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蟲學
寄生蟲學
寄生蟲學是研究寄生蟲病病原（寄生蟲）的生物學、生態學、致病機制、實驗診斷、流行規律和防治的科學。
寄生蟲
①寄生蟲學是從寄生蟲病的病原學和病原種群動力學的角度，論證上述過程的基本原理，並用以直接揭示寄生蟲病流行的規律。從病原種群的遺傳變異和生態變化，預測和確證流行區性質的改變。從病原增殖與致病能力及其和外界條件的關係探索病理生理變化和臨床表現。
②從寄生蟲學角度，對於新近出現在某一地區的寄生蟲（人源的或人獸共患的）或者已經得到控制或消滅的寄生蟲病進行監測、預報和防止回升。
③從寄生蟲的物質代謝的研究，提示合成新的抗寄生蟲藥物的途徑。
寄生蟲學又有獸醫寄生蟲學、醫學寄生蟲學、人體寄生蟲學、分子寄生蟲學等。
1、公元前階段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世紀開始的時期。主要停留在一些寄生蟲感染癥狀的記載上，而所形成的認識極為模糊。如希波克拉底（H ip-pocrates)將發熱的不同類型歸結地理、氣候不同所致，認為（瘧疾)脾腫大及發病是因為喝了沼澤地的水所致，而這一學說直到17世紀中葉，一位內科醫生重新發現瘧疾的不同類型，並發現金雞納樹皮的提取物（奎寧)可以治癒該病，希波克拉底的學說才得以重新流傳。另外，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於公元前384～372年提出了蠕蟲非生物起源學說。這一時期對寄生蟲學的認識，主要是對一些寄生蟲病癥狀的認識或病原體的發現。包括了人們從古屍中獲得了大量的證據，如智利的古人類遺骸清楚表明了恰加斯氏病（Chagasdisease)的存在；20世紀70年代分別在中國湖南長沙馬王堆、湖北荊州地區出土的西漢古屍的腸道內，發現日本血吸蟲蟲卵等。
2、公元後階段公元世紀開始至1684年的時期。隨著顯微鏡的發明，使人們能從發現一些大型寄生蟲（m acroparasite)發展到發現新的微寄生物（m icroparasite)，但這一階段尚未形成理論，對學科發展造成的影響較小。如公元6世紀，中國後魏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中，就記載過治療馬、牛、羊疥癬的方法，並認識到該病有傳染性；9世紀，唐朝李石著《司馬安駿集》中，有用手術取出馬眼中渾睛蟲作為這種寄生蟲病的治療方法敘述。因此，史前期主要以有文字記載、病症描述、病原發現為特點。
17世紀後期至19世紀中葉期。這一時期以發現新寄生蟲、萌芽寄生蟲學理論為主要特點。隨著顯微技術的發展和細胞理論的建立，不但促進了其他醫學領域的進展，還促進了寄生蟲學的成長。義大利內科醫生Francesco Redi出版了第一部寄生蟲學書籍《Os-servazioni inforni agli animali viventi che si trovanonegli animali viventi》，而成為“寄生蟲學之父”。嗣後的理論進展包括巴斯德（Pasteur)提出的非生物起源不可發生的證據、科赫（Koch)發現微生物導致疾病，最後Patrick M anson於1877年提出了媒傳寄生蟲病的概念並創立了熱帶醫學領域。這一時期的理論發展，使熱帶病這門學科正式建立，而寄生蟲學作為一門學科尚處於萌芽狀態。
這一時期的寄生蟲學科處於待發展時期，與當時的醫學發展相互影響和促進，表現在一方面蠕蟲學的研究推動了“細菌論（germ theory)”發展，這一學說在科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並導致在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初醫學科學的巨大進步；另一方面，蟲媒傳播細菌性疾病的理論，又促進了人們後來對瘧疾傳播過程的認識。
1、形成階段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早期。以Patrick M anson （1877）提出媒傳寄生蟲病的概念為標誌性起點。這一階段以病因尋找，形態描述，生活史發現為主要特點。其中無疑凝結著許多寄生蟲學家的卓越研究成果，加上當時殖民化進程的政治因素，熱帶病成為當時生物醫學的領頭學科，其中寄生蟲病化療研究和寄生蟲病病因學研究進展推動了整個生物醫學的研究進程。如20世紀20年代，就發現了奎寧及其衍生物可用於治療瘧疾，依米丁可治療熱帶痢疾，Bayer205可治療錐蟲病等，這早於細菌性疾病化療10多年。同時，對寄生蟲的生活史及病因學的研究成果，可很快應用於控制疾病的傳播，導致了一大批科學家熱衷於發現更多的寄生蟲生活史及寄生蟲病病因，如W illiam Leishm an和Charles Donovan（1901～1939）發現Kala Azar的病因；David Bruce（1888）發現了布氏錐蟲（Trypanosom a brucei)，並發現采采蠅為其媒介；義大利學者發現了惡性瘧原蟲（P.falciparum)，並確定由此引起的致命疾病；巴西科學家Carlos Chagas（1907～1913）發現了克氏錐蟲（Trypanosom a cruzi)及其生活史，以及該寄生蟲所致的恰加斯病，弄清了該病病理和流行病學的所有細節。另外，有2名科學家因對寄生蟲學所作出的貢獻而獲諾貝爾獎:CharlesLaveran（1884）因發現瘧原蟲生活史中各期形態而於1907獲獎，Ronald Ross（1897）因對瘧疾經按蚊傳播的重大發現於1902年獲獎。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使寄生蟲學進入到頂峰時期，將原蟲學、蠕蟲學和昆蟲學人為地納入寄生蟲學的範疇。
