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信息披露

17世紀，法國社會經濟不景氣，大量企業破產倒閉，引發債務風險空前爆發，企業倒閉所牽涉的債權人遠比股權人廣泛，因而法王路易十四簽署了世界上第一個商業法典——《商業大法》，標誌著國家開始以法律的形式介入會計信息披露管制，要求企業必須同時向債務人披露相關會計信息。股份公司產生之後，股權所有者更為分散，而且隨著交易複雜程度提高、會計信息生成的專業化水平提高，股權所有者了解會計信息、直接監督企業經營的需求進一步提高。1720年，英國南海事件引發英國股市全面崩盤，《1720年肥皂泡沫法案》由此誕生，確立了會計信息公開披露的雛型。1929年發生的經濟危機對美國乃至世界經濟產生巨大影響，會計信息披露問題備受關注。1933年美國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作為一個獨立的管制機構進行會計信息披露管制，並授權美國會計師協會制定會計準則，填補了自律性行業規範和相關法律之間的空白，至此行業自律性規範管制、準則(制度)管制、法律管制的多層次會計信息披露管制模式形成，后相繼被其他一些國家借鑒。

新古典經濟學假定會計信息是一種商品，它既存在會計信息的需求方(公司、政府、工會、投資者以及債權人)，也存在會計信息的供給方(公司)。如果證券市場和經理人市場正常運轉，那麼，市場力量就會激勵信息供給方提供信息直至每一單位會計信息產生的邊際成本等於所帶來的邊際收益(資本成本的降低)，此時市場就達到了完全市場競爭均衡狀態，從而實現資源配套的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但這種狀態需要以下假設：（1）市場上存在大量的會計信息需求者和供給者；（2）會計信息是完全和完美的（Perfect &Complete）；（3）市場無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4）會計信息需求者完全有能力理解信息的實質內涵（Content）並對此有一致性預期（Homogeneousexpectation）；（5）參與會計信息市場交易的個人都是理性的，都追求效用最大化。

實際上，上述假設就是資本市場有效性應具備的充分條件。也就是說，如果有用的信息以不帶任何偏見的方式全部在證券價格中得到了反映，那麼可以認為市場是有效的(Farna，1970)。威廉。比弗(1973)曾在《Whatshould Be the FASB's Objectives?》一文論述了證券市場的有效性對財務會計及其報表的若干啟示：（1）只要會計政策沒有導致現金流量產生有差別的後果，或對所採用特定會計政策所形成的差別予以披露，以及投資者能夠獲得足夠的信息以至能夠在不同的會計政策之間作出抉擇的話，公司所採取的會計政策便不會影響證券的市價；（2）有效證券市場是與充分披露的概念緊密相關——實質重於形式；（3）市場有效性意味著公司不必過分考慮無知的投資者，即會計報表信息不必用過於簡單的方式表達，以至任何人都能理解；（4）會計報表並不是惟一的財務信息來源，市場競爭機制會促使信息需求者通過其他渠道（如財務分析師、媒體以及公司管理人員的披露等）來搜集信息，從而使信息需求者能夠衡量公司的真正財務狀況。

由此可見，會計信息披露的新古典理論意味著：（1）資本市場具有強大的懲罰和激勵機制促使自利的會計信息供求雙方儘力披露和搜集信息，任何第三方的（包括政府）干預都是無濟於事的，此時會計準則毫無必要；（2）這個理論的假設——完全競爭市場和證券市場的有效性都只是一種理想化的理論模式，現實中並不成立，更何況人們都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rationality）（Simon，1950），信息需求者不可能完全有能力來理解信息的實質內涵；（3）披露有關戰略信息及其經濟價值可能損害公司的市場競爭地位，從而致使信息供給者面臨著一種權衡，亦即在提供會計信息幫助證券市場充分發揮資產定價功能與隱瞞會計信息使公司在產品市場的優勢最大化之間作出判斷選擇（Newman&Sansing，1993），進而可能影響該理論下會計信息的充分披露原則。

會計信息披露的新古典理論認為，信息生產的社會最優數量是使社會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相等的信息數量。然而。會計信息具有公共產品(Publicgoods)的特性，而公共產品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y)和搭便車(Free-riding)行為。會計信息的這種特性恰好是新古典理論和規範理論最根本的分歧，因為前者會計信息是視作為私人產品，而不是公共產品。

會計信息披露的規範理論指出，會計信息產生的公共產品、信息不對稱以及缺乏一致性等導致了會計信息市場的失靈，從而造成市場力量不能最有效地調節會計信息的供求，因此必須藉助第三方(政府)加以干預(準則制定)來實現會計信息披露機制的標準化，以限制資本市場上的壟斷和投機行為。此時，為了實現“最優”的政府管制，會計信息生產的準則應達到什麼標準又是一個複雜而重要的問題。許多財務會計學家試圖藉助社會選擇理論來解決此問題，例如，查蒙博斯、布若米維奇和卡星等論證了會計標準化或部分標準化是可行的。然而，(1)上述三種市場失靈都存在一些同樣的缺陷。例如，他們假定政府的選擇會帶來最佳產出，然而他們並未向考察市場結果那樣周密地考察這些選擇的結果，亦即犯了“草總是綠的”的錯誤。(2)會計準則的制定需要全面衡量成本與效益。準則的成本不僅包括準則制定機構在制定和實施會計準則以及公司遵守這些準則時所耗費資源的直接成本，而且還包括影響公司的投資、生產以及融資等方面決策所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效益是指在私人市場力量已發揮最大作用的前提下，管制能減少仍然存在的市場失靈，但是目前管制的成本效益性並不能作出明確的論斷。(3)準則制定過程是一種“微妙平衡”的政治問題，它需要對不同的社會目標和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進行評判和權衡，從而可能影響會計準則應有的“技術性”規範。

