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史

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前221)，竹木簡牘和縑帛已成為著書的主要材料。由於“學術壟斷”的局面被打破，出現了私人著書、編書、藏書的情況，許多門類的著作相繼問世。

漢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學校興起，文化發達，對於書籍的需要量日益增多。紙的發明和推廣使用，有力地促進了書籍文獻資料的增長和科學文化的傳播。據古籍記載，西漢時已有了書籍貿易，出現了中國出版發行事業的萌芽。

大約在公元7世紀的唐代，中國發明了雕版印刷術。有了印本書，正式的出版業開始出現。唐代中期以後，在今四川等地，從事雕版印刷的民間出版業已很普遍早期印刷的出版物大都是一些為市民廣泛需要的曆書、字書和佛教經文等。直到10世紀30年代，即五代後唐時，雕版印刷大量普及，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和影響后，才引起政府的重視，用來刻印儒家經書，從此產生了由政府主辦的出版事業。

10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中葉，包括宋代至清代中期，是中國古代出版事業全面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印刷技術也不斷得到改進和提高，以後又出現了套版印刷術，當時在世界印刷史上處於領先地位。在這期間，政府主辦的出版事業日益興盛，編輯、出版了許多集大成的總集和類書、叢書；私人刻書也很多；民營的出版業發展迅速。刻書地點幾乎遍及全國，無論出書品種和數量都大大超過了前代。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侵略和現代印刷術的傳入，中國原有的舊出版體系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一些採用現代印刷術，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出版、印刷單位逐漸發展起來。在圖書類型方面，出現了新式教科書並大量翻譯西方的圖書，報紙和雜誌也有了迅猛的發展。

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特別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中國萌發了新型的人民出版事業。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開始被介紹到中國來，革命的出版機構開始建立，圖書的內容開始向大眾化、普及化的方向發展。革命的出版事業經過長時期的艱苦鬥爭，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程，終於取得了勝利。1949年10月新中國誕生后，中國的出版事業開始進入一個嶄新的繁榮的新的歷史時期。

在紙張發明之前，古代中國人曾用甲骨、青銅、玉石等作記事材料。古代流傳下來的許多甲骨文書、青銅器銘文和石刻文字，就其本身的作用來說，它們只是一種檔案性質的史料，而不是以傳播知識為目的的書籍。從廣義講，可以稱它們為初期的書籍。

中國古代最早出現的正規書籍，是寫在竹、木簡上的簡策和縑帛上的帛書。古籍上有“先王寄理於竹帛”（《韓非子·安危》），“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墨子·明鬼》)等記載，說明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前221）竹帛已成為著書的主要材料。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序文中說的更明確：“著於竹帛謂之書。”中國的書籍至此才有了雛形。

中國上古時期，“學術統於王官”，一切文獻典籍，都歸統治者專有，它只供貴族及其子孫世代傳習，平民百姓無權查詢和受用。春秋時期，由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和生產關係的變動，使依附於奴隸制的“士”(知識分子)逐漸發生分化，成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知識已不能再為奴隸主階級及其史官所壟斷。春秋末年，私家講學的風氣逐漸興起，出現了私人著書、編書和藏書，孔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打破了由史官壟斷文獻典籍的局面，成為私人著書立說的創始者。他整理編定了《詩》、《書》、《禮》、《樂》、《易》和《春秋》6部書，作為教材。這6部書除《樂》外，都藉助於儒家師徒的傳抄授受流傳下來，成為今天能夠見到的中國最早的書籍。

孔子在整理編定這幾部書時，曾利用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古代史料，孔子自稱“述而不作”，實際上就是作編輯工作。孔子的編輯工作主要包括史料收集、整理、順序、取捨、刪節、修改及寫序等。這些做法，與今天的編輯工作已有類似之處。可以說，孔子不但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中國最早的編輯工作者。

