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書字體

行書字體，是六大字體之一，即篆書字體、隸書字體、草書字體、楷書字體、行書字體和馬書字體。前五種字體產生在古代，馬書字體是當代書法家馬永安獨立創作完成。行書字體是繼楷書之後產生的一種書體，產生在漢代。行書字體，到了東晉王羲之發展成熟，達到頂峰，兩千年無出左右。唐代理論家張懷瓘《書斷》說“行書者，乃後漢潁川劉德升所造，即正書之小訛，務從簡易，故謂之行書。”劉德升小改楷書創造了行書，被稱為“行書之主”。行書相對楷書而言，比在楷書之後。書法的產生會有許多交叉，但論先後，比有跡可循。張懷瓘著書，證明唐已有行書，它的產生肯定早於唐。漢是中國書法發展的一個鼎盛時期，隸書草書和楷書幾乎都是在漢同一個時期產生形成，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具備一定規模，已經具備了傳承和傳播的良好條件，我們推斷，張氏的行書起源說，一定是有史料和依據的。行書的發展既不象楷書那樣穩定，又不想草書那樣變化無常。從行書的特點看，不溫不火，有板有眼，章法不亂。字體的特點，限定了行書字體的發展。從行書產生以來，學書的臨本，基本都是從王羲之開始。即便有變化，變化也不大。後代書家，大都出自王羲之。就連天下第二行書顏真卿的《祭侄稿》，也沒有例外。行書基本上中規中矩，靠楷書叫行楷，靠草書叫行草，介於兩者之間叫行書。

蘭亭位於浙江紹興蘭渚山下，據《嘉泰會稽志》載：“蘭亭在縣西南二十七里”，《越絕書》記載：“句踐種蘭渚田”。關於蘭亭的稱謂，清·于敏《浙程備覽》認為：“或雲蘭亭，非右軍始，舊亭堠之亭，如郵鋪相似，因右軍禊會，名遂著於天下。”

蘭亭地址，確切在什麼地方，說法不一。王羲之《蘭亭集序》僅曰：“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究竟在會稽山山脈何處？並不確指。酈道元（？－ 527 年）《水經注·浙江水注》說：“浙江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勛封蘭亭候，蓋取此亭以為封號也。太守王羲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也，起亭于山椒，極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尚存。”這裡講的湖當指鑒湖，蘭溪，即指蘭亭溪。當時鑒湖的範圍很大，曾流域蘭渚山。從這則記載可知：蘭亭在晉宋章已數次遷移。文獻中有關蘭亭的記載有：

《寰宇記》卷九十六，越州條目中引顧野王《輿地誌》曰：“山陰郭西有蘭渚，渚有蘭亭，王羲之謂曲水之勝境，制序於此。”可見蘭亭在湖中。

宋·葉廷珪《海錄碎事·地理下·陂澤門》卷三曰：“山陰縣西南有三十里有蘭渚，渚有亭曰蘭亭羲之舊跡。”可見宋時，蘭亭也在湖中。

《嘉泰會稽志》卷九曰：“蘭渚山在縣西南二十七里，王右軍《從修禊》雲“‘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從《嘉泰會稽志》記載來看，蘭亭在蘭渚山一帶，當時鑒湖在蘭渚山一帶的流域湮廢，蘭亭已不在湖中。

呂祖謙《東萊呂太師文集》中有《入越記》一篇，曰：“十里含暈橋亭，天章寺路口也，才穿松徑至寺，晉王羲之之蘭亭。”呂祖謙是以天章寺為蘭亭故址的。另據《嘉慶山陰縣誌》卷七記載：“明嘉靖戊申（ 1548 年）郡守沈啟移蘭亭曲水開天章寺前”，又記載：“康熙十二年（ 1673 年），知府許宏勛重建，三十四年（ 1659 年），奉敕重建，有御書《蘭亭詩》，勒石於天章寺側，上覆以亭；三十七年（ 1689 年）復御書‘蘭亭'兩大字懸之。其前疏為曲水，後為右軍祠，密室四廊，清流碧沼，入門“建，雖幾經興廢，但基本保持明清格局。

一千六百多年來，蘭亭地址幾經變遷，現在蘭亭是明朝嘉靖二十七年（ 1548 年），由郡守沈啟主持，從宋蘭亭遺址－－天章寺遷移到此，期間幾經興廢。清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年），康熙御筆《蘭亭集序》勒石，上覆以亭。清康熙三十四年（ 1695 年），知府宋駿業主持重修。到了清嘉慶三年（ 1718 年），知縣伍士備，偕紳士吳壽昌、茹棻等籌資重修蘭亭、曲水流觴處、右軍祠等。並查明舊蘭亭址在東北隅土名石壁下，已墾為農田，於是將墾為農田的舊址重新納入蘭亭。

