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詩

清詩、流派眾。

雖擬古義形式義盛，仍乏反映社矛盾、暴露黑暗品，義傳統具步思族識仍繼承展。技巧形式斷追求創，詩歌展積累藝術驗。清初“遺”詩品敢視，反映族鬥爭，忘故思。

清詩善借鑒，揚補短，古典詩歌展。清文字獄，使有些詩人畏懼政治的迫害，同時又迷惑於表面的承平，沖淡了對社會矛盾的深入觀察和揭露，限制了清詩獲得更高的成就。然而總的看來，清代詩人不滿於元詩的綺弱，明詩的復古和輕淺、狹窄的毛病，在技巧上兼學唐宋詩的長處，不斷追求創新，並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現實，流派紛呈，風格多樣，其成就是超過元明兩代，足以下啟近代而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後勁的。

清初詩壇的主流是“遺民詩”。在當時漢族人民和清朝統治者之間存在尖銳的民族矛盾的情況下，具有反清思想的明朝“遺民”詩人，他們有的直接參加抗清的政治、軍事鬥爭，甚至以身殉難。有的以流亡隱居或削髮為僧保持氣節，志行皎然。他們寫了不少表現民族大義、閃耀戰鬥光芒的詩篇。有的詩篇因受禁錮而失傳，但流傳下來的還是富有反抗精神的。這些詩人，主要有閻爾梅、傅山、黃宗羲、杜濬、錢澄之、歸庄、顧炎武、吳嘉紀、王夫之、呂留良、屈大均、陳恭尹等。其中如顧炎武的詩，宗法杜甫，以寫易代之痛，詞意堅實，風骨勁健。王夫之的詩如正、補《落花詩》等，瑰麗奧衍，縱橫排奡，寄託亦深。閻爾梅弔古詠時之作，抒發黍離之悲，感情強烈。錢澄之詩題材較廣，抒寫故國之思的作品激越蒼涼，描寫人民疾苦的詩凄急幽奧。吳嘉紀的詩在表現反清思想之外，又善用白描手法反映民生疾苦；他長期和貧苦的農民、鹽民生活在一起，濱海人民所受天災人禍的煎熬，在詩中鮮明地留下了斑斑的血淚之痕。杜濬詩清郁，歸庄詩綿麗，寫情都相當沉痛；歸庄《己丑元旦》詩：“不信江南百萬戶，稷鋤只向隴頭耕。”對人民的反抗力量抱著充分的希望和估計，很能激發人們的鬥爭意志。生年稍後的屈大均、陳恭尹兩人，崛起嶺南。兩人的詩中多悲慟亡國之作，也都寫得鏗鏘遒壯，兼具氣韻聲色之美。

以明臣而仕清的詩人，最著名的是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稱“江左三大家”。三人中，龔鼎孳較少特色，也無甚影響。錢謙益聲名和影響都較大，他作詩反對明人的偏激，力掃前後七子和竟陵派之弊。他兼取唐詩及宋、金諸名家之長，才藻富贍，在明季的作品，已顯露能夠輓詩壇衰勢的氣概；入清后的詩，哀思明室，托興更深。因為他以明臣仕清，論者曾譏其矯飾。錢謙益是常熟人，所以又被稱為“虞山詩派”的領袖。此派詩人還有他的學生與後輩馮班、馮舒和錢曾等，他們的詩風格並不同，成就也不高。吳偉業以“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筆，寫晚明史事及興亡、身世之感，“韻協宮商，感均頑艷”，他的七言歌行，《四庫全書總目》評為：“格律本乎四傑（初唐四傑），而情韻為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有很大的感染力，影響也大，在詩歌史上有創新意義。他是太倉人，又被稱為“婁東詩派”的領袖。不過周肇、王揆、許旭等“婁東十子”的詩，走明朝王世貞等“后七子”的老路，並不能寫出吳偉業那樣的歌行。

