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之學

中國戰國時期興起的哲學政治思想流派。黃指黃帝，老指老子。黃老之學始於戰國而盛行於西漢時期。司馬遷在《史記》里屢以黃老並稱。黃老學派的典籍為黃帝書。《漢書·藝文志》里提名為黃帝的書有21家，除《黃帝內經》外，都已亡佚。1973年12月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乙本卷前，有《經法》、《十六經》、《稱》、《道原》4篇古佚書，是黃老學派的重要著作。黃老之學常用簡明的語言與形象的模型來闡述學說基本內容，如宇宙生成論有三式物則有形圖模型等；社會主張有九主圖模型等；體育有熊經鳥申圖等。

在先秦秦漢，《 老子》的傳授有兩套傳授系統，即“刑名法術系統和養生神仙系統” 。之所以有這兩種系統，一是當時作者創作時候的知識背景如此，二是接受者的知識背景與之相同，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它也是我們已經論述的黃帝書兩大主題— — —政治思想和技術發明的具體細化的體現。這兩種系統的具體代表，前者是《韓非子》 的《 解老》 、 《 喻老》 ，以及黃帝書中的刑名法術之說；後者的代表是河上公、安期生、嚴遵、張陵一派的解釋系統。王明曾認為，自漢初到三國，老學凡有三變：西漢初年主治國經世，東漢中至東漢末主治身養性，三國流行虛無自然之玄論。這是對老學線性發展過程的評論，李零認為“其實我們倒不如把這三變看作老學固有內涵的展開過程，只不過各個時期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罷了” 。這個評價從老學的最初背景入手，討論它內涵的變化問題，角度與王明不同。

“黃老”並稱，一部分原因在於二者的知識背景的相同。我們現談論“黃老”思想，要注意把數術方技之“黃”中的內容，與《 老子》 中的相關內容聯繫起來。《 初學記》卷二二引《 黃帝出軍訣》 講到立五色牙旗之說， “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往東，赤牙旗引往南，白牙旗引往西，黑牙旗引往北，黃牙旗引往中，此其義也” ；又曰：“始立牙之日，喜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來，此大勝之徵。 ”《太平御覽》 卷三三九引《 兵書》 在“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一軍之形侯也” ， “攻伐作五彩牙旗，青引東，赤南，白西，黑北，中黃是也” 。這個是五色配五位的例子。《 老子》 一書中，也有與此相似的記載，如《 老子》 五十章載：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用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五十五章載：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蟄，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 ”何炳棣認為這是濫觴於古代巫術、方技、新興的養生、神仙之術的“避兵術”了，另外，比如《 老子》 六十一章載：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所欲，大者宜為下。 ”這是借用方技知識中的男女交合的房中術來談大國、小國之間的關係，強調處於下、守靜的牝的重要性。張家山漢簡《引書》 載： “治身欲與天地相求，猶橐籥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此處所言，借用《 老子》 五章“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與？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的說法。前已說到，行氣導引代表的方技知識是黃帝書的一個關注點，正是此點上，它與《 老子》 有了“接駁” 。

道家最初是指先秦時期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廣義地來說，它是古代中國社會思想文化體系中以道為其核心觀念，強調天道自然無為、人道順應天道的一個流派。歷史上凡是崇尚老莊黃老之學說的人都可以稱為道家。

按照《漢書·藝文志》的說法，道家出自古代的史官。所謂史官實際上也就是王室內負責記載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的人。古代學在官府，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事為王室所壟斷，一般的人是無緣於此的。可以說史官在當時是最有學問的人中的一類。被稱為道家奠基人的老子在周王室中當過柱下史，也就是負責周王室的圖書管理。就道家作為一個思想文化流派來說，它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這一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形成的。春秋初年，周王朝開始衰落，社會動蕩不安，隨之而來的是以前由官府所壟斷的從事文化教育事業的人流落到民間，出現了學下私人的現象，由老子及其思想上的追隨者所形成的道家對春秋戰國時期的現實社會政治形成了自己的看法，由此奠定了道家這一學派的思想基礎。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道”是道家這一思想文化體系的最高範疇，為所有的道家學者所推崇。可以說不管道家內部各個學者之間的思想文化的差距有多大，他們都是圍繞“道”這一核心範疇來展開的，而且合於道是所有道家追求的終極目標。那麼“道”到底是指什麼呢？從文字學的意義上來說，道即是我們所說的道路。東漢文字學家許慎在其名著《說文解字》中說：“道，所行道也。”即是指人走的路。而道家作為一個思想文化流派，其核心範疇“道”，顯然不是這種文字學上的意義所能解釋的。

一般說來，道家的“道”具有下列幾方面的意義：(一)道是天地萬物的本源。(二)道自然而無為。(三)道無形而實存。(四)道具有普遍性，無所不在，無時不在。

以道為核心，把合於道作為終極追求目標的道家學派，實際上在其內部是存在著很大的思想差異的。道家是一個從各個不同層次不同方位展開的動態的思想流派，但各個不同層次、不同方位展開的動態的思想流派之所以總名之道家，顯然在他們之間體現出了某些基本的特徵，即是說，他們始終沒有離開之所以稱之為道家的最基本的東西。關於道家的基本特徵，古代的學者多所概括。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引其父之《論六家要指》說：“道家無為，又日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漢書-藝文志》則說道家：“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總起來說，道家作為一個思想文化流派，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徵：(一)崇尚老莊黃老之學說。(二)以道作為該學派的思想核心和最高範疇。(三)在天道自然無為、人道順其自然的天人關係的架構中展開自身的思想體系。(四)以幽深微妙的言語，以高蹈隱逸之士的心態關懷世情。與其他各家相比，他們對社會的觀察和體認更冷靜、更清醒，也更為深刻。(五)具有獨任清虛、超邁脫俗、絕禮去仁、追求返璞歸真這樣一種獨特的精神氣質。道家在歷史上不同時期表現出了豐富的多樣性，凸現其各自的個性差異，但只要是道家中的一員，他就不能不具備以上的一些基本特徵。

