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禪寺
廣東潮州開元鎮的寺院
潮州開元鎮國禪寺 始建於唐開元26年(公元738年),原即敕名開元寺,明代改開元鎮國禪寺后延用至今,但一般仍習慣以“開元寺”稱之。
“文革”后,在李嘉城、庄靜庵、釋定因、謝慧如等海內外檀越捐資下,全面重修。1992年被公布為“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3年4月9日與靈山寺被列入首批全國重點寺院,2001年6月又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國禪寺
明萬曆二十二年甲午(1594)及清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兩次重修記中,皆有“荔峰門”之名。又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潮州知府周碩勛題大殿楹聯有“荔嶠”之句,信知“荔峰”之名,確有來歷。今全省之“開元寺”,皆已淹沒無遺,惟潮之“開元”,歷千餘年而碩果僅存,於今彌見可貴。
元稱:“開元萬壽禪寺”,見元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大殿內大石香爐刻文。又稱“開元禪寺”,見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寺銅雲版鑄文。明稱“開元鎮國禪寺”,見憲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大鉎磬鑄文。又稱“鎮國開元禪元”,見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1594),劉興學《開元寺重修碑記》。明末加額“萬壽宮”,“文革”間被毀。清代迄今,“開元寺”與“開元鎮國禪寺”兩名隨用。
國禪寺
(一)中路:照牆、寺門、天王殿、丹墀、月台、東西兩郎、大雄寶殿、藏經樓;
(二)東路:諸天閣、鐘樓、地藏閣、客堂、實蘭若、慧業堂、雲水堂、不俗精舍、香積廚、伽藍殿;(三)西路:方丈、觀音閣、祖堂、十方堂、六祖堂、初祖堂、崇行堂、五觀堂、藥王殿、嶺東佛學院教學樓、玉佛樓、大悲殿、塔、明代塔墓、清代塔墓、南門外普同塔、萌蘆山普同塔。
寺居城之中心,古名甘露坊,清代名仁賢坊,面正南前為開元路(古名開元街),後為西馬路(古名開元名巷),左為太平路(古名大街),右為義安路(古名新街頭),遠眺鳳台而回顧金山,筆嶺東峙而湖山西秀,豈僅利便於交通,抑亦擅美乎形勝。
國禪寺
殿宇歷經宋元明清及近代先後達10多次大規模修建,現在整體建築格局分中軸線和東西兩側三部分。中軸線上有照壁,山門外的照壁上嵌有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郡人陳衍虞書的“梵天香界”石刻。中軸線上內分五進,首進為山門(金剛殿),二進天王殿,三進為主體建築大雄寶殿,四進為藏經樓,五進玉佛樓。東側以客堂、大悲殿、地藏閣、香積櫥(齋堂)、不俗精舍、祖堂、僧舍等一行為左屏;寺左翼的大悲殿在建,此處原為寺內的鐘樓、諸天閣、神農殿、關帝廟等建築,新中國成立初被佔為市場、電影院,今已歸還;寺左翼的神農殿,最初為每遇農曆十月十五日神農氏誕辰,郡城各米商,聚集於此祭拜,並拿出各自經營所用的筒、斗等量器,憑眾檢驗,不準者給予校正。這種在寺里藉助佛祖的尊嚴及護法神的震懾,提倡公平貿易的商業道德,的確是潮州商業的一大傳統及特色。西側以旅遊服務部、僧舍、原方丈廳、觀音閣、嶺東佛學院、六祖堂、伽藍殿、諸天閣等一行為右藩。從天王殿至藏經樓,兩側各有東西縱長的廂廊連接,左右兩長廊曾在1915年被市場佔用,並加建上蓋。
1916年由汕頭專署調停,借用開元寺東旁之大片地方(包括鐘樓、關帝殿、神農殿、東獄殿、諸天閣在內)為市場遷徒之處。此廊縱深各69.80米,寬4.50米,各有19間,東西共有38間,形成一組較龐大而完整的唐代宮殿式四合院建築群。
國禪寺
天王殿是宋代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重修開元寺所建,至今已有900多年的歷史。爾今的天王殿是80年代初期,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誠先生以他母親的名義獨資重修,由潮州市第一建築總公司在原來的基礎上落架修建。天王殿能重現昔日的風采,既體現了現代精湛的古建築藝術特點,也反映出潮州藝人對古建築工藝的綜合創新能力。
在開元寺殿堂建築藝術群中當推天王殿最有建築科學價值。天王殿是開元寺第一重殿(又稱過殿),在建築格局必須體現宏偉﹑莊嚴,但其建築高度不能超過主殿,因此,採用單檐歇山頂的建築形式。從天王殿建築格調,可以看到3個明顯的特點。
首先,天王殿在整體協調上起到重要的紐帶作用。開元寺總體建築格局是按照漢化佛教“伽藍七堂”的營造法則而設置。在南北縱深的中軸線上,首進山門,二進天王殿,三進大雄寶殿,四進藏經樓(宋時為法堂),五進玉佛樓。大殿兩側跨院東為齋堂、西為慧業堂等生活區及觀音閣﹑地藏閣兩配殿。自天王殿到玉佛樓,左右各有一條長廂廊,使主體形成一座龐大較傳統民居四合院式的古建築群。天王殿的位置特殊,是因為它聯繫東西兩廂廊的紐帶,和大殿及兩側各配殿的聯繫,使全寺上下左右的建築群在排列上達到互相平衡,所以是南北中軸線上的關鍵點。
其次,天王殿充分顯示出高大﹑廣闊﹑通爽。天王殿高9﹒85米(殿脊不計),殿面寬11間50﹒50米,進深4間15﹒77米,建築面積797平方米,為國內現存傳統木構建築之最。在清代建築中,僅見於北京故宮太和殿及太廟為此規格,是全國漢地佛教寺院同類殿宇中最大的天王殿。
