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市志

梁大同六年（公元540年），始名“常熟”。清雍正年間划東境設昭文縣。中華民國建立后，兩縣合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城區及附郭設常熟市。1958年撤市。1983年，撤常熟縣以全境設市。1985年，全市設2個建置鎮，32個鄉，3個農林場，共有301273戶，998031人（其中有回、滿、壯、蒙、白、達斡爾等族65人，余均為漢族）。在總人口中，農業人口856958人，其中有285321人就業於鄉鎮工業。

常熟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是國務院批准的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境內謝橋鄉有距今五千餘年的崧澤文化遺址；莫城、張橋、琴南、興隆、梅李、大義等鄉有距今四千多年的良渚文化遺址；虞山、綠山等山丘有西周至戰國期間的吳文化遺址。

常熟人才輩出。早在春秋，里人言偃北學孔門，以文學著稱，“道啟東南”，後人尊為“南方夫子”。科舉時代，文章魁首，累世不絕。自唐至清，有進士438名。其中狀元8名，榜眼4名，探花5名。北宋以來，私家藏書，蔚為大觀，對全國較有影響。明代趙琦美藏書室“脈望館”收藏海內秘本，民國期間流出的《古今雜劇》，鄭振鐸發現后譽為“國寶”；汲古閣毛晉，不僅藏書豐富，且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刻書家；瞿氏藏書樓“鐵琴銅劍樓”多宋元善本，被列為清代四大藏書樓之一，後人讚美為“虎視中原，獨執藏書家牛耳”。書畫、音律、金石等領域，常熟地方流派紛呈，代有傳人，著名者有元季黃公望的繪畫，被列入“元四家”，名聞遐邇；明代嚴澄擅古琴，創“虞山琴派”；明末清初，錢謙益稱“東南文宗”；清代王翠、吳歷又創“虞山畫派”，被列入“清六家”；翁同龢書法，被譽為“魯公風骨”；清末至民國年間，趙石的篆刻，名滿江左；沈石友的藏硯，蜚聲東瀛。古今文苑著述也燦若群星。民國期間纂修的常熟縣誌藝文志中著錄有起自先秦迄於清季的作者1864人。著作4194種，附錄229種。本志《藏書著述》部分收錄了民國以來至1985年的著作選目計1202種。民國年間，有遣責小廉家、翻譯家曾樸的《孽海花》及其各種譯作，黃人的《中國文學史稿》，孫雄的《道咸同光四朝詩史》，楊圻的《江山萬里樓詩抄》等。建國以來，又有宗白華、王淦昌、錢仲聯、戴逸、曾世英、龐薰琴、夏堅白以及溫肇桐、時萌等的各種著作。堪稱代有才人，各領風騷。

常熟人民有反對外來侵略和反抗封建壓迫的革命鬥爭傳統。早在明嘉靖年間，倭寇多次自沿江侵犯縣境焚掠民居。知縣王鐵率兵民齊心築城抗倭，並屢次出擊，打敗入侵者。清道光年間，梅李金德順等揭竿而起，爆發了載入《中國近現代大事記》的農民起義。咸豐年間，太平天國進軍常熟，“平租庸之額賦，准課稅之重輕”，得到人民的熱忱擁護。清末，王莊農民周天寶等聚眾結盟，同心抗租，並組織、發展為“千人會”起義。民國建立后，常熟的許多有識青年，忿于軍閥混戰，國弱民貧，紛紛外出就學，尋求革命真理。“五四”運動期間和“五卅”慘案發生后，常熟城鄉反響強烈，同仇敵愾，聲討日本帝國主義。

1926年2月，中國共產黨黨員、常熟旅滬學生李強返里，成立了中共常熟特別支部，自此，人民的革命鬥爭有了黨組織領導。

1937年11月，常熟淪陷。日軍燒殺搶掠，人民死難達3000餘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群眾組建地方抗日武裝，與新四軍東進至常熟的江南抗日義勇軍配合，不斷打擊日偽軍，控制了縣內東鄉農村及南鄉、東南鄉和陽澄湖周圍水網地區，形成蘇常抗日游擊區，在一個時期里，曾建立起縣、區、鄉三級抗日民主政權及各種群眾團體。滬劇《蘆盪火種》和京劇《沙家浜》，即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常熟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抗擊日偽的艱苦鬥爭。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實行“剿共”、“勘亂”發動內戰，中共黨組織領導的常熟武裝工作隊又開展了游擊戰爭和鋤奸鬥爭。

