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

中國史學發展歷史

中國史學史即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是研究和闡述史學本身發展的歷史的學科。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段落。

先秦時期


中國史學史即中國國史學史即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史學發展的歷史。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段落。古代史學史中國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個時期。先秦時期在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同時口耳相授,傳頌著一些故事,可以說是歷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經有了文字,可用以記錄。商代出現了史官。“史”字原為手執簡冊之形,但史官起初並不是專司記事,而首先是負責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溝通神與王的意志。同時講說故事,記錄時事,編次和保管文獻簡冊。再進而分工,有記言之史與記事之史之別。今天保存在《尚書》中的,即商周時代的歷史文獻。
《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順序記錄的編年體史書。它原是魯國的國史,全書一萬八千餘字,出自魯國史官之手,經過孔子的整理。以後相繼出現了一些敘述春秋戰國時期史事的典籍,體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編年體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略具國別斷代史性質的《國語》、《戰國策》;最早的譜牒之書《世本》;以地理為主兼有神話傳說的《山海經》以及發表哲學思想、政見和史觀的諸子百家之書。其中《左傳》敘事詳備,文筆生動,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名著,也是先秦史學中最高的成就。戰國時期諸子爭鳴,往往運用歷史知識,針對現實,發表政見。如,孟子“言必稱堯、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等觀點。商鞅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為變法造輿論。鄒衍講歷史,馳騁想象,大大擴展時空概念,並提出了“五德終始”說,以投合君主專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論秦政,韓非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以及是今非古論,對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

秦漢時期


秦漢至唐初時期秦漢時期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兩部史學巨著。司馬遷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開創了綜合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於一書的紀傳體通史體例。《史記》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餘字,記事起於傳說時期的黃帝,迄於漢武帝劉徹,跨朝越代首尾三千餘年。班固編寫了《漢書》一百卷,八十萬字,“文贍而事詳”,僅記述西漢一代史事,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例。《史記》《漢書》兩部著作各有所長,思想上傾向不同,文風上各有特色,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繼《史》《漢書》之後,漢唐之際產生了不少紀傳體史書,其中有《三國志》《後漢書》等名著。唐初百年內有八史問世(官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和《隋書》;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從此紀傳體史書代代續修,其體例也大致定型。編年體和其他體裁史書也有發展。荀悅撰《漢紀》,以編年體敘述西漢歷史,《後漢紀》等編年史繼踵產生。還有傳記體的國別史《十六國春秋》,最早的地方志《華陽國志》以及《佛國記》《高僧傳》《世說新語》《顏氏家訓》《洛陽伽藍記》《水經注》等與歷史有關的各種著作。據《隋書·經籍志》著錄,漢代至隋代的史書達數百部,反映了史學發展的盛況。
這時文獻整理工作展開了展開。劉向劉歆父子奉命校書,著有《別錄》《七略》,在歷史文獻學上有很大貢獻。唐初也重視文獻整理工作,所修《隋書·經籍志》在歷史文獻中有很大的作用大作用。
秦漢至唐初的史學,與先秦的史學相比,有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史學由附屬地位而逐漸獨立。東漢之前,史籍比較少,《別錄》與《七略》的分類中均無史部。《漢書·藝文志》將史書著錄於《六藝略》“春秋家”,以史附從於經。自東漢之後,史籍大量湧現,史書種類增多,史學日益受到社會重視,朝廷設立史官和史館,目錄中也列出了史部,這些都標明史學已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這個時期的歷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詔私修等幾種情況,而趨勢則是官修日佔上風。
隨著士族地主勢力的興起和門閥制度的盛行,史學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顯著的是譜牒著作與譜學大為發展,有家譜、宗譜、族譜和姓氏譜等。東晉南朝精於譜學者,以賈、王兩氏為巨擘。同時家傳和正史紀傳中也反映出當時崇尚門第的世風習俗。
各少數族在史學中也佔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記載各族史的專傳外,還出現了記述各族史的專書,同時民族問題也在史學中有所反映。
關於史學的評論,司馬遷曾說《春秋》是“禮義之大宗”,“采善貶惡”,指出史書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義。同時,他表明自己志在“繼《春秋》”而寫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現了他以史學為己任的自覺性。班彪的《前史略論》是評論史學的專篇,談到古來的史官和史籍,著重評論了司馬遷與《史記》,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責其“大敝傷道”,表明了馬、班史學思想之分歧。班彪這個思想,為其子班固所繼承。
兩漢以後,史學評論漸多,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是史評專文,探討了古代史官的建置與職守,敘述了史書的源流、派別及其得失,議論了撰史的功用、目的與態度。《隋書·經籍志》史部分十三類,各類之序敘述各類史書的源流,並加以評論。史部十三類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較全面的史學總結。
唐代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所著《史通》,對古代史學作了系統性的評論,在史書編撰、書事曲直、史家修養以及史館監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張直書,反對曲筆;主張一家獨斷,反對官府壟斷;主張實事求是,反對附會臆說。這些都是進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時期 封建王朝設置史館,並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實錄,即以編年體記錄每一帝王在位時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實錄已散佚,明清兩代實錄基本上保存完整。實錄雖不完全真實,但保存了豐富的比較原始的史料。史館還修“國史”即當代史,但歷代國史隨著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沒無聞。其次,歷代史館都纂修前代的歷史,如《舊唐書》《舊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紀傳體后稱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記》外,皆是以朝代為斷限的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經過了二千年,前後變化很大,水平不一,但這套史書,仍是今天研究中國長期封建社會歷史的主要依據。
與正史相對應的史書是野史、雜史和別史。野史、雜史、別史的共同特點是成於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稱“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體例不一,或編年,或紀傳,或雜記一代史事,其內容多奇聞異事、閭巷風俗、統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視為禁書;雜史體例一般是只記一事始末、一時見聞或一家私記;別史內容往往限於雜記歷代或一代史事。野史、雜史、別史雖有史實不確之弊,但往往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宋朝時期