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有效市場假設所進行的大規模實證性檢驗促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規範會計理論的合理性。鮑爾和布朗(1968)的開創性研究導致了實證會計理論(PositiveAccountingTheory)特別是實證會計理論研究方法成為上世紀70年代以來會計理論研究的主流。瓦茨和齊默爾曼在實證會計理論領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於1986年合著的《實證會計理論》一書已成為會計理論的經典之作。

實證會計理論著重於分析公共干預的政治程序和解釋會計標準的制定過程。按照公共利益理論，會計準則制定者被假定為大公無私者，它會權衡管製成本與市場運作改善後所帶來的社會收益兩者間的大小，從而盡量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然而，由於會計準則制定過程的複雜性，立法監督準則制定者的具體操作是很困難的，因而最佳會計準則是不可能實現的。於是這又導致了另一種管制理論——利益集團理論的粉墨登場，並且該理論也可能比公共利益理論更能預測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司可脫，2000)。根據利益集團理論，由於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需要經過有關政治程序，因而各類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就會組成壓力集團對準則的制定施加各種影響，以便把結果引導到有利於他們的方向，致使公共干預不能為總體利益而是為強大的利益集團服務。總體利益只不過是那些利益集團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託辭而已(WattsandZimmerman，1979)，因而會計準則制定被人們視為是各利益集團衝突博弈的過程，而不是理性算計的過程(司可脫，2000)。顯然，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會耗費大量的成本。這種成本不僅包括制定和實施準則的機構運行成本(直接成本)和公司的遵循成本，可能更多的是間接成本——政治成本(PoliticalCost)，亦即是一種為了轉移財富而進行的競爭所導致公司財富轉移的經濟後果(Zeff，1978)。例如，美國政府為防止類似1929年經濟危機的重演於1933年頒布了《證券法》，實證研究表明這一法規作用甚微，其原因就在於管製成本太高(湯云為、錢逢勝，1997)。因此實證會計理論認為，會計準則制定應盡量發揮市場機制而避免利用公共干預。儘管他們也承認會計信息市場的失靈，但是他們依然強調公共干預的成本會遠遠超過市場失靈所帶來的成本。

實證會計理論以代理理論為依據廣泛運用於會計實務的解釋。自從1933年伯利和米恩斯(Berle&Means)合著的《現代公司和私有產權》一書出版以來，公司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已成為現代股份公司的重要特徵，而且公司所有者與公司經營者之間是一種“委託-代理”關係(Principal-agent)。霍姆斯特朗認為，最有效的激勵計劃就是讓代理人分擔一部分行動後果(如利潤分享、剩餘利潤等)(Holmstrom，1979)。運用到財務會計上就是建立完善的會計信息披露機制，促使公司經營者提供他們與股東雙方可共同觀察到的，能傳遞不包含在回報衡量本身中的有關經營者努力程度的專有信息，並且也能限制經營者通過各種會計政策的選擇來操縱上述信息的相關可靠性，從而使股東較容易觀察和控制經營者的行為，進而減少兩者之間的代理成本，並最終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的理財目標。

可以說，實證會計理論在對會計信息披露實務的解釋方面是卓有成效的。首先，實證會計理論揭示了資本市場對會計信息生產者的激勵機制。規範會計理論(NormativeAccountingTheory)認為，由於人們的有限理性和獲取與理解信息的能力不同，公司經營者會基於自利和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總是傾向於少披露真實會計信息甚至披露虛假、扭曲的會計信息。相反，實證會計理論指出，在資本市場有效性的假設下，經理人才市場(Fama，1980)和公司控制市場(Manne，1965)是公司經營者產生充分信息的非契約性動力，從而有利於股東對經營者的有效監督，進而減少兩者之間的代理成本。其次，實證會計理論對於會計準則制定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意義。實證會計理論認為，不管資本市場有效性理論的含義如何，即使會計政策不直接影響公司的現金流量，但是會計政策的選擇對於財務會計報告的各種使用者也還是具有經濟後果的(EconomicConsequences)(Zeff，1978)。也就是說，會計準則制定不僅要考慮“技術”(如使用何種會計方法能更有利於計量公司的收入與成本)，而且也應注意到執行會計準則將會產生的各種經濟後果(如財富的再分配、風險程度及其分佈以及制定、執行條例和[[訴訟成本等)。正是如此，會計準則執行所產生的諸種經濟後果使得會計準則制定更加複雜化，因為它要求在會計理論領域和政治領域兩方面達到“微妙平衡”，從而使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必須允許不同的利益集團參與會計準則制定，併發出徵求意見稿(Drafts)，讓所有的利益集團有機會對擬定的會計準則公開發表不同意見。當然這也使會計準則制定程序和會計理論研究更具有挑戰性和趣味性。

會計信息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及受託管理責任的履行情況，是企業財務決策的語言，也是國際通用的商業語言。對於會計信息，信息使用者要求它具有可靠性、可比性、相關性、及時性等質量特徵，但事實上目前披露的會計信息並不能很好地滿足這些要求。由於會計信息披露內容設計本身的不規範，導致了以下狀況的發生：

1.信息失真現象嚴重，所披露的會計信息內容的可靠性不能得到保證。在2007年1月1日新會計準則實施之前，財政部曾經多次進行大規模、大範圍的會計信息質量抽查，根據正式公告顯示結果，中國80%以上的企業會計信息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真。許多公司故意混淆會計估計、非重大會計差錯以及重大會計差錯的區別，濫用重大會計差錯的會計處理準則操縱利潤。