2、建立階段1914～1942年。這一階段以創辦刊物，建立隊伍，納入教學內容為特點。由於研究成果越來越多，促使了學術期刊的發展。1908年第一本英文雜誌《Parasitology》作為Journal of H ygiene的補充本而創刊，主要內容涉及“傳播疾病的昆蟲、瘧疾、錐蟲病、螺旋體病、巴貝蟲病、鼠疫以及寄生蠕蟲病”，但當時大多數有關寄生蟲學論文均發表在其他各類學術雜誌上。直至1914年《Journal of Par-asitology》創刊，寄生蟲學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本獨立學術期刊，並界定該刊物為“重點在於動物寄生蟲的形態學、生活史和生物學，以及動物與疾病的關係”，明確了寄生蟲學的內容與範疇。這一時期，世界各地的寄生蟲學家隊伍形成，各種寄生蟲學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相繼建立，在部分較大的高等學校將寄生蟲學列入研究生教育課程，不同的寄生蟲學專業雜誌相繼出版，不同的理論或學說也相應出現。另一位諾貝爾獲獎者W agner-Jauregg（外科醫師)，因其發現腦型瘧於1927年獲獎。但是，在這一寄生蟲學輝煌歷程中，寄生蟲學作為與動物學天然聯繫的獨立學科，仍以經典的分類與生活史探索等內容為其研究重點。在寄生蟲學形成期內，許多學者注重動物學的研究，在分類學、形態學及生活史等方面研究較為深入，對許多寄生蟲生活史的認識在此階段完成，並逐漸形成了寄生蟲學這門獨立學科。隨後，由於與現代生物學、生物化學、生物物理等學科聯繫較少，阻礙了寄生蟲學的快速發展。因而在輝煌時期之後出現了較長的低谷時期。
1948年起至今。這一時期以實驗寄生蟲學的發展為主要特徵。1918年前，大多數寄生蟲的形態和生活史都已闡明，而這方面的研究人員主要以動物學家為多，研究的內容停留在動物學分類方面，與疾病的關係研究甚少。與此同時，生物醫學的主要發展方向源於生物化學、化學和物理學，與動物學緊密聯繫的寄生蟲學錯過了其戰後追蹤現代生物學研究的發展機遇，這一錯失和滯后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8年，Vincke和Lips分離首株嚙齒動物瘧原蟲（Plasm odium berghei)，開創了實驗瘧疾學新領域，成為以實驗為基礎的現代寄生蟲學標誌性起點。以疫苗、抗原變異、蟲體培養等方面為主的研究已融入了現代生物學、現代生物化學等內容，而以疾病預防控制內容密切聯繫的研究已融入了人類學、經濟學、環境學、地理學等內容。這兩方面的進展，促進了寄生蟲學科與其他學科的交融滲透、相互影響。如1988年對秀麗隱桿線蟲（Caenorhabditiselegans)的每個細胞起源已經完全清楚，使得在多細胞生命體內研究一個完整無缺的單個細胞的發育和形態成為現實；該線蟲同時也是人類第一次完成的對多細胞動物基因組序列測定的動物，為後來測定果蠅、人類和小鼠等基因組序列提供了基因技術基礎；特別是程序性細胞死亡（凋亡)理論促使了能特異性！！殺傷腫瘤細胞的Gleevec治療腫瘤藥物應用。更有許多不同學科的科學家利用秀麗隱桿線蟲作為實驗模式生物，用於研究多細胞生物及人類疾病的基因學、行為學、遺傳學等現代學科的發展。在這一時期，世界各地的寄生蟲學家更注重將現代超微技術、生物化學、免疫學、細胞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新的理論概念和技術引入寄生蟲學，而產生了諸如分子寄生蟲學、免疫寄生蟲學、地理寄生蟲學的新型交叉學科。一些交叉學科的科技雜誌也相應出現，包括《Parasite Im m unology》、《Molecular&Biochemical Parasitology》、《Insect Biochem istry&M olecular Biology》和《Insect M olecular Biology》等。特別是近年來，包括瘧原蟲、血吸蟲、馬來布魯線蟲、利什曼原蟲、克氏錐蟲等的寄生蟲基因組計劃的啟動，明確標誌著寄生蟲學已跟上了生物科學的發展趨勢。
中國寄生蟲學大約起始於1870年，如1878年M anson在中國福建、台灣等省開展了絲蟲病調查，在廈門發現班氏吳策線蟲中間宿主和傳播媒介。此後，於1910年M axwell出版的《中國的疾病》一書中描述了中國的寄生蟲病情況。1904年M archand與Ledingham報道的第1例德國籍利什曼病患者由中國青島回國后發現的。1905年Logan在湖南常德縣的1例腹瀉患者的糞便中檢出日本血吸蟲卵。同年英國醫師Catto在新加坡解剖1例福建籍華僑屍體時，在其腸系膜血管中發現日本血吸蟲雌、雄成蟲。1915年英國熱帶病院的Robert Leiper等來上海調查血吸蟲病。1922年美國Faust和M eleney等一批外國學者在中國南方調查血吸蟲病、華支睾吸蟲病、薑片蟲病、鉤蟲病及一些原蟲病。1942年Asada在東北地區3種蝲蛄查出並殖吸蟲囊蚴。中國寄生蟲學工作者自1921年後開始從事這方面工作。1934年中國動物學會成立，下設寄生蟲學分會。至建國前，在老一輩寄生蟲學工作者的努力下，中國在寄生蟲學及寄生蟲病研究方面已積累了較多的資料。
