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或稱 康雍乾盛世，康乾之治、康雍乾之治。關於康乾盛世的說法最早可追溯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宣布實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乾隆帝也宣稱：“比年以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盈”。此外，除了清朝最高統治者對此有專門論述之外，當時官員使用“盛世”一詞也較多，如：清政府在統一新疆全境后，戶部右侍郎于敏中賦詩稱頌乾隆帝：“覲光揚烈，繼祖宗未經之宏規；轢古凌今，覲史冊罕逢之盛世”。

“盛世”，“全盛”等辭彙經常在清朝臣民之口出現，並在乾隆時期的社會輿論中逐漸形成“盛世”意識。“康乾盛世”的這種歷史記憶逐漸成形，也被文人學士廣泛接受，記載下來併流傳至今。

民國以來，學者對清朝多持批評態度。較早使用“康乾盛世”一詞的是鄧拓的《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但當時及之後20年間的學者，大多都對“康乾盛世”這一說法持有否定態度，認為是清廷御用文人和遺老叫出來的，只是同時代的清史專家蕭一山卻對康雍乾三朝讚譽有加。

康乾盛世因為在乾隆帝時期走向頂峰，亦有人成為 乾隆盛世，康乾盛世人口暴增的原因是雍正皇帝的攤丁入畝（取消人頭稅）政策。

1644年，崇禎帝在煤山殉國后，清攝政王多爾袞以“為明復仇”之名，親率八旗兵佔領了北京，取代了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開始。隨後，清軍南下，挫敗南明和農民軍、三藩等勢力，逐步統一全國。

清朝初年，由於經過數十年的戰爭，生產遭到嚴重的破壞，“人民多遭慘殺，田土盡成丘墟”，各地多是“官雖設而無民可治，地已荒而無力可耕”。清朝統治者為了加強集權統治，緩和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不得不實行一些恢復經濟的措施。

康熙親政后就宣布停止圈地，放寬墾荒地的免稅年限。康熙五十年，清廷下詔永不加丁稅即人口稅，只收田租，但有人說此舉只是恢復明朝舊制。康熙還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引進外來農作物，使得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後任用靳輔和于成龍治理黃河與大運河。在六次南巡期間，康熙考察民情習俗，親自監督河工。因戰亂而遭到嚴重破壞的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為安定社會秩序，他頒行十六條聖諭，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誡鄉民。此外，為消除士大夫的民族意識和言論管控，實施文字獄，到雍正與乾隆時期這種情況加重。康熙晚期，由於官員薪資過低以及法律過寬，導致吏治敗壞，而太子一位反覆廢立也導致黨爭的始亂。終在1722年康熙臨終時傳位於胤禛，即雍正帝。

雍正即位后針對康熙時期的弊端採取補救措施。他任用以幹練、刻覆著稱的 張廷玉、鄂爾泰、田文鏡與李衛等。雍正還自詡“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表示自己勤於政事，他在中央設置軍機處加強皇權，親自批改奏摺。削弱親王勢力，注重皇子教育，採取秘密立儲制度以防止諸皇子爭位的局面。雍正所派遣的特務遍即天下以監控地方事務，官員們的一言一行都被他掌握在手裡，密折制度在此時期完善，然而雍正還屢興文字獄箝制言論自由；經濟上實施攤丁入畝，減輕無地貧民的負擔。為解決地方貪腐問題提倡火耗歸公，耗羨費用改由中央政府計算；設置養廉銀以提高地方官員的薪水。然而雍正即位的時候獲得隆科多的協助，賴年羹堯平定青海亂事以穩固政局，後來因故賜死年羹堯、幽禁隆科多。1735年雍正帝去世，其子弘曆繼位，即乾隆帝。

乾隆時，清朝的文治武功走向極盛。乾隆帝繼位后介於康熙帝的仁厚與雍正帝的嚴苛，他以“寬猛相濟”施政。此間江南與廣東等地的絲織與棉織業很發達，景德鎮的瓷器都達到歷史高峰。同時，銀號在山西出現。乾隆期間清朝疆域最大，達1300萬餘平方公里，乾隆帝以十全武功自譽，他平定準噶爾與回疆大小和卓之亂，使川黔等地繼續改土歸流。西方傳教士將中國文化介紹給歐洲人，引發18世紀中國風的熱潮。歐洲人追崇中國文化、思想與藝術。

到了乾隆晚期，乾隆帝寵信貪官和珅，官員腐化使政治大壞；文字獄也是愈演愈烈；六次下江南所至鋪張過盛，擾民有餘，連年的征戰致使國庫嚴重損耗；閉關鎖國政策使得清朝逐步落後於世界；當時人口暴增與鄉村土地兼并嚴重，許多農民失去土地，乾隆晚期到嘉慶時陸續爆發民變，清朝國力日漸衰落。到18世紀末，康雍乾盛世進入尾聲，西方出現負面評價。與乾隆帝不歡而散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認為清朝已經衰落。1795年乾隆帝因為誓言禪位於子顒琰，即嘉慶帝。1799年乾隆帝去世，嘉慶帝得以親政。然而嘉慶帝未能解決弊端，清朝繼續走向衰退。

康乾盛世時期，清朝的領土幾經擴張。到乾隆 年間平定新疆，整個清帝國版圖達到空前擴張，僅次於元。北起自外興安嶺以南，東北至北海，東含庫頁島，西至巴爾喀什湖以東，繼承了1758年準噶爾汗國的邊界，形成了空前“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史稱“漢、唐以來未之有也”。

乾隆年間，香料群島的蘇祿上表求內附，乾隆帝以其險遠不許。乾隆帝派明安圖等人兩次到新疆等地進行測繪，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繪成《乾隆內府輿圖》。

• 中央

康乾時期的君主專制達到歷史頂峰。康熙時著手整頓吏治，恢復京察、大計等考核制度；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價、人民收入與官紳不軌之事，並以密摺奏報，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時期趨於完善。

