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經世文編

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書籍

明人文集選編原名《皇明經世文編》,明陳子龍徐孚遠、宋徵璧等選輯。504卷,另有補遺4卷,總目10卷,姓氏爵里1卷,凡例1卷,列名選輯者24人,參閱142人。崇禎十一年 (1638年) 十一月成書。清代曾將其列為禁書。採錄明代各家文集中有關議論軍事、兵餉、形勢、時政、邊防、禮儀、宗廟、賦役、鹽法、彈劾、諫凈、刑法以及農事、海運、水利、科舉等多方面的奏疏和文章,尤以治亂、軍事方面的文論為主。

基本信息


在同一人物的文集中,又以代言、奏疏、尺牘、雜文為序排列先後。其內容十分廣泛,諸如時政、禮儀、宗廟、職官、國史、兵餉、馬政、邊情、邊牆、軍務、海防、火器、貢市、災荒、農事、水利、漕運、則政、鹽法、刑法、錢法、鈔法、稅課、役法、科舉、宗室、彈劾、諫諍等均予收載。為“囊括典實,曉暢事情”,該書收錄的文集中閣臣的佔十分之五,督撫大臣的為十分之四,儒臣言官的為佔十分之一。從而保存了許多今已不傳的史料。對研究明朝歷史有很高的價值。但該書篇幅浩繁,存在著選文重複,斷限不嚴,去取不當的缺點。尤其有關三案、東林黨以及農民起義的內容,大多未收。

編者簡介


編輯採用主編負責、集體選輯的方法。參與者多為復社幾社成員,且多為松江望族。主編是雲間陳子龍、徐孚遠、宋征璧三人。
幾社明朝末,東南各地知識分子紛紛組織文社,講求制藝,議論朝政,聲勢最大的是蘇州張溥張采為首的復社。松江則有幾社的組織。幾社取義於絕學有再興之幾,和知幾其神的意義。幾社的主要成員同時也參加了復社。初創時有所謂幾社六子:徐孚遠、陳子龍、夏允彝、杜麐征、彭賓、李雯。宋征璧是後來參加的。初創於崇禎二年(1629年),以文會友,搞得很熱鬧。後來便和書坊合作,選刻時文,由徐孚遠主持編選,從崇禎五年到十四年,刻了幾社會義五集,會義很受要參加考試士子們的歡迎,參加幾社的人也越來越多,超過百人了。在選刻時文的基礎上,陳子龍等編輯《皇明經世文編》。
據宋征璧所撰凡例,編輯分擔任務,徐孚遠、陳子龍十居其七,宋征璧十居其二,此外李雯、彭賓、何剛等都曾參加商酌。以此,文編各卷都列有陳子龍、徐孚遠、宋征璧三人姓名,其餘一人則李雯、宋存標(宋征璧兄弟)等輪流列名。綜計全書,列名選輯的二十四人,列名參閱的一百四十二人。選輯的都是松江人,是負實際工作的;參閱的則是分散在各地的人,參加文集的搜集或校選工作的。