1、原蟲1904年報道中國發現第1例利什曼病患者后，許多研究者相繼在許多地方發現病例，初步確定了當時中國18省有利什曼病流行。胡正祥在20世紀30年代從事利什曼病病理形態學和實驗研究，證實白蛉為利什曼病的傳播媒介。1935年胡梅基報道了上海高橋地區瘧疾的季節分佈與中華按蚊密度的關係。此外，馮蘭洲等還對瘧疾傳播媒介的確定、對一些按蚊在瘧疾傳播中的作用等問題作了一系列調查研究。1936年姚永政等證實盛行於中國西南各省山嶺區域的所謂“瘴氣”實際上就是惡性瘧。雲南省曾設立了瘧疾防治所，進行小範圍的防治工作，但全面的抗瘧工作在當時無法開展，據估計每年瘧疾患者至少3 000萬以上，病死率約為15%。1943年盧婉卿及馮蘭洲實驗證明蠅在傳播阿米巴病中的重要作用。之後，張孝騫等用乙狀結腸鏡診斷阿米巴痢疾。鍾惠瀾等用碘油空氣造影診斷阿米巴肝膿腫可顯示膿腫形狀與位置。劉效良及吳執中用中藥鴉膽子治療急、慢性阿米巴痢疾均獲滿意效果。
2、蠕蟲20世紀20年代中國研究者在湖北、湖南、江蘇、浙江、福建、四川、廣西、雲南、廣東等地開展了日本血吸蟲病流行的小規模調查。陳方之、甘懷傑、姚永政、李賦京等對釘螺的地理分佈、感染率、感染強度以及生態習性進行了觀察，並開展了滅螺試驗。1927年陳方之根據留學日本期間的工作經驗，發表了題為“血蛭病全部之略說”、“血蛭病之脾腫”等文章，用肉眼及鏡檢詳細觀察了家兔感染日本血吸蟲之後的病理變化。並於1934年陳方之與李賦京發表論文肯定了釘螺分佈與血吸蟲病分佈的一致性以及釘螺分佈與水系分佈的關係。
1880年，M anson在廈門一福州籍患者痰中查見並殖吸蟲卵，但直到1930年應元岳在浙江紹興蘭亭發現2例並殖吸蟲病患者，才最終確定中國存在並殖吸蟲病，此後，對該病的流行病學、病原學及地理分佈等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並發現了新種。1934年，吳光、屈蔭傑等在浙江紹興蟹體內發現並殖吸蟲囊蚴。1940年陳心陶在廣州怡樂村發現一新種，命名為怡樂村並殖吸蟲。1940年唐仲璋在福建發現兩種並殖吸蟲，一種定名為林氏並殖吸蟲，另一為感染嚙齒動物之並殖吸蟲，並分別在螺及蟹體內發現相應的幼蟲。
1926年以後中國學者進行了絲蟲病流行病學調查。馮蘭洲於1931年除發現班氏絲蟲外，后又查到了馬來絲蟲，從而證明中國存在著兩種絲蟲，並於1933年對這兩種絲蟲的鑒別要點作了描述，確定中華按蚊是當地馬來絲蟲的主要傳播媒介。
1925年洪式閭在漢堡熱帶病研究所研修時，將司徒氏鉤蟲卵計演演算法加以改良，即現在世界上通用的“洪氏鉤蟲卵計數法”。1938～1945年洪式閭在重慶的江蘇醫學院任教授時，在現場調查研究發現十二指腸鉤蟲和美洲鉤蟲在當地混合感染嚴重，並開展了防治工作。1933年陳心陶教授在廣州的家鼠肺部發現廣州管圓線蟲（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並命名了該新種。當時許多研究者還先後在全國許多地方進行了腸道蠕蟲病的調查，證實還存在其他腸道蠕蟲，如:華支睾吸蟲、布氏薑片吸蟲、絛蟲和蛔蟲等。
3、醫學節肢動物方面的研究主要以蚊蟲、白蛉、蠅類及跳蚤等為調查對象。建國前已知的按蚊有41種、庫蚊33種、伊蚊40種。根據實驗與流行病學觀察，初步確定傳瘧媒介按蚊有12種，其中4種為重要傳瘧媒介。傳播絲蟲病的蚊種，根據實驗結果計有10種，其中主要的有致倦庫蚊、尖音庫蚊與中華按蚊3種。建國前夕已知中國有白蛉17種之多，其中10種系新種。
1940年姚永政與吳征鑒總結了中國白蛉的地域分佈，編製了白蛉種別檢索表，而且初步證實中華白蛉可作為利什曼病的傳播媒介。對跳蚤的調查早在清末鼠疫盛行期間業已開始，故積累了不少資料，到了1936年及1938年總結了全國蚤類共75種，到1940年達到96種之多。1949年前蟎類研究基本上是個空白。
4、教學與研究機構：全國的醫學院校雖均開設寄生蟲學課程，但在最初多設在病理學或微生物學課程中講授，如洪式閭教授在國立北京醫科大學任校長期間，兼病理學及寄生蟲學教授；金大雄教授在貴陽醫學院先任病理科教授，後任寄生蟲學教授；陳心陶教授在嶺南大學任代校長期間，兼寄生蟲學及細菌學教授。唯條件較好的院校，如北京協和醫學院在成立時就設立了獨立的寄生蟲學研究室。1929年國民政府成立醫學教育委員會，1935年公布了大學醫學院及醫科暫行課目表，規定學制6年，寄生蟲學課程為96學時。當時沒有醫學寄生蟲學專門教材。在獸醫寄生蟲學方面，約在l904年西方獸醫才傳人中國，成立了北洋馬醫學堂，後來又陸續成立了幾所農業院校，設立的畜牧獸醫課程中，也涉及到動物寄生蟲。但作為獨立的獸醫寄生蟲學科的建立，則是在20世紀30～40年代。首先有在美國獲得獸醫博士、科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並在馬屬動物和反芻動物纖毛蟲研究中已居世界前列的熊大仕教授，於l930年歸國開始從事寄生蟲學教學和科研工作，他首次開設《家畜寄生蟲學》課程，並首次在中國開展了家畜寄生蟲的科學研究，為開創中國獸醫寄生蟲學奠定了基礎。