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簡史

杜家驥，1949年生，天津武清縣人。1978年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後接續攻讀研究生，1985年碩士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從事中國史中以明清史為主的研究和教學，其間讀在職博士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清史研究室主任，兼職於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現主持教育部兩項人文社科研究規劃項目。

第一編清史簡況

第一章清入關前史——清王朝的興起

一、努爾哈赤與建州女真的崛起

二、征服海西、東海女真，建立八旗制度與后金政權

三、進佔遼瀋，定都瀋陽

四、皇太極繼位與天聰朝政

五、皇太極稱帝與滿蒙漢聯合政權的建立

六、掃清入關障礙及順治登基

第二章清初建立與鞏固對全國的統治

一、清兵入關，定鼎燕京

二、消滅南明，統一全國

三、平定三藩之亂，統一台灣

四、八旗貴族之間的矛盾鬥爭及八旗中央集權化的形成

五、滿族為主體滿漢聯合統治體制的建立

（一）仿行明制及滿漢聯合——中央機構的滿漢復職制

（二）地方上的以漢治漢

（三）廣泛招徠漢族士人、官僚

（四）八旗駐防及綠營的廣泛設置

（五）建立新朝稅收制度

（六）圈地、投充及逃人法

六、清初的社會經濟

第三章康雍乾盛世

一、盛世時期的社會經濟與王朝財政

（一）農業

（二）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及市鎮經濟的繁榮

（三）微弱的資本主義萌芽及其緩慢發展

（四）中外貿易

（五）財政收入

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一）蒙古諸部與清中央的關係

（二）平定噶爾丹叛亂

（三）對漠北蒙古的統轄

（四）康熙末雍正中的再征准部

（五）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及經營青海

（六）西南的改土歸流與平定大小金川

（七）平定準、回二部，統一天山南北

（八）土爾扈特部回歸

（九）治理西藏

（十）邊疆其他地區的統轄及少數民族治理

（十一）邊疆地區的開發及其與內地經濟聯繫的加強

三、盛世時期的對外關係

（一）與周邊諸藩屬國的關係

（二）耶穌會士來華

（三）中俄關係

四、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高度強化及其政治影響

（一）中央對地方控馭、統治的加強

（二）專制皇權的高度集中與強化

（三）思想統治的加強與深化

（四）專制集權對王朝政治的影響

五、盛世時期的社會問題

（一）人口激增

（二）吏治問題

（三）官逼民反

第四章清王朝的中衰——嘉道咸時期的社會與政治

一、嘉慶初政

二、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

三、吏治敗壞的惡性發展

四、財政支絀，武備廢弛

（一）財政收支"入少出多"，庫存不斷減少

（二）武備廢弛

五、人口爆炸性增殖與社會就業的嚴重矛盾

六、民變頻生與大規模反政府活動的總爆發——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義

（一）嘉道兩朝的社會矛盾與民變的頻發

（二）太平天國起義與捻軍起義

七、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與清王朝的對策

（一）英國的侵華計劃及其發展

（二）第一次鴉片戰爭及其對清王朝的影響

（三）英法聯軍之役

第五章同治及光緒前中期的政治與社會

一、第二次鴉片戰爭對清王朝政治的影響

二、列強經濟侵略的擴大和深入及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

三、師夷之技以“自強”“求富”——清政府的洋務運動

（一）辛酉政變及洋務派權力地位的確立

（二）洋務運動

四、漢人督撫勢力的興起與清中央集權統治的削弱

五、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出現

六、廣大民眾與列強矛盾的發展——遍及全國的反洋教鬥爭

七、維新思想的產生及其進步主張

（一）經世學派及其思想的發展

（二）早期維新思想及其進步主張

八、19世紀70-80年代列強對中國邊疆及四鄰的入侵

（一）日本侵略台灣、吞併琉球

（二）“馬嘉理案件”與英國入侵西藏

（三）英俄染指新疆及左宗棠收復新疆

（四）中俄關於西北邊疆的談判與簽約

（五）中法戰爭

第六章清末政治與社會的劇烈變化及清王朝的滅亡

一、中日戰爭與《馬關條約》的簽訂

二、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嚴重加深

三、愛國志士的救國強國運動——戊戌變法

（一）公車上書與強學會的設立

