案花底呈淺白色，至新中國成立之初仍盛不衰，為人們的衣著裝飾增光添彩。

1953年，國家對資本主義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從事加工業的村民轉做農業生產。后根據生產需要，農業社成立木業組，打造用於大功河行駛的大木船，在技術革新中還創造出了一出拉八盤磨的奇迹。文化大革命中，各生產隊分別建有窯廠、染坊、軋花廠等。

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後，在“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並存”方針指導下，

大呂庄村以加工業為主體的個體私營經濟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1980至1990年，屬自然起步階段。此一時期村民商品經濟意識開始增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出來的剩餘勞動力開始向個體工業、建築業、商業、運輸業等轉移。村民先後辦起了三家冰糕加工廠，三家麵粉加工廠，兩家小型電線、電纜廠和兩家果脯廠等，還有兩戶購置了大卡車開展運輸業務，這些在當時的經濟發展中都起到了表率作用。1984年後，果脯廠發展迅速，生產旺季用工500多人，年加工杏脯近百噸，棗脯200餘噸，產品遠銷北京、山東等地，部分通過省外貿出口，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重要的是增強了村民走工業化發展道路的決心和信心。

1990年至1996年，是鄉鎮企業快速發展的階段。此階段王會科的果脯廠得以擴建，王朝殿領辦的果品加工轉產豆製品加工，村民王俊平還創辦了安陽市光華化工廠，並與大港油田、勝利油田合作，共同開發油田用助劑產品。同時，村木業（帶鋸加工）再次興起，大呂庄村1993年7月被中共安陽市委、安陽市人民政府授予“千村創百萬”工程活動先進單位。

1990年後，是該村個體私營企業走向輝煌的階段。村黨支部書記王會科、村委主任秦天增帶領村民貫徹執行一系列關於加快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吹響了大呂庄村鄉鎮企業二次創業的進軍號，全村逐步形成了以木業加工為主體，建材加工、電線電纜盤具加工和煤球加工、果品加工等企業齊頭並進、協調發展的新格局。個體私營經濟的比重逐漸增大，成為村發展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成效彰顯：創造了社會財富，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增加了村民收入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吸納了大量剩餘勞動力，解決了一批人就業；促進了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社會穩定。

隨著國家政策對個體私營經濟的傾斜，由改革開放之初的“拾遺補缺”，到90年代的“有益補充”，以及後來的“重要組成部分”，地位和作用逐步被人們及社會所認同，一些與之相關的偏見與歧視逐步消除，理解、鼓勵、支持的人越來越多，不少合法經營的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經營者被評為各級勞動模範，選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履行參政議政職能。“光華化工”廠長王俊平曾被選為縣政協委員。2007年，村“兩委”在村南通國道路一側規劃了長1200米、寬80米的個體私營工業園區，當年便有16家企業入駐，向工業園區化邁出堅實步伐。截至目前，全村加工業戶56家，擁有固定資產330萬元，從業人數380餘人，年實現銷售收入1300萬元，利稅200多萬元。

明清時，村裡就有幾家大戶在家中設有私塾教館，聘請先生教育子女，窮人子弟讀書，要向先生貢錢糧，教學內容以“四書”、“五經”為主，主要方法是學生跟著先生識字和背誦；民國時期，村建有一所公立學堂；1945年，中共冀魯豫邊區民主政府在村成立了“抗日中心小學”，位於前街中段路北農會院內，政府派遣教師，不收學費，最多時有5個教學班，學生達200餘人；新中國成立后，更名為“大呂庄村完全小學”；1971年，首開初中班，更名為“聯中”（含小學），1981年，聯中撤銷，全鄉統一布點，學校名仍為“大呂庄村完全小學”；2000年，通過“普九”驗收，2002年，實現“五、三”向“六、三”轉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九年義務教育；2003年四間房鄉完成第一批布點工程，村學校更名為“四間房鄉第一完全小學”；2005年新建36間教學樓，2006年開始執行“兩免一補”政策，免收學生學雜費；2009年達到國家二類學校標準。現在，學校擁有教室36間，辦公室9間，生活用房7間，幼兒班9間，總計校舍61間。

