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論辯

郭沫若先生是傑出的文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上世紀60年代，隨著“文革”的深入，郭沫若先生的學術思想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帶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和政治因素。他的觀點基本上認為《蘭亭集序》是假的。郭沫若從書法和文章的思想——佛道的哲學因素綜合考慮，認為《蘭亭集序》不出於王羲之之手。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雜誌上發表了《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篇論文，在文化界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王謝”指的不是王羲之和謝安，而是王興之和謝鯤。作為同樣是東晉時代的作品，這兩篇墓誌的字體和《蘭亭序》的字體大不相同。這成為郭沫若先生對於王羲之《蘭亭序》產生質疑的根本依據。郭沫若先生引李文田的論據來批駁《蘭亭序》：李文田看到歐陽詢的定武蘭亭，加了一段跋“連文章都不可相信，這字是王羲之就更加談不到了。如果王羲之的字存世的話，那一定要向《爨寶子碑》《爨龍顏碑》相似才對！（主要是考慮歷史時期相同）”郭沫若先生擴大了李文田的觀點，堅定了文和書二者都系偽造。

郭沫若先生的質疑在一定程度上有合理性的。在東晉《高崧墓誌》出土以後，基本可以看到，高崧墓誌與唐代的楷書大為相似。這時很多學者認為，郭沫若先生的觀點徹底失去了歷史實物的支撐，應該予以完全否定。但是，並不盡然，蘭亭論辯中，郭老提出了很多問題都是值得思考的。郭沫若懷疑《蘭亭序》是智永。這點很有道理。智永的字跡和《蘭亭序》十分相似。反而，《蘭亭序》與王羲之的其他作品相比，風格特徵出入很大。如，蘭亭序當中的“和”“蘭”“群”“映”“流”諸字和智永的書跡幾乎如出一轍。智永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嫡孫。《蘭亭序》真跡曾一度在智永手中。我們在馮承素的《神龍本蘭亭序》中，顯然能發現，字跡並不像王羲之以往的作品，乾脆爽朗，而且圓筆明顯更多。宋代《淳化閣帖》的王羲之字跡行行草草，並沒有完全的行書，這是和《蘭亭序》是迥然有別的。因為行書，脫離完全的行書加草字，大概在隋唐時期。這恰恰是智永生活的時代。王羲之生活的時代，行書和草書相參才是普遍的書寫字體。這點，郭沫若先生的懷疑有合理性。但是，郭沫若在蘭亭論辯當中的立場和態度是應該予以否定的，因為他基本上從對《蘭亭序》否定，擴展為對於整個東晉時代書法成就的否定，是完全錯誤的。持反對觀點者認為，在唐太宗時期，諸如李世民本人、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不論學識書法都堪稱一流，如果《蘭亭序》是假的，怎麼能逃過此類人的法眼？而且李世民等人，距離王羲之只有200餘年，而郭沫若等人距離王羲之的時代卻長達1300餘年。

郭當時處於文化界的巔峰位置——中國科學院院長。正是由於郭沫若本人的學術權威身份和政治權威身份，才會在文化界造成很大的影響，從而形成“論辯”。但是，本來是學術問題，但卻被上升到了“唯物史觀同唯心史觀的爭論”的政治立場的高度（詳見《蘭亭論辯》一書），郭沫若以“唯物史觀”的身份出現，論辯一開始就是不公平的。對與不同觀點，郭沫若卻把“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拿來作為搪塞之言，是不合適的。這不能不說是郭沫若先生的“以勢壓人”。啟功先生在1965年被迫寫了《蘭亭的迷信應該破除》一文，表示支持郭沫若先生的觀點。然而在文革結束以後，啟功先生一反前言，表示當初的“言不由衷”“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王羲之的《蘭亭序》，是一篇冠絕古今的書法劇跡，被尊為‘天下第一行書’。自唐以來，圍繞這一劇跡的真偽，時有聚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一次論辨，在中國書法史上影響甚大。