1914 年，在右軍祠內建墨華亭； 1916 年，蘭亭增建了文昌閣、驛馬亭等建築。

《聖教序》全名《大唐三藏聖教序》，由唐太宗撰寫。後由沙門懷仁從王羲之書法中集字，刻製成碑文，稱《唐集右軍聖教序並記》，或《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因碑首橫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聖教序》。

唐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玄奘法師在印度求法十七年後，攜梵本佛典到長安，太宗見之甚喜。當年三月，玄奘奉命居弘福寺，並從事譯經。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親自為之撰序，皇太子（李治，後為唐高宗）作記，此序和記，與太宗御敕、皇太子箋答、玄奘所譯心經，由弘福寺沙門懷仁從唐內府所藏王羲之書跡及民間王字遺墨中集字，歷時二十餘年，於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刻成此碑，全稱為[大唐三藏聖教序]。碑高九尺四寸六分，寬四尺二寸四分，行書三十行，每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惜今已斷裂。現存西安碑林。

懷仁是長安弘福寺僧，能文工書，受諸寺委託，借內府王羲之書跡，煞費苦心，歷時二十四年，集摹而成此碑。遂使“逸少真跡，咸萃其中”。碑文選自王書各帖，如知、趣、或、群、然、林、懷、將、風、朗、是、崇、幽、托、為、攬、時、集等字皆取自《蘭亭序》。由於懷仁對於書學的深厚造詣和嚴謹態度，致使此碑點畫氣勢、起落轉側，纖微克肖，充分地體現了王書的特點與韻味，達到了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平和簡靜的境界。”

當然這種集字的做法也有相當的局限性。如重複的字較少變化，偏旁拼合的字結體缺少呼應。自此碑以後，效集王羲之書或其他大書法家書的字集為碑刻者不斷出現，如僧大雅集《興福寺碑》，唐玄序集《新譯金剛經》等均為佳作，但仍以《集王羲之聖教序》最為成功。

《伯遠帖》，晉，王珣書，紙本，行書，5行共47字，縱25.1cm，橫17.2cm。《伯遠帖》是晉王珣(350-401年)寫的一封信。原文：“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 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克申。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卷前引首有乾隆御書：“江左風華”四大字，上有“乾隆御筆”一璽。並御題：“唐人真跡已不可多得，況晉人耶！內府所藏右軍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繭紙家風信堪並美！幾余清賞亦臨池一助也。御識。”鈐“乾隆宸翰”、“涵虛朗鑒”二璽。

前隔水御書：“家學世范，草聖有傳，宣和書譜”12字。下有：“乾隆宸翰”、“幾暇臨池”、“耽書是宿綠”三璽。又御識：“乾隆丙寅春月，獲王珣此帖，遂與快雪中秋二跡並藏養心殿溫室中，顏曰：‘三希堂’，御筆又識”，鈐“干”、“隆”二璽。后隔水上有明董其昌跋，後有乾隆御繪枯枝文石，並識：“王珣帖與其昌跋皆可寶玩，即裝池側理亦光潤堪愛，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長春書屋御識”，鈐“幾暇怡情”一璽。後有“墨雲”一璽。卷尾敕董邦達繪圖，邦達有記，又有沈德潛書“三希堂歌”。卷後有董其昌、王肯堂題記。本幅前後有古半印二，漫漶不可識。清代所鈐寶璽有：“石渠寶笈”、“乾隆鑒賞”、“乾隆御覽之寶”、“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養心殿鑒藏寶”諸璽。收傳印記上鈐有“郭氏觶齋秘笈之印”。

王珣《伯遠帖》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進入內府，經乾隆品題，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並藏在養心殿西暖閣內的盡間，乾隆御書匾額“三希堂”。乾隆十二年又精選內府所藏魏晉唐宋元明書家134家真跡，包括三希在內，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閱古樓”，把上述刻石嵌在樓內牆上，拓本流傳以示臨池之模範。三希原件仍藏在養心殿三希堂。 1911年以後至1924年溥儀出宮以前，《伯遠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貴妃所居的壽康宮，溥儀出宮之時，敬懿皇貴妃將此帖帶出宮，后流散在外。1950 年周恩來總理指示將《伯遠帖》、《中秋帖》購回，交故宮博物院收藏。曾經公開展覽，並已影印出版。