陳子龍

陳子龍(1608—1647年),字人中,又字卧子,軼符,號大樽。南京松江府華亭縣莘村人。出生於當地的豪紳之家。其先祖陳鉞在明代中期,倭寇沿海進犯,直到江南時,曾帶領家奴和佃夫二百餘人給倭寇以相當的打擊。
子龍的父親則是科舉出身,萬曆四十七年考取進士,天啟元年改刑部郎中,不久改工部郎中,這一年,他的父親去世,奔喪南歸。陳子龍父親的影響下,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父親的督促下學習《周禮》、《儀禮》、《禮記》、《史記》、《漢書》等,同時學做八股文,準備通過科舉進入仕途。
陳子龍擅長制藝(八股)文字,詩、古文、駢賦也寫得很好,同時擅長填詞,是明代著名詞人,對清代詞的發展有深遠影響。陳子龍年輕時就很出名,崇禎三年舉人,十年中進士。官紹興推官,任職期間多次平定地方暴亂,論功,升兵科給事中。清兵南下,子龍和太湖義兵相結,事敗被俘,投水自殺。
陳子龍詩、詞、文、賦兼工。詩歌方面,被譽為明代最後一位大詩人,朱東潤施蟄存等人更是認為其詩歌代表明代詩歌最高成就;詞方面,陳子龍被公認為“明代第一詞人”,並對清代詞的復興造成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陳子龍策論散文別具一格,吳偉業認為其散文可媲美蘇軾蘇轍兄弟(吳偉業《梅村詩話· 陳子龍》:“其四六跨徐、庾,論策視二蘇,詩特高華雄渾,睥睨一世。”),並非誇大;陳子龍駢賦深得戰國漢代駢賦名家之妙,留存篇目雖少,但是精品卻不少,被一些人推許為“明代駢文第一”。陳子龍因為抗清而死,他的作品在死後一百多年一直是禁書,不能公開流傳出版,導致一些珍貴的明末別集刻本漸漸散佚甚至絕版,直到乾隆年間乾隆表彰明代忠烈,陳子龍等26人獲得級別最高的“專謚”,謚號“忠裕”,他的作品才開始公開流傳,民間熱心人士和他的文學思想追隨者開始搜集刊刻他的全集。經過王昶等人的長年累月的努力,陳子龍生前所寫的各種體裁的作品,多數被收集在清嘉慶八年(1803)刊行的《陳忠裕公全集》中,另外一部分文章收錄於《安雅堂稿》。《安雅堂稿》是明末刻本,為陳子龍自選文集,王昶等人發現這個珍貴刻本時,《陳忠裕公全集》已經刊刻完成且將付印,因此只好不將《安雅堂稿》收入,因此《陳忠裕公全集》是“非足本”,並非真的“全集”。即使如此,《陳忠裕公全集》的出版仍然具有重大意義,他表明一代文學宗師的作品終於基本上被收齊出版。

徐孚遠

徐孚遠(1599-1665),字闇公,徐階曾孫,崇禎十五年舉人。清兵破松江,孚遠從魯監國漂泊海島,有人說他後來到台灣依鄭成功,死在台灣。但也有人說他未久留於台灣,后再返廈門永曆十七年(1663),清師攻陷金門、廈門,孚遠擬攜眷歸鄉而不果,遂滯留廣東饒平,兩年後病故於此。(關於徐孚遠晚年行蹤,包括是否曾入台灣,及去世之地點,都有不同說法。綜合各項數據,推測他應該曾來台灣,但停留時間不長;因此,最後病故的地點也不在台灣,而以廣東饒平之說較可信。由於留台的時間不長,相關詩作可清楚看出作於台灣者數量甚少。再者,台灣各種方誌有明末諸入台遺老小傳,但獨缺徐孚遠,這也是他留台時間甚短的旁證。參考陳乃干、陳洙《徐闇公先生年譜》的考證。)

李雯

李雯(1607-1647),字舒章,江南青浦(今上海)人。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佔領北京,李雯與父親正在京城,李雯父親被李自成軍隊拷掠而死,李雯無錢為其父買棺下葬,跪在路邊乞討,才獲得微薄銀兩為父親買到薄棺。繼而貧病交加而病倒,吳三桂清軍入關,投降李自成政權的前明官員龔鼎孳轉而投降清朝,並推薦李雯入清朝政府任職,李雯因父親尚未歸故土入葬外加性格軟弱,答應清朝的任命,被授官為內閣中書舍人。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南歸葬父,第二年在返京途中染病,回北京大約半年後不治而亡,時年四十一。
李雯擅長填詞,與陳子龍、宋征輿、宋征璧、夏完淳等人為早期雲間派骨幹。李雯也擅長詩歌,但是詩歌多擬古之作,成就不如其詞。

