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9年

年份：1579年

神宗朱翊鈞1572—1619年在位48年

大明神宗顯皇帝朱翊鈞（公元1563－1620年），明穆宗朱載垕皇三子。穆宗病故後繼位，在位48年，病崩，終年58歲，葬於定陵（今北京市十三陵）。

大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生於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生母李氏本是宮中一宮女，后被當時還是裕王的朱載垕看中，大明隆慶元年（1567年）被冊封為貴妃。

明神宗朱翊鈞自幼就聰慧過人，讀經史則過目不忘，6歲時，他見明穆宗在宮內騎馬賓士，便上前擋道諫阻說：“父王為天下之主，單身匹馬的在宮中賓士，倘若有一個疏忽，那可不得了。”穆宗皇帝聽后深受感動，當即下馬，冊立他為皇太子，自此更加喜愛這個皇子了。

大明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病逝於乾清宮，六月初十日，年僅十歲的朱翊鈞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年號為“萬曆”，是為大明神宗皇帝。

大明穆宗皇帝去世時，為神宗皇帝留下了非常好的底子，朝中賢臣當國。大學士張居正，高拱，高儀都是正直之士，極善謀略。內宮安定祥和，穆宗正宮陳皇后與神宗生母李太后相處十分融洽，權傾朝廷內外的太監馮保也是賢明之臣，他是張居正的主要支持者。

大明萬曆元年（1573）至萬曆十年（1582），是明神宗人生的輝煌時期。在此期間，他任用張居正為內閣首輔，進行變法改革。張居正首先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裁撤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政。進而又向經濟方面推廣，他通過清丈全國土地，抑制豪強地主，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民負擔。在軍事上，加強武備整飭，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總理薊、昌、保三鎮，使邊境晏然。一系列的措施緩和了社會矛盾，挽救了財政危機。使得大明萬曆年間的前十年，政治清明，經濟飛速發展，使瀕於走下坡路的大明王朝獲得了中興和繁榮。

明神宗不僅對張居正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張居正非常注重對小皇帝的教育，親自指導萬曆皇帝讀書，為他安排周詳的課程，選拔有素養的大臣主持教學。小皇帝也與他建立了深厚的師生之情。冬天上課的時候，神宗總是囑咐太監將厚厚的毛毯放在張居正的腳下，以免凍著他的腳，張居正生病後，神宗更是親自為他熬藥，張居正為了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事必躬親，霄旰瀝膽，將一個大明王朝治理的井井有條。

明神宗從思想到行動上，全力支持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新政。但是自明萬曆十年，一代首輔張居正去世之後，張居正的改革措施不能有效繼承下去。

隨著年齡的增長，神宗皇帝對昔日威柄震主的張居正日益不滿，張居正變法期間失勢的守舊派大臣乘機反撲，彈劾張居正和他的支持者馮寶，加上馮、張二人以前對明神宗約束過嚴，使神宗此時反感驟升。大明萬曆十年十二月，神宗以馮保欺君蠹國之罪，免其東廠提督之職，抄沒其家產，隨之將張居正重用的人統統罷免，同時為從前反對張居正的人一一恢複名譽或官職。不久后又詔奪了張居正所封官職，謚號。

從此以後，明神宗彷彿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昔日少年天子的氣派與風采，已經不復存在。大明萬曆十九年（1591年），僅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的瓷器就達23萬多件。大明萬曆二十年(1592)二月，寧夏副總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同時西南又發生播州楊應龍叛亂。明神宗下旨三路出征，史稱“萬曆三大征”。三征歷時十餘年獲得了全勝，但卻喪師數十萬，耗銀千萬兩，造成國庫空虛，明王朝自此元氣大傷。

就在明神宗隱居深宮，怠於臨政，把諸事拋於內閣之際，東北的后金卻迅速崛起。滿洲建州左衛指揮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以30年時間統一了滿洲女真各部落，並於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權，形成了與明王朝相對立的地方政權。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向明王朝發動進攻。自此明朝遼東的形勢也隨之每況愈下。明神宗為了應付遼東戰事的軍費，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加派非但無濟於事，反而使民不聊生，階級矛盾激化，明王朝告亡的危機已然形成，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緒低落，愁眉不展。

明神宗晚年又出現了國本之爭，先前一宮女為神宗生下了皇長子朱常洛，後來明神宗的寵妃鄭貴妃又為其生下了朱常洵。神宗皇帝在鄭貴妃的慫恿下，總想藉機立朱常洵為皇太子，卻遭到了朝中眾臣（主要是東林黨人）的極力反對，當時太子又叫國本，因此，皇帝與大臣間的這次鬥爭又稱為國本之爭。國本之爭是繼嘉靖朝“大議禮之爭”后的又一次大規模的皇帝與大臣的衝突，不過這次的勝利者是眾大臣，最終皇長子朱常洛當上了皇太子，而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則被封為福王(后被李自成農民軍所殺害)。使東林黨人和福王系之間有了間隙，為日後留下了一絲禍患。（詳見南明弘光帝）