在中央，由於皇帝推崇乾綱獨斷，導致內閣形同虛設，清初還保留政大臣共同議政的形式。康熙設立南書房，實際上成為皇帝的機要秘書處。雍正時設軍機處，為政府最高決策機構，而軍機大臣也是“跪受筆錄”。乾隆時期直接撤銷議政王大臣會議，政治權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為清代中央集權制度的頂峰。明清雖然不設宰相，但是明代內閣大學士就有宰相之實，而清朝只有內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才有宰相之實，可見清代對大臣的管制之嚴。而三代帝王更是充分利用秘密訪查、秘折上奏等方式以秘治秘、秘密治理力求最大限度的加強社會控制。

• 地方

清朝在地方每省設巡撫（有的一省或幾省還設總督），這種制度在雍正時期確立。總督、巡撫的權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幾省的軍政大權，但是清代有嚴密的監察體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以清代地方權力雖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康乾時期的政治制度一直保持著高效的辦事效率，且沒有出現地方督撫叛亂的情況，即便是遭受列強侵略，國家並無分裂，可以看出康乾制定的政治制度是成效的。

但時，當歐美國家紛紛走上民主政體，消除專制制度時，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卻在一步步收緊權力，18世紀，中國的君主制度發展達到頂峰。這種體制缺少約束和監督機制，而過度的中央集權制度嚴重地阻礙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此時康乾盛世卻是另一番景象，官吏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貪污腐化，賄賂行私層出不窮，最終不僅導致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陷於停滯，而且嚴重阻滯了中國由傳統向現代的變革之路。加以國際大勢劇變，清朝已瀕於西方列強宰割的絕境。從這可以看出康雍乾的政治制度雖卓有成效，但卻不合時宜，大開倒車。

后金時期，繳獲明朝的大批槍炮彈藥武裝軍隊，統 治者還命令歸順的漢軍官兵“準備”一定數量的火炮，以加強攻堅力量，並演練出新的戰法，到了皇太極時，命令軍隊建造紅衣大炮，並且將單一的騎兵兵種，改建成一支騎兵、炮兵與步兵多兵種的軍隊。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帝有感於火器的威力巨大，遂正式成立火器營。設鳥槍護軍參領16人，鳥槍驍騎參領24人，分別作為統領官。在清軍與準噶爾汗國首領噶爾丹的戰役中，清軍就是以鐵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轟噶爾丹的“駝城”戰術而取得重大勝利的。隨行的傳教士張誠有以下記載：“每個火槍手營地前，放著八門火炮，我們曾帶到尼布楚去的炮也是這種，其中有兩門較大的野戰炮，從外表看，做工精細，上面還鍍有金色；還有兩門小型臼炮，共計有六十四門小型野戰炮，八門壯觀的中型炮和八門迫擊炮。”

國內統一展示了清政府強大的軍事實力，而在國內社會漸趨穩定的情 況下，清政府軍隊逐步腐敗，訓練廢弛，裝備落後，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軍事實力則遠遠落後了。

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亂”的中，八旗軍紀已散，軍力大不如前。後來，清廷但凡有戰事，主要依靠綠營。但60萬綠營兵在衰敗的社會環境下也很快腐化：剋扣軍餉，兵匪勾結，貪污中飽，弊端叢叢，也淪為徒有其表，只能嚇唬平民百姓的花架子部隊。嘉慶帝還是皇太子的時候，曾經隨乾隆皇帝閱兵，所見到的卻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的局面。

馬戛爾尼來到當時的清朝，給他的一個印象就是軍備廢弛。當使團到鎮江時，清軍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歡迎操演。可馬戛爾尼卻發現，清方城牆瀕臨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隊伍的主要裝備還是弓、箭、戟、矛、劍之類的冷兵器。寥寥幾支落後的火槍，也已破爛不堪。因此，英國人非但沒被嚇倒，反而斷定：“中國社會已經被卡住無法前進”，“它的繁榮已經結束”，“在這裡可以輕而易舉地登陸”。

康乾時期國庫財政儲備充足，最高的年份達到8000萬兩，常年保持在6000到7000餘萬兩。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恢復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大規模蠲免錢糧，康熙、乾隆兩朝曾五次全免全國農業錢糧近3億兩白銀。當時中國的工業產量，佔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業革命之後中國和印度的製造技藝雖落後，但似乎並不比歐洲任何國家落後多少。

康乾時期的經濟與西方英國相比，在質量和生產關係還有對外貿易情況下來看，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遠不及當時的英國。而清朝統治者為了限制明末以來土地兼并的發展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及恢復農業生產，採取“重農抑商”政策，對工商業控制、壓抑、打擊，把工商視為“末業”，棉桑等經濟作物只准種在“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實際上朝廷對民間手工業實行高額徵稅，低價收購，無償攤派；在政治上或則限制其開設，或則控制其流通，或則嚴格約束工人，或則指定特許的商人，對工商業的發展千方百計地壓抑阻撓。封建官僚濫施淫威，而工商業者沒有公開進行對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權的腳下，任其蹂躪。雖然當時中國六個大城市的人口都超過世界最先進的倫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業為本位，商人和手工業主在政治上起著重大作用，參與城市管理、審查預算的情況，在中國從來沒有出現。中國大多數城市的繁榮依靠官吏、地主、軍隊及其附屬者的消費，而主要不是依靠工業製造與遠程貿易。清帝認為興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對國家無利，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 ，使得資本主義萌芽受到壓制。

康乾時期雖然人口數倍於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左右，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清朝時期的盛世都遠遜明代，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

• 土地的開墾

明末清初時人類處於小冰期並受到太陽活動的影響，全球糧食作物產量普遍減少，有些地區甚至“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十畝之田只種一二畝”。但是由於明代徐光啟引進的新大陸高產作物甘薯的廣泛種植，農作物的收成得到了保證，這段時間也成為清朝發展的高峰時期。

而以後，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耕地先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耕地面積的擴大。康熙二十四年，全國共有耕地六億畝，到乾隆帝去世，全國耕地約為10.5億畝。

