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洪伊
中華民國時期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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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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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公報》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孫洪伊被選為試辦縣議會議員,1908年9月間被選為直隸省咨議局議員。當咨議局成立后,孫以合法的政治身份,建議用直隸咨議局名義,分函各省咨議局各派出代表三至四人,成立全國咨議局聯合會,俾便協調行動,擴大政治力量,先由江蘇咨議局約請,在上海集會,孫洪伊被推舉為代表赴會。會議決定上書要求政府迅速召開國會制定憲法。孫洪伊發言表示,願領銜代表簽第一名,如政府怪罪,由自己承擔。遂在1910年1月16日(宣統元年十二月初六)決定,16省代表55人,以孫洪伊領銜到北京請願。
1910年初夏,請願代表團在北京又成立了吸收各界人士參加的請願國會同志會,並發表了約15000餘字的意見書。同年2月底以孫洪伊領銜,再次上書請求在一年之內召開國會。十多天之後,清政府發下諭旨,斷然拒絕代表團的要求。至3月在海外的梁啟超派徐佛蘇來北京,與孫洪伊取得聯繫,並充當了同志會機關報《國民公報》的編輯。嗣後,請願同志會逐漸形成兩派:一是以孫洪伊為首的自治派;一是以梁啟超為首的憲政派。在請願活動中,兩派各自的潛在意圖有相當的距離,而自治派起著主導作用。請願同志會代表團迅速增加到150人,並選出以孫洪伊為首的6人為領導人。
1910年6月16日,代表團首領們又向都察院遞交請願書,仍是孫洪伊領銜,代表著10個系統30餘萬人。請願書批評攝政王的二月詔書,主張國會必須能監督行政,聲稱:君主雖欲私其所愛憎,將不為國會所允許。又斥責清政府立憲之誠意少,敷衍之意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震撼了整個封建專制政權。孫洪伊分別發函各省咨議局,督促支援武昌首義軍。不久上海起義,陳其美為滬督,孫洪伊應召赴上海,與陳其美、宋教仁、柏烈武等決定,繼續以同盟會、同志會、憲友會和咨議局以及個人名義,分電或派人赴各省督促從速起義,以支援並擴大武昌起義的成果。
辛亥革命起義將近結束時,孫洪伊因母在籍病逝,即回天津奔喪,未竟諸事委託在上海的直隸咨議局和江蘇咨議局負責人辦理。按舊俗母喪須守孝三個月。同時。直隸省議會亦正式成立。當時同盟會中的重要成員,如黃興、宋教仁等.不同程度地認為“革命業已成功”,孫洪伊也有鬆口氣的想法,加之親友們的勸阻,就沒有再回上海去。
1910年,各省咨議局代表先後向清政府三次請願,要求政府速開國會。這三次請願雖均以失敗告終,但卻向清廷和世人展示了地方議政機構和民間的力量,為辛亥革命的發動及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而這三次請願的領銜人均為天津人——孫洪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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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洪伊
從1907年秋開始,各地立憲派紛紛上書清廷,要求速開國會。1909年10月,各省咨議局舉行第一次會議,江蘇咨議局議長張謇通電各省咨議局,建議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經過一個多月的多方聯絡,16省代表齊聚上海跑馬廳,開會商議請願速開國會之事,成立了由順直咨議局議員孫洪伊領銜的33人“赴京請願代表團”。由此,拉開了3次國會請願的序幕。
