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9年

年號

1579年,1570年代。傳統紀年:明神宗萬曆七年;日本正親町天皇天正七年。己卯年(兔年)。

朝代及皇帝


年份:1579年
神宗朱翊鈞1572—1619年在位48年
大明神宗顯皇帝朱翊鈞(公元1563-1620年),明穆宗朱載垕皇三子。穆宗病故後繼位,在位48年,病崩,終年58歲,葬於定陵(今北京市十三陵)。
大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生於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生母李氏本是宮中一宮女,后被當時還是裕王的朱載垕看中,大明隆慶元年(1567年)被冊封為貴妃。
明神宗朱翊鈞自幼就聰慧過人,讀經史則過目不忘,6歲時,他見明穆宗在宮內騎馬賓士,便上前擋道諫阻說:“父王為天下之主,單身匹馬的在宮中賓士,倘若有一個疏忽,那可不得了。”穆宗皇帝聽后深受感動,當即下馬,冊立他為皇太子,自此更加喜愛這個皇子了。
大明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病逝於乾清宮,六月初十日,年僅十歲的朱翊鈞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年號為“萬曆”,是為大明神宗皇帝。
大明穆宗皇帝去世時,為神宗皇帝留下了非常好的底子,朝中賢臣當國。大學士張居正高拱高儀都是正直之士,極善謀略。內宮安定祥和,穆宗正宮陳皇后與神宗生母李太后相處十分融洽,權傾朝廷內外的太監馮保也是賢明之臣,他是張居正的主要支持者。
大明萬曆元年(1573)至萬曆十年(1582),是明神宗人生的輝煌時期。在此期間,他任用張居正為內閣首輔,進行變法改革。張居正首先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裁撤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政。進而又向經濟方面推廣,他通過清丈全國土地,抑制豪強地主,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民負擔。在軍事上,加強武備整飭,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總理薊、昌、保三鎮,使邊境晏然。一系列的措施緩和了社會矛盾,挽救了財政危機。使得大明萬曆年間的前十年,政治清明,經濟飛速發展,使瀕於走下坡路的大明王朝獲得了中興和繁榮。
明神宗不僅對張居正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張居正非常注重對小皇帝的教育,親自指導萬曆皇帝讀書,為他安排周詳的課程,選拔有素養的大臣主持教學。小皇帝也與他建立了深厚的師生之情。冬天上課的時候,神宗總是囑咐太監將厚厚的毛毯放在張居正的腳下,以免凍著他的腳,張居正生病後,神宗更是親自為他熬藥,張居正為了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事必躬親,霄旰瀝膽,將一個大明王朝治理的井井有條。
明神宗從思想到行動上,全力支持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新政。但是自明萬曆十年,一代首輔張居正去世之後,張居正的改革措施不能有效繼承下去。
隨著年齡的增長,神宗皇帝對昔日威柄震主的張居正日益不滿,張居正變法期間失勢的守舊派大臣乘機反撲,彈劾張居正和他的支持者馮寶,加上馮、張二人以前對明神宗約束過嚴,使神宗此時反感驟升。大明萬曆十年十二月,神宗以馮保欺君蠹國之罪,免其東廠提督之職,抄沒其家產,隨之將張居正重用的人統統罷免,同時為從前反對張居正的人一一恢複名譽或官職。不久后又詔奪了張居正所封官職,謚號。
從此以後,明神宗彷彿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昔日少年天子的氣派與風采,已經不復存在。大明萬曆十九年(1591年),僅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的瓷器就達23萬多件。大明萬曆二十年(1592)二月,寧夏副總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同時西南又發生播州楊應龍叛亂。明神宗下旨三路出征,史稱“萬曆三大征”。三征歷時十餘年獲得了全勝,但卻喪師數十萬,耗銀千萬兩,造成國庫空虛,明王朝自此元氣大傷。
就在明神宗隱居深宮,怠於臨政,把諸事拋於內閣之際,東北的后金卻迅速崛起。滿洲建州左衛指揮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以30年時間統一了滿洲女真各部落,並於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權,形成了與明王朝相對立的地方政權。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向明王朝發動進攻。自此明朝遼東的形勢也隨之每況愈下。明神宗為了應付遼東戰事的軍費,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加派非但無濟於事,反而使民不聊生,階級矛盾激化,明王朝告亡的危機已然形成,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緒低落,愁眉不展。
明神宗晚年又出現了國本之爭,先前一宮女為神宗生下了皇長子朱常洛,後來明神宗的寵妃鄭貴妃又為其生下了朱常洵。神宗皇帝在鄭貴妃的慫恿下,總想藉機立朱常洵為皇太子,卻遭到了朝中眾臣(主要是東林黨人)的極力反對,當時太子又叫國本,因此,皇帝與大臣間的這次鬥爭又稱為國本之爭。國本之爭是繼嘉靖朝“大議禮之爭”后的又一次大規模的皇帝與大臣的衝突,不過這次的勝利者是眾大臣,最終皇長子朱常洛當上了皇太子,而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則被封為福王(后被李自成農民軍所殺害)。使東林黨人和福王系之間有了間隙,為日後留下了一絲禍患。(詳見南明弘光帝
大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走完了他矛盾的一生。在他的繼位的前十年奮發圖強,在內閣首輔張居正的輔佐下,使明王朝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在江南地區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把朝政交給內閣處理( 注:明朝的內閣制英國早近200年 )。從這一點上說,他絕不是一個庸人之輩。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
大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染病,他支撐著登殿召見英國公張維賢等人,叮囑他們用心輔佐皇太子朱常洛。八月丙申日病逝,大明萬曆皇帝去世,葬北京昌平定陵。謚"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