由於殿堂採用斗拱結構,所以殿內牆壁不負荷載,只起“圍繞遮蔽”和“界限”的作用,是因為牆壁的獨特功用並不在支撐,而主要地在“圍繞遮蔽”和“界限”。殿內牆壁儘管也能支撐,但支撐已由柱子獨立勝任,所以牆壁在發展較完備的古典型建築里就以圍繞遮蔽為目的的。由此,殿內牆體可以任意增減,為需要安排用途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而且,這種廣闊﹑通爽的殿堂有效地改善南方多雨潮濕的環境,減少對建築裝飾和佛像的侵蝕,也適合容納人流擁擠的局面,因此,天王殿享有“儀門巍峨,可容車馬”之讚美。
天王殿立面分為3段,正立面屋頂,中辟面寬5間,中央高兩側低,進深1間的凹門廊,正面所辟3大門居中,中有大門,旁有小門,明間高而次間低,兩側高牆柵欄封閉,余各3間為1廳3房式僧房。中槽面闊9間,進深2間,連同北槽1間組成殿內廣闊空間。明間北槽中段朝南向是彌勒菩薩坐像,北向是韋馱立像,兩側盡間供奉四大天王。一明二次的門廡,是春秋時期貴族士大夫大型宅第布局,而中央高兩側低的正門屋頂形式,只有在四川德陽漢代畫像磚中可以見到。這種平面布局和立面構圖,則保留了早期建築手法。
再次,天王殿在建築藝術上體現典雅古樸,實用大方,具有獨特的建築藝術風格。該殿大致有三大特點:
一是殿柱採用完全木柱和木柱與石柱相銜接的柱石結構。檐柱以木石相銜接,下端為八瓣圓肚型石柱,上端為圓木柱,前檐柱上端的木柱直接墩立在石柱之上,后檐柱的木石柱之間墊有圓斗,斗底平面作十字形卯樣與石柱的頂部相交,柱基為石覆盆。全殿共立50柱,其中完全木柱計有6柱,石柱與木柱相銜接柱計有4柱。石木相銜接柱,在強風襲擊時,有抗力的作用。完全木柱相間在中殿內,當地震災害來臨時能消減震蕩作用,故此,歷經近千年的多次大地震﹑強風的襲擊,未經倒塌,殿堂面貌仍然完好如初。
二是疊梁斗拱結構。整座天王殿全部用木料構築,不用鐵釘,僅憑木椎緊密銜接,全殿採用抬梁斗拱構架,斗拱高度近於柱高的一半,用高多達11層的斗拱迭起支撐,層層向上散開,及圓形瓣式斗拱支點力法,把整座大殿的主要承載力分傳到殿中的柱承載,要承受殿頂成百噸重的巨大壓力。圓形式斗拱最多達11層,是全寺殿堂柱斗拱之冠。
斗拱,亦作枓栱,宋稱“鋪作”。拱是建築上弧形承重結構,斗是墊拱的方木塊,合稱斗拱。斗拱,是我國傳統木結構建築中的一種支承構件,處於柱頂、額枋與屋頂之間,主要由斗形木塊和弓形肘木縱橫交錯層疊構成,逐層向外挑出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由於斗栱有逐層挑出支承荷載的作用,可使屋檐出挑較大,兼有裝飾效果,為我國傳統建築造型的主要特徵之一。公元前5世紀戰國時期的銅器上就已經有斗拱的形象。我們見到最早期斗拱的式樣是從漢代的石闕、崖墓和墓葬中的畫像石所表現的建築上。到唐宋時期這種斗拱的形制已經發展得很成熟了,山西五台山唐代佛光寺大殿和潮州開元寺宋代開天王殿就是一例,前者卻是我國迄今為止留存下來最早的木建築之一。
天王殿,是開元寺的主要建築,至今仍葆有著宋代的建築風格,也是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築的傑作。整座殿堂全部用當時最好的木料架築,構件之間的拼接,毫無錘鑿痕迹,始終不受氣候的影響而嚴絲合縫。
誠然,天王殿裡面那些斗拱也應該是很科學的,日本奈良有個東大寺,他們一直找不到它的祖庭是在什麼地方。後來,同濟大學的專家教授們到了潮州開元寺才發現,這裡就是原來日本奈良東大寺的祖庭,它的基本布局就是參考潮州開元寺的。
三是融合了傳統工藝和現代的裝飾藝術。天王殿的屋脊裝飾,極富藝術魅力和佛教的文化特色。在屋脊上,潮州藝人用不同色調的彩瓷片配搭運用,精心鑲嵌傳統特種工藝“雙龍朝寶”和祥雲卷草裝飾,匠人巧妙地將騰龍、火珠﹑水紋、雲紋融於一體,耀於空際,使天王殿的外觀顯得更加絢麗多姿。
在潮汕的傳統文化中,龍與火連接在一起,是農民期望控制水的強烈願望;龍與火珠連接在一起,企望得到興旺富貴;龍與雲連接在一起,是自然神與蒼天的宗教潛意識在民間的存在和反映,是祈求一個吉祥安康的生存環境。屋脊的裝飾藝術,既具有傳統彩嵌瓷的莊嚴﹑華麗,又渲染了潮州文化的深厚底蘊。
天王殿結構用料的特點是建造大建築物卻用料規格小。全殿木構架幾乎無任何雕飾,這也是早期古建築的特徵。天王殿於1983年落架大修時,從梁架上拆下來的殘損構件選樣進行碳14測定,其結果為最早的木料為次間鳳冠,距今1100年±75年。建築學家、博士導師龍慶忠教授曾4次對天王殿的縝密考證,斷定其至遲為宋代遺構,其平面布置、立面構圖與梁架結構均保留了不少漢朝和南北朝時期的特點,為國內現存較少見之早期木構建築。
上海同濟大學建築系教授路秉傑曾在十多年來一直在國內尋找與日本東大寺佛殿一樣的宋代寺院建築模式,即便是國內現存著名宋代木構建築福州華林寺大殿,也只能說有點味道,還不能說是。而號稱日本“木構建築世界之最”、“引起日本第二次建築革命的新結構、新式樣”的日本著名東大寺佛殿(日本稱為“大佛樣”)是按宋代寺院建築新模式,由南宋時期明州(今寧波)匠人陳和卿,在日本經商時擔任總大工(即總建築師)修建的。路教授曾在江浙一帶拚命尋找,總不得結果。直到1992年,他最終是從廣東潮州開元寺天王殿找到了滿意的答案和印證。這是他在《“大佛”尋源到潮州》一文中的佳話。
潮州開元寺天王殿,歷來被視為明代建築,而考察開元寺的建築歷史和結合近期古建築專家的研究成果﹐天王殿應為宋代遺構比較恰當,限於所見資料不足(雖然殿內石柱刻字的格式及名稱可證為宋代,但沒有年號而不敢斷為宋代),所據必有疏漏,祈望方家斧正,匡我不逮。
由於資料匱乏,僅能被國內建築學家稱為明代建築式樣這座天王殿,被肯定為宋代建築物。這些正是邊遠地區在文化上有滯留保守,保留古制一面的體現,是嶺南古建築構件形制上的一個特色。
