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史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到來之際，上海財經大學部分教師完成了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重點課題《新中國經濟發展史1949—1998》的編寫任務，該書在上海財經大學出版基金資助下得以出版。作為一種嘗試，該書的編寫按照行業的體例進行，編寫完成後，編寫主要成員在討論中就已經形成了共識，即今後按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進行的時間概念，每5年對該書進行一次修訂和補充，以便使得我國經濟發展史的編寫能夠延續下去。

下冊

人類從使用棍棒、製造石器求得生存和發展時起，到發明和控制用火、發明弓箭、馴養家畜和製造陶器；從農業的產生及手工業的發展與分工，到商品的出現和城市經濟的萌芽；從陶器、骨器上的刻劃符號到甲骨文、青銅器銘文的出現；從茹毛飲血到錦衣玉食；從車輛、舟船的產生到天文、曆法的出現，每一種發明，每一個進步，都經歷了長期、曲折、艱苦的歷程，並付出極大的代價。這一切，都為社會的進步與人類自身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就是人類智慧發展的集中體現，是科學技術的結晶。

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由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具有生產能力的人的發展，包括人口的增殖、人口素質的提高與科學技術的進步；此外，還有生產工具的發明與改進、勞動對象的發展與改變。在遙遠的舊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時代，雖然生產力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但緩慢畢竟也在發展。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比早期的遺址分佈更為廣泛，中石器時代遺址的分佈則比舊石器時代更密集，這就是生產力發展的具體反映。到了新石器時代，不僅氏族部落的定居營地已遍布整個中國大陸，在高山、草原、海島都有發現，而且黃河流域的不少地方遠古遺址的分佈數量已與現代村落大致相同。生產工具的種類越來越多，數量十分豐富，每種工具的製作技術也不斷提高。新石器時代早期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如磨光石斧、石刀、石鏟，到了晚期發展成更為進步的石犁、有肩石鋤、有段石錛等，工具的改進無疑對農業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土地更多地得到開發，也有更多的野生動物被馴養成為家畜和家禽；礦產、森林、江河湖海成為人們索取財富、發展經濟的重要資源。在這種生產力逐步發展的情況下，社會經濟不斷取得進步。當黃河流域出現夏、商和西周三代文明古國之際，代表新的生產力的文字、青銅器和城市已經在北方的遼河流域、長江以南地區紛紛出現，從而使中國大陸的奴隸制王朝得以鞏固和發展，成為東方世界的經濟發展中心。