第二編典章制度

第三編社會結構與社會生活

第四編學術文化

後記

現在的滿族人口中，歷史上由漢、女真、野人女真、蒙古、等諸多民族部落融合而成並且現今中國絕大多數滿族祖先為漢族人。清朝初期，通過剃髮易服和文字獄來抑止廣大漢族人民尤其是上層人士的民族精神以保持滿族的統治地位。清朝統治者對內：採取了民族分治的民族政策；在文化上，製造文字獄，壓制漢族進步思想。對外：實行海禁，閉關鎖國，輕視外國先進思想和技術。這些政策維護了清朝的疆域擴張和社會穩定，但卻導致了其統治時期內此起彼伏的民族問題，和末期的國家極度貧弱。清軍進軍全國的過程中，無惡不作，激起江南人民的強烈反抗，特別是剃髮令強制執行，各地燃起抗清的熊熊烈火。清廷殘酷鎮壓，在揚州、嘉定、江陰等地進行了大肆屠城，史稱“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後清軍各地“剃髮易服”，造成人口驟減，發生西南地區民生蕭條、萬里無人的景象。1659年，清軍佔領西南地區。並遷移湖廣人口填川，以補充勞動力的不足，視為歷史上的第二次“湖廣填四川”。清朝也有很多弊病。明代後期的君權有一定的鬆懈，而清朝又把封建專制推向了最高峰。清朝初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惡政，極大破壞了中原地區的經濟；重農抑商，制約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製造了多起文字獄，加強對文人思想控制，導致思想上“萬馬齊喑”；在編撰古籍時又大肆銷毀古籍。剃髮易服，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漢族的文化傳統；給旗人寄養的特權，使其迅速腐化。統治者輕視科技和閉關鎖國，導致中國的科技極大落後西方。1840年後帝國主義的入侵，使清廷與侵略者分別締結了大量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中國的主權受到嚴重損害，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人民負擔更為沉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清朝雖然依靠武力開疆擴土，但在人文精神上比前朝後期確有了較大退步。清朝初期和中期，推行民族牢獄式的統治。在經濟上把關外落後的奴隸制帶入中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惡政，強抓人作奴隸，以供八旗子弟白白吃餉，他們常年寄生蟲般的生活造成了清朝武力的退步（乾隆視察八旗軍發現他們馳馬墜地，箭箭虛發）也使得清朝越來越依靠漢族軍兵。由於前期不斷征戰，儘管從越南引入了優良稻種，清朝還是到了乾隆年間才恢復到明朝萬曆年間的水平。在政治上，明代後期的君權有一定的鬆懈，而清朝又把封建專制推向了最高峰。為了鞏固其統治，製造了多起文字獄。最典型的就是明末可以和春秋時代相比的晚明思潮在清代終結。知識分子不敢發表獨立見解而是鑽進故紙堆去考究古書，這就是所謂的乾嘉學派

文化政策

剃髮易服是清朝範圍最大、堅持最久、衝突最多、影響最大的政策，所以“剃髮易服”一般特指清朝初年的“剃髮令”。是指中國清初時期滿族統治者規定蒙古族（不包括厄魯特蒙古）、漢族（包括其它南方少數民族）脫下漢服改剃滿族髮型的政策。不是所有民族都要變更服飾：厄魯特不用，朝鮮人不用，維吾爾族四等以上伯克才要，藏族就只有藏軍需要。清軍入關后，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洲貴族為鞏固滿洲人對中國的統治、強壓漢族的民族反抗意識和民族自尊，在順治二年（1645年）頒布“剃髮令”，稱“自今布告之後，京師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剃髮。若規避惜發，巧辭予辯，嚴懲不貸。”滿洲貴族叫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北方漢族人民被迫屈從。之後清軍以武力迫使南方漢人也剃髮，在發布剃髮令的同時，還頒布了“易服令”，順治二年（1645年）7月9日，清廷頒布“易服令”規定“官民既已剃髮，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強迫各族人民改滿服。這就是所謂的“剃髮易服”。儘管清軍對反抗漢人進行瘋狂鎮壓和殺戮，然而漢族人民還是進行了英勇的抵抗，比如嘉定、江陰一帶百姓就因反抗剃髮易服而從順治二年（1645年）六月到八月連續反抗清兵，最終造成了“江陰八十一日”、“嘉定三屠”的慘劇。清政權還嚴厲禁止私藏明朝衣冠，不少人因為私藏“方巾”等明代服飾而被清政府扣上大逆罪名而遇害。滿清大力推行滿洲服飾，逼迫漢人穿馬褂、長衫，戴瓜皮帽和類似於氈帽一類的帽子。而官場上則繼承了明代的補服，朝服也行上衣下裳之制度。清朝歷代皇帝都不遺餘力的保護滿洲服飾，說什麼“滿洲先民之遺風，自當永遠遵守”、“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衣冠不可輕易”。就這樣，“剃髮易服”政策的執行與清王朝相始相終，一直延續到1911年辛亥革命後為止。

