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喪

1、《論語·陽貨》：“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左傳·昭公十五年》：“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杜預 註：“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清 昭槤 《嘯亭雜錄·阿司寇》：“后既崩，御史李玉明復上疏請行三年喪禮，亦戍於 伊犁。”參閱《儀禮·喪禮》、清 顧炎武 《日知錄·三年之喪》、清 趙翼 《陔餘叢考·三年喪不計閏》。

2、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譯：宰我問：“父母死了要守喪三年，從上古行到現在，很古老了。三年什麼都不能動，結果什麼都壞了，像稻穀一樣，舊的割掉了，新的又長起來，鑽燧改火，時令也改變了，歲月換了，我看守喪一年就夠了。”孔子說：“父母死了，你認為過了一年就可以去聽歌跳舞，你覺得心裡安嗎？”宰予說：“安啊！”孔子說：“你心安，你就照你的辦法去做吧！一個君子，父母死了居喪，內心思念的悲愁，吃飯都沒有味道，聽到音樂也不快樂，睡覺都睡不好，所以三年之中，沒有禮樂。我現在問你一年能不能心安，你說能心安，那你去做好了，不必要提倡改為一年。”於是孔子告訴其他同學：“宰予這個人一點良心都沒有。他說，小孩子三歲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所以三年之喪，就是對於父母懷抱了我們三年，把我們撫養長大了的一點點還報。這是天下人類都一樣的。宰予沒有三年懷念父母的心情！”

居喪，或稱丁憂，或稱守喪、值喪，是人們為了表達對死者的哀悼之情而產生的一種習俗，涉及飲食、居處、哭泣、容體、言語、衣服、喪期等。中國原始社會以來的守喪習俗經過儒家的這一番加工改造，形成了一套標準化、系統化和等級化的喪葬儀禮制度，即居喪制度，它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中國古代的喪葬制度包括埋葬制度和居喪制度，居喪制度還可分為喪禮制度和喪服制度。無論是埋葬制度還是喪禮制度、喪服制度，都具有等級分明、形式繁縟這兩個顯著的特點。這種喪葬制度與宗法制度密切相關，其中許多內容由國家法典規定，還有許多內容在民間相沿成俗，反映了宗法社會中人們的倫理思想和宗教觀念，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初的居喪是指從死亡到安葬的一段時間內，死者家人和親屬在飲食起居等方面表現出的異於平時的行為，這種行為是為了表達生者心情之哀痛，又因人、因時、因地、因民族而各異，並無統一的標準。直至春秋末期，儒家學派的先驅（胡適認為即是孔子）才對此產生了特殊的興趣，並將其發展為禮制，其中最大的創造，就是《儀禮·喪服》中所提出的子為父母、妻為夫、臣為君的三年喪期（實際為27個月）。其後直至漢初彙集成的《禮記》一書，又對三年喪期內的守喪行為在容體、聲音、言語、飲食、衣服、居處等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標準，如喪期內不得婚嫁，不得娛樂，不得洗澡，不得飲酒食肉，夫妻不能同房，必須居住在簡陋的草棚中，有官職者必須解官居喪，等等。這就是宋高宗《起複詔》起始即稱的“三年之喪，古今之通禮也”。但這些理論在未得到統治者首肯之前，還不能落實為強制性的規範。因此整個春秋戰國至秦及漢初，除了孔子弟子曾為孔子守喪三年外，並無一例守滿三年者。即便是孝子，如齊國晏嬰為其父晏桓子、吳子諸樊為其父吳子乘、刺客聶政為其母，也都是安葬后即結束居喪，時間一般為3個月或百日，稱為“既葬除服”。儒家的三年喪制度還遭到其他學派的抨擊，其中最激烈的就是墨子，見於《墨子·節葬下》篇。

古代為直系親屬(父母或祖父母)服喪，稱之為居喪。《禮記·雜記》：“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jī)悲哀，三年憂。”《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

居喪之俗規定的禮節很多，《禮記》中《雜記》、《檀弓》、《曲禮》、《喪大記》、《閑傳》、《喪服舊制》、《問喪》等篇都有記載。

飲食

其飲食“三日不食”，“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卒哭后“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平時“喪不貳事”，“父母之喪不避泣涕而見人”，見人“非喪事不言”，“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喪者不遣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葬禮。

居住

居父母之喪，其居處，起初“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行卒哭祭之後，“拄楣翦屏，苄翦不納”，過了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大祥后“居復寢”，待舉行過禫祭禮，才可以回到床上睡覺。

禁娛樂

喪(畢)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頭有釗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葬，乃比於不茲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等等。