戰國時期，“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和大量著作。科學技術方面，出現了中國最早的醫書《內經》，還有天文、曆法、農業、畜牧、歷史、地理等著作；文學方面有屈原的《離騷》等名著問世。由是“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墨子·天志上》)。這一期間，還出現了集體編著，如《論語》、《墨子》、《孟子》、《莊子》等，一般由宗師的講述、言行及弟子的筆錄、解釋組成，歷經幾度編輯，整理成書。戰國末年出現的《呂氏春秋》(亦名《呂覽》)，署名呂不韋，為政治論文彙編集，因有多人編撰，觀點不一，《漢書·藝文志》將它列為雜家類。呂不韋的作用相當於今天所說的主編。這種集體編寫形式對後代的編輯工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歷代都有規模不同的集體編著的書籍出現。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書坑儒，使得秦以前的書籍有很大一部分失傳。漢代開國后，政府重視書籍的收集、保藏和整理工作，幾次下令徵集民間藏書，並設立國家圖書館，設置專門抄寫書籍的職官。經100多年的時間，收到的書籍堆積如山。但這些書籍因埋藏日久，簡編脫落、錯亂的現象十分嚴重，經劉向劉歆等編輯整理、校定書籍達13000多卷，並編撰成中國歷史上第1部圖書分類目錄──《七略》。

公元105年，東漢和帝時的宦官蔡倫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發明了用樹皮、麻頭、破布、舊魚網為原料，並以漚、、搗、抄的工藝技術，製造出達到書寫實用水平的植物纖維紙，並逐漸推廣到各地。紙的發明和普遍使用，促使書籍制度由簡策時代轉變到捲軸時代。書籍的數量也日漸增加，唐代編撰的《隋書·經籍志》著錄的書籍共6520部，56881卷，大都是捲軸時代的寫本，和簡策時代編撰的《漢書·藝文志》相比，不論種數、卷數，都有了很大的增長。

隨著封建社會文化的發達，人民群眾對於書籍的需要量日益增多，單靠手工抄寫書本，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這就促使人們尋求提高書籍產量的方法。經過長時期的摸索和實踐，終於發明了雕版印刷術。

雕版印刷術是在中國古代圖章蓋印和刻石拓碑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蓋印和拓石兩種複製文字方法的結合和統一。雕版印刷的書籍克服了抄本書的缺點，促進了書籍的大量出版發行，因而推動了科學文化的發展中國古代大量的文獻典籍能夠流傳和保存下來，雕版印刷術具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它不僅對中國，也對世界科學文化的傳播、人類社會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雕版印刷術最早是在什麼時候發明的，多年來有許多不同的說法。近代一些專家通過文獻和出土實物的考察分析,認為在唐代比較適當。但具體在唐代什麼時間，學術界還有不同看法。現存世最早的有明確印刷日期記載的雕版印刷物，是1900年在敦煌發現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子，刻於唐咸通九年(868)。從所刻的經文和圖畫刀法等技術的質量來看已臻純熟，可以肯定在此之前雕版印刷技術已有相當長的發展歷史了。

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為書籍的生產、學術文化的傳播帶來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同時文化的發展又進一步促使人們在印刷技術上尋求改進。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畢昇發明了用膠泥制的活字印刷術，這是印刷技術的重大改進，比朝鮮、德國用鉛活字印書早400年左右。宋代沈括著的<夢溪筆談>中有詳細記載。在畢之後260多年，元代的王禎又發明了木活字印刷，他在安徽用木活字印了一本《大德旌德縣誌》，6萬多字，不到一個月便印成100部。明代中期，在蘇州、無錫一帶盛行銅活字印書。還出現了用多色套印技術印製精美的彩色木刻畫冊。這些都是中國出版史上的重要成就。

中國古代書籍的流傳，最初是由人們輾轉抄錄，自抄自用；以後，有人抄書出賣，書籍開始成為商品。書籍的需求增多，就出現了以售書為業的書店。西漢著名文學家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所著的《法言·吾子》中說：“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古人稱書店為“書肆”，可見2000年前中國就已有了書籍貿易，出現了出版發行事業的萌芽說得比《法言》更具體的，是《後漢書·王充傳》：(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記，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王充生於公元27～96年，從這一記載中可知當時城市裡的書店已很普遍，書籍品種已有不少。