黃老之學發揚了老子的唯物主義。雖然他們基本上站在道家的立場，卻成為了道家的左翼。稷下黃老之學一開始就受到齊國封建統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學宮中居於主導地位。這是因為齊國的田氏政權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權，它需要對其合理性進行辯護，以鞏固統治地位。那麼，這種學說是怎樣建立的呢？因為老子是陳國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齊桓公時由陳國避亂逃到齊國的。所以，田氏政權選擇了來自南方陳國的老子學說，同時又抬出傳說比堯、舜、禹、神農更早的黃帝來。一方面是要以此壓倒儒、墨、農等家，更重要的是齊威王把黃帝作為田氏的始祖，確是下了一番苦心琢磨出來的。因為田氏是黃帝的後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後裔。黃帝戰勝炎帝而有天下的傳說，就為"田氏代齊"的合法性找到了歷史的根據。

同時又打著黃帝的旗號來建立霸業，甚至統一六國。古器物銘文《陳侯因敦》記載："其唯因，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邇嗣桓文。"大意是齊威王（因即因齊）要發揚他父親桓公午的光榮傳統，遠要以黃帝為祖宗，近要繼承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齊威王把黃帝作為田氏的始祖，此說是有歷史根據的。齊威王在銘文中宣揚田氏的祖先是黃帝，又把黃帝與老子的學說結合起來形成黃老之學，以此作為稷下學宮的主體，為田氏建立的政權進行辯護，造成"田氏代齊"的合理觀念。在這樣政治背景下，黃老之學在齊國的稷下學宮形成了。因此，郭沫若說："黃老之術......事實上是培植於齊、發育於齊，而昌盛於齊的。"這話是很有道理的。黃老之學是興起於齊國的學派，因其有田齊政權的支持，它在齊國的勢力相當大。

當莊子還在宋國的隱居處發表游世、出世的高論時，東方的齊國、陳國，道家正發生著劃時代的變革；老子哲學中積極人世的思想基因，已成長發育成極具“攻擊力”的黃老學派，將在未來的中國歷史舞台上領數千年風騷。”關於黃老之學的形成和發展的問題，學術界還有爭論。說到黃老之學首推齊國的稷下學宮，時間在戰國中期。稷下學宮的黃老之學主要是由稷下先生們從老子學說進一步發展而來的。齊國推行黃老，不久使齊國得到強盛。人們將這些學者統稱“稷下先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而且著作也很多，"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著焉"。稷下黃老之學按郭沫若的意見，分為三派：一派是宋鈃、尹文；一派是田駢、慎到；一派是環淵。《老子》一書是環淵整理出來的，這一派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虛靜無為思想；田駢、慎到一派，則提出"以道變法"。而劉尉華、苗潤田《稷下學史》認為《黃老帛書》可能是環淵的著作。這種意見比較謹慎，又照顧到《黃老帛書》多楚語，其作者應是楚人，而環淵正是楚人，同時又是稷下先生，屬於稷下黃老之學的創始人之一。因此，說他著《黃老帛書》應當是有道理的。戰國時期有名的黃老學者還有申不害、鶡冠子、文子等，而在思想史上地位更為重要的則是宋鈃、尹文一派。

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有《經法》、《十六經》、《稱》、《道原》4篇古佚書，共一萬一千多字。唐蘭《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佚書的研究》一文中認為，這4篇古佚書就是《漢書·藝文志》里所說的《黃帝四經》（《考古學報》1975　年第一期），這4　篇古佚書與《老子》合在一起，應是黃老之學的主要經典之一。人們又把它叫做《黃老帛書》。據《史記·樂毅列傳》介紹漢初治黃老之學的有名學者蓋公的師承關係，一直上朔到戰國中期趙國的河上丈人。因此，有人推測，《黃老帛書》的作者即是河上丈人。又有人認為河上丈人是齊閔王後期稷下諸子各分散時，隱居在齊之高密一帶的稷下黃老學者。《黃老帛書》的發現，為研究黃老之學提供了寶貴的材料。但學術界對它的研究，意見分歧較大，這裡不再詳細介紹。

除《黃老帛書》之外，黃老之學的代表著作，主要是《管子》、《呂氏春秋》等。有的學者提出，過去認為是偽書的《尹文子》、《鶡冠子》，其實不偽，也屬於黃老之學的著作。

稷下道家學派繼承了原始道家思想，主張不累於俗，不滯於物，見侮不辱，情慾寡淺。提出齊萬物以為道，順乎自然，不顧於慮，不謀於智，於物無擇，與之俱往，並把黃帝與老子相併稱。道教將黃帝與老子同尊祖師的根源也是從莊子的文章里宣傳出來的。在《莊子·大宗師》就說黃帝得道，升天成仙了；《在宥》篇中有廣成子向黃帝傳授“至道”。將黃帝尊為祖師的是道家的另一派黃老術士神仙方技家，繼承發揚了道家養生思想，這給神仙信仰及道教以後的內丹術理論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黃老之學是道家的一種分支，在戰國中晚期思想界有相當強大的勢力。在幾個諸侯國握有統治權的法家人物，頗多學習黃老，如韓國的申不害和韓非、齊稷下的趙人慎到等等，都以其學歸本於黃老。漢代竇太后好黃老術，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仍把黃老列為首位。

黃老之學的特點是黃老學派推崇黃帝，在稷下學宮黃老學派的推動下黃帝傳說在戰國大行其道，黃帝發明了車、弩、釜、甑和冠冕，作灶穿井，作宮室築城邑，並作棺槨。此外，黃帝還畫洛書河圖，鑄鼎制鏡，合符封禪，別12相與28宿，創原始共和制國體。黃帝的妃子嫘祖教桑，大臣寧封制陶，共鼓、化狄作舟，杜康造酒，倉頡造字，大橈作甲子，容成制歷，隸首作數術，伶倫作樂，牟夷造矢，揮作弓，曹胡作衣，伯余造裳，於則制履，胲作牛車，黃雍父作舂，風后發明指南車，岐伯作鐃鼓、號角，雷公、岐伯論醫，俞跗外科，馬師皇為龍醫（獸醫）。