大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走完了他矛盾的一生。在他的繼位的前十年奮發圖強，在內閣首輔張居正的輔佐下，使明王朝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在江南地區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把朝政交給內閣處理( 注:明朝的內閣制比英國早近200年 )。從這一點上說，他絕不是一個庸人之輩。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

大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染病，他支撐著登殿召見英國公張維賢等人，叮囑他們用心輔佐皇太子朱常洛。八月丙申日病逝，大明萬曆皇帝去世，葬北京昌平定陵。謚"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

1）1579年，古俄羅斯攻佔西伯利亞汗國。

1）蒙語稱“伊克召”意為“大廟”。位於呼和浩特市玉泉區大召前街。是由明代蒙古土默特部落的首領阿拉坦汗於明萬曆七年(1579年)主持創建的。

3）威廉·莎士比亞完成《羅密歐與朱麗葉》，此劇充分體現了作者早期的人文主義思想。

4）9月26日，德雷克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普次茅斯港，再次成為了“民眾的英雄”，這次航行是繼麥哲倫之後的第二次環球航行，但德雷克卻是第一個自始至終指揮環球航行的船長。

八條宮智仁親王（天正7年正月初八（1579年2月3日）-寬永6年四月初七（1629年5月29日）），為日本江戶時代前期的皇族，八條宮（桂宮）第1代，正親町天皇之皇子誠仁親王的第六皇子。生母是勸修寺晴右之女新上東門院（藤原晴子）。幼稱六宮、胡佐麿、一般稱八條的皇子。兄長為織田信長的養子五宮邦慶親王。

李天經(1579年－1659年)字仁常，一字性參，又字長德，趙州(今河北)人。是天主教徒，被稱為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生於萬曆七年(1579年),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成進士。崇禎五年(1632年)入歷局，至翌年(1633年)徐光啟卒後主持歷局，並承徐光啟遺願完成《崇禎曆書》137卷，還主持翻譯了《坤輿格致》4卷。崇禎十一年(1638年)升為光祿寺正卿，直至明末寇亂四起，他才告老還鄉。

毛文龍（1579年—1629年），字鎮南，明朝武將。浙江仁和人（今浙江省杭州）。

春日局（1579年－1643年10月26日），本名齋藤福，父親是明智光秀的家臣齋藤利三，母親是稻葉通明之女。後來成為江戶幕府三代將軍德川家光的乳母，奉命前往皇宮覲見后水尾天皇，得到天皇賜號“春日局”。

錢龍錫(1579年－1645年)，字稚文，號機山，松江華亭人，明末大臣。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屢遷少詹事。天啟四年（1624年）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因忤魏忠賢，削籍。崇禎即位后以抽籤方式選任閣員，龍錫第一個被抽中，依次為李標、來宗道、楊景辰。崇禎二年（1629年）袁崇煥與錢龍錫談到平遼事宜，認為毛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后袁斬毛文龍於皮島。毛文龍死後，清兵入寇，龍錫被御史高捷彈劾，引疾，遂放歸。

俞大猷（1503年—1579年），明代抗倭名將，字志輔，又字遜堯，號虛江，晉江（今福建泉州）人。軍事家、武術家、詩人、民族英雄。

俞大猷一生幾乎都在與倭寇作戰，戰功顯赫，他所率領的“俞家軍”甚至能將敵人嚇退，與戚繼光並稱為“俞龍戚虎”，掃平了為患多年的倭寇以及趁機作亂的偽倭寇。俞大猷雖然戰功累累，卻經常被彈劾而遭到免官，甚至多次被他人冒領軍功，但俞大猷卻從來不會計較，仍舊全力打擊倭寇。

俞大猷創立兵車營，設計創造了用兵車對付騎兵的戰術。官授平蠻將軍，死後被追謚為武襄。著有《兵法發微》、《劍經》、《洗海近事》、《續武經總要》等軍事、武術作品，後人將俞大猷生平所作詩詞等編匯成《正氣堂集》

波多野秀治(1541年—1579年6月25日)，為日本戰國時代的大名。

波多野秀治為波多野晴通的嫡長子，也有一說是同族波多野元秀的養子。不過波多野家長期是附屬於三好家，波多野秀治也曾經是三好長慶的家臣。

1565年波多野秀治以八上城為據點宣布脫離三好家而獨立，並且與別所長治以婚姻方式結盟。但是之後由於織田信長的進攻，波多野秀治也一度降伏於織田家；但是1576年又再度反叛。而這次的反叛導致織田信長派遣明智光秀前往鎮壓，最後波多野秀治與其弟波多野秀尚都被俘，並在安土城被處死，波多野家就此滅亡。

竹中重治（1544年9月27日－1579年7月6日），一說名“重虎”，一般通稱為“半兵衛”，死後法名“深龍水徹”。日本戰國時代的安土桃山時代武將。美濃國不破郡菩提山城城主竹中重元之子，西美濃十八將之一。日本戰國時代的代表軍師，與幕末大村益次郎並稱的天才軍師。