危機

“盛世”表象下的危機康乾盛世其實是一個帶悲劇色彩的時代。這種悲劇色彩從兩個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從18世紀末年以後，社會危機不斷爆發，昔日表面上繁榮一時的清朝社會很快陷入蕭條冷落的“中衰”之中：民眾反抗不斷，自然災害頻仍，官僚腐敗盛行，政府府庫空虛，財政困難，“國與民皆患貧，奸偽日滋，禍亂相繼，士習益漓，民心益競，其由來也甚漸，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隨之成為泡影；二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繁榮表象中，中國落後於西方世界發展水平成為定局，落後挨打的悲慘命運實際上是在康乾盛世時期最終鑄定的。導致清朝盛衰之變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卻只有一個就是不能處理好關係到清代社會發展前途與命運的三個關鍵問題：一是政治腐敗，二是制度落後，三是對外關係。

腐敗

政風好壞，從來都關係到朝代興亡，盛衰隆替。清朝入關初期任用大量明末官吏，政風一直不好。康熙時代通過皇帝親作表率，宣傳理學說教提高官員的道德素質，湧現出以于成龍為代表的一批清官。但是康熙帝本人以仁愛著稱，對一些腐敗的官員的處罰較輕，導致康熙末年腐敗成風。雍正帝時一方面加大反腐力度，嚴懲貪官污吏絕不留情，另一方面採取火耗歸公和養廉銀措施以減少腐敗。火耗歸公一定程度上杜絕了一些官員的貪污錢路，養廉銀措施給官員以可觀的經濟收入（即高薪養廉），讓他們不要為貪錢而失去現在的俸祿。所以雍正一朝吏治較好。但是到了乾隆後期，吏治又壞，特別到了乾隆晚年，一個和珅的家產竟能達到8億兩（實際現在學術界估算應在2000~3000萬兩之間）白銀，可見當時官員貪污達到了什麼樣個狀況。康熙時代，宰相明珠，索額圖所貪污錢財遠超號稱明朝最大貪官的宰相嚴嵩數十倍，而康熙卻幾十年來對他們的行為視而不見。雍正時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壓下，由貪污導致的考場舞弊事件依然層出不窮。到乾隆中葉以後，局勢更加混亂，官僚隊伍的腐敗日益猖獗，“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不但中下級官員紛紛貪污受賄，而且像大學士和珅這樣位至“宰輔”，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級官僚，也營私舞弊，貪贓枉法，且貪污之巨大可謂空前絕後。儘管乾隆有時也厲行懲處，誅殺不少貪官（其中包括不少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僚），但收效甚微，“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為自全之計”。乾隆時期政治腐敗愈演愈烈，除了專制獨裁政體自身的局限外，還和皇帝本人縱情享樂，以及朝廷不能根據形勢需要及時調整政府與官僚利益分配關係有關。此外，清廷懲貪寬嚴脫節，司法部門不能秉公執法也大大加重了腐敗的程度。腐敗必然導致滅亡。在中國歷史上，引發盛衰之變，導致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政治腐敗，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異己的煽動和策劃，或嚴重的自然災害。原因很簡單，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樂業，那麼少數人的煽動不可能使他們輕率地拋棄家產，鋌而走險；如果統治者仍具有清醒的頭腦，官僚隊伍仍保持著嚴密的組織性和行政效力，那麼，它更不會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消極救災，以致自然災害“趨饑民為盜賊”。因而，繁榮能維持多久，統治能否長期保持穩定，關鍵取決於政權自身的狀況。