• 糧食產量增加

隨著土地的開墾和農業種植方法的進步，糧食產量也大幅度 提高。廣東部分地區收穫早稻以後，又插晚稻；收穫晚稻以後，再種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穫以後不能續種晚稻，就種蕎麥，一年兩熟。由於南方多熟種植的推廣，每年可增產糧食60多億公斤。

專門從事蔬菜生產的農民增多了。北京郊區的菜農，利用“火室”、“地窖”等設備，在冬季栽培韭黃、黃瓜等新鮮蔬菜，拿到市場上出賣。乾隆年間，原來不種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區，栽培棉花的佔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種植遍及東南沿海各省。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頃連成一片。

清朝糧食產量比明朝萬曆時期增長了一倍之多，全國糧食產量則增至2040億斤。當時隨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中國的巴羅估計，中國的糧食收穫率高於英國，麥子的收穫率為15：1，而當時的歐洲，糧食收穫率居首位的英國也僅僅為10：1。清朝的經濟和人口的增加還主要歸因於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馬鈴薯的大力推廣。

• 國富民窮

雖然糧食產量增加，但馬戛爾尼使團來到中國，他們馬上發現了觸目驚心的貧困。中國人一見使團丟掉一些死豬死雞，爭先恐後跳下海，去撈英國人的棄物。而接到使團的殘羹剩飯，對他們用過的茶葉，中國人總是貪婪地爭搶，都要千恩萬謝，然後煮水泡著喝。乾隆時代，民眾吃糠咽菜的記載比比皆是。同時期的普通英國農戶一年消費后，可剩餘11鎊，約合33-44兩白銀。而一個中等中國農戶一年全部收入不過32兩，而年支出為35兩，也就是說，辛苦一年，還要負債3兩，才能過活，根本沒有生產剩餘。所以一旦遇到飢荒，普通人家會立刻破產，賣兒賣女十分普遍。

• 絲織業

絲織業在清代手工業中佔有重要地位。康熙中後期，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當時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即使在偏遠的貴州，絲織業也得到很大發展。道光時，貴州遵義綢“竟與吳綾、蜀錦爭價於中州”，招致了秦、晉、閩、粵各省客商競來購買販運。清朝在當地設織造衙門，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江南絲織業的正常發展。

• 棉織業

清代的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型大小”，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 陶瓷

江西景德鎮在清代是全國制瓷業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時，單“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除景德鎮外其他各地的制瓷業也都發展起來，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餘處，遍布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艷，精美異常。

• 製糖業

製糖業在台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都很發達。康熙至乾、嘉之際，台灣的種蔗製糖極盛，每歲產蔗糖“六十餘萬簍”，“簍一百七八十斤”，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蘇等省的甘蔗種植和製糖行業，也日益發展起來。

• 礦冶業

礦冶業在清代也有進一步發展。雲南的銅礦，貴州的鉛礦，廣東、山西、河南、山東的鐵礦，開採的規模都比較大。如雲南的銅礦，至極盛時，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從前大廠（砂丁）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餘人，合計通省廠丁，無慮數百十萬，皆各省窮民來廠謀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餘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製造業也很發達。那裡有鑄鍋業、炒鐵業、制鐵線業、制釘業和制針業等行業，而尤以鑄鍋業最為有名。所鑄鐵鍋不僅行銷國內各地，而且也大量輸出國外。

清代前期，商業貿易十分繁榮，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繫更加密切。如河南、東北的棉花供銷各地，而棉花卻又仰給於外省。廣東佛山鎮的各種鐵器，行銷全國，當時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說法，其他如蘇州的絲、棉織品，南京的綢緞，景德鎮的瓷器，廣東、台灣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銷各地。特別是江南絲織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廣大的國內外市場。例如南京所產的綢緞，幾乎行銷遍全國。當時中國的手工業產值佔全世界工業、手工業產值的30%。

康熙初年一度開放海禁，允許沿海居民出海貿易，但是，又決定不準外國人來華貿易。康熙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急劇膨脹且發展快速，大量的茶葉、絲綢、棉布、瓷器和漆器經廣州口岸運往歐洲銷售。清朝跟日本、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馬尼拉以及歐洲也有貿易來往。甚至中國還做轉手生意，把從歐洲進口的布匹出口轉銷日本。在康熙年間，原本閉關鎖國的中國逐漸向外界開放，並維持著國內、近鄰貿易以及歐洲貿易。並且形容中國的各個省都拿各自的特產來進行貿易，而且有了聯盟保護的趨勢，這種趨勢佔據著所有的城市。以致於大臣們都在商業領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許多官員都把自己的資金委託信譽好的商人代理，以圖自己的資產能在貿易往來中穩健增值。並總結說除了那最貧苦的家庭，（中國人）都能通過各自的商業活動能輕鬆過上小康生活。

清朝對對外交流進行嚴厲限制，首先對出口商品有嚴格限制。軍器、火藥、硝碳、銅鐵可以製造武器，均在嚴禁之列，米麥、雜糧、馬匹因內地缺少，亦禁出口。書籍則可能泄露中國狀況，也不許運往國外。中國本來能製造巨大的帆船，出航遠洋。到康乾時期，世界各國的航海業突飛猛進，船隻越造越大，而清廷卻規定:“如有打造雙桅五百石以上違式船隻出海者，不論官兵民人，俱發邊衛充軍。”對於出洋的水手、客商，防範極嚴，“各給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貫，庶巡哨官兵易於稽查”。中國人到外國貿易，立定年限回國，如逾期不歸，永遠不許返回，即使三世居於外國的華僑，也要設法招回治罪並株連其家屬。這種以天朝大國自居，採取不與西方通商的閉關鎖國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給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清朝統治者不重視對外貿易的經濟利益，只把通商當作懷柔的手段。當英國商人給清朝的文書中要求擴大通商，聲稱中英通商“與天朝有益”時，乾隆帝渝令兩廣總督蘇昌嚴禁通商，他在給英王喬治三世的一封信中也表示不用互通有無。清朝的對外政策就是建立在這種“天朝上邦”意識和傳統的自然經濟觀念以及諸如“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之類的觀點上。因而，貿易變成了“懷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為，而並非將其視為經濟發展的需要。它盲目堅持“天朝”體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現，在國際關係中，既不考慮交往的平等性，拘泥於三跪九叩之類禮儀末節；也不考慮經濟利益，用朝貢代替國際貿易。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現在人口的增長上，在康熙 六十一年（1722年），全國人口突破一億五千萬，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億大關，約佔當時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文化上清廷一方面引導知識分子只鑽研儒家經典，科舉、考試，要以朱子的註釋作為準則，“言不合朱子，率鳴鼓而攻之”；另一方面採取高壓政策，大興文字獄，殘害大量文人學士，在一定程度上禁錮了人民的思想。。知識分子只好潛心古籍埋頭註疏和考據。禁錮思想實際上是禁錮人的創造性。當人類由傳統走向現代，最需要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時候，主導中國未來的傳統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體系，卻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這種“沉寂”中，中國不可能不成為時代的落伍者。