德川信康（1559年4月13日－1579年10月5日），日本戰國時代人物，德川家康與其正室築山殿長子，妻為織田信長長女德姬。

築山殿（1542年-1579年）本名叫瀨名姬，出生於駿河庵原郡瀨名鄉，關口親永女，母親今川義元的妹妹，瀨名姬是今川義元的甥女，德川幕府初代將軍德川家康的正室。

王鐸被殺

王鐸，系后軍都督府武成中衛軍余（即正軍所攜帶的戶下“余丁”），幼年曾出家為僧，后還俗，師事教主林福，習其教，自稱為“天地三陽會”首領，蓋三陽殿，造混元主佛，封蔡鎮等三十六人為天將，並捏造“妖書”與“違法器物”，聚集男女六千餘人，以度牒為名，準備發動起義。因事機敗露，王鐸等人於萬曆七年（1579）正月二十三日被殺，其餘遣散。

定薊永密昌四鎮額餉銀數

萬曆七年（1579）二月初八日定薊州鎮每歲餉銀為五十七萬二千一百一十兩，永平鎮三十三萬零四百一十五兩，密去鎮五十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一兩，昌平鎮二十二萬六千八百五十兩。

馬芳致仕

馬芳（1517－1581），字德馨，山西蔚州（今河北蔚縣）人。機智勇敢。十歲被蒙古俺答部俘虜，后潛歸，歷任大同鎮隊長、陽和衛總旗、指揮僉事、都指揮僉事、都督僉事、右都督、左都督。以副將加左都督，自馬芳始。嘉靖三十六年（1557）以後，官薊鎮副總兵官、宣府總兵官。馬芳有膽略，每戰皆身先士卒。十餘年為大帥，大小百十戰，身被數十創，嘗以少擊眾，戰無不捷，威名震邊陲，為一時將帥之冠。萬曆元年（1573），閱視侍郎吳百朋上疏劾馬芳行賄武庫司郎中林紹等人，請逮捕問罪。后鎮宣府，萬曆七年致仕，萬曆九年卒，年六十五。

詔取光祿寺銀

萬曆七年（1579）三月初一日，神宗以兩宮皇太后頒行賞齎需要而內庫乏銀為由，命征取光祿寺銀十萬兩。大學士張居正為此上疏說：“財賦有限，而費用無窮。假如積貯空虛、民膏罄竭，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將可為寒心。希望皇上今後凡百費用，必痛加節省。若再下詔征取，臣等當不敢奉詔遵行。”是時，神宗漸備六宮，多次徵調太倉所貯銀兩。張居正一直不同意這種做法。此後，他又上戶部所進的《御覽錢糧數目》，請神宗置於座旁，時時省覽。同時進言：“萬曆五年收入銀四百三十五萬餘兩，六年僅收入三百五十五萬餘兩，比去年減少八十萬餘兩。五年支出銀三百四十九萬四千餘兩，六年支出增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餘兩，比去年多出四十萬兩。古人有言，“量入為出，計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今則收入少於前，而支出大於前，此不可不留心”。神宗將張居正的奏疏留中不發，而復令工部鑄錢給用。張居正以利不勝費，再次上疏予以諫阻。

核實勛戚田賦

隆慶二年（1568），戶部議定勛戚莊田世次遞減之限，規定：宗室買田不輸役者沒入為官，勛戚莊田俱聽由有司征賦。然乞請賜田及免田賦者仍絡繹不絕。於是萬曆七年（1579）六月十七日神宗應戶部的主要，命南北直隸、山東、陝西等省勛戚莊田俱進行清丈，只按規定給予正數，凡逾額及隱佔者均依法按治，所收地租銀解部備邊。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戶部奏：順天等八府州縣丈出官勛備邊牧馬軍屯等地共二千八百三十五頃，每年額徵銀六千九百二十兩、糧二十四石。又勛戚新舊莊田一萬一千五百五十餘頃，除成國公朱應楨等應照舊管業，其駙馬戚田宛子孫謝文銓等應酌議減奪有差。神宗允准。

何心隱被害

何心隱（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永豐縣人，是明代泰州學派的著名學者之一。嘉靖二十五年（1546）中江西鄉試第一后，即放棄功名，聚眾講學，肯定人類的物質慾望，主張“與百姓同欲”，師友關係高於一切。因此被誣為“妖逆”。他說：張居正“當國必殺我”，我“當入都昌言逐之”。張居正即暗中指使有司逮捕何心隱。萬曆七年（1579）八月十一日，巡按湖廣御史郭思敬奏何心隱私立求仁書院。神宗得疏下令捕治。遂被押至武昌，杖死於獄中。

汪鏜致仕

汪鏜（1512－1588），字振宗，號遠峰，浙江鄞縣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署詹事府事。累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汪鏜學識淵泓，篤實持重，有大臣之風，仕宦三十年，所至皆簡練得體。萬曆七年（1579）十二月初一日以年老體衰多病致仕。萬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年七十七。有《余清堂稿》。

李幼滋致仕

李幼滋，生卒年不詳，字元樹，號義河，湖廣應城縣（今湖北應城）人。由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授行人，歷禮科給事中、大理寺卿、戶部侍郎。萬曆五年（1577）九月，大學士張居正父死，李幼滋“首倡奪情議”。同年十二月，升為工部尚書。萬曆七年十二月初七日致仕。年七十以後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