《伯遠帖》行書紙本，因首行有《伯遠》二字，遂以帖名。此帖為晉代真跡，王珣書，故列希珍之寶。此帖行書，筆力遒勁，態致蕭散，妍媚流便，是典型的王氏書風，是帖明末在新安吳新宇處，后歸吳廷，曾刻入《餘清齋帖》，至清代時歸入內府，並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同列為三希堂法帖之一，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東晉王洵真跡。歷來為後世書法家，鑒賞家，收藏家視為瑰寶。《伯遠帖》是王給親友的一通書函。它行筆峭勁秀麗，自然流暢，是我國古代書法作品中的佼佼者。被列為“三希”之三。它的筆畫寫得較瘦勁，結體較開張，特別是筆畫少的字顯得格外舒朗，飄逸，真有點“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洞”的晉人韻味。

王珣，字元琳，幼時小字法護，為東晉著名書法家王導之孫，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王珣生於晉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卒於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孝武帝司馬昌明，雅好典籍，王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學文章受知於孝武帝，累官左僕射，加征虜將軍，並領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遷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尋以病卒，終年五十二歲，謚獻穆。董其昌評：“王珣瀟灑古澹，東晉風流，宛然在眼。”

新婦地黃湯帖，唐人摹本。紙本，縱25.73厘米，橫24.0厘米。日本東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藏。地黃湯乃一中藥名，這是有關該葯的尺牘，與王獻之《鴨頭丸帖》同。王獻之真跡未能傳承至今，作為模本墨跡有數種傳世，其中之一即此《地黃湯帖》。全篇書風柔韌兼備，沉著軒昂，一氣呵氣。原珍藏於宋內府，高宗趙構題籤。為《淳化閣帖》卷第十所收。經賈似道，明代文徵明、王寵、文彭，清代孫承澤、吳榮光、羅振玉遞藏后，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三日，通過文求堂歸中村不折（1866-1943）所有。卷未有文彭、常生、成親王、英和等六家觀記題跋。吳榮光獲此帖時，模刻於所輯集帖《筠清館帖》。

王獻之[1]（344-386）東晉書法家，字子敬，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官至中書令，故世稱大令，為王羲之第七子。幼時從他父親學書，後來取法張芝，別創新法，自創一格，與父齊名，人稱“二王”。他的書法，兼精楷、行、草、隸各體，尤以行草擅名。他的楷書以《洛神賦十三行》為代表，其行書以《鴨頭丸帖》最著。草書名作《中秋帖》，列為清內府“三希帖”，之一。《墨林快事》評其書曰：“筆畫勁利，態致蕭辣，無一點塵土氣，無一分桎梏束縛。”王獻之是魏晉書家群體中的一位巨子。父親王羲之的悉心的傳授和指導，使他奠定了堅實的筆法基礎。由於他是魏晉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觀上為他提供了博採眾家之長、兼善諸體之美的機遇，贏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和聲望。王獻之的遺墨保存很少，數量遠遠沒有王羲之那麼豐富。因太宗貶獻之而不購求其書作，內府的王獻之書跡“僅有存焉”。宋初的書法，並舉“二王”，宋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跡，命侍書王著摹刻十卷，這就是著名的《淳化閣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賜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單著錄王獻之書帖的有七十三件，經後人考證為偽作或他人所書者達二十餘件，北宋宣和年間，宋徽宗雅好王獻之書法，《宣和書譜》所收的王獻之書跡增至八十餘件。但這些墨跡本絕大多數沒有保存下來，僅存的墨跡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好在歷代刻帖還保留著一些真跡刻本，給我們學習了解王獻之書法留下寶貴資料。

中國歷代皇帝中，字寫的好的不乏其人，但稱的上真正書法家的卻為數不多，如唐太宗李世民、趙佶、趙構等幾位而已。

唐太宗李世民（597—649）留下了二件書法名作，均為刻石，一是《晉祠銘》，另一件就是《溫泉銘》。《溫泉銘》由唐太宗撰文並書，刻於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8年），原石已佚。關於唐太宗學書，書史上有一個故事：“帝（唐太宗）常病戈法難精，乃作戩字空其右而命虞世南填之。以示魏徵曰‘朕學世南似盡得法？’征曰‘'惟戩字戈頗逼真’”。一語正中唐太宗之要害。