總集相對於別集而言，合收兩個以上作家之作品，形式上可以是選集、全集、叢刻等。清代詩歌總集或者說清詩總集，指一切含有清人詩歌之總集。其數量之多，超過此前任何一個時代甚至它們的總和。因此其內部類型，不但遠比別集複雜，而且比此前的詩歌總集也更有細化的可能與必要。關於清詩總集的分類，有不同角度的劃分標準。一種按照所收作品的文體，分為詩歌專集、詩文合集兩大類，此與別集相似。再一種按照所收作家的朝代，通常分為通代、當代兩大類。明確只收清代本朝作家者，屬於當代一類；明確兼收清代及此前任何一個朝代作家者，屬於通代一類（所涉各朝代內部時間長短不計）。通代類如劉大櫆輯《歷朝詩約選》，“歷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至國朝乾隆間而止”。當代類為數尤多，其中大量書名冠以“國朝”者最為明顯。而在此通代、當代兩類之外，某些總集名義上收到明代為止，甚至成書於明朝末年，實際上其作家卻有進入清代者，或入清以後才開始詩歌創作、留下作品，甚至直接出生於清代，此則可以視之為跨代清詩總集。錢謙益、柳如是等《東山酬和集》，成書於明末崇禎十五年（1642），有關作者後來基本上進入清代；屈大均輯《廣東文選》，《凡例》第一款即稱“至明崇禎時而止”，而集內詩歌作者如易訓，其出生卻已在清順治十一年（1654）以後，因此以之介於通常所謂通代、當代兩類之間，專門列為跨代一類，眉目更為清晰。朱彝尊輯《明詩綜》、沈德潛輯《明詩別裁集》、朱琰輯《明人詩鈔》之類，亦不妨作此看待。至於當代類清詩總集也可能闌入個別確實卒於明末的作家，則可置不論（另清代之後者不論）。在此之外，傳統目錄學對於清詩總集，還有其他更為詳細的分法。著錄清詩總集最多的已故王紹曾先生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在“通代”、“斷代”之外同時列有“郡邑”、“氏族”、“唱酬”、“題詠”、“謠諺”、“課藝”、“域外”諸類。此前孫殿起先生《販書偶記》及《續編》，則“郡邑”稱作“地方”，“氏族”稱作“家集”，“課藝”稱作“課集”，而“唱酬”與“題詠”合併稱作“唱和題詠”，另外又專列“閨秀”、“方外”兩類。以這種傳統目錄學的詳細分法為基礎，同時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將清詩總集綜合列為下述十類，庶幾最為完備，同時也用以規定統一的名稱。

主要生活於康熙、雍正兩朝的應試出仕詩人，有所謂“南施北宋”兩家。施指施閏章，詩學唐代的王、孟、韋、柳，以“溫柔敦厚”著稱，樂府歌行有一部分能反映現實生活；宋指宋琬，詩學宋代的陸遊，兼師唐代的杜、韓，以“雄健磊落”著稱。不過“南施北宋”並不能代表當時詩壇主流，這時期的第一流詩人應推王士禎。王士禎作詩提倡“神韻”，是清代“神韻派”的領袖，左右詩壇數十年。他擅長的七言近體詩，涵情綿邈而出以紆徐閑暇，善於融情入景，神韻悠然。他主要崇尚的是王維、韋應物一派的“唐音”，在藝術上有新的特色；惟內容多屬模山范水、弔古抒情之類，是清詩進入“盛世”時期后反映社會矛盾的精神趨於淡漠的標誌。和王士禎齊名的朱彝尊，是著名學者，作詩才力宏富，但獨創新貌不如王士禎。這時期的詩人，還有尤侗、彭孫遹、梁佩蘭、吳雯、洪曻等人，詩以疏暢雋永勝；有陳維崧、吳兆騫、田雯、張篤慶等人，詩以豪邁典麗勝。其中吳兆騫、陳維崧所作歌行有近於吳偉業的，他們雖不是太倉人，也被視為能得“婁東”法乳的健者。王士禎的甥婿趙執信，著《談龍錄》，對王氏的詩歌理論表示不滿，理論上的影響頗大；詩作“思路劖刻”，也較多地面向現實，可惜意境往往涵蘊不深，成就並不大。這時期堪與王士禎並稱為第一流詩人的，應推查慎行。查氏是清代學宋詩派成就最大的人。他的詩受蘇軾、陸遊的影響最深，用筆勁煉，運思刻入，不流於滑易。他講究音節色澤，又兼得唐詩的好處。趙翼《甌北詩話》說：“故梅村后，欲舉一家列唐、宋諸公之後者，實難其人。惟查初白才氣開展，工力純熟，鄙意欲以繼諸賢之後。”《甌北詩話》於唐代只論列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四家，於宋以後只論列蘇軾、陸遊、元好問、高啟四家，於清代只論列吳偉業、查慎行兩家，由此可以略見吳偉業、查慎行兩家詩的歷史地位。這時學宋詩派中的著名詩人還有宋犖，他極為推崇蘇軾，他的詩作工力不如查慎行，但也有一些佳作。

