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夷
詞語
外夷
wài yí
外夷指外族，也指外國或外國人。
1、《漢書·蕭望之傳》：“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
2、《漢書·敘傳下》：“西南外夷，種別域殊。”
3、唐 白居易 《為宰相謝恩賜吐蕃信物銀器錦彩等狀》：“今蒙重賜，益荷聖慈，況來自外夷，知德廣之所及。”
4、宋 蘇舜欽《杜公求退第二表》：“貽笑外夷，靦顏多士。”
5、明 張鼎思 《代醉編·奇節》：“其人得疾，既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
6、《東周列國志》第一回：“吾王若殺了杜伯，臣恐國人將妖言傳播，外夷聞之，亦起輕慢之心。望乞恕之。”
7、清 王士禛 《池北偶談·談異三·梁尚書》：“其一人望見梁公，股慄伏地，比至稱病不謁，梁怪之，勒令出見，一見怒甚，即核其 交通外彝，侵冒軍實罪狀，劾而殺之。”
參見“外族”。
華夷之辨，或稱“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用於區辨華夏與蠻夷。古代華夏族群居於中原，為文明中心，因此 逐漸產生了以華夏禮義為標準進行族群分辨的觀念，區分人群以禮儀，而不以種族，合於華夏禮俗者並與諸夏親昵者為華夏、中國人，不合者為蠻夷、化外之民。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國家，強調“胡漢一家”、“華夷一體”，即認為在“中國”內部存在華、夷兩大方面的勢力，並通過兩大方面勢力的碰撞、衝突和交融，影響和促進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以及華夷格局的變化、發展和進步。
只要我們翻開中國歷史，就會看到，早在先秦時期的夏商周時代，就形成了“天下一體”、“華夷一體”（中國一體）的觀念。據《尚書·禹貢》記載，夏朝禹平水土，分天下為九州，將東至海、西至流沙（即當時人所認知的“天下”）的廣大地區分為甸、侯、綏、要、荒“五服”，形成“九州”、“五服”的“天下一體”體系。周人在列舉其疆土四至時稱:“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比如，《尚書》卷六《夏書·禹貢》記載的“禹別九州”分別是“冀州既載”、“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荊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在《禹貢》所構建的“九州”天下體系中，冀州是中心，孔穎達為《尚書·禹貢》作疏稱：“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有關冀州的地域範圍，《禹貢》並未有明確論述，但冀州條下有“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等記載，孔安國傳引“馬雲‘島夷，北夷國。’”孔穎達疏引“王肅云：‘鳥夷（即‘島夷’），東北夷國名也。’”孔穎達疏又稱“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按此構想，則知冀州地域範圍十分廣遠，已達東北之地。由於冀州地域廣遠，“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也”（《尚書》卷三《虞書·舜典》孔氏傳）。按照此種說法，幽州及并州皆是從冀州中分割出來，營州則是從青州或齊州中分割出來。《大明一統志》在記述此事時說“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今遼寧北鎮）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清人顧炎武在論述此問題時，稱“禹別九州，而舜又肇十二州，其分為幽並營者，皆在冀之東北”，認為“幽則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並則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營則今遼東大寧之地”。按此推論，則幽、並、營三州已達北方塞外及東北遠夷之地。《周禮》卷三三《夏官·職方氏》稱“東北日幽州，其山鎮日醫無閭”，雖然沒有說幽州是從冀州中分離出來，但將幽州直接列在“九州”之內，鄭玄為其作注稱“醫無閭在遼東”，說明《周禮》“九州”也包括遼東之地。孔穎達在為《尚書·舜典》作疏時則稱“《職方》幽、並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為之也”，朱熹也說，“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間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也贊成幽、並從冀州分離出來的說法。