到20世紀40年代，又陸續湧現了一批專職從事獸醫寄生蟲學工作的專家，如著名的趙輝元、劉文多、潘亞生、許綬泰、孔繁瑤等教授。他們除在高等院校講授《家畜寄生蟲學》課以外，還同時開展寄生蟲方面科研工作，如熊大仕和趙輝元教授共同發表了寄生於馬屬動物線蟲華圓屬和長傘華圓線蟲新屬新種的論文，後來轉載於蘇聯科學院編著的《線蟲學基礎》第七卷中；又如趙輝元教授發表了“中國西南馬騾內寄生蟲之研究”論文。在20世紀40年代，中國已開設了《獸醫寄生蟲和寄生蟲病》課程，獸醫寄生蟲學已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了。中國第一所寄生蟲研究機構是1928年8月由洪式閭在杭州創辦的“熱帶病研究所”。1932年國民政府在衛生署下設“中央衛生設施實驗處”，並設有寄生蟲學系。實驗處開展了對瘧疾、血吸蟲病、利什曼病等寄生蟲病的調查與防治，並成立各級相應機構，如黑熱病防治處、雲南省瘧疾研究所、江西衛生實驗所。
5、學術刊物：新中國成立前，沒有寄生蟲學專業刊物，當時的研究成果及調查報告分別刊登在其他各類期刊上。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官方出版機構未曾刊印過有關寄生蟲學專業書籍，少數有關著述多由商務等少數幾家規模較大的民營出版企業印製出版。1916年中華醫學會在上海召開第一屆大會期間，曾展出《寄生蟲病流行》，民國年間上海商務印書館先後出版與寄生蟲學有關圖書：姚昶緒著《寄生蟲病》，顧壽白著《寄生蟲（叢書)》，祖照基著《糞便之檢查法》，北平中華醫學雜誌社出版過許雨階著《中國瘧疾問題》，馮蘭洲著《廈門之瘧疾及其傳染之研究》，李濤著《中國瘧疾考》。此外還有，洪式閭著《杭州之瘧疾》，陳耀曾著《人體寄生蟲》，姚永政著《漳氣病之研究其一：貴州及廣西邊界瘴氣病之真相》，王福益、李輝漢撰《實用人體寄生蟲學》等書籍。1947年趙輝元編寫並由陸軍獸醫學校印刷所印刷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家畜寄生蟲學》。新中國成立后，由於黨和人民政府的重視，隨著中國教育科技的發展，寄生蟲學獲得了迅速發展與提高。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努力，已在寄生蟲種類與分佈、寄生蟲生物學、寄生蟲病流行病學等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包括查清了全國寄生蟲區系分佈及分類，發現了一大批世界新蟲種和新屬，還建立了許多寄生蟲病的診斷技術，藥物試驗研究，研創了許多高效低毒驅寄生蟲藥物，另制定了許多行之有效的綜合防制舉措，從而促進了中國寄生蟲病的預防與控制工作。尤其是近20年，寄生蟲學科已滲透了其他相關學科，包括免疫學、分子生物學、生物化學、細胞工程、地理學、高等數學、信息與計算機科學等學科，從而創建了一系列寄生蟲病免疫診斷技術（包括沉澱反應，凝集試驗、熒光素標記技術、同位素標記技術、酶標記技術、金標記技術)，闡明了一些重要寄生蟲致病機制（如日本血吸蟲病的蟲卵肉芽腫、棘球蚴病的過敏反應、錐蟲病的破壞紅細胞和造成微血管病變等)，研製出一些可預防寄生蟲感染的疫苗或候選疫苗（如瘧原蟲疫苗、日本血吸蟲疫苗、環形泰勒蟲裂殖體膠凍疫苗、雞球蟲疫苗、弓形蟲疫苗、豬囊尾蚴疫苗、旋毛蟲疫苗、牛羊肺線蟲疫苗等)，開展了寄生蟲的基因組學研究（如日本血吸蟲基因組學研究)，應用地理信息系統及遙感技術進行寄生蟲病的預警研究（如血吸蟲病預警系統研究、瘧疾地理流行病學研究等)，有利於提高寄生蟲病的防治水平。
由於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以及環境變化的影響，寄生蟲病疫情又出現新的情況，包括蟲種分佈的變化、區域優勢種的變化、新發寄生蟲病逐漸增多，某些寄生蟲病的流行範圍擴大、流行強度不斷增加，使僅應用傳統方法進行寄生蟲病的預防控制較難以達到理想效果。因此，更需要在新的基礎知識、新的防治策略與防治技術上有所創新，為進一步控制甚至在部分地區阻斷寄生蟲病傳播提供先進技術與方法。結合寄生蟲學的發展趨勢與中國寄生蟲病的防治現狀，在今後一段時間內，中國寄生蟲學學科的發展應著重於以下幾個方面:
①沿著現代生物學發展方向，加強揭示寄生蟲病重要致病機制、確定新現寄生蟲病各病原體間的親緣關係及人體再感染寄生蟲的遺傳學背景、發現寄生蟲的抗性發展機制、發掘重要寄生蟲病原體新功能基因等領域，為學科發展提供基礎知識；
②引進現代高新技術，著重研製新型低毒抗蟲、及抗媒介藥物、開發簡易快速的寄生蟲病診斷試劑盒、研究新一代抗寄生蟲病疫苗等方面，為寄生蟲病防治新產品的研發提供先進的平台；
③應用現代數理學與信息決策學理論，關注研究寄生蟲病流行的評估與監測理論、研究寄生蟲病在不同環境下的傳播閾值模型、建立寄生蟲病傳播預警理論與預測方法等方向，為現場防治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④跟上現代資源共享機制建設的步伐，建設與豐富用於寄生蟲學與寄生蟲病防治研究的網路實驗室、網路參比中心、網路診斷中心、網路教學教室、網路標本館、網路人才庫等，為寄生蟲學資源共享機制的建立提供平台。
獸醫寄生蟲學