虞世南書法師智永，得二王之法，唐太宗問書於虞，自然也屬二王正脈了。唐太宗酷好右軍書，利用特權廣收右軍真跡，朝夕賞玩。又命蕭翼由山陰僧辯才處賺得《蘭亭序》真跡，死後是否殉葬在昭陵，至今仍是未解之謎。

唐太宗沒有辜負他的優越條件，他的行書深得右軍法，雍容遒麗，筆法生動，寫此銘時，唐太宗已到晚年，故而書法圓熟流利，渾然天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唐以前碑刻者為篆、隸、楷書，而行書入碑，應自唐太宗始。這不僅僅是權力的原因，更是唐太宗作為君主"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體現。

我國書法史上，以行書刻碑的首創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他不僅把我國封建社會推向鼎盛時期，而且身體力行倡導書法，促使唐代書法成為我國書法史上輝煌的一頁。

太宗於日理萬機之暇，酷好翰墨，尤愛王羲之之書，曾自撰《王羲之傳》，並下詔內府金帛，徵求羲之遺墨，於是物聚於所好，不數年間，各方進獻，得正書五卷，草書五十八卷，其中真偽雜陳，更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甄別，又命韓道政、馮承素等精工摹拓，王字遂風行於天下。他每得二王帖，就叫諸王子臨摹數百遍，對《蘭亭序》更是著了魔似的朝夕揣摩，甚至攜歸昭陵……。“上有所好，下必甚矣焉”。唐太宋的崇王，雖有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但由於他的喜好，使初唐書風無不納入王羲之的翼下。加上他以書取仕，使書法廣為普及，所以客觀上，他對我國書法藝術的繁榮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太宗之書初師承於隋之書家史陵，據《金石錄》謂：“陵善正書，筆法精妙不減歐、虞。”又經常與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切磋書藝，並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這反映了唐太宗的書法觀，亦是相當開放的。后鐘意於羲之，朝夕臨摹，尤篤愛右軍《蘭亭稧帖》，置之枕邊，常於半夜直把燭臨之，書遂大進。太宗善行、草及飛白，尤善臨古，殆於逼真，《山谷題跋》謂：“太宗英睿不群所學輒便過人，末年詔敕，有魏晉之風，亦是寶貴后不能不廢學爾。”傳世作品有《晉祠銘》、《溫泉銘》等。

《溫泉銘》是唐太宗為驪山溫泉撰寫的一塊行書碑文。此碑立於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即唐太宗臨死前一年。原石早佚，從記載上看，唐代《溫泉銘》原拓不下幾十部，尾題“永徽四年（653年）八月三十一日圉谷府果毅（下缺）”墨書一行，證知確為唐初物。後來原拓失傳，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圓籙於甘肅莫高窟第一十六窟發現藏經洞（今編號為第一十七窟），裡頭就有三件唐拓本藏敦煌石室，其一為唐太宗行書《溫泉銘》，殘存五十行，另兩件為歐陽詢《化度寺碑》和柳公權《金剛經》，也是殘本。可惜這三件東西現在都不在國內，《溫泉銘》、《金剛經》及《化度寺》之前兩頁，早被伯希和劫往法國，今藏巴黎國立圖書館，《化度寺》的后十頁被斯坦因先於伯希和劫往英國，今藏倫敦大英博物館。

《溫泉銘》書風激越跌宕，字勢多奇拗。俞復在帖后跋云：“伯施（虞世南），信本（歐陽詢）、登善（褚遂良）諸人，各出其奇，各詣其極，但以視此本，則於書法上，固當北面稱臣耳。”對其評價極高。此碑書風不同於初唐四家的平穩和順，而有王獻之的欹側奔放。有人認為太宗書法在大王和小王之間，但從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於王獻之。然而，出於帝王的威嚴，他對王獻之卻極為不恭，曾云：“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他譏諷小王之動機，后被宋米芾窺破，米芾《書史》中說得很清楚：“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唐太宗揚大王抑小王，曾影響了初唐的書壇，直至孫過庭《書譜》亦據此論。這一過錯，一方面因抑制使激厲、奔放一路的書風暫時隱匿，另一方面也使志氣平和的大王書風逐漸抹上了宮庭色彩，而漸失光輝。

唐太宗習字作書，有其獨到的方法，其《論書》說：“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爾。吾之所以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屏風帖》深得右軍草書意趣及使轉形勢，所不足者正是骨力稍弱。蓋草書走筆疾書，最難求者正是骨力，習草書最當體會。

