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桂學派

八桂學派（Ba-Gui School）指由長期生活和工作在“八桂”這一地域的以“壯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術群體形成的一個“地域性學派”。

廣西簡稱為“桂”，別稱八桂、桂海、廣右、嶺右、粵右、粵、粵西、西粵等。沿襲至今的廣西別稱主要有“桂”、“桂海”、“八桂”等”。

“八桂學派”這一名稱由陳吉生教授於2008年首次提出。依據他於論文中所言：“之所以將這一學術群體稱為“八桂學派”而未稱為“壯學派”，主要基於兩方面的考慮：

一是因為造就“八桂學派”的第一代學術巨擘、世稱“桂海學術泰斗”的黃現璠，生活和工作在桂林近半個世紀，而作為“八桂學派”開拓性支派的“黃派”成員大多長期生活和工作在桂林，因而可說“八桂學派”始於桂林；

二是當今研究“壯學”的國內外學者眾多，而“八桂學派”形成的主體為長期生活和工作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內的草根學者這一學術群體，他們具有的“壯學”研究優勢以及由此形成的學術傳統，或多或少與廣西區外和國外的學者有所不同。

基於這兩種理由，筆者故以“八桂學派”稱之。“八桂學派”雖然是一個“地域性學派”，但它同時兼有一定程度的“問題性學派”（即以“壯學”為研究對象）和“師承性學派”的特徵。師承性特徵在“八桂學派”的開創支派“黃派”的壯學研究中表現尤為明顯。

產生和壯大背景

人文

“八桂學派”何以最初興起於桂林？這是因為桂林具有深厚的文化教育和學術底蘊。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風景遊覽城市和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悠久，迄今為止，市區寶積山和甑皮岩 洞穴發現過多種距今約一萬年前的人類遺物。公元前214年，秦始皇開鑿靈渠溝通湘漓水系，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這是“桂林”名稱的最早起源。兩千多年來，桂林先後成為郡、州、府、縣治的所在地。自秦漢時代起，桂林便開始了與中原以至海外的頻繁交往，許多文人墨客慕名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深為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名勝美景陶醉，流連忘返，留下了眾多膾炙人口的詩篇和豐富的摩崖石刻，孕育出了桂林深厚的文化底蘊。桂林最早的“宣成書院”，便誕生於宋代景定三年（1262年）。桂林還享有山水甲天下之美譽，奇山異水自然地靈人傑，藏龍卧虎，以致文人名士輩出，代代不絕，古有趙觀文、曹唐、呂調陽、石濤、陳宏謀、陳繼昌、王鵬運、況周頤、唐景崧，近有馬君武、梁漱溟、黃現璠等。抗戰時期，桂林是西南大後方，大批學者名流彙集桂林，又為這座傳統的歷史文化名城增色添彩不少。民國時期建立的廣西第一所國立大學“廣西大學”便設在桂林，李四光、陳寅恪、黃現璠、李達、陳望道、王力、陳煥庸、千家駒等一大批名師先後在“廣西大學”弘文勵教。而“八桂學派”領袖黃現璠終身紮根桂林，曾相繼在廣西大學、國立桂林師範學院、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執教近半個世紀，桃李滿門，正所謂“著名教育家……黃現璠先生終身致力於教育事業，為培養國家民族棟樑人才不遺餘力，桃李天下。”如此豐富多彩的人文背景以及黃現璠“授教解惑時所表現出的那種不以權威自居，對後學誨人不倦、循循善誘、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大師風範”，無疑為“黃門”弟子云集以致“八桂學派”最初形成於桂林創造了有力條件。這就可以理解：出生桂林的馬君武博士作為“一代宗師”（周恩來評語）之所以在教育界能與蔡元培同享“北蔡南馬”的盛譽；祖籍為桂林人的梁漱溟之所以能成為現代“新儒家學派”的祖師爺；近半個世紀生活和工作在桂林的黃現璠之所以能成為當代“無奴派”和“八桂學派”的一代導師。