介紹中國從公元前770 年到公元前221 年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史。

（一）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發展迅速，判斷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這裡所說的勞動資料主要指生產工具而言。由於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出現了先進的生鐵冶鑄技術，即出現了鑄鐵，促進了鐵器的普遍使用，並由此推動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使中國在經濟發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這就為以後中國強大、長期雄居於東方奠定了物質基礎。如果與歐洲相比，歐洲在鐵器的普遍使用和冶鐵技術方面要遠遠落後於中國。如公元八世紀德意志人的英雄史詩《希爾德布蘭德之歌》中還有使用石器的記載，1006 年侵入英國的諾曼底公爵威廉的軍隊在海斯丁斯附近同英軍的會戰中英軍也還有使用石斧的記載。中國先進的冶鐵技術是春秋戰國以後才逐漸傳到西方的。《漢書·西域傳》大宛條載：“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從這一記載可知，中國先進的鑄鐵技術是在漢代先傳至西域而後才逐漸傳至西方的。而歐洲“直到十四世紀才使用鑄鐵”。此外，春秋戰國時也為漆器、絲織品等手工業產品的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漢代這些產品在國內外都享有盛譽。這些產品不僅為東方國家所喜愛，而且通過絲綢之路遠銷西方。這說明中國文明在後世享譽世界是有其物質技術基礎的，而這種物質技術基礎就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奠定的。 （二）中國春秋戰國與同期古希臘相比社會發展上存在著差異。這表現在中國奴隸社會崩潰後轉變為建立在個體農民經濟基礎上的封建地主制，而希臘則從不發達的奴隸制社會發展為發達的奴隸制社會。社會發展的這種差別在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有明顯的反映。如大約生於公元前390 年到公元前305 年的孟子雖然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但在孟子的筆下勞力的人主要是“五畝之宅”、“百畝之田”的個體小農和個體手工業者。而生於公元前384 年到公元前322 年的古希臘的著名哲學家、思想家亞里斯多德雖然也像孟子一樣有一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觀點，但亞里斯多德筆下的勞力者卻是奴隸。亞里斯多德說：“凡是賦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遠見的，往往成為統治的主人；凡是具有體力而能擔任由他人憑遠見所安排的勞務的，也就自然地成為被統治者，而處於奴隸從屬的地位。”“我們可以明白了奴隸的性質和他的本分了：（1）任何人在本性上不屬於自己的人格而從屬於別人，則自然為奴隸；（2）任何人既然成為一筆財產（一件用品），就應當成為別人的所有物；（3）這筆財產就在生活行為上被當作一件工具……。”“凡是這種只有體力的卑下的這一級就自然地應該成為奴隸，而且按照上述原則，能夠被統治於一位主人，對於他實際上較為合宜而且有益。所以，凡自己缺乏理智，僅能感應別的理智的，就可以成為而且確實成為別人的財產（用品），這種人就天然是奴隸。”人們寧願將奴隸這個名稱局限於野蠻人（外邦人）……在他們看來，世上有些人（野蠻族）到處都應該是奴隸，本性上就是奴隸，另一些人（希臘人）到處都應該自由，本性上就是自由人。……”從孟子、亞里斯多德這兩位同時期東西方哲學家、思想家看來，腦力勞動者統治人，體力勞動者受人統治，這一點上二位是相同的。然而孟子心目中的體力勞動者是個體農民，亞里斯多德心目中的體力勞動者卻是主人的財產、工具奴隸。這種差別正是中國春秋戰國與同期希臘社會發展不同的表現。

（三）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生產力發展和井田制破壞，農民個體經濟廣泛出現。這一點從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吳問》和《漢書·食貨志》所載李悝盡地力之教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另外，從《墨子》、《孟子》、《商君書》、《荀子》等著作中也可看出當時社會的主要生產者是個體農民。這時中國的個體農民對土地已有使用權和某種程度的佔有權，並有相當獨立的經營權。這種個體農民不像奴隸完全用主人提供的生產條件為主人生產，也不像農奴那樣在份地進行勞動和為農奴主服徭役時二者在時間、空間上是分開的為農奴主勞動時沒有積極性。這種個體農民由於為統治者所提供的剩餘勞動和為自己所進行的必要勞動在時間上、空間上是一致的，勞動收益好對統治者和自己都有利，所以生產積極性高。而且個體農民之間存在著競爭，這也促使他們為自己的生存而拚搏。《墨子·非命下》說：“今也農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強手耕稼樹藝而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力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封建地主制下的個體農民比奴隸、農奴生產積極性高。同時，還應看到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個體農民經濟從事的主要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的目的主要是滿足自己需要的使用價值的生產。這種經濟是封閉性的，對外部條件要求低，不像商品經濟那樣生產的目的為了賣，需要銷路和原料來源，一旦銷路和原料來源斷絕，生產就無法進行。所以，這種農民個體經濟有很高的穩定性。另外，這種經濟所需要的固定資本少，科技投入少，在遭到破壞之後恢復起來容易。中國後來的長期封建社會就是建立在這種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的農民個體經濟基礎之上的。

（四）中國春秋戰國與同期古希臘相比，在經濟上還有一個重大差別，這就是希臘海外交通、海外貿易比中國發達。希臘的奴隸制度是一種“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的的奴隸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賺錢，生產品的很大部分為了賣。這與中國春秋戰國形成的生產使用價值的個體農民經濟是個很大差別。二者相比，希臘的奴隸制經濟由於奴隸主與奴隸尖銳的階級矛盾和商品經濟下斷絕銷路和原料來源無法進行生產的缺陷，所以希臘奴隸制經濟有其脆弱性。相反，中國春秋戰國形成的個體農民經濟不僅自身穩定性強，而且由於封建統治者推行重農抑商的傳統國策對它進行了有效的保護所以顯得非常堅韌而能長期延續。然而，這僅僅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是生產使用價值的個體農民經濟有其發展的緩慢性和停滯性。由於這種經濟生產的目的是為自己的消費，生產多了勞動價值得不到實現，所以生產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十分緩慢。相反，商品生產條件下，生產的目的為了賣。

