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守愚

湖湘儒學傳承人、儒家懺悔傳承人、思想史學者、歷史考據學學者、書畫評論家。

2000年，黃守愚論文《洪水創世神話、泰古哲學與生殖崇拜》，被認為開闢洪水神話研究的新方向，填補了國際洪水創世神話研究的空白。2004年，黃守愚組織國內學者在紅網召開“朱張會講”，被認為開網路論壇學術研討會之先河。

2006年，黃守愚依據2000年的論文，沉潛反覆，涵泳再三，在紅網、人民網、天涯社區等提出“中國人是豬的傳人，不是龍的傳人”觀點，震撼了網民的民族神經。為此，著名文化批評家亦忱撰文說：“華夏民族是龍的傳人，這是一個自上世紀80年代起，被海內外華夏子孫廣為接受的文化觀念。這個觀念眼下卻面臨著空前的挑戰。”各界紛紛在紅網、人民網、新快報等媒體展開辯論，就如何客觀闡釋豬圖騰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激烈交鋒。該事件被人民網評論為人民網強國博客2006年度十大觀點交鋒，編輯點評說：“7月3日，黃守愚發表令人驚詫的觀點：中國人是豬的傳人，而不是龍的傳人。當時引發眾多的批評和嘲諷。不知道當時有沒有人想到，幾個月以後會有那場更熱鬧的取消中華民族‘龍圖騰’的鬧劇……”所謂取消“龍圖騰”鬧劇，指的是上海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上海市公共關係學會副會長吳友富教授等，因重新建構和向世界展示中國國家形象品牌，建議不再使用“龍”作為中國形象標誌。

同年，黃守愚還先後披露著名學者易中天、著名作家余華涉嫌剽竊。其先，黃守愚撰文稱易中天舊著《中國的男人與女人》涉嫌抄襲郭沫若、聞一多、趙國華等人的學術著作，易中天回應說：“書，有不同的性質，也有不同的寫法。如果是‘研究型學術著作’，目的在於發表研究成果，那麼在引述前人觀點時必須加以說明。如果是‘普及型’作品，目的則在於傳播知識，出於慣例可以不加註釋。”易中天指出，房龍的書就通篇無注，也無說明，但從未有人因此對他橫加指責。“因此，同樣的內容，我在研究型著作《藝術人類學》（上海文藝出版社）一書中就加了注，還曾五次註明引用了趙國華先生的研究成果，連頁碼都有註明。《中國的男人和女人》因為是‘普及型’，才沒有加註。”不過，出版界與法律界都反對易中天的狡辯，認為是強詞奪理。上海著名知識產權律師林華告訴記者：“我國的《著作權法》，以致美國和歐洲的法律里從來都沒有‘研究型’和‘普及型’之分。難道說‘普及型著作’就不必尊重別人的研究成果了嗎？這就好比孔乙己所說‘竊書不算偷’。”林律師同時認為，易中天的“二分法”也缺乏法律依據。

其後，黃守愚與老英子聯合撰文指責余華《兄弟》涉嫌抄襲山東濱州交警、詩人王長征小說《王滿子》，並認為他的《難逃劫數》與《許三觀賣血記》，就是模仿和剽竊了馬爾克斯的《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子》和《百年孤獨》。之後，王長征起訴余華，但敗訴。著名文化批評家朱大可認為，中國作家對馬爾克斯有過一段時期的仿寫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中國作家是喝著盜版馬爾克斯的精液長大的。我們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作家清單，他們包括莫言、賈平凹、馬原、余華、蘇童、格非、阿來等等，幾乎囊括了所有創作活躍的前線作家。”“中國的前線小說家始終面臨“抄襲”的指責。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出現過大量批評聲音，稱先鋒小說對馬爾克斯和博爾赫斯有過度模仿之嫌。” “甚至《兄弟》的開頭，也仍然籠罩著‘馬爾克斯語法’的濃重陰影。”