2.披露的會計信息相關性不足，內容偏離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一些新型經濟業務的會計處理方法缺乏統一、明確的規範。會計信息的相關性不足。同時，不同會計主體對同類經濟業務可能會採用不同的處理方法，造成企業之間披露會計信息的偏差，也影響到會計信息的可比性，無法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

3.會計信息披露內容與國際慣例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在國際上缺乏可比性。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會計信息需要更準確、客觀地反映各種越來越複雜的經濟業務。而經濟的全球化發展趨勢以及國際資本市場的全球化進程。使得資本市場的參與者和會計信息使用者對更高質量、更透明、更具可比性的會計信息的需求愈加強烈。這必然會對建立和完善一套國際化的會計準則提出迫切需求。但目前我國會計信息的披露有許多地方與國際慣例都不符合，成為信息國際化的障礙之一。

究其原因，不難看出，會計信息披露內容設計本身存在的不足引起了上述會計信息披露的問題。它作為一種內在的制度因素，對會計信息的質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按照新會計準則體系和信息披露規範，我國的會計信息披露體系基本上與國際接軌。主要包括財務報表和財務報表的伴隨信息。在現行會計信息披露的內容之中，存在如下一些問題，可能會影響到會計信息的質量。

(一)會計信息披露內容格式過於“僵化”

會計信息採用了比較固定的格式披露，且以會計報表為主體，要求納入的項目必須符合一定的要素定義和計量原則，結果就導致一些應該披露的重要信息無法顯示出來，一些新的經濟業務無法反映出來。例如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的項目必須符合會計要素的定義，而且必須滿足相關性和可靠性的質量特徵，只能是貨幣化的數量信息。如人力資源、商譽等無法在報表中得到很好的體現。同時，由於會計報表的固定格式、固定項目以及較為固定的填列方法，無法反映一些新型的特殊經濟業務，無法反映披露要求變化前後各期的比較信息。

(二)會計信息披露內容具有一定的滯后性

雖然有諸如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的調整，但財務會計報告是定期編製和披露的，通常不在會計期末進行即期披露。年度報告是每個會計年度結束后的四個月內編製完成並披露，中期財務會計報告於每個會計年度前六個月結束后的60天內編製完成並披露。在信息現代社會，任何與未來相關的信息若獲取不及時，將失去其應有的價值。

(三)披露的會計信息大多是按照歷史成本計量的

企業的資產在報表上反跌的是歷史成本，有可能與其現時價值相脫節或相背離，從而使信息失真。同樣，利潤表反映的也只是企業已實現的收入和已發生的費用等歷史信息。在當今信息社會中，不確定信息比以前多，卻無法得到顯示。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對企業的財務狀況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衍生工具無法用歷史成本計量的，導致其相關信息無法在財務報表中披露。

(四)內容以歷史性信息為主，缺乏預測、分析類信息

目前，除了上市公司被要求在年報中披露盈利預測的信息外，其他企業均未要求揭示對未來發展情況的前瞻性或預測性信息。但對於信息使用者來說，預測性的信息可能對他們進行投資、信貸和經營決策更為有用，而且披露中的財務分析指標相對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來講較簡單，可用性不大。

(五)部分內容是被人為操縱的

由於公允價值的引入和會計估計的存在，導致在會計業務的處理中產生的會計信息具有“人為”控制的特點。壞賬的估計、收入的確認、固定資產折舊年限和凈殘值率的估計、無形資產攤銷年限的估計、在建工程完工進度的估計等都是由會計人員根據職業判斷能力估計出來的，本身就是一種不精確信息。如果會計人員濫用會計制度給予公司運用會計政策和會計方法一定的機動性和靈活性，將會導致信息質量嚴重下降。

(一)制度的缺失

1.會計信息披露內容的完整、科學是跟會計信息披露制度的完整性、科學性密切相關的，會計信息披露制度規定了披露什麼，怎樣披露，何時披露。從一定意義上說。會計信息披露內容的缺陷就是會計信息披露制度本身的缺陷。

2.我國會計準則制度的不完善，也直接導致會計信息披露內容的不足。會計信息披露制度與會計準則制度同是證券市場會計規範的內容，區別在於前者規範的是被披露信息的表現形式，後者規範的是被披露會計信息的內容實質。可以看到，只有先生成客觀、公允的會計信息，才談得上信息如何披露。

(二)披露與實踐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時滯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新的經濟情況、新的經濟業務不斷湧現，而法律法規的前瞻性不夠，不能適應會計實務的發展作出適當的補充或修訂，使得一些已出現的會計實務缺乏規範，而企業經濟創新行為的會計處理更是無法可依。典型的例證就是金融衍生品的出現，它是一種預期合約，在簽訂時交易尚未發生，而且到最後平倉、交割，期間金融衍生品的市場價格不斷變化，如果以簽約時的價格入賬，根本無法反映金融風險。

會計信息的真實性是會計信息的生命之所在。如果進一步具體分析，真實性包含以下特性：

1.有用性。

披露的信息在決策上有用，能夠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增加使用者對市場信息的了解，降低投資決策盲目性與風險。國際會計準則中提出：有用性是指，會計信息披露提供關於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方面的信息，這種信息對於很大一批使用者進行經濟決策是有用的。為上述目的而編製的財務報告可以滿足大部分使用者的共同需要。

2.相關性。

信息披露不能一廂情願地主觀決定，而應當根據市場用戶的需求，規範信息披露的形式、數量和質量，也就是與信息使用者的目的和要求息息相關。為了使信息有用，信息必須與使用者的決策需要相關。當信息能夠通過幫助使用者評價過去、現在和未來事項或確認、更改他們過去的評價從而影響到使用者的經濟決策時，信息就具有相關性。