因此只要有銷路和原料來源生產就可以迅速發展。而且，由於商品生產的開放性，它可以利用外地的市場、原料、勞動力來迅速發展本地經濟。商品生產、商品經濟的這種優越性在歐洲後來得到了充分顯示。14 世紀歐洲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這時歐洲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從15 世紀末新大陸發現和新航路開通后，西歐國家把商品交換髮展成為世界性的商品交換，從掠奪殖民地和販賣黑奴的罪惡行徑中積累了資金，並為本國產品打開了市場，找到了原料來源。這大大促進了工廠手工業的發展。17世紀中葉英國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此後約一個世紀，英國又發生了工業革命。而15 世紀后中國卻在自然經濟統治下緩慢爬行。及至1840 年鴉片戰爭后就落了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劇。因此，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經濟發展所形成的廣泛的農民個體經濟是和我們民族興衰榮辱密切相連在一起的。

秦漢經濟史

回顧秦漢經濟發展的歷程，可知始終是在政治干預經濟的狀態下進行的。由於中國早在公元前3 世紀就建立了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迫使封建統治集團對古代社會的自然經濟狀態進行干預，以使社會經濟朝著有利於鞏固封建統一的軌道運行，於是形成了封建經濟的自然發展與封建國家經濟制度的矛盾，也就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中國封建政權和土地所有權的同一，行政職能和經濟職能的同一，為封建國家干預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方便和可能。正因為如此，封建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干預才能夠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集中經濟力量創造人間奇迹。然而，封建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干預又因其盲目性，往往導致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矛盾的激化，致使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大動亂和國民經濟的崩潰。秦漢時期這種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既相適應又不適應的矛盾運動，使封建經濟的發展呈現波浪式前進的“同一”趨勢，而且也鑄造成我國封建經濟結構的“同一”模式：首先是家庭經濟農業和手工業的同一；然後是國家經濟農業和手工業的同一；最後是地主經濟農業和手工業的同一。這種社會生產結構在家庭、國家、田莊不同生產單位的同一狀態，進一步彌合了社會生產的自然分工，使商品經濟日益屈從於自然經濟，形成了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的同一；土地所有制國有和私有的同一，國家政權與土地所有權的同一，行政職能和經濟職能的同一。正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同一”模式，奠定了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一國家的經濟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只是破壞，更不是一團漆黑；它也有光明，也有創造和啟示。

第一，從宏觀上說，由於戰亂不斷，這一時期的經濟，在縱的方面，表現為艱難曲折、波浪式的前進。在北方，東漢末年大破壞之後，有三國至西晉太康時的發展；西晉末年十六國時期的大破壞中，還出現過後趙、前秦的兩度統一和經濟上的兩度復甦；十六國時期的大破壞之後，經過緩慢的發展，出現了北魏後期的繁榮；魏末大亂后，又有齊、周時的發展。在南方，有孫恩、桓玄時的變亂、宋魏戰爭、侯景之亂等的大破壞，也有東晉太元、宋元嘉、齊永明和梁武帝前期的發展。橫的方面，由於北方的屢遭破壞、江南以及東北、西北的發展，向著全國均衡發展的方向跨進了一步。

第二，上述經濟的前進與後退，都與一定的政治環境相關。國內外相對安定，經濟就前進；否則就停滯、後退。經濟的發展從來不是與政治無關，而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環境相配合。北周的成功，是這方面一個最好例證。

第三，發展經濟要同本國實際結合才能奏效。曹操把漢代在邊疆屯田的經驗，同曹魏統治區內人民流亡，“土業無主，皆為公田”的現實結合起來，在內地實行大規模屯田，取得成功，最具典型意義。吳、蜀發展經濟的措施與曹魏不同，也收到一定的效果，都是從本國實際出發、措施適宜的結果。

第四，經濟的持續深入的發展，要靠逐步深入的改革來推動。北朝的經濟，魏孝文帝的改革給了第一次巨大的推動。但如果沒有西魏北周宇文泰、蘇綽、周武帝的繼續改革，其成果也許不能獲得保持和發展。