另外學校設有圖書室(藏書7920冊)、儀器室、微機室、電教室等，體音美器材及教學儀器齊全，籃球場、乒乓球室、跑道等體育運動場地、設施完備，達到國家二類標準。長期以來，村學校為社會和高一級的學校培養了大批的優秀學生和優秀人才，多次榮獲上級表彰和獎勵：2001年，獲全鄉教育教學管理綜合評估“先進學校”稱號；2003年獲滑縣教研教改工作“先進學校”稱號；2005年獲2004年度全市中小學危房改造工程“先進學校”稱號；2007年獲縣教體局“教育教學質量優良獎”等多項殊榮。

自1998年起，村裡出了研究生，至2010年全村共走出大專以上學生220多人，其中博士生5人，碩士生20人，另外還有中師、中專40人。

大呂庄村不僅在教育上取得了不小成績，在文化藝術方面更是成績卓著，別具一格：（1）以大平調戲曲為代表的民間戲曲藝術，久負盛名，自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的“板凳頭戲王”王端開始，前40年邊演邊教，分代不夠明顯，僅解放后就傳承了六代，先後分10批培養了150多位專業演職員，先後有50餘人成為國家正式在職演職員，其中有個別人改行走上了其他工作崗位，村裡還專門編有《大呂庄大平調志》；（2）武術大洪拳自成派系，祖輩傳承；高蹺、秧歌、腰鼓、紙紮、刺繡等各具特色；（3）書法、繪畫、攝影等更是屢獲全省、全國大獎，僅該村就有各藝術家協會省級以上會員14人，其中書法家1人，畫家1人，攝影家12人，尤其是攝影藝術，該村目前共擁有國家攝影家協會會員9人，省級攝影家協會會員3人，擁有藝術家如此集中的村莊，可謂全國罕見，他們與時代同步，彰顯了村人健康向上、熱愛生活的精神風貌。

疙瘩爺廟會：前2世紀，秦始皇統一中國。經歷了秦的嚴苛法制和漢初的無為而治后，漢武帝選擇了“罷百家，獨尊儒術”。自此，儒學成了民族思想的主流，一個重要標誌就是文廟的出現，並作為宗教而存在。東漢張道陵創立五斗米教，鼻祖老子也被尊為道教最高靈魂入物的三清之一，即有了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唐代達到鼎盛，明朝又得到皇家扶持。自漢代傳至中國的佛教，7世紀遠自西來的伊斯蘭教，元朝隨之而來的基督教，都有各自的活動場所，即寺廟，且具有很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農曆三月二十日，是該村一年一度疙瘩爺廟會。廟會會首由村中知名人士三年一屆輪流擔任，會首負責大會的資金籌措及程序安排。大會期間，會首領樂隊及村民抬疙瘩爺畫像請神敬神，劇團、歌舞、雜技、秧歌、腰鼓盡情表演，方圓幾十里，甚至百裡外各類商販及廟會遊客雲集村域，家家戶戶住滿親戚朋友。前來廟中祭拜燒香的人擦肩接踵，廟宇內外鞭炮聲晝夜震耳欲聾，大會人山人海，商業貿易紅火，會期長達四天。

風俗

日常禁忌：楊公忌日，正月十三、二月十一、三月初九、四月初七、五月初五、六月初三、七月初一、七月二十九、八月二十七、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三、十一月二十一、十二月十九等日，人稱此為不祥之日，村人辦事多避之；正月初一，早晨起床忌打噴嚏，忌做針線活，吃飯忌說“吃完”，包餃子、蒸饃忌數數兒，忌說“完了”之言語；忌早飯前說夢，“早起說夢，一天不醒”；忌站店鋪門坎，俗話說站門坎不賺錢；忌小孩兒衣服在院中過夜，俗云：“如落上賊星，孩子長大好偷盜”；忌夜晚小孩兒玩火，諺云：“玩火發囈怔，娘打屁股疼”；忌隨身縫補衣服，諺云：“就身褳，做賊襻”。

婚嫁禁忌：忌屬相相剋之婚配，諺云：“自古白馬怕青牛，羊鼠相逢一旦休，蛇見猛虎如刀斷，豬遇猿猴不到頭，龍逢兔兒難成對，金雞見狗淚交流”；忌初一、十五完婚；忌妻比夫長一歲，諺云：“妻大一，沒飯吃”；結婚用品忌單數；包喜餃子忌已婚婦下手；忌孕婦、寡婦接送新娘；新娘上車時，忌屬相相剋的、戴孝的在場；花燭之夜忌洞房熄燈。