大事記


1)1579年,古俄羅斯攻佔西伯利亞汗國
1)蒙語稱“伊克召”意為“大廟”。位於呼和浩特市玉泉區大召前街。是由明代蒙古土默特部落的首領阿拉坦汗於明萬曆七年(1579年)主持創建的。
3)威廉·莎士比亞完成《羅密歐與朱麗葉》,此劇充分體現了作者早期的人文主義思想。
1579年
1579年
4)9月26日,德雷克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普次茅斯港,再次成為了“民眾的英雄”,這次航行是繼麥哲倫之後的第二次環球航行,但德雷克卻是第一個自始至終指揮環球航行的船長。

出生


八條宮智仁親王(天正7年正月初八(1579年2月3日)-寬永6年四月初七(1629年5月29日)),為日本江戶時代前期的皇族,八條宮(桂宮)第1代,正親町天皇之皇子誠仁親王的第六皇子。生母是勸修寺晴右之女新上東門院(藤原晴子)。幼稱六宮、胡佐麿、一般稱八條的皇子。兄長為織田信長的養子五宮邦慶親王。
李天經(1579年-1659年)字仁常,一字性參,又字長德,趙州(今河北)人。是天主教徒,被稱為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生於萬曆七年(1579年),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成進士。崇禎五年(1632年)入歷局,至翌年(1633年)徐光啟卒後主持歷局,並承徐光啟遺願完成《崇禎曆書》137卷,還主持翻譯了《坤輿格致》4卷。崇禎十一年(1638年)升為光祿寺正卿,直至明末寇亂四起,他才告老還鄉。
毛文龍(1579年—1629年),字鎮南,明朝武將。浙江仁和人(今浙江省杭州)。
春日局(1579年-1643年10月26日),本名齋藤福,父親是明智光秀的家臣齋藤利三,母親是稻葉通明之女。後來成為江戶幕府三代將軍德川家光的乳母,奉命前往皇宮覲見后水尾天皇,得到天皇賜號“春日局”。
錢龍錫(1579年-1645年),字稚文,號機山,松江華亭人,明末大臣。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屢遷少詹事。天啟四年(1624年)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因忤魏忠賢,削籍。崇禎即位后以抽籤方式選任閣員,龍錫第一個被抽中,依次為李標來宗道楊景辰。崇禎二年(1629年)袁崇煥與錢龍錫談到平遼事宜,認為毛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后袁斬毛文龍於皮島。毛文龍死後,清兵入寇,龍錫被御史高捷彈劾,引疾,遂放歸。