潮州開元寺天王殿建築是宋代遺構,是一座彙集藝術性﹑科學性﹑實用性的殿宇,它凝聚了潮州建築藝人的智能和汗水,也留給人們以美善的享受,及佛教文化深厚底蘊的呈現。
開元寺大雄寶殿月台前有東西對峙的2座石經幢,建立於初唐,因刻有密宗陀羅尼(即咒語)於其上者,故又稱陀羅尼經幢,高約4.15米,座基周徑約5.15米。石經幢東面幢身8面刻為《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略稱“尊勝幢”,其書法遒勁端整,鋒棱銛利,藉此可見唐人筆法之一斑,但由於年久剝蝕,僅存半數,吉光片羽,彌覺此經幢珍貴。幢身上下部分有佛像、蟋龍等浮雕,但已模糊不清,甚為可惜。此石經幢是廣東省內現存最早的唯一一座“尊勝咒經幢”。西面經幢刻有《准提陀羅尼》,略稱“准提幢”,1918年2月13日(農曆正月初三日)潮汕大地震被損壞,1924年重修,幢座仍然是舊石,幢蓋幢身則已更新。
1968年文革期間,有人提議將石經幢擬毀滅,幸有好心人建議,與其費人工毀壞,不如廢物利用,於是就將2石經幢改為標語柱芯,4面砌磚為方柱,以書2條萬歲標語,既牢固又省工,豈不美哉!眾人覺得有理,於是雇匠工先以黃泥厚敷幢身,再用貝灰砌磚,才使經幢免遭劫難而倖存。
1940年2月,此經幢拓曾參加“中國文化協進會”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於”於香港展出,鑒定為唐代之物,評價甚高。
天王殿前東西兩旁各有1座大石經幢,高6.65米,基圍7.58米,呈八角形,聳立在天王殿前,巍然壯觀。幢座幢蓋皆有佛像、天神、蟋龍、蓮花、雲、水等圖案,形態渾厚,風格古樸,由於年久而多模糊;幢座8角之下,每一梭面各雕飾一赤身露腹勇士,以頭肩頂負著幢座,雙手向上作支撐狀,頗有一番意趣。幢身8面無刻文。
1956年政府撥專款修繕此大石經幢時,發現其幢座中竟然空空如也,只有少許泥沙,莫不令人驚奇不已。驚奇之餘發現,高達1.70米、圍基7.58米的空洞石座竟能負荷重達千斤的幢身幢蓋,歷經千年而不墜毀,實為奇迹矣!重修繕時,發現經幢各部分及相接處,因年久而漸形奇斜鬆弛,故全部拆下,重新安砌。東面的大石經幢之幢身幢蓋以前隳壞而代之以磚,這次重修時皆換成石器,俾成一致。
據考古專家驗證,這4座石經幢是唐代物品。殊不知,唐代石經幢在武宗會昌法難后尚存者不多,而開元寺唐代石經幢能倖存4座,足見珍貴。石經幢緣何來於此,據潮籍香港“國際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說:“常袞於大曆間與魚朝恩及大興善寺不空等奉詔譯陀羅尼念誦軌儀,開元寺有不空譯加句本,可能由彼謫潮時攜來的。”此說可信矣!1964年佃介眉先生對唐代石經幢有《石幢》詩三首:
一
兩處石幢大小殊,前庭藉石虛中敷。
信知力學已先覺,莫道才高何必模。
二
殿外東幢尊勝名,消除惑業此中明。
龍門遒逸誰堪亻疑,未可真言殘缺輕。
三
謄梵宏願修西幢,咒語准提障自空。
昔日棘榛吟破寺,於今何處感懷同。
開元寺內有唐代的石幢4座,是全國漢地佛教重點寺院中,寺內尚存唐代石經幢最多的寺院,故其開元寺在考古史上佔有重一席。
在大殿前丹墀(俗稱大天井)4隅有阿育正式塔4座,石塔方形,高4.2米,稱寶篋印經塔,亦稱阿育王塔,東西排列頗似宮闕門;因有四座,俗稱四大部洲,其造型與阿育王塔相仿,塔身和部分配件皆是宋代的石刻遺物,而塔頂、塔剎、相輪、山花蕉葉(部分)、平台、塔基則是1985年修繕重砌時補造的。塔基四邊分別雕刻著翔鶴、蓮花,頂端四條石角豎起,塔頂中間還有一小石塔,因其古樸明快,圖像精美,造形精巧,故考古學者及至此朝拜時過境遷,物轉星移。四大部洲塔的雛形是如何形成的呢?穿越時光的遂道,你就會置身其境:釋迦牟尼佛的弟子毗舍問佛,怎樣才能表示對佛的忠心和虔誠?佛當時沒有開口,只是把身上的方袍平鋪於地,接著將化緣的缽倒扣在袍上,最後把錫杖堅立在缽上,這就是塔的雛形。佛入滅后數百年,阿育王統一恆河流域諸國,他為了奉安佛的舍利,就在各地建造84000座佛塔。隨著佛教傳入中國,五代十國時期,吳越王錢俶(公元947—978年)平生好佛,廣種福田,乃效仿阿育王廣造佛塔,由此全國各地則紛紛建造,潮州開元寺也不例外。
宋時開元寺重修,便依此在寺內丹墀四方各立一塔。清朝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駐在寺內的巡警局,以丹墀為操場,將塔拆除,塔石則分置寺內各個角落。1985年,開元寺歸還僧人管理后,住持慧原法師就將散置月台及寺內各處塔身塔角塔座等按原狀重砌,對佚失者重新補刻,分置丹墀四隅。根據本地民間的審美觀點,四大部洲在修繕時作了一些修改和簡化。塔頂的華蓋由原來的精刻寶石和圖騰改為半圓型寶石圖案;補闕后的山花焦葉都沒有雕刻圖案,而原來的山花焦葉則為片狀型,其上刻有佛從誕生到涅盤一段人生歷程的故事;塔基原來沒有佛像,今改為每面刻有四等漢化衣飾面孔的佛像等。其實,這種塔造型小的多為地下出土物,是能隨意挪動的供奉塔,可陳列在塔殿、佛龕之中,近年來在杭州雷鋒塔地宮尚有出土此類小塔。誠然,造型大的在地面建築中則較少見,其可又獨自矗立建在寺院內,作為寺院建築組成部分,可見此塔與佛寺在當時的地位可謂舉足輕重。
有佛塔的地方就具有大功德,充滿吉慶。當年阿育王立塔之目的,也就是為普施捨利,佛光普照,處處吉祥,人人吉祥之意。塔上雕刻的奇花瑞獸及四周一系列佛應化故事圖像均與釋迦牟尼佛在世時有密切的關聯,且充滿深刻的教化,可謂四大部洲塔的因緣之殊勝及深刻意蘊,令觀瞻者無不敬仰讚歎云云。
開元寺內有宋代的寶篋印經塔四座,是全國漢地佛教重點寺院中,寺內尚存宋代塔最多的寺院。開元寺內這四座塔為同類塔形中較大及年代較久遠者,在中國建築史上地位很高。誠然,穿越時空的四大部洲塔,我們似乎能與古人對話談心,又能感受到久遠的時代好像發生在昨天,覺今是而昨非。