主要活動年代在雍正和乾隆初年的厲鶚，著有《宋詩紀事》，搜羅廣博，對宋詩鑽研頗深，所作詩幽峭妍秀，工於鍊字，五古尤勝，在學宋詩派中能夠別開生面，號為“浙派”領袖。乾隆朝的重臣沈德潛作詩注重“格調”，效法漢魏盛唐，少數篇章能反映現實，但多數作品具有濃厚的封建衛道氣息，較乏新鮮活潑的情致，他的詩被稱為“格調派”，他的選詩和詩歌評論的影響頗大。繼厲鶚而起的浙人錢載，他的詩在蒼勁俚質中別饒清韻，也能避開“熟調”，自具一格，以生澀取勝。他的詩號稱學韓愈，但受宋詩的影響也很深。在“神韻”、“格調”、宗唐、宗宋各派詩歌流行之後，相仿相襲，清詩又逐漸形成新的窠臼。這時期的詩人，能開新格局的是袁枚和趙翼。袁、趙和蔣士銓合稱“乾隆三大家”。袁枚的思想在當時比較通達，論事論情，務求平恕，敢於菲薄崇古、泥古的觀念，衝擊沈德潛一派所宣揚的傳統“詩教”。他作詩反對模擬，提倡自寫“性靈”。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新鮮之處。可惜創作態度不夠嚴肅，不少篇章境界趣味不高，陷於輕薄。趙翼也是學識博通、重視創新的人。他的五言古詩，說理詼諧，評論世事，常有精闢而進步的見解，很有特色。蔣士銓詩骨力的堅蒼勝於袁、趙，但創新不如。早年所作的《京師樂府詞》，比較別緻，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袁、趙兩人，是清代“性靈派”詩的代表人物。除這三家外，鄭燮所作古詩如《私刑惡》、《逃荒行》、《姑惡篇》、《孤兒行》，繼承古代樂府詩的優良傳統，樸素生動，具有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較厚。黃景仁是一個早熟而短命的詩人，詩才極高。他的描寫社會不平和個人遭遇不幸之作，感情強烈，筆調清新，境界真切，兼有“清窈之思”和“雄宕之氣”，讀起來使人迴腸盪氣。鄭燮、黃景仁詩在重意境、重白描方面，和“性靈派”相近。這時期還有提倡“肌理”說的翁方綱，他把經史考據、金石勘研都寫進詩中，成為所謂“學問詩”。

生活於乾隆後期和嘉慶時期的著名詩人有張問陶，他的七言律絕，佳句絡繹。張問陶也好談“性靈”，贊成袁枚論詩主張，可以算是“性靈派”的詩人，張問陶與袁枚、趙翼並稱乾嘉“性靈派三大家”。舒位、孫原湘和王曇，被認為是可以接踵袁枚、趙翼、蔣士銓的詩人。三人中，王曇詩比較粗獷。舒位、孫原湘詩多出入於李白、李商隱、杜牧諸家。孫原湘詩富於巧思，多艷麗語；舒詩才力縱橫，饒有奇氣。他們的創作傾向基本上還是繼承“性靈派”的，但比較起來，他們在詩壇的地位及作用，已不如袁、趙。從這裡，可以看出“性靈派”的影響已漸趨衰微的跡象。乾隆、嘉慶時期，詩人很多，在上述諸家之外，還應提到的有氣概豪邁、工於史的嚴遂成；以清迥為宗的姚鼐；縋幽鑿險、詩中有畫的黎簡；格調秀雅、詞采妍麗的吳錫麒；筆勢奔放、語多奇崛的洪亮吉；不避粗獷、直抒胸臆的宋湘等等。但從總的趨勢看，其後期的詩歌創作，已逐漸走向下坡路。

道光、咸豐時期，內外矛盾爆發，鴉片戰爭標誌著中國進入了近代史的階段，清詩的發展也轉入一個新時期。

清詩總集，流行較廣的有沈德潛的《清詩別裁集》，王昶的《湖海詩傳》，收錄作家作品多、規模宏大的有徐世昌的《晚晴簃詩匯》。

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大學者，他們的思想和著作對後世影響很大。正如龔自珍所說“從來才大人，面貌不專一”，這三位學者也是名詩人。

顧炎武（公元1613—1682年），字寧人，因是江蘇崑山亭林鎮人，人們習慣稱他亭林先生。他在明末曾參加抗清起義，失敗后拒絕與清朝統治者合作，專事遊歷各地，進行學術研究。下面這首五言古詩《精衛》表述了他的愛國之心：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

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

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

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

鵲來燕去自成窠。

前四句是向精衛鳥設問：天下不平事很多，你為什麼要填海不止徒然自苦呢？接下的四句是詩人借精衛之口言志說自己也是填海的精衛，並且死而無怨。最後兩句是借鵲、燕諷刺那些賣國求榮、賣身求榮的人，嘲笑他們忘卻民族利益只去營造自己的安樂窩。

（公元1610—1695年），字太沖，號黎州，浙江餘姚人。他也曾參加抗清鬥爭，明亡后拒絕為滿清做官，潛心著述，終成大家。他的《卧病旬日未已，閑書所感》表明了明亡后他的痛苦心情：