2007年，應知名學者朱成傑之邀出席2007中國·朝陽牛河梁紅山玉文化國際論壇，發表《性文化視野下的玉豬禮器、女神廟、廟後方台》一文（該文收入《古玉今韻——朝陽牛河梁紅山玉文化國際論壇論文集》2008年中國文史出版社第1版），提出在性文化視野下考證玉豬禮器、女神廟、廟後方台、積石冢等，得到玉學泰斗楊伯達先生的重視，被認為是從全新的視角解讀玉文化，開闢玉學研究新方向。

同年，黃守愚還在網上提出屈原從來沒有來過湖南，在瀟湘晨報上與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郭建勛就此展開交鋒。同年，黃守愚在網上發表《根本沒有大唐盛世》，質疑當前的大唐盛世之觀點，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同年，還撰文聲援復旦大學朱維錚教授孔子是私生子的說法，並且指出孔子不僅是私生子，還是遺棄兒。

2008年，黃守愚撰文吁恢復中國跪拜禮，稱其為最莊嚴端正的禮節，在國內引起關注。同年，應邀考察郴州觀瀾書院與臨武湘粵古道（西京古道）。黃守愚認為觀瀾書院是湖南已發現目前現存最早的家族書院，而臨武縣境內的湘粵古道具有一定的歷史文化研究價值和旅遊開發價值。9月，出席湖南瀏陽紀念譚嗣同殉難110周年紀念會與“譚嗣同精神與改革創新”學術座談會。

2009年1月20日，黃守愚提出將“春節”恢復為原來的名稱“元旦”，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各界紛紛發表意見，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有之。同年，撰文稱因為簡化字的種種弊病，隨著電腦的普及與華夏文化之復興，重新統一和團結華夏文化圈，恢復使用繁體字、漢字豎排乃是大勢所趨。3月，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吸收黃守愚的觀點，提出用10年時間恢復使用繁體字。同年，撰文指出當代中國三大偽傳統，即唐裝與旗袍、中國結、龍的傳人。同年，還撰文指出近代武術界三大偽民族英雄，即馬永貞、霍元甲、黃飛鴻。同年，還認為“網路偷菜”違背了公序良俗與正義，主張禁止偷菜遊戲。之後，文化部將“偷菜”更名為“摘菜”，而民間呼籲禁止偷菜遊戲之聲日甚。 8月，黃守愚撰文指出，將七夕設定為情人節違背中國文化精神，不合天道與人情。而中國民間藝術家協會主席馮驥才認為，用“七夕”來抵禦外來的情人節並非易事。我們不應該拒絕洋節，那些外來的節日大大充實了我們的文化生活。然而，我們更不能丟棄自己的節日，在全球化價值趨同的背景下，傳統節日是保持民族文化認同感的一道壁壘。9月，江蘇宿遷某公交車上驚現一條“吐痰請向外吐，提高個人素質”的嚇人標語，因此黃守愚撰文認為，開車排尾氣比“吐痰向外吐”更不文明。人向外亂吐痰，車向外亂排毒氣，模式一樣，都是向外吐，而後者更嚴重。所以認為開車是一種惡，不是善行，更不是一種真正“文明”的行為。11月，出席由湖南省佛教協會、船山學社主辦的“慶國慶、走江湖、拜祖庭、弘文化、促和諧”國際禪宗文化系列活動，出席紀念王船山誕辰390周年暨學術研討會、明真法師圓寂20周年學術研討會。12月，黃守愚撰文參與國內外關於出土“曹操墓”的論爭，稱治學需嚴謹，安陽“曹操墓”暫無確鑿鐵證。