1910年1月16日,代表將孫洪伊領銜署名的“請願書”呈遞都察院,要求在一年內召開國會。孫洪伊利用各種 關係,在得到奕劻、那桐、載濤等清廷重臣的理解后,又有御史江春霖“奏請縮短國會年限”的奏摺,都察院才極不情願地上奏朝廷。1月30日,清廷以“具見愛國悃忱,朝廷深為嘉悅”,但“我國幅員遼闊,籌備既未完全,國民智識程度又未劃一。如一時遽開議院,恐反致紛擾不安,適足為憲政前程之累”為由,而作出“將來九年預備業已完備,國民教育普及,屆時朕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議院”的決議,拒絕了請願團的要求。
這個結果本在孫洪伊的意料之中,他深知,如果僅憑一次請願就能成功,那就不是中國的朝廷了。於是,他發誓,如果請願不成,自己就死在城門之下。為此,請願代表成立了“政黨之雛形”——國會請願同志會,在北京設立總部,各省各埠設立支部。在同志會的努力下,各省代表再度進京,發動了第二次請願。
1910年4月15日,直隸省在津召開大會,選出第二次赴京請願的代表。各省請願代表於5月間陸續抵京。在參加人數、活動規模以及組織形式上,這次請願都比第一次有所擴大。請願代表150餘人,除各省咨議局議院外,還包括各省商會、學會及華僑代表等,更令人震撼的是,活動還徵集到了30餘萬人的集體簽名。6月16日,孫洪伊帶領80餘名請願代表再登都察院,遞交了10份請願書。雖然這10份請願書各有側重,但結論卻只有一個——速開國會。這次請願書的言辭更加激烈,如孫洪伊領銜的以各省咨議局名義的上書指出,清廷“真誠之意少,敷衍之意多”,並責問“弭亂救亡之策非開國會果有他術乎”?
請願書上遞之後的最終結論還是“朝廷不能開此先例,以防群起效尤”。於是27日,清廷政務處王大臣召見請願代表后議定“俟九年後籌備完全,方可議開國會”。與此同時,清廷發布了不得再行瀆請的上諭。
面對兩次請願的失敗,孫洪伊等人仍通電各省:“務必再作第三次請願之舉,矢以百折不撓之心,持以萬夫莫拔之力,三續、四續、乃至十續,或可有望成功。”號召“海內外函電敦迫進行,僉謂誓結敢死團體以為後盾”。一時間,“請願速開國會”成為中國政治的第一焦點。
1910年9月12日,各省咨議局聯合會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推舉孫洪伊、雷奮等9人為審查員,並決定利用資政院即將開會之機,向資政院提出速開國會的議案。這次請願比前兩次聲勢更為浩大,各省都有大規模的群眾請願運動,直隸則於1910年10月5日在天津舉行了2000人的大遊行。以孫洪伊為代表的請願團除向資政院遞交請願書外,還直接到攝政王府向載灃上書請願。
面對振聾發聵的民意,雪片般的請願書,使得清廷不得不作出讓步。1910年11月4日,上諭“縮改於宣統五年實行開設議院……預即組織內閣”,即將原定為9年的期限提前了3年;但同時宣布“此後倘有無知愚氓藉詞煽惑,或希圖破壞,或逾越範圍,均足擾害治安,必即按法懲辦”。
以張謇為代表的江浙代表最先決定奉命停止請願,但其他各省則表現得步調不一。1910年12月2日,奉天省城學生數十人前往咨議局,要求進行第四次請願,天津學界群起響應。但清廷哪肯輕率地更弦易張,先是強行將東三省代表押解回籍,后是將天津學界請願活動組織者溫世霖發配新疆充軍。至此,各地請願活動被迫停止。
此後,孫洪伊仍堅守駐京同志會總部。後來,他卻因經費問題不得不宣告代表團解散。孫洪伊主張的速開國會、實行君主立憲的理想破滅了。
早在1909年,孫洪伊為協調各省咨議局聯合行動,在上海時會晤了宋教仁。對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有所認識,大約就在這時加入了同盟會。