有了書店，就要有可供出售的書籍，於是就出現了以抄書為業的人。魏晉南北朝時，抄寫宗教經典的人很多。稱為“經生”。唐人著作中也有僱人抄書出售的記載。

雕版印刷術發明后，有了印本書，正式的出版業也開始出現。唐代中業以後，在今四川、江蘇、浙江、安徽、陝西、河南等地，從事雕版印刷的民間出版業已很普遍。唐代末期，四川成都成為中國西部雕版印刷中心，刻書業非常興盛，當時成都書店中出售的書籍，已大都是印本書。

用雕版印刷的書籍，最初只在民間流行，出版一些為市民廣泛需要的曆日、韻書、歌曲、小學字書和佛教經文等。直到10世紀30年代，即五代後唐時，政府才正式採用雕版印刷儒家經書，公元932～953年，先後刻印了12種經書及《經典釋文》等。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由政府主辦的出版事業，這些書是由當時國家的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兼出版機構──國子監主持刻印的，後世稱為“監本”。

從10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中葉，包括宋代至清代中期，是中國古代出版事業全面發展的時期。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是這一時期印刷技術的重大改進，也是中國人民在世界印刷史上的一項重大貢獻。

宋代出版業開寶四年(971)政府派人到成都監雕《大藏經》，這部大書包括佛教經典1076部，5048卷，卷子裝潢，480函，共刻版13萬塊，歷時13年，世稱《開寶藏》。北宋初年，政府還組織編纂出版了4部著名的大書：《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各1000卷；《太平廣記》500卷。988～994年，政府又命國子監重行校刻“九經”和開雕《史記》等四史及《說文解字》等許多書籍。南宋政府在臨安(今杭州)建都不久，就下令把各地方官署所刻書版集中到國子監繼續印行，並新刻印了許多過去沒有刻本的書籍。

宋代政府主辦的出版事業很興盛，中央出版書籍的機構除國子監外，崇文院、秘書監、司天監和校正醫書局等也都出版書籍。地方的出版機構很多，各官署、州學、軍學、郡學、縣學和書院等都出版書籍。國子監出版的書籍允許民間出版業租版印行，但要繳納“賃版錢”。地方租版印造的書籍，還規定必須在書前印明工料費和賃版費，以防書商隨意抬高書價。對於民間出版的書籍，也採取了保護版權的措施，經出版者向政府申請即可得到保護。如發現有他人翻版，就“追版劈毀，斷罪施行”。有的宋版書上刻有“已申上司，不許復版”等字樣的“牌記”，可以說是書籍“版權頁”的起源。

宋代的民營出版業發展迅速，刻書地點幾乎遍及全國。北宋初期以四川最盛，福建出版的數量最多，杭州、開封出版的質量較高。到南宋時，杭州的出版業更加興盛，其中較著名的有詩人陳起、陳思父子開設的書籍鋪，出版了許多唐詩和南宋詩人的作品，以及唐宋人說部書、唐人集和宋人小集等，都很有名，後人稱為“書棚本”。福建建陽的麻沙，崇化兩坊書肆主人和當地文人合作，編輯出版了許多適應科場應試需要的新型類書和市民階層日常參考的醫書、日用百科全書等，銷路很廣。

北宋亡后，平水(今山西臨汾)代替了汴京(今開封)，成為黃河以北地區的出版中心，私人開設的書坊很多金、元兩代政府都在平水設有管理書籍出版的機構。從12世紀起，出版了不少醫書、類書和其他各類書籍。

明代出版業 明初，南京國子監將杭州及江南各地的宋元書版集中起來繼續印刷出版，號稱“南監本”。杭州不少刻書的技術工人也隨西湖書院的書版到了南京，南京即代替杭州成為當時全國最主要的出版中心。16世紀中期，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一帶大量出版插圖本的小說、戲曲書籍。鄰近的安徽徽州及福建建陽等傳統雕版地區的熟練印刷工人，也紛紛來到南京。南京又成為木刻畫彩色套印的中心。出版的繁榮促進了圖書貿易的興盛，當時南京的三山街和內橋一帶，書坊林立，圖書的銷售量很大。