此地那堪再度年？此身慚愧在燈前。

夢中失哭兒呼我，天末招魂鳥降筵。

好友多從忠節傳，人情不盡絕交篇。

於今屈指幾回死，未死猶然被病眠。

作者認為在明亡后的中國不好再生活下去了，為自己沒能為國捐軀而感到慚愧。夢中失聲痛哭被兒子喚醒；為亡友招魂時有飛鳥落到祭筵上，想象那可能是友人的靈魂化成的。許多死去的至交都可以入《忠節傳》中，可是賣國投降的朋友也不少，給他們寫絕交書都寫不勝寫（用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之典）。屈指算來自己經歷過多次死去的危險，如今勉強活著又被病魔纏住，承受著精神和肉體雙重的痛苦。他的許多詩作都充滿著這樣的愛國精神。

本是明末著名學者，官至禮部尚書，但他沒有經受住生死考驗，投降了清朝，晚節不忠，被人詬病。他學問淵博，詩風老辣，影響很大。他註釋的杜詩至今仍是研究杜甫的重要參考書。

（公元1609—1672年），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他也是橫跨明清兩代的人。他的詩內容寬泛，成就很高，詩名很大。吳偉業他一生寫詩千餘首。著有《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梅村詩餘》，傳奇《秣陵春》，雜劇《通天台》、《臨春閣》，史乘《綏寇紀略》，《春秋地理志》等。其中最著名的還是諷刺吳三桂賣國行徑的七言歌行《圓圓曲》。詩一開頭就直接進入主題：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

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

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宴。

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

“鼎湖”代指死去的皇帝（相傳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成后乘龍升天，於是就把其處稱為鼎湖），這裡指崇禎皇帝朱由檢在李自成進北京時自殺於煤山事。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打敗李自成收復北京，並進而向西進軍。他的全部軍隊都為崇禎穿上白色孝服。據說吳三桂本來是準備歸順李自成的，后聽說其愛妾陳圓圓被李自成（一說是劉宗敏）掠去，一怒之下改變主意投靠滿清，並引清兵入關攻李自成。“紅顏流落非吾戀”是擬吳三桂的口氣，說失去一個女人我並不在意，主要是逆賊李自成太荒淫腐敗了。這是用反話譏刺吳三桂。吳三桂迅速掃平李自成起義軍並佔領其根據地（黃巾是漢末農民起義軍，黑山是漢末農民軍根據地，在此代指李自成）。祭奠完崇禎和其父吳襄后再和陳圓圓見面（吳三桂全家38口人全被李自成殺死。陳圓圓暫時下落不明，不是吳三桂不想見）。接下去大段詩敘述吳三桂娶陳圓圓的經過。陳圓圓原是蘇州一個採蓮女，後來成為名妓，還入宮當過宮女。從宮裡出來成為貴戚家的歌妓，又被貴戚（崇禎帝田貴妃之父田弘遇）送給吳三桂。打敗李自成后，吳三桂找到陳圓圓，舉行了盛大的迎接儀式。以後陳圓圓伴隨吳三桂遠征雲南，直到吳三桂稱王稱帝，享盡榮華富貴。詩中說：

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

妻妾之類的事本不該和國家興亡的事攪到一起，可是吳三桂這位“英雄”偏把美人擺到第一位，不惜讓自己全家人被殺，使一個女人的名字留在歷史上。這幾句詩可謂諷刺入骨了。詩的最後借用吳王夫差沉湎酒色導致國破家亡的例子比喻吳三桂，譏刺他空做一場美夢，留下千古臭名。這首詩的內容也許不盡與史實相符，但詩是可以這樣作的。吳三桂先是背叛國家，后又背叛清朝，是千古罪人，應該受到唾罵。

繼吳偉業之後最著名的詩人是 王士禎。王士禎（公元1634一1711年），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官至刑部尚書。他的詩追求一種清新淡雅的風格，其七言絕句作得尤其好。我們看他一首《初春濟南作》：

山郡逢春復乍晴，陂〔bēi杯〕塘分出幾泉清。

郭邊萬戶皆臨水，雪后千峰半入城。

這是描寫泉城濟南的春色。陂塘即池塘。春天陰晴多變，此時突然放晴，陽光下的池塘里流出一股股清涼的泉水。濟南素有“家家泉水，戶戶垂楊”之稱。春雪過後城南千佛山的山影映入城中，無處不賞心悅目。再讀他《真州絕句》之一首：

江干多是釣人居，柳陌菱塘一帶疏。

好是日斜風定后，半江紅樹賣鱸魚。

真州即今江蘇儀征。江岸住的多是漁民，到處點綴著疏疏的柳樹和池塘。傍晚風平浪靜，在深秋的紅樹林中熱熱鬧鬧地在買賣鱸魚。這是漁米鄉的景緻，描繪得簡潔利落，寧靜中帶出活氣。王士禎還是一位詩歌理論家，他推崇唐詩，強調詩要清新明麗，語言含蓄，要有神韻。這就是有名的“神韻說”，有相當影響。

清初詩人還有號稱“南施北宋”的施閏章和宋琬，又有查慎行、趙執信等，他們雖不是當時的第一流詩人，可也相當著名。

清中葉（乾隆、嘉慶時代）是清王朝穩定發展的時期，學術上形成“乾嘉學派”，在考訂、整理古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小說創作上出現了偉大的小說《紅樓夢》。詩歌創作也有不小的成績，是詩人輩出的時代。