除以上所述，黃帝時代還有市場、貨幣、圖畫、傘、蹴鞠（足球）等發明。此外還提出"道生法"的觀點；突出刑德觀念，主張恩威並施以鞏固政權；在以道、法為主的同時，又兼采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的思想。李學勤教授指出：“在《黃帝書》公布以後，學術界為‘黃老之學’面貌的揭示而振奮。原來文獻艷稱的‘黃老之學’，其思想富於積極色彩。”

黃老之學兼容並包，認為"貴清靜而民自定"。主張君主治國"無為而治"，掌握政治要領即可，因勢義導不要作過多的干涉。還主張"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這些主張受到漢初統治者的讚賞。漢初主要大臣蕭何、曹參、陳平等"好黃老之學"，施"無為之政"，當時恢復了經濟，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繁榮局面。

戰國至西漢的黃老之學，本是經世之學。到東漢時，黃老之學蛻變為 "自然長生之道"，一些方士把黃老之學與神仙長生、鬼神祭禱、讖緯符籙等方術雜糅一起，視黃帝、老子為神仙，形成了原始道教，給黃老之學帶來了消極影響。

與古代西方的原子論不同，古代中國流行的是元氣論。根據這種學說，萬物都是由元氣或者精氣組成的，元氣或者精氣聚在一起，就是有形的東西；散開來就成為了無形的東西。而黃老道家首先提出了元氣和精氣這兩個概念，並對其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另外，黃老道家繼承了老子觀點，認為萬物的主宰是虛靜的道，而且正因為道是虛靜的，所以才能因順萬物，成為萬物的主宰。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競爭加劇。為了因應這種局勢，黃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術、勢、利、力等概念，使先秦學術擺脫了理想主義的窠臼，開始走上了現實主義的道路。在此基礎上，黃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張，不但解決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問題，還為道家治世開闢了道路。另外，黃老道家還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勞、清凈無為、萬民自化、因俗簡禮、休養生息、依法治國、寬刑簡政、刑德並用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張，讓民眾發展自組織，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社會政治學的精華。除此之外，黃老道家還提出了天下為公和用法律來約束君權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專制政治的反思和批判。

黃老道家主張治身治國，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認為“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試圖將治身和治國緊密結合起來。熊冬眠，冬藏春伸，喜水善捕魚，壯碩孔武，這些生物特性都很符合古代的天道的概念。《莊子·刻意》、《引書》、《導引圖》。

《漢書·食貨志》中記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可見，漢初的社會經濟狀況是極其惡劣的。

漢初的東西文化差異。漢初，劉邦能夠再建帝業，得益於當時“(劉邦與蕭何)在完成對全國軍事征服和政治統一之後，接收和容忍不同習俗並存的局面，針對不同習俗採取不同政策，在秦、韓、魏等西部地區設郡縣‘奉漢法以治’，在趙、燕、齊、楚等東部地區則立王國從俗而治，並制定了相應得律令制度。這種東西異制、郡國并行、法俗兼存、秦楚雜糅的局面就是劉邦、蕭何留給後人的遺產”。

從史料中分析可以看出，只有黃老的清靜無為才符合劉邦與蕭何所創立的制度，而後來“蕭規曹隨”，沒有改變最初的這種治理方式，可以說黃老思想參與漢初政治，其實從漢高祖時期已經在潛意識中開始了。

1. 漢初，經濟殘破，百廢待興。

2.漢初的統治者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

3.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適應了漢初的休養生息的政策的需要，實行輕徭薄賦、勸課農桑等等。

4.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要陸賈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所以，“道大於無為”。所以，黃老思想在這個時候受到政治社會的重視，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這時政治社會側重於黃老的清靜無為，與民休息，垂拱而治。其重點在於從統治術的角度來利用黃老學說。這樣：文帝、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皆讀《老子》，尊其術”。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劉邦時就開始增減賦稅，規定田租十五而稅一。因為劉邦發現：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所以，劉邦立刻採取措施：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予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儘管劉邦本人對學術一竅不通，但“約法省禁”舉措所蘊含的清靜簡約指導思想，可視為西漢前期的“黃老之治”的先聲。

曹參死後，用黃老思想治國的是陳平，據《史記》中記載：“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

曹參和陳平主張“清靜無為”的治國理念，在他們的努力之下：“君臣俱欲休息余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孝文即位，有司儀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據說文帝曾想建一座露台，聽說要花費百金，等於十個中家人財產，於是作罷。“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圄，狗馬服御無所增益”，“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漢景帝把文帝的兵役、徭役的年齡推遲到二十歲，政治方面對秦代以來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對周邊少數民族也不輕易用兵，儘力維持相安的關係，以免煩擾百姓。漢文帝之妻，景帝之母竇太后更崇尚黃老清靜之術，她經歷了文、景、武三朝，當了文帝23年的皇后，景帝16年的皇太后，武帝6年的太皇太后，在朝中影響達45年之久。因為她的影響所施行的黃老“無為而治”的結果是：“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說到了漢武帝時“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作”。國家真的強大了，人民真的富裕了。

黃老道家尊崇黃帝和老子，這當然不能說黃老道家的起源於黃帝時期或商周時期，但說黃帝、伊尹、辛甲、呂尚、鬻子等人的治世思想是黃老道家的重要源頭，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另外，有些學者注意到，商周文化存在明顯的差異，如果說周文化直接肇啟了儒家思想，那麼殷商文化是黃老道家的重要源頭之一。

春秋末期，老子站在歷史的高度對現實社會進行反思，寫成了《道德經》一書，標誌著道家學派從此誕生。而他的思想傳人，有的繼承了他批判和超越的精神，形成了老莊學派；有的繼承了他貴生重生的思想，形成了楊朱學派；有的繼承了他經世致用的理念，形成了黃老學派。其中黃老學派契合了治國安邦的時代潮流，受到了諸侯們的青睞，逐漸成為了當時道家思想的主流。

就在《道德經》誕生前後，發生吳越爭霸的事件，本來弱小的越國，在范蠡等人的幫助下，制定了休養生息的政策，經過十年生聚最後取得了全勝。在此基礎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黃老帛書》出現，成為了黃老道家的經典著作。此後，黃老道家分別以齊楚為中心，形成了南北兩個關係緊密相互影響的支系。而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稷下黃老道家。它與齊國的稷下學宮有密切的關係。