自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以後,有些史學家從不同角度著眼,不同程度地繼承了這個思想,考察與研究歷史的各種變化,編成分門別類、綜觀全局的史書。中唐以後,開始出現了這種旨在“通變”、“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它們是這個時期通史和史學的代表作。
全書兩百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自上古敘到唐中葉,是中國第一部典制通史。
鄭樵所撰《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其中二十略佔全書四分之一,是全書的精華。鄭樵主張“會通”,即“會”各種學術文化,“通”古今之變。他提倡“實學”,強調“核實”,反對人情褒貶,指斥五行相應說。
馬端臨所撰的《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又一部典制通史。全書三百四十八卷,分為二十四考,自上古敘至宋嘉定末,分類較細,內容豐富。但馬端臨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時政。因以彙集考核典製為特點,故以後凡與此同類之書均稱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後來有“續三通”、“清三通”等,合稱為“九通”。加上清人劉錦藻的《清朝續文獻通考》,稱為“十通”。十通再加上彙編某一朝代各項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會要,如《唐會要》、《西漢會要》等,統稱為典志。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自戰國初年敘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司馬光邀請劉恕劉攽范祖禹等參加編寫,分工明確。他們先作目錄,繼成長編,又就史料互相歧異的問題作了考異,最後修撰定稿。全書體例嚴謹,取材審慎,內容翔實,文字簡潔。司馬光在序中稱該書“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重點在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史。他從封建正統思想出發,常借歷史宣揚封建禮教,強調尊君法祖。
《通鑒》在史學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問世之後,不僅有註釋,如胡三省的《通鑒音注》;有補正,如嚴衍的《資治通鑒補》;還有續作、改編、仿製等相繼出現。袁樞根據《通鑒》,編成《通鑒紀事本末》,既是《通鑒》的一個支流,又首創了將史事分別立目,獨立成篇,各篇按時間順序編寫的紀事本末體。朱熹亦編成《通鑒綱目》,首創了綱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敘事的綱目體。

唐朝時期


中唐以來,出現了不少專史,包括典章史(如會要)、學術史(如學案)、傳記、族譜等等。雖然唐之前已產生一些專史,但只是在中唐之後才有所發展。
中唐後期出現了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豐富的歷史內容。記載全國風土人情的全國性地誌,有《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統志等(見《大元一統志》、《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該時期的地方志當代尚存者有七八千種。清代纂修方誌之風特盛,其成果幾乎佔了現存方誌總數的一半。
唐代以來,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後進入中原,建立了遼、金、元等王朝,關於他們的歷史有《遼史》《金史》《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朝時期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論史幾方面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會矛盾激化,動亂頻仍,史學出現生氣。李贄主張經史相為表裡,以史經世,反對脫離現實而空言義理,對史學上有一定貢獻。以後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明確提出了經世致用的治史方針,要從歷史研究中尋找社會歷史發展的前途,總結解決社會矛盾的辦法。
顧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論與政治結合的文章。他針對明代空言心性而講究考據,但考據只是作為手段。其代表作《日知錄》,考古而證今,目的仍在經世致用。
黃宗羲除《明儒學案》等學術史專著外,還著有史論專著《明夷待訪錄》。這部書尖銳地批判封建政體的腐敗,抨擊封建君主專制的缺點,主張對君權嚴加限制。王夫之提出了“理勢合一”和“趨勢更新”的進步歷史觀,又強調以史為鑒,以“求治之資”。他的代表作《讀通鑒論》和《宋論》,往往以辯證的思想評論歷史,史論中寓有政論。
明清之際史學著作,值得注意的還有茅元儀的《武備志》、談遷的《國榷》、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唐甄的《潛書》等。

清朝時期


清朝統治者強化封建專制、籠絡知識分子,大量地編書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為其統治服務。不少學者鑽進考據圈子裡去。乾嘉時期,歷史撰述與評論、歷史文獻學等方面,都有成績。但當時史學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論理,考史之功雖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為代表,而三書各有特點。《考異》是清代歷史考據的最高水平,《札記》在史料基礎上發揮議論,《商榷》體裁則兼有二者,但精審不及錢趙二家。
中唐以來,有關史學的議論不斷出現。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萬斯同等評論史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議論史學中義理與史實孰重,明末學者評論明代史學與學風。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與《文史通義》。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在史部評論古代各種史書體例和得失,提倡歷史考證,抬高本朝官修史書,鼓吹“歸正斥邪”。意圖在於以官史壓私史,以官方評論左右輿論,誘導學者好古而不問今,以加強其思想文化專制。史學理論家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對古代史學作了尖銳批評,提出了自己的史學見解。他既反對“務考索”,又反對“騰空言”,並譏刺官史之弊端。他在史學理論上,提出了“史學所以經世”,史貴於“義”,史文“質以傳真”,志為史體等看法,推崇獨斷與家學,強調“史德”,在史學理論方面作出了中國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