一起因和過程

一九五八年以後，在南京、鎮江等地出土了不少墓誌，其中有五塊墓誌屬東晉明帝太寧元年(三二三年)至穆帝昇平元年(三五八年)，正當王羲之的壯年和暮年。這些墓誌的出土引起了考古界、史學界的廣泛注意，並在沉寂多年的書法界引起震蕩。其中《王興之夫婦墓誌》和《謝鯤墓誌》尤為引人注目，並引發了中國當代書法史上著名的《蘭亭》論辨。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由郭沫若署名的《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在《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六期上發表，后又在《光明日報》上連載。郭文所說的‘王、謝’即王興之和謝鯤。王興之是王彬的兒子，是王羲之的叔兄弟，與蘭亭雅集中的謝安、孫綽等都是朋友。謝鯤是風流宰相謝安的伯父，是王羲之兩個叔父王廙、王彬的同齡人。他們的墓誌均為刀鑿的隸書體，和王羲之用行書書寫的《蘭亭序》完全不一樣。因此，郭沫若認為《蘭亭序》的可靠性問題，‘便不能不重新提出來’。經過一番考證，郭沫若批判了《蘭亭序》的後半段文字有悲觀論調，不合王羲之思想，因而斷言《蘭亭序》是‘依託’的。‘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筆跡’。從而進一步認定，現存王羲之的草書，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跡，還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郭沫若說：‘我樂於肯定：《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託。’智永是王氏的七世孫，為陳代永欣寺和尚。在中國古代書學史上，《蘭亭序》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的真偽問題，清代學者阮元、李文田和包世臣等早就提出來了。但由於缺乏資料，無從爭議。有‘王、謝’墓誌的出土，郭沫若認為‘李文田的預言可以說已經實現了一半。我很相信，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將來很可能有王羲之真跡出土，使李的預言能得到全面的實現’。郭沫若的‘依託說’，不僅直接指向《蘭亭序》的不真，而且還意味著凡屬唐摹宋刻王羲之的書跡皆為偽，由此對漢魏兩晉六百年的書史提出異議，六朝至隋唐以下的書史、書評也受到衝擊。郭沫若的文章，引起了學術界的震動。由於當時正在進行‘四清’運動，處於 ‘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又鑒於郭沫若在學術界的影響，一時學界緘口不語。但仍有人大膽地提出質疑。南京市文史館館員高二適寫了《〈蘭亭序〉的真偽駁議》，稱郭此說為‘驚心動魄之論’，並進行了辯駁。高二適引證有關文獻資料和法帖資料，從郭沫若到包世臣、李文田，一一駁議，認為‘《蘭亭序》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鐵案’。高二適先將文章寄給報刊，但未被刊用。他又將文章寄給章士釗，希望得到章士釗的支持和幫助。章士釗寫信將文章轉呈毛澤東主席。章士釗致毛澤東的信：潤公主席座右：茲有讀者江南高生二適，巍然一碩書也(按‘碩書’字出《柳集》)。專攻章草，頗有發明，自作草亦見功力，興酣時並窺得我公筆意，想公將自瀏覽而喜。此釗三十年前論文小友，入此歲來已白髮盈顛、年逾甲子矣。然猶篤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學革命，該生翼翼著文駁之。釗兩度細核，覺論據都有來歷，非同隨言塗抹。郭公扛此大旗，想樂得天下勁敵而周旋之。 (此論學也，百花齊放，知者皆應有言，郭公雅懷，定會體會國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於章草內為同道。該生來書，欲得我公評鑒，得以公表，自承報國之具在此，其望雖奢，求卻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權文治昌明之效，釗乃敢冒嚴威，遽行推薦。我公弘獎為懷，惟(望)酌量賜予處理，感逾身受。

評價

章士釗謹狀

七月十六日該生致釗書附呈，不須賜還。

毛澤東經一夜審閱，翌日即七月十八日複信章士釗，信中有云： ……又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證實。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同一天，毛澤東又致信郭沫若：郭老：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我復章行嚴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頌安吉！並問立群同志好。章信、高文留你處。我復章信，請閱後退回。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在毛澤東的關懷下，信發出五天以後，七月二十三日，高二適的《〈蘭亭序〉的真偽駁議》在《光明日報》發表，一九六五年第七期《文物》還發表了高文的手稿影印全文。高二適文章的發表，立即引起討論的擴大。《文物》第九期到十二期連續發表了郭沫若、龍潛、啟功、於碩、徐森玉、趙萬里、李長路、史樹青等人的文章，擁郭反高。一九六五年的下半年，有個別學人著文不同意郭沫若的觀點，如嚴北溟、唐風等。一九六六年春，廣東的商承撰文《論東晉的書法風格並及〈蘭亭序〉》，從字體演變的角度，論述隸、行、草、楷等書體的發生、發展、成熟過程，駁郭文之誤。因刊登在《中山大學學報》上，更因‘文化大革命’在即，論辨難以為繼。 ‘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於一九七二年，在《文物》第二期發表《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一文，認為殘卷字跡‘筆捺極重，隸書氣味很濃’，稱一九六五年期間曾熱烈辯論過的《蘭亭序》真偽問題，‘在我看來是已經解決了’。此文又以大量篇幅，批駁了章士釗在《柳文指要》一書中堅持《蘭亭》非偽的觀點。此時，章士釗已九十二歲高齡，請高二適代寫反駁文章，終因政治環境不允許而作罷。一九七三年《文物》出版社編輯出版《蘭亭論辨》一書，將郭沫若等十餘篇主偽的文章劃歸唯物主義範疇，編入此書上冊，將高二適、章士釗、商承祚三人主真的文章劃歸唯心主義範疇，編入此書下冊，旨在總結此場論辨。