宋征璧

宋征璧(約1602~1672),原名存楠,字尚木,天啟七年舉人,后改名征璧,崇禎十六年進士。明亡,和弟征輿都投降了清朝。官潮州知府。有《三秋詞》。宋征璧是雲間詞派的重要成員之一。與雲間詞派盟主陳子龍的倡和影響較大。宋征璧早有詩名,在結識陳子龍前就已經匹馬入京師,與宛平王崇簡諸人互相倡和。天啟五年(1625年),宋征璧大約24歲,與當時17歲的陳子龍結交,頗受陳子龍推重。此後,宋征璧一直與陳子龍保持深厚的友誼,二者互相有相當多的贈詩,並在順治四年互相倡和填詞,對雲間詞派有很大影響。

周立勛

字勒卣,茂源從子,與同里陳子龍、夏允彝齊名,為“雲間五子”之一。以太學生屢試不第,留滯南雍,未幾客死,年四十三卒。幾社同人中,朱灝最長,立勛次之。

編輯背景


雖然陳子龍在詞方面成就斐然,但是他一生中的絕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詩文和經世致用。陳子龍比較重視詩歌憂時托志的社會作用,認為“作詩不足以導揚盛美、刺譏當時,托物聯類而見其志,則雖工而余不好”。他認為詩歌創作必須是有感而發,決不能無病呻呤。“古人之詩也,不得已而作之;今人之詩也,得已而不已”。他雖然推崇前後七子的復古理論,尤其重視推崇秦漢文風的“后七子”,但同時他並不盲目模擬古人。一方面他認為“既生於古人之後,其體格之雄,音調之類,此前哲之所以備,無可獨造”,另一方面也認識到詩歌“色彩之有鮮萎,丰姿之有妍拙;寄寓之有淺深,此出致人工,各不相惜。”
在種詩學主張的指導下,他的詩歌除了少數模擬痕迹較嚴重的外,絕大部分都能夠直面現實有感而發。詩人對當時明王朝的腐敗極為不滿。《遼事八首》揭露了明軍面臨戰事。依舊“紅袖軍中歌舞遍”。詩人在《白靴校慰行》中無限悲憤地寫道“今日東方聲問斷,盈盈報目使人愁”。有力地抨擊了宦官竊弄權柄,誤國殃民。詩人對社會動亂下人民生活的困苦,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在《小車行》中描繪了災民“出門茫然”無以為生的凄慘景象。
正是由於作者思想中對現實社會的強烈的關注,使他不僅安居一隅,以詩文寄託一生,特別是作者生活在明末社會動蕩,國家社稷危機四起的時代,使他不能不參予國是,為國奔走。
他參加了張溥等人組織的復社,後來又同好友夏允彝等人組織幾社,革新文學的同時也希望能影響社會。
為了入仕,得到為國出力的機會,陳子龍還屢次參加科舉考試。崇禎三年,以第七十五名的成績通過鄉試,之後在崇禎三年,崇禎六年兩次參加進士考試,末考中。崇禎九年才終以三甲十八名的成績中了進士。被指定到廣東惠州擔任司法工作。當他到達瀛州時,得知繼母唐宜人去世的消息,於是請假回家治喪。回到松江后,陳子龍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決定編輯一些經世致用的書。通過研究歷史而找出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他們把當地一座達官貴人的別墅變成了編輯出版這些書籍的工作,開始了宏大而艱巨的工作。
首先著手編輯的便是這部五百零四卷的《皇明經世文編》。於崇禎十年二月開始編輯,同年十一月定稿。是一部從歷史實際出發,總結明朝兩百多年的統治經驗,企圖從中得出教訓,用以改變當前現實,經世致用的書。
這部五百多卷的大書,搜集了明代五百家的作品,全書範圍十分廣泛,包括兵餉、馬政、邊防、邊情、火器、貢市、番舶、災荒、農事、治沙、水利、海運、漕運、財政、鹽法、刑法、錢法、稅法、役沒、科舉等各個方面,都是有關治國的方針政策的實用之學。宋征璧所作的此書凡序,將選輯文章篇目的目的和原則說得十分清楚:“此書非名教所裨,即治亂悠關”,所收之皆為“學術淵深、足為世用,一稱立言之家,一為實用之准”。從這裡,我們已可以清楚看到陳子龍已經不是一位尋常文士了,他那些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議論早已不再提及了。他所期望的只是如何為那個動亂的時代服務。到這個時候,他更加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成為認識時代、決心為之出力的人了。