逝世


俞大猷(1503年—1579年),明代抗倭名將,字志輔,又字遜堯,號虛江晉江(今福建泉州)人。軍事家、武術家、詩人、民族英雄。
俞大猷一生幾乎都在與倭寇作戰,戰功顯赫,他所率領的“俞家軍”甚至能將敵人嚇退,與戚繼光並稱為“俞龍戚虎”,掃平了為患多年的倭寇以及趁機作亂的偽倭寇。俞大猷雖然戰功累累,卻經常被彈劾而遭到免官,甚至多次被他人冒領軍功,但俞大猷卻從來不會計較,仍舊全力打擊倭寇。
俞大猷創立兵車營,設計創造了用兵車對付騎兵的戰術。官授平蠻將軍,死後被追謚為武襄。著有《兵法發微》、《劍經》、《洗海近事》、《續武經總要》等軍事、武術作品,後人將俞大猷生平所作詩詞等編匯成《正氣堂集
波多野秀治(1541年—1579年6月25日),為日本戰國時代的大名。
波多野秀治為波多野晴通的嫡長子,也有一說是同族波多野元秀的養子。不過波多野家長期是附屬於三好家,波多野秀治也曾經是三好長慶的家臣。
1565年波多野秀治以八上城為據點宣布脫離三好家而獨立,並且與別所長治以婚姻方式結盟。但是之後由於織田信長的進攻,波多野秀治也一度降伏於織田家;但是1576年又再度反叛。而這次的反叛導致織田信長派遣明智光秀前往鎮壓,最後波多野秀治與其弟波多野秀尚都被俘,並在安土城被處死,波多野家就此滅亡。
(圖)日本歧阜縣的竹中重治銅像
(圖)日本歧阜縣的竹中重治銅像
竹中重治(1544年9月27日-1579年7月6日),一說名“重虎”,一般通稱為“半兵衛”,死後法名“深龍水徹”。日本戰國時代安土桃山時代武將。美濃國不破郡菩提山城城主竹中重元之子,西美濃十八將之一。日本戰國時代的代表軍師,與幕末大村益次郎並稱的天才軍師。
德川信康(1559年4月13日-1579年10月5日),日本戰國時代人物,德川家康與其正室築山殿長子,妻為織田信長長女德姬
築山殿(1542年-1579年)本名叫瀨名姬,出生於駿河庵原郡瀨名鄉,關口親永女,母親今川義元的妹妹,瀨名姬是今川義元的甥女,德川幕府初代將軍德川家康的正室。
王鐸被殺
王鐸,系后軍都督府武成中衛軍余(即正軍所攜帶的戶下“余丁”),幼年曾出家為僧,后還俗,師事教主林福,習其教,自稱為“天地三陽會”首領,蓋三陽殿,造混元主佛,封蔡鎮等三十六人為天將,並捏造“妖書”與“違法器物”,聚集男女六千餘人,以度牒為名,準備發動起義。因事機敗露,王鐸等人於萬曆七年(1579)正月二十三日被殺,其餘遣散
定薊永密昌四鎮額餉銀數
萬曆七年(1579)二月初八日定薊州鎮每歲餉銀為五十七萬二千一百一十兩,永平鎮三十三萬零四百一十五兩,密去鎮五十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一兩,昌平鎮二十二萬六千八百五十兩。
馬芳致仕
馬芳(1517-1581),字德馨,山西蔚州(今河北蔚縣)人。機智勇敢。十歲被蒙古俺答部俘虜,后潛歸,歷任大同鎮隊長、陽和衛總旗、指揮僉事、都指揮僉事、都督僉事、右都督、左都督。以副將加左都督,自馬芳始。嘉靖三十六年(1557)以後,官薊鎮副總兵官、宣府總兵官。馬芳有膽略,每戰皆身先士卒。十餘年為大帥,大小百十戰,身被數十創,嘗以少擊眾,戰無不捷,威名震邊陲,為一時將帥之冠。萬曆元年(1573),閱視侍郎吳百朋上疏劾馬芳行賄武庫司郎中林紹等人,請逮捕問罪。后鎮宣府,萬曆七年致仕,萬曆九年卒,年六十五。
詔取光祿寺銀