3.可靠性。

披露信息必須可靠，不能錯誤引導用戶的判斷，不能進行虛假的誤導性的陳述，也不得有重大遺漏。要使信息可靠，財務會計報告中的信息必須在重要性和成本的許可範圍內做到完整。遺漏能造成信息虛假或令人誤解，從而使信息不可靠並且在相關性上留有缺陷。當信息沒有重要錯誤或偏向並且能夠忠實反映其所擬反映或理當反映的情況以供使用者作依據時，信息就具備了可靠性。

4.中立性。

真實的會計信息應當保持中立性。中立性是指會計人員形成會計信息的過程和結果不能有特定的偏向，不能在客觀的信息上附加某種主觀色彩以滿足特定信息使用集團的需要，否則信息的真實性就會受到質疑。如果為了達到預定的成果或結果，通過對信息的選擇和列報，使財務信息影響了決策或判斷，那麼財務信息就不是中立的了。目前許多企業信息披露中存在的問題，都與企業過於偏重當前利益、不能保持自己的中立性地位有很大的關係。

要深刻理解會計信息真實性的本質，就必須認識到會計信息的真實性不等於絕對精確性。從哲學觀念來看，絕對的精確是不存在的，我們只承認相對的精確。導致會計信息的相對精確的因素很多。比如，越來越多的經濟業務本身的複雜性提高，使信息披露規則的制定無法跟上這種發展；會計方法上的局限性，決定了許多會計信息處理只能追求一定意義上的準確，例如折舊年限和殘值的估計；會計原則的要求使信息披露具備了模糊性，重要性原則要求忽略價值不大的信息，穩健性原則要求企業不能披露未來收益，“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使信息披露方式簡單化，“效益大於成本”的原則使企業放棄了為使信息披露更精確而進行的努力。比比皆是的相對的精確就意味著模糊性的普遍存在，意味著真實性只能被界定在一定的範圍和界限之內。

目前會計信息披露失真的表現形式有：人為捏造會計事實，篡改會計數據，為私利而編造假帳假表，虛盈實虧，虛虧實盈，便會計信息喪失真實性。其中最嚴重的是資產計價失真。很多企業的資產帳麵價值已經不能真實反映資產實際狀況。國有資產家底不清，管理混亂，補償不足，大量資產流失，普遍存在帳實不符的情況。而且由於在資產計價過程中，某些環節存在主觀假定的標準與方法，造成資產計價的伸縮性，發生人為的偏差。

在會計信息披露失真行為中，究竟誰應當負最終的責任呢？按照會計人員虛假披露的動機可分為故意失真與非故意失真。非故意失真是會計人員技術熟練程度不夠、疏忽大意等非故意因素導致的，比較容易克服和糾正。故意失真是指在企業管理當局的授意下，利用會計規範給予企業的靈活性，有偏向性或誘導性地提供信息，或者違背會計規範製造假帳。這是危害最大、後果最嚴重、也最難以防範和察覺的失真行為。Watts和Zimmerman曾經撰文指出，管理人員比會計人員更關注會計信息反映的內容和結果，也必然會參與乃至干涉會計信息的生成與傳遞。另外在進行會計政策的選擇時，會計政策選擇的主體是管理階層而不是會計人員悶。因此，故意失真與委託代理問題有密切的聯繫。

委託人——代理人關係本質上是市場參加者之間具有信息差別的一種社會契約形式，它是掌握較多信息的代理人通過合同或其他經濟關係與掌握較少信息的委託人之間開展的各種關係。管理當局與特定信息使用者之間同樣存在委託代理關係，政府會強制企業進行特定規範的信息披露，企業的大大小小的股東也會建議或呼籲提供他們需要的信息。由於會計信息披露會影響企業股票價格波動，干預信息使用者的經濟決策，因此會計信息披露有著協調利益分配的功能，是利益分配財富轉移的信息基礎。這種利益分配過程中必然伴隨著利益衝突，必然有人為維護特定利益集團而犧牲信息披露的真實性、透明性與公開性。關鍵在於，如果因提供虛假信息而付出的代價遠遠大於所得到的利益，就無人敢輕易採取虛假信息披露行為，否則，就總會有人在利益驅動下鋌而走險。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由於有著強大的社會監督機制、嚴厲的懲罰措施、成熟的執法系統等一系列完備的制度保證，能夠把虛假信息披露的發生限制在最低限度。回顧一下委託代理理論的觀點，委託人——代理人關係的核心是刺激一致性的信息機制問題。委託人為了使代理人在其不能觀察的行為中採取與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相一致的個人行為，需要設計一種能夠達到委託人的目的而且代理人願意接受的合同或契約。外部硬性制約是一種可行的方法，但是更好的選擇是，發揮內部激勵的優勢，使增加信息披露成本與增加代理人個人效益相聯繫，使代理人自覺地完善信息披露。

規範會計信息披露失真的核心是完善信息質量管理機制兩方面，可以從建立內部約束機制和外部約束機制入手。

建立內部約束機制，即完善企業內部會計制度，嚴格會計核算的基本程序，健全財產物資、財務收支的制度，為提供真實的會計信息奠定良好的會計基礎。強化企業約束機制，堅決制止管理者任意違反財務規定，自行支配企業財產物資和經營行為。