歷史價值


此書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例如宋濂的《渤泥入貢記》、商輅的《贈行人劉偕立使西南夷序》涉及到明代和南洋諸島的友好往來;吳桂芳的《議阻澳夷進貢疏》、龐尚鵬的《題為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事》,記述了澳門的情況及其被蒲都麗家(葡萄牙)佔領的經過;徐學聚的《報取回呂宋囚商疏》,說出了當時呂宋慘殺華人萬餘人的慘狀;餘子俊的《添設將官事》,宋懋澄的《東征紀略》,記載了明王朝與建州女真族之間的戰事;周忱的《與戶部諸公書》,指出蘇松戶口流亡的嚴重性,並以太倉為例,批評了當時的弊政耿裕的《災異疏》記述了光祿寺的廚役原先就有六千三百八十名,後來又增添一千五百名,可見當時官僚機構的龐大和統治者的腐敗。這些史實,對研究的明代歷史有著重要的意義。書中錄存了《徐文定公集》六卷,特別受到後人的重視。徐光啟是明末第一位思想家,精通天文、歷算、火器、兵機、水利、農政等實用之學,也是中國最早介紹西方學術思想的人,在西文化交流方面有卓越的貢獻。

清代列為禁書


原因之一是因為書的主編陳子龍是一個抗清志士。明之後,一直在南方從事抗清活動。在太湖組織義軍,事敗后,投水自盡。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清朝統治者為了掩飾清代先祖同明朝的關係,把建州部族說成一個從來都是獨立的部族,從沒有臣服過明王朝,而大量禁毀明末清初的詩文。此書恰好收入了清朝統治者最不願為人所知的一些歷史文獻。例如王瓊的《王晉溪本兵敷奏為計處夷情以靖地方事》,揭露了建州左衛一些首領“做賊”的行徑;張學顏的《張心齋奏疏撫遼疏》和《申飭邊臣撫夷疏》,道出了建州領袖王台、王杲對明朝的不同態度;楊道賓的《揚宗伯奏疏海建二夷期違貢疏》和《海建夷貢補至南北部落未明遵例奏請乞賜詰問以折狂謀事》,說明了建州和海西兩部對明朝的朝貢制度、時間、人數和努爾哈赤的兵力情況。
熊廷弼的《敬陳戰守大略疏》、《上葉相公書》、《答友人書》,更具體地說出了李成梁如何設計殺努爾哈赤的祖父塔失,又封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努爾哈赤遠交近攻,日益強大的原委;姚希孟的《建夷授官始末》更是原原本本的闡述了建州和明朝的關係。所有這些真實的史實,揭穿了清統治者的謊言,當然地遭到了禁毀。此書卷帙繁重,當時印本就不多,再經過明末清初一次改朝換代的大動亂,后屢遭禁毀,流傳至今就成為稀有的珍本了。此書收集的文集在千數以上,有些文集已沒有傳本,只是通過此收的選錄才得以保存至今。