田氏代齊后，為了擺脫篡逆的指責，也為了籠絡人才、鞏固政權，便創立了稷下學宮，並四處延攬人才，不久就出現了諸子馳說、百家爭鳴的盛況。而在稷下學宮諸子百家中，人數最多、勢力最強、著作最豐、影響最大的當屬稷下黃老道家，可以說是“黃老獨盛，壓倒百家”。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駢、捷子、環淵、宋鈃、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經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還有留存的《慎子》、《尹文子》、以及與黃老道家關係密切的鴻篇巨製——《管子》。齊國統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黃老道家思想治國，成為了戰國七雄中最富強的國家之一。

到了戰國晚期，齊愍王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稷下學宮衰落，稷下黃老學派的傳人也逐漸散去。不久，時任秦相的呂不韋大力召集門客，他們便紛紛投奔呂不韋，成為呂不韋的謀士和助手，並在編撰《呂氏春秋》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呂不韋也在法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秦國推行黃老政治，使得秦國的經濟和文化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誕生在楚地的《鶡冠子》，也是黃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呂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戰國末期黃老思想的風貌。

秦始皇執政后，廢除了呂不韋的大多數措施，重新啟用法家思想，並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將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國，不久又實行“焚書坑儒”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使得包括黃老道家在內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擊。但黃老思想在民間的余脈還在。漢朝取代秦朝以後，當時的丞相曹參在稷下黃老學派的策源地——齊國學到了黃老思想的治國精髓，並將其變為整個國家的指導思想。於是，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名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這樣雄厚的現實背景，司馬談（司馬遷之父）對黃老道家思想進行總結，首次提出了道家的概念。他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當時的淮南王劉安還組織門客編撰了《淮南子》，成為了黃老道家巔峰性的著作。司馬遷受其父的影響，其著作《史記》處處流露出黃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為道家治世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繁榮，司馬遷還探討了經濟運行規律和企業家精神，成了以後中國古代學術絕無僅有的現象。

不過，當時黃老思想成為主流，是建立在天子、諸侯和軍功階層三權分立、皇權受到一定程度制約的基礎上的。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后，諸侯勢力大大削弱、軍功階層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權力膨脹起來的皇帝，再也無法容忍黃老道家“清靜自然”的約束，於是，主張尊君隆禮的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為了國家的正統思想。這樣的局面此後延續了將近兩千年。在這兩千年裡，黃老道家的大多數著作逐漸佚失，黃老道家曾經的輝煌逐漸被人遺忘，因為大量古代簡牘的出土，才使人們逐漸了解了戰國秦漢時期黃老道家的盛況。

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為了國家的正統思想后，黃老道家思想並沒有完全消失。大多數時候，統治者像漢宣帝說的那樣，是“霸王道雜用之”。即有時是“外儒內法”，有時是“外用儒術，內用黃老”，每當君權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部分限制時，黃老道家就會復活，並帶來經濟文化上的繁榮（因為統治者的無為而治僅限於經濟和文化），像唐玄宗、宋真宗、朱元璋、康熙這樣的明君，都曾註解過《道德經》，“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兩宋時期經濟文化的高度繁榮、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潮、今改革開放的成就，都與黃老思想有密切關係，因此民間有“治世道，亂世佛，由治到亂是儒家”的說法。

附金庸和鄧小平關於黃老道家思想的對話：

鄧：查先生做新聞工作，接觸到的人很多，大家對我們有什麼意見？

查：主要的意見是，希望政策能長期推行，不要改變。大家有些擔心，不要政策執行了一段時期，將來忽然又變了。因為過去的變動實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

鄧：那是對的。國內人民的主要意見也是這樣。要保證我國政策的連續性。要建設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幹部政策也要四個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制度化。這是陳雲同志提出來的，那好得很，應當這樣，是不是？但不是說幹部老了就沒有用，老幹部有經驗，有見解，還是寶貴的，但實際工作就可以少做或不做。我們擔任領導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壞事。

查：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是盼望國家領導人“清靜無為”。共產黨人當然不能“無為”，要“有為”。但領導人心境清靜一些、共作清靜一些，還是好的。

鄧：擔任領導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慮沒有成熟，不斷有新的主意出來，往往要全國大亂。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壞事後。領導人寧靜和平，對國家有好處，對人發有好處。查先生對於我們的政策和工作，還有什麼可以談談的。

司馬談說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黃老道家對儒墨名法百家採取兼收並蓄、兼容並包的態度，不但豐富了自己的理論體系，也對其他學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歷史事實也說明，凡是採用黃老道家治國的時期，大多是文化繁榮、百家爭鳴的時期。

1、和道家的關係

黃老道家是道家的兩大分支之一。在戰國秦漢時期，是道家思想的主要形式。魏晉玄學崛起后，它的地位才被老莊派取代。而且它與老莊派關係非常密切。今本《道德經》就是老子原始思想和黃老思想共同融合的結果，即使是老莊派的代表作——《莊子》，也深深的打上了黃老思想的烙印，

2、和法家的關係

如果從學術淵源上來說，法家是黃老道家派生出來的。法家學派非常重視道的規律性，明晰了“道”與“理”的關係，對黃老思想有繼承和發展。而他們重點闡述的所謂法術勢，都是黃老道家首先提出來的。所以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所以許多人認為，黃老道家和法家一樣都是“君人南面之術”。但是，黃老道家堅持“道本清靜、以道生法”的原則，和法家學派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所以重用法家思想的暴秦滅亡之後，新起的漢朝要用黃老思想撥亂反正的重要原因。

3、和儒家的關係

黃老道家對儒家等級思想和仁義禮治思想多有吸收，同時，黃老道家的大一統思想、刑德並用的思想，對儒家也有深刻的影響。因為純用儒家會帶來王莽式的災難，所以以後的統治者大多都是“外儒內法”，或者是“外示儒家，內施黃老”。在許多朝代立國初期，儒家思想和黃老思想互為表裡，為社會經濟文化的復甦起到了重要作用。