郭沫若等主張《蘭亭序》為偽的觀點大致有： (一)南朝梁代以前文獻，未見今傳《蘭亭序》文。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未收。梁武帝和陶弘景多次論書中亦未提到。只有《世說新語》注文中收入《臨河序》，故疑《蘭亭序》即是《臨河序》，今傳的《蘭亭序》是後人偽托。 (二)《蘭亭序》既為仿石崇的《金谷詩序》，兩者字數應相差不多。今傳《蘭亭序》字數多出一百六十七字，是《金谷詩序》的一倍。而《臨河序》的字數恰與《金谷詩序》相當。所以《蘭亭序》是在《臨河序》的基礎上，加以刪改、移易、擴大而成的。注家有刪節右軍文集之理，無增添之理。 (三)《蘭亭序》所增添的‘夫人之相與’以下一百六十七字，實在是大有問題。本來‘大家高高興興地在飲酒賦詩’，他‘倔強自負，他決不至於象傳世《蘭亭序》中所說的那樣，為了“修短隨化，終期於盡”，而“悲夫”、“痛哉”起來’。 (四)字的時代風格與現代見到的晉代碑刻和出土的墨跡不合。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隸、隸書、章草著名的。‘王羲之的字跡，具體地說來：應當是沒有脫離隸書的筆意。這和傳世《蘭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徑庭的。’‘故世無右軍之書則已，苟或有之’，‘必須有隸書筆意而後可’。 (五)梁武帝《書評》說‘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但《蘭亭序》 的字勢，卻絲毫也沒有雄強的味道’。唐人韓愈、張懷?NF146?、清人包世臣對王羲之的字，‘批評是相當嚴峻的，和梁武帝的《書評》恰恰相反。這就表明：現存王羲之草書，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跡，還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 (六)‘文章都是依託的，墨跡不用說也是假的了’。‘梁與唐之間相距六十餘年，這就是依託的相對年代’。郭氏說：‘我樂於肯定：《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託。 ’ 智永是陳代永欣寺僧，系王氏後裔，能文善書。‘不僅《蘭亭序》的“修短隨化，終期於盡”的語句很合乎“禪師”的口吻，就其時代來說也正相適應。’ (七)《蘭亭序》第一行‘永和九年，歲在癸丑’，‘癸丑’兩字系填補而成，且經過添改。這足以證明《蘭亭序》決不是王羲之寫的。 (八)今存神龍本墨跡就是《蘭亭序》的真本。這個墨跡本應該就是智永寫的稿本，它不是臨摹本或者‘響拓本’。 (九)《三國志》的晉寫本既是隸書體，則其它一切寫本都必然是隸書體。新疆出土的晉寫本是隸書體，則凡屬晉代書都必然是隸書體。而《蘭亭序帖》卻是後來的楷書體，那麼，《蘭亭序》(十)看到兩種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又為《蘭亭帖》的偽造添了兩項鐵證。《蘭亭序帖》的真偽問題，看來是已經解決了。 (十一)王羲之的《豹奴帖》是章草，有名的《十七帖》是稿書，但乃帶有章草筆意。這些和《蘭亭序帖》是大有距離的。《青李來禽帖》是行書，頗帶後來的楷法，但與《蘭亭序帖》也截然不同。唐玄宗時傳入日本的《喪亂帖》與《孔侍中帖》，用筆與《寶子》、《楊陽》及王、謝墓誌等尚有一脈相通之處。《快雪時晴帖》與《蘭亭序帖》筆意頗相近似，則直是更晚時代的偽作了。 (十二) 何謂‘隸書筆意’?‘隸書筆意’是指秦漢隸書特別是漢隸的筆法。‘具體地說來，是在使用方筆，逆入平出，下筆藏鋒而落筆不收鋒，形成所謂“蠶頭”和“燕尾”。南北朝人的碑刻字或寫經書，雖已收鋒，仍用方筆；凡一點一劃、一起一收，筆鋒在紙絹等上轉折如畫三角形。這樣的用筆法，就是所謂隸書筆意。’晉代的書法處於隸書階段。