請願國會擴大為請願同志會,不久又組成憲友會。從事立憲的人員,在與清政府進行政治改革較量過程中。從起初清政府答應九年之後立憲,旋改五年之後立憲。又經諭旨組織“皇族內閣”,使用了緩衝之計,以致憲友會中人員演變成三個派別:(1)保守派,也稱頑固派,這是被革命浪潮卷進來的一批大官僚舊派人物,他們企圖藉立憲之名,行集權之實。(2)立憲派,要求君主立憲,目的是保光緒皇帝,對抗慈禧太后。這一派由來已久。雖在“戊戌政變”中失敗,但在海外主要是日本,與革命派的論戰喋喋不休。隨著鬥爭的深化和清政府假立憲手段的暴露,立憲派也開始分化,如以張謇為首的江蘇代表,以清政府答應五年後立憲為滿足,結果等來了“皇族內閣”和被驅逐出北京,從而立憲派中大部分人員轉向共和。(3)以同盟會員為主體的革命派,有的以咨議局議員公開的身份,掩護其秘密活動,揭露清政府假立憲之陰謀。如在武昌起義時,局部地區戰事失利,孫洪伊在上海與宋教仁、林長民、居正、吳景濂等,於1911年12月1日致電各省咨議局人員,鼓勵他們不要因局部失利而動搖,並督促各省繼續奮鬥。
辛亥革命后不久,同盟會由秘密活動轉向公開,在尚未著手組成各分會的時刻,各省的政團在政見上不一致的矛盾,就更加表面化,這些政團成立了許多小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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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
1913年2月北京參眾兩院複選,國民黨(包括各派系)獲392席,占絕對多數。旋即成立憲法討論會,國民黨、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四個黨的代表均列席到會,舉孫洪伊為主席,汪榮寶、易宗夔為常駐幹事。國民黨議員中形成了若干小集團,孫洪伊常同一些議員在北京韜園開會,研究時局,發表政見。各報刊輿論稱他們是“韜園派”,以後又稱之為“小孫派”。主要人物有王湘、丁世嶧、謝遠涵等60餘人,成為國民黨北方組織中的骨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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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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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
當1915年袁氏稱帝活動正在高潮之際,孫洪伊人造輿淪,連電駁斥恢復帝制之謬論,併發出《通告北方將土書》,申明大義,譴責窮兵黷武之不可為。
袁世凱的北洋軍主力馮國璋、曹錕、孫傳芳等部,密佈於長江南北各要衝。孫洪伊為分化北洋軍內部,派韜園派的直隸人溫世霖、谷瑞芝(都是直隸議員)赴南京馮國璋處遊說,陳述袁氏例行逆施、各地均將起義的形勢,望馮當機立斷,揭竿而起,勿落人後等等。孫洪伊明知馮不能一時說動,只望其持觀望態度,能在暗中予以支持。那時孫洪伊山天津偕同黃金祥逃出浦口時,孫不敢驟然過江到南京,派黃持函見馮國璋,是通過黃的外甥某(系馮的衛弁)關係受到接見。孫陳述袁氏獨裁自為,一意孤行,終遭眾怒難犯之結局;並表示海內外各界屬意於馮扭轉時艱,以平衡南北之對立。馮答以“余資望不足,愧不敢當,余是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余經袁大總統一手提拔始有今日,豈能犯上作亂。諸公愛我,反陷我於不義。”半晌相對默然。旋馮注視孫洪伊,出示袁總統通緝孫之密電,孫閱后說:“公事公辦,請督軍將余解送北京就是。”馮從容地悅:“豈有此理,如果這樣辦,就不見你了,也不會給示密電,不過這裡耳目眾多,望汝還是遷地為安。”翌晨,黃金祥之甥護送孫、黃去滬。孫洪伊到滬后不斷給馮國璋去函陳說形勢。望其早舉義旗,促成統一而蘇民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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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