4、和雜家的關係

因為黃老道家對諸子百家兼收並蓄，所以呈現出了一種斑駁蕪雜的特點，所以在歷史上經常被人當成雜家，但事實上，黃老道家對諸子百家思想，無一不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幹的。反映在《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中，就是以道家思想為指導，吸收諸子百家學說，加以融會貫通而已，和《晏子春秋》等純粹的雜家有所不同。

黃老之學代表人物眾多略舉如下：

黃帝先秦公認的黃老道家創始人。如儒家的創始人堯舜、墨家的創始人禹。

1、老子(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公認的道家學派正式創始人，大約是春秋末期戰國初期陳國人，代表作是《道德經》。

2、文子：老子的弟子，與卜商子夏同時，而少於孔子，曾問學於子夏和墨子。現存作品《文子》十二篇，曾被認為是漢以後的偽書，但1973年河北定縣40多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中，有《文子》的殘簡，所以確證是先秦著作無疑。

3、田駢：戰國時思想家。又稱陳駢，齊國宗室。曾在稷下講學，因能言善辯，人稱“天口駢”。主張“貴齊”、“順道”、“明分”、“立公”，其著作已經佚失。

4、慎到（約公元前395~前315年）：戰國時期趙國人。早年學黃老之術，曾在齊國的稷下講學，負有盛名，后離齊至韓。主張“因循”、“尚法”和“重勢”。《漢書·藝文志》著錄《慎子》42篇，列法家，現存殘本僅7篇。他的名言是：“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詘者。”

5、宋鈃（約公元前370年至前291年）：宋國人，主張“崇儉”、“非斗”、“別宥”。曾有《宋子》十八篇，今亦亡失，僅存輯本。

6、尹文（約公元前360—前280年），齊國人。反對諸侯間的兼并戰爭。認為“道”即是“氣”，明確提出了精氣說。並對社會分工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進行了論證。其他主張與宋鈃類似。現存《尹文子》一卷，分《大道》上下兩篇，上篇論述形名理論，下篇論述治國之道。

7、環淵：戰國時思想家。楚國人。學黃老道德之術（一說環淵即關尹，與老聃同時）。曾講學稷下，著有《蜎子》十三篇，早佚。

8、呂不韋（前292年－前235年），中國戰國時代衛國商人，后通過政治投機任秦相，成為戰國後期著名政治家。並召集門客編撰《呂氏春秋》。

9、蕭何（前257年－前193年），沛豐人，早年任沛縣縣吏，后輔佐劉邦建立漢朝，做《漢律九章》，主張無為，喜好黃老之術，採用黃老治國。

10、曹參（？一公元前190年）：江蘇沛縣人，秦朝時曾擔任沛縣獄吏。公元前209年，跟隨劉邦在沛縣起兵反秦，劉邦稱帝后，曹參被封為平陽侯。他在擔任齊相的時候，從膠西蓋公處接觸到黃老道家思想，並應用於實際當中，使齊國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漢丞相蕭何死後，曹參繼任漢丞相，並遵照蕭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國家。成就了“蕭規曹隨”的歷史佳話。

11、劉安（前179年－前122年），西漢沛郡豐（今江蘇省豐縣）人，劉邦之孫，當時被封為淮南王。是豆腐的發明者之一。漢武帝時因謀反之事自殺。曾招賓客共同撰寫《淮南子》。

12、汲黯（？——公元前112年）西漢濮陽（今河南濮陽西南）人，字長孺。孝景帝時為太子洗馬，武帝即位後為謁者，並先後任滎陽令，東海太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為官清正，經常直諫犯顏。

漢代的黃石公、蕭何、曹參、張良、陳平、呂后、司馬季主、竇太后、漢景帝、漢文帝、安丘生、王生、黃生等等也是著名的黃老思想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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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老子思想成為先秦道家的集大成者的當為莊子及其學派。司馬遷說莊子“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即是說莊子是承老子的思想而來，但莊子及其學派又大大發展了老子的思想，成為道家中的一個高峰。莊子名周，生活於戰國中期，他及其後學所形成的庄學學派的思想集中在《莊子》一書中。莊子學派與北方道家的三晉之地的文子學派和齊國的黃老學派遙相呼應，是南方道家的代表。

於莊子同時或早的道家發展形成了一個新的流派，即是稷下黃老之學。它成為在先秦道家中形成的不同於莊子學派的另一類的道家流派。黃老之學到漢初進入了它的黃金時期。

黃老學派為道家黃帝之言與老學的合稱。在春秋戰國《 老子》的傳授有兩套傳授系統，即“刑名法術系統和養生神仙系統” 。黃帝書包括哲學、陰陽、政治、軍事、天文、歷譜、五行、雜占與醫經、氣功、按摩等著作共13類30多種。

《黃帝書》為道家黃老學派典籍的總稱，從黃帝書的主體性質而言，它仍然是道家的文獻，但它代表了道家學說思想的下行方向，側重於對現實生活（治國用兵、養生方技）的思考，從而與刑名法術之學、方技術數有了結合，體現了道家學說發展過程中，兼收並蓄的開放心態。發展主要分為兩大主題：技術發明和政治思想。現在就道家這兩個承傳系統的差異來看，二者並不是截然對立的。《 淮南子·泰族》 載：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眾，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 ”養生、養化為上，養形、正法為下。其上都以道的表現特點為宗旨，清靜無為，克己去智，邏輯的起點一致。刑名法術系統與養生神仙系統，就目的指向上而言，一治國，一治身，二者呈現的最高境界就是向道的回歸，所以本質上沒有任何衝突。

先秦時期經過稷下道家的發展，黃老學著作甚多，僅據各種典籍記載的黃帝書就有《黃帝四經》(《經法》《十六經》《稱》和《道原》)、《黃帝銘》六篇(存《金人銘》《巾幾銘》兩篇)、《墳》《歸藏》《黃帝君臣》《雜黃帝》《力牧》《黃帝泰素》《黃帝說》《黃帝十六篇》《鬼容區》《盤盂篇》《黃帝雜子氣》《黃帝五家歷》《黃帝陰陽》《黃帝諸子論陰陽》《黃帝長柳占夢》《黃帝內經》《外經》《脈經》《泰始黃帝扁鵲俞木付方》《神農黃帝食禁》《天老雜子陰陽》《黃帝三王養陽方》《黃帝雜子步引》《黃帝岐伯按摩》《黃帝雜子19家方》《黃帝雜子芝菌》《難經》等等。稷下道家把黃老思想發展到涉及當時諸多學科領域。