這裡應該提一筆乾隆皇帝，因為他喜歡到處題詩，所謂“乾隆遺風”大家都熟悉。他曾說“平生結習最於詩”，最推崇杜甫，是個熱烈的詩歌愛好者。晚年自稱平生賦詩四萬多首，僅就數量說，他可能是中國“第一”詩人。他的許多詩擺皇帝架子，無甚特色，因此文學史上從沒有人提到他。其實，他有一部分詩是寫得挺不錯的。我們從 他的《過蒙古諸部落》中選幾首讀一下。其一：

識路牛羊不用牽，下來群飲碧溪邊。

兒童騎馬尋亡牯，只在東溝西谷邊。

這是一幅黃昏牧歸圖，熟悉牧區生活的人都知道兒童騎馬尋牛是常事，並且憑經驗總能把牛找回來。其二：

小兒五歲會騎駝，乳餅為糧樂則那。

忽落輕莎翻得意，揶揄學父舞天魔。

小兒騎駱駝，嘴裡吃著乳餅，高興得不得了。有時偶爾掉下來落在軟草上，他就勢頑皮地學著父親跳起天魔舞（蒙古舞名）來。寫得活潑可愛，恰似一幅牧民風俗畫。其三：

獵罷歸來父子圍，露沾秋草鹿初肥。

折楊共炙傾渾脫，醉趁孤鴻馬上飛。

獵罷歸來，升起篝火烤鮮肥的鹿肉，拿出皮製酒囊（渾脫）盡情一醉，然後翻身上馬追逐孤鴻飛馳而去。這就把勇壯剽悍的蒙古民族性格和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活畫出來了。詩中散發出濃郁的草原氣息，這是那些文弱書生寫不出來的。

（公元1673—1769年）是乾隆年間影響較大的詩人。他字確士，號歸愚，蘇州人。他主張寫古詩要以漢魏為準，寫近體詩要以唐詩為準。他倡導“格調說”，即詩的內容要“溫柔敦厚”，作詩要講求格律、聲調。按他的標準，他曾編選過《古詩源》、《唐詩別裁》等幾部書，直到21世紀仍在印行。他在朝做官時和乾隆皇帝關係密切，是詩友。退休后，乾隆路過蘇州時還召見過他。沈德潛有些小詩寫得很新巧，如《過許州》：

到處陂塘決決流，垂楊百里罨〔yǎn掩〕平疇。

行人便覺鬚眉綠，一路蟬聲過許州。

許州即今河南許昌。這樣的夏景常見：池塘里流著清水（決決，流水聲），垂柳罨覆著平野。到處一片翠綠，滿眼都是生機，使人覺得彷彿鬍鬚眉毛都被染綠了，一路蟬聲伴你走過許州。這下聯想象新奇，不落陳套，令人覺得新鮮而又貼切。他的五絕《晚晴》也頗有新意：

雲開逗夕陽，水落穿淺土。

時見叱牛翁，一犁帶殘雨。

烏雲拉開空隙透出夕陽，仍有稀稀落落的雨點落在地上，可見是一場小雨。老農仍在喝牛耕田，犁鏵上仍帶著殘留的雨滴。這一首也是下聯寫得形象。沈德潛影響大的是他的詩說和他編的歷代詩別裁集，自己沒有特別有名的詩傳世。

提起 鄭板橋幾乎人人皆知，他以繪畫和書法聞名於世，其實他還是一名詩人。他名燮，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他從不標榜什麼派別，寫詩從不裝模作樣，有話就說，直抒胸臆，憎愛分明，人們很愛讀。我們先讀他一首題畫詩：

衙齋卧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

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這是他在山東濰縣做知縣時題在一幅畫上的詩。他出身貧苦，做官不忘民間疾苦，也是難能可貴的。他的另一首《題竹石畫》詩也被人們喜愛：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這是用勁竹頑強的生命力比喻人的頑強精神，既是勉勵世人，也是勉勵自己。他曾自稱“不仙不佛不聖賢，筆墨之外有主張”。他的畫怪，字怪，詩也別具一格，怪得可愛。

張問陶（1764—1814），字仲冶，號船山，清四川遂寧人，清初名相張鵬翮玄孫。乾隆五十三年（1788）舉人，五十五年（1790）三甲第55名進士。五十八年（1793），任翰林院檢討；嘉慶五年（1800），任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年（1805），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十四年（1809），擢吏部郎中；十五年（1810），出任山東萊州知府；十七年（1812），稱病辭官；嘉慶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病逝於蘇州，歸葬蜀中故里今蓬溪縣金橋鄉兩河口。張船山一生致力於詩書畫創作，著有《船山詩草》及《補遺》，共26卷。張船山是清代乾嘉詩壇大家，不單是清代蜀中詩冠，也是清代第一流的詩人和著名詩學理論家，為性靈派後期的主將和代表人物。胡傳淮所著《張問陶年譜》（2000年巴蜀書社出版）、《張問陶研究文集》（2009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對了解張問陶的生平事迹可資借鑒。