商承祚、高二適等主張《蘭亭序》為真的觀點大致有： (一)梁代以前文獻未見收錄，並不能證明《蘭亭序》的不存在。《世說新語》雲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已正式提到《蘭亭序》的名稱，注文又說是《臨河序》。以後又稱《蘭亭詩序》、《蘭亭記》、《修禊序》、《曲水序》、《蘭亭文》、《禊飲序》、《禊帖》等等。如果本有原題，後人不會任意為之改易。不論是劉義慶所稱《蘭亭序》，還是劉峻(孝標)注的《臨河序》，‘兩者皆為晉人不同的命名，二劉以所見的抄本標目各異，也就入錄不同，故不能是說《蘭亭序》為後人偽托’ 。用《蘭亭序》的早出晚出，作為真偽的絕對根據，是沒有什麼理由的。《姨母帖》是王方慶進與武則天的王氏家族十帖??唬？奔浜笥凇獨紀ば頡啡？倭?? 余年，是知晚出並不能證明其物之無。 (二) 《蘭亭序》 仿《金谷詩序》不能從形式上做機械的對應類比。劉峻注文中《臨河序》 ‘右將軍司馬、太原孫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一段三十九字，屬於《序》 的附記，在正文中可錄可不錄。賦詩者二十六人因不入正文，故於議論后以 ‘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表明各人的詩及作者姓名另有附記；不能賦詩受罰者有十五人，更無關宏旨。《蘭亭序》較劉峻所引《臨河序》多出‘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 一段，一百六十七字，是《蘭亭序》的精華所在，正是可以‘敵’過石崇之處，所以說右軍‘甚有欣色’。這是模仿的創造。不存在在《臨河序》基礎上加以刪改、移易、擴大而成的現象。注家刪節了右軍之文(如賦詩者、罰酒者三十九字)，並未增加右軍之文。 (三)《蘭亭序》中‘夫人之相與’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正是右軍文采和情懷的寫照。羲之思想雜糅儒、釋、道三家。從羲之的言行表現，不足以說明他是‘一死生、齊彭殤’的信徒，反而證明其性格充滿著許多矛盾，即既望用世，又想遁世；既求曠達，又心胸狹隘(初時對王述傲慢，後由妒忌而誓墓不仕)。‘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時，就‘快然自足’；當其‘所之既?，情隨事遷’時，又不免感傷悲懷。這種心情，正是當時士大夫階層普遍存在的矛盾。羲之的《蘭亭序》反映出自己樂極生悲中的苦悶、彷徨，自然容易引起時人的共鳴，故及其文一出，便轉相傳誦，風靡一時。修禊同游者孫綽，其詩有‘忘味在聞韶’的達觀語句。但在他的《蘭亭後序》中卻出現‘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前後心情判若兩人，難道可以說這篇《後序》亦是後人所依託? (四)郭文中引用前人評語，說明王羲之最善草隸、隸書、章草，未脫隸意。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根據歷代書評，稱晉人之草雖然有時指章草，但更多的是指今草。唐以後所說的草，則包括今草以及以張旭、懷素為代表的狂草。唐張懷?NF146?列王羲之所善之草，可知確指今草。所以，王羲之最擅長的不是章草和隸草，而是今草和楷書，以及兩者相結合的行書。郭文把王、謝墓誌的書體和王羲之的書法風格聯繫在一起來說是否恰當？將《蘭亭序帖》的真偽問題聯繫在一起來說是否有必要?《王興之夫婦墓誌》等既非出自好手所書，而刻工又極粗劣，很難說它在書法史上佔有何等重要地位。它的出土，只是證明：①當時對墓誌的書法並不重視，就是‘書法世家’王、謝家族也是如此；②東晉墓誌的通用書體，有的是隸書，有的是隸楷，各體皆有。我們不能脫離社會歷史條件去認識書法的發展。上層的書法和民間書法有一定距離，磚刻主要由陶工所書，是民間書法的一種，要想用晉磚文字來窺探書家多種筆法，事實上是有困難的；欲以晉磚和墓誌衡量書家的一切書法，此路是難以行得通的。 (五)郭氏說梁武帝《書評》稱王右軍，‘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而在《蘭亭序》中，卻沒有雄強的味道。這裡，涉及藝術欣賞問題，也關乎對王羲之的評價問題，還有個輾轉疊摹效果問題。王羲之在書法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其主要貢獻是開闢了草、楷相結合的書法發展道路，創造了富有表現力的書寫方法。王羲之改革了傳統的程式筆法，使其豐富多彩，避免了千篇一律。對此不能單純地理解為筆劃和線條的差異，不能把藝術概念和科學概念等同起來。《蘭亭序帖》，是王羲之所書，但不管是傳世的神龍本還是定武刻本，皆屬唐人輾轉疊摹鉤填，由於輾轉疊摹者‘間用我法’，筆法的神韻逐漸失真，但在一定程度上仍能反映出羲之書法的體態和面貌，不同於‘向壁虛造’。《喪亂帖》等因未經多次轉摹填廓，故《蘭亭序帖》與《喪亂帖》等自有距離，有的基本相似，而又稍有不同。所以，不能輕易肯定《蘭亭序帖》為偽作。 (六)郭氏謂《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都是智永所‘依託’，而今存神龍本就是智永所寫的稿本。這個說法，缺乏事實根據，是‘想當然’的說法。郭文雖曾提到‘用筆的方法是有同一的時代性或同一作者的個性的’，但未舉出神龍本與智永書法相同的特點在哪裡。智永所書《千字文》的刻本與手寫本，風格還是一致的。今將神龍本與《千字文》比對，風格、筆勢有出入，前者多骨，後者勝於肉，不能謂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隋煬帝評智永書謂‘得右軍之肉’，這貶辭是不無見地的。今人如果肯定神龍本是智永所書，那末，他的《千字文》就無一真本，同樣是‘依託’的了。郭氏兩次提到前人稱智永臨寫過《蘭亭序》，還有刻石，郭氏說：‘雖然沒有把真象透露出來，但智永和《蘭亭》有密切關聯是很明顯的。我估計，智永寫《蘭亭》應該不只一本，象他寫的《千字文》存八百多本的一樣，故旁觀者以為他在“臨寫”而已。’ 果真像郭氏說的這樣‘大量生產’，何以下及唐太宗時，才半個世紀左右，而僅有一本《蘭亭序帖》傳世，稀如‘鳳毛麟角’呢? 姑且縮小一下數字，算它一百本，其餘九十九本未露，到哪裡去了? 這不但無以證明《蘭亭序帖》是智永所為，反而證實了智永不僅見過王羲之的《蘭亭序帖》真跡，而且曾存留在他的手裡。 (七)‘隸書筆意’，是討論《蘭亭序帖》真偽中突出的一個問題。郭氏的說法雖明白具體，但如仔細分析一下，其中實包括兩種筆法在內：一是下筆藏鋒，落筆不收鋒的漢隸挑法；一是無波挑而起止收鋒的所謂方筆。沒有殘餘隸筆，而謂之有隸書筆意，必須以具有隸筆的形態為前提，因隸書筆意是隸筆表現出來的，離開了這個條件，所謂隸書筆意是不存在的。《十七帖》用上述筆法和總體性準則來衡量，都體會不出它有隸書筆意。《十七帖》屬於今草而不屬於章法。郭氏謂東晉時代的書法仍處於隸書階段，當時的人們不能寫出脫離隸書筆意的楷書，能符合實際情況嗎? 一種新事物在取得顯著地位以前的各個發展階段，每每是在‘舊時代’里完成的，如認為脫離隸書筆意的楷書不在‘隸書時代’出現，那不是只能在楷書時代出現了么? 東晉社會使用的書體，具隸法的多見於磚、石刻文或寫經書，少見於行、草書，所以不能肯定東晉是隸書時代。 (八)唐太宗父子書法，均得法於右軍之《蘭亭》。太宗收藏《蘭亭》，又親自為《王羲之傳》寫贊文。以太宗之玄鑒，歐陽信本之精模，當時尚復有何《蘭亭》真偽之可言。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窮年累月訪求王帖，二十多年始完成這項工作，其認真、細緻為大家所公認。所集之字，書法風格基本一致，前人已有定評。其中 ‘集’字，神龍本約二十多個，則懷仁所據的字帖不是出於智永一手，也只能是智永以後的人再仿神龍本的書法風格而‘依託’的‘偽中之偽’，則懷仁集智永之書，就成了‘集再偽做之大成’。