宋代大銅鐘,大雄寶殿內東側至今還懸掛著北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的大銅鐘,重3000餘斤,高1.7米,直徑1.10米,由潮州金剛經社鑄造、“白瓷窯弟子”(白瓷窯在韓江畔韓山周圍,宋代潮州出口瓷器,為宋太宗時期。窯戶期冀能辟厄運而護持生產,所以就施錢鑄鐘入寺,以祈乞功德)及其他弟子施錢而供奉於開元寺,為廣東省現存年代最久遠的大銅鐘。此鐘面平滑,無砂眼鑄痕,歷經千年,雖天天早晚敲擊,至今仍完好如初。
東漢時佛教傳入中國后,鍾及鼓成為佛教的法器。寺院的鐘分為大鐘、堂鍾、殿鍾。大鐘一般懸於鐘樓,早晚及舉行法會時敲擊,用來號令闔山諸堂。寺院的鐘聲又有警醒僧俗沉迷的功用。《敕修百丈清規?法器章》稱:“大鐘,叢林號令資始也。曉擊則破長夜,警醒眠;暮擊則覺昏衢,疏冥昧。”難怪杜甫在《游龍門奉先寺》詩中道:“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古鐘的聲音是一種特殊音頻的和諧音樂。科學家們證實,自然界中和諧美妙的聲音能調節人體神經系統的運行,誘發人體內某種激素的分泌,有消除緊張、治療疾病和鎮痛的功效,傾聽這類聲音,會令人感到快樂和舒心。這口宋代大銅鐘亦然。根據科學研究證實,古銅鐘的形狀很適宜產生強大的超聲波,這也許是古銅鐘聲“驅邪祛病”的奧秘所在。
撞鐘講究節奏、速度,鐘聲抑揚頓挫,傳之既遠,回蕩不息。《敕修百丈清規?法器章》稱:“引杵宜緩,揚聲欲長。凡三通,各三十六下,總一百八下。起止三下稍緊。”為何要擊108下呢,有兩種說法:一說應12月、24氣、72候總和之數。一說以“百八鍾”破除108種煩惱,故有“聞鐘聲,煩惱清,智慧長,菩提生”的說法。108響,寓意消除人的108種煩惱。佛教認為,聽鐘聲可以消除人們一年中所有的煩惱,可以增長智慧,趨利避邪,帶來好運。隨著鐘聲的敲響,你的煩惱也不斷消除。這種聞鐘聲去煩惱的風氣,在唐代被鑒真大師帶到日本,也成為日本民間廣泛流傳的習俗。
這口青銅色大古鐘,在靜謐中透著一份久遠的詩境再現之感。依然是這根婆娑的撞木,也依然是可以劃破時空的悠古悠揚的古剎鐘聲,聲傳四方,回蕩悠揚,撞擊著靈台空靈而迷途知返的娑婆眾生,餘音久久不絕。從宋代飄來的鐘聲是否可以療治你我心中的煩悶,就看你我的根器了。
藏經樓西檐下,大雄寶殿東側廡廊齋堂前,懸掛著鑄於元代至正六年丙戌(1346年)的銅質碩大雲版,高1.37米,寬1.27米,緣厚0.06米,作“山”字形,捲雲狀,像英文字母“W”,與魚梆對峙相望。雲版面鑄橫書梵文“六字大明真言”,背面上方鑄梵文“唵吽”,工藝精美。雲版歷經650多年的風雨侵蝕,雖天天敲擊,仍不鏽蝕且完好如初。雲版銘文、圖案清晰,音聲沉渾,其鑄造工藝技術值得專家們研究。
銅雲版是僧人每日過堂用齋時供作敲擊用的鳴器,這也是對僧人的一種警戒、警醒及修行的另種方式,禪宗不是有行走坐卧、吃飯睡覺皆是修行么?從雲版的特殊結構來看,給人一種視覺感覺上的變化,雖然它在那裡已有幾百年的歲月,但它的“W”的左右兩夾角使我們感覺到它在動,在變;“雲版”之稱謂,使我們想到藍天上變幻無窮的白雲,但又覺得它有變化中變幻,而變幻則好像事物在我們心中的投影及變化,變幻中又使你覺得好像一切都未變。萬物都有在變化,而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雲版使人想到人事的變遷,當你有一天從它身邊走過,再回頭疑望或沉思時,你是否想到萬變之中卻又有不變之理,或許這便是雲版給我們的最大啟示吧!
開元寺藏經樓文物室內陳列著元朝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相傳潮州地區落下一塊隕星石,當地工匠劉貴亮就順其自然形態加以雕鑿,刻成一座重950斤的隕石大香爐,高1.37米,直徑為0.68米。香爐呈6層圓形,底層以8獸頭作爐腳;第2層呈8棱形,分別雕刻著8幢梅花鹿等動物浮雕;第3、5層分別雕刻覆蓮瓣,巧妙地銜接呈球狀的束腰第4層;第6層為爐體最上層,呈正圓形口沿,直徑為84公分,口沿邊高18公分,上刻飛天、蟋龍等浮雕圖案,雕鑿細緻,稜角分明,精美異常。爐口陰刻銘文為“大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歲次乙丑二月八日奉政連州知州兼勸農事徐震謹舍石香爐一座入於潮州路開元萬壽禪寺永充供養者”。
據記載,在日軍攻陷潮州城后,曾尋此爐,是緣於“先知開元寺有此物”之故,覓未果。又民國十年,蘇聯科學家來潮州視察,曾告之同行的人,他來潮州是因“先有所聞,特來觀看雲”,此謂為石之大者。如是,這座香爐則名聞國外久矣。
1964年佃介眉先生對元代隕石大香爐有《隕石香爐》詩二首:
一
泰定二年治此石,誰知香引遠人揚。
二
黑質為文四節身,梵音飽受豈無因。
風霜雨雪何嘗苦,一入空門清凈真。
誠然,這座香爐的確來歷不凡。與眾不同的是,爐內即使燃燒著熊熊烈火,而爐外卻連一根髮絲都燒不焦,此為一絕也。香爐焚燒670多年竟毫無損缺,的確是件難得的上乘工藝。
縱觀整座香爐,其設計獨特,線條流暢,的確素有“天上的材料,人間的工藝”之美譽。
大雄寶殿東側廡廊盡頭,齋堂門口前,與銅雲版相望,橫為1.90米,高0.36米,鯉形,中空,鯉背受擊處腐蝕頗深。此長魚梆懸於齋堂前,是出家人早晨與中午用餐前敲擊用的。魚梆製作簡單,風格樸素,與雲版同為元代之物。此魚梆如今置放在藏經樓文物室內,而今我們在齋堂門口前懸掛的是替代物。
由於魚梆的作用,跟鐘磬一樣,都用來做為號召的信號,所以不只寺院才使用,以前衙門就設有這樣的梆,長形的木魚,稱為魚梆、飯梆或梆子。這種魚梆懸掛在寺院的齋堂前,長形魚狀中空,敲擊時聲音響亮,作為通知僧眾吃齋飯的信號。在古代叢林中,常掛於浴室,供作鳴擊,以通知大眾入浴、齋食等的鳴器。如今一般寺院常懸掛於齋堂外,又作飯梆,用來通知大眾用齋。再者暗示修行者勤學苦練,魚晝夜不閉目,常醒,刻木魚梆象形,有頭,有眼,有鱗,敲擊它,便發出清脆的聲音,使昏昏欲睡或懶惰者驚醒,要求修行者晝夜忘寐。