獸醫寄生蟲學是為保障各種養殖業的發展，保護人民身體健康，保護野生動物資源和維護良好的生活環境服務的。動物性食品是人類食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的最重要的物質手段。寄生蟲對畜禽等的危害性十分嚴重，它們的種類多（可以有幾種直至幾十種同時存在於1個家畜體內），散布廣泛，常以1種極為隱蔽的方式摧殘動物的身體健康，損害其繁殖性能，抑制幼年動物的發育生長，從而大大消弱其生產性能，降低畜產品的數量和質量。該學科在保護人民身體健康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引起廣泛的重視，人畜共患寄生蟲病的研究正在發展成為一門專門的領域，同時也是食品衛生方面的重要課題。現在海產品已進入尋常百姓家，魚類寄生蟲病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廣泛重視。此外，隨著保護野生動物資源的呼聲不斷提高，寄生蟲學在該領域的研究也在不斷地擴展著。
1、描述寄生蟲學階段：這一階段系寄生蟲學的區系分類與地理分佈研究，就這一研究的實質性內容來看，是對寄生蟲和寄生現象的觀察描述階段。在中國，在20世紀的前半個多世紀里，此項研究的實用性在於“調查研究、摸清家底”，弄清楚寄生蟲資源，對其有害於人、畜者予以防制；對其有益於人畜者予以保護則是以後才認識到的事情。20世紀60年代前蘇聯葉爾紹夫和中國熊大仕、孔繁瑤等在北京農業大學舉辦的全國蠕蟲學培訓班為這一領域培養了許多人才，當日參加培訓的人員，後來成為獸醫、醫學和綜合大學寄生蟲學的教學和科研骨幹。
2、實驗寄生蟲學階段：上世紀60年代以後在區系分類研究的基礎上，實驗寄生蟲學也在逐步興起，其初期階段是採用人工感染等實驗方法著重於闡明寄生蟲的生活史，作為防治的基礎，其代表性的研究是蔣金書等對豬腎蟲的實驗性研究；其後有人工培養以至生理生化方面的研究。實驗寄生蟲學的內容非常豐富，許多技術和學科都滲透了進來，如切片技術、電鏡技術、生化技術、細胞培養技術，生態學、藥學、組織學、病理學等等。文革后，在農業部支持下北京農業大學孔繁瑤主持的一系列培訓班促進了這一階段的發展。
3、免疫寄生蟲學與生化-分子寄生蟲學階段：應用分子生物學的理論與技術使免疫寄生蟲學與分子寄生蟲學誕生。寄生蟲的免疫是比較複雜的問題，難度很大。這主要在於，
第一，絕大多數寄生蟲還不能在人工條件下離宿主培養；
第二，寄生蟲的發育往往有明顯的階段性；
第三，除原蟲外，其他寄生蟲都是多細胞動物、結構複雜。以上種種都給提取和純化能夠刺激動物機體產生免疫反應的抗原帶來許多困難，致使免疫寄生蟲學在發展道路上步履蹣跚。
寄生蟲的人工培養在許多方面都有探索和嘗試。在原蟲，寄生於消化道的如賈第蟲和寄生於生殖道的如毛滴蟲的人工培養都相當地成功；球蟲中某些種已能在雞胚或（和）細胞系中繼代培養。血液原蟲如梨形蟲和錐蟲的人工培養也有一定的進展，在培養液中的增殖世代和數量明顯增長；寄生於牛淋巴細胞中的環形泰勒原蟲裂殖體已能在人工培養液中保持10年以上。蠕蟲的人工培養難度更大。線蟲的人工培養開展較早，初期以保存其活力並儘可能延長其壽命為目標，後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科學家們逐步轉向以人工條件取代其整個生活史為目標。在這一嘗試中，人們選定了無中間宿主的圓線目線蟲為對象，歷時30餘年的研究，已能使10餘種寄生於反芻獸和豬的圓線蟲在人工培養系統中完成其整個生活史，部分蟲種不但能發育至性成熟，並能產卵。對有中間宿主的線蟲以及全部的吸蟲和絛蟲，人們僅能模擬其生活史中的某一階段（在終末宿主體內的階段或中間宿主體內的階段）創造培養條件，也有部分成功的事例。對於昆蟲和蜱蟎，一般是採取它們的組織細胞（如唾腺細胞）進行培養。
疫苗的製做一般是選定蟲體的某一發育階段——通常是侵入宿主體內的那個階段，如血孢子蟲和球蟲的子孢子、血吸蟲的尾蚴和網尾線蟲的第三期幼蟲等等，給以致弱處理，用致弱蟲體（抗原）感染宿主，誘導免疫力。致弱的方法有物理的，例如X射線或γ射線照射蟲體，使之弱化，這是兩種最常用的方法；化學的，有的是在接種“強毒”後用化學藥物加以控制，例如有的研究者給牛接種布氏錐蟲后，注射貝尼爾加以控制，以後攻毒證明，接種牛獲得了一定的免疫力；生物的，如某些種球蟲經雞胚傳代致弱和選育早熟弱毒蟲株，又如牛巴貝斯原蟲在切脾犢牛體內連續傳帶致弱等等。
用亞細胞組分或無細胞可溶性抗原製做疫苗的嘗試也不少。近代還有抗獨特型抗體疫苗、基因工程疫苗的研製，主要是在錐蟲、球蟲和血吸蟲等方面。
由於寄生蟲生活史的複雜性及其所引發的抗原變異性等問題，給寄生蟲免疫的研究帶來了許多困難，疫苗製做技術至今仍處於雛型狀態，完全定型的商品化疫苗仍屬罕見；就疫苗的效果而言，其作用通常是不完全的，是一種非清除性免疫。
免疫診斷技術如免疫熒光技術、免疫酶技術和單克隆抗體技術在寄生蟲病的診斷和流行病學調查中已經比較普遍的應用。核算探針和聚合酶鏈反應技術亦已應用於一些原蟲病的病原診斷及其分類鑒定。
寄生蟲生理和生物化學的研究成果，使抗寄生蟲葯的研製擺脫了過去那種“撞運氣”的篩選方式，科學家們可以從如何阻斷寄生蟲營養代謝或神經傳導機制上有目的地選用或合成某種藥物，這就大大加快了新葯的開發速度。