《爭座位帖》亦稱《論座帖》，《與郭僕射書》，為顏真卿行草書精品，唐廣德二年（公元764）顏真卿寫給僕射郭英又的書信手稿。行草書，傳有七紙，約64行古時。“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然而郭英又為了獻媚宦官魚朝恩，在菩提寺行及興道之會，兩次把魚朝恩排於尚書之前，抬高宦官的座次。為此顏真卿引歷代及唐代成規抗爭之，寫下此長信。此稿系顏真卿因不滿權奸的驕橫跋扈而奮筆直書的作品，故通篇剛烈之氣躍然紙上。許多字與行還寫得豪宕盡興，姿態飛動，虎虎有生氣。似乎也顯示了他剛強耿直而樸實敦厚的性格。宋代米芾在《書史》中說：“此帖在顏最為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於此書。”此帖本是一篇草稿，作者凝思於詞句間，本不著意於筆墨，卻寫得滿紙鬱勃之氣橫溢，成為書法史上的名作，入行草最佳範本之列，後世以此帖與《蘭亭序》合稱“雙壁”。蘇軾曾於安氏處見真跡贊曰：“此比公他書猶為奇特，信手自書，動有姿態。”

《張好好詩》卷，唐，杜牧書，紙本，行書。縱28.2cm，橫16.2cm。該卷書用麻紙，製作相當精細。書用硬筆，筆法勁健，頗多叉筆。這些都是唐代書法的用紙、筆法的特點。《宣和書譜》一書評杜牧書法：“氣格雄健，與文章相表裡”，是說作者詩文、書法有統一的風格。卷前有宋徽宗趙佶書籤“唐杜牧張好好詩”，並鈐有宋徽宗的諸璽印，保存著當時內府裝潢式樣。詩載杜牧《樊川集》中，墨跡的末二句，因傷殘缺“灑盡滿”、“一書”五字，然不傷書詩的整體精神。

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杜牧在洛陽東門與歌妓張好好時隔多年後重新相遇，贈與她此首婉麗含蓄的長詩。他在卷首處寫下：“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來樂籍中。后一歲，公移鎮宣城，復置好於宣城籍中。后二歲，為沈著作述師以雙鬟納之。后二歲，於洛陽東門重睹好好，感舊傷懷，故題詩贈之。”詩篇里充滿了對這位才藝雙絕卻遭遇不幸的歌妓無限的同情，與白居易的《琵琶行》並為傷感遲暮之作。現在，我們仍能從《全唐詩·卷五二○》里找到這首長詩的原文。

《張好好詩》卷由宋徽宗趙佶題名，見於《宣和書譜》卷九，並鈐有宋徽宗諸璽印，保存著當時內府裝潢式樣。后曾遞藏於宋代賈似道、明代項元汴、張孝思、清代梁清標等人，乾隆年間入藏內府。1924年，遜帝溥儀將此卷攜出宮外，流散於東北。1950年，琉璃廠論文齋老闆靳伯聲的弟弟在東北得到此卷，帶來北京，轉手持往上海。著名大收藏家張伯駒先生得知此消息后，急托墨寶齋馬保山先生追尋此卷，以免此卷流失海外。幸得上天眷顧，詩卷尋得，張伯駒先生以重金購回，內心狂喜，每晚睡覺都置於枕邊，如此數日，愛不釋手。1956年，張伯駒先生將此杜牧所書《張好好詩》卷捐贈政府，珍貴文物重為故宮博物院收藏。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人稱其為“蘇東坡”。漢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時為眉山城）人，祖籍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畫家、詞人、詩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詞人代表。其詩，詞，賦，散文，均成就極高，且善書法和繪畫，是中國文學藝術史上罕見的全才，也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被公認文學藝術造詣最傑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與歐陽修並稱歐蘇；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書法名列“蘇、黃、米、蔡”北宋四大書法家之一；其畫則開創了湖州畫派。

書法釋文　一曰：“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卧聞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須已白。”

二曰：“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蒙蒙水雲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塗窮，死灰吹不起”。

元豐三年（1080）二月，蘇軾四十五歲，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獄“烏台詩案”受新黨排斥，貶謫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在精神上感到寂寞，鬱郁不得志，生活上窮愁潦倒，第三年四月，也就是宋神宗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作此兩首寒食詩，書寫此卷的時間大約在翌年，或元豐七年離開黃州以後。元符三年（1100）是卷收藏者蜀州張氏取之邀黃庭堅觀賞，並書一則題跋，與原跡可謂互為輝意映。

