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經世文編

在同一人物的文集中，又以代言、奏疏、尺牘、雜文為序排列先後。其內容十分廣泛，諸如時政、禮儀、宗廟、職官、國史、兵餉、馬政、邊情、邊牆、軍務、海防、火器、貢市、災荒、農事、水利、漕運、則政、鹽法、刑法、錢法、鈔法、稅課、役法、科舉、宗室、彈劾、諫諍等均予收載。為“囊括典實，曉暢事情”，該書收錄的文集中閣臣的佔十分之五，督撫大臣的為十分之四，儒臣、言官的為佔十分之一。從而保存了許多今已不傳的史料。對研究明朝歷史有很高的價值。但該書篇幅浩繁，存在著選文重複，斷限不嚴，去取不當的缺點。尤其有關三案、東林黨以及農民起義的內容，大多未收。

編輯採用主編負責、集體選輯的方法。參與者多為復社、幾社成員，且多為松江望族。主編是雲間陳子龍、徐孚遠、宋征璧三人。

幾社明朝末，東南各地知識分子紛紛組織文社，講求制藝，議論朝政，聲勢最大的是蘇州以張溥、張采為首的復社。松江則有幾社的組織。幾社取義於絕學有再興之幾，和知幾其神的意義。幾社的主要成員同時也參加了復社。初創時有所謂幾社六子：徐孚遠、陳子龍、夏允彝、杜麐征、彭賓、李雯。宋征璧是後來參加的。初創於崇禎二年（1629年），以文會友，搞得很熱鬧。後來便和書坊合作，選刻時文，由徐孚遠主持編選，從崇禎五年到十四年，刻了幾社會義五集，會義很受要參加考試士子們的歡迎，參加幾社的人也越來越多，超過百人了。在選刻時文的基礎上，陳子龍等編輯《皇明經世文編》。

據宋征璧所撰凡例，編輯分擔任務，徐孚遠、陳子龍十居其七，宋征璧十居其二，此外李雯、彭賓、何剛等都曾參加商酌。以此，文編各卷都列有陳子龍、徐孚遠、宋征璧三人姓名，其餘一人則李雯、宋存標（宋征璧兄弟）等輪流列名。綜計全書，列名選輯的二十四人，列名參閱的一百四十二人。選輯的都是松江人，是負實際工作的；參閱的則是分散在各地的人，參加文集的搜集或校選工作的。

陳子龍（1608—1647年），字人中，又字卧子，軼符，號大樽。南京松江府華亭縣莘村人。出生於當地的豪紳之家。其先祖陳鉞在明代中期，倭寇沿海進犯，直到江南時，曾帶領家奴和佃夫二百餘人給倭寇以相當的打擊。

子龍的父親則是科舉出身，萬曆四十七年考取進士，天啟元年改刑部郎中，不久改工部郎中，這一年，他的父親去世，奔喪南歸。陳子龍父親的影響下，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父親的督促下學習《周禮》、《儀禮》、《禮記》、《史記》、《漢書》等，同時學做八股文，準備通過科舉進入仕途。

陳子龍擅長制藝（八股）文字，詩、古文、駢賦也寫得很好，同時擅長填詞，是明代著名詞人，對清代詞的發展有深遠影響。陳子龍年輕時就很出名，崇禎三年舉人，十年中進士。官紹興推官，任職期間多次平定地方暴亂，論功，升兵科給事中。清兵南下，子龍和太湖義兵相結，事敗被俘，投水自殺。

陳子龍詩、詞、文、賦兼工。詩歌方面，被譽為明代最後一位大詩人，朱東潤和施蟄存等人更是認為其詩歌代表明代詩歌最高成就；詞方面，陳子龍被公認為“明代第一詞人”，並對清代詞的復興造成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陳子龍策論散文別具一格，吳偉業認為其散文可媲美蘇軾、蘇轍兄弟（吳偉業《梅村詩話· 陳子龍》：“其四六跨徐、庾，論策視二蘇，詩特高華雄渾，睥睨一世。”），並非誇大；陳子龍駢賦深得戰國和漢代駢賦名家之妙，留存篇目雖少，但是精品卻不少，被一些人推許為“明代駢文第一”。陳子龍因為抗清而死，他的作品在死後一百多年一直是禁書，不能公開流傳出版，導致一些珍貴的明末別集刻本漸漸散佚甚至絕版，直到乾隆年間，乾隆表彰明代忠烈，陳子龍等26人獲得級別最高的“專謚”，謚號“忠裕”，他的作品才開始公開流傳，民間熱心人士和他的文學思想追隨者開始搜集刊刻他的全集。經過王昶等人的長年累月的努力，陳子龍生前所寫的各種體裁的作品，多數被收集在清嘉慶八年（1803）刊行的《陳忠裕公全集》中，另外一部分文章收錄於《安雅堂稿》。《安雅堂稿》是明末刻本，為陳子龍自選文集，王昶等人發現這個珍貴刻本時，《陳忠裕公全集》已經刊刻完成且將付印，因此只好不將《安雅堂稿》收入，因此《陳忠裕公全集》是“非足本”，並非真的“全集”。即使如此，《陳忠裕公全集》的出版仍然具有重大意義，他表明一代文學宗師的作品終於基本上被收齊出版。