自民主革命以來，常熟人民有800多子弟在鬥爭中英勇犧牲。

1949年4月27日，中共領導的人民武裝進駐常熟縣城，常熟獲得解放。29日，人民解放軍進城，中共常熟縣委、縣人民政府開始辦公。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常熟人傑地靈，交相輝映。歷史上的名人名跡溶合於獨特的自然景觀，素為世人稱道。明清以來，形成“虞山十八景”，現為國家級太湖名勝景區的虞山景區。景區包括虞山、尚湖和古城三部分。

虞山，古名烏目山。相傳商末泰伯、虞仲（仲雍）南來建立勾吳，虞仲歿后葬此，虞山由此得名。其山體綿亘十餘里，峰巒迴環，林木掩映。自然景觀有崖裂如劈的劍門奇石，瀑水懸流的拂水晴岩，鳥瞰古城的辛峰亭，清泉泠冽的小石洞；間有飛瀑奔雷的秦坡澗、桃源澗、石屋澗、破龍澗及玉蟹泉、舜過泉、君子泉、焦尾泉、露珠泉等多處泉澗。山間及山麓還有眾多的人文景點。有齊梁古剎興福寺，梁昭明太子讀書台，南宋時始建的維摩寺，元末吳王張士誠的點將台，太平軍的石營遺址；有商周以來的名人冢墓，如“南國友恭”仲雍墓，“南方夫子”言子墓，元畫壇圭臬黃公望墓，明抗倭英雄王鐵墓，抗清名臣瞿式耜墓，明清間的“文學巨匠”錢謙益及“河東君”柳如是墓，清“畫聖”王翚墓，同光“兩朝帝師”翁同龢墓，近代革命烈士墓等。

尚湖，因相傳商末姜尚避紂時曾垂釣於此而得名。湖區周圍8公里，與虞山平行，湖面千頃瀲灧，山影重巒疊，舟行蕩漾，風景宜人。舊有“湖橋煙雨”、“湖橋串月”諸景，今正在開發中的又有釣魚渚、荷香洲、桔香洲等島嶼景點。

古城虞山鎮自西晉為縣治以來已有1700餘年歷史。城區倚山傍湖，有七溪流水經此，古有“琴川”之稱。元末明初騰山築城，有“十里青山半入城”和“一峰晴翠抱人家”的形勝。城內坊巷古樸，至今保持明清時的建築風格。古城及其周圍，有宋代建的九層方塔，元代建築物言子專祠，明代建築物翁氏綵衣堂，又有歷代建築的古、小、精、巧的園林燕園、曾園、趙園、翁園、南園、虞山公園及近年落成的石梅園等，其中屬省、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者達96處。

（二）

常熟經濟自古以農為本。市境屬北亞熱帶的濕潤地區，自然條件優越，氣候溫和。年平均降水量1055.8毫米，氣溫15.4℃，無霜期242天，宋代已成為粳稻種植的中心地區之一。元代北方移民南來，擴種麥類，形成稻麥兩熟。濱江地區地勢較高，多沙性土壤，元末明初引種棉花，形成棉麥兩熟制。全境夏秋兩季生產，有部分土地兼種油菜籽和大豆。歷史上每年有大宗糧棉輸出，為蘇州地區商品糧和經濟作物的重要產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經過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農業生產力獲得解放。嗣後，實行因地制宜的農業改制，調整作物布局；推行科學種田，注重精耕細作和植物保護；大興水利，建設旱澇保收農田，實施機電排灌。至1957年，糧食總產量，即比解放初期翻了一番，皮總產量增長了4.3倍。進入80年代后，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至1985年，在耕地較解放初減少近14萬畝的情況下，全市種植麥類62萬多畝，油菜20萬餘畝，稻類73萬餘畝；糧食總產43635.3萬公斤，較1949年增長1.9倍，每一農業人口平均生產糧食500公斤；油菜籽總產2186萬公斤，較1949年增長10倍；棉田21萬多畝，皮棉總產1619.4萬公斤，較1949年增長17.3倍。全市人口在37年中增加了31萬餘人，糧食仍能自給有餘。

