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辭類纂》序

鼐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善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后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

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為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

於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為《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讚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為用不同者，別之為上下編雲。

論辯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類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為之也。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為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為。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偽，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為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涌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置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為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台，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眾，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附之。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為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為圬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為之傳，為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謚及死事者，不得為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謚。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后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為工耶？志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志。為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銘二之，獨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猶多，今別為下編。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為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頌讚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為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托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意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云、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薑塢：姚范，字南菁，號薑塢，1741（乾隆六年）進士。作者姚鼐是姚范之弟姚淑之子。

劉耕南：劉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方苞弟子。在桐城派古文家中，上承方苞義法理論，下開姚鼐文章精粗途轍。老、庄：老子、莊子。

賈生：指西漢文學家賈誼。

退之：唐文學家韓愈的字。

子厚：唐文學家柳宗元的字。

明允：宋文學家蘇洵的字。蘇、張之流：指蘇秦、張儀等縱橫家。

子瞻：宋文學家蘇軾的字。

年為之也：壽命限制的原故。按：柳宗元四十七歲卒。姚鼐認為由於早逝，其文未臻至境，作品中有向古人學習的形跡。

《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都是《周易》的註解、輔助讀物，從司馬遷以來，都認為是孔子所作。傳：經書的的解釋。

太史公：指司馬遷。歐陽永叔：宋文學家歐陽修。

向、歆：劉向、劉歆。漢武帝時，使劉向校中秘之書。每一書就，向輒撰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論謬，敘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歆遂總括群書，撮其指要，著為《七略》。

子政：劉向的字。

子固：宋文學家曾鞏的字。

謨誥：《尚書》中有《皋陶謨》、《康王之誥》等篇。

《春秋》內外傳：內傳即《左傳》，外傳即《國語》。

表、奏、疏、議、上書、封事：皆臣下主動提出的對時務的意見。對策：臣下就皇帝提出的關於經義、時事的問題作出的回答。

兩蘇：蘇軾、蘇轍。制舉：唐宋科舉制，有歲舉與制舉之分，歲舉是長年貢舉，制舉為皇帝自詔選拔。

書說：信叫書，當面談話叫說。《君奭》：《尚書序》認為周公、召公同為成王相，召公不滿，周公作《君奭》告召公。

贈處：《札記檀弓下》：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答后又問子路：“何以處我？”

梁王：梁惠王魏嬰。宴請諸侯於范台事見《戰國策魏策二》。擇言：選擇恰當的言詞。

三軍：周代天子六軍，大國諸侯三軍。

劉先生：指劉大櫆。

圬者：指韓愈為之作傳的泥瓦工王承福。種樹：指柳宗元為之作傳的種樹人郭橐駝。

石鼓刻文：即《石鼓文》，相傳為周宣王時作。

秦刻琅邪：秦始皇多次東巡，登臨之地都刻石紀頌統一天下的功業，《琅邪刻石》即其中之一。

茅順甫：明散文家茅坤。

張子：指北宋哲學家張載。

屈子：屈原。

《辭賦略》：當是《詩賦略》。劉歆繼其父劉向整理漢朝中央藏書，校秦《七略》，其中之一為《詩賦略》。

昭明太子：蕭統，曾編選《文選》。

漢《略》：即《七略》。

六朝：指晉、宋、齊、梁、陳、隋。

靡：纖麗少氣骨。

介甫：宋王安石。

揚子云：漢文學家揚雄。

取自中國古文總集。編者清代姚鼐。該集是桐城派散文觀點的代表選本，一度頗為流行。所選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作品為主，其前後亦選有各朝代知名作家的文章。全書文體分類達13種，收作品700多篇，共74卷。其卷首的《序目》簡要敘述了各類文體的源流及特點。成書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嘉慶時康紹庸刊刻初稿本，附有姚氏評語及圈點。1923年上海廣益書局刊 行了徐斯 異等人編撰的《 評點箋 注古文辭類纂》。清末王先謙、黎庶昌都先後編有《續古文辭類纂 》，分別為34卷、28卷。