康熙帝重視對漢族士大夫的優遇，他多次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南書房制度，並且向來華傳教士學習西方科學與文化。乾隆時期鴻講學術，然而他的開博學鴻詞科不過粉飾太平，由於限制過多，所得人才不如康熙詞科。此時期有許多書籍出版，例如《續三通》、《皇朝三通》與《大清會典》等史書；著名小說《紅樓夢》、《聊齋志異》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編纂《四庫全書》，與《古今圖書集成》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類書，這些都成為盛世的文化標誌。然而為維護統治卻嚴厲控制思想，編書期間藉機割裂焚毀大量不符其思想的書籍。此外大興文字獄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連殺害或者流放。這些都讓文人思想受到嚴厲阻礙，遲滯文化的發展。

清初的文人學者，不滿民族壓迫和專制統治，較普遍地存在反清的民族思想，有些人還有進步的民主思想。這時期的詩文作家，即以抱有這種思想的明遺民為主體。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人是這時期最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他們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顯示了嶄新的面貌；他們詩歌的風骨亦高。重要的遺民詩人，還有歸庄、杜浚、吳嘉紀、閻爾梅、錢澄之、屈大均、陳恭尹等。遺民詩的重要主題，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現愛國思想；閻爾梅、錢澄之、吳嘉紀又較多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和階級矛盾。在風格上，也各有特色。

對於知識分子，和一些可能危及清朝統治的思想萌芽，康乾時期的統治者，採取文字獄的方式，就單單在乾隆年間僅大的文字獄就出現了一百三十件。延綿不絕的文字獄運動，消滅了一切清朝統治者認為的異端思想萌芽。

• 詩詞

康熙後期的文士多是在清朝成長的，其身世與明遺民不同。這時期的詩歌，就不再以表現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為主，而是致力於藝術技巧的追求，內容以抒情弔古和模寫山水為主。

著名詩人有施閏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趙執信等。王士禛為神韻派領袖。查慎行詩刻劃精工，成就較大。趙執信則比較注重反映現實。

• 小說

長篇小說在本時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儒林外史》對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試製度的摧殘人才，進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它雖採用誇張的手法，卻體現“諷刺的生命是真實”的深刻的現實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樸素的語言藝術，也能做到“戚而能諧，惋而多諷”，富有含蓄性，是中國古代成就最高的長篇諷刺小說。《紅樓夢》通過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和賈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節，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現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與傳統意識形態的衝突，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趨勢。它通過對日常生活瑣事和人物內心世界的提煉描寫，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義而又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刻畫細膩，氣氛濃郁，語言優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藝術的偉大成就而成為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

短篇文言的筆記小說，有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新齊諧》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齋志異》。康乾時期清朝統治者彙集眾多專家、學者編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大型文化典籍，成為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然而清統治者毀書亦多，則是一大罪過。

學術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時期中國文化的顯著趨勢。學術在任何時候都是客觀社會生活在精神領域的集中體現。與表面“繁榮”的社會形勢不同的是，康乾時期的學術文化表現出與盛世不協調的凋敝氣象。以考經證史為重要特色的考據學興起，推動著學術向著無聊的方向發展。考據學對清代學術的敗壞，不但表現為它徹底斷送了古代哲學的發展，也表現為它促使知識界徹底地進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製造了幾百起的文字獄，還將許多知識分子流徙到窮山惡水的滿洲。於是八股與考據得以茁壯成長。

康乾盛世時期繪畫也大發展，人物畫的成就也最為突出。同時，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揚州，掀起了一股新的藝術潮流，形成了以揚州八怪為代表的揚州畫派，對近現代的花鳥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康乾時期，清政府對天文學有相當程度的重視，從順治到乾隆期間命傳教士製造以及添加不少天文儀器如赤道經緯、黃道經經緯、簡平儀等，同時有相關天文學術著作出現，亦改善和編製了較為先進的曆法。西方的物理學知識也從明朝末年起一直在中國傳播，康熙年間的學者戴震就寫有關於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傳教士南懷仁著有《熙朝定案》等介紹各種工程技術的作品外，亦著有《驗氣圖說》和《形性理推》等對中國的物理學界產生了一定影響的介紹西方光學知識的書籍，並在一定程度下讓一些學者啟迪進而研究光學，例如在康熙年間寫有《鏡史》一書的孫雲球以及在十九世紀前期寫有《鏡鏡詅痴》的鄭復光；在對待西洋器物方面，清代有不少學者、匠師和科學家如黃履庄、黃履、孫玄球等對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製，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動了中國的物理實驗和機械製造的發展。

另外，康熙年間有不少精通醫術的傳教士如張誠和白晉等向中國傳授西方醫學，並且被容許在入職朝廷、建立試驗室傳授解剖學知識。法國傳教士巴多明用滿文翻譯人體解剖學方面的著作併名之為《欽定格體全錄》，巴多明和白晉也在康熙的支持下翻譯出有關人體血液循環的著作，並且在北京傳播相關知識。西方傳入的醫學知識和理論亦引起了中國醫學界人士的注意，例如清初劉獻廷研究過人物圖說等西方醫學著作，乾隆年間著有《醫林改錯》的醫學家王清任亦十分重視解剖學：“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痴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於盲子夜行！”