然而在漢朝獨尊儒術時期的班固並不喜歡，但又繞不過那個在漢初與儒家爭雄占統治地位的“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黃老道家，在《漢書·藝文志》中他把黃帝書分散在了各家中，並把黃老之學從諸家學派第一，降到“可觀者九家”中最後一名，僅在小說家之上，並把道家的另一支列在儒家之後位列第二。雖然黃老道家對諸子百家兼收並蓄，所以呈現出了一種斑駁蕪雜的特點被稱為雜家，但事實上，黃老道家對諸子百家思想，無一不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幹的。

我們習慣上把老莊作為道家的代名詞，然就先秦道家來說，老莊而外，在當時還有一些其他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們以其不同的思想特徵，形成道家中頗具個性的道家流派。可以說，先秦是道家大發展的時期，它人物眾多，流派紛呈，蔚為大觀，形成了與儒、墨相抗衡的顯學，並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經過齊國與魏國的大力發展，以至於在戰國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說的“黃老獨盛壓倒百家”的局面。黃老學在漢代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統治者集團信奉黃老之學，由是黃老思想全面運用於漢初政治，達到了“文景之治”的繁榮。從學術角度看，《淮南子》、河上公《老子章句》的許多觀點都反映出黃老思潮的影響；受現實影響，西漢道家多以老子思想為依據批評政治，討論國是。影響所及，如《史記·外戚世家》載漢景帝之母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漢景帝則“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之”。黃老之書升格為經在漢武帝尊六經之前。這些都為其後在民間繼續發展奠定了根基。

老子而後，道家的發展進入了黃金時期，人物眾多，流派紛呈。具體來說，到莊子成為道家發展的另一個高峰之間，有下列一些代表人物和流派：

1．楊朱，子華子學派，接近它囂、魏牟的思想。有關楊朱的生平著作，已無法詳知，一般認為是老子以後戰國初期時發揮了老子的思想，成為楊朱學派的創立者。楊朱在戰國時期的影響就很大。孟子曾對他的思想作過激烈的批評。孟子在世時，楊朱的思想可謂甚囂塵上，與墨學並為顯學。《孟子。滕文公》篇雲:“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即歸墨。”孟子曾說當時的人們發表言論，不是擁護楊朱、就是擁護墨子，可見其影響。由於沒有著述流傳下來，要了解楊朱的思想全貌就比較困難，諸如《孟子》、《列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都記錄下了楊朱的某些言行。繼承楊朱思想的人中，有兩個人可以一提，一是子華子，《呂氏春秋》一書中的《貴生》篇曾引錄他的話，在《莊子》中也引錄過子華子的話。另一是詹何。先秦兩漢的著述中所引他的話，可見是從楊朱思想的發展而來。

2．宋鈃、尹文學派。所謂宋尹學派是指以宋鈃、尹文兩人為代表的道家思想流派，關於宋、尹兩人的情況今天已不能確知其詳，也沒有著作流傳下來，他們略早於莊子，應與孟子同時。先秦時期的一些著述中曾記錄了他們的某些言論，從中可以看出他們在當時有比較大的影響，並且就其思想的核心來看，著重發揮了老子學派中知足反戰的思想，他們具有比較強烈的救世精神，與楊朱學派重自我的精神相反，是利他主義者。而他們的傳承情況則無法知道了。

3．彭蒙、慎到、田駢。《莊子·天下篇》把這三個人列為一派，並指出他們的共同之點，實際上他們的思想也是承老子的學說發展而成。關於彭蒙與田駢，流傳的資料很少，據說彭蒙是田駢的老師，但彭蒙的老師是誰，田駢又傳給哪一個人，我們已無法知道。《呂氏春秋·執一》中曾記錄田駢教齊王如何治國之事，很簡單，就是以不治為治，即君無為，而臣有為。這一理念的具體內涵是：臣屬能夠勇敢、智慧地進諫，能死義盡忠；同時君主也要能修身養性知人善任和善聽。值得注意的是慎到，他有《慎子》流佈於世，並且從他的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成為法家思想的重要來源，說明先秦諸子是在相互的批判吸收中共同成長的。

4．列子。列子與老莊並稱，但就列子及其學派的思想而論，依然是承傳老學而來。《莊子》一書中多次提到列子，只有《呂氏春秋》中說“列子貴虛”一句說出了他的基本傾向。他及其後學著有《列子》一書。

5.太公。道家怎樣使人們能保守天下，怎樣使人民不變亂的問題。能解決這問題才能為人謀國。因此從道家分出來的兵家、陰謀家便應運而起。《藝文志》道家書籍中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梁阮孝緒《七錄》有《太公陰謀》六卷，《太公兵書》六卷，這恐怕是《太公書》中《謀》與《兵》的殘本。

6.文子。道家北方系的三晉的一支有《文子》一書。過去普遍認為《文子》是偽書。八角廊西漢墓葬中出土竹簡中有《文子》。與郭店本《老子》顯示的老子之學的基本傾向一致，《文子》主要從《老子》的無為、尚虛、貴柔及主在人後的宗旨出發，推闡出一番道家的治世之道。古本《文子》假託周平王與文子對話。學者認為，這不是無謂的設辭，文子是晉人，而且是史官出身，他的學術背景正以三晉的史學為背景，這與我們對老子學術背景認識有一致處。

7.管仲。《管子》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結。即稷下之學的管子學派。

老子而後，除了上述所提各派以外，還有關尹、庚桑楚、接子、環淵等等，書簡有缺，無法一一介紹，由此說老子學派的發展，到戰國初期，確實蔚為大觀，呈現繁榮景象。載籍所記，當時不少著名學者都學黃老之術，並不是誇大的。