喪葬禁忌：忌淚滴屍。忌子孫在出殯時提鞋，“掖”綁腿帶。個別姓氏忌土，即忌三月、六月或九月、臘月動土；晚輩死於長輩前忌埋入墳塋。

另外還有語忌：長輩去世，忌說死，稱老了、下世了；小孩夭折，忌說死，說走了，丟了；坐車、船忌說翻。數忌：忌說二百五十之數。行忌：出門忌逢七，俗語，七不出，八不入。病忌：忌下午、晚上探看病人，借葯鍋忌還。喪忌：忌穿孝去鄰居家。年歲忌：對老人忌說七十三、八十四。庭院植樹忌：前不栽桑，后不栽柳，所謂所謂院不栽鬼拍手（楊）。血色忌：婦女坐月子、流產、不過滿月忌入他人庭院。建築忌：忌左右鄰家房脊高於自己的，忌兩家的門口錯對。取名忌：孩子取名，忌於親戚、長輩重字重意重音。生意忌：清早忌賒賬，清明忌還帳。行車忌：忌喝酒。

大呂庄村有道口燒雞、八里營甜瓜、老廟牛肉、衛香附、牛屯火燒等特產。

大呂庄村附近有滑縣民俗博物院、明福寺塔、宋閣老墓、道口鎮歷史建築群、衛國都城遺址、瓦崗軍點將台遺址等旅遊景點。

東棗林遺址：位於村老街東門外北側200米處，距出村東西大路不足50米。該遺址長、寬各60米，面積3600平方米，高出周圍耕地2～3米，文化層厚度不均，散落有磚塊、瓦片。1978年後，土地實行聯產承包，分給個人經營遺址漸為平地，痕迹不復存在。據傳，此處即為村落遺址，對研究大呂庄的歷史文化有較高價值。

雷音寺遺址：位於村老街西門外南300米處，距出村東西大路200米。遺址分西北至東南兩部分，相距50米左右。西北為主遺址，長、寬各70米，高出地面2～3米；副遺址長、寬各20米，高出地面1.5米左右，總面積8100平方米。1958年平整土地清理時，發現很多磚塊、瓦片。主遺址東南側有水井一口，文化特徵明顯。

太平寨遺址：太平寨遺址，環繞村老街一周，尚有兩段遺存於村東南側，其中最長段130餘米，最高處2.5米，底部寬4.5米；另一段長35米，高1.5米。

皮商王廟：位於村老街南門裡，正對村通國道之路，始建於東晉。僅據明萬曆年間重修皮商王廟碑記載，亦有四百多年歷史。幾經修復，現存為1999年重修狀，前卷棚為三個開間，中間立一石雕望鄉台，2004年被盜，僅剩底座，2007年又仿前作補。後殿三間，塑有皮商王神像。整個建築坐落在1.2米高平台上，年逢農曆三月二十日以廟立會，香火興旺。

三官廟：位於村老街東段路北，始建年代無據可考，“文化大革命”中被拆除。2004年在原址上建有帶走廊的殿堂三間，殿內有軸神像。整個建築雄偉壯觀，高出地面0.7米。

玄帝廟：位於村原北寨門外，1999年重建。廟坐北面南，不足一間屋大，存石碑三通，皮商王廟台上留一殘碑。據可辨認少量文字記載，為明崇禎三年（1635年）創修玄帝廟之刻，文載此廟為明中葉由外地遷來。還有清乾隆三十八年（1774年）重修碑刻。

大門樓：位於村後街中段路北，相傳為明嘉靖二十三年（1550年）王姓七世王棟所建。王家富裕，其膝下三子，分別蓋有三處相同之門樓，寬敞壯觀，抬轎進出人無須下轎。現存只有此一處，1978年重修，高3米，寬2.85米，進深3米。

古槐：村委會對面王成元院中長有一棵國槐，樹高9米，樹圍2.1米，雖軀體內朽為空洞，部分樹枝幹枯，但大部分枝葉茂盛。據王的曾祖父王玉魁（1990年辭世）講，從他記事時該樹便是此模樣。傳說該樹為明槐，即明朝洪武年間，王氏祖先自山西洪洞古槐樹下遷徙於此，栽植該樹，以示紀念，距今已有600餘年歷史。