姚鼐（1731——1815），字姬傳，一字夢谷，室名惜抱軒，世稱惜抱先生、姚惜抱，祖籍在今牛集鄉姚王集，其十世祖姚之蘭始遷居桐城城裡。鼐幼嗜學，伯父姚范授以經文，又從劉大櫆學習古文，表現出非凡的天資。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進士，授庶吉士。3年以後，散館改主事，分屬兵部；旋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后歷任山東、湖南鄉試副考官，會試同考官和刑部廣東司郎中等職。乾隆三十八年，清廷開四庫全書館，姚鼐被薦入館充纂修官。此職本應翰林方可充任，獨鼐與休寧戴東源、興化伍大椿、歙縣程晉芳等8人破格當選。《四庫全書》成，鼐乞養歸里，不入仕途，時年44歲。大學士于敏中、梁國治先後動以高官厚祿，均被辭卻。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後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南京鐘山書院，致力於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東樹、劉開、李宗傳、方績、姚瑩；上元梅宗亮、管同；宜興吳德旋；陽湖李兆洛；婁縣姚椿；新城魯九皋和他的外甥陳用光等。這些學生都是篤守師說，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對桐城派的傳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傳，自方苞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同邑劉大櫆繼之益振，傳至姚鼐則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風作韻，南極湘桂，北被燕趙”之說。歷城周書昌說：“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含今樅陽縣境）乎!”

姚鼐與創始人方苞、劉大櫆並成為“桐城三祖”。其在繼方、劉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提倡文章要“義理”、“考證"、“辭章”三者相互為用。所謂“義理”就是程朱理學；“考證”就是對古代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辭章”就是寫文章要講求文采。這些主張充實了散文的寫作內容，是對方苞“義法”，說的補充和發展。在美學上，提出用“陽剛”、“陰柔”區別文章的風格。“陽剛”僦是豪放，“陰柔"就 是婉約。兩大風格相互配合，．相互調劑，就產生出多樣的風格。同時，又發展了劉大櫆的“擬古”主張，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文章八要。學習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聲、色)，進而是重視精神(神、理、氣、味)，才能達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姚鼐著有《惜抱軒全集》，所編《古文辭類纂》風行一時，有力地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鼐對傳統文論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提出富有創見性的“陰陽剛柔說”，這對我國古代散文審美理論和風格特徵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認為，“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文章陰陽剛柔的變化，乃是作者性格、氣質、品德的表現。鼐在發展前輩的文學思想上，用陰陽剛柔這個哲學概念來解釋文章風格的來源和散文的風格特點，其中包含著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姚鼐以宋儒之學為治學之本，故指斥考據的漢學家為捨本逐末；但他也不廢棄漢儒治經之長。姚鼐“為文高簡深古，尤近歐陽修、曾鞏，其論文根極於道德，而探源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發其蘊，論者以為詞近於方，理深於劉”（《清史稿·文苑·姚鼐傳》）。其為文“以神、韻為宗”（方宗誠《桐城文錄序》)，形成一種迂徐深婉，一唱三嘆，而又耐人尋味，意蘊無窮的風格。近代學者章太炎謂之“謹”，劉師培稱之“丰韻”，都是對其文風的富於韻味、言簡意豐的高度評價。姚鼐的詩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學唐詩，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當時儼然為一大家，故後人稱“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為正宗”（程秉劍《國朝名人集題詞》）。姚鼐的書法造詣很深，包世臣推鄧石如、劉石庵及姚鼐為清代書法之冠，將姚鼐的行草書列為妙品，故姚鼐非獨特文美，其翰墨亦為世重。鼐著有《九經說》19卷、《三傳補註》3卷、《老子章義》1卷、《莊子章義》10卷、《惜抱軒文集》16卷、《文後集》12卷、《詩集》10卷、《法帖題跋》1卷、《筆記》10卷、《書錄》4卷、《尺牘》10卷、《古文辭類纂》75卷、《五七言今體詩鈔》18卷。嘉慶十五年 (1810年)，姚鼐卒於南京鐘山書院，時年85歲。嘉慶二十四年，與元配夫人張氏合葬於牛集鄉阮販村鐵門口。今墓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登泰山記》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繪泰山風雪初霽的壯麗景色。寫作特點:首先是以時間為順序，以遊蹤為線索，依次記敘了作者游泰山的歷程和所見到的景色，剪裁得體，詳略分明。桐城派主張的“雅潔"和反對“冗辭”，從這裡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