建立外部約束機制，完善社會監督體系是制止和防範信息失真的根本保證。首先是完善立法，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通過法律手段強化管理者在信息披露中的法律責任，制定有關信息質量管理法規，對管理人員責任與權利、提供偽劣信息的懲處作出明確規定。其次，增強會計監督的全面性與權威性，加強對會計準則和財務會計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約束企業會計行為，增強信息的客觀性、可驗證性、公開性。發展註冊會計師事業，發揮社會審計的公證作用，健全以註冊會計師為核心的社會監督體系。需要強調的是，會計師事務所在會計信息市場起著十分重要的中介作用，其職能是收集、評價、存儲、周轉會計信息，傳遞供需信號、疏通供求渠道，促進信息的交換或交易，形成公開的成熟的市場。會計師事務所在證券市場信息披露中起著獨立審核、嚴格監督的外部審計作用。以外部審計為核心的社會監督體系，是會計信息到達外部信息使用者的最後一道關卡。這一監督體制的完善程度和運行效率，對於市場上的信息流通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第三，政府對信息市場進行適度管理，通過行政手段強化企業外部監督，通過政府審計機構、財稅部門加強審計監督，並與會計管理部門合作，建立會計信息規範體系規範企業信息披露的內容與格式，披露會計政策選擇與變更、重大環境變化對企業造成的影響。

另外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會計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因素中，信息使用者的成熟程度所起的作用起來越大。西方的個人和機構投資者已經比較成熟，各種信息中介分析技術高超，對推進信息需求、影響信息披露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其偏好已成為會計信息披露要求的晴雨表。

四表體系在目前滿足了社會要求公司真實、公允地披露會計信息的需求。但在股份制企業遍布全球，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情況下，現行的公司財務報告日益顯露出滯后性。會計信息正在失去相關性，比如現行財務報告只關注過去不重視未來財務報告；主要提供貨幣信息，非貨幣信息無法在表內反應等等都盡顯出弊端。

1.會計信息披露內容的不完整性

現行的財務報告體系基本上成型於上世紀60年代，在此之後，財務報表改革只是“小修小補”，最大的變化就是又加入所有者權益變動表，但沒有觸及資產負債表和收益表的結構。然而當前的經濟環境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立足於原來經濟環境之上的財務報告體系不能完全反應經濟現實。儘管完整性是一個相對意義上的概念，但會計信息披露的不完整性已經凸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無形資產確認與計量困難，披露不足。企業在長期經營過程中造就的競爭優勢、企業形象、商譽等無形資產由於不直接與企業的交易活動相關，且在確認和計量中存在不確定性，擔心由此引發財務報告項目計量的不確定性而在財務報表中得不到反映。雖然這些資產的價值難以用可靠的歷史成本計量和報告，但其價值體現在公司創造的超額利潤上，對投資者、債權人、政府等信息使用者都是很有價值的信息，對企業日後經營業績的意義更是深遠。

其次，人力資源投資的費用化，低估企業資產。隨著人們加速步入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源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人力資源即由管理層和職工共同形成的智力網路，決定企業開發新產品的時機、品種和功能，最終決定企業的競爭優勢地位。傳統的會計模式下，對人力資源的投資直接作為期間費用，不會形成資產。這就大大低估了對人力資源投資比重較大的公司資產，特別是高科技公司資產。在以信息技術為特徵的科技革命的影響下，人才至關重要，關係到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許多學者認為人力資源會計未被廣泛應用的癥結在於計量的困難；另有學者認為其關鍵在於人力資源會計賴以構建的基本理論供給不足。但無論何種原因人力資源這種對企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項目未得到真實反映。

第三，現行財務報告體系缺少衍生金融工具的反映。目前，在金融市場蓬勃發展的同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非常劇烈的債權價格、利率的波動。為籌集資金、規避風險和投機、套利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手段，金融界創新了大量的衍生金融工具，如遠期合約、期貨合約、期權合約以及互換交易等。與基本金融工具不同，衍生金融工具以特定的利率、證券價格、商品價格、匯率以及價格指數等為標的，其收益來自於標的物價值的變動，因而具有高風險、高收益和未來交易的特點。它既可以作為籌集資金和規避風險的手段，也提供了投機和套利的機會，這種兩面性可以使人們獲取暴利也能招致嚴重損失。如巴林銀行破產被荷蘭銀行兼并；中國萬國證券損失10億被申銀證券兼并。因此衍生金融工具“以小博大”的槓桿效應所引發的巨大金融風險不能被忽略。如果保持原來傳統，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中所形成的金融資產或負債排除在資產負債表之外，把它們可能帶來的收益特別是風險排除在損益表之外，顯然不能滿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由於衍生金融工具未來交易和槓桿效應的特性，按照傳統的收入實現原則和歷史成本原則無法在報表中確認和計量。

2.會計信息披露側重歷史信息而缺乏前瞻性信息

傳統的財務報表以報告受託責任為目標，它建立在權責發生之基礎上以提供歷史成本信息為主，以財務狀況和財務資源為核心。這種反應方式雖然可以較好地滿足受託責任的報告與評價要求，卻忽視了企業未來成長能力、企業價值和企業財富變動等信息的披露。現在財務報告使用者主要是資本市場上處於流動狀態的投資者，其信息需求變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從關注歷史信息轉向對未來信息的關注。信息使用者要求提供有關企業未來活動和有助於預測、評估企業未來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經濟指標和相關信息。投資者作出投資決策考慮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風險和報酬的對比。但現行財務報告表現出財務報表目標轉化后的不適應性，缺乏有助於投資者可靠地評價投資的風險性、不確定性、預期盈利等有關未來的信息。而預測信息是指上市公司基於生產計劃和經營環境對外公開披露的反應公司未來財務狀況、經營業績的前瞻性財務信息。它的公開披露能夠使投資者和債權人了解上市公司未來生產經營狀況，並據此作出合理有效的投資決策，從而防範和化解投資風險。這就克服了歷史信息的不足，增強了會計信息的決策相關性，更符合財務報表的目標。