民族平等

由於“八桂學派”是一個以研究少數民族為中心的地域性學派，它的形成必然又以“中華民族平等關係”的形成和確立為前提條件。正如黃現璠明確指出：“少數民族各自擁有悠久的歷史，各自擁有不同的民風習俗，各自擁有規範化的語言，各自擁有宗教信仰，各自擁有獨創的社會組織形式，各自擁有順其自然的生活方式，各自擁有獨具一格的文化藝術，這些皆為與眾不同的“民族文化”，但歷史上則一直被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文明人”在所謂“文明”的主觀定義下和“大民族中心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當作了“原始的”或“未開化的”或“野蠻的”產物，以致少數民族文化的擁有者被“優等人”視為象徵人類文明進化初級階段而需要“改良的人種”及其“同化的對象”……令人可喜的是新中國成立后，在黨中央英明正確的民族方針和民族平等政策的光輝照耀下，中華各族人民終於翻身當家作主。隨著中央人民政府制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全面實施……中華各民族之間一律平等、相互團結、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關係初步形成，公開站在少數民族立場上講話和展開論述始成為可能。”

從意識形態背景上看，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確立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繁榮的光輝民族政策，無疑又是“壯學”研究得以逐步展開以致“八桂學派”能夠大膽突破傳統大民族中心主義觀念而得以“破土而出”的前提條件。

民族學健康發展

在建國后“國家正確的民族方針和民族平等政策”全面實施的良好政治背景下，中國民族學研究長期以來總體趨勢上得以健康的發展。特別是上個世紀50年代全國廣泛圍內少數民族調查、識別和研究工作的蓬勃興盛，使得民族學界對少數民族研究的情熱如日中天，以致少數民族研究的成果層出疊見。建國后形成的這種民族學研究健康發展的學術背景，又為“八桂學派”的脫穎而出創造了良好的學術條件。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我國學術事業日益繁榮，呈現出一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新氣象，特別是壯學領域，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令人矚目。壯學研究雖在總體規模上尚不能與漢學同日而語，但在形式上開始與漢學齊頭並進，逐步走向世界，表明中國學術已走入多元化格局的新時代。”這種改革開放新時代逐步造就的國泰民安良好國勢的背景，顯然又是促進“八桂學派”蒸蒸日上壯大發展的必然條件。

自我覺醒

在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學術環境和改革開放等形勢一片大好的時代背景這一土壤上，生長出“八桂學派”這朵香飄八桂的絢麗“桂花”，自然順理成章。當然，“八桂學派”作為一個以研究少數民族為對象的地域性學派，它的形成必然又與學派內的導師和主將對振興廣西少數民族的自覺意識以及身體力行地積極參與到民族文化教育和學術建設事業的火熱激情與躬身實踐關係密切。正如世所公認的“壯學宗師”黃現璠“嘗言：‘壯族若要立於世界優秀民族之林，當以推動廣西民族文化教育事業、啟發壯人民族憂患意識、提高壯民文化素質和凝聚力為要，而此尤需吾輩努力。’”為此，黃現璠自二十世紀20年代便開始了對中華民族的思索，40年代后他又開始積極投入到了少數民族的調查和研究中。新中國成立后，黃現璠相繼參加了“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廣西分團和“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的領導工作。50年代中期他以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和廣西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的身份頻繁深入到廣西各少數民族地區宣傳政府的民族政策和進行調研，陸續寫出了一些民族史研究上具有開拓性的重要論文和著作。他還積極籌建了“桂僮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文教局歷史文物調查工作組”，“策劃成立‘少數民族聯誼會’，倡議建制‘壯族大學’，擬定‘壯族史研究學會’設立草案”，同時為宣傳黨和政府制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方針到處奔波；為發展桂西生 產事業和廣西文化教育不斷獻計獻策。這從1957年元月3日黃現璠教授與門生張一民、覃樹冠、陸恆明等師院教師聯名給時任中共廣西省委書記的陳漫遠等人寫的信中以及他當年出席全國人大時的大會發言中可見一斑。1957年6月底，黃現璠赴京出席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期間，7月5日，胡耀邦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執行主席之一主持了當天會議。國務院副總理“烏蘭夫作報告以後，會議進行大會討論。今天發言的有：郭沫若、黃現璠、陳經畲、張泗洲、賽福鼎、冷遹、吳若安、劉文輝、李賦都、秦仁昌、程士范、許德珩、王祝晨等十三人。黃現璠就廣西生產事業和文化教育提出了一些意見。他說，桂西僮族地區礦產特別豐富，有色金屬、黑色金屬、稀有金屬和非金屬礦產分佈很廣。而桂西一帶地廣人稀，可以利用的土地很多，對發展經濟作物、土特產、畜牧和森林等事業有很好的地理條件，若政府予以重視、投資，把這些曠地和礦藏逐步開發利用起來，不獨可以改善僮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狀況，而且有利於祖國社會主義建設。黃現璠還建議恢復廣西大學，注意發展少數民族居住地區的文教事業。”這一切皆為黃現璠對振興廣西經濟和民族文化教育事業的自覺意識和全力以赴地進行社會實踐的外在表現。而這種“外在表現”反映的不僅僅是他個人為振興廣西各民族文化教育事業的一廂心愿和個體實踐，從壯學和“八桂學派”不斷壯大發展的成長史上看，八桂地區廣大壯、漢、瑤、苗等各民族學者專家為振興廣西民族文教、經濟和學術事業出謀劃策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學術實踐，顯然反映出振興廣西民族文化教育學術事業是廣西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這種“共同心愿”體現出的自我覺醒的“全體意志”以及親歷躬為的學術實踐日益興盛的背景，可說又是孕育“八桂學派”形成和茁壯成長的催生劑。