明代官刻本開始有內府刻本，由司禮監的宦官掌管。司禮監經廠庫設提督總管其事，所刻的書多為制誥律令及經史文集等，稱為“司禮監本”，又稱“經廠本”。多為大字巨冊，版式寬闊，行格疏朗，大黑雙邊，正文、小注斷句處都加圈，用上好潔白棉紙和佳墨精印，裝幀華美，但多校勘不精，錯訛較多。明代中央政府各部門都刻書，欽天監、太醫院也刻有本專業的圖書。明代政府編纂的《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類書。全書輯錄古籍七、八千種，22937卷，約3.7億字，手寫本，裝成11095冊。

明代地方官刻本也很普遍。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府縣、儒學、書院、監運司等，都刻印了不少書籍。各藩王府也刻書，稱為“藩府本”或“藩刻本”。藩府所刻的書，多以中央賞賜的宋元善本作為底本，加上他們具有優厚的物質條件，藩王本人也有一定的學識，因此所刻書中有不少為明代官刻本中的上品。

明代私刻本主要分佈在江、浙兩省。不少私刻的主人都是大藏書家，注重善本並精加校勘，書籍質量最好。

明代書坊刻印的書，品種繁多，大多以供應人民大眾日常所需的實用書為主，也翻刻了不少宋元舊書，唐宋人的文集出有新版；還出現一些專刻小說、戲曲的書籍鋪。明代中後期，有些書坊將編輯、出版、發行合為一體，根據市場需要出版群眾急需的圖書，不僅增強了書坊本身的競爭力，也促進了出版事業的發展。

清代出版業 清代前期的官刻圖書主要集中在內府刻印。康熙十二年(1673)，在武英殿設立了專門的刻書機構，派翰林院詞臣管理，刻印的書稱為“殿本”，其內容以欽定的書為主，也刻有清代和前人的學術著作及歷代文學作品、史學典籍、經學名著等。以康熙、乾隆時期刻印的書籍最精。地方官刻主要是印地方志，其他書籍刻印不多。

清代同治二年(1863)，曾國藩於南京創辦金陵書局，此後有十幾個省亦於省會設立官書局，著名的有杭州浙江官書局、武昌崇文書局、廣州廣雅書局。各地官書局刻書約1000種，稱“局本”。

清代私刻書籍中，曾盛行用精楷寫刻，一直到乾隆、嘉慶時期，楷體字寫刻書仍有不少，后稱這類書為軟體字寫刻本。當時有許多書均由名家精心繕寫刻印，形式精美，形成一代特色。清代考據、校勘和輯佚學大興，一些學者和藏書家多精於校勘，所刻的書不僅數量多，門類廣，質量也好，在清代雕版書籍中最有價值。清代私刻書中還有許多叢書，收了不少輯佚書，對於研究古代歷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清代坊刻業更為興盛，刻書的數量很多。所刻書大多為民間所用的課本、日用雜字、通俗小說、戲曲唱本等；也翻刻一些古書，但精本不多。

清代政府編纂的《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收集了古代到當時的著作3400餘種， 7.9萬餘卷，手寫本，分裝3.6萬餘冊。清代雍正四年(1726)，武英殿用銅活字印刷陳夢雷主編的《古今圖書集成》 1萬卷，約 1億字，共印64部，這是中國古代出版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金屬活字版印刷工作。乾隆三十八年(1773)，又刻制25萬個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中國古代民營出版業一般兼營出版與發行，大都是零散小戶，從業的人員不多。宋、元期間有的書肆曾延聘通儒擔任編輯工作。明末最大的出版業──常熟毛晉的汲古閣，聘請有學識的編輯 (經部13人、史部17人 )參加編校工作，還僱用20名專事印刷的工人。30 年間刻書約 600多種，書版 10.9萬多頁，校刻3000萬字以上。有不少宋代刻本，靠汲古閣翻刻才得以流傳下來。所刻的書大部分有毛晉寫的跋語，介紹書的作者、版本情況及優點，加上校勘精良，刻印精緻，因此受到人們稱譽，銷行很廣。

明代著名藏書家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談到，明代的“刻書之地”有三：蘇州、杭州、建陽；“聚書之地”有四：北京、南京、蘇州、杭州。“刻書”和“聚書”之地不完全一致，說明明代已有些書店專營“聚書”(發行)而不兼營“刻書”(出版)，出版和發行已有了專業分工的現象。