碑刻：村存有重修皮商王廟碑、玄帝廟碑、創修太平寨碑、重修皮商王廟觀音堂碑、王裕佩和劉金廣等6勇士節義碑、王全德烈士碑、荒年志碑等碑刻。其中重修皮商王廟碑，保存於皮商王廟台左前方，碑高120厘米，寬52厘米，厚I8厘米。后配碑座，碑身保存完整，字跡一般清晰可查。正面碑文，背面落款，立石於大明萬曆歲次庚子孟冬吉日（1600年），主要記載當次皮商王廟重修情況；玄帝廟碑，清乾隆三十八年（1774年）三月立，為重修玄帝廟碑，現保存基本完好，大部分字跡清晰；創修太平寨碑，現存於皮商王廟左前方，碑高103厘米，寬126厘米，厚19厘米，碑座已失，碑身保存完好，字跡清晰，主要記載自清光緒八年（1888年）起歷時四年，本村創修太平寨大功告成情況；重修皮商王廟觀音堂碑，高116厘米，寬142厘米，厚20厘米，系長方形碑，因被折為兩段，部分文字損失，民國五年（1916年）立，略述兩廟重修情況。

王海濟(1876年——1927年)，字方舟，號老方，出生在村一耕讀門第。少時即入私塾就讀，但不嗜“五經四書”，長武術，酷愛技擊，建館立場，收徒傳藝，是一位領軍人物。王海濟愛打抱不平，在百姓中威望甚高，交了不少朋友。如濮陽徐鎮的張德溫，號老井，村人劉福增，號老慶，人稱“三劍客”。

民國以來，軍閥混戰，兵匪一氣，滑縣境內數遭匪患。來自河東的“桿頭”（匪首號），自製土炮，夜聚明散，綁票放火，肆行劫掠，無惡不作。村周邊的西呼、高寨、四間房、牡丹街、李官寨遭劫難以計數。性格剛毅、抱有憂國憂民思想的王海濟深以為憂，謀划再三，認為請兵保護不如自練鄉團。其號召鄉民，廣納武生，制槍械、勤操練，以大鴻拳為基礎，兼練技擊和其他硬功。王海濟后被命名為“滑縣東北第一團練會會長”。

1920年，傳教師裴蘭田、畢金花將一心會（大刀會）傳入滑縣，以緱大羅村、閻庄、白道口、西傅村及大呂庄為中心，涉50多個村莊，發展會徒5000餘，編5個團，村所在五團，團長就是王海濟。

1921年5月14日，匪首李書田、戴敬先率匪劫滑縣東北二區小吳村，危在旦夕，急派員請王海濟援助。王海濟深明大義，即派次子王裕佩率眾前往。交戰中，王裕佩及劉金廣、王修身等武藝出眾。戰鬥數時，匪夷敗走，三人急追，因後繼無人，匪夷復為反擊，終因寡不敵眾，亡於陣中，王裕佩頭顱還被匪夷割去。同去的王修生、劉希生、王章亭等見狀，奮不顧軀，全力營救，又致王修生、劉希生陣亡，王章亭傷重未愈，為保一方平安付出血的代價。

1927年8月，滑縣農民自衛武裝組織紅槍會李保安、薜明法、馬遠武率會徒1000餘人，將縣城東一心會所控制的傅村何、宋、王三姓家牲畜財物搶掠一空，房屋燒成灰燼。一心會裴蘭田、畢金花率一、二、三、四團主力開往南苑村一帶攻打紅槍會，王海濟帶領的五團負責攻打陳營村。王海濟出征前遇三個不祥之兆：其一，清晨會館門前旗杆傾倒，眾勸其不要出征，但王海濟思慮后仍按傳教師指令行動；其二，王海濟在四間房五爺廟前率眾出征時，戰馬立身嘶鳴，拒不向前，王海濟用槍桿直搗馬的臀部，馬才勉強前行；其三，進入陳營寨外的前沿陣地布置戰場時，炮葯即轟。