2010年1月，黃守愚繼續撰文就安陽“曹操墓”質疑，認為對曹操頭骨進行DNA鑒定很離譜，而所謂的曹操後人也無法獲得確證，受到大陸、日本、韓國等媒體與學術界的關注。4月，黃守愚獲得湖湘文化湘軍100人提名。同月，黃守愚撰文認為，西施全因意淫而捏造，浙江諸暨應當儘早廢除“西施故里”這一子虛烏有的稱號。7月，出席由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與台灣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聯合舉辦舉辦的海峽兩岸宗教與區域文化暨梅山宗教文化研討會，提交論文《略論梅山教的多神共存、兼容並蓄》，並在大會發言。12月25日，舉辦“體道不窮·黃守愚李逸玄十年道緣紀念座談會”，章“體道不窮”，被認為樹當下文化新風，開近百年中國士大夫文化之先河。

2012年10月28日，黃守愚等發起成立湖南樂道讀書會，並舉辦“禮儀重建與君子之風——做一個有教養的人”主題會，發表了《湖南樂道讀書會追慕君子之風宣言》與《湖南樂道讀書會君子協定》 。據此次活動的組織者黃守愚介紹，這個讀書會完全遵循平等原則，不問出身，搞文化活動實現AA制，倡導“憂樂天下，修德儲能”、“分享快樂，成人之美”等。

2013年10月23日，黃守愚在湖南圖書館發起的“修國民史 章人間道”新聞發布會，開創個人歷史敘事新紀元，首次發布《晏西征傳》《明真上人傳》《黃永玉傳》《彭延坤傳》《向愷然年譜》《胡適<齊白石年譜>補遺》《黔陽謝氏世家人物譜》《黃孟祥傳》《謝祖乾年譜》《海印法師年譜》《湖南印人傳》等近百部國民史著述。

其代表作有《生殖崇拜與中國青銅時代》（專著）、《洪水創世神話、泰古哲學與生殖崇拜》（論文）、《弘揚中國豬靈崇拜的文化精神》（論文）、《周敦頤“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學》（論文）、《陳寅恪與屈原之楚騷精神》（論文）等。其中，專著《生殖崇拜與中國青銅時代》（黃帝紀元四七零零年，西元2002年出版），日本京都大學博士后、中國人民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劉正教授曾在日本、大陸撰寫專文評價該書。2004年，該著遭人抄襲。2005年，參撰《湖湘文化大辭典》（黃帝紀元四七零四年，西元2006年出版）部分分篇。2006年，撰《陳寅恪評傳》、《豬突豨勇——豬的傳人》。2007年，撰《根本沒有大唐盛世》。2009年，撰《倒騎毛驢讀中國文化》。自2008年以來，主編《湖湘文化研究與交流》雜誌，連續出版8期，弘揚湘學，表彰先賢，厥功甚偉。

2006年，黃守愚提出中國人是豬的傳人，而不是龍的傳人一說，引起國內外知識界的巨大反響。黃守愚鼓吹“中國人是豬的傳人”，與顧頡剛先生提出“大禹是一條蟲”及否定上古傳說中的黃帝、堯、舜等先王，有異曲同工之妙。顧頡剛先生撕破了腐儒和國人一相情願的南柯美夢，而黃守愚則砸毀了國人痴迷不悟的對“龍”的臆想。顧頡剛先生和黃守愚所處的時代雖不同，但面臨的謾罵和斥責是相同的。然而不幸的是，顧頡剛先生的年代是真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他有老師胡適之先生一班朋友的支持，而黃守愚幾乎是孤立無援，幾乎沒有人真正理解過他的心思。張岱年先生說：“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黃守愚在他的博客上發出了屈原似的“天問”之後說：“吾誰與歸？”