萬曆七年(1579)三月初一日,神宗以兩宮皇太后頒行賞齎需要而內庫乏銀為由,命征取光祿寺銀十萬兩。大學士張居正為此上疏說:“財賦有限,而費用無窮。假如積貯空虛、民膏罄竭,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將可為寒心。希望皇上今後凡百費用,必痛加節省。若再下詔征取,臣等當不敢奉詔遵行。”是時,神宗漸備六宮,多次徵調太倉所貯銀兩。張居正一直不同意這種做法。此後,他又上戶部所進的《御覽錢糧數目》,請神宗置於座旁,時時省覽。同時進言:“萬曆五年收入銀四百三十五萬餘兩,六年僅收入三百五十五萬餘兩,比去年減少八十萬餘兩。五年支出銀三百四十九萬四千餘兩,六年支出增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餘兩,比去年多出四十萬兩。古人有言,“量入為出,計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今則收入少於前,而支出大於前,此不可不留心”。神宗將張居正的奏疏留中不發,而復令工部鑄錢給用。張居正以利不勝費,再次上疏予以諫阻。
核實勛戚田賦
隆慶二年(1568),戶部議定勛戚莊田世次遞減之限,規定:宗室買田不輸役者沒入為官,勛戚莊田俱聽由有司征賦。然乞請賜田及免田賦者仍絡繹不絕。於是萬曆七年(1579)六月十七日神宗應戶部的主要,命南北直隸、山東、陝西等省勛戚莊田俱進行清丈,只按規定給予正數,凡逾額及隱佔者均依法按治,所收地租銀解部備邊。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戶部奏:順天等八府州縣丈出官勛備邊牧馬軍屯等地共二千八百三十五頃,每年額徵銀六千九百二十兩、糧二十四石。又勛戚新舊莊田一萬一千五百五十餘頃,除成國公朱應楨等應照舊管業,其駙馬戚田宛子孫謝文銓等應酌議減奪有差。神宗允准
何心隱被害
何心隱(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永豐縣人,是明代泰州學派的著名學者之一。嘉靖二十五年(1546)中江西鄉試第一后,即放棄功名,聚眾講學,肯定人類的物質慾望,主張“與百姓同欲”,師友關係高於一切。因此被誣為“妖逆”。他說:張居正“當國必殺我”,我“當入都昌言逐之”。張居正即暗中指使有司逮捕何心隱。萬曆七年(1579)八月十一日,巡按湖廣御史郭思敬奏何心隱私立求仁書院。神宗得疏下令捕治。遂被押至武昌,杖死於獄中。
汪鏜致仕
汪鏜(1512-1588),字振宗,號遠峰,浙江鄞縣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署詹事府事。累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汪鏜學識淵泓,篤實持重,有大臣之風,仕宦三十年,所至皆簡練得體。萬曆七年(1579)十二月初一日以年老體衰多病致仕。萬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年七十七。有《余清堂稿》。
李幼滋致仕
李幼滋,生卒年不詳,字元樹,號義河,湖廣應城縣(今湖北應城)人。由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授行人,歷禮科給事中、大理寺卿、戶部侍郎。萬曆五年(1577)九月,大學士張居正父死,李幼滋“首倡奪情議”。同年十二月,升為工部尚書。萬曆七年十二月初七日致仕。年七十以後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