徐孚遠（1599－1665），字闇公，徐階曾孫，崇禎十五年舉人。清兵破松江，孚遠從魯監國漂泊海島，有人說他後來到台灣依鄭成功，死在台灣。但也有人說他未久留於台灣，后再返廈門。永曆十七年（1663），清師攻陷金門、廈門，孚遠擬攜眷歸鄉而不果，遂滯留廣東饒平，兩年後病故於此。（關於徐孚遠晚年行蹤，包括是否曾入台灣，及去世之地點，都有不同說法。綜合各項數據，推測他應該曾來台灣，但停留時間不長；因此，最後病故的地點也不在台灣，而以廣東饒平之說較可信。由於留台的時間不長，相關詩作可清楚看出作於台灣者數量甚少。再者，台灣各種方誌有明末諸入台遺老小傳，但獨缺徐孚遠，這也是他留台時間甚短的旁證。參考陳乃干、陳洙《徐闇公先生年譜》的考證。）

李雯（1607-1647），字舒章，江南青浦（今上海）人。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佔領北京，李雯與父親正在京城，李雯父親被李自成軍隊拷掠而死，李雯無錢為其父買棺下葬，跪在路邊乞討，才獲得微薄銀兩為父親買到薄棺。繼而貧病交加而病倒，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投降李自成政權的前明官員龔鼎孳轉而投降清朝，並推薦李雯入清朝政府任職，李雯因父親尚未歸故土入葬外加性格軟弱，答應清朝的任命，被授官為內閣中書舍人。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南歸葬父，第二年在返京途中染病，回北京大約半年後不治而亡，時年四十一。

李雯擅長填詞，與陳子龍、宋征輿、宋征璧、夏完淳等人為早期雲間派骨幹。李雯也擅長詩歌，但是詩歌多擬古之作，成就不如其詞。

宋征璧（約1602～1672），原名存楠，字尚木，天啟七年舉人，后改名征璧，崇禎十六年進士。明亡，和弟征輿都投降了清朝。官潮州知府。有《三秋詞》。宋征璧是雲間詞派的重要成員之一。與雲間詞派盟主陳子龍的倡和影響較大。宋征璧早有詩名，在結識陳子龍前就已經匹馬入京師，與宛平王崇簡諸人互相倡和。天啟五年（1625年），宋征璧大約24歲，與當時17歲的陳子龍結交，頗受陳子龍推重。此後，宋征璧一直與陳子龍保持深厚的友誼，二者互相有相當多的贈詩，並在順治四年互相倡和填詞，對雲間詞派有很大影響。

字勒卣，茂源從子，與同里陳子龍、夏允彝齊名，為“雲間五子”之一。以太學生屢試不第，留滯南雍，未幾客死，年四十三卒。幾社同人中，朱灝最長，立勛次之。

雖然陳子龍在詞方面成就斐然，但是他一生中的絕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詩文和經世致用。陳子龍比較重視詩歌憂時托志的社會作用，認為“作詩不足以導揚盛美、刺譏當時，托物聯類而見其志，則雖工而余不好”。他認為詩歌創作必須是有感而發，決不能無病呻呤。“古人之詩也，不得已而作之；今人之詩也，得已而不已”。他雖然推崇前後七子的復古理論，尤其重視推崇秦漢文風的“后七子”，但同時他並不盲目模擬古人。一方面他認為“既生於古人之後，其體格之雄，音調之類，此前哲之所以備，無可獨造”，另一方面也認識到詩歌“色彩之有鮮萎，丰姿之有妍拙；寄寓之有淺深，此出致人工，各不相惜。”