魚梆的來源,也是打擊樂器的一種,中國人在古代就懂得利用木頭的質性,以濡木撞鐘擊磬,而與魚產生關聯的,恐怕要比運用到佛教法器上還早。
國禪寺
金漆木雕千佛塔安放於潮州開元寺藏經樓文物室,塔高6米,共7層6面,呈六角形,每面各有1門,各層拱門之內均刻1尊立體佛像,一二層門旁各有1尊浮雕護法神,1至3層外欄角內則分別雕刻1尊羅漢立體像,3層共有68尊;4至7層外欄角內亦各有1尊諸天立體像,共24尊,塔基6面為“唐僧取經”故事通雕,塔基六棱下各有1尊金剛神立體像,以頸肩承負塔身。全塔各懸門戶相望,欄楯交錯,各層又變化多樣,每層皆有金瓦飛檐翹角,角下各懸風鈴,有掛鐘、磬、寶華、如意等飾物,塔頂豎5層玲瓏剔透的小塔,塔座下墊有6面浮雕及六足通花之木墩。此塔具有浮雕、通雕、立體3種刻法。整座千佛塔構圖莊嚴奇偉,結構複雜,精鏤密刻,刻工精緻,人物神采栩然,玲瓏瑰麗,輝煌耀目,誠然為鬼斧神工也,且有很高的藝術觀賞價值。
此塔為廣東境內4座古代千佛塔之一,今察其風格,為明末清初所造。一般認為,潮州的木雕起源於唐代,是因為潮州開元寺始建於唐代,木結構現在雖不可見,但當年的木魚有幸流傳下來,後人得以窺見一斑,便有此一說。其實,以當時開元寺的規模,木雕應有很重的分量,如果還只是處於“起源”階段,恐怕難以勝任。因此,完全可以將“起源”至少推前一個時代,此推斷是否偏頗,有待專家們考釋,匡我不逮。
其實,雕刻須心存其相方可形之於外,才可雕出所需要的像來。佛教中常說相由心生,無論是個人的相貌,還是雕刻的作品皆然,金漆木雕千佛塔亦不例外。綜觀金漆木雕千佛塔,使你進一步感受到:藝術的極致與宗教相通,雕刻的匠人雖未必都是信奉佛教者,但是追求藝術完美的心,卻是與宗教的境界相通,這使他們在對藝術的不斷追求中潛移默化地具有了一種宗教的情節。因此,在匠人手中湧現的一尊尊造像的生命力,才能夠延續千百年之久。直至於今,人們還可以從金漆木雕千佛塔的造像中窺見當年明末清初雕刻之氣象,這就是藝術的生命力。
金漆木雕千佛塔的確為潮州木雕藝術的極其品,由此也說明了明末清初潮州雕刻藝術形式飛速發展達到鼎盛時期提供有力的歷史見證,它為潮州木雕史也提供較翔實的史料。
千年古剎潮州開元寺藏經樓中安置著有8隻髤黑漆的樟木大經櫥,櫥門上4個“欽賜寶藏”金漆大字,櫥內珍藏著清代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欽賜雍正年版御正御刊梵本《大藏經》一部,共1667種,7240卷,另有目錄五卷,御制序文一卷。經頁長35.5厘米,半頁寬13厘米,每半頁5行,每行17字。當時共用梨木經版79036塊(每塊刻字25行),共154211連,分裝成724個印有龍紋圖案的函內,名為《乾隆版大藏經》,世《龍藏》,是國家一級文物。
時值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潮州開元寺僧得之《龍藏》之事後,時任潮州開元寺方丈釋靜會和尚(公元1686一1780年),為法輕身,以年屆80的高齡,不顧高齡體弱,不畏路遙途遠,親自偕帶師侄道昆,跋山涉水專程到北京懇請頒賜藏經。靜會和尚因訥於言、勤於修,乾隆皇帝感其真誠,將手拊其肩稱“真是老實和尚”,因而靜會和尚後來在紫衣披肩外綉上金龍爪。當時,乾隆皇帝特奏准頒賜藏經一部,但尚御賜金符鑾駕,故派員賚送《龍藏》,隨藏四面“奉旨頒供龍藏”黃緞令旗至今保存完好。皇叔和碩庄親王楷書“萬德莊嚴”(高0.42米,橫1.36米)黃緞橫卷隨藏,又賜大殿、禪堂、初祖堂3處匾額。乾隆三十年季秋和碩庄親王題並書的原大殿門匾“寶州金界”,在文革期間被毀,而今掛在大雄寶殿上的“寶洲金界”是1981年11月中國書協理事、省文史館員黃文寬先生重書的;“萬德莊嚴”4字仍裝裱於玻璃鏡中,現藏於藏經樓。
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靜會和尚奉藏回寺,路上打著“奉旨頒賜龍藏”的杏黃大旗,浩浩蕩蕩回潮,此事轟動了整個潮汕大地。
這部《龍藏》於雍正十一年(公元1735年)開始刻版,到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完十二月十五日印刷竣工。《龍藏》從編印至今雖不足300年,但因當年只准印了100部,歷經多次社會動亂,而至今能完整保存下來的,在全國來說已屈指可數了。
文革初期,寺為博物館佔用,工作人員為保護這部《龍藏》可以說歷經多難。文革初期,紅衛兵大搞“破四舊”,當時開元寺提前一天到得紅衛兵要來寺燒毀這部《大藏經》的消息,工作人員連夜把“欽錫寶藏”4字蓋上“鬥私批修”字樣,同時將藏有《龍藏》的大櫥翻轉朝牆,在櫥背用厚紙板加飾木框,貼上牛皮紙,製成語錄板,寫上毛主席語錄,畫上階級鬥爭漫畫,儼然成了一個小型階級鬥爭展覽會。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沒有人敢損毀毛主席語錄和階級鬥爭圖畫。開元寺僧就是利用當時特定的人們心境,巧妙地將藏在大櫥里的《龍藏》保護下來,因此《龍藏》才得以安然度過那場浩劫。
1930年,潮州人王弘願等居士鑒於《龍藏》因年久不能殘佚,就倡募款項,採用抄補、裝裱、縫隙等辦法使“補藏之功德”得以竣事。
為了保護這部歷經劫難的《龍藏》,開元寺每逢農曆六月六日“曬經節”,寺內依慣例組織僧尼居士對所珍藏的經典全面進行翻頁、晾曬、整理、掃除蛀蟲,逐卷翻閱清理,安放防蛀藥物,如今已成為定製。
補經、翻經、護經充分體現了潮州開元寺僧居士歷來珍惜、愛護文物的睿知和文化內涵。