宋人袁燮又說，“觀《禹貢》可見冀州天子之都，而日島夷皮服，舜居深山之中，戎狄之與居，正冀州之地也”（《絮齋家塾書鈔》卷一《尚書·虞書·舜典》），說明遠達塞外之地的幽、並等州原來都屬於冀州，且包括“島夷”、“戎狄”等少數民族。冀州為“九州”之中心，為“中國”，無怪乎在南宋皇帝降元之後，陸威中等人為了討好元人，稱“禹貢之別九州，冀為中國”。按照此種說法，“冀州”無疑包括了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後來由冀州、青州分離出來的幽、並、營三州也遠達東北少數民族之地。既然“冀州”是“中國”，那麼從冀州等州分離出來的幽、並、營三州也應該屬於“中國”，這就是古人所形成的“九州”、“十二州”為“天下”、為“中國”的說法。在這裡，“天下”和“中國”無疑出現了重合，“中國”包含有“夷狄”。
《尚書·禹貢》在記載夏朝禹平水土，分“天下”為“九州”的同時，又將東至海、西至流沙的廣大地區分為甸、侯、綏、要、荒“五服”，在構建“九州”天下體系的同時，又構建了“五服”天下體系。《禹貢》所構建“五服”天下體系中的甸服主要指王畿地區，也就是中央及其附近地區，侯服、綏服主要指地方諸侯封國地區，要服和荒服則指邊疆的蠻夷戎狄地區。《禹貢》將“要服”和“荒服”地區的蠻夷戎狄列在“五服”之內，說明當時的“五服”天下體系也包含蠻夷戎狄等少數民族。《周禮·夏官·職方氏》在《尚書·禹貢》“五服”制的基礎上又構建了周代王畿及其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九服”的天下體系，仍然包含蠻夷戎狄等少數民族。
孟子曾說：“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后聖，其揆一也。”趙岐注稱“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日東夷之人也”，“岐周、畢郢，地名也……近畎夷……故日西夷之人也”（《孟子》卷八上《商婁章句下》）。宋羅泌稱諸馮“即春秋之諸浮，冀州之地”（《路史》卷三六《發揮五·辯帝舜冢》），冀州向來被視為“中國”。虞舜和周文王都被視為“中國”聖人，顯而易見，這裡的“中國”應該包含“東夷之人”和“西夷之人”。
夏商周三代的統治者均遵循“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卷一三《小雅·北山》）的理念，視“九州”、“十二州”以及“五服”之“天下”為己有。而夏商周三代又被人們視為典型的“中國”，毫無疑問，這裡的“天下”與“中國”也實現了重合。可見，先秦時期形成的“九州”、“十二州”和“五服”的“天下一體”體系，也有“中國（中華）一體”的含義。①雖然這一體系存在一定的構想成分，但其中所反映的“華夷一體”、“天下一體”、“中國一體”的觀念，仍然值得我們重視，並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春秋時期的孔子雖然認為“諸夏”和“夷狄”是不平等的，但他又在《論語》中表達了有關子夏所說“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點，邢咼在為此語作疏時稱“能此疏惡而友賢，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海之內，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為兄弟也”（《論語》卷一二《顏淵》），將“諸夏”和“夷狄”說成是“四海”、“九州”一體之內的“兄弟”。
戰國時期的苟子也有這種“天下一體”的思想，他曾針對世俗有關“楚越不受制”的說法，指出“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夫是之謂視形孰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荀子》卷一二《正論第十八》）在這裡，苟子進一步發揮了夏商周以來逐步形成的“五服制”理論，認為“諸夏”和“夷狄”同處“五服”一體之內，只是在各自的管理體制和文化風俗等方面“不同制”而已。他又說：“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怏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荀子》卷八《君道篇第十二》）認為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天下”為“一體”，荀子在這裡所指的地方，應該包括“五服”中的“要服”和“荒服”，他將以天子為代表的中央比喻成人的“腹心”，將包括“要服”和“荒服”的地方比喻成人的“四肢”，“腹心”和“四肢”在構成一個完整的人時所起到的作用雖然不同，但都是構成一個完整的人所不可缺少的部分。荀子用腹心和四肢的關係來形容華夏和夷狄的關係，不僅有民族不平等思想，也有用以喻指“諸夏”和“四夷”同處於“天下一體”之中的思想。