也許大史學家、思想家都是孤獨的，當然黃守愚還不是大史學家、思想家，正如他說的，他只是一個徘徊在過道上的文盲而已。我曾瀏覽黃守愚的在博客中國的專欄，對其深有感觸。他想獲得自由和獨立，堅挺自我；他不想汩沒於流俗，時時標榜“舊義”，因而不敢“裁新衣”；他自稱文盲，追慕老莊和禪宗六祖惠能，否定“知識”和權威，砸碎偶像，不為文憑和職稱，不求虛名，主張於“無字處讀書”，默默耕耘於斗室。在熙穰往來之今世，黃守愚確實有點可愛可敬！他的執著與堅貞，喚醒起了我對懵懵懂懂之青年時代的追憶，也勾起了我對近三百年來湖南先賢的追慕。想當年，反清復明失敗后的王船山隱居窮鄉僻壤，堅韌不拔，著書立說，演繹春秋大義；曾國藩、羅澤南、左宗棠等人“扎硬寨”、“打死戰”，“打脫牙齒和血吞”；黃興、蔡鍔歷盡艱難困苦，與強敵人戰鬥，他們都是堅韌不拔的軍人！

黃守愚非常推崇陳寅恪先生。據黃守愚的研究，陳寅恪先生心歸詩人屈原，而詩人屈原被他追認為湖湘文化精神的淵源之一。是不是黃守愚從陳寅恪先生那裡找到了相同的體貼？我不得而知了。屈原曾作《橘頌》以寄託他對獨立不遷之人格與自由之思想的精神的追求：“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並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屈子“哀民生之多艱”，堅忍不拔，不肯改弦易轍，與時俗同流合污，“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離騷》）“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涉江》）“欲變節以從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思美人》）陳寅恪晚年目盲臏足，仍然不肯流從時俗和附和當局，尤其是對那些“挑燈裁作入時衣”或自投網羅的昔日舊友極盡嘲諷，難道不正是屈原《九章．橘頌》中所謳歌的“獨立不遷”之精神嗎？

陳寅恪先生留學東西洋，不為一文憑，在當時算是異數了。他標榜“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思想，則更是異數之異數。“花落春猶去”，王國維先生水死之後，陳先生“發皇心曲”，作《挽王靜安先生》曰：“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纍寧與俗同塵。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又作《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楊。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而自此之後，陳先生終其一生常以“屈原”其精神自況，字裡行間處處不改“江東舊義”，以史鑒今，以求民族之復興。

陳寅恪先生是真有屈原般品格的史學大師。或許陳先生沒有想到，幾十年之後的今天，他的治學精神獲得了眾多的追從者。而在黃守愚身上，我也看到了這種可喜的追求。黃守愚把他的博客命名為“船山講舍”，以船山先生“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為勉，雲“闡船山以當新命，極瀏陽而道自由”，“不隨丹鳳朝陽去”，“要有野豬的傲慢”，果真是熱血青年一個！也難怪他常說自己是陳寅恪門下走狗！

由此李若溪先生認為，“黃守愚是近代以來少有洞察中國文化奧義的青年學者，其治學的勇氣與精神和陳寅恪先生、顧頡剛先生相似，可謂是繼承了他們的衣缽而繼往開來，還真有股陳獨秀所說的‘湖南人的精神’。”“黃守愚標榜中國人是‘野豬的傳人’，人人應‘要有野豬的傲慢’，其目的正在於‘衝決網羅’，破除‘迷信’，砸碎偶像，獲得獨立與自由。新儒家牟宗三先生說，要有‘良知的傲慢’，而黃守愚提出要有‘野豬的傲慢’，或許有心心相印之處。生活於‘現代’社會的人們‘無家可歸’，還受盡種種網羅之扼殺，房奴、卡奴等種種現代奴隸應‘運’而生，沒有‘野豬的傲慢’和‘良知的傲慢’是回不了‘家’的。也許，現代人已習慣顛沛流離，不需要回‘家’了。”