1989年,北京文物出版社準備重印《龍藏》時,因乾隆間多次發生撤經毀版之事,所以派人前往全國尋訪所缺底本,想方設法使《龍藏》得以補全行世。他們終於在開元寺查找有《開元釋教錄》、《辯偽錄》等4種完整底本,是寺僧在乾隆時不忍撤毀而私下保存起來的經卷。1994年,《龍藏》出版發行后,文物出版社專程到開元寺致謝,並把在潮覓借底本之事編入社史大事記。由此可見,潮州佛教文化對中國佛教文化貢獻及潮州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底蘊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這部《龍藏》可以說是將佛教傳入我國1700多年間翻譯的經典及漢地著述作一次總結,其刻版無論在編輯規模、雕刻質量等方面均堪稱我國木版精品之所在,足以代表東方藝術之總成,同時又是世界木刻的最大書版。當時刻版僅印刷100部,非名山古剎不得頒錫,足見《龍藏》彌之珍貴。
中國人崇文尚武,文有孔子,武有關公,而在開元寺藏經樓文物室里有一幅融神、帝、將、帥於一體的關帝像,高1.15米,寬1.12米,為開元寺畫幅之最大者。此畫是仿清代陳瓊的夢感之筆法,潮州有名之關帝像只陳瓊所能繪及此幅而已。此像面長腮寬,而頭稍小,美麗的鬍鬚,修長的眼睛,神態悠閑,面有7痣,人稱7星;冠巾袍甲,叉手立雲端,世稱“雲頭思漢”。周倉執刀侍背後,圓睛弓口,但他的圓睜大眼睛,無論你從何處角度看他,就會看到他的兩隻大眼在圓瞪著你,猛狀的確駭人。此關帝像出自清代名家陳瓊之手,要麼豈能如此傳神。
仁、義、禮、智、信儒家文化的精髓,這種精髓的二分之一在聞名遐邇的關公身上得到臻於完美的再現。時至今日,關公已經延伸為一種人文精神,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而不再僅僅是“關公”這樣一個人物個體,而是正義的化身,忠義的代表和象徵。
血經,是我國佛教文化史上價值極高的珍貴文物,也是我國書籍抄寫本中難得可貴的文化瑰寶。刺血為墨所繕寫的經文,俗稱血經。
潮州有一僧人智誠和尚(嗣1908—1994年),俗名周文龍,號少培,江蘇泰縣人,7歲出家,童貞入道,畢業於閩南佛學院。1933年受太虛大師委派到廣東潮州開元寺創辦嶺東佛學院。1947年,由虛雲和尚推薦,出任潮州開元寺方丈。智誠和尚為祈禱世界和平,人民安樂,不惜生命,歷時3載,割舌千次,刺舌血為墨,繕寫華嚴。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發願書寫舌血經的高僧大德是屈指可數的,而智誠和尚舌血經,歷時之久,字數之多,可謂當今絕無僅有之事,無愧潮州千年古剎開元鎮國禪寺鎮寺之寶。
舌血經,又名《大方廣佛華嚴經》,簡稱《華嚴經》,是經為潮州千年古剎開元鎮國禪寺前主持智誠和尚於1937年在潮安縣庵埠鎮靈和寺(又名觀音堂)掩關刺舌血所繕寫,共81卷,每卷1冊,宣紙線裝,每冊高33公分,寬22公分,每半頁7行,每行12字,70萬餘字。經文用毛筆端楷書寫,字跡呈淺黃色,每字約14乘15毫米大,字字不苟,筆筆遒勁,端正嚴謹,全部經文未改動一字。舌血經,清秀雋逸而端正秀美的毛筆字體,此可謂墨寶中的極品。
智誠和尚於1937年農曆二月十九日開始閉般若關,自己關閉在靈和寺一禪房裡,遍閱經藏,窮究佛理。時值政局動亂,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人民災難深重。智誠和尚悲天憐人,遂仿效古德行為,於四月初八日發大誓願:“祈求世界和平,人民安樂,不惜生命,獻出舌血,敬書《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誓必完成,不愧佛子,不負恩師教養之心!”刺舌血為墨,3年如一日,寒暑不斷,繕寫了《大方廣佛華嚴經》80卷,和《普賢菩薩行願品》一卷,共81卷。智誠和尚於1940年農曆二月十九日出關時完成這部舌血經。后,智誠和尚建圓覺精舍於汕頭,此經亦隨請去。1951年“八字運動”被抄拍賣,適有揭陽新亨人醫生陳一元居士以10元人民幣購回,並轉送汕頭佛教會,嗣後由開元寺純信方丈函請歸還收藏,並由潮州人陳呂豪居士熱情出資制就樟木櫥2隻貯藏。文革期間又轉藏於開元寺內之博物館,現珍藏於開元寺藏經樓。
據當事者介紹,智誠和尚閉門寫經時,不與外界接觸。他所居之房為1廳2室,廳中放書桌,供寫經,左室為卧室,右室供佛像,日食兩餐,過午(又名持午,過12點不進食)不食,飯菜均由窗口出入。每日清晨禮佛,上午8時用備好的小刀刺舌血,是因為上午血清,下午血濁,兼於早飯後血脈大旺,利於取血。刺血之前,智誠和尚在佛前頂禮三拜,繞寫經桌12圈,頌經念佛。爾後,身著袈裟,端坐桌前,用備好的消毒刀片刺舌取血。取血時,遂一手拿刀針,一手拿明鏡,先將舌頭伸出,用面巾拭去舌頭涎水,上下齒咬緊舌頭,用利刀在舌頭輕劃一下,約一粒米深許,讓鮮血滴在茶杯里,滴量適中,可待翌日之用。用刀時,在舌頭上不可劃得太深,深則心跳傷神,血流不止;又不可劃得太淺,淺則血流不下。每日兩杯,日寫千字,筆筆不苟,剩餘則寫密咒,寒暑無間,無錯漏增減,字字端楷,行行校對。若遇嚴寒酷暑,血墨難以保存,他不顧麻煩,或冰之,或溫之,然後用竹片挑去血筋血塊,因血筋縛筆不能書寫。三年如一日,寒暑不斷,非一般高僧大德所不能為。當初他寫到十幾萬字時,寫好的血經逐漸變黑。此時他寫信印證於印光大師,得之食物含鹽分太多所致,於是他毫不遲疑調整飲食,減少鹽分攝入,以便血色加紅。殊不知,智誠和尚舌血經,實際上是近90萬字的大部經典。倘若一人一生能作80多萬字文章就被稱為大學者、大作家,那麼古往今來又有多少高僧大德刺血抄經何止百萬字之多。智誠和尚割己舌血閉關三載繕寫一部近90多萬字“舌血華嚴”,鏡海老人贊曰:“三年般若心參透,一部華嚴血寫成”,這是怎樣一種泣鬼神驚天地的創舉啊!試想一下,今之大作家有何德何能與之相媲美?