漢代的賈誼進一步發展了苟子的中央和地方、華夏和夷狄的“一體”關係的思想，稱“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漢書》卷四八《賈誼傳》），將天子所代表的華夏及其所管轄的中原地區比喻成一個完整人體的“頭”，將“蠻夷”及其分佈地區比喻成“足”，雖然地位不同，但都是這一統一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漢代思想家杜欽還用“陰陽一體”來比喻“華夷一體”，他曾說：“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漢書》卷六十《杜周傳附杜欽傳》）把中國（中原，這裡主要指漢人）比喻為陽，把夷狄比喻為陰。唐代君臣則用根乾和枝葉構成一棵完整大樹的關係來比喻“華夷一體”的關係。唐太宗曾說過“中國（中原，這裡主要指漢人及其政權）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貞觀政要》卷九《安邊第三十六》），又說“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貞觀政要》卷九《安邊第三十六》）。將漢人比喻成大樹的根干，將夷狄比喻成枝葉。無論把華夷關係比喻成“頭足”、“陰陽”還是“根乾和枝葉”，都表達了同一種思想——既有“尊夏賤夷”觀念，又有“華夷一體”思想。
遼人自稱“中國”，同時也承認宋人是“中國”，也是一種“中國多元一體”的觀念，體現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據《遼史》及出土的遼代《永清公主墓誌》、《大契丹國夫人蕭氏墓誌》等文獻記載，遼人自稱炎黃子孫，但他們並不否認宋人也是炎黃子孫。第二，遼人自稱“北朝”，並積極主張與宋人互稱“南北朝”，認為“南朝”“北朝”是一家，具有“南朝”和“北朝”都是“中國”的思想認識。第三，遼人襲用“中原”即“中國”、“九州”和“十二州”即“中國”的理念，認為自己控制部分中原地區且在“九州”和“十二州”中國之內，應該屬於中國，同時，也承認北宋在“中原”，也在“九州”和“十二州”之內，也是“中國”，具有遼宋同為“中國”的思想觀念。第四，遼人襲用佛經“南贍部洲”之說，自稱“中國”，但並不否認宋代也在佛經所說的“南贍部洲”之內，也是“中國”。第五，遼人承襲歷史上“夷狄用‘中國’之禮則中國之”的思想觀念，自稱“中國”，但不反對宋人懂禮也是“中國”，具有華夷懂禮即同為“中國”的思想認識。因此，遼人這種遼宋同為中國的思想傾向就是“中國多元一體”的思想觀念。
金人也是如此，在自稱“中國”的同時，承認宋朝是“中國”，也有“中國多元一體”的思想觀念。梁琉在勸金海陵王完顏亮伐宋時說，“議者言琉與宋通謀，勸帝伐宋，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國”。金世宗時，依附於宋朝的吐蕃族系人青宜可等“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國之意”。金章宗時期，宋人韓侂胄準備北伐，而金章宗和一些大臣不相信宋人會敗盟，完顏匡則說宋朝“豈忘中國者哉”，獨吉思忠也說：“宋雖羈棲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金章宗後期，“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也”。金宣宗貞事占初年，“中國仍歲被兵”，在蒙古進攻下，金宣宗不敢留駐中都（今北京），趙秉文乘時上書言三事，“大約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塞，車駕幸山東為便”。金哀宗時期，金將完顏陳和尚與蒙古戰敗被俘，不屈而死，一些將士曾說：“中國百數年，唯養得一陳和尚耳！”這些材料中所顯示的金人所說的“中國”，都指金朝，說明金人一直以“中國”自居。金人在自稱“中國”的同時，並不反對宋人稱“中國”。金人主要是援引歷史上“中原即中國”、“懂禮即中國”等思想觀念，自稱“中國”，但他們並不反對北宋佔據中原為“中國”，也不反對南宋人“懂禮”為“中國”。因此，在自稱“中國”的同時，也承認宋朝是“中國”，如金世宗在冊命皇太子的《冊命儀》中曾說“紹中國之建儲，稽禮經而立嫡”，金末劉祁也曾說，顯宗完顏允恭“欲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所說“中國”應該包括南宋在內，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國多元一體”的思想意識。
明朝也強調“華夷一體”，明太祖朱元璋曾在北元蒙古之主愛猷識理達剌病逝，遣使致祭時說“帝王以天下為一家，彼不出覆載之外，何遠之有？”明成祖朱棣也曾遣使齎敕往諭瓦刺蒙古馬哈木等日：“夫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間。”（《明太宗實錄》卷三十）韃靼（蒙古）首領俺答汗曾在所上明朝的謝表中說：“今方普天率土，天朝皇明為尊，實上天之元子，為華夷之正主，九夷八蠻，各受封貢”，贊成明朝有關“華夷一家”的說法，並承認明朝天子為“華夷之正主”，主動將自己納入“中華多元一體格局”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