服飾

《儀禮·喪服》所規定的喪服，由重至輕，有斬衰（cuī）、齊（zī）衰、大功、小功、緦（sī）麻五個等級，稱為五服。五服分別適用於與死者親疏遠近不等的各種親屬，每一種服制都有特定的居喪服飾、居喪時間和行為限制。

秦漢時期的居喪制度

秦始皇曾以法令的形式首先在國喪中強制人民實行居喪制度。如《晉書·禮志》：“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按照儒家禮制的規定，臣為君服斬衰三年，民為君服齊衰三月。而秦朝卻規定臣與百姓一律為 天子服喪三年，所以《晉書》的作者說是“率意而行”。秦朝規定天下臣民 皆為天子居喪三年，並不準飲酒食肉，嫁女娶婦，顯然不太符合現實，所以《晉書》說其“制不稱情”。

漢代時的居喪制度出現了禮、法統一的趨向。西漢初年，漢高祖國江山草創，所以下令承襲秦制，“因而不革”，“率天下為天子修服三年”。但 實行不久，漢文帝便意識到“其制不可久行”，在遺詔中改變了這一制度，要求“出臨三日，皆釋服”；既葬，“服大紅（功）十五日，小紅（功）十 四日，纖七日，釋服”。（《漢書·文帝紀》）。在這裡，儒家的三年之喪制度被“以日易月”，變成36天，並垂為定製。儒家原來服喪三年的主張，到此時被文帝的一紙遺詔修正了。

武帝初年，“好儒術”的竇嬰、田蚡二人想恢復儒家原來的三年之喪制 度，但未能成功。據《漢書·翟方進傳》記載，成帝時方進為相，其後母終，葬后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聲稱“不敢逾國家之制”。可見當時仍然遵循文帝之制。到了哀帝時，又開始提倡三年之喪。如《漢書·哀帝紀》：哀帝 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錶，益封萬戶。博士弟子父母 死，予寧三年。”行三年之喪而可得萬戶侯的封賞；博士弟子雖有父母死，也詔准告假丁憂。王莽時，開始盛倡三年喪制。《漢書·王莽傳》說：“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征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又說：“居攝三年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建國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莽為太皇服喪三年。”這樣，漢文帝的短喪制度又被正式取消。

東漢光武帝劉秀執政期間，國政多趨向簡易，因此遺詔喪葬制度“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後漢書·光武帝紀》）。詔告大臣不許“告寧”。但在這一時期，三年之喪在社會上已蔚然成風。如《後漢書·韋彪傳》： “彪孝行純至，義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疾骨立異形，醫療 數年乃起。”《後漢書·鮑永傳》：“永遷揚州牧，會遭母憂去官”。《后 漢書·廉范傳》：“父遭喪亂，客死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歸葬，服竟，諧京師受業。”《後漢書·劉平傳》： “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後漢書·江革傳》：“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為吏。”以上這些事例，據楊樹達先生考證均發生在光武帝時期。由此可見，儒家的三年之喪制度經封建最高統治者和儒家的反覆倡導、宣揚，至此已深入民心，以致光武帝不許大臣“告寧”及“如孝文皇帝制度”的短喪遺詔也變成了一紙空文。光武帝以後，儒家的三年之喪制度更是大行 於世。不僅孝子賢孫們多行此制，而且女子亦行之。如《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父）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 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如果大臣不服三年之喪，便為天子所譏。到明帝時，天子本人也自行三年之喪。安帝永初三年（109 年），鄧太后臨朝執政時，又提倡三年之喪。《後漢書·劉愷傳》說：“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以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這一詔令，后又被列入《漢律》之中。此後，行三年之喪成為選舉仕進的一種資格。久而久之，儒家的三年之喪制度 終於成為“天下之通喪”。

至於三年之喪的履行，也有某些特殊情況，如按規定，軍人可以“遭喪不服”；皇帝也可專門下詔，令臣下釋服，後代稱此為奪情起複之制。還有某些人利用喪期弄虛作假，欺世盜名，如《後漢書·陳蕃傳》所記載的趙宣，葬親后在墓道中居喪二十多年，被當地人稱為大孝之子，但後來太守陳蕃發現趙宣的五個孩子皆在所謂居喪期間所生，真相由此才大白於天下。

按照漢代的居喪之禮，死者的某些親屬主要是子女在死者未葬時應居服舍，葬后應居住在墓旁的草屋中，並不飲酒吃肉，不近婦人，不作樂，不聘 妻，不訪友。楊樹達先生曾援引大量史料對此做過認真的考證。