“八桂學派”的開拓性學術群體，當屬黃派。即一般認為，“八桂學派”的形成以黃派的形成為其標誌。黃現璠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便開始了民族思索，曾向先賢梁啟超請教過民族問題，又與北師大老師王桐齡經常在一起熱心討論中華民族史問題，受益良多。1943年後他便開始了少 數民族調查研究，相繼組織過“黔桂邊區考察團”和“黔南邊民考察團”，任團長，帶團深入到廣西義寧、龍勝、三江等縣和貴州榕江縣大有鄉一帶考察壯、侗、苗、水、瑤等少數民族生活，調查當地少數民族教育、文化、生活、習俗和婚姻狀況和收集史料。1951年6月，黃現璠參加中央民族訪問團，任廣西分團副團長，與團長費孝通等一行，深入廣西少數民族地區慰問，了解壯族在廣西的分佈及社會狀況。1953年6月，黃現璠接受桂西僮族自治區人民政府的委託，在廣西大學抽調本校熱心民族工作的黃國安、沈建尊、譚石浙、王天眷、黃耀坤、李總平、劉永裕、屈治平、王少聊、黃秉榮、韋光前、黎國軸等12人組建了“桂西僮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文教局歷史文物調查工作組”。隨後，他帶領調查組深入到了桂西壯族自治區轄地的南丹、天峨、河池、羅城、忻城等5個縣，先後訪問調查了白褲瑤、背簍瑤、毛難族、苗族、紅苗、壯族、水家族、仫佬族等少數民族，整個調查工作歷時1個多月，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並將其中的一部分整理成《羅城、河池縣少數民族情況調查報告》，呈報桂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為桂西壯族自治區制定各少數民族經濟、文化及教育事業發展規劃的重要參考資料。跟隨黃現璠進行這次調查的這些組員，大多數都是他的學生，他們後來大多成為了廣西各高等院校的教授。在黃現璠的民族思想和言傳身教影響下，他們當中不少人開始了民族學研究，尤以黃派老帥黎國軸教授於壯學研究上的成就突出。1956年8月，黃現璠受全國人大民委之託，參與組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任副組長，實際 負責全組工作，領導開展了廣西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數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的調查。黃現璠以年近花甲之齡，在交通條件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帶領調查組成員，爬山涉水，歷盡艱辛，深入廣西崇左、龍州、憑祥、天等、德保、大新等地的壯族鄉村進行調查訪問，收集了一大批珍貴資料，為開展對壯族社會歷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隨著壯族社會的發展與變遷，這些資料彌顯珍貴，直到現在，仍然是壯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當時跟隨黃現璠從事調查工作的部分成員，後來成了廣西民族研究所的基本力量。所以說，這些有組織的大規模的調查工作，既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珍貴資料，也培養了人材，為廣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後來壯學研究的發展創造了條件。調查結束后，黃現璠將其中一部分整理出10多萬字的調查報告，并力陳將廣西省改為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必要性，從理論上為廣西的民族區域自治規劃提供了依據。1956年，黃現璠在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后，就壯族問題徵求周恩來總理的