但是，康乾時期科學技術水平不高，生產力水平依然低下，在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生物學等方面，中國比西方晚了幾乎兩個世紀，直到19世紀下半葉，這些西方的先進科學知識才緩慢地介紹到中國。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特使馬戛爾尼想通過展示最先進的科技來贏得好感，進而順利達到外交目的。在送給乾隆80壽辰的禮物中，有天球儀、地球儀、西瓜大炮、銅炮、各種自來火炮、西洋船模型、望遠鏡等29種，還有英國最新的蒸汽機、棉紡機、織布機。還帶來了衛隊，以便表演現代炮兵裝備。清廷只是將之作為“貢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賞或鄙薄，根本未想到這裡的科技含義及其中的軍事價值。然而，清廷卻不屑一顧。拒不觀看英國衛隊的操練和現代武器展示，皇帝和大臣們對這些近代科技反應冷淡。馬戛爾尼曾邀請清軍將領福康安檢閱英國使團衛隊演習新式武器操練，福康安竟拒絕說：“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操作，諒來沒有什麼稀奇。”

清初蒙古分四大部。其中準噶爾汗國與沙俄友好，其可汗噶爾丹滅領葉爾羌汗國與青海和碩特，又佔領喀爾喀蒙古，喀爾喀三部南下投靠清朝。康熙帝時期首先派薩布素於雅克薩戰役驅除入侵黑龍江的沙俄軍隊，與沙俄所簽訂的尼布楚條約以確立東北疆界並獲得沙俄的中立。接著於1690年至1697年間烏蘭布通之戰與三征噶爾丹使噶爾丹戰死，創立多倫會盟以保護喀爾喀蒙古，將喀爾喀蒙古併入清朝。

雍正時期於1727年與沙俄簽訂恰克圖條約，確立塞北疆界。1729年雍正聽從張廷玉建議，以傅爾丹與岳鍾琪兵分二路於科布多對抗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最後於和通泊之戰戰敗。1732年噶爾丹策零東征喀爾喀蒙古，兵至杭愛山，被喀爾喀親王策棱擊敗。1734年清准和談，以阿爾泰山為界，西北大致和平。

乾隆時期西北準噶爾諸子爭位。乾隆帝乘機於1755年派降將阿睦爾撒納為引導，以定北將軍班第率軍平定準噶爾，攻下伊犁。而後阿睦爾撒納想要成為新準噶爾之主，由於沒有獲得乾隆帝支持而叛變。乾隆帝派兆惠西征，最後於1757年平定天山北路，準噶爾亡，其族慘遭滅絕。然而在天山南路，脫離準噶爾統治的回部領袖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史稱大小和卓之亂。其領袖布拉尼敦與霍集佔佔據喀什噶爾與葉爾羌，意圖自立。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輕軍渡沙漠圍攻葉爾羌（今新疆莎車），反被包圍於黑水營。隔年清將富德率軍解圍，兆惠與富德最終攻滅大小和卓，並讓帕米爾高原以西的中亞各國成為藩屬國。

青藏地區的和碩特汗國協助黃教達賴五世擊敗紅教統一全藏，之後分裂成青海與西藏和碩特。達賴六世時，藏區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結嘉錯管理，他聯合準噶爾對抗西藏和碩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殺桑結嘉錯並廢除達賴六世。1717年噶爾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攻殺拉藏汗，並且佔領拉薩。清軍與准軍多次交戰，最後於1720年由胤禵率軍驅除成功，協助達賴七世入藏，以拉藏汗舊臣管理藏區。

雍正初年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意圖復興和碩特汗國而亂，隔年年羹堯與岳鍾琪等人平定。為此雍正帝佔領部分西康地區，又在西寧與拉薩分置辦事大臣與駐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區。

乾隆末年，尼泊爾的廓爾喀王國兩次入侵西藏。1793年清廷派福康安與海蘭察領兵入藏，平定廓爾喀，不丹與哲孟雄（今錫金）亦為藩屬國，加強駐藏大臣的權力。

雍正聽從鄂爾泰建議推行改土歸流，廢除具自治性質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數民族。

乾隆初年派張廣泗平定貴州苗民之亂，隨後清軍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縣與小金縣）動亂，史稱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間發生大金川之戰，清軍於此吃盡苦頭。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戰爆發，大小金川的諾木與僧桑格均叛，清將溫福戰死，阿桂歷經多次作戰，直到1776年方平定。

清朝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的很長時間內，一直把它征服的中華各民族看作被征服者，實行民族高壓政策。強調滿漢不通婚；築起種族隔離牆，不準漢族去東北，不準蒙族平民入漢地。這就造成了民族歧視。而改土歸流雖然加強了國家對邊疆地區的管理，但卻加劇了中央與少數民族地區之間的矛盾，引起了多次邊民起義，此外，改土歸流亦只流於形式，僅是“換了官名，人還在，一姓土皇”。

清朝因沿襲了漢族王朝的天下觀，著眼於懷柔遠人和外夷歸附，但又嚴加防範。在康乾時期向其朝貢的國家有朝鮮、琉球，安南、南掌（寮國）、暹羅（泰國）、緬甸，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浩罕、哈薩克、布魯特、布哈爾、巴達山克、愛烏罕（阿富汗）、蘇祿、博羅爾、瑪爾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干、蘭芳共和國等。

乾隆時期對周邊小國不斷擴張，緬甸貢榜王朝與清朝爆發清緬戰爭，清軍四次進攻皆失敗。1769年乾隆帝派傅恆、阿桂入緬未果，雙方最後停戰。1784年暹羅卻克里王朝派使朝貢，1788年緬甸為應付暹羅威脅，也派使朝貢。1789年安南發生西山朝統一后黎朝、鄭主與廣南國。清軍擊敗西山朝，護送黎帝黎愍宗複位，途中遭西山軍的伏擊而敗，史稱清越戰爭。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謝罪，清廷封為安南王。朝鮮與琉球國也早就成為藩屬國之一。只有德川幕府統治的日本處於鎖國時期，與清朝來往甚少。