孫洪伊北上后,先任段政府的教育總長,不久轉任內務總長。任職期間,對很多問題進行質詢和提出反對意見:(一)對段祺瑞公然下令討伐南軍表示反對。(二)反對段內閣向美國花旗銀行借款500萬元。(三)不經國會討論,由徐樹錚主謀,擅自任命吉林省省長,破壞了約法。(四)發出的對胡瑞霖咨文與事實不符,要求追回。(五)力爭實現地方自治,擬定地方自治法規(該法規已由李大釗幫助擬就,只等通過施行)。(六)依照民元內務部組織法。應裁去參事兩員、僉事9員、主事30餘員(徐樹錚從中煽動,唆使被裁減人員向平政院控訴孫洪伊)。大總統黎元洪支持孫洪伊所提出的上述意見。國務總理段祺瑞和國務院秘書長兼參戰軍參謀長徐樹錚則極力反對,雙方的矛盾愈演愈烈。此外,還有對德國宣戰問題,段、徐借參戰之名,趁機擴充自己的軍事實力。再者,黎、段兩方所豢養的投機政客.彼此間爭權奪利,因此黎、段之間形同水火。史稱“府院之爭”。孫洪伊在內務總長任內,先後不到四個月,終因是少數派而失利。
在段祺瑞、徐樹錚與孫洪伊的鬥爭中,段為了庇護徐樹錚,促使黎元洪下令將孫、徐一併免職,總統府秘書長、韜園派負責人之一的丁世嶧也同時卸任。
孫洪伊被撤職后,立即前往上海。他在北京的住所——西四羊肉衚衕,受到步兵統領江朝宗派去的軍警進行檢查,同時派人尾隨到上海,陰謀暗殺孫洪伊。在上海太平橋三益里,刺客乘機闖進大門行兇,號房人左竹泉緊忙關閉大門,刺客開槍射傷左竹泉的右手食指和中指,旋即遁去,孫洪伊倖免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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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
1917年8月,孫中山先生、孫洪伊、程璧光、唐紹儀在上海決定南下護法,於8月21日率海軍第一艦隊(系北洋海軍中主力艦隊)和參眾兩院部分議員啟程南下。於9月1日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會議,推舉孫中山為大元帥,中山先生聘請孫洪伊為高等顧問,併兼任內務部長。
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的軍事實力,與北洋軍相比,相差甚遠,況且西南各地方勢力的合作基礎也不鞏固,問題很多。孫洪伊建議先設法阻止北洋軍南下,在策略上瓦解段祺瑞的武裝統一政策。因為北洋軍將領多是北方或直隸人,而且孫洪伊在直隸一帶比較有聲望,為此孫中山任命孫洪伊為長江宣撫使,但對外沒有宣布。孫洪伊和部分人員回到上海,以孫中山代表的身份,掌握輿論、出版工作。孫中山先生的重要言論,都寄上海發表。孫洪伊在這一段時期工作極為緊張,有工作人員近百人,從事編寫、印刷出版等宣傳工作,派往各地聯絡人員頻仍的來往彙報,研究對策,孫洪伊經常工作至深夜。
韜園派在上海積極展開策反工作進行順利,不料廣州方面出現了問題,孫中山先生聯合西南各省組成的軍政府,因西南各省將領陽奉陰違,企圖以“護法各省聯合會”來代替軍政府。在非常國會中,孫中山派的民友系與西南地方軍政勢力的政學系和吳景濂、褚輔成的益友系,是非常國會的三大派系。益友系與政學系合起來,通過了改組軍政府法案,以岑春煊代替孫中山,孫派人員少因而失敗。孫中山繞道回到上海,其後孫派人員也陸續回到上海。孫中山先生護法運動雖受到挫折,而韜園派仍通過各種渠道,繼續在說服直系服從孫中山的主張,維護約法,抵制段祺瑞的軍事行動。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孫中山先生對這一席捲全國的政治鬥爭,給予很高的評價。