清代專營發行的書店比明代更為普遍，以北京和蘇州兩地最多。乾隆後期，北京琉璃廠書店的興盛名聞全國。道光年間，有首詩描述琉璃廠書業之盛況：“都門當歲首，街衢多寂靜。惟琉璃廠外二里長，終朝車馬時馳騁。廠東門，秦碑漢貼如雲屯，廠西門，書籍箋索家家新。”可見當年書市的熱鬧景象。

近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出版概況 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時期：

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1840～1919) 1840年後，現代印刷術逐漸傳入中國併流傳開來，報紙雜誌的出版也逐漸增多。外國教會、封建官僚及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都想通過出版書刊來宣傳各自的政治主張。廣大人民群眾對於新知識的需要日益強烈，原有的官刻、私刻、坊刻的舊出版體系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於是，政府辦起了官書局，私坊刻書也進一步分化。新式印刷出版發行機構便應運而生。最初是一些外國傳教士和外國商人, 後來是國內一些民族資本家，陸續開設新式印刷廠，採用新式印刷技術，創立出版和發行機構。

1842年鴉片戰爭以後，香港、寧波、上海逐漸成為帝國主義勢力的中心，外國傳教士也以這些地方作為活動基地開展出版工作。1843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在上海開設的墨海書館，是中國大陸最早置有中文活字印刷設備的出版機構。

1887年在上海成立的 廣學會(原名“基督教及普通學識傳布會” )是英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和外國外交官、商人在中國組成的文化機構，傳布基督教和介紹“西學”，宣揚殖民主義。廣學會在不到40年的時間內先後編譯出版了有關宗教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各類書籍2000多種；還辦有《萬國公報》、《大同報》等十幾種中文報刊。1893年廣學會的售書收入僅800餘元,1897年維新運動前夕增至1.5萬餘元， 1903年達25萬元。英國商人美查1872年在上海創辦申報館，最初由報館兼營圖書出版，後來分設申昌書局、圖書集成局和點石齋石印書局。其中點石齋以翻印古書為主要業務，先後在各地設分店 20處，是光緒中期規模最大的出版印刷機構。

外國人在中國開辦的出版機構，利用現代印刷技術出版書報雜誌。當時印刷所用的紙張幾乎全部依賴進口。據統計，光緒二十九年(1903)進口紙張的價值為 268.4萬兩銀子，到宣統三年(1911)達560.5萬兩，1903～1911年，進口紙張所用的銀子共達3416.5萬兩，這些紙大部分用於出版書報雜誌。

這一時期，中國民族資本興辦的出版事業也逐漸活躍起來，特別是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及戊戌政變前後，一些有識之士鼓吹維新變法，學習西洋的科學技術；1904年前後，廢科舉興學校，需要大量新式教科書。這些都對中國民族資本興辦出版事業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897年創辦於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近代出版事業中歷史最久的出版機構。1912年成立的中華書局及隨後成立的某些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辦的出版機構，在整理、出版中國古籍，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科學技術知識方面，對中國初期的民主革命和文化啟蒙運動，曾起過重要的促進作用。它們在服務讀者和企業經營管理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經驗。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私營出版業為了投機牟利，出版了大量追逐市場的低級趣味和內容荒誕的書刊。

五四運動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19～1937)五四運動以後，特別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在中國萌發了新型的人民出版事業。1920年 9月，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雜誌，從第八捲起，改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同時脫離群益書社，獨立出版，成立了新青年社，開始有系統地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等書刊。1920年春，惲代英在武漢創辦的利群書社，和同年 7月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都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起了積極的作用1921年9月1 日，在上海成立的人民出版社，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創辦的第 1家出版社，由黨的宣傳主任李達負責。一年多的時間裡，出版了《 馬克思全書 》 3種，《列寧全書》4種，《康明尼斯特叢書》(即共產主義叢書)4種及通俗宣傳的小冊子數種。1923年11月，上海書店成立，由毛澤民任經理，主要任務是出版發行中共中央所有對外宣傳的刊物和書籍。1926年 2月，上海書店被軍閥孫傳芳封閉，11月在武漢又成立了長江書店，由蘇新甫任經理，同時還在漢口創辦了長江印刷所，印刷出版革命書刊。