第五，發展經濟是一個系統工程。除了要求有一定良好的政治環境與政策措施相配合外，就經濟內部而言，也需要許多措施的配合。如農業的發展，就與水利的興修，生產工具的改進，生產技術的提高與推廣等密不可分。

第六，江南的世族豪強經營園、墅，不只重視穀物的種植，平原土地的利用，而且注意山澤的開發，實行多種經營發展大農業，很有啟示。肥田沃土，固然是寶貴資源，山林川澤，因地制宜，也都可以生產財富。

第七，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專制集權較弱，政治上相對寬鬆的時代。因而對經濟活動的控制也相對寬鬆，經濟活動也比較活躍。這在南朝表現得尤為明顯。在對外交往方面，孫權能夠敞開國門，面向大海，利用舟楫之便，積極向海外開拓，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和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很有典型性和啟發性。其後，南朝各國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傳統。北方，即或如十六國的大動亂時期，也同西域保持著交往。這是中國的好傳統。

隋唐五代是中國古代社會光輝燦爛的一頁。他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隋唐五代在中國經濟史上也是一個巨大轉折時期。自晉王朝被逼南渡，中原地區原來居住和從邊遠地區南進到中原的各民族展開爭奪華夏大地的戰爭，連年戰爭的結果是形成了一個五胡十六國，極混亂紛爭的局面。以後由南進的鮮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統一了中國北方，它原是游牧民族，從原始公社制習慣出發，統一中國北方后，經濟上的任務首先是把大量荒地計口授田，施行了均田制。並且積極推行漢化，這一點對經濟的恢複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但北魏政權最後還是被高氏集團建立的北齊，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所代替。北周滅掉北齊統一了北方。東晉南渡在客觀上把北方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帶到南方，而且把大批技術人員、知識分子也帶到南方，使南方迅猛的趕上北方，後來終於超過北方。淝水之戰，阻住了北方羯族和氐族兩個異民族的南下，使南方一直到隋、唐、五代都處於相對安定的環境，使經濟發展有一個和平祥和的有利條件。南方經濟發展極不統一。雖無大的戰爭，但卻並不統一，政治也不穩定。經過了宋、齊、梁、陳，最後讓北方來的繼承了北周的隋統一了全國。

隋所以能統一中國是由於當時生產力水平還是北方高於南方。就以穿的來說，絲綢是北方生產的，南方只是麻、綿布。在北方建的趙州石橋反映了北方建築水平，南方當時還處於“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隋書卷24 食貨志）。所以決定的因素還在經濟。

隋朝在戰亂中創立了一個統一的王國，在政治經濟上開始了封建社會的一個巨大變革。隋的統一全國為唐代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應該一提的是隋朝使大陸與台灣關係進一步密切，隋煬帝派使者二次去台，到唐時把台灣划給嶺南節度使管轄。經隋派兵進駐，到唐則完成了祖國大陸與台灣的統一。

唐的經濟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

（一）南北經濟均有發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經濟已逐漸成為中國中央政權的主要支柱，成為經濟中心。

（二）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新的技術給生產帶來突破性變化。如造船、建築、農田水利、造紙印刷術、瓷器、絲織都有創造性發明並向海外流傳。

（三）與外國經濟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與非洲、西歐、中亞、西亞、東南亞、日本、朝鮮等國，都有貿易往來，陸上、海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

五代十國時間很短，實際是唐代的繼續，經濟雖因戰亂而受影響，但仍然有很大進步，正因為經濟的發展才有全國統一的迫切要求，分裂很快被宋統一起來了。

宋、遼、西夏、金在中國經濟史上處於重要的轉折時期。這個轉折表現在經濟制度、經濟發展和經濟格局等各個方面。

在經濟制度上，土地私有制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成為土地制度的單一發展方向，土地租佃關係成為農村社會經濟關係的基本形式，從而把國家對土地的佔有和對民間土地佔有的干預降低到最低限度。在這一時期，土地私有制度不僅在宋朝統治的漢族地區得到廣泛發展，而且逐步在遼、西夏、金統治下的北方民族地區取得主導地位，這不僅擴大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地域範圍，而且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土地私有制度的進一步發展使廣大農村社會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更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