• 日本

清朝統一台灣后，康熙帝由鄭氏那裡了解到對日貿易的好處，於是於1685年頒布了《展海令》 允許人民出海經商。這一政策致使去長崎的唐船驟增三、四倍以上。同年，日本政府則頒布《貞享令》，規定每年去長崎貿易的總額：中國船貿易額不得超過白銀六千貫，荷蘭船不得超過三千貫。貿易總額超過白銀六千貫后，即禁止此後該年入港的其他中國船舶進行貿易，勒令運回貨物。故來得較晚的中國商船不得不駛回中國，不過不少中國船就在日本沿海進行走私貿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達117艘，而該返回中國而從事走私貿易的船達22艘。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貿易的唐船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為防止日本產銅原料之外流，幕府公布《正德新令》，限止每歲赴日唐船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長崎者自行減少。

日本人翻譯了康熙《聖諭》，並且稱呼康熙帝為“上國聖人”，康熙的訓渝《十六條》，以《聖渝廣訓》書名刊行，1788年並附以雍正對十六條訓渝的敷衍釋文於書後再次出版。稱該訓渝“實為萬世不易的金言”，對雍正亦稱為“希世仁君”。

• 俄國

康熙時期組織兩次雅克薩之戰，驅逐沙俄侵略軍，與沙俄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條約簽訂不久，沙俄就向清政府提出派人來華學習中國文化。俄羅斯人主要想學喇嘛教經典，因為在沙俄新拓展的東方領土上，很多民眾都信奉喇嘛教。另外，俄人來華，還想學習滿漢文字，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國。

對於俄國的要求，清政府欣然同意，並將這些留學生安置在國子監中，派專人教他們。由於這種方式學期不長，缺乏制度保障，因此俄羅斯一直希望能夠定期派人來中國學習。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派圖理琛等人，前往俄國境撫綏土爾扈特部。作為交換，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為首的教士團回訪北京。

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雙方在恰克圖簽訂《恰克圖條約》，規定俄羅斯派4名傳教士到北京傳播東正教，並派6名學生來華學習滿、漢語言，每10年輪換一屆，俄羅斯向中國派遣留學生開始正規起來。

雍正帝對這些遠道而來的留學生十分重視，不僅將他們安置在北京東江米巷（后改名東交民巷）的“俄羅斯館”內，還在教育上設立專門的滿族助教來教育他們。當時的滿洲助教是胡什圖漢，漢族助教是陳憲祖，二人專門負責俄國官生的教學事務。不僅如此，清政府還每月給俄國留學生銀錢、米和日常生活器物，甚至在其學成歸國之際發放路費。自此之後，在150年裡，沙俄一共派了14批傳教士團、共155人次的僧俗人員，其中除了神職人員外，還有醫生、畫師、植物學家、天文學家和專職留學生，共60多人。

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朝勘察了東北邊境多條河流的河源，抑制了沙俄在中國東北黑龍江流域的侵擾野心；而且在蒙古地區和西北新疆地區抑制了沙俄的侵略野心。

因為俄國窩藏中方罪犯加上俄人在邊境搶劫，乾隆曾三次下令關閉恰克圖市場。清朝對俄國進行了貿易制裁，外禁皮毛輸入，內禁茶葉輸出，使俄國至少損失了五百萬盧。

• 中亞

康熙帝還派間諜出訪蒙古、中亞，收集各國情報，回國呈報，書中甚至很清楚記錄了大北方戰爭和查理十二的事迹。

• 西方

康熙曾經委派傳教士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返回歐洲招募人才，希望增進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儘管康熙曾經以濃厚的興趣積極向傳教士學習天知識，乾隆及其皇子也對外國的科學發明產生過相當的興趣，而清廷“欽天監用西洋人，累進為監正、監副，相繼不絕”。但是康乾時期國際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在西方世界，產業革命爆發，啟蒙運動風行，資產階級革命風起雲湧，歐洲列強憑藉自己強大的綜合力量，力圖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國際地位正日漸衰落。

清政府所採取的閉關鎖國政策，盡量減少和西方的往來，康熙曾說：“通海口子甚多，此時無礙，若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害矣”。清政府在厲禁天主教傳播以後，又實行嚴格的限關政策，更定章程，千方百計將洋船限制在廣州。1727年，又明確規定外國商船只能到廣東的虎門和福建的廈門兩處。1757年，正式實行閉關的政策，乾隆帝宣布西洋商船隻准在廣東的虎門一處停泊貿易。1759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奏准乾隆頒布了《防範外夷條規》，根據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機構。公行是由官方特許的商人組成的壟斷性外貿組織。外國人來廣州做買賣必須經由公行，其行動也由公行的行商負責約束。外國商人只准在規定的時間，即每年的5月至10月間來廣州進行貿易，期滿必須離去。在廣州期間他們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設的“夷館”內。外商在華只能僱用翻譯和買辦，不能僱人向內地傳遞信件。中國人不準向外商借貸資本。條規還規定要加強河防，監視外國船舶的活動。隨之而來，中西交流減少了。

清廷此舉制約了出海貿易的發展，也影響了外向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錯失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機會。

儘管在康熙晚年發生過《南山集》案，但對反清思想，康熙在大部分情況下都以寬容的態度對待，不少著作例如僧函可的《千山詩集》、顧炎武“違礙之處觸目皆是”的《顧炎武詩文集》和王夫之的《讀通鑒論》都陸續結集出版，同為晚明清初著名學者以及在其著作《留書》和《明夷待訪錄》中激烈批判清朝統治者的黃宗羲，在康熙時代也逐漸稱清朝為“國朝”和清朝的統治為“王道”，晚年的黃宗羲一改“太平有策莫輕題”之初衷，書中稱清朝為“聖朝”、“國朝”，稱康熙帝為“聖天子”，稱清軍為“王師”，甚或一改《明夷待訪錄》之用中性干支紀年而採用清朝正朔。以至有學者指出，進入康熙年間，江南大部分儒士態度逐漸轉變，放棄了反清鬥爭並且承認清朝統治的合法性，正如周學軍在《明清江南儒士群體的歷史變動》一文中，經過對江南知識分子對清態度變化的分析，從而指出到康熙朝以後，江南“大部分儒士則逐漸放棄了反清鬥爭，轉而承認統治的合法性，民族鬥爭漸趨回歸社會批判運動。