王海濟作為主帥，為不渙散軍心，鎮定自若。聽得一聲號令，王海濟憑藉上乘武功，率眾沖入寨內，不料被紅槍會團團包圍，陷入內外夾攻的混戰窘境，終因寡不敵眾，不幸陣亡。此役雙方激戰三日，互有傷亡。滑縣縣長李國鈞調解無效，后八里營郭東元、苑村陳太鵝、路寨曹元祥等人出面調解，一心會包款賠槍后，王海濟之屍體才被抬回。

王海濟的陣亡，村民無比悲痛，大鴻拳元氣大傷。王家後繼僅留獨苗。王海濟的63個徒弟為其送金字匾一塊，上書“德比韓樊”（韓、樊指兩位英雄）四個大字，滑縣縣長率眾臨村弔唁，並在匾額上加蓋自己印章。為使王海濟先生流芳千古，村民在村南門外為之立德行碑三通，與相距不遠的其子王裕佩等6勇士節義碑交相輝映。

大躍進

1958年“大躍進”中，德行碑被毀，節義碑被王海濟的後裔藏存。

王全德(1908年——1946年)，字本臣，出生在村一貧苦農民家庭，早年為地主扛長工的父親，因受壓榨病逝，故在幼小心靈深處埋下復仇種子。含辛茹苦的母親徐氏垂淚撫之，傾力供其讀私塾，寄予厚望。家庭熏陶，學校教育，生活窘迫，社會動亂，使王全德自幼養就勇敢、剛毅性格。王全德愛看革命書籍，深受愛國主義思想影響，逐步成長為一進步青年。為擺脫貧困，不受人欺侮，始在街上做炸油條、炸麻花小本生意，與母沿街叫賣，飽嘗人間之苦。王全德誠實淳厚，樂善好施，為人正直。為爭取長工的利益，常帶頭與地主說理，王世續家譜時，推他為首事，彰顯出一定的組織能力。

1939年，按照豫北地委書記王從吾指示，開展“紅五月運動”，突擊發展黨員，王全德在村第一批發展劉金俊、王玉學、王章禮、王玉魁、王其海等七人入黨，並組建了中共大呂庄村黨支部，王任支部書記。

1940年，為便於對敵鬥爭，鞏固和加強沙區政權建設，中共冀魯豫區黨委決定划大縣為小縣。是年7月，以滑北辦事處為基礎的滑縣北部、內黃縣南部，在楊桑村（內黃縣六村鄉）宣布建立高陵縣（因境內有顓頊高陽氏和帝嚳高辛氏二帝的陵墓而定名），處於“拉鋸區”的大呂庄村隸屬高陵縣四區（牡丹街），經受了“四·一二大掃蕩”和1942年大災荒的嚴峻考驗，以致部分黨員脫黨。抽調區里工作的王全德仍兼村黨支部書記，帶領民兵模範班深入沙區，配合主力部隊開展游擊戰，同日偽軍進行反“封鎖”、反“蠶食”鬥爭。

1944年後，沙區抗日鬥爭出現大好局面，王全德又發展一批黨員，並成立貧農團，深入開展以回地贖人，減租減息，增租增佃，清查地主黑地為主的民主民生鬥爭。樹立了雇、佃、貧農的優勢地位，調動了村民生產積極性，取得了戰勝災荒、生產自救的勝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戰爭結束。區抗聯副主任王全德（兼村黨支部書記），帶領區部分幹部、群眾，先後拆除了本村部分地主的房子及河京雷音寺，浮財分給貧僱農，人民群眾經濟上得到改善，政治上初步翻身。然而，一些地主惡勢力對王更加懷恨在心，伺機報復。

1946年12月10日（農曆十一月十七日），國民黨第五軍大舉北上進攻沙區，高陵縣淪陷，剛剛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斷，土改中逃亡的地主拼湊還鄉團捲土重來，頑、匪、會（道門）、雜乘機蠢蠢欲動，配合國民黨軍隊，大肆破壞抗日根據地，瘋狂殺害共產黨人、幹部、民兵及無辜群眾，使剛剛從硝煙瀰漫中掙脫出來的勞苦大眾，又一次陷入國民黨軍隊的蹂躪之中，區、村政權和民兵組織遭到嚴重破壞。