意見。在周總理的啟發和鼓勵下，開始編著《廣西僮族簡史》，並於翌年出版。這一開拓性的研究成果，不僅填補了壯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為宣傳壯族，讓世人了解壯族，確立壯族的歷史地位，爭取民族的自治權利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建立，都具有積極的意義。正如“黃門”老帥張一民教授指出：“黃教授對學生都是循循善誘，教而不倦。同時，他深明身教重於言教的道理，十分注意以身作則，也很能以身作則。凡是要求學生做的，他首先自己做到。他常常教育學生為人要正直，要勤奮，要艱苦樸素。他自己正是這樣做的。因此，學生們都很信服，對他都十分敬佩。黃教授在獎掖後學方面，更是費盡苦心，不遺餘力。1956年他擔任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負責人時，有意挑選那些有一定學識、願意從事民族工作的青年，特別是少數民族青年作為組員。有的還被指定為調查小組的組長，以便在調查實踐中進行培養。對於組員和小組長，除教以工作方法和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外，還鼓勵他們大膽去干，使他們在工作中得到鍛煉，得到提高。廣西師大歷史系教授粟冠昌（壯）、廣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員李干芬（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王昭武（漢）等人，就是黃教授當年挑選為組員的，其中粟、王兩人還被指定為小組長。”“在他培養下的青年教師和學生，許多人後來都成為歷史學專家和高校教授。”

在黃現璠領導的一系列少數民族調查過程中，他一邊向組員傳授自 己的民族調查經驗和民族學研究方法，一邊傳播馬列主義的“民族平等思想”，從而影響了他的一些學生後來逐步走上了民族學或人類學研究的道路，“黃派”隨之脫穎而出。1957年大鳴大放期間，為了增進各民族師生之間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團結，黃現璠在廣西師院策劃成立“少數民族聯誼會”。當時參與策劃的人員便有黃現璠的學生、黃派老帥張一民、覃樹冠教授（兩人時任講師），兩者後來都走上了民族學和地方史研究的道路。由此可見，黃派這一學術群體的形成是一個不斷壯大發展的過程，表現為在黃現璠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下，他的學生、私淑弟子和助手在民族學和“壯學”研究過程中對黃現璠民族思想和民族史觀的部分繼承與發展以及由此派內成員逐步增多和形成了共同的學術傳統這樣一個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反映在黃派的日益壯大中，而且還體現在黃派這一學術群體於建國后的壯學研究中不斷推出的開拓性研究成果中，以致影響廣泛，不僅為“八桂學派”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八桂學派”其他支派的形成，最終成就了當今“八桂學派”的壯大規模。