這次《蘭亭》論辨雖就真偽問題意見對立，相持不下，但雙方在有關《蘭亭序帖》

的藝術價值和王羲之的藝術成就的評價上，觀點還是比較接近的。

郭沫若連續幾次說到這個問題。在《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

中說：‘我在這裡要作一次交代：我說《蘭亭序》依託於智永，這並不是否定《蘭亭

序》的書法價值；也並不是有意侮辱智永。不，我也承認《蘭亭序》是佳書，是行書

的楷模，這是不能否認的。我把《蘭亭序》的寫作權歸諸智永，是把應享的名譽歸還

了主人。我自己也是喜歡《蘭亭序》書法的人，少年時代臨摹過不少遍，直到現在我

還是相當喜歡它。我能夠不看帖本或墨跡影印本就把它臨摹出來。’在《〈駁議〉的

商討》中又說：‘對於羲之字帖，應該分別研究，定其真偽；不好抱著一成不變的態

度，認為“一真一切真，一偽一切偽”。不是這樣。我們並沒有意思否認所有王羲之

的字帖，更沒有意思推翻王羲之的地位。《蘭亭序帖》，即使肯定不是王羲之寫的，

它的書法價值是誰也不能抹殺的。’五年以後，在《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

殘卷》中再一次說：‘不過，《蘭亭序帖》雖偽，並不貶低它的價值，只是它不是王

右軍所書而已，不僅字跡不是王右軍所書，序文的後半段也不是王右軍所作；這樣說

也並不貶低王右軍的價值。一定要堅持《蘭亭序文》的後半段絕非偽作，那倒是有損

於王右軍的。’

千百年來，作為書聖，王羲之一直受到人們的尊敬。作為‘天下第一行書’的

《蘭亭序》，一直是書法家們必學的範本，大量地被臨摹、傳拓，化身千萬，就像是

有了獨立的生命力，與東晉以來的中國書法史相始終。不僅如此，《蘭亭序》對中國

文學、繪畫、雕塑、建築、文人的生活方式，以及鄰邦日本、韓國等國的書壇，都產

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次論辨的幾位主將，在此後不久相繼謝世，論辨也隨即落幕。但關於《蘭亭》

的討論將繼續進行下去。它將從文化史的角度，揭示‘蘭亭’研究更深刻的學術意義，

從而為中國書法史的研究開闢新的領域。

傳世至今的《蘭亭序》摹本，為中國楷書書法之珍品，千餘年來，人無問言，獨至清末，廣東書家李文田對此疑問叢生，斷言“文尚難信，何有文於字”，晉人書法不應脫離漢魏隸書，所以《蘭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書。清人李文田對此有些疑問，卻並未引起注意，一九六五年郭沫若同志在《文物》第六期上發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指出，《蘭亭序》不僅從書法上來講有問題，就是從文章上來講也有問題。郭沫若撰文斥《蘭亭》為偽作，一時熱鬧非凡。1965年7月8日，毛澤東致函郭沫若，就《蘭亭序》引起的不同看法作出指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此後，啟功、李長路、章士釗、高二適等名家都對《蘭亭序》真偽問題的公開論辯，雙方各執其理，這就是著名的“蘭亭論辨”。傳言高二適先生頗用意氣，有“何來鼠子敢跳梁，蘭亭依舊屬姓王”句回擊郭沫若。然迄於今日，由《蘭亭序》引發的疑案，仍聚訟紛紜，難有定論。

康熙皇帝1693年摹《蘭亭序》碑 一、《蘭亭序》一文的真偽 《蘭亭序》是東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人，在山陰（今浙江紹興）蘭亭“修禊”，會上各人做詩，由王羲之揮毫作序。首先讀一下《蘭亭序》一文：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捨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關於《 蘭亭序》一文真偽，基於下列事實：一、王羲之的《蘭亭序》，可以算是古文名篇，但為什麼此前晉文最完備之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未見此文。兩位六朝文專家許槤的《六朝文絜》、王文濡的《南北朝文評註讀本》也不選此文。東晉至初唐200餘年間，《蘭亭序》未見著錄，與此文地位殊不相稱。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也不收此文。在文章家的眼裡，它似乎還沒有獲得認可。這篇文章只是到了近代，姚惜抱的《古文辭類纂》和吳氏昆仲的《古文觀止》給它以肯定。二、《臨河序》之名見《世說新語》的南朝梁人劉（峻）孝標的注文。郭沫若認為《臨河序》文可信，《蘭亭序》文不可信。《蘭亭序》與《臨河序》文字上有異，主要有兩點不同： 1．文中，增“夫人之相與”以下述王羲之情懷襟抱之167字； 2．文末，無“右將軍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以下40字。此外，文中有兩處改易，語序亦略有不同。 《蘭亭序》，唐人方見著錄。是《世說》注刪改增補《蘭亭序》而為《臨河序》，還是後人擴充移易《臨河序》而成《蘭亭序》？上述疑案，撲朔迷離，延續千年，真偽難辨。