著名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劉揚忠在《張船山全國學術研討會綜述》中說：“張船山不單是西蜀詩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國詩人之冠，對他進行研究，繼承他的文學遺產，乃是全國學者的分內之事。”龍洲劍客在《煙波誰識舊船山》中說：“張船山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應當是不輸于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張問陶這樣一往情深地在詩歌 中傾吐自己最真誠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來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後只有郁達夫。”“‘江右三大家’中，從袁枚到趙翼、蔣士銓，無論在才氣還是詩歌的造詣上都未必一定勝過張問陶。”“就詩論詩，張問陶是絕對不輸於‘三家’的”；“張問陶在詩界中就象金庸武俠小說里獨立於正統門派之外時隱時現的絕頂高手，別人只能偶爾識得其蹤跡，卻少有人有耐心與誠心去探尋他的蹤影。清代四川遂寧人張問陶，是乾嘉時期性靈派的大詩人。他一生憂國憂民，風節高尚，又天賦很高，才華橫溢。從15歲至51歲謝世，寫詩5000首左右，今尚存3000餘首之多。同時代詩人們人譽之為“長安第一”，“青蓮再世”。性靈派首領袁枚譽之為“倚天拔地之才”。張氏在書法、繪畫方面也造詣頗深，深得大家稱許。”著名學者張永義在《感傷時代的人生幻滅——讀<船山詩草>》中說：“恰恰是黃仲則與張問陶（字仲冶，號船山）代表了清朝中葉的最高詩歌水準。正如同一時代的德語文學有歌德與海涅，如果18世紀封閉的國內文壇，失去了‘二仲’的痛飲高歌，那麼，我們的閱讀一定會顯得枯燥無味。”“我覺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張問陶，處境更艱難，他的內心所體會到的深層幻滅感比起我們這些200年後敲擊鍵盤的文人要更具體更疼痛，因為那是整個封建王朝的夕陽殘照，他把墨汁和膽汁混合，輕輕一抹，給那個感傷的時代畫上了蒼涼的休止符。”此乃不刊之論。

張船山與唐代李白（號青蓮）、宋代蘇軾（號東坡），號稱古代巴蜀詩歌史上最偉大的三位詩人。四川人民為了紀念他們，分別用他們的名號給其家鄉命名。李白故里命名為四川省江油市青蓮鎮；蘇軾故里命名為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張問陶故里命名為四川省遂寧市船山區。船山區是中國唯一一個以清代偉大詩人之名號命名的縣級行政區，這是整個清代詩人的光榮，更是張船山的光榮！因為，清代詩人多達十萬之眾，能享用其名號來命名縣級行政區的，唯有張船山一人而已。

袁枚、蔣士銓、趙翼並稱“乾隆三大家”，其中袁枚知名度最高。袁枚（公元1716—1797年），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年輕時中過進士，入過翰林，當過縣令，33歲便辭官歸家，終其一生都以詩文自娛，是個典型的文人。在沈德潛提倡格調說的同時，袁枚提倡“性靈說”。所謂性靈，就是真性情，真感受，或者說是“赤子之心”。他反對模仿，認為模仿的作品虛假，只有真實才有生命。他曾說：“蛟龍生氣盡，不如鼠橫行。”這些見解無疑是正確的，只是他沒有認識到豐富的生活閱歷的重要，使他的理論瘸了一條腿。他的七古《獨秀峰》寫得很有意味：

來龍去脈絕無有，突然一峰插南斗。

桂林山水奇八九，獨秀峰尤冠其首。

三百六級登其巔，一城煙水來眼前。

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傷焉?

前六句描摹獨秀峰的孤立狀態，平淡無奇，突然筆鋒一轉由山峰說到做人：為人正直有時可能會被孤立，這也同獨秀峰一樣，有獨秀之美，不必為此煩惱。由於有這最後兩句全詩就耐人尋味了。再看他的《馬嵬》詩之一首：

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

石壕村裡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

人們讀過白居易的《長恨歌》之後，都為唐明皇和楊貴妃的生離死別嘆惋不止。袁枚認為社會上像杜甫《石壕吏》所寫的那種家破人亡的悲劇無時無地不有，那要比李、楊的悲劇凄慘得多。這個翻案文章作得多好！詩人和一般人唱反調，一細想，這個反調唱得有理，啟人深思。袁枚的生活內容就是寫詩作文，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愛好由來下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