宋代的社會生產有迅猛的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等的發展水平都顯著提高。這不僅表現為農業和手工業各部門生產規模的全面擴大和產量的增加，表現為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商業的繁榮，更重要的是表現為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在技術上的全面進步，專業化分工的高度發展，商品生產和貨幣關係滲透到各個領域，商業性城鎮的大量湧現，全國性商業網路的初步形成。總之，農業、手工業、商業及其內部的各個部門，既逐步分化、各自獨立發展，又相互緊密結合，形成了一個新的、完整的體系。所以，宋代的社會生產同唐代相比，不僅在量的方面有明顯的、大幅度的增長，而且在質的方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成為戰國秦漢以後中國經濟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期。隨著漢族對北方民族影響的增強，北方民族也開始被納入這個新的社會生產體系之中。

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漫長過程也完成於這個時期。在宋朝特別是南宋的統治下，長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帶的浙西平原，社會生產高度發展，經濟極其繁榮，不僅在中國經濟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明顯地居於前列。在南宋和金時，南方經濟的發展和北方經濟的萎縮形成鮮明的對比，南方和北方在經濟上的差距進一步擴大。所以，就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而言，經濟的重心已經移到南方。這個經濟格局的變化，在中國經濟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對後世具有深遠的影響。然而，就在全國的經濟重心移到南方的同時，北方的經濟格局在金代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就這一局部地區而言，經濟的重心由中原移向華北平原。從此，中原地區徹底失去了上千年來在經濟上的中心地位，華北平原在經濟上的地位日趨重要。這一變化不僅為以後在統一的政權下南方和北方經濟差距的逐步縮小準備了條件，而且為北京成為統一國家的政治中心奠定了初步的經濟基礎。

在宋、遼、西夏、金時期完成的這些轉變，其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一個或幾個朝代經濟發展水平有所提高的範圍。它們標誌著中國古代的經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如果把自秦漢至清末的經濟發展劃分為發展與成熟兩個階段的話，那末，宋、遼、西夏、金時期就是后一個階段的開端。其主要標誌是，以農業為主、以手工操作為基礎的社會生產體系及其相應的制度保證體系已經趨於完善；從對資源開發的深度和廣度而言，已經接近甚至幾乎達到了古代的技術條件所能允許的最高水平。宋、金以後的數百年，直到清末，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是在宋代達到的新高。

元王朝于于14 世紀60 年代各族人民起義的烽火中壽終正寢。元王朝末代昏君暴吏經濟管理的劣行被歷代正直的中外史家指責批判。這是應該的。元王朝的滅亡，距今已有5 世紀又25 年。元代經濟已成為歷史的陳跡或往事。元代上都蕩然無存，元大都故址留下的經濟遺跡廖廖無幾。不過，整部元代經濟歷史已成為中外廣大元史專家尋覓研究的重大課題。

元代經濟歷史盛世輝煌的經驗和衰世急劇崩潰的教訓足可成為今人國民經濟管理活動的暮鼓晨鐘。鳥瞰世界民族之林，任何忽視歷史經驗教訓，或不總結自己民族歷史上經濟管理得失所在的民族，都是沒有前途的民族。偉大的中華民族，在人類漫長的中世紀歷史長河中創造的經濟管理經驗無與倫比，罕有其匹。

元代經濟歷史提供的經驗和教訓在中華民族經濟管理歷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卓越的軍事、經濟管理謀略運籌思維，忽必烈多元一體化的國民經濟管理思想模式，元代長期影響後世的經??鞏固、各族人民的團結交往、封建社會後期經濟的進步性發展都有重要的、深遠的影響。

明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有聲有色的時代。明代經濟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史上處於變革的重要時期，有諸多新現象、新特點，值得認真總結，深刻分析、取其精華，以資借鑒。

在明代270 多年中，經濟發展迅速，變化很快，內容豐富，種類龐雜。以明代經濟由單一經營向著農、工、商多種綜合經營過渡為主要線索，循其運行軌跡，稽其來龍去脈，以縱通為主，縱橫結合，力求多視角、多層面展示有明一代經濟發展風貌。