農會主任劉金俊，共產黨員王章禮、馬中堂、王玉學、王德貴，民兵趙金凱，村民王子炳先後被殺害。其他一些共產黨員、農會幹部、民兵為保存革命力量背井離鄉，王全德最後一個連夜出走，暫避浚縣裴庄。村地主還鄉團向王的一叔伯兄弟要人，並恐嚇若找不回王全德，就拿其問罪，並株連全家，還誘騙讓買一支槍。一向膽小怕事的叔伯兄弟無奈去裴庄向王說明情況。深明大義的王全德說：“一人做事一人擔，不能因為我再連累你”。當晚，王全德回村后就住在與之近門的還鄉團員王××家裡，第二天一早即大義凜然地去了村還鄉團駐地。王慘遭毒打，敵人一無所獲后，狠毒地將其用鐵絲穿透鎖骨，押解到賈席珍所控制的白道口滅共委員會核心區韓河京村小寨內請功。一路上，王全德義憤填膺，罵聲不止，路人見了，無不痛惜。在匪窟，賈首先封官許願，企圖誘其就範，將村共產黨一網打盡。王全德軟硬不吃，堅不吐實，棍棒、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用盡，絲毫沒能動搖其革命意志，回答均是“不知道”三個字。賈黔驢技窮，無計可施，將王衣服扒光，吊在樹上，下堆柴火燃燒，脖子掛上石塊，繼續用皮鞭抽打、審訊。生死關頭，王全德堅貞不屈，后被拖到溫村村外槍殺，臨終前昂首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終年38歲。時間是1946年農曆十二月二日，距本村二次解放只有十二天。

為了紀念王全德烈士，1947年農曆三月初六日立石悼念，碑文寫到：“耳公受訓后每作之事人不能作或謂受良好家庭教育大有益於世人自公參加共產後立志奮鬥非將威名震蕩環球功業永垂宇宙不忘發奮飛騰”橫書“英勇堪欽”。

劉庚仁(1902年——1964年)，男，漢族，出生村一貧苦農民家庭，從小扛長工，過著食不飽腹、衣不蔽體的苦難生活。

1942年12月5日，冀魯豫地區成立第四軍分區，轄八路軍南進支隊的十六團，在滑縣和周邊地區開展以反“蠶食”、反“封鎖”、反“掠奪”為主的游擊戰，沉重打擊了日、偽、頑勢力，鞏固擴大了抗日根據地。次年春，劉庚仁參加十六團，編入二營四連任戰士，轉戰於抗日第一線。

衛南戰役

1943年7月30日下午3時，衛南戰役打響，十六團在瓦崗一帶正面主攻，擔任尖刀突擊隊的四連跳壕搭梯，衝上原庄寨牆，人村巷戰，全殲偽四十六師殘部並俘偽師長，斃敵200餘人。劉庚仁在戰鬥中表現英勇，被提升為班長。

1944年5月19日，雙村營戰役打響，擔任主攻的十六團在胡乃超參謀長指揮下，英勇作戰，突圍時，胡不幸犧牲。后十六團和騎兵團隱蔽進入白道口以北靳庄設伏，又殲敵1100人，劉火線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5年4月，白道口一帶解放后，劉庚仁隨團參加了著名的南樂戰役024日夜該戰役打響后，劉庚仁所在的十六團向元村守敵進攻，消滅敵大部，劉臀部受傷，不下火線，隨團繼續圍殲逃至村東南日軍碉堡內的余部。5月7日偽賈席珍、王書林部在姜庄據點予以反撲，9日夜，十六團、騎兵團趁敵立足未穩奔襲姜庄據點，為舉行戰略反攻奠定了基礎。