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層建築是社會協調發展的保障。然而清朝實際上是一種制度上的倒退。例如，清初“圈地運動”破壞了生產力；軍機處的設立使得帝王獨裁統治更具操作性，極大地加強了君權；“攤丁入畝”的稅制改革牢牢地將農民固定在貧瘠的土地上，無疑等於扼殺了任何資本主義的萌芽。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講，清代政治和中國傳統政治不同，因它背後有一批特別擁護皇帝的，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滿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國元首，他該獲到全國民眾之擁護，不該在全國民眾里另有一批專門擁護此政權的,這樣的政權，便是私政權，基礎便不穩固。錢穆旗幟鮮明地提出“清承明制”是不正確的，在政治上，滿清政府是倒退的。中國自唐宋以來，政治哲學不斷發展，到明末，已經產生反思儒學、批判儒教的思潮。宋明社會的發展，已經有了重構政治哲學的邏輯要求，宋明社會對漢唐以來的思想哲學進行了消解，消解孕育新的文明高度。明末腐朽的封建官僚體系逐漸沒落，社會思想的逐漸解放極大地衝擊了明代專制統治，以東林黨為代表的江南士人著力發展一種更為順應資本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科舉本來是文明的一大產物，康乾時代，科舉卻只剩下八股文這麼一個空殼。所謂“清承明制”，清朝雖然是少數民族政權，然其基本制度措施，都是效法明朝的。康雍乾時期完善和確定了清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央，明朝的最高決策機構是內閣，內閣大學士有票擬之權，雖然票擬作用的大小決定於皇帝是否採納，然而明朝中期以後皇帝大多怠政，導致了內閣作用突出。而清朝也有內閣，但是由於皇帝大多勤政，又推崇乾綱獨斷，導致內閣形同虛設。清朝雍正時設有軍機處，為政府最高決策機構，而軍機大臣雖然有一定權力，但是在皇帝大權獨攬又勤政的情況下，也常常是“跪受筆錄”。明清雖然不設宰相，但是明代內閣大學士就有宰相之實，而清朝只有內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才有宰相之實，可見清代對大臣的管制之嚴。清朝在地方每省設巡撫（有的一省或幾省還設總督），這種制度在雍正時期確立。總督、巡撫的權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幾省的軍政大權，但是清代有嚴密的監察體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以清代地方權力雖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清代的政治制度，單從中國歷代相比，可以說較為完善，所以清政府一直保持著高效的辦事效率，中央有決策，地方馬上就可以執行，而且沒有出現過地方督撫做大叛亂的情況，在晚清雖然多次遭受西方列強侵略，但是國家沒有分裂，可以看出康雍乾制定的政治制度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中國加緊封建中央集權和君主專政時，西方國家卻進行了資產階級革命，政體不是君主立憲就是走向共和，從這點可以看出康雍乾的政治制度雖卓有成效，但卻不合時宜，大開倒車，越有成效，危害越大。

沿海遷界，使中國在很短的二十多年時間裡，迅速從海岸線最長的國家之一，變成一個內陸國家。具體點，清政府劃定一個瀕海範圍（從瀕海三十里左右，到瀕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設立界碑，乃至修建界牆，強制處在這個範圍內的沿海居民遷移，有敢不遷移的，殺無赦，有敢越界的，也殺無赦。總之，讓距離海邊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個中國沿海地區，成為一個無人區。但沿海遷界的過程不是象現在的移民那樣，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腳，給予適當的資金補償，然後再一步步把居民遷移出去。沿海遷界的過程與其說是移民，不如說是一次空前絕後的屠殺和掠奪。按照當時人的記載“勒期僅三日，遠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騎即至，一時蹌踉，富人盡棄其貲，貧人夫荷釜，妻襁兒，攜斗米，挾束稿，望門依棲。起江浙，抵閩粵，數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盡流移。”翻成白話，就是限期三天遷移，距離遠的人根本來不及知道消息，距離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過了兩天，軍隊騎兵就到，於是富人全部拋棄自己財富，貧窮的人拿著鍋子帶著妻子兒女，全部流離失所，從江浙到廣東福建，沿海數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變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現代的人從籌劃搬家到實施，具體運作準備，也絕對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當時中國的沿海居民，就是在這樣沒有任何預兆準備的情況下，在清廷統治者的淫威逼迫下，遷離故土，凄慘悲苦的情狀不問可知。清廷入關之後，清廷為了禁止和截斷東南沿海的抗清勢力與據守台灣的東寧國部的聯繫，以鞏固新朝的殖民統治，曾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禁止人民出海貿易。1683年清軍攻佔台灣后，康熙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開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許與西方貿易。康熙曾口諭大臣們：“除東洋外不許與他國貿易”，並說：“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時日本的德川幕府為了防止中國產品對日本的衝擊，對與清廷的貿易也採取嚴格的限制。因此，此時的海外貿易與明末相比，已經大為衰弱。到了乾隆（1757年）以後，清廷開始實行全面的閉關鎖國政策，一開始是四口通商，到後來只有廣州開放對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壟斷其進出貿易。清廷的閉關鎖國政策完全阻礙了清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使清國喪失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最佳時期，為後來清國百年積弱落後埋下伏筆，而清廷則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時西洋的科技發展蓬勃，漸漸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為首的伊斯蘭世界和以清國為首的東方世界。清初的海禁從清朝入關(1644)多爾袞時期就開始發生，在康熙八年（1669）開放海禁，廣東一省對外貿易驟漲。一直到1757年，乾隆皇帝頒布禁海令，使清朝長達83年的再次斷絕了與世界的往來。一直到1840年再次開放海禁。