居喪之禮對於貴族的規範尤其嚴格，例如漢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隆慮侯陳融、堂邑侯陳季須都因在為母居喪期間姦淫、兄弟爭財而服 罪自殺。元鼎三年，常山王劉勃也因在父服喪期間姦淫、飲酒作樂而被其庶 兄劉悅告發，結果削去爵位，徒徙房陵。劉賀則因居喪違禮被廢去帝位。《漢書·霍光傳》載：漢昭帝死後無子，大將軍霍光等文武大臣迎立昌邑王劉賀 繼承皇位。但劉賀在居喪期間，毫無“悲哀之心”，當昭帝的靈柩還停放在 前殿時，他居然讓隨從的昌邑樂人擊鼓、吹簫、唱歌、演戲。而且還經常派 人去買豬肉、狗肉，私下偷偷吃掉。他還與隨從的昌邑官員一道偷吃祭靈用 的供牲食品和美酒。剛即位二十七天，他就開始與宮女淫亂。由於劉賀居喪 作樂、飲酒食肉及淫樂等醜行違背了居喪制度，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一致不滿，於是即位不到一月的劉賀被廢去了皇位。又據《後漢書·趙孝王良傳》，趙惠王劉乾因居父喪私下納妾淫樂而獲罪，被漢安帝削去王位。

漢朝對於遵守居喪之禮的貴族一般都給以讚美和獎勵。如《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狀。永寧元年，鄧太皇增邑五千 戶。”《後漢書·濟北惠王傳》：“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 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暗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側隱之勞。’”《後漢書·任城孝王尚傳》記載：任城王尚也“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為此曾受到桓帝嘉獎，增封三千戶。

居喪制度法制化

居喪制度作為強制性規範始於漢武帝，但整個兩漢時期的禁約對象限制在王室諸侯範圍內，法律上並未強制居三年喪。兩晉時期，三年喪與期親喪已成為官吏的強制性行政規範，晉時對於居喪違制的處罰大多並非出於法律或詔令之依據，而是出於“清議”。南北朝時期，居三年喪入於刑律。隋唐時期居喪制度全面法律化，不僅將居喪制度全面入律，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條款被列入“十惡”罪中。至明清時期，居喪法律有所變革。

《唐律疏儀》規定：居父母之喪，“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徒三年；雜戲徒一年。”居期親之喪，“喪制未終，釋服從吉，杖一百。”“父母之喪，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內是正喪，若釋服求仕，即當不孝，合徒三年；其二十五月外，二十七月內，是‘禫制未除，此中求仕為‘冒哀’合徒一年。”“居父母喪，生子，徒一年。”“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居期喪而嫁娶者杖一百。”“父母之喪，解官居服，而有心貪榮任，詐言余喪不解者，徒二年半。”大清律規定：“凡居父母及夫喪而身嫁娶者，杖一百；若男子居喪娶妾，妻女嫁人為妾者，各減二等……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喪而嫁娶者，杖八十。”《清通禮》載：“凡喪三年者，百日剃髮。仕者解任。士子輟考。在喪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小入公門，不與吉事。”

制度沿襲

居喪之俗，歷代沿襲。後世在居直系尊親之喪中，有廬墓者。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三十七回《司馬徽再薦名士，劉玄德三顧草廬》中寫道：徐庶的母親死後，“徐庶葬母柩於許冒之南原，居喪守墓。”亦有久哀不絕者。《禮記·檀弓上》曰：“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還有不飲酒食肉者。《宋史·趙宗憲傳》：“居父喪，月余始食食，小祥菇落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狒入者久之。”有不外游訪友者。徐珂《清稗類鈔·孝友類》：稱連城張鵬翼篤信程、朱，行事遵禮，“居喪，疏食三年，不外游，不內寢，動必以禮。”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名士大宴鶯脰湖，俠客虛設人頭會》寫道：婁府兩公子聽說蕭山權勿用有“很高”的才分，便派家人的兒子宦成去請。不多幾日，宦成來到蕭山，“招尋了半日，招到一個山凹里，幾間壞草屋，門上貼著白，敲門進去”，只見“權勿用穿著一身白，頭上戴著高白夏布孝帽。”權勿用問明來意，向宦成道：“多謝你家老爺厚愛，但我熱孝在身，不便出門。……再過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滿過，我定到老爺們府上來會。”