阿婆還似初笄女，頭未梳成不許看。

他作詩態度極為認真，到了老年仍像年輕女孩梳妝打扮一樣，自己未修改滿意之前從不示人。這是對讀者負責也是對自己負責。有人吹噓自己寫詩作文文不加點一稿成，表示自己文思敏捷，讀了袁枚這首詩應該感到慚愧。袁枚詩佳作不少，但沒有歷史上一流詩人那類大作，這是為什麼？他說：“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所謂“靈犀”，就是他說的“性靈”，或者說是靈感，這他不缺乏；但他缺乏生活——廣闊的社會生活，因而寫不出大作。他寫的《隨園詩話》有許多很好的見解，至今廣為流傳，相比之下他的詩作就遜色了。

和袁枚同時又有翁方綱提出新理論——“肌理說”。他所說的“肌理”，就是道理和文辭，也就是學問。這種主張導致後來形式主義詩風的發展。

比袁枚略晚些出現一位著名詩人黃景仁（公元1749—1783年）。他字仲則，江蘇武進人。家貧好學，懷才不遇，35歲便死去了。他的好些詩在其生前就廣被傳誦。如《癸巳除夕偶成》一詩至今仍常被人們引用：

千家笑語漏遲遲，憂患潛從物外知。

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

漏，是古代的計時器。除夕之夜，在千家萬戶歡聲笑語中時間慢慢逝去。詩人孤獨寂寞地一人站在市橋之上，仰望星空陷入沉思。他感到可見的現實之外，似乎醞釀著某種危機正在暗暗向社會襲來，而沉浸在節日歡樂中的人們尚未覺察。這首詩作於1773年，當時正是所謂“乾隆盛世”，過了這個“盛世”，清王朝就急劇走下坡路了。作者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居安思危，這正是我們文化傳統中可貴的“憂患意識”。

袁枚、趙翼、張問陶，並稱為“清代乾嘉性靈派三大家”。清代有“乾隆三大家”或曰“江右三大家”，是 指袁枚、蔣士銓、趙翼，於是有人把袁、蔣、趙都說成是性靈派的主要代表。其實蔣士銓雖然與袁、趙私交甚好，文學觀點亦不無相通之處，但是在思想要害問題上卻大不一致。錢鍾書曾指出：“袁、蔣、趙三家並稱，蔣與袁、趙議論風格大不相同，未許如劉士章之貼宅開門也。宜以張船山代之。”。如果要評性靈派三大家的話，那就是主將袁枚，副將趙翼，殿軍張問陶。性靈派主將袁枚與副將趙翼以及殿軍張問陶支撐起乾嘉時期隊伍龐大的性靈派，為使文學特別是詩歌創作回歸表現真情、個性的健康軌道，掃除模擬復古的風氣，發揚開闢新徑的創造精神，都作出了卓著貢獻。王英志《性靈派三大家簡論》（《廈門教育學院學報》2008年04期），對清代乾嘉時期性靈派三大家作了中肯評析。

果然如黃景仁預感的，巨大的憂患降臨到中國，從鴉片戰爭始中國陷入內憂外患之中。也正是在此時出現了傑出的思想家和詩人龔自珍。

（公元1792—1841年），字璱〔sè瑟〕人，號定盦〔ān安〕，浙江杭州人。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他就看清了官僚政治的腐朽，預感到危機的來臨，呼籲進行社會改革，寫了許多抨擊現實的著作，詩歌也是他批判現實的武器。他的《詠史》一詩向來被人稱道：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

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牢盆”是煮鹽的器具。牢盆狎客指鹽商即有錢人。“團扇”代指美人。團扇才人即專門吟詠淫辭艷賦的無聊文人。田橫是秦末起義英雄之一，劉邦統一中國后他以自殺拒絕降漢，其500名部下也隨他悲壯自殺。這首詩以悲憤的心情譴責社會的墮落。東南地方的人們整日過著奢侈淫靡的生活，上層社會的人們只知爭名奪利勾心鬥角。有錢人操縱社會，幫閑文人洋洋得意。人們談起“文字獄”都嚇得半死，不敢說真話；有人寫書著文也只是為了養家糊口。最後作者憤激地指問：像田橫及其部下那一類剛勇猛烈的中國人都哪裡去了？難道都爬上官位享受榮華富貴去了嗎？作者憂憤之情難以自抑，詩句鏗鏘有力，擲地有聲。