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在各地建立的幾家出版發行機構，由於反動勢力的嚴重迫害，存在的時間只有一二年或三四年，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出版發行了許多革命書刊。

20年代末，一些革命知識分子在上海等地創辦了一些新書店( 有的是左翼文藝團體出版書刊 )，如創造社、太陽社、南強書店等，出版發行了不少進步書刊。30年代先後創立於上海的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1948年合併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積極出版了大量的革命書刊。

1931年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央蘇區，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當時，蘇區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下設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局，中央政府還辦了中央印刷廠，中央軍委也開辦了軍委印刷所。少共中央局、中央軍委、教育部等都有自己的出版發行機構。由於戰爭頻繁，物質供應又十分困難，只能出版一些報紙、幹部學習文件、通俗政治讀物及文化課本等小冊子。

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大江南北建立了許多根據地和解放區。以延安為中心的陝北根據地，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所在地，既是黨中央領導全國進行抗戰的中心，也是馬列著作和革命書刊的出版中心。

1937年 1月，中共中央從陝北的保安遷至延安，由張聞天、秦邦憲、凱豐等組成中央黨報委員會，下設出版科、發行科。4月24日，發行科以新華書局(10月改稱新華書店)的名義發行書報雜誌，並同廣大讀者和各地書業界聯繫。當時，延安出版的黨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延安)周刊以及列寧叢書抗戰叢書等，都由新華書店發行。不到半年時間，新華書店的影響已擴及陝西、山西、江蘇、上海等十幾個省市。從1938年 1月起，中央黨報委員會編譯的書刊，一律用“解放社”的名義出版，由新華書店發行或總經售。

1939年9月1日，新華書店單獨建制，由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后改名為中央出版局)直接領導。店址由清涼山遷至北門外，書店內部也健全了機構，充實了幹部，逐步溝通了與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等根據地的發行網點的聯繫。

1942年，陝甘寧邊區新華書店在延安成立，並在邊區各縣陸續建立了發行網點。邊區書店成立后，新華書店總店集中主要力量向各個根據地、國民黨統治區、敵占區及八路軍、新四軍各兵站發行和運送延安出版的書報雜誌。1947年 3月，國民黨胡宗南部隊進犯延安，總店隨中央機關遷到瓦窯堡，后又遷到晉綏邊區。書店人員陸續調往各解放區工作，在各解放區相繼建立了當地的新華書店。當時，很多地方的書店是由報社建立的，業務發展后就從報社分出來，自辦編輯、印刷、發行業務，直接由中央局或分局、區黨委的宣傳部領導。但華中、蘇北、蘇南、皖北、皖南等地的新華書店，一開始就是由黨委宣傳部直接建立的。

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 1945年11月，東北日報社建立了東北書店，綜合經營出版印刷發行業務。解放戰爭時期，共發展16個分店、185個支店和100多個分銷處，形成了遍及東北全區的發行網。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西北、華北、華東、中原(后改中南)解放區迅速擴大，新華書店的發行網點不斷增加, 各解放區新華書店先後成立了總店或總管理處。重慶解放以後，又建立了西南新華書店。

1948年 8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決定建立全國出版工作的統一集中領導機關。1949年 2月，中央宣傳部成立出版委員會，領導籌劃全國新華書店的統一集中1949年10月中宣部出版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統一全國新華書店的各項決議。

據極不完全的統計，1940～1949年 8月，各解放區書店出版的書籍約5300種，印行4474萬冊。至1949年9月底，全國新華書店分支店已達 735處，印刷廠29處，職工8100多人。這支隊伍加上當時三聯書店13處分店的職工，就成為團結全國私營出版業職工、發展社會主義出版事業的骨幹力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民政府依法沒收了國民黨政府和官僚資本的圖書出版業，廢除了國民黨政府鉗制圖書出版事業發展的法令。從此，中國圖書出版事業為人民所掌握，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