1、科研：在解放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寄生蟲學工作者在寄生蟲的分類區系方面做了許多工作，這是一種“摸清家底”的工作，也是一項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學術研究，在中國家畜疫病志中佔有重要的篇章。據粗略統計，扁形動物吸蟲綱復世代吸蟲計發現隸屬於20個科58屬的209種吸蟲；絛蟲綱圓葉目的6個科34屬80種絛蟲，絛蟲綱假葉目1個科2屬3種；線形動物線蟲綱7個目21個科93屬285種；棘頭蟲綱2個目3個科3屬4種；原蟲鞭毛蟲綱4個目10個科14屬115種，梨形蟲綱梨形蟲目2個科2屬15種，纖毛蟲綱1個目1個科1種；節肢動物門蜘蛛綱蜱蟎目8個科18屬81種，昆蟲綱4個目17個科39屬115種，五口蟲綱舌形蟲目1個科1屬1種。合計為各種寄生蟲909種。其中有近百種為發現於中國的新種。
20世紀20年代熊大仕對於馬結腸和牛羊瘤胃纖毛蟲的研究居當時世界同類研究的前列，熊大仕教授是這一領域的前驅者之一。
20世紀60年代孔繁瑤等對於中國馬屬動物圓線蟲的地理分佈和廣義盅口屬分類的研究，在國際上獲得廣泛的承認，Lichtenfels在其所著HelminthsofDo-mesticEquids一書中，認為此項研究是繼荷蘭Ihle、前蘇聯Erschow和美國MeIntosh之後的又一標誌性成就。繼這一工作，又開展了圓線蟲人工培養的研究。
在吸蟲學研究中，許綬泰及其在上海家畜寄生蟲病研究所的同仁們在血吸蟲流行病、疫苗研製和綜合防治方面都取得了有實際意義的成果；疫苗研究亦躋於國際同類研究的行列之中。唐崇惕、唐仲璋對於反芻獸雙腔吸蟲和胰闊盤吸蟲的研究是對畜牧業發展的貢獻。
在絛蟲學研究中，林宇光對於反芻獸和噬齒類絛蟲的研究，新疆農牧科學院獸醫研究所、中國農科院蘭州獸醫研究所、寧夏獸醫研究所對於包蟲病及其綜合防治的研究都是有益的貢獻。李貴第1次闡明了柯氏偽裸頭絛蟲的生活史。在豬囊蟲病的研究方面，蘭州獸醫研究所、吉林農業大學、河北醫科大學、哈爾濱醫科大學和解放軍第二醫科大學等在流行病學、藥物防制、免疫預防包括核酸疫苗研製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需大學（長春農牧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南京軍區軍事醫學研究所、中國農業大學（北京農業大學)、上海家畜寄生蟲病研究所在伊氏錐蟲的地理株、免疫和疫苗研製方面都使中國的錐蟲病研究進入了嶄新的階段。
20世紀60年代初期林昆華在國內首先開展了雞球蟲病及其防治的研究；其後北京農業大學、華南農業大學、上海家畜寄生蟲病研究所在雞球蟲、鴨球蟲、兔球蟲、隱孢子蟲和住肉孢子蟲的蟲種鑒定、生活史各階段的超微結構、免疫和抗藥性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成績。在許多方面應用DNA探針、PCR、RAPD等分子生物生物學技術，使這一類研究進入了國際同類研究的先進行列。在實用免疫技術方面，廣泛應用的雞球蟲疫苗有野毒苗、致弱毒苗（早熟選育致弱、物理與化學致弱)和晚熟苗。
蘭州獸醫研究所、長春農牧大學、華中農大和新疆獸醫研究所在梨形蟲病（巴貝斯原蟲和泰勒原蟲病)的病原、生活史、地理分佈、免疫和疫苗研製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環形泰勒原蟲疫苗上中國第一個接近工業化生產的寄生蟲疫苗，在該病防治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2、教材與專著：由熊大仕與孔繁瑤主編的《家畜寄生蟲與侵襲病學》（統編教材，農業出版社)，由孔繁瑤主編的《家畜寄生蟲學》及其修訂版，對獸醫寄生蟲學教育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作為地方教材的有汪志揩主編的《家畜寄生蟲病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年)。作為研究生用的教材有孔繁瑤、索勛編著的《寄生蟲學》（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1998年)。
重要的專業著作有:《人畜線蟲學》唐仲璋、唐崇惕，1987年，科學出版社；《家畜寄生蟲與防制學》趙輝元主編，1996年，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人獸共患寄生蟲病學》趙輝元主編，1998年，東北朝鮮民族教育出版社；《動物寄生蟲學》徐岌南、甘運興，196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禽類寄生蟲學》陳淑玉、汪溥欽主編，1994年，廣東科技出版社；《動物寄生線蟲學》徐岌南，1975年，科學出版社；《家畜家禽的寄生線蟲》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寄生蟲研究組等，1979年，科學出版社；《雞球蟲病學》索勛、李國清主編，1998年，中國農業大出版社；《球蟲學——畜禽和人體的球蟲和球蟲病》左仰賢,1991年，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3、學會：1995年由孔繁瑤等發起籌建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家畜寄生蟲學分會（對外稱中國獸醫寄生蟲學會)，並於當年在廣西桂林成立，是中國第1個獸醫寄生蟲學工作者的學術團體。