和龔自珍齊名的 魏源也是一位思想家和詩人，其憂國愛民的詩作同龔自珍近似。鴉片戰爭中的民族英雄林則徐也有許多好詩傳世。

鴉片戰爭之際，出現過許多愛國詩篇，如詩人張維屏的長詩《三元里》就寫得有聲有色，表現了鮮明的愛憎，熱情地歌頌了人民群眾的抗英鬥爭：

三元里前聲若雷，千眾萬眾同時來。

因義生憤憤生勇，鄉民合力強徒摧。

家室田廬須保衛，不待鼓聲群作氣。

婦女齊心亦健兒，犁鋤在手皆兵器。

鄉分遠近旗斑斕，什隊百隊沿溪山。

真把鄉民的義勇精神和壯大的氣勢活畫出來了。接下來寫英軍的狼狽狀態：

眾夷相視忽變色，黑旗死仗難生還。

夷兵所恃惟槍炮，人心合處天心到：

晴空驟雨忽傾盆，凶夷無所施其暴。

豈特火器無所施，夷足不慣行滑泥。

下者田塍〔chéng承〕苦躑躅，高者岡阜愁顛擠。

老天也來幫忙下起大雨，火藥淋濕，槍炮失靈，英軍死傷慘重，眼看就要被全殲。可是腐朽無能的清政府阻止三元里民眾進擊，網開一面，使殘餘的英軍得以逃遁，這使詩人無比憤慨。優秀詩人替人民說了話。

到19世紀後期，清王朝內外交困，社會危機進一步加深。隨著救亡運動的展開與發展，梁啟超等人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要求“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梁啟超語），也即以舊形式表達新思想，應該說這也是一種進步。也就在這時出現了傑出詩人黃遵憲。

（公元1848—1905年），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人。他是一名職業外交家，在東西各國居住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響，但他一直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並且是清末維新運動中的一員。他說：“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就是主張寫親身經歷，親身感受，說自己要說的話，不要去當古人的奴隸。他經歷多，“百年過半洲游四”，到過四大洲，見識深廣，思想解放，所以他的詩內容開闊，手法靈活，真正實現了他“我手寫我口”的主張。時移世易，人的思想也要隨著世事的變化而進步，他的《感懷》詩就反映了他的這種思想：

世儒誦詩書，往往矜爪嘴。

昂頭道皇古，抵掌說賓士。

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

中言今日亂，痛哭繼流涕。

摹寫車戰圖，胼胝〔piánzhī駢枝〕過百 紙。

手持井田譜，畫地期一試。

古人豈我欺，今昔奈勢異。

儒生不出門，勿論當世事。

識古貴知今，通情貴閱世。

卓哉千古賢，獨能救時弊。

賈生《治安策》，江統《徙戎議》。

當世的儒生們迂腐、固執、僵化、無知，他們誦讀古書僅是武裝嘴巴，裝點門面。他們動輒說古代如何如何，指手劃腳高談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開口就是夏商周三代，說百代以下只要效法三代就好了。說到今天的亂世，他們只會痛哭流涕。繼而大講古代車戰的經驗，累死累活寫出長長論文；或者研究古代的井田制，並要拿到今天實行。詩人說，古人並不是存心騙我們，只是今天和古代已完全不同，古人那套東西怎能用於今天？儒生們對當今世界懵〔měng猛〕然無知，就沒有資格評論當前世務。認識歷史是為了認識今天，要了解今天更重要的是去觀察世界。歷史上的卓越人才都是能解決當前的實際問題的，像漢代的賈誼寫《治安策》、晉代的江統寫《徙戎議》那樣。這些話在今天看來不算稀奇，但說在一百多年前，那是須有相當見識的。在他的《人境廬詩草》中，詩人還介紹了許多西方國家的歷史和現實知識，講到許多中國人聞所未聞的事物，開闊了當時人們的眼界。

和黃遵憲同時的一些著名的維新派人士，如 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也都有許多好詩留世；而當時以復古為趨向的“同光體”詩人卻沒有什麼傳世之作。

19、20世紀之交，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運動蓬勃興起，許多革命志士如 章太炎、秋瑾、鄒容、陳天華等都是才華橫溢的詩人，他們的錚錚作響的詩句將與他們的英名一樣永遠垂示後人。下面是秋瑾的一首《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戰爭地圖》：

萬里乘風去復來，隻身東海挾春雷。

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

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

她憂心如熾，奔走救國，這種感情宣洩出來就成為動人的好詩，讀過之後一位愛國女英雄的形象就矗立在我們眼前。

鄒容在1901年東渡日本之前也曾寫詩言志：

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

凄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

他寫過著名的《革命軍》一書，號召人們參加革命鬥爭，並把自己19歲的年輕生命獻給了革命。

以柳亞子等人為首，以同盟會員為主體的“南社”是一個著名的詩歌團體，其宗旨很明確，就是要以詩歌為武器參加推翻滿清的革命鬥爭，留下了許多優秀詩作。如南社重要成員蘇曼殊的《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

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煙水著浮身。

國民孤憤英雄淚，灑上鮫綃贈故人。

海天龍戰血玄黃，披髮長歌覽大荒。

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前一首以戰國末年反對秦始皇稱帝逃隱海上的魯仲連自比，表示抗清決心；后一首用《易經》“龍戰於野，其血玄黃”的意思比喻清末戰亂，對許多荊軻一樣的猛士為民族解放捐軀表示悼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