3.會計信息披露只重整體忽視局部

許多企業為了分散風險，開拓市場，搶佔資源，在跨行業、跨地區乃至跨國經營方面邁出很大的步伐。特別是在兼并浪潮的推動下，企業集團化擁有了更大的發展，今後還將有一個長期的發展。對於大型的集團公司甚至跨國公司，通過編製合併報表能夠公允地表達整個集團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滿足信息使用者的部分需求。但現代集團公司往往橫跨幾個性質、風險、獲利能力迥異的產業和市場，有時還面臨著部分所在國的政策風險和政治風險，合併財務報表隱匿了這種跨行業，跨地區的經營的信息，從而降低以公司整體為表達基礎的財務信息的有用性。信息使用者不能了解公司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盈利水平，增長趨勢和風險情況，混淆了企業分佈的真實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不利於投資者據此將資金投入到“盈利大，風險小”的分部中去。所以，分部信息對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是必須的。但如果不厭其煩地公布所有子公司的財務報表，可能有違“效益大於成本”的原則，同時可能造成信息過量，使用者無所適從的問題。

4.會計信息披露形式固定，缺乏靈活性

現行財務會計報告採用固定的格式呈報信息，且以會計報表為主體，要求納入報告的項目必須符合一定的要素定義和計量原則，其信息供給量十分有限，一些應該披露的重要信息被“省略”掉，一些新的業務無法在會計報表中找到合適的位置加以反映。因而，現行財務報告更像是為遵循標準和法規而編製的報告，而不是用來交流信息的工具。這就勢必削弱了其決策的相關性。從宏觀角度看，會計信息是一種社會公共產品。通用財務報告模式實質上是一種大批量生產模式，即大量生產會計信息這一標準產品。大批量生產是指大量生產某一標準產品，具有兩個基本特徵，即大規模生產和產品標準化，從而獲得規模效益。通用報告模式由於向不同的使用者提供相同的報告，並將不同企業的財務報表標準化，所以它本質上是一種大規模生產。這種報告模式至今依然廣泛流行是因為它具備大規模生產的優點：(1)生產大量相同的標準化財務報告可以產生規模效益；(2)報告的標準化簡化了程序並增強了不同公司提供的財務信息的可比性，也便於監管者和準則制定者更有效地監督公司信息披露；(3)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不同信息使用者共同或類似的信息需求。由此可見，通用財務報告模式應用廣泛的原因在於它對於報告單位，審計人員及監管者是經濟的和實用的，而不在於它能更好的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和使用上也存在差別，不同性質的公司通過標準化財務報表披露的會計信息的充分性和相關性將打折扣。通用報告模式不可避免的忽略了這種多樣性和差別性，從而既不能滿足一般使用者的需求，可能給那些需求較少或需求不同信息的人帶來信息超載的問題，也可能引起信息的單一化。

1.突破傳統會計模式，重視對無形資產，人力資源和衍生金融工具信息的披露

由於像商譽、人力資源、衍生金融工具等項目要麼因不符合傳統會計要素定義與確認目標，要麼因不具有實物形態或非貨幣性，而一直被視為表外項目不加重視。事實上，一方面，行業競爭的加劇和經營風險的釋放，使投資者、債權人及相關利益團體迫切要求揭示相關信息；另一方面，要相應在報表體系中對上述事項加以確認與計量，必然要求改革現行的傳統會計模式。比如衍生金融工具給傳統會計理論帶來巨大的衝擊：權責發生制不能合理核算企業的金融資產；歷史成本不符合衍生金融工具價格活躍的特點；特別是由於資產和負債的定義均立足於過去的交易和事項，而且在未來期間又必定有經濟利益或資源的流入流出，衍生金融工具顯然不能完全符合該定義和會計要素的確認標準。因此要在表內確認衍生金融工具，必須修訂資產、負債的定義。FASB經過較長時間探索后，在發布的FAS133《衍生工具和套利活動的會計處理》中提出了衍生金融工具代表的權利、義務符合資產、負債定義的主張。但並未對資產、負債的定義進行修訂，捨棄資產、負債必須由過去事項形成的特徵，而是突出獲取和犧牲未來經濟利益這個特徵，避而不提其他兩個特徵。這在一定程度上為衍生金融工具的確認和計量鋪平了道路。筆者認為可行的做法是根據金融工具的確認標準對衍生金融工具的確認視為一個過程，包括初始確認、後續計量和終止確認，並突破歷史成本原則以公允價值計量所有的金融資產。

財務報告披露諸如商譽、人力資源、衍生金融工具等項目性質與數量的詳略程度應符合充分披露原則，即凡是為達到公正表達企業經濟事項所必要的信息均應完整地提供並使用戶易於理解，為提高財務報表的有用性，衍生金融工具會計信息的披露至少應包括以下四個方面：(1)衍生金融工具的性質、條件和會計政策；(2)利率風險；(3)信用風險，即一方違約，企業可能損失的最大金額；(4)公允價值。

我國的會計制度還處於逐步完善和發展階段，對商譽、人力資源、衍生金融工具等項目缺乏理論基礎和實踐探索，為解決信息使用者的燃眉之急，可以首先解決信息的披露問題，暫時繞過確認和計量問題，待時機成熟再行研究。在沒解決之前，特別是目前，應遵循充分披露原則，提高會計信息披露的完整性。