《寒食帖》是蘇軾行書的代表作。這是一首遣興的詩作，是蘇軾被貶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所發的人生之嘆。詩寫得蒼涼多情，表達了蘇軾此時惆悵孤獨的心情。此詩的書法也正是在這種心情和境況下，有感而出的。通篇書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氣勢奔放，而無荒率之筆。《黃州寒食詩帖》在書法史上影響很大，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也是蘇軾書法作品中的上乘。

米芾《蜀素帖》，亦稱《擬古詩帖》，被後人譽為中華第一美帖，系中華十大傳世名作之一。墨跡絹本，行書。縱29.7厘米，橫284.3厘米；書於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米芾三十八歲時，共書自作各體詩八首，計71行658字，署黻款。是米芾三十八歲時（1088年），在蜀素上所書的各體詩八首。

“蜀素”是北宋時四川造的質地精良絲綢織物，上織有烏絲欄，製作講究。有個叫邵子中的人把一段蜀素裝裱成卷，以待名家留下墨寶，此卷相傳為邵氏所藏，欲請名家留下墨寶，以遺子孫，可是傳了祖孫三代，竟無人敢寫。因為絲綢織品的紋羅粗糙，滯澀難寫，故非功力深厚者不敢問津。《蜀素帖》經宋代湖州（浙江吳興）郡守林希收藏二十年後，一直到北宋元祐三年八月，米芾立林希邀請，結伴遊覽太湖近郊的苕溪，林希取出珍藏的蜀素卷，請米芾書寫，米芾才膽過人，當仁不讓，一口氣寫了自作的八首詩。卷中數詩均是當時記游或送行之作。卷末款署“元祐戊辰九月二十三日，溪堂米黻記”。

《蜀素帖》書於烏絲欄內，但氣勢絲毫不受局限，率意放縱，用筆俊邁，筆勢飛動，提按轉折挑，曲盡變化。《擬古》二首尚出以行惜，愈到後面愈飛動灑脫，神采超逸。米芾用筆喜"八面出鋒"，變化莫測。此帖用筆多變，正側藏露，長短粗細，體態萬千，充分體現了他“刷字”的獨特風格。因蜀素粗糙，書時全力以赴，故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獅子搏象，以全力赴之，當為生平合作”。另外，由於絲綢織品不易受墨而出現了較多的枯筆，使通篇墨色有濃有淡，如渴驥奔泉，更覺精彩動人。

《蜀素帖》結構奇險率意，變幻靈動，縮放有效，欹正相生，字形秀麗頎長，風姿翩翩，隨意布勢，不衫不履。用筆縱橫揮灑，洞達跳宕，方圓兼備，剛柔相濟，藏鋒處微露鋒芒，露鋒處亦顯含蓄，垂露收筆處戛然而止，似快刀斫削，懸針收筆處有正有側，或曲或直；提按分明，牽絲勁挺；亦濃亦纖，無乖無戾，亦中亦側，不燥不潤。章法上，緊湊的點畫與大段的空白強烈對比，粗重的筆畫與輕柔的線條交互出現，流利的筆勢與澀滯的筆觸相生相濟，風檣陣馬的動態與沉穩雍容的靜意完美結合，形成了《蜀素帖》獨具一格的章法。總之，率意的筆法，奇詭的結體，中和的布局，一洗晉唐以來和平簡遠的書風，創造出激越痛快、神采奕奕的意境。所以清高士奇曾題詩盛讚此帖：“蜀縑織素鳥絲界，米顛書邁歐虞派。出入魏晉醞天真，風檣陣馬絕痛快”。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獅子搏象，以全力赴之，當為生平合作”。

《蜀素帖》明代歸項元汴、董其昌、吳廷等著名收藏家珍藏，清代落入高士奇、王鴻緒、傅恆之手，后入清內府，現存台灣故宮博物院。

1、王羲之《蘭亭序》

2、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

3、王獻之《地黃湯貼》

4、王珣《伯遠帖》

5、歐陽詢《夢奠帖》

6、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

7、李世民《溫泉銘》

8、陸諫之《文賦》

9、顏真卿《祭侄文稿》

10、杜牧《張好好詩》

11、楊凝式《盧鴻草堂圖跋》

12、李建中《土母帖》

13、蘇軾《天際烏雲貼》

14、米芾《珊瑚貼》

15、陸遊《自書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