在種詩學主張的指導下，他的詩歌除了少數模擬痕迹較嚴重的外，絕大部分都能夠直面現實有感而發。詩人對當時明王朝的腐敗極為不滿。《遼事八首》揭露了明軍面臨戰事。依舊“紅袖軍中歌舞遍”。詩人在《白靴校慰行》中無限悲憤地寫道“今日東方聲問斷，盈盈報目使人愁”。有力地抨擊了宦官竊弄權柄，誤國殃民。詩人對社會動亂下人民生活的困苦，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在《小車行》中描繪了災民“出門茫然”無以為生的凄慘景象。

正是由於作者思想中對現實社會的強烈的關注，使他不僅安居一隅，以詩文寄託一生，特別是作者生活在明末社會動蕩，國家社稷危機四起的時代，使他不能不參予國是，為國奔走。

他參加了張溥等人組織的復社，後來又同好友夏允彝等人組織幾社，革新文學的同時也希望能影響社會。

為了入仕，得到為國出力的機會，陳子龍還屢次參加科舉考試。崇禎三年，以第七十五名的成績通過鄉試，之後在崇禎三年，崇禎六年兩次參加進士考試，末考中。崇禎九年才終以三甲十八名的成績中了進士。被指定到廣東惠州擔任司法工作。當他到達瀛州時，得知繼母唐宜人去世的消息，於是請假回家治喪。回到松江后，陳子龍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決定編輯一些經世致用的書。通過研究歷史而找出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他們把當地一座達官貴人的別墅變成了編輯出版這些書籍的工作，開始了宏大而艱巨的工作。

首先著手編輯的便是這部五百零四卷的《皇明經世文編》。於崇禎十年二月開始編輯，同年十一月定稿。是一部從歷史實際出發，總結明朝兩百多年的統治經驗，企圖從中得出教訓，用以改變當前現實，經世致用的書。

這部五百多卷的大書，搜集了明代五百家的作品，全書範圍十分廣泛，包括兵餉、馬政、邊防、邊情、火器、貢市、番舶、災荒、農事、治沙、水利、海運、漕運、財政、鹽法、刑法、錢法、稅法、役沒、科舉等各個方面，都是有關治國的方針政策的實用之學。宋征璧所作的此書凡序，將選輯文章篇目的目的和原則說得十分清楚：“此書非名教所裨，即治亂悠關”，所收之皆為“學術淵深、足為世用，一稱立言之家，一為實用之准”。從這裡，我們已可以清楚看到陳子龍已經不是一位尋常文士了，他那些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議論早已不再提及了。他所期望的只是如何為那個動亂的時代服務。到這個時候，他更加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成為認識時代、決心為之出力的人了。

此書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例如宋濂的《渤泥入貢記》、商輅的《贈行人劉偕立使西南夷序》涉及到明代和南洋諸島的友好往來；吳桂芳的《議阻澳夷進貢疏》、龐尚鵬的《題為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事》，記述了澳門的情況及其被蒲都麗家（葡萄牙）佔領的經過；徐學聚的《報取回呂宋囚商疏》，說出了當時呂宋慘殺華人萬餘人的慘狀；餘子俊的《添設將官事》，宋懋澄的《東征紀略》，記載了明王朝與建州女真族之間的戰事；周忱的《與戶部諸公書》，指出蘇松戶口流亡的嚴重性，並以太倉為例，批評了當時的弊政；耿裕的《災異疏》記述了光祿寺的廚役原先就有六千三百八十名，後來又增添一千五百名，可見當時官僚機構的龐大和統治者的腐敗。這些史實，對研究的明代歷史有著重要的意義。書中錄存了《徐文定公集》六卷，特別受到後人的重視。徐光啟是明末第一位思想家，精通天文、歷算、火器、兵機、水利、農政等實用之學，也是中國最早介紹西方學術思想的人，在西文化交流方面有卓越的貢獻。

原因之一是因為書的主編陳子龍是一個抗清志士。明之後，一直在南方從事抗清活動。在太湖組織義軍，事敗后，投水自盡。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清朝統治者為了掩飾清代先祖同明朝的關係，把建州部族說成一個從來都是獨立的部族，從沒有臣服過明王朝，而大量禁毀明末清初的詩文。此書恰好收入了清朝統治者最不願為人所知的一些歷史文獻。例如王瓊的《王晉溪本兵敷奏為計處夷情以靖地方事》，揭露了建州左衛一些首領“做賊”的行徑；張學顏的《張心齋奏疏撫遼疏》和《申飭邊臣撫夷疏》，道出了建州領袖王台、王杲對明朝的不同態度；楊道賓的《揚宗伯奏疏海建二夷期違貢疏》和《海建夷貢補至南北部落未明遵例奏請乞賜詰問以折狂謀事》，說明了建州和海西兩部對明朝的朝貢制度、時間、人數和努爾哈赤的兵力情況。