1986年2月趙朴初會長參觀潮州開元寺並瞻仰了智誠和尚舌血經珍品,感動之餘賦詩一首:“刺血為墨寫經典,勝願深悲字字凝,南國欣逢無盡意,不可思議普賢行。”趙會長對智誠和尚的舌血經給予高度的評價。1988年正月,潮州開元寺舉辦“智誠方丈文物陳列”,首次展出稀世之寶舌血《華嚴經》,觀者莫不歡喜讚歎。1993年8月,汕頭經濟特區韓江影視公司,攝製電視《釋智誠大師瀝舌血敬書華嚴》,被評為1992年度全國電視對外報道節目專題類優秀獎。該片16分鐘,在中央電視台第4套、第2套節目、廣東電視台、汕頭電視台播出。2003年9月16日上午,中國著名作家鄧友梅先生一行在汕頭市宣傳部林小斌副部長的陪同下,參訪了潮州開元寺並瞻仰禮拜了智誠和尚舌血經。
智誠和尚舌血經,千人稱頌,萬人同瞻,功在當世,名垂後代,誠可希蹤先賢,比肩古德,當之無愧為潮州千年古剎開元鎮國禪寺鎮寺之寶。粵東梵域能有這樣的赤誠佛子及血經倍感驕傲。
天王殿內四大天王身披鎧甲,頂戴寶冠,各高5米,石座高1米,原像分別刻有龍、虎、獅、象四圖,文革時被毀。如今天王殿內東側為持劍的南方增長大天王,其身青色;調琵琶的東方持國大天王,其身白色;西側為托塔的北方多聞大天王,其身綠色;捋蛇的西方廣目大天王,其身紅色。四大天王手中的法器語意雙關:南方增長大天王手握寶劍,寶劍有鋒,“鋒”與“風”諧音;東方持國大天王手抱琵琶,欲調琵琶需先“調”弦;西方廣目大天王所捋之蛇,應稱為“蜃”,與“順”諧音;北方多聞托塔大天王,則與唐代名將李靖為一體,托塔是古時遺意,明代之後多改為持“傘”或“幢”,取“雨”之意。在古印度四大天王象徵地、水、火、風,今之所持法器則象徵著“風調雨順”,其文化底蘊的變化,正迎合了中國農業大國的社會心理。四大天王的形象融入了中國風俗,成為漢化的佛教護法神與蒼天的宗教意識在民間的存在和反映,呈現了人們企盼有一個吉祥安康的生存環境。持國大天王所調之“琵琶”,上面四個“王”字,喻意為四王分護四大部洲,且是高高在上的梵釋四王。
四大天王塑像巨大,是廣東省內寺院中最大的天王塑像。四大天王的塑像造型藝術在匠人的精心雕刻之下,使藝術的創造和美好的憧憬融為一體,也許人們在游賞的俄頃和久長中,能獲得“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的妙悟境界。
說菩提樹須先說菩提,菩提(術語)是梵文(Bodlhi)音譯而來,舊譯為道,新譯為覺、智,其意譯為覺、智。覺,即覺察,察知惡事,用以指豁然開悟,如人睡醒,如入開朗的徹悟境界;智,指覺悟的智能,覺悟的途徑,開悟的真理等。道者通義,覺者覺悟之義。意譯為“覺悟”、“頓悟”、“徹悟”之意。其實佛的菩提,是一種心地光明才能求得的覺悟,一種堅韌不拔方可修到的智能。而人的菩提,也該是一種人生中至愛至善至美的大境界。佛教用以指豁然徹悟的境界,又指覺悟的智能和覺悟的途徑,修成菩提是佛教徒的最終理想。當年六祖惠能曾寫一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此意為人性本凈。世人性本清凈,萬法在自性。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世人性凈,猶如清天,惠如日,智如月。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散,上下俱明,萬象俱現。在惠能看來,心本清凈的,談不上被塵埃污染的問題;只要明心見性,便可頓悟成佛。此偈將佛教的“空”、“無”的境界發揮到極致。
2500多年前,古印度北部小國迦毗羅衛國(位於今天的尼泊爾境內)的王后摩耶夫人,在回娘家半路上的一株菩提樹下,產下了悉達多,而悉達多也是在印度菩提伽耶(今印度比哈爾邦)的一株菩提樹下修成正果。因此就將此樹喚作菩提樹,於是菩提樹便成了佛教聖樹,也被佛教徒視為吉祥樹,在南亞佛教國家的信徒,常作繞樹作禮,焚香散花,而我國入寺禮佛的信眾,也有以手摸菩提樹,默默祈福許願者,而作為佛教發源地的印度將它稱為國樹。在某些佛教社會規定:凡砍伐菩提樹者,與破壞佛寺,殺害僧侶同罪,都要處死,並懲罰其子女為終身寺奴。
開元菩提樹。1950年純信和尚被公推為潮州開元寺住持,曾發心代眾生受苦而焚去二指,俗稱為“八指方丈”。在極左路線重壓下,為了保全開元寺,純信和尚上書中國佛教協會反映情況,使肉菜市場從寺中遷出。1952年肉菜市場從開元寺天井(丹墀)撤出后,純信方丈從廈門南普陀寺移植來兩株菩提樹苗,種植在天王殿與大雄寶殿之間庭園中,即開元寺內的丹墀(俗稱天井)左右。開元寺葆有著兩株蒼勁挺拔綠蔭濃翳的菩提樹,就是當年純信方丈從廈門移植來的。1982年開元寺大修建,籌委會加築石護壇。如今開元菩提樹高16米左右,直徑約有2米,胸徑達十多米,每年四、五月間脫葉換新。開元菩提樹,幾經滄桑,如今已是濃蔭蔽日的參天大樹。開元菩提樹,在此樹之前,開元寺也有菩提樹,當時建肉菜場被砍伐,至於被砍伐的菩提樹種植年代、植者身份背景則無史料可查。
開元菩提樹巨大的樹冠穠綠茂密如蓋,形成了天然的穹頂,樹上伸下來的無數的氣根,就好像是在為修道者接通天地之靈氣。開元菩提樹下周圍種植了一些花草,又加築了八角形石護壇,是遊人香客樹下駐足小憩的清幽佳境。夏日裡,你可以享受菩提樹底下的那一片夏日的清涼,一時心平氣和睿敏通明起來,於是你寧靜致遠,一切有形無形的精神枷鎖也頓時了了;於是,你感覺彷彿跨入了佛國凈地,榮辱皆忘。
開元寺菩提樹是南粵大地上舉足輕重的菩提樹。此外,廣州的海幢寺尚有3株300多年的古菩提樹。在廣東澄海僑鄉古八景之二的“龍潭釣月”於南宋咸淳年間(公元1265—1274年),由龍潭寺寺僧絕塵種植2株菩提樹,距今已730多年,據有關史料考證顯示,它是南粵大地現存菩提樹齡最長的稀有古樹。殊不知,當今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棵菩提樹,生長在斯里蘭卡中央省的阿努拉達普拉,樹齡竟達2309歲,被當地人稱為“聖樹”,備受保護。