在明初社會經濟的恢復中，強調召軍移民開荒屯田的重大經濟效益及其對改變全國人口與土地布局和縮小邊區與內地經濟差距的巨大意義；強調交通運輸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強調明太祖經濟立法對有明一代經濟發展的深刻影響；強調田賦“折色”對生產發展的刺激。對於明中葉的經濟問題，從土地佔有關係的變動上入手，指出由法制破壞而引發土地兼并激烈，導致農民大量破產逃亡。於是迫使封建統治者不得不進行賦役改革，以保障國家的財政收入，維護王朝的統治地位。對於明後期社會經濟形態的新變化，則緊緊把握住農業經濟結構變化這一重大課題，重點探討了商業性農業的掀起、專業經濟市鎮的勃興、“一條鞭法”、“計畝征銀”的意義以及對外貿易的新發展。對於明末封建國家的財政危機，從政治上的動蕩必然導致經濟上的混亂出發，著重勾勒了“三餉”加派的嚴重後果。而對於明末農民起義軍的經濟政策，則本著農民起義的歷史作用，肯定其應有的進步性。

宣統三年（1911 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它推翻了中國千百年來的封建專制統治，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幾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捲入戰時經濟，減少了民用商品的生產，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這使中國資本主義工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的機會，尤其使中國私人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進入一個“黃金時代”。但是，辛亥革命並沒有真正觸動封建土地制度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發展，還要經過無比曲折和十分漫長的歷程，甚至出現痛苦的磨難。但無論如何，辛亥革命的勝利，無疑使中國經濟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研究清代經濟的發展歷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中國當代經濟現代化的發展，是中國近代經濟現代化歷程的自然延續，我們通過研究中國清代經濟發展史，可以從中得到許多重要的啟迪。

清代晚期，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的侵襲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解體，資本主義產生並得到初步發展，長期以來閉關自守的中國經濟，從此進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軌道。這彷彿給中國以後的經濟發展，開了一扇溝通現代化的窗口。透過這扇窗口，長期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皇朝臣民，開始看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透過這扇窗口，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和進步思想，像射進的一束晨曦，喚醒漫漫長夜；像拂來的一縷春風，滋潤莽莽原野。透過這扇窗口，中國人才得以不斷求索，找到富民強國之門，最終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鴉片戰爭后不久，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直接經營企業，中國工人階級隊伍也隨之產生。而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則使中國近代產業工人隊伍進一步擴大。甲午戰爭前，中國近代產業工人隊伍已約有10 萬人；到民國初年，近代產業工人約達60—70 萬人；此外，城市手工業工人和店員工人也有一個相當大的數目。由於中國工業配置的半殖民地性，中國近代工業高度集中在少數沿海和沿江的通商口岸，而且還主要集中在為數不多的企業單 位。

鴉片戰爭后的半個多世紀內，中國產業工人隊伍的誕生和不斷擴大，為中國今後的經濟發展，準備了必要的條件，提供了一定的技術力量和產業隊伍；也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展準備了力量，並促使舊民主主義革命迅速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又因為中國早期工人階級同時受帝國主義、國內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勞動條件極其惡劣，因此革命性最強，從而成為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和領導力量。

就在中國遭受西方資本主義侵襲、自然經濟開始逐漸解體、資本主義開始產生的同時，作為大清帝國的鄰國——日本，也碰到了幾乎相似的境遇。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之隔，文化淵源相通，就兩國當時國內的經濟發展水平而言，可以說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1868 年（清同治七年），日本興起了一場以創辦近代工業為主體內容的維新運動，史稱“明治維新”。這是一場使日本走向世界經濟現代化潮流的變革運動。當時日本的經濟基礎，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明治維新后，由於政府採取了一系列促進近代工業發展的措施，很快取得了一定的進展。1868—1877 年（同治七年——光緒三年），日本新建的、雇傭10 個工人以上的私人企業為487 家，1877—1886 年增加為760家。但在80 年代前，日本工業仍然處在工場手工業階段，即使到了甲午戰爭前，日本近代工業中使用蒸汽動力的企業也只佔20%左右。日本的工業革命是以紡織業為中心開始的，但到了90 年代，棉織業一般也還繼續使用手工生產方法。1884 年（光緒十年），在日本的全部公司資本中，工業資本只佔4.3%，商業資本佔7.8%，而銀行資本佔75.6%。儘管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洋務運動發生的時間相近，起點相同，但明治維新截然不同於洋務運動。明治維新通過日本天皇“下詔宣政”，破除封建分邦割據制度，結束了長期的封建割據。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求知識於歐美，向西方學習，但他們能夠歐化而不同化，並在大量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設備時，及時調整經濟政策，糾正初期不考慮日本與歐美在文化方面的差異，盲目引進而走過的彎路。