二《蘭亭序》作者疑案

要肯定《蘭亭序》，首先耍肯定《蘭亭序》是王羲之的文章。傳統看法是，《晉書》本傳明載《蘭亭序》系王羲之代表作品，且曰“作序以申其志”。不同看法是，《蘭亭序》出於後人偽托，是在《臨河序》基礎上加以刪改移易擴大而成。

清代順德人李文田在汪中舊藏《定武蘭亭》跋文中率先提出這一見解。汪中藏本后歸端方收藏，李的跋文就是應端方之請而寫的。理由如下：

1．《世說》注引王羲之文，題作《臨河序》，無傳世《蘭亭序》述懷大段文字，“則唐以後《蘭亭》，非梁以前《蘭亭》也”。

2．蘭亭之會乃仿金谷之會，序文亦擬石祟《金谷序》。《臨河序》、《金谷序》內容篇幅“相應”，而《蘭亭序》、《金谷序》文次結構“不相合”，故所增文字“必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之”。

3．《臨河序》文末40字，為《蘭亭序》所無，“注家有刪節右軍文集之理，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據此，李文田斷然否定《蘭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郭沫若說李文田“議論精闢”，並認為相傳的《蘭亭序》後半文字，興感無端，與王羲之思想無相同之處，書體亦和出土的東晉王氏墓誌不類。郭沫若針對“夫人之相與”一段文字補論據：1．《蘭亭序》興懷太悲，與蘭亭會情境不合。王羲之等42人“寄暢在所因”，“俯瞰綠水濱”，而“《蘭亭序》卻悲得太沒有道理”。2．《蘭亭序》悲憫情感，與王羲之性格不合。蘭亭修禊，王羲之47歲，“以憂國憂民的志土自居”，本傳亦記其人“以骨鯁稱”，王羲之“決不至於像傳世《蘭亭序》所說的那樣，為了‘修短隨化，終期於盡’而‘悲夫’‘痛哉’起來”。

《蘭亭序》依託何時？梁代是不會有，郭認為文章必依託於唐代以前，梁與唐之間相距六十餘年。郭沫若進一步考證，《蘭亭序》之依託者是王羲之七代孫、陳代永興寺僧人智永。郭氏認為：“智永很會做文章，不僅《蘭亭序》的‘修短隨化，終期於無’很合乎‘禪師’的口吻，就其時代來說也正相適應。”至於智永所增文字之“胎盤”，則為《金谷序》中“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一語。

評價

郭沫若的觀點遭到高二適、章士釗等人的猛力反駁。高二適認為：

1．關於文題。王羲之寫此文時並無標目，其標目乃是同時人及歷代錄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蘭亭詩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稱。《臨河序》其實是注家作了刪削的《蘭亭序》

2．關於增文。《世說》注文“有移動及增減處”。文末40字，“是記述禊詩事”，“此或是禊飲中人寫的，劉既刪節右軍文，遂不妨給他添上，這也是注家之能事”。

3．關於思想。本傳稱王羲之“作序以申其志”，“王羲之的思想有許多矛盾的地方”，“這些矛盾反映在《蘭亭序》以及詩句的情感變化上”，“則‘人之相與’一大段，確可說是右軍的本文”。章土釗引蘭亭與會者謝安詩“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以印證《蘭亭序》“齊彭殤為妄作”，證明《蘭亭序》正反映出與會者之心態。