農業經濟中的多種經營項目在解放后也有了較大的發展。1949年，全縣多種經營的總收入僅為898萬元，農業人口人均10多元。50年代以來，以種養為主要形式的副業生產，品種和數量不斷發展。進入80年代后，致力於提高加工深度，擴大出口創匯，至1985年，全市已有67種農副產品進入國際市場。漁業生產，在發展海洋捕撈的同時，發展淡水養殖。1985年，全市水產品產量22280噸，其中養殖產量13545噸，佔60.8%。此外，土特產品血糯米、潭塘金爪蟹、桂花板栗、虞山綠茶等，遠近馳名。1985年，林、牧、副、漁業的產值達13719萬元，占農業總產值的33.94%，按農業人口計，人均已達160元。

常熟的近代工業起源於清末。支塘辦裕泰紗廠，率先採用機器紡紗，始創民族工業。解放前夕，全縣有紡織、染織、機械加工等工業企業578家，經濟仍以農業為主。1949年末工業產值為5627萬元。

建國后，工業發展較快。1956年私營企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和手工業合作化后，至1957年，縣（市）全民與集體的各類工業產值10326萬元，較解放初增長了83.5%。1958年常熟撤市並縣，工業企業下馬較多。70年代末、80年代初，工業在改革開放中迅猛發展，尤其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鄉鎮工業以勞動力能離土不離鄉就地轉移的優勢，異軍突起。至1980年，全市工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例，上升至61.1%，成為常熟經濟的主體產業。1983年，常熟撤縣建市后，城鄉工業進一步發展。至1985年，工業總產值363299萬元，占工業總產值的89.99%。其中鄉、鎮、村和村以下所辦企業的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65.66%。全市已有紡織、機械冶金、輕工、化工醫藥、電子儀錶、建築材料、工藝服裝鞋帽和食品等8個大類的40多個行業，基本形成了以輕紡工業為主的門類比較齊全、技術比較先進的工業體系。城鄉生產的工業品中，至1985年，有40多種產品獲得共61項省以上金質產品獎、銀質產品獎和優質產品獎。1985年，全市外貿收購額12341.56萬元，其中工業產品11128.46萬元，佔90.17%。

建國后的30多年中，常熟的地方經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在發展中也經歷了曲折的過程。

建國初期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至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常熟的工農業生產各部類發展較快。至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為23735萬元，較1949年的11260萬元增長了近1.1倍，7年中平均每年遞增11.2%。進入“二五”時期，由於“左”的錯誤影響和大躍進的失誤，農業生產時有起伏，工業企業關、停、並、轉較多，生產進展緩慢。1962年，工農業總產值為26930萬元，5年內平均每年的遞增率降為2.6%。經過三年調整，生產得到恢複發展。1965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44946萬元，年平均遞增上升為18.6%。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三五”期間的生產力受到破壞，各項生產在動亂中艱難前進。至1970年，工農業總產值為47332萬元，年平均遞增率驟降至1.9%。“四五”期間，生產有所回升，1975年工農業總產值69867萬元，較1970年增長47.6%，年平均遞增8.1%。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后，“五五”期間，加快了生產的發展。1980年工農業總產值上升至146589萬元，5年中年平均年遞增率為16%。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進行撥亂反正，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發展開放型的商品經濟，國民經濟呈現了空前的騰飛勢頭。迄1985年的“六五”期間，常熟的工農業總產值達到了403716萬元，較1980年增加了1.75倍，5年中的年平均遞增率達22.5%，總產值中的工業產值已佔到89.99%，農業產值佔10.01%，常熟從過去傳統的農業區域轉變成為以工業為主體的工業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