熊廷弼的《敬陳戰守大略疏》、《上葉相公書》、《答友人書》，更具體地說出了李成梁如何設計殺努爾哈赤的祖父塔失，又封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努爾哈赤遠交近攻，日益強大的原委；姚希孟的《建夷授官始末》更是原原本本的闡述了建州和明朝的關係。所有這些真實的史實，揭穿了清統治者的謊言，當然地遭到了禁毀。此書卷帙繁重，當時印本就不多，再經過明末清初一次改朝換代的大動亂，后屢遭禁毀，流傳至今就成為稀有的珍本了。此書收集的文集在千數以上，有些文集已沒有傳本，只是通過此收的選錄才得以保存至今。

編輯時間在明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二月開始，十一月便編成，時間極為短促。在這年之前二十年中，后金崛起，明軍屢敗，民變四起，山東白蓮教徒，陝北李自成、張獻忠鬧得正凶。這部書編輯的時候，正是明朝內亂外患尖銳的時代。黃澍序：“南寇北奴，日益滋大。”是最好的說明。

當時商品經濟發達的城鎮，尤其是江南的城市社會，正是一片繁榮景象，逸樂文化是主流，講究食衣住行情色的高水平消費生活，奢靡享受，行樂縱慾，聲色犬馬。《陶庵夢憶》序：遭時太平，海內晏安，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秫粳，歲入緡以千計，以故鬥雞、臂鷹、六博、蹴踘、彈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為。張岱《自為墓誌銘》：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少為紈褲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美童；指時供人狎玩的美男子，或稱為男妓），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戲班”，好鼓吹“音樂”，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指虛擲光陰於閑茗棋戲之間；橘虐，今之圍棋也”，書蠹詩魔“痴愛詩書，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嫏嬛文集》卷五，光緒三年首刊本。）

當時的儒生、士大夫中大部分人對現實問題不關心，更談不上研究。黃澍（湖廣巡按御史）序說：乃文人柔弱，既已論卑氣塌，無當上旨，凡而呫哦誦記，自章句而外無聞焉。指出文人伊伊啞啞，除了章句之學以外，什麼也不懂。陳子龍序說：俗儒是古而非今，擷華而捨實。夫保殘守缺，則訓詁之文充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繪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苟能訪求其書者蓋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儒生是古非今，講形式不求實質，訓詁、詞藻，成天揣摩，至於當前現實問題，世務所急，卻從不用心，連是非得失也搞不清楚，結論是士無實學。至於作了官的士大夫呢，徐孚遠序說：今天下士大夫無不搜討緗素，琢磨文筆，而於本朝故實，罕所措心，以故掞藻則有餘，而應務則不足。語云：高論百王，不如憲章當代。”（憲章：效法）同樣是只講詞藻，不了解過去，也不了解現實。許譽卿序更慨嘆地說：予惟學士大夫平生窮經，一旦逢年，名利嬰情，入則問舍求田，出則養交持祿，其於經濟一途蔑如也。國家卒有緩急，安所恃哉！他們沒有做官以前，讀的是經書，和現實無關；中了科舉以後，在家搞房子買田地，做官搞好關係作巧宦，對於現實問題的解決，毫不關心：國家有事，怎麼能依靠這種人呢！與柳如是齊名的王修微（號草衣道人，明末廣陵詩妓）離開茅元儀之後，嫁給兵科給事中許譽卿（《三垣疏稿》）。

明代晚期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銳的時期，明王朝的統治，日益陷入嚴重的危機。但是，由於明朝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的錮蔽和腐蝕，以及王陽明（1472～1528）理學末流的影響，統治階級中的大多數知識分子，醉心利祿，或者空談心性，對現實問題漠不關心，甚至對探討現實問題採取鄙視的態度。這種風氣日益引起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有識之士的不滿。正是為了糾正這種風氣，尋求解決當時危機的出路，各種經世文類書紛紛出現，較為重要的有：馮琦的《經濟類編》、馮應京的《經濟應用編》、黃訓的《明臣經濟錄》、陳其愫的《明經濟文輯》、朱健和朱徽的《古今治平略》等。在這些經世文類書中，《明經世文編》是規模最大，也是最有影響的一種。