成書時代及士風


編輯時間在明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二月開始,十一月便編成,時間極為短促。在這年之前二十年中,后金崛起,明軍屢敗,民變四起,山東白蓮教徒,陝北李自成、張獻忠鬧得正凶。這部書編輯的時候,正是明朝內亂外患尖銳的時代。黃澍序:“南寇北奴,日益滋大。”是最好的說明。
當時商品經濟發達的城鎮,尤其是江南的城市社會,正是一片繁榮景象,逸樂文化是主流,講究食衣住行情色的高水平消費生活,奢靡享受,行樂縱慾,聲色犬馬。《陶庵夢憶》序:遭時太平,海內晏安,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秫粳,歲入緡以千計,以故鬥雞臂鷹、六博、蹴踘、彈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為。張岱《自為墓誌銘》: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少為紈褲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美童;指時供人狎玩的美男子,或稱為男妓),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戲班”,好鼓吹“音樂”,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指虛擲光陰於閑茗棋戲之間;橘虐,今之圍棋也”,書蠹詩魔“痴愛詩書,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嫏嬛文集》卷五,光緒三年首刊本。)
當時的儒生、士大夫中大部分人對現實問題不關心,更談不上研究。黃澍湖廣巡按御史)序說:乃文人柔弱,既已論卑氣塌,無當上旨,凡而呫哦誦記,自章句而外無聞焉。指出文人伊伊啞啞,除了章句之學以外,什麼也不懂。陳子龍序說:俗儒是古而非今,擷華而捨實。夫保殘守缺,則訓詁之文充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繪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苟能訪求其書者蓋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儒生是古非今,講形式不求實質,訓詁、詞藻,成天揣摩,至於當前現實問題,世務所急,卻從不用心,連是非得失也搞不清楚,結論是士無實學。至於作了官的士大夫呢,徐孚遠序說:今天下士大夫無不搜討緗素,琢磨文筆,而於本朝故實,罕所措心,以故掞藻則有餘,而應務則不足。語云:高論百王,不如憲章當代。”(憲章:效法)同樣是只講詞藻,不了解過去,也不了解現實。許譽卿序更慨嘆地說:予惟學士大夫平生窮經,一旦逢年,名利嬰情,入則問舍求田,出則養交持祿,其於經濟一途蔑如也。國家卒有緩急,安所恃哉!他們沒有做官以前,讀的是經書,和現實無關;中了科舉以後,在家搞房子買田地,做官搞好關係作巧宦,對於現實問題的解決,毫不關心:國家有事,怎麼能依靠這種人呢!與柳如是齊名的王修微(號草衣道人,明末廣陵詩妓)離開茅元儀之後,嫁給兵科給事中許譽卿(《三垣疏稿》)。

主要內容


明代晚期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銳的時期,明王朝的統治,日益陷入嚴重的危機。但是,由於明朝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的錮蔽和腐蝕,以及王陽明(1472~1528)理學末流的影響,統治階級中的大多數知識分子,醉心利祿,或者空談心性,對現實問題漠不關心,甚至對探討現實問題採取鄙視的態度。這種風氣日益引起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有識之士的不滿。正是為了糾正這種風氣,尋求解決當時危機的出路,各種經世文類書紛紛出現,較為重要的有:馮琦的《經濟類編》、馮應京的《經濟應用編》、黃訓的《明臣經濟錄》、陳其愫的《明經濟文輯》、朱健和朱徽的《古今治平略》等。在這些經世文類書中,《明經世文編》是規模最大,也是最有影響的一種。
此書以人為綱,以年代先後為次,涉及的範圍頗為廣泛。與經濟有關的有理財、賦稅、農政、屯田、漕運、倉儲、水利、救荒、戶政、商稅鹽課茶課、錢幣、市舶、礦政等。這些論文對於時政的批評多能切中要害,而所提出的解決辦法,有的是因襲前人的陳說,有的則有一定的創見。

理財

思想家們多堅持量入為出原則,強調撙節財用,認為理財之要,在開源節流。他們不贊同用搜刮民財的辦法來充實府庫,指出“在官之財不足固為可慮,然不若在民之財不足可慮之甚也。蓋民財不足事勢窮極,盜賊必起,此蓋宗社之憂”(何瑭:《民財空虛之弊議》),表現了對當時階級矛盾尖銳化的深切憂慮。