黃老之學的貴陽

古代學派的分衍，往往受地理因素的影響。上文所說的黃老、庄老兩派，在其興盛的時期乃是超越地域局限的，而在其萌生的時期卻與地域有關。大致上看，兩派的學說都是廣泛流行於戰國晚期的北方與南方，而黃老一系的北方道家色彩更為濃厚，庄老一系則相反。南北道家的思想歧異，應當是不少的，其中最能體現地域文化差異的分歧，應是南方道家主張貴陰，北方道家主張貴陽。

《文子·上德篇》說：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陽上而復下，故為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為天下母。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畜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暗聾。

《文子》一書之為道家著作是無可置疑的，而書中關於“聖人順陽道”、“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的議論卻使今人瞠目，這不是“道家貴陽”說又是什麼呢？當然，書中也提到“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意謂“尚陽道”與老子關於柔弱謙下的主張是并行不悖的，但道家著作之貴尚陽道至多是如此。關於《文子》一書的時代作者，學界尚無定論，有人根據《漢志》，承認《文子》中的“平王”為周平王；有人鑒於《文子》多戰國詞語，推斷《文子》中的“平王”為楚平王，《文子》不會比齊湣王稱東帝、秦昭王稱西帝的時間早出很多。

在這情況下，《文子》指稱“天王”便有了特殊的意義。“天王”是春秋戰國時代北方人對周王的尊稱，南方楚、吳、越諸國僭號稱王，有與周朝對峙的意味，似不會尊稱周天子為“天王”。竹簡本《文子》稱：[辭曰：道者，先聖人之傳]也。天王不[齎不□]……這段話顯然是《文子》書中文子答平王之問時所說的，其中“天王”一句可能是文子所引的“辭”的文字，也可能是文子對“辭”的文字所作的解說和發揮。《文子》原本提到“天王”並以“經”、“傳”對舉，可證它是春秋以後北方人的作品，不會是南方楚、吳、越諸國人物的手筆。《文子》關於“聖人順陽道”的主張只能是“北方道家貴陽”這一命題的例證，而與南方道家無關。

《文子》“貴陽”之說，可能是承襲《黃帝四經》。這部書的第二篇《十六經》有《姓爭》一章，以“刑”、“德”對舉，稱“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這一命題在當時重德輕刑的背景下，乃是“貴陽”之說的變相的提法。《經》又有《順道》一章，主張“不陰謀”；在另一章《行守》里，又有“陰謀不羊[祥]”的論斷，這種反對“陰謀”的見解與“貴陽”的見解，無疑是相輔相成的。帛書《黃帝四經》有很多文字，分別見於《管子》、《鶡冠子》、《文子》、《韓非子》、《國語·越語下》、《戰國策》、《史記》及《淮南子》等書，其中見於《管子》與《鶡冠子》者尤多，而見於《管子》的文字又略多於《鶡冠子》。《管子》的時代雖不能確定，但可肯定是齊人的作品。《鶡冠子》的作者雖傳說為魏人，卻與趙國名將龐煖有密切的關聯，如書中《近迭》、《度萬》、《王》、《兵政》、《學問》五篇的內容都是鶡冠子答龐子之問，《世賢》、《武靈王》兩篇則是龐氏答趙王之問，可見《鶡冠子》與趙國文化的聯繫當更為密切。帛書《黃帝四經》的內容既與《管子》、《鶡冠子》兩書較為接近，則推斷其為北方道家的作品應是允恰的。又據《史記》，戰國秦漢黃老之學的流行地域以齊、燕、趙、韓諸地為主，這也可支持《黃帝四經》之出於北方道家的論斷。在這論斷的前提下，帛書《黃帝四經》關於“不陰謀”及“刑陰而德陽”的主張，只能說是“北方道家貴陽”的命題的例證，而與南方道家無關。

戰國時期南方道家的著作，以《莊子》、《范蠡》、《蜎子》、《鬻子》、《老萊子》、《長盧子》、《鶡冠子》等數種較為著名。上文已說明，鶡冠子其人雖有可能是魏人，但《鶡冠子》其書卻有可能是出自戰國晚期趙國龐煖後人之手，不能算是單純的魏國道家作品。《蜎子》的作者即是《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說的環淵，環淵雖是楚人，卻成名於齊國稷下，有稷下先生的身份，則《蜎子》究竟應代表齊道家還是楚道家，尚是有待澄清的問題。至於《鬻子》、《老萊子》、《長盧子》在貴陰貴陽問題上有何意見，已不可考。這樣，研究南方道家“貴陽”抑或“貴陰”的問題，不能不以《莊子》和《范蠡》為主要的材料。

《莊子·田子方》所引的一節老聃之言頗引人注目：“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其說“至陰”出自天，“至陽”出自地，與古代天陽地陰的共識相抵觸，頗令後人費解。郭象對這奇特的議論未作解釋，成玄英《疏》則說：“肅肅，陰氣寒也；赫赫，陽氣熱也；近陰中之陽，陽中之陰，言其交泰也。”此種“陰中之陽”、“陽中之陰”的提法多是受《易傳》的啟發，用以解說《莊子》很勉強，而且《易傳》以天為純陽，地為純陰，純陰純陽即為《莊子》所謂至陰至陽，與“陰中之陽”、“陽中之陰”的概念也不相同。在《易傳》的體系裡，“陰中之陽”、“陽中之陰”乃坎、離二卦之象，而坎、離在易卦當中素有“至陰”、“至陽”之稱。看來，對《莊子》關於天生至陰、地生至陽的議論有必要重作解釋。有趣的是，友人王博先生指出，此說與《老子》的“負陰抱陽”之說正好吻合。通行本《老子》第四十二章說：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帛書本此句殘佚，甲本有“中氣以為和”五字尚可辨識，乙本僅“以為和”三字可以識別。今據《淮南子·精神篇》及《文子·上德篇》所引《老子》之文，《老子》今本“負陰”應校為“背陰”，全句應為：

萬物背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

將此句與上述《莊子》“至陰”、“至陽”的說法對照，可以看出“背陰”有“背負青天”的意蘊，意味天生至陰之氣，在萬物之上，故稱“萬物背陰”或“負陰”；“抱陽”有“俯抱大地”之意，指地生至陽之氣，在萬物之下，故稱“萬物抱陽”。（筆者此解，是因聽到友人王博的議論而生。）考察《莊子》對天地的議論，似承認天的重要性超過地的重要性，則辨明《莊子》確有天生陰氣、地生陽氣這一點，堪為老莊之學或南方道家“貴陰”之例。