同年，在中國第1代知名寄生蟲學者鍾惠源、唐仲璋、毛守白、金大雄、王正儀等的籌劃下成立了中國動物學會寄生蟲學專業學會（對外稱中國寄生蟲學會)。
縱觀中國寄生蟲學和寄生蟲病防治的發展歷史，可以認為我們已經擁有一支能夠勝任控制寄生蟲病蔓延、保障畜牧業發展的隊伍，也擁有一支能夠追蹤世界科技前沿的教學科研隊伍；在分類區系和實驗寄生蟲學方面基本上與國際水平相當，但由於起步比西方國家晚、隊伍小、經費少，在數量上趕不上西方。在分子寄生蟲學方面，中國跟蹤前沿，奮力追趕。但由於設備落後、經費不足、課題的延續性差、難以達到同期估計水準。
應當看到中國寄生蟲病的防制措施不完善，缺乏必要的防製法規和條例，已有的法規和條例貫徹不力。此外，中國在寄生蟲學研究方面資金注入漸趨不力，傳統研究被忽略，前沿研究缺乏後勁，人才外流現象嚴重，令人堪憂。
1、新的診斷技術：寄生蟲病的傳統診斷方法與現代科學的發展極不相稱，大力發展快速、規範、特異和敏感的診斷技術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譬如Schnieder等（1999）利用屬特異性PCR技術，可以只用1個蟲卵或1條幼蟲的量將奧斯特屬、古柏屬、細頸屬、血矛屬和毛圓屬區別開來。ZhangLHetal（1998）利用線粒體基因組marker來確定細粒棘球絛蟲駱駝株G6基因型在中國的存在。概括地說，須探索免疫、基因工程、生化諸領域。
2、寄生蟲病生物防制：基於耐藥性和藥物殘留諸因素，生物控制寄生蟲病可能是一個永恆的發展方向，雞球蟲活苗成功控制種雞、肉仔雞球蟲病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外，尚有肺線蟲蟲苗、梨形蟲蟲苗等的成功應用。今後的方向有活蟲體弱毒苗、基因工程苗（如微小牛蜱的基因工程苗、棘球蚴的基因工程苗等)等。生物控制的另一個大領域是廣泛開展寄生蟲天敵的研究，如噬線蟲的真菌、噬昆蟲和蜱的線蟲（現已證明數種線蟲將成為有前景的蜱天敵)；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需大學（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獸醫大學)已在開展寄生性原蟲，如隱孢子蟲和賈第鞭毛蟲的病毒的研究，將來可能還會發現寄生蟲的致命細菌和寄生蟲等。
3、新的寄生蟲病或舊病新流行：目前已發現新孢子蟲病系牛流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機會或條件寄生蟲病在抬頭，如有免疫缺陷綜合症的病人易感染夏格斯病、利什曼原蟲病、弓形蟲病、隱孢子蟲病、隱球蟲病和微孢子蟲病等等。舊病新流行的例子如血吸蟲病等。
4、寄生蟲基因組工程：隨著人類基因組工作的開展，植物基因組研究計劃也在實施中。有許多寄生蟲學工作者也在開展寄生蟲基因組研究，譬如分析惡性瘧原蟲基因組序列有助於藥物和疫苗的研製；通過研究華麗桿線蟲基因組發現，角皮膠原單個基因的突變可導致角皮的缺損，引起蟲體形態的變化。對寄生蟲基因組的研究，將來還會在流行病學的株系鑒別上起重要的作用，也會對寄生蟲多態現象做出解釋。
5、受體理論：受體領域的研究成就已成共識，譬如人們發現人的味覺與鼻子上的受體有關，每個受體分子可能特異地識別一種或數種氣味；流感病毒的受體在禽類與人類是不同的等等。現在，寄生蟲工作者也在開展寄生蟲受體方面的研究，已發現有些原蟲感染哺乳動物細胞與GPI受體（glycosyl-phosphatidylinositol)有關。
6、海洋寄生蟲學：有遠見的科學家們擔心未來人類食物的匱乏，提出了“海洋牧場”的設想，於是海洋寄生蟲學隨之誕生。寄生蟲學家已經發現，海洋寄生蟲給牡蠣和魚類養殖造成重大經濟損失；還發現海洋寄生蟲在海洋生態上起著重要作用。
總之，21世紀是免疫寄生蟲與生化-分子寄生蟲學升華階段，其他學科的新技術新理論在該階段的滲透，會有令人想象不到的成果出現，就好像維爾牧特將英國分子生物學家J.B.Gurdon證明細胞分化時基因不缺失的經典爪蛙實驗應用於綿羊克隆領域一樣。
醫學寄生蟲學（Medical Parasitology)屬病原生物學，是預防醫學與臨床醫學的基礎課之一。它是研究人體寄生蟲病病原（寄生蟲）的生物學、生態學、致病機制、實驗診斷、流行規律和防治的科學。
為了適應中國經濟建設的需要和實現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寄生蟲病的防治工作必須深入持久地開展。了解、掌握和更新寄生蟲學的理論、知識和技術則是寄生蟲學工作者和醫學工作者應當肩負的重要任務。
中國近代醫學寄生蟲學大約起始於1870年，首先是由一些供職中國海關的外國醫生，藉助他們的特權在中國一些城市、農村開始了寄生蟲病流行情況的調查。中國的寄生蟲學工作者是在1921年後才開始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到1934年中國動物學會成立之時，在寄生蟲學及寄生蟲病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1、原蟲方面的研究：