圈地令

清朝入都北京后，為解決八旗官兵生計，決定強佔北京附近的土地，遂下圈地之令。順治元年十二月規定，近京各州縣漢人無主荒地全部予以圈佔，分給東來諸王兵丁人等。順治四年、八年清政府又兩次頒布圈地令。根據上述命令，旗人攜繩騎馬，大規模地圈量占奪漢人土地。很多農民田地被占，流離失所，饑寒迫身；同時又強迫漢族農民“投充”（即依附於滿洲貴族），補充其壯丁隊伍。有些漢人地主為求得政治上的庇護，還帶地投充。土地圈佔后，八旗貴族和官員、兵丁，按照各自地位高低及所屬壯丁多少，分得數量不等的土地。其大部分落入了貴族和官員之手。圈地主要在近京三五百里內的順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間等府（今北京、河北北、中、東部及遼寧西南部地區）進行，圈佔總數達16萬多頃(一說19萬多頃)。駐防外地的八旗在山東、山西、陝西、江蘇、寧夏等地也進行過圈地，但規模較小。圈地給漢族人民帶來極大痛苦，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門，背井離鄉，因此紛紛起而反抗。順治四年，大規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碎的圈地、換地、帶地投充仍不斷發生。康熙八年六月十七日作出永遠不許再圈的決定，圈地至此最後停止。清初大規模地圈地導致“近畿土地，皆為八旗勛舊所圈，民無恆產，皆賴租種旗地為生”。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頒旨，命永遠停止圈地。六月十七日，他諭示戶部：數年來，復將民間房地，圈給旗下，以致百姓失來，衣食無資，流離困苦，深為可憫。自此以後，圈佔民間房地，永行停止。今年已圈者，全部還給民間。至於旗人，無地也難以維持生計，是否以古北口等處的邊外空地，撥給耕種。議政王貝勒大臣，確議奏聞。

對外關係

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清朝統治者的處理是十分簡單而又愚蠢的，那就是盡量減少和西方的往來，康熙曾說：“通海口子甚多，此時無礙，若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害矣”。於是在厲禁天主教傳播以後，又實行嚴格的限關政策，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利之所在，瑕釁易滋”，於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計將洋船限制在廣州,並且須遵守種種限制。清朝中期，清政府對外商來華實施更為嚴格的限制，國門關閉得更加緊密。隨之而來，中西交流減少了，大清帝國雖然憑藉表面繁榮的形勢，遼闊的領土，眾多的人口，在短期內保持住了作為東方大國的虛假形象，但它和發達國家的距離已經越拉越大。雖說中國的落後不始於清朝，但說清朝統治者所推行的閉關政策加快了落後進程，加深了落後程度是不過分的。故當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來華時，他就敏銳地察覺到了清朝的衰落，將之視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果然，“康乾盛世”結束后不到半個世紀，鴉片戰爭就爆發了，中國隨之陷於半殖民地的苦難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