孫洪伊給北京政府的電文略謂:北京學生為力爭外交主權,痛毆國賊,實代表全國民意,稍有血氣,應知感佩,乃北京政府軍警擅捕愛國學生,袒護國賊,薄海同憤,希立令釋放學生,懲辦賣國賊段祺瑞、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徐樹錚等,以伸國法。並祈速電巴黎專使拒絕巴黎和約。與此同時,孫洪伊發表《請北洋諸將討賊救亡電》,鼓動直系反對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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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霖
同年10月粵軍攻克廣州,莫榮新被迫取消自立,岑春煊、陸榮廷聯名解除軍政府職務。孫中山先生於10月29日由上海回到廣州,重組軍政府,向全世界聲明:此為中華民國之合法政府。1921年4月6日,召開非常國會,韜園派的周震麟提出《中華民國組織法大綱》。接著丁蹇動議續開二讀會(按:二讀會系立法的第二程序,分一讀會,即在議會裡朗讀提案;二讀會,朗讀通過理由;三讀會,期讀決議,這時立案始告完成)。最後決議,一致推選孫中山先生任非常大總統。同年4月27日,北洋政府曹錕等33人聯名反對選舉孫中山為大總統,廣州國民大會據理反駁。8月10日孫中山宣布徐世昌罪狀,並決定組織北伐軍開始北伐。1922年北伐軍節節取得勝利之際,由於陳炯明的叛變而中途失敗,孫中山先生被迫乘英艦赴香港,再乘別國郵船於8月14日回到上海,護法戰爭隨轉向又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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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廷獻
早在1918年孫中山先生第一次回到上海,在其指導下,韜園派人員繼續做爭取北方直系將領的工作,特別是爭取北洋軍中以李純為首的和平派。至1920年段祺瑞政府被直系曹錕、吳佩孚趕下台以後,到1923年直系張紹曾內閣再次提出和平統一的倡議,同年1月21日孫中山先生復函張紹曾,表示贊助和平統一,並發表《和平統一宣言》。又派徐紹楨到北京接洽和平統一具體實施方案,並留孫洪伊等在上海為全權代表,主持和平統一的談判。當直系代表王寵惠到上海與孫洪伊談判時,孫洪伊根據孫中山的指示提出:對直系恢復法統深表嘉慰,但提出三個條件:(一)征辦禍國罪魁;(二)保證國會安全;(三)實行“工兵制”(寓兵於工)。並提出裁兵計劃,全國應裁軍一半,改為“工兵”,以蘇民困。 孫中山先生與孫洪伊制定的策略是:對北方直系暫時維持和平,先出兵討伐西南軍閥,奠定廣州革命基地。但在內部遭到章太炎反對:“西南各省與孫先生開誠相見,和好如初,一致反對直系的窮兵黷武。”更主要的是直系的對立面皖系段祺瑞、徐樹錚和奉系張作霖極力拉攏中山先生,因而改變了遠交近攻的策略,和段、張訂立了報紙上宣揚的“三角同盟”,一致反直。孫中山以為聯合段、張就能以軍閥打倒軍閥。
1923年6月在上海的聯直談判工作不得不停止。孫洪伊途經香港赴廣州,胡漢民派人去香港迎接。章太炎聞知后,立刻給孫中山、汪精衛去電,請孫先生與孫洪伊切斷關係,裁撤駐滬代表等。這使得孫洪伊到廣州后無所事事。本來孫洪伊之所以去廣州,想再同孫中山先生研究當前的政治局勢。那時的情況是,曹錕、吳佩孚分駐保定、洛陽,北京政務被張紹曾、吳景濂、邊守靖等所包辦,如能把吳佩孚的問題解決好,和談是可以繼續的。孫洪伊寫了大量信函通過白堅武和吳佩孚交換意見,並派光明甫去洛陽,牟琳去保定進行聯繫。孫洪伊的見解是:張韶曾、吳景濂都是同盟會員和國民黨員,對中山先生有一定的信仰,如果中山先生還有意和談,問題還能轉圜。無奈孫中山先生以軍閥打倒軍閥的策略不變,胡漢民、汪精衛也主張反直。這樣,延續到同年l0月直系發生賄選醜聞,孫洪伊也就同意反直了。