此書以人為綱，以年代先後為次，涉及的範圍頗為廣泛。與經濟有關的有理財、賦稅、農政、屯田、漕運、倉儲、水利、救荒、戶政、商稅、鹽課、茶課、錢幣、市舶、礦政等。這些論文對於時政的批評多能切中要害，而所提出的解決辦法，有的是因襲前人的陳說，有的則有一定的創見。

思想家們多堅持量入為出原則，強調撙節財用，認為理財之要，在開源節流。他們不贊同用搜刮民財的辦法來充實府庫，指出“在官之財不足固為可慮，然不若在民之財不足可慮之甚也。蓋民財不足事勢窮極，盜賊必起，此蓋宗社之憂”（何瑭：《民財空虛之弊議》），表現了對當時階級矛盾尖銳化的深切憂慮。

當時爭論得比較多的是賦稅制度。有的思想家主張以田定稅。正統年間周忱（1381～1453）即在蘇州、松江地方實行“一切差銀，不分有無役占，隨田徵收”。桂萼、龐占鵬都是這種稅制的擁護者。後來發展為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在全國推行。但王鏊、何瑭（1474～1543）、葛守禮、張棟等人則對此持批評態度。他們認為一律以田定稅，而不問資產多寡，“工商之家及放債居積者皆不及矣”（何瑭：《均徭私議》），其後果只會促使人民“務逐末而不務力田”（王鏊：《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思想家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強調力農為本。面對土地兼并嚴重的局面，有人主張復井田，認為“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方孝孺：《與友人論井田》）；有人認為井田已不可復，但對於少數人佔有大量土地的狀況又不可不予以適當限制；也有人認為“貧富有定分”，“各得其分願”就是“均”（王廷相：《與開封趙二守書》），反對抑制土地兼并。

為了振興屯田，思想家們都主張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給帖承種，並予緩徵租稅的優待。到明代後期，更有人主張遼東邊境地區的屯田，永不起種，以資鼓勵。因為“有田則不患無兵，有兵則不患無食，有兵食則不患無用”（葉春及：《修軍政》）。屯田是同保衛邊疆有關的一項重要經濟措施。

王宗沐、熊廷弼諸人皆主張海運。王宗沐更主張海運漕糧船隻許帶南貨，免抽其稅。如此，京師“百貨合湊，則物價稍寬，行戶亦寬，自成富盛”（《海洋詳考》），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

思想家們重視修常平，有的主張勸募富人入粟，以為糴本。

不少思想家對於傳統的重農抑商教條已有所動搖，“通商亦富國術”（倪岳：《會議》），“商困，則物騰貴，而民困矣”（《敬陳末議以備採擇以裨治安疏》）。他們要求減輕商稅，廢除掠奪商人的和買制度。

思想家們對鹽課的議論最多，值得注意的有這樣幾點：一、出鹽地方，不分民丁灶戶，皆許私煮。既已成鹽，具數稟報，量為定價，官以現錢收買。二、灶戶於正確之外，煎有餘鹽，量征十之二三，聽令自行發賣，或轉賣給小商販販賣，不予禁阻。三、灶丁所煮之鹽，繳納一定稅銀后，即聽其與商人從便貿易。四、商人給引，下場買鹽，官於要津照引而稅，即許其運往各行鹽地方發賣。這些意見表明，他們是主張放寬官府的控制，使鹽的生產和販賣具有更自由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性質。

思想家多主張鑄錢廢銀，以錢為通貨，但應鑄足值大錢。有的主張“令官開局而民鑄之”（楊成:《與譚二華大司馬書》）。有人提出一個獨特的幣制改革方案：以銀為上幣，錢為中幣，鈔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有的思想家主張盡量擴大錢的使用範圍，官吏俸祿、軍民租稅，“自官府下至市肆，通用制錢”（王家屏：《答李近台撫台論鑄錢》）。

至於水利、救荒、戶政、市舶、礦政等方面的論文，指斥時弊者較多，建設性的意見較少。還有一些綜合性論文，其涉及經濟問題的觀點，亦多見於上舉分類論文。

這部書的編輯出版，不僅對當時的文風、學風是一個挑戰，對稍後的黃宗羲、顧炎武等人講求經世實用之學，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

該書編成后即刻版印行，是為崇禎平露堂刊本。該書清時被列為禁書，流傳極少，且多缺卷缺頁。1962年，中華書局搜集整理后影印出版，吳晗為之作序，同時增加《作者姓名索引》、《分類目錄》兩個附錄，以便於檢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