在這一時期對危害人類健康較大的原蟲性疾病，如瘧疾、黑熱病、阿米巴病等做了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
⑴瘧原蟲：瘧原蟲所引起的瘧疾是危害中國人民健康最嚴重的寄生蟲病之一，在中國長江以南流行尤為嚴重。本世紀30年代許多學者對各地區人群進行了廣泛調查，對發病季節及瘧疾的種類進行了分析。這些調查結果顯示了三種瘧原蟲在全國的分佈輪廓。
1935年胡梅基報告了上海高橋地區瘧疾的季節分佈與中華按蚊密度間的關係。此外，馮蘭洲等還對瘧疾的傳播媒介的確定、對一些按蚊在瘧疾傳播中的作用等問題作了一系列調查研究。1936年姚永政等證實盛行於中國西南各省山嶺區域的所謂“瘴氣”實際上就是惡性瘧疾。1941年姚永政與吳征鑒在昆明首次證實卵形瘧原蟲在中國的存在。在舊中國，儘管一些專家學者進行過一些“點”的調查研究，在雲南省曾設立了瘧疾防治所，進行小範圍的防治工作，但全面的抗瘧工作在當時無法開展，據估計每年瘧疾患者至少3000萬以上，病死率約為15%。
⑵黑熱病：黑熱病也是中國重要的原蟲病之一，流行於長江以北，主要在黃河流域。1904年Marchand與Ledingham報告的由青島回國的德國籍患者為在中國發現的第一例患者，隨後許多學者相繼在許多地方發現了黑熱病患者，從而初步肯定了當時中國18省有黑熱病流行。關於黑熱病的傳播問題，中國學者等根據一系列調查研究，證明中華白蛉為中國黑熱病的主要傳播媒介。
⑶溶組織內阿米巴：由溶組織內阿米巴所引起的阿米巴病也引起當時許多學者的注意，並在全國各地先後開展了調查。1943年盧婉卿及馮蘭洲以實驗方法證明蠅在傳播阿米巴病中的重要作用。在這一時期除最常見的阿米巴痢疾外，還報道了有關阿米巴肝膿腫、肺膿腫以及皮膚、生殖器與泌尿器阿米巴病的許多病例。張孝騫等用乙狀結腸鏡診斷阿米巴痢疾。認為方法簡便可靠。
2、蠕蟲方面的研究
⑴日本血吸蟲：1905年Logan在湖南常德縣的一例下痢患者的糞便中檢出了日本血吸蟲卵。差不多同時，一位英國醫師在解剖一例福建籍華僑的屍體時，在其腸系膜血管中發現了日本血吸蟲雌、雄成蟲，從而用現代醫學手段科學地證實中國有日本血吸蟲病的流行。早在20年代對日本血吸蟲在中國的危害性已引起了全國的注意，因此在不少地方，如湖北、湖南、江蘇、浙江、福建、四川、廣西、雲南、廣東等部分流行區開展了小規模調查，至1949年，血吸蟲在中國地區分佈的輪廓已被初步確定。1949年以前，對中國日本血吸蟲中間宿主，已證實並確定其種名者有6種，分別屬於3個螺屬。
⑵肺吸蟲：1880年，曼松在廈門於一福州籍病人痰中查見並殖吸蟲卵，但直到1930年應元岳在浙江紹興蘭亭發現兩例並殖吸蟲病人，才最終確定肺吸蟲病也存在於中國。此後草藥中國學者對該病的流行病學、病源學及地理分佈等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並發現了新種。1934年，吳光、屈蔭傑等在浙江紹興的蟹體內發現並殖吸蟲囊蚴；1942年Asada證實在東北地區的三種喇蛄有並殖吸蟲囊蚴感染，從而確定了石蟹與喇蛄為中國肺吸蟲病的傳播媒介，浙江和東北為中國肺吸蟲病的流行區。
⑶絲蟲：近代醫學文獻中有關中國絲蟲病的記載始於1871年，在海關和教會醫院工作的外國醫生，先後記述了中國絲蟲病的發現與感染情況。1878年Manson在廈門首次證實蚊子為班氏絲蟲的中間宿主及傳播媒介。
⑷鉤蟲：鉤蟲病在中國的分佈雖為廣泛，據當時報道，中國學者在遼東省7市、北京、山東濟南、河南焦作煤礦區、南京、南通、上海、浙江蕭山、湖北、四川、福建閩南、江西萍鄉煤礦區、湖南、海南島、廣西賓陽、雲南昆明等地的調查中均發現有鉤蟲病患者，可見鉤蟲病在中國分佈甚為廣泛。
⑸其它蠕蟲：許多學者，先後在全國許多地方，通過對不同人群、患者的糞便檢查或屍體解剖，進行了腸道蠕蟲病的調查，證實還存在其它腸道蛹蟲，如：華枝睾吸蟲當時已自南到北、由東到西做了較廣泛的流行病學調查，並對廣州一帶華技睾吸蟲感染率高的因素作了調查分析，並就其引起的合併症，如膽囊炎、阻塞性黃疸、肝硬化及與肝癌的關係均作了觀察報道。關於布氏薑片吸蟲的分佈，當時已知達10省之多，唯各地分佈明顯不均，呈散髮狀。當時中國學者指出人體囊尾蚴病在中國並非罕見，而且自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由於囊尾蚴可在腦內寄生，因而出現中樞神經系統癥狀的百分率很高，所以對豬肉絛蟲在中國的嚴重性不應忽視。關於蛔蟲引起的各種合併症，如膽道蛔蟲症、急性出血性胰腺炎等也有許多報道。
3、醫學節肢動物方面的研究
醫學節肢動物方面的研究以蚊子、白蛉、蠅類及跳蚤等為主要調查對象，其中蚊子的調查做得比較多，包括地域分佈及各種類的調查，按蚊種類檢索表的編製，生活史與生態研究以及與瘧疾和絲蟲病的關係等。在解放前已知的按蚊有41種、庫蟻33種、伊蚊40種，並初步確定可能作為瘧疾傳播媒介者，根據實驗與流行病學觀點看計有12種按蚊，其中重要的有4種。傳播絲蟲病的蚊種，根據實驗結果計有10種，其中主要的有致乏庫蚊，尖音庫蚊與中華按蚊三種，並早在1940年根據南京地區的材料對中華按蚊的三個種型提出了初步分析。對白蛉的調查研究也進行了不少，到解放前夕已知中國有白蛉17種之多，其中10種系新種。
人體寄生蟲學
分子寄生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