曹錕賄選醜聞發生后,全國輿論嘩然,紛紛揭露這筆骯髒的交易。韜園派成員有許多人是議員,當1922年國會遷往北京復會時,有不少人去了北京,由於世懌、溫世霖、谷芝瑞等人負責。賄選時在北京的韜園派議員也有受賄的,但都不是骨幹人員。這時孫洪伊已去廣州,也不是國會議員,並未受賄。韜園派在聯段反直及賄選受賄兩大事件中,組織思想上陷於混亂,一部分同意反直,一部分還企圖再促使聯直。韜園派從此瓦解,有的意志消沉,有的隱退返鄉,孫洪伊遭到一次嚴重挫折。
1924年1月國共兩黨合作的大勢,雖已成定局,但國民黨的內部意見不一致。4月間孫洪伊接受孫中山先生委託去北方工作,離開廣州以遊山玩水為名。途經上海、南京、江西、開封、洛陽等地,於5月26日回到天津家鄉。不久,去定州龍藏寺附近開秘密會議,參加者多為後起的青年軍人。此時先父已52歲,患有多種慢性病症,身體已不如以前健壯。 曹錕政權垮台,1924年冬孫中山先生應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的邀請北上,共商國是。首途天津,孫洪伊得與中山先生會晤。這時中山先生對聯合段、張已有悔意,並對孫洪伊說:“你對北方事情比較明瞭,望你再給我介紹幾位北方地區的愛國人士。”又擬將孫洪伊的長江宣撫使名銜改為華北宣撫使。孫洪伊末即允諾,只勸中山先生善自養病,此事留待研究。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后,孫洪伊去北京弔唁,表示沉痛哀悼。1926年7月國民黨遵循先生生前主張,從廣州出師北伐。孫洪伊認為革命前途即將出現新的發展,於是與廣州當局聯繫,擔任了華北宣撫使。工作尚未展開,由於事機不密,不久被張作霖察覺。當時直隸督軍褚玉璞派軍警便衣闖進住所,幸而孫洪伊外出未罹難。1927年發生了四.一二政變,大批共產黨人被殺害。因孫洪伊是國共合作倡導人之一,也被南京國民政府列名通緝,不得已藏身在陳伯簡家中。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心情十分焦急。 1930年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兼平津衛戍司令閻錫山,根據南京政府通緝令,責令天津市市長崔廷獻,將孫洪伊騙出租界,以請客為名進行拘留,禁閉在宮北大街的浙江興業銀行宿舍樓上。一同被禁閉的有李廷五(字實忱,他是因鹽務上財政問題而被捕,后被解往山西)。崔廷獻說,孫接受了南方的任務,企圖顛覆閻錫山在華北的政權。在蔣、馮、閻中原大戰中,閻錫山曾派人至孫洪伊禁閉處迫其表態,孫洪伊只說;“反對戰爭,一切戰爭不是解決國事的辦法”,未同情任何一方。直至中原戰爭接近尾聲,經友人多方營救,才被釋出獄。不久,即搭船去上海。孫洪伊被通緝在案時,譚延闓在1928年,約孫去南京政府任要職,被謝絕。自在天津被拘禁后,由於疾病纏身,精力每況愈下。
1931年孫洪伊與徐研農(系黃興內弟)、謝遠涵、李烈鈞、羅家衡、湯漪、王友蘭、渚翔、王造時、陳望、胡祖舜、江天鋒、范鴻鈞、陳定遠、陳喆夫、朱蘊山等人,組織“憲政促進會”,地址在上海法租界蒲石路60號,出版《危言日報》。評議南京政府實施的訓政時期約法。當時報亭多不敢推銷該報。
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南京政府於1932年4月邀集不同黨派在洛陽召開國難會議。孫洪伊在會上主張對日宣戰。
孫洪伊晚年主要以讀書消遣,本想寫作,終未實現。後來病勢日漸沉重,於1936年3月26日故去。由朋友們資助葬於杭州九溪十八澗徐村之小山上,與民主革命先行者秋瑾墓隔丘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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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洪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