賦稅

當時爭論得比較多的是賦稅制度。有的思想家主張以田定稅。正統年間周忱(1381~1453)即在蘇州、松江地方實行“一切差銀,不分有無役占,隨田徵收”。桂萼、龐占鵬都是這種稅制的擁護者。後來發展為張居正一條鞭法,在全國推行。但王鏊、何瑭(1474~1543)、葛守禮、張棟等人則對此持批評態度。他們認為一律以田定稅,而不問資產多寡,“工商之家及放債居積者皆不及矣”(何瑭:《均徭私議》),其後果只會促使人民“務逐末而不務力田”(王鏊:《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農政

思想家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強調力農為本。面對土地兼并嚴重的局面,有人主張復井田,認為“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方孝孺:《與友人論井田》);有人認為井田已不可復,但對於少數人佔有大量土地的狀況又不可不予以適當限制;也有人認為“貧富有定分”,“各得其分願”就是“均”(王廷相:《與開封趙二守書》),反對抑制土地兼并

屯田

為了振興屯田,思想家們都主張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給帖承種,並予緩徵租稅的優待。到明代後期,更有人主張遼東邊境地區的屯田,永不起種,以資鼓勵。因為“有田則不患無兵,有兵則不患無食,有兵食則不患無用”(葉春及:《修軍政》)。屯田是同保衛邊疆有關的一項重要經濟措施。

漕運

王宗沐、熊廷弼諸人皆主張海運。王宗沐更主張海運漕糧船隻許帶南貨,免抽其稅。如此,京師“百貨合湊,則物價稍寬,行戶亦寬,自成富盛”(《海洋詳考》),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

倉儲

思想家們重視修常平,有的主張勸募富人入粟,以為糴本。

商稅

不少思想家對於傳統的重農抑商教條已有所動搖,“通商亦富國術”(倪岳:《會議》),“商困,則物騰貴,而民困矣”(《敬陳末議以備採擇以裨治安疏》)。他們要求減輕商稅,廢除掠奪商人的和買制度。

鹽課

思想家們對鹽課的議論最多,值得注意的有這樣幾點:一、出鹽地方,不分民丁灶戶,皆許私煮。既已成鹽,具數稟報,量為定價,官以現錢收買。二、灶戶於正確之外,煎有餘鹽,量征十之二三,聽令自行發賣,或轉賣給小商販販賣,不予禁阻。三、灶丁所煮之鹽,繳納一定稅銀后,即聽其與商人從便貿易。四、商人給引,下場買鹽,官於要津照引而稅,即許其運往各行鹽地方發賣。這些意見表明,他們是主張放寬官府的控制,使鹽的生產和販賣具有更自由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性質。

錢幣

思想家多主張鑄錢廢銀,以錢為通貨,但應鑄足值大錢。有的主張“令官開局而民鑄之”(楊成:《與譚二華大司馬書》)。有人提出一個獨特的幣制改革方案:以銀為上幣,錢為中幣,鈔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有的思想家主張盡量擴大錢的使用範圍,官吏俸祿、軍民租稅,“自官府下至市肆,通用制錢”(王家屏:《答李近台撫台論鑄錢》)。
至於水利、救荒、戶政、市舶、礦政等方面的論文,指斥時弊者較多,建設性的意見較少。還有一些綜合性論文,其涉及經濟問題的觀點,亦多見於上舉分類論文。
這部書的編輯出版,不僅對當時的文風、學風是一個挑戰,對稍後的黃宗羲顧炎武等人講求經世實用之學,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

流傳版本


該書編成后即刻版印行,是為崇禎平露堂刊本。該書清時被列為禁書,流傳極少,且多缺卷缺頁。1962年,中華書局搜集整理后影印出版,吳晗為之作序,同時增加《作者姓名索引》、《分類目錄》兩個附錄,以便於檢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