從“八桂學派”的形成和發展階段以及學派成員對壯學研究主題的側重面而言，一般分為“黃派”、“覃派”、“壯醫藥派”、“文藝派”、“科技派”等支派或流派。

黃派

八桂學派形成於20世紀50年代，開派領袖為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的黃現璠（1899～1982）。該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為黃現璠及其弟子黃增慶、張一民、粟冠昌、歐陽若修、李干芬、黎國軸，即“黃門六老帥”。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黃派”，它是指以黃現璠為代表而形成的以研究壯族歷史、人物、文藝、考古和教育為對象的“八桂學派”的一個支派或流派，成員包括黃 派宗師黃現璠和“黃門十八賢”，即黃現璠的學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計有黃增慶、張一民、粟冠昌、周宗賢、李干芬、黎國軸、覃樹冠、蕭澤昌、黃偉城、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龍群、玉時階、龔永輝、覃德清等18人，皆為新中國成立后廣西學術界的資深教授、研究員或學科帶頭人，大多在壯學研究的逐步興盛過程中取得了開拓性的學術成就。“黃派”的學術活動中心以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為主，成員大多為廣西師範學院教授。除此之外，還有廣西博物館、柳州博物館、桂林市博物館、廣西民族研究所和廣西民族學院（現廣西民族大學）的教授或研究員，可謂涉及面廣，影響廣泛。“黃派”作為“八桂學派”的開拓支派，它的的形成，即標誌著“八桂學派”的形成。

“八桂學派”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達到一個高潮，規模迅速擴大，形成了數支推動“八桂學派”壯大發展的主力軍，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有黃派成員周作秋、黃紹清、何龍群、覃德清以及“覃派”三劍客、“壯醫藥派”羅家安、班秀文、覃保霖、王鑒鈞、龍玉干、黃瑾明、黃漢儒和“文藝派”藍鴻恩、黃勇剎、韋其麟、莎紅、潘其旭等人。

覃派

覃派形成於20世紀90年代，指以廣西民族研究所“三覃”（覃乃昌、覃彩鑾、覃聖敏）為代表而形成的一個以研究壯學歷史和文化為中心的“八桂學派”的一個支派或流派。“覃派”的學術活動中心主要在廣西民族研究所，同時波及到廣西師範大學和廣西民族大學。“覃派”屬繼“黃派”之後較有成就的“八桂學派”的一個支派，派中“三劍客”覃乃昌、覃彩鑾、覃聖敏為壯學研究的新一代領軍人物，為推動八桂學派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而白耀天、邵志忠等廣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員皆可歸為覃派成員。從廣義上而言，覃派亦可稱為民研派。

壯醫藥派

壯醫藥派形成於20世紀90年代，指由一群以研究壯族醫學為中心的壯醫學者形成的“八桂學派”的一個支派或流派，代表人物有羅家安、班秀文、覃保霖、王鑒鈞、龍玉干、黃瑾明、黃漢儒、黃老五、蘇漢良、黃尚勛、岑利族、黃燮才、黃正雄、韋金育、劉智生、牙廷藝、龐聲航、黃冬玲、龐宇舟、趙作錦、鐘鳴等人。“壯醫藥派”的學術活動中心主要在廣西中醫學院壯醫藥研究所和壯醫藥學院、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廣西壯醫醫院、柳州地區民族醫藥研究所、廣西靖西壯醫藥學校和桂林市壯醫研究所。派中成員羅家安、班秀文、覃保霖、王鑒鈞、龍玉干、黃瑾明、黃漢儒屬“八桂學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而其他成員可以看作是“八桂學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

文藝派

文藝派形成於20世紀90年代，指由一群以研究壯族文化和藝術為中心的廣西學者形成的“八桂學派”的一個支派或流派，代表人物有藍鴻恩、黃勇剎、韋其麟、莎紅、潘其旭、鄭超雄、覃國生、韋蘇文、范西姆、農冠品、農學冠、丘振聲、黃桂秋、廖明君、李富強、謝崇安、陸君田等人。文藝派的學術活動中心主要在廣西文聯、廣西師範大學、廣西民間文藝研究會、廣西社會科學院壯學研究中心、廣西民族大學壯學研究中心、廣西民間藝術家協會、廣西藝術研究院。

院派形成於20世紀90年代，指由一群以研究壯族歷史、文化、考古、經濟和科技為中心的學者形成的“八桂學派”的一個支派或流派，代表人物有蔣廷瑜、范宏貴、萬輔彬、黃成授、蕭永孜、覃高積、黃雄鷹、覃尚文、黃興球、黃家信、李甫春、黃潤柏、韋順莉、金莉等教授。由於這些代表學者長期生活在廣西壯族自治區以及分別工作在廣西各大專院校、博物館和科研機構，屬草根學者，皆有突出的壯族研究成果，又不便歸類為“八桂學派”的上列支派，故以院派稱之。