康乾時期由於人口政策的失誤，導致巨大的人口壓力，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更趨嚴峻。當時人們通過圍湖造田和為圍河造田，來開拓更多的耕地，造成了巨大的生態災害，毀塘、填溝、截河、佔用河道造田、與水爭地，成為全國性的問題，這不僅摧毀了本就脆弱的水利設施，而且釀成了更大的生態災難。還有因為種植方式的問題，正在引發大規模的水土流失，導致了乾隆年間出現大範圍的江河湖堰淤塞。當時清人汪士鐸也感慨到環境破壞帶來的災害。東南沿海一帶，本就是地少人多，在人口劇增之後，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更趨嚴峻，開始重新走上明朝末期的發展老路。在富庶的江南平原地區，如杭嘉湖一帶，也已經是生態崩潰。

康熙年間，黃河十年九災，黃水所到之處，人民流離失所，妻離子散，當時的徐州籍狀元李蟠寫了一首《流民嘆》。老百姓是“賣兒博一飽，欲食那得食？最苦是生離，死別亦頃刻。山東禮儀鄉，寧死不為賊。青齊九點煙，忽化為鬼國！”而當官的呢：“百萬發金錢，千艏資稼穡。司牧者誰子？充囊營貨殖！”對此極不公平的現象，李蟠大聲責問道：“誰實秉國鈞？毋乃民之螣！”

康乾盛世對於上層社會生活來說是豪奢。而底層的人民來說則是普遍貧困。當時的中國官員對於吃飯十分奢侈，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許多道葷菜，而大眾則是吃糠咽菜。

馬戛爾尼來訪中國時，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只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馬戛爾尼副使斯當東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

馬戛爾尼組團訪華、並且記下了自己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他對當時的中國有褒有貶，毀譽參半。

乾隆時期的馬戛爾尼來中國以後，對中國各地進行觀光遊覽，記錄下來大量筆記。通過這些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以及人民生活。在覲見乾隆的路上，他發現沿路的小鎮使得自己彷彿回到了英國的疆土之中。可見，當地或許不富裕，但也並不貧窮。而且，馬戞爾尼在這裡，誇獎了乾隆年間的中國人很有素質。在江南，馬戛爾尼還遊覽了揚州、杭州、常州等城市。使他感覺帶揚州商業繁榮；杭州人民富裕；而常州雖然不如從前那麼富裕了，但依然是一個很有情調的江南小城。

馬戛爾尼還看到，當時的中國社會裡見到的卻是一個封閉社會的典型。同時馬戛爾尼也指出當時社會的混亂與不穩定，例如貧窮、飢荒、棄嬰和民變、兵禍等，都造成了社會的動蕩不安。

清朝在康雍乾三朝時達到頂峰，被視為最繁華時期，有學者認為這段時期代表了中華文明的一個新的高峰。也有學者認為雖然康乾時期的人口和糧食產量呈快速增長態勢，但與同時期的歐洲國家英國來橫向比較的話，無論從存量還是從增速來看均具有較大差距。

• 西方

在18世紀，來華的傳教士們將當時的中國圖景呈現在西方 人面前時，立即引來整個歐洲對中國的強烈嚮往。結果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100餘年間，在歐洲形成了長時間的“中國熱”。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中國熱”期間，無論是在物質、文化還是政治制度方面，歐洲都對中國極為追捧。對中國風的狂熱追逐曾經是當時歐洲社會的普遍時尚。這種時尚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築等。

法國傳教士喬治·安森在《耶穌會環球旅行記》中說：“中國是世界上資源最富饒、經濟最富裕的國家，中國皇帝之崇高、官員之福利超出世界上的一切國家。一個歐洲人（剛到中國）會立刻感嘆中國絲綢、瓷器、家居用品之物資豐沛，這些商品並不比在歐洲能買到的同類商品貴，但卻是世界上能見到的色澤最為華美、做工最為考究的商品了。”

俄國傳教士John Bil在《從聖彼得堡到亞洲的旅行》中評價說：“除了保障生活溫飽的必需品外，中國人也會有大量的生活結餘，特別是水果和其他各種各樣的物品，過於繁雜我就不在這裡一一贅述了。中國還有大量的金礦、銀礦、銅礦、鉛礦、以及鐵礦。中國人比歐洲人更看重銀的價值，銀被看作與金等價，所以金有很好的出口優勢。”

法國著名思想家伏爾泰推崇孔子學說，竟將耶穌畫像改易為孔子像，晨夕禮拜，並盛讚乾隆皇帝。

• 東亞

18世紀，朝鮮使臣通過燕行，親眼看到中國北方市集一片繁榮景象，因此在返回朝鮮后發起“北學中國”的運動。朝鮮使臣金昌業曾評價康熙年間：“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蔡濟恭則認為：“問一世俱享六紀治平，而乾隆比康熙尤盛焉。即位之時，已為二十五歲，且即位回甲之年，傳位於儲嗣者，求之往牒，亦未之見也。”

民國史學家蕭一山在《清代通史》曾評價康乾盛世說：“聖祖六十一年，文治武功，蔚然可觀。以其有好學不倦之精神，寬大愛民之治術，謹事惜時，深耕易耨，為清朝培植良好之根基。末葉雖稍流縱弛之弊，然大亂之後，亟需休養生息，此亦守成令主所必循之途徑也。世宗剛毅明察，純系政治家之作風，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庫藏充裕，海宇義安。倘使厥年克永，可為吾國政治變換一種積極性質，掃除數百年來顢頇無為之消極思想，社會亦不至停滯而不進矣。無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頗不易得社會之諒解，遂致有暴崩之傳說。高宗席累朝之積業，作太平之粉飾，好大喜功，稽古右文，雖有全盛之規模，卻種衰弱之肇因。”