2.鼓勵上市公司財務報告披露預測性信息

上市公司公開披露預測性財務信息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從微觀看，它有助於信息使用者的經濟決策和客觀評價企業管理者受託責任的履行情況，有助於企業降低籌資成本，樹立良好形象；從宏觀看，它有助於降低交易費用，優化配置社會資源，促進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但目前在我國，根據1997年證監會發布的《公開發行股票信息披露的內容與格式準則》的規定，公司上市時必須在招股說明書和上市公告書中披露稅後利潤總額、每股盈利、市盈率等預測性信息。至於公司上市后在年度報告中是否披露預測性信息，則取決於自願。在上市公司擔心自己經營成本增加和商業秘密泄露的情況下，預測性信息披露顯然不足。這就影響到使用者對未來風險和收益的判斷，增加了使用成本。此外，我們在預測性財務信息監管方面還不夠成熟：(1)有關部門對企業披露預測性財務信息的要求太低。強制披露主體範圍過窄，僅限於上市公司上市時；要求披露的內容太少，僅要求披露盈利預測信息，其他重要的預測性財務信息則沒有要求；盈利預測的披露渠道主要局限於招股說明書和上市公告書；(2)沒有完善的預測性財務信息的外部監管機制，對企業約束不力；(3)責任不清，沒有建立盈利預測保險制度。在盈利預測存在重大偏差，誤導投資者造成重大損失時，由於責任不清，不知追究企業管理當局還是註冊會計師的責任，只能籠統歸結為宏觀環境的影響，推卸責任了事。

上市公司財務報告披露預測性信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預測性信息的質量難以保證，並由此引發法律責任。預測性信息是著眼於未來的信息，是基於一系列假設基礎之上的推測，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有可能因預測結果與實際結果存在差異而使上市公司和會計師招致法律訴訟。因此，應該建立預測性信息質量保證機制，可以考慮以下措施：(1)強化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法律意識，明確提供虛假會計信息的法律責任；(2)若預測信息與實際有重大差異，要求上市公司作出說明，以促使上市公司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提高預測的準確性；(3)在相關法規中規定披露預測性信息必須經註冊會計師審計；(4)規定註冊會計師的免責條件。

3.採用大規模按需報告模式

信息使用者具有不同的信息需求，其主要原因在於：(1)使用者的目標和方向不同；(2)被估價的資產不同；(3)報告公司的環境不同；(4)使用者的信息偏好不同。並且信息具有不斷合計與再分解、易於表達以及可以模塊化和組合等特點。這些特點使信息提供者以較低的成本滿足不同的信息需求。通用報告模式被看作是一種大批量生產模式，大規模按需報告模式確是大規模按需生產模式，即公司運用技術和管理方法來實現產品的多樣化及通過靈活性和快速反應滿足顧客千差萬別的需求。它假設需求是變化的，千差萬別，並且難於被生產者事先確認的，其目標在於獲取綜合效益，即規模效益和範圍效益的結合。與大規模生產不同，它以顧客為中心。由於物資產品與數據信息存在巨大差異，有人擔心大規模按需生產不適用於財務報告，其實信息比實物更適合大規模按需生產，這是因為數據和信息具有不滅性、共享性、易複製性、可以不斷合計與再分解、易於表達以及可以模塊化和組合化等特點。這些特點使信息提供者以較低的成本滿足不同的信息需求。

採用大規模按需報告模式並不意味著全盤否定通用報告模式。使用者信息需求的多樣化並不排除使用者一些共同的信息需求。另外，某些財務信息的需求至少在短期內是穩定的。因此通過與使用者溝通，公司可能在事先獲得使用者一些信息需求。因此通用財務報告模式對使用者是有用的，並且具有可比性和經濟性的優點。

4.強化會計信息披露的監管

為了保證會計信息披露滿足相關性和可靠性的質量特徵要求，應加強化對會計信息的披露監管：(1)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是保證信息披露質量的重要條件，因此應當加強對會計人員的教育、培訓及監督，減少由舞弊行為帶來的信息失真；(2)加強會計法規、會計規範的建設，從源頭上杜絕制度性失真，並建立一個統一的規範的會計信息披露監管體系；(3)企業內部要建立起適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能夠保證會計信息可靠性的保障系統，從法人代表、內審人員到每一個會計人員都應擔負起保證會計信息可靠性的責任。

(一)會計信息披露不完整

由於我國會計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導致上市公司對應該披露的信息沒有做完整的披露，而是避重就輕，選擇誇大對自己有利的信息，避開對自己不利的信息，隱瞞事實真相，誤導投資者。同時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在發生重大的違法、違規事件時被查處之前根本沒有通過任何方式將信息予以披露。正是由於上市公司這些不完整的信息披露，導致了會計信息的不真實和證券市場的不規範。

(二)會計信息披露不規範

由於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不完整性，導致了會計信息披露的違規、隨意。一些上市公司在會計信息披露中缺乏規範性，隨意調整利潤分配；中期報告過於簡單，無法進行財務分析與評價；部分公司的財務報告，不提供上年同期相關的重要數據等。由於這些不規範的會計信息，導致了投資者投資決策的失誤，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影響證券市場的發展。

(三)會計信息披露不及時

信息的價值就是在於它的時效性。在市場經濟中，會計信息的時效性關係到每個投資者的切身利益。失去時效的會計信息，是無用的會計信息，無使用價值。同時，由於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披露不及時，還會導致內幕交易等操縱市場的欺詐性交易。因此，具有時效性的會計信息是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

(四)會計信息披露不真實

會計信息披露的真實性是會計信息的靈魂。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真實性，關係到整個證券市場的公平與發展，我國《證券法》第59條對此早有規定。但是一些上市公司為了達到提高股票市價、順利籌集資金以及增加公司業績等目的，違反法律規定，向證券市場、投資者提供不真實的會計信息和內幕信息，進行內幕交易，嚴重違背市場經濟的公平原則，破壞證券市場的正常投資秩序，損害廣大投資者的合法利益。