若論其嶺南文化底蘊,當推廣州光孝寺菩提樹。據史記載,在中國南北朝梁朝梁武帝天監元年(502年),由印度僧人智葯三藏從西竺(印度)國航海而來,植菩提樹於廣州光孝寺戒壇之畔,並預言:“一百七十年後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眾生,真傳佛心印之法主。”后,唐儀鳳元年(公元676年)禪宗六祖惠能大師論風幡后,在此樹下祝髮(披剃出家)受戒,開示頓悟之法,揚名宇內,至明代已列成“羊城八景”之一“光孝菩提”。如今光孝六祖堂前尚有老樹一株,據史記載是清嘉慶三年(公元1798年)枯死,即時往南華寶林寺取孫枝一株種回。由此可見,光孝寺那棵菩提樹為嶺南菩提樹之鼻祖。今日嶺南大地上的菩提樹,都是從光孝菩提樹輾轉分植出來的。反觀潮州開元寺菩提樹,其種植時代、植者身份背景來看,遠非“光孝菩提”可比,但筆者還是不惜筆墨將其記錄下來,是因為它是千年古剎開元寺人文景緻不可或缺的部分,由此及彼,它在嶺南文化底蘊中就顯得輕重了。
本寺《傳燈錄》,初刊於輕道光六年
1、住持拙翁(字)勝(名)。
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戊寅(738)任。
開山祖,名見祖牌,二月十五忌辰。
2、住持暢師。
宋康定元年(1040)任。
3、住持擇蘭。
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任。
募鑄大鐘。
4、住持惟靖。
任職時間:南宋咸淳五年己己(1269)。
5、住持福吉祥。法名善恭。
任職時間:元泰定五年(1328)。
見《帝師殿碑記》。
6、住持簡庵。法名福吉祥。
任職時間:元。
見元至正六年(1346)雲版鑄文,稱前代住持。
7、住持端叟。法名惠中。
任職時間:元。
見元至正六年(1346)雲版鑄文,稱前代住持。
8、住持日岩。法名覺葵。
任職時間:元至正六年(1346)。
見元至正六年(1346)雲版鑄文,稱前代住持。
9、住持德志。
任職時間:明天順元年(1457)
天啟六年(1626)碑記謂在天順年間。
10、雲空。
任職時間:明成化元年(1465)。
11、正傑。
任職時間:明弘治十年(1496)。
見大殿內林檀越龕前香爐鑄文。
12、清健。
任職時間:明嘉清二十六年(1547)。
13、道縉。
任職時間:明萬曆十九(1591)。
見萬曆二十二年(1594)碑記。
14、宗和。
任職時間:明天啟三年(1623)。
見天啟六年(1626)碑記。
15、桐渥。
任職時間:明天啟六年(1626)。
見時年碑記。
16、大宗。
任職時間:明。
見祖牌,曰:“明重興開元寺”,未詳年間,塔在礫山村和尚山。
17、心一:法名質。
任職時間:明。
見祖牌。
18、能怡。法名香。
任職時間:明。
見1956年南關外普同塔出土碑曰:“明師座元賢都綱能怡香和尚”。未詳間。
19、賡斗。法名晏。
任職時間:明。
見祖牌。
20、宗和
任職時間:清雍正二年(1724)。
見《檀蔭千載》碑。
21、宗乘
任職時間:清雍正十一年(1733)。
見乾隆元年(1736)《奉憲勒石》碑。
22、維從
任職時間:清乾隆五年前(1740年前)
見乾隆五年碑記。當在此前至雍正年間。
23、密因:法名古如。
任職時間:清乾隆元年(1736)。
先住持羅浮山華首台,是年來寺中興,十四年(1749)退席回山,五月七日誕,二月二十二日忌,塔於華首台,是本寺曹洞派傳法制度首任住持。
24、靜會:法名傳修。
任職時間:清乾隆十四年(1749)。
普寧縣人,1686·二·十五——1780·五·十三乾隆三十年(1765)蒙欽賜藏經,諸多建樹。有傳。
25、道昆:法名心隱。
任職時間:清乾隆。
出家於潮陽縣文照堂,正月初四誕,四月初五日忌,塔在南關外普同塔場內。
26、無也:法名法閑。
任職時間:清乾隆。
出家於海陽縣庵埠觀音堂,五月十三日誕,正月初八日忌。
27、妙諦:法名法言。
任職時間:清乾隆。
出家於潮陽縣文照堂,三月初十日誕,十二月廿九日忌,塔在南關外。
28、涌澄:法名默清。
任職時間:清乾隆。
出家於潮陽縣文照堂,七月廿七日誕,八月十九日忌。
29、崇如:法名默瑞。
任職時間:清乾隆。
出家於揭陽縣雙峰寺,八月十六日誕,九月廿九日忌。
以上五位據《傳燈錄》及祖牌次序排列,當在乾隆四十五年至六十年間。
30、興林:法名默樹。
任職時間:舉一反三嘉慶二年(1797)。
見崇行堂嘉慶二年碑。出家於潮陽縣文照堂,八月十九日誕,九月十三日忌。書觀音閣嘉慶二年聯。
31、解空:法名默應。
任職時間:清嘉慶。
出家於福建汀州上杭縣圓山雲峰寺,九月二十五日誕,十一月二十三日忌,塔在南關外。
32、紹發:法名默圓。
任職時間:清嘉慶十六年(1811)。
閩汀州長汀縣人,俗姓曾,1755、九、十三——1826、五、一,於原籍羅漢寺出家,截在南關外。住本寺數十載,其中連任方丈6年。謹循規戒,為眾辛勞。道光六年主刊《傳燈錄》。
33、秀和:法名默忍。
任職時間:清:
出家於海豐縣萬壽寺,五月二十三日誕,五月四日忌,塔在南關外。年任未詳,在善勤和尚之前。
34、善勤:法名契習。
任職時間:清道光六年(1826)。
出家於揭陽縣三元寺。是年八月八日進院。六月二十三日忌。
35、遠昭:法名契盈。
任職時間:清。
見祖牌。閩上杭雲峰寺出家。
36、實光:法名相輝。
任職時間:清。
出家於海陽縣韓山寺。七月一日誕,八月十七日忌。
37、敬宗:法名相勝。
任職時間:清。
出家於上杭雲峰寺,十二月二十七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