康乾時期不足還表現在科學技術水平不高、生產力水平低下、軍事實力不強、文化事業停滯不前，政治制度阻礙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儘管對康乾盛世褒貶不一，學者們對當時的人口問題、物價持續上漲、閉關自守、限制工商業發展、蔑視科學技術等均持有否定意見。

在中國歷史縱向看，其盛世規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沒有質的改變；其次，從世界橫向看，康乾盛世時期的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當時的經濟生產總量仍高於西方，但是生產技術卻相對落後了）、文化科技已經落後於西方。在此期間，整個社會發展緩慢，歐洲卻爆發了工業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發展，清朝和西方資本主義的差距越拉越大。

當西方和世界出現巨變的時候，清朝統治者妄自尊大、拒絕開放，反對變革，滿足現狀、固步自封，特別是限制工商業、蔑視科學技術、閉關鎖國、加強集權、禁錮思想的做法，愈加嚴重地制約著社會的進步。亦有學者指出康乾盛世只不過是飢餓的盛世。

清初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記載：“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

魏來朋《鬻子行》寫道：濰北邑當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膝下嬌兒莫能蓄，百許銅錢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飢餓，寧甘下賤為人仆。交錢交兒說分明，錢交兒不隨人行。翁亦無奈強作色，驅之使去終不能。望兒揮手頻頻打，旁觀誰是解救者？頻打頻來懷中藏，兒聲長號翁如啞。

馬戛爾尼：“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

馬克思：“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註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魯迅看了外國人記載后，懷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獄吹出來的。魯迅對康乾時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庫全書》多次發表批判言論，如“清人篡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

周恩來：滿族統治階級入關統治中國近三百年，奴役各族人民，雖然曾使中國一度強盛，但最終還是衰敗了，這應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數貴族負責。

鄧小平：“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

習近平：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從明末清初開始，我國科技漸漸落伍了。有的學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經對西方科學技術很有興趣“，“但問題是當時雖然有人對西學感興趣，也學了不少，卻並沒有讓這些知識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起什麼作用，大多是坐而論道、禁中清談。”清政府組織傳教士們繪製了科學水平空前的《皇輿全覽圖》。但是“長期被作為密件收藏內府，社會上根本看不見，沒有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什麼作用。反倒是參加測繪的西方傳教士把資料帶回了西方整理髮表，使西方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對我國地理的了解要超過中國人。”這說明了“學得再多，束之高閣，只是一種獵奇，只是一種雅興，甚至當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對現實社會產生作用”。

易中天：不過帝國制度徹底毀滅前的迴光返照，論氣度，論胸襟，論精神，均不能與“漢唐氣象”相提並論。

陳明遠：現在對康乾盛世吹捧過頭，實則不如明朝。“康乾”時期的社會比明代大大倒退。

馬勇：康乾盛世只是政府的盛世。

許倬云：其實所謂盛世只是敗壞的開始。這三個皇帝統治的時期已經將中國的資源揮霍凈盡；清朝這一個看上去很興旺的大帝國，其實有一半以上的歲月，是走向衰退，而不是穩定地維持一個大國的聲威。

張宏傑：乾隆盛世是傳統中國的巔峰，但光鮮的外表卻掩蓋不了內在的腐爛。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培養出來的民眾只能做“奴隸”，自私、麻木、冷漠、對公共事務毫不關心；屈服於皇權淫威的官員們用貪腐侵蝕著帝國的肌體；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文字獄打斷了士人的脊骨，從此中國的知識分子再也沒能站起來。

孔飛力：康乾盛世的表象下有著深刻危機，例如“人口壓力”就是在康乾時代留下的。

王泛森：康乾時期的文化高壓“使得人們不敢往容易觸罪的方向去從事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動，而且無時不刻地在檢討自己，造成了無所不在的自我壓抑、自我刪篡的現象”。

朱鴻：文字獄更是中國圖書的噩夢。清代編撰《四庫全書》時為維護清朝的統治，所進行的大量刪減、篡改，是對圖書進行的最大迫害。

佩雷菲特：在馬嘎爾尼看來，表象之下，衰敗、貧困、閉鎖、愚昧的現狀隨處可見。

楊師群：康乾盛世本質是沒有前途的繁榮；中國的自娛自樂。

洪振快：康乾盛世中國人均GDP其實不高。

張鳴：康乾盛世，是個皇帝大於天的時代。滿人的牛氣皇帝，霸道得緊，把漢人士大夫有修齊治平之志，給攔腰斬斷。

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教授周思源不同意康乾時期是“盛世”，只能稱“康乾之治”。他認為：漢唐之所以公認為盛世，與其政治環境寬鬆、精神昂然進取有很大關係。而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失誤就是禁錮思想，以文字獄為代表的嚴厲的殘酷的禁錮思想。至於“康雍乾時期的經濟發展，是明末以來戰亂頻仍之後的一種恢復性發展。而並不是由於新的生產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學技術引起的生產力革命性大提高。中國古代有過許多偉大的發明，李約瑟先生曾經舉出1000多項中國古代的偉大發明，這1000多項其中有好多項影響了世界的進程，可是我們想一想，清朝268年，中國有哪一項發明影響了世界？一項都沒有，為什麼那麼聰明的中國人，到那時候變得不聰明了？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清史專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時，也曾指出其四方面消極因素：閉關鎖國、重農輕商、禁錮思想、輕視科學，稱之為“盛世的陰影”。並對對周思源作出了反駁，指出“整個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都沒有“新的生產方式”與“新的科學技術”，都是專制的封建制度。按照周先生的理由，中國封建社會就不會有什麼‘盛世’。”；亦指出“盛世有陰影，衰世也有希望”，不認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萬事大吉。這不是客觀的歷史事實，也不是辯證的思想方法。”同時指出清初大概只用100多年時間使糧食生產翻了一番多。在當時農業技術並無顯著提高的水平下，實在是了不起的成就。不但恢復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進了。這是廣大農民的努力，也離不開清政府重視農業，獎勵墾荒，興修水利，減輕賦稅，推廣高產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勵和默許移民等政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