東晉興之夫婦墓誌拓片 三、《蘭亭序》書帖真偽 唐太宗親撰的《晉書·王羲之傳》只載《蘭亭序》文字，沒有提到王羲之的《蘭亭序》，其次梁武帝所收王羲之書帖二百七十餘軸，也沒有《蘭亭序》在內。《蘭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書，南宋姜夔率先質疑：“梁武收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當時惟言《黃庭》《樂毅》《告誓》，何為不及《蘭亭》？（《蘭亭考》卷三引）清李文田則從書體上否定定武《蘭亭》為王羲之筆跡：“東晉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後體也。”認為晉人書法，應不脫漢魏隸書面貌，故世無《蘭亭序》書。結論曰：“文尚難信，何有於字？”（《定武（蘭亭跋）》 1965年，郭沫若據南京出土《王興之夫婦墓誌》、《謝鯤墓誌》，1972年，又據新疆出土寫本《三國志》殘卷，認為墓石上的字體，與神龍《蘭亭》、定武《蘭亭》筆跡迥殊，斬釘截鐵斷定：文章“根本就是偽托的，墨跡就不用說也是假的”。其主要論據是： 1．書體論。“天下的晉書都必然是隸書體”，“《蘭亭序》的筆法和唐以後的楷書是一致的”。 2．字跡論。王羲之書，“筆勢雄強”，《蘭亭》法帖，字跡“相當嫵媚”，與王謝墓石字跡迥殊。 3．筆意論。晉人草書，須有“隸書筆意”，《蘭亭》法帖被“稱為行書的最高峰”，已脫隸書筆意，“王羲之是隸書時代的人，怎麼能把隸書筆意丟盡呢？”郭沫若深入考證說，陳代知名大書法家智永，“用筆結構和《蘭亭序》書法完全是一個體系”。“可以直截了當地說：今存神龍本墨跡就是《蘭亭序》的真本了。這個墨跡本應該就是智永所寫的稿本。”智永是陳代永興寺的僧人。據說他臨書三十年，能兼諸體，尤善草書，他的真草書《千字文》就寫了八百多本，石刻至今還保存在西安碑林中。隋煬帝曾經稱讚他的書法是得“右軍之肉”。向他求書的人太多，連門坎都被踏穿了，故不得不用鐵皮來保護著。象他這樣一位大書家是能夠寫出蘭來的，而且他也會做文章。不僅文中“修短隨化，終 期於盡”的語句很合乎“禪師”的口吻，就其時代來說也正相適應。因此肯定《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託。郭最後說，說《蘭亭序》依託於智永，並不是否定的書法價值，認為《蘭亭序》是佳書，是行書的楷模。郭沫若是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又是書法界巨擘，當時地位顯赫，此論一出，破石驚天，引起軒然大波。贊同郭說有啟功、宗白華等人，反對者有章士釗、高二適等人。章士釗驚呼：“夫如是，吾誠不知中國書史，經此一大破壞，史綱將如何寫法而可！”高二適認為，此論“驚心動魂”，“此乃不啻在帖學作了一大翻身”。高二適等人著文駁議，認為郭氏以兩塊碑石而斷東晉只有隸書一種字體，是“孤證不立，偏難概全”。隸書用於碑板，行書用於筆札，不可苛求王羲之書《蘭亭》亦用隸體。王羲之以“書聖”得名，“定以當時永字變體而來，他人未能變，或變而不克，右軍正以變而作聖焉”。“東晉時代的章草、今草、行書、楷書確已大備，比較而言，后兩者是年輕的書體，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進變化，因而在書法史上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在當時字體演變時期，《蘭亭》法帖部分字跡仍未脫離隸書筆意，說明《蘭亭》法帖正是王羲之真作的摹本。商承祚在《論東晉的書法風格並及蘭亭序》一文中認為，從東漢起，隸書一方面向草書發展，另一方面也走向楷化，到東晉則己成熟。商又說郭沫若所謂《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都是智永所託，但未舉出神龍本與智永書法相同的特點，是缺乏事實根據“想當然”的說法。智永所書《千字文》的刻本與手寫本有 幾本傳世，風格還是一致的，今將神龍本與《蘭亭序帖》比對探索，同一作者的個性就會使人失望，即神龍本與《千字文》在風格筆勢有出入，前者骨多於肉，後者肉勝於骨，特別是兩者的風格筆勢不能謂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 《光明日報》1998年12月4日史林版，發表了王元軍的《從六朝士人不屑碑誌看“蘭亭論辯”的失誤》一文，從新的角度對老問題作出質疑。他認為六朝尤其是東晉士人視尺牘為展現風流的藝術，而對於技藝性的碑誌書法不屑一顧。由於對於這一點認識不充分，導致把出自平民之手的碑誌書法與士人尺牘書法相提並論，從而使蘭亭序為偽的論爭失去了根基。郭沫若從當時出土的幾方墓誌以及磚刻文字書法與《蘭亭序》有明顯的不同就斷言《蘭亭序》不是當時社會的產物，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