述及居喪之俗，《後漢書·陳蕃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叫趙宣的人，守喪二十餘年，一直一個人住在墓道之中。於是郡長官認為他是大孝子，推薦他做官。當陳蕃得知他有五個兒子，並且這五個兒子都是他居喪期間生下的，這就說明他違犯了居喪期間夫婦不可同房的規定，於是大怒，給他以懲罰。趙宣本想以居喪持久來嘩眾取寵，卻不料身敗名裂。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途，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宰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佛刖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刖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其孢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子曰：“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曰：“鄉願，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盪；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家邦者。”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焉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敫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宰我

宰我，以宰為氏，諱予，字子我，春秋末魯國人。生於孔元三十年（西元前522年），卒於孔元九十四年（西元前458年），小孔子二十九歲，在孔子所列的四科之中，他屬於“言語”科，而且排名在子貢之前，是“孔門十哲”之一。

子我能言善辯，曾從孔子周遊列國，遊歷期間常受孔子派遣，使於齊國、楚國。 《孔叢子·記義》中記載，宰我出使楚國，楚昭王要送一輛華麗的車子給孔子，宰我說，孔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謂為夫子也。”說孔子對奢侈華麗的東西，以及娛心亂性的音樂，都不會接受的。於是，替孔子拒絕了楚昭王的禮物。孔子得知之後，對宰我表示稱讚。

對宰我的認識，有兩個方面需要注意。

第一，關於《論語·陽貨》中的宰我說改變“三年之喪”的問題。對此章宰予的做法，有三種解釋。一是因為當時三年喪禮不再被人採用，宰予怕禮會失傳，才用當時流行的說法來引出孔子的責備，是通過孔子對自己的責備來給天下人指明大道。見皇侃疏引繆播語。二是宰予在討論重新制訂禮制的時候，見當時三年喪禮不被採用，認為存其虛名，不如順從世俗而改成一年喪禮，並非宰予自己想要縮短守喪時間。見錢穆《論語新解》。三是宰予的話是出自本心。如朱子《論語集注》等。其中第一種解釋最為可取。

三年之喪，是根據人情制定的，在《禮記·雜記下》中有詳細的說法。守喪期間，因為喪父母之痛太深，所以，君子不忍心稻米飯，穿錦繡的衣服，即使聽到音樂，不僅不會感到快樂，而且會更增悲痛之情，這本是出於人之常情。假如父母去世，子女卻無動於衷，心安理得地去享樂，我們還能說他有仁愛之心嗎？把父母去世都不當一回事的人，還能有淳樸之心嗎？執政者自己不守三年之喪，是對父母失去仁愛之心；執政者在國內廢除三年之喪，是不尊重人情。因此，三年之喪，不是為了守喪而守喪，其中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不能輕視。因此，不能說孔子的做法是保守。

第二，關於“宰予晝寢”的問題。對此的解說很多，一說是白天在卧室里；一說“晝”是“畫”意，即粉飾卧室；一說早晨晚起；一說因宰予身體不好所以休息。筆者認為不必如此穿鑿。在不該睡覺的時候睡覺，是懶惰的表現；本來有事卻不去做，會耽誤了事情。從人的感情來說，誰都有懶惰的可能性，如果自己沒有理性來控制，就需要別人來加以督促。懶惰和懈怠一旦成為習慣，就像朽木污牆一樣，後悔已晚，到那時再責備還有什麼用？人們一般都把這樣白天睡覺看作是小事，似乎不必責備，但是，如果不責備的話，對他是有利還是有害呢？這種責備具有督促的作用。人世間總是善於說的多，而言行能夠保持一致、說到做到的人少。所以，不能只看一個人如何說就信以為真，更要看他是否言行一致。觀察別人是如此，我們自己的言行也應當如此。宰我是孔子弟子，有缺點錯誤而得到孔子的批評很正常，不必因此而貶低宰我。

孔子曾說：“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和《韓非子·顯學》中都記載了類似的話，但是，前者對宰我和子羽（澹臺滅明）的品德和才能都是肯定的，後者卻是否定的。從唐玄宗開元七年開始，宰我就被列為“孔門十哲”之一，而被請到大成殿中，後來雖然由“十哲”發展成為“四配”、“十二哲”，宰我始終也是其中的一員。在歷代朝廷的祭祀孔子大典中，宰我也享受著配享的待遇；歷代執政者和歷代先儒，並沒有把宰我排斥在孔廟之外。因此，不能由此而貶低宰我。

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宰我後來當了臨淄大夫，又說他參與田常作亂而被陳恆所殺，但唐代司馬貞疑此說把闞止（亦字子我）當宰我。因此，宰我應該是沒有擔任過官職的。唐玄宗時，宰我被追封為“齊侯”，宋代追封為“臨淄公”，后改稱為“齊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