歷史並不偏愛任何民族。中日兩國在19 世紀中葉曾經處在相似的基礎和起點上，但結局卻迥然不同。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在世界資本主義處於上升階段的歷史環境中，順應了現代化的潮流，國內資本主義經濟急劇擴大，走上了迅速發展的道路，這不能不說是大和民族的幸運。光緒二十年，中日兩國間爆發了長達8個月之久的甲午戰爭，這場戰爭同時也是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運動成果的一次大檢驗。其結果，小國打敗了大國，藩屬變成了殖民者，東方超越了西方。甲午戰爭后的中國，不僅遠遠落後於西方先進工業國家，而且被歷史拋在了東方的日本後面。這段辛酸的歷史，不僅使我們感到遺憾，也更值得我們不斷地思考。

中國民國時期，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長期處於各種予盾的激烈鬥爭之中，社會經濟在動蕩、曲折中緩慢前進。民國時期中國社會經濟曲折發展的歷程，各種經濟勢力此消彼長的現象，給我們以如下啟示：

第一，要使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得到順利發展，必須以國家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為前提。近代中國歷史表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掠奪，對中國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使近代中國經濟的發展，處於十分緩慢的狀況。沒有一個政治上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就不可能使中國經濟得到正常、健康的發展。

第二，民國經濟的歷史表明，在華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封建地主經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是阻礙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控制了中國財政經濟命脈，他們利用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瘋狂地掠奪中國的資源，並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壓制、打擊。封建地主經濟佔有農村絕大部分土地，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造成農民生活困苦，農村經濟萎縮。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壟斷著中國主要經濟部門，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進行排斥、打擊，阻礙了中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第三，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民國時期曾得到發展，這表明代表著新的生產方式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是民國社會經濟史的重要內容，是貫穿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但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封建勢力的包圍打擊下，難以得到正常、自由的發展，最後走向衰落。歷史表明，要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是非常困難的，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第四，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建立符合中國歷史的發展，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前途是社會主義。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掠奪和封建勢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壓迫，阻礙了中國近代經濟的順利發展，因此，在中國人民進行爭取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革命鬥爭中，必須建立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來代替舊的社會經濟形態。由於中國社會經濟的落後性，不可能馬上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建立一種符合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並以發展生產力為主，為以後過渡到社會主義開闢道路的新的經濟形式，這種新的經濟形式就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只有這種由多種經濟成分構成的特殊形式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才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需要。而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由於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居於領導和支配地位，這就保證了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前途必將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三大改造

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是指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組織的對於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其意義是，標誌著我國基本上實現了把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我國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從此，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大躍進時期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儘管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要儘快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但由於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總路線提出后，黨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在大躍進過程中，出現了很多虛報產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縣，號稱一年收穫糧食12億斤。《人民日報》對這種行為進行了宣傳。依照這種報告制定的國家徵收糧食額度嚴重超出實際產量。也是導致後來災荒的主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時期

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主要比例關係長期失調，經濟管理體制更加僵化。這十年間，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國民收入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的時期。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不僅沒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差距，從而失去了一次發展機遇。

改革開放（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開始實行的改革經濟政策、對外開放的政策。改革開放包括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的對內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土地承包責任制”，拉開了我國對內改革的大幕；對外開放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中國的強國之路，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的根本性創新，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途徑，它具有自身質的規定性與基本特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於傳統的計劃經濟。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在經濟建設上逐步採取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計劃經濟模式有其自身的特徵與弊端。主要是：所有制形式日趨單一化，排斥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經濟管理的決策權集中在國家手中，企業只是嚴重依賴於上級政府的經濟實體，或者說是行政機關的附屬物。

2021年6月11日，入選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

2021年7月，榮獲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