《漢志》著錄《范蠡》二篇，在《兵書略》，而兵家的權謀往往與道家的謀略相關聯，如《漢志》有“出”、“入”之例，可證《范子》、《鶡冠子》的一些篇章既可入於兵家，又可入於道家。《國語·越語下》、《越絕書》及《吳越春秋》等書多載范蠡言論，富於道家特色，當是《范蠡》二篇的佚文，由此也可證明《范蠡》二篇兼有道家著作與兵書的性質。《越絕書》卷十三《外傳枕中》說：

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

此節內容完全是根據《老子》而進行發揮，其中“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幾句，表明“陽”在宇宙發生系列中的地位在“陰”之下。這是徹底的“貴陰”說，由於《范蠡》一書的纂集者很可能是南方越人（據《史記·越世家》及《越絕書》，楚滅越之後，越國殘餘勢力長期存在，越王子孫世代稱君，在戰國之末至西漢之初若有越人記述范蠡言論，當是很自然的事。），因而此書“貴陰”當是南方道家“貴陰”的又一個例證。

以上關於南方道家“貴陰”的論述，已顯示出《老子》思想也屬於“貴陰”一派。《老子》所謂“萬物負陰而抱陽”既與《莊子》所謂天生至陰、地生至陽的說法有相似之處，意謂陰在萬物之上、陽在萬物之下，則《老子》此說已有“貴陰”之意。大致上看，南北道家同祖於《老子》，而南方道家的“貴陰”說較之北方道家的“貴陽”說更近於《老子》的思想。這種遠近的關係可由老子其人的籍貫而得到說明：老子為春秋晚期陳國人，陳文化發源於舜，屬於華夏的周文化與中原文化系統。陳國的地理位置靠近吳楚，終被楚國吞併，則陳、楚的文化交流定是由來已久。

這種貴陽貴陰的分歧，除有在朝在野的思想立場為其基礎以外，可能還與南北的氣候有關。在中國文化史上，“陰”素來意味著清涼或寒冷，“陽”則一直意味著炎熱或溫暖。上述“貴陽”和“貴陰”的分歧，同氣候的嚴寒有密切的聯繫。南方氣候炎熱，故南方道家以炎熱為苦，以清涼為美，提倡“貴陰”；北方氣候寒涼，故北方道家喜好溫暖，厭惡寒冷，提倡“貴陽”。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的好尚也多循由這樣的規則，如印度氣候以熱帶為主，故印度的宗教多以清涼之水象徵痛苦的解脫；歐洲德、英諸國稍近於寒帶，在這些國家盛行的基督新教便崇尚光明，提倡積極進取的生活態度。曆數古代世界的侵略戰爭，南侵者多，北伐者少，如中國歷史上的戰爭常是由北方勢力統一南方，馬其頓人的進軍路線是由北向南，羅馬人之徵服迦太基人也是如此，此種態勢與寒冷地域的居民尚動、炎熱地域的居民尚靜的傾向多少有些關聯。從這普遍的情況來看，筆者斷言南方道家“貴陰”、北方道家“貴陽”也是合乎情理的。

盛行的時間從漢高祖到漢武帝即位約70年的時間。

是漢初政治上的指導思想，在社會上居於支配地位。

黃老之學指道家學說中的兩派，即黃帝和老子，包括治身和治國兩個方面。

基礎是早期的道家理論；同時又兼采陰陽、儒墨、名法、兵農等各家學說，可以說具有兼采眾家的特點。

強調“無為而無不為”，既尊重自然規律，反對候王盲目行動，又主張發揮臣民的主觀能動性，倡導“待時而動”“因時而動”，是一種“積極無為”的哲學觀。

馬勇先生在其《漢代春秋學研究》一書中總結了黃老之術對漢初社會的三點貢獻:

第一，令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第二穩定了社會秩序；

第三推動了先秦以來，大的幾派思想學說的自由發展。

漢初的社會迅速地恢復了元氣，百姓富裕起來。到景帝後期時，國家的糧倉豐滿起來了，新穀子壓著陳穀子，一直堆到了倉外；府庫里的大量銅錢多年不用，以至於穿錢的繩子爛了，散錢多得無法計算了。百姓安居樂業，豐衣足食。

地方勢力的發展，嚴重地威脅了西漢的中央集權。

漢初推行“黃老之學”的文教政策，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朝經過長時間的休養生息，經濟、學術上得到恢復和發展，黃老之術貢獻斐然，特別是在帶動社會生產和推進思想發展的層面上，其成就遠超秦朝。然而這些貢獻在劉徹眼中卻一文不值，他根本不在乎，他反對黃老之術是因為他厭惡他的奶奶，而不是發自內心地覺得黃老之術不好。

儒學在某種意義上被劉徹選為他反抗竇倚房的武器。竇椅房走上了干預政治的道路，原因是三方面的·她有權力欲；她覺得孫子年紀還小；她充分相信自己的人生經驗。

竇琦房的悲劇在於，她不知道什麼叫作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她對於劉徹的管教若在平常人家或許只是稀鬆平常，然而皇權卻給予了劉徹狂妄與野心，在他看來，這種管教成為了一種強有力的壓制，至高無上的皇權被竇琦房踐踏得分文不值，這讓少年劉徹感到憤怒無比，仇恨的種子從此埋下。

衝突是竇家人自己先點燃的。劉徹的舅舅田蛤拉來了竇家外戚、當時任垂相的竇嬰，二人一起舉薦了儒生趙給和王減，讓他們分別擔任了御史大夫和郎中令。此二人不負田、竇所託，推行禮制，改換朝服，還要建造明堂。

竇嬰尚儒，他雖然是竇家的外戚，但卻一直同竇琦房說不到一塊兒去，此時儒學和黃老之學的鬥爭十分激烈，正所謂““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竇嬰投靠儒學陣營對黃老學派而言打擊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