向敬之先生認為：“黃守愚先生以自己的思考方式行文《中國人是豬的傳人，而不是龍的傳人》，雖有引經據典又似胡謅杜撰的才氣，但他的質疑精神和對國學的了解卻正是現時代目迷五色耳染七音的人們所漸已缺失的民族基因。時人少了對民族文化尋根溯源的精神，卻多了對現代生活虛浮躁動的反應。僅僅對於一次文化根源的思考與討論，也學會了一時意氣的罵語宣洩，很少去用冷靜的心性與平實的言語為事實說話。一個民族的發展（包括文化發展），如果我們能以一顆平靜的心去加以審視與反思，那麼一定會是於意進歷程中大道而行。能以一些反思著作或論點帶給國人一種新的歷史意識，改變國人被麥當勞、肯德基式的快餐文化或天國無上、圖騰神威的大國意識牽著鼻子走的命運，才可以真正走出短暫的幸福幻覺。今天社會主義發展觀、榮辱觀教育全國昌行，也正是導引國人在中華傳統文化觀照下對現代經濟與倫理進行深層次的反思。當我們定義一個民族和國家的“偉大”時，通常就是指這個民族和國家具有反思自己的文化劣根與經濟轉型的勇氣和智力。”

2007年，黃守愚考證屈原從未流放湖南，備受國內外學術界關注。黃守愚在網帖中說，“賈誼赴長沙任職長沙王太傅，渡過湘水，寫下《吊屈原賦》，認為屈原死在汨羅。”此後司馬遷作《史記》，援引賈誼的觀點。東漢王逸作《楚辭章句》，也認為《九歌》創作於“沅湘之間”。賈誼也是“側聞屈原自沉汨羅”，因此僅憑前人記述作出的判斷是極為不嚴謹的。而司馬遷《史記》不加懷疑地援引賈誼的觀點，更無可信性。屈原放逐湖南的說法均源自賈誼《吊屈原賦》，“而賈誼離屈原的年代有一兩百年的歷史，他的文章難以當作屈原流放湖南、死在湖南的證據。”如果要證明這一傳統觀點，必須有屈原那個時代的史料和考古作為證據，“至今我們找不到這些證據。”（據瀟湘晨報11月29日）這一點，黃守愚的治學方法是嚴謹的，符合科學的考證方法。因為任何的判斷，要像法官斷案一樣，必須要有在場的合法證據。一切以證據為依據，憑證據說法。

事實上，《楚辭》是文學作品，它難以當作史料證據。正如劉偉生在《〈涉江〉“漵浦”研究平議》一文中說的：“屈原的事迹不見於先秦其他典籍，而其作品也多為情感濃烈的抒情詩歌，基本不涉自己家庭及具體的君國大事，甚至連孔、老、墨子這樣的先秦巨子也不提及，一般意義上的知人論世之法不但用不上，反過來考察屈原的身世還要依賴虛實難辨的屈原作品。而文學畢竟不同於史學，依賴文學作品進行史學的考辨，難免會有許多差距，由此我們想到了文史研究中文學與史學、綜合與創新乃至研究與傳播的問題。”

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郭建勛說：“如果要證明屈原沒有來過湖南，首先要推翻眾多史料，包括司馬遷的《史記》、賈誼的《吊屈原賦》等，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據瀟湘晨報11月29日）顯然，郭建勛的說法值得商榷。

黃守愚挑起的這場爭論開啟了通向真理的大門。放棄對所謂“已知”的審查與懷疑，那麼真理就會與你擦肩而過。它的意義不在於今天，而在於將來。學術研究不僅要治學嚴謹和敢於懷疑傳統，而且需要陳寅恪所說的“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我們需要跳出鄉土情結和利益的誘惑，不能為鄉土觀念所限制自己的治學視野，更不能為背後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絆住手腳。

2009年1月20日，在紅網論壇發帖，稱“春節”應改為“元旦”，認為“元旦”作為夏曆正月初一的代稱，從漢武帝時沿用到辛亥革命之後，可謂歷史悠久，被袁世凱改名為“春節”，喪失了其歲時意義與文化意義等，同時他還建議將現行“公曆”的“元旦節”改名為“洋旦節”，這樣才是尊重傳統文化。一帖激起千帖罵，網友大多表示改了沒必要，不現實，也有網友讚歎他嚴謹的治學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