劉庚仁隨團參加“豫北戰役”、“滑縣戰役”，屢立戰功。抗日戰爭勝利后，劉編任二野一縱隊。

1947年6月東渡黃河，參加了魯西南戰役08月底，千里躍進大別山。

1948年11月16日，攻克了宿縣，直逼長江。

1949年4月15日，從安徽樅陽渡長江時，劉庚仁升任排長。渡江後轉戰於屯溪、婺源、東平一帶，11月抵達貴州，參加剿匪。

1950年10月，劉庚仁轉業到貴州省交通廳，先後在公路局、航運局任辦事員、科員、主任科員等職。

1958年，劉庚仁提前退職休養於貴陽。

1962年，劉庚仁攜子女返回故里。

1964年，劉庚仁因病逝世，享年62歲。

王其林(1907年——1982年)，父輩人丁興旺，弟兄7人，有“七狼八虎”之說。家境雖不富裕，亦屬村中頗具影響門戶。

王其林自幼聰穎，讀過幾年私塾，算得上村裡的文化人。后因家庭少步敗落，其又染上吸大煙惡習，不幾年家便一貧如洗。

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者侵入華北地區。1938年春夏之交，在濮、滑、東、長一帶建立由中共直南特委利用國民黨名義創建的抗日游擊隊，番號為冀魯豫邊區八縣保安司令部民軍第四支隊，隊伍迅速擴大到近千人。王其林同秦道龍滿懷抱負參加民軍，隨軍深入敵占區實習，在打擊煤礦警備隊、襲擾道清鐵路、攻擊鶴壁集偽據點戰鬥中機智英勇，先後從戰士晉陞為班長、司務長等職，還不時騎馬帶槍回家，引起周圍大戶注意。

1939年春，民軍北上，王其林與所在支隊失散，被迫返鄉。

1944年，王其林積極參加民主民生鬥爭，進行減租減息，增資增佃。一向被地主階級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的王被抓，先送至安徽省蚌埠挖煤，后被譴往日本北海道煤礦當勞工。

因環境惡劣，勞動超強，食不果腹，衣不遮體，饑寒交迫，非傷即病。更由於受到精神、肉體虐待，輕者傷殘，重者致死，甚至不時發生因病被活埋和人吃死屍現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勝利結束的消息傳至日本煤礦，王其林同眾勞工一起，爭權益，砸工廠，是年11月回到祖國懷抱。

1946年11月，國民黨王敬久集團第五軍約9個旅近5萬兵力，由滑縣一帶並肩北進，離陵、內黃兩縣隨之全境淪陷，土地改革中逃亡的地主還鄉團捲土重來，大肆進行反攻倒算，區、鄉政權和民兵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幹部、黨員、民兵及土改中的積極分子部分被殺，村王全德、劉金俊等多人遇難，王其林等免遭一劫。

豫北戰役

1947年3月，第二野戰軍在劉伯承、鄧小平的指揮下，發動豫北戰役．4月中旬楚旺攻堅戰後，高陵全縣解放。經區委批准，村恢復的黨組織，由王其林任支部書記。王其林在區委領導下，放手發動群眾，貫徹“五四指示”，成立貧農土改複查團，聯合中農開展土改複查運動，清查和孤立地主富農，重點打擊還鄉團的反攻倒算。至此，村政權牢牢掌握在以王其林為主要負責人的共產黨人手中。該階段，面對土改複查、對地主還鄉團的清算及勝利果實分配的複雜局面，王其林的聰明才智得以充分發揮。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黨的政策掌握準確，地主的浮財該收的收，勝利果實該分得分，在縣區帶了好頭，產生很大反響。

是年大擴軍，支援前線作戰。經過王其林為負責人的黨支部廣泛發動，全村此次參軍人數達74人，支前民工300餘人，為全國的解放立下功勞。

王其林對村人喜歡半個多世紀的大平調藝術情有獨鍾。尤其在“板凳頭”班登高台的過程中，他大力支持，使村大平調完成了一個歷史跨越。

王其林對人才的培養有目共睹，對大平調戲班中進步青年的培養更勝一籌。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百廢待興，正是用人之時，經其推薦出去工作的有王華國、劉國治、和玉山、王國禹、王其橋、王其省、王秀英、王長寬、趙新修、王東雙等十多人，其中有兩人成為縣級領導幹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村回歸滑縣二區（白道口），王其林當選為二區區委委員，出席了中共滑縣第一次代表大會。

新中國成立初期，無論是在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運動中，還是和西呼並村，南呼並鄉過程中，王其林均為黨支部書記。

1957年9月，滑縣改設1鎮3區25個中心鄉，村所在的南呼鄉合併白道口區四間房鄉，王其林作為南呼鄉書記參加專署會議。

“文化大革命”中，王其林已不是當權派，但有人將其誣陷為叛徒被進行過批鬥。

1979年7月，年已72歲的王其林，在村全體黨員民主選舉中當選為支部委員，分管學校等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繼續發揮餘熱。

1982年農曆三月二十四日，王其林因病逝世，享年7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