(一)有關的法律、法規不完善

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制度的法律規定，是借鑒西方發達國家證券市場信息披露制度的經驗並結合我國實際情況而建立起來的。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新的經濟業務行為人新的經濟工具的出現，使現行的法律一時很難跟上。例如:《會計法》以及《證券法》中都沒有對提供虛假信息以及做假賬等行為的處罰作出明確的規定。這種含糊的、原則的規定，就導致了在現實生活中難以執行，而那些上市公司在利益的驅動下也就開始鋌而走險以獲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二)上市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不合理

我國的上市公司，有很多都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因此就出現機構設置繁瑣、股權結構不合理以及監事會的監督不力等問題。具體分析如下：第一，機構設置過於繁瑣，導致公司內部控制薄弱，並沒有形成有效的內部控制，僅僅是公司“一把手”說了算，從而導致會計信息披露的不真實。第二，股權結構不合理，導致股東大會流於形式。如有些由原國有企業改制而來的上市公司，出於對國有資產保護的動機，經常會出現國有控股或國有股占絕對優勢的態勢。造成國有股“一股獨大”,以及由內部人控制的局面。這樣的形式，自然削弱了會計信息的真實可靠性和決策有用性，從而導致會計信息披露的不真實。第三，監事會的監督不到位。在我國《公司法》中雖然對監事會的職責作出了明確規定，但是，如何充分發揮監事會的職權和作用,《公司法》中缺乏行之有效的操作細則，而且法律也沒有賦予監事會具備直接調整公司董事和經理人員行為的能力與手段。因此，監事會的監督工作，在大多數公司充其量不過是起到一種諮詢和建議作用。這樣的狀態，就特別容易造成監事會形同虛設，難以對董事會所做的決議進行監督。

(三)會計信息質量不合格與信息披露制度不規範

目前，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時常常會出現披露隨意、不真實、不充分的不合格現象。例如：報喜不報憂；部分公司信息披露缺乏規範性，隨意調整利潤分配；中期報告過於簡單，無法進行財務分析與評價；部分公司的財務報告中不提供上年同期相關的重要數據，與公司有關的市場競爭、通貨膨脹、利率匯率變化、營銷策略、宏觀產業政策揭示得不完全或者根本不披露。這些信息質量的不合格直接導致了會計信息披露制度的不規範，從而阻礙了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損害了廣大投資者的利益。

(四)第三方會計監管不規範

所謂第三方會計監管就是指具有註冊會計師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對上市公司進行的審計監管。在證券市場上，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工作在信息披露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投資者所掌握的信息很大層面都是來自於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報告。審計的本質就在於它的獨立性，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常常出現會計師事務所和上市公司共同做假賬的現象，這樣就會造成虛假信息的披露，從而給投資者造成損失，阻礙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

1.完善上市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健全內部控制制度

(1)繼續推進獨立董事制度

我國公司治理結構不合理，其中董事兼任高級經理的現象嚴重，缺乏獨立董事。一個健全有效的董事會中，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監事會受制於公司管理層，其行為很難獨立。因此，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使獨立董事和監事在監督方面各有側重，功能互補。

(2)建立審計委員會

建立審計委員會以保障公司財務的透明度。它的主要功能是監督和檢查會計政策、財務狀況、內控制度、公司行為規則等。

2.構建政府監管、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三位一體的立體監管框架

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是政府監管，儘管涉及政府監管的法律條文數量多且明確具體，但事實證明效果不佳。政府監管模式已不適應當前我國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披露監管的需要，應建立政府監管、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三位一體的立體監管框架。這樣，政府在會計信息披露監管中不用事必躬親，又給予行業監管機構相應的權利。另外，還應倡導社會其他形式的監管，如媒體的監督等。加大對證券市場會計信息披露的監管力度。

3.嚴格執法，加大處罰力度

我國政府有關部門先後制訂併發布的數十項關於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法規和制度，儘管還有待進一步完善，但是只要認真執行，基本能夠保證會計信息的質量，更不會出現蓄意造假的現象。應該加大相關法規、制度執行情況的檢查力度；針對造假違規成本低，對那些敢於鋌而走險單位和個人，建立更為嚴厲的制裁措施，加大處罰力度使造假者名聲掃地，甚至傾家蕩產，飽受牢獄之苦，以警示後來者不敢重蹈覆轍。

4.發展和完善註冊會計師審計制度

為了提高我國註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應做到：第一，立足建立能提供“高獨立性”審計服務的制度環境，加快會計師事務所體制改革，改進會計師事務所的組織形式，制定相應的執業自律準則，大力提高註冊會計師的風險意識、業務水平和職業道德水準。第二，嚴格遵守獨立審計準則及其他執業標準。對會計師事務所和註冊會計師的審查應形成制度，採取有效措施控制和提高證券市場民間審計質量。第三，確立職業道德與審計水平並重的教育目標。公正是會計職業道德的具體體現，它要求註冊會計師應當具備正直、誠實的品格，公平地、不偏不倚地對待有關利益各方。隨著審計環境的變遷，審計責任範圍的擴大，必然對審計人員的自身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註冊會計師在執業過程中，既要堅持職業道德標準又要注重培養和提高職業判斷能力，探索舞弊審計的方法與技術。

5.建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信用評估制度

為了進一步提高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有必要建立信息披露信用的考核機制。主管部門應不定期對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披露質量進行等級評定，即從高到低依次分為A、B、C、D四類，並相應實施管理。對於未按照要求進行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應在擴大經營和申請貸款等方面受到限制。會計信息披露評定的級別越低，就意味著公司披露虛假會計信息、違法亂紀的行為越嚴重，不能夠誠實面對公眾的企業，社會投資者必對其喪失信心，上市公司也就喪失了人氣以及籌集資金的能力。這樣，社會資源就會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中得到優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