倡導民族平等

黃現璠提出一些大體上以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思想和觀點為依據，或與之相接近的論點，來批判中國歷史學和民族學研究長期存在的“正統史觀”和“大民族主義觀”；他明確 指出：“民族問題的實質，根源於民族不平等。歷史上的民族不平等是製造民族矛盾和影響民族團結的直接罪魁禍首。”“封建社會‘御用史家’一貫熱心宣揚的那種所謂‘主體民族優等論’所體現出的‘狹隘大民族中心觀’和‘專制話語霸權’，完全與‘西方中心觀’如出一轍，同為一丘之貉，流毒至深至遠，極大地有損於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的團結和諧，學術界應該齊心協力，徹底加以批判肅清。”同時反覆重申：評價民族歷史人物“要勇敢地破除正統的歷史觀和大民族主義觀點，把歷史上各個民族置於平等的地位來看待，我們才能得出比較公正的結論。”黃現璠立足於這種思想觀點和立場上展開的“壯學”研究，排除了傳統封建意識的大民族主義中心思想的干擾，實現了建國后黨中央和人民政府推行的“中華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政策和方針在現實民族研究和實踐工作中的最初轉化。而建國后最早站在少數民族立場上對壯族展開全面系統論述的黃現璠著《廣西僮族簡史》一書，正是這種最初轉化的代表性標誌。由此奠定了八桂學派共同持有的“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基礎。

倡導文化平等

歷史上則一直被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文明人’在所謂‘文明’的主觀定義下和‘大民族中心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當作了‘原始的’或‘未開化的’或‘野蠻的’產物，以致少數民族文化的擁有者被‘優等人’視為象徵人類文明進化初級階段而需要‘改良的人種’及其‘同化的對象’。”同時認為：“民國時期的學術界和意識形態長期站在“大民族中心主義”觀念一邊，這就使得中國學術界喪失了，而且是長期喪失了對中華民族組成部分的少數民族歷史和文化進行客觀研究的社會與文化背景以及學術研究客觀求實的公正立場”。同時認為“文化本位主義是文化專制主義的溫床，而文化專制又是歷代封建王朝實行民族壓迫政策的思想武器，互為因果。”“在一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國家所有意欲建設‘文化共同體’的企圖，無異於‘黃粱美夢’。”從而主張：民族學研究要樹立“文明精神”和“科學態度”，樹立各民族文化平等的思想，由此奠定了八桂學派一致認同“文化多元主義”的思想基礎。

反規律至上論

黃現璠認為：“學術主張，理應百家爭鳴，不能隨便戴上違反馬列主義或不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高帽。看過馬克思著作的，首先應該認同這一點，始好討論問題。”公開反對將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公式化和“規律至上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在對中國民族歷史具體問題的研究中體現出五個“破除”和三個“確立”的特徵：一，破除教條主義的局限；二，破除“規律至上論”的主觀論；三，破除學術研究“公式化”的格局；四，在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的古史研究中破除“唯我獨革”、“唯我獨尊”的“一言堂”定式；五，破除中國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長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觀”或“歐洲中心觀”。由此破舊立新，在這五個“破除”的基礎上確立了三個嶄新的學術史觀：一，跳出教條主義思維的陷阱，確立中國古代史新體系思維觀；二，走出“西方中心觀”思維誤區；確立學術研究“中國中心觀”；三，擺脫“五種形態論”束縛，確立“社會形態發展跳躍論”或“跨越論”史觀。正如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傑弗理·G·巴羅明確指出：“由於對馬恩著作的理解混亂和解釋不清，對這個地區的傳統的中國解釋仍使人表示懷疑。傳統看法認為：壯族在宋以前屬奴隸社會，因而不可能建立國家，只是後來由於與大漢族的關係即被拖進封建社會。黃現璠，這位公認的壯族歷史學家、歷史系教授雄辯地論證了一個曾多次遭到詰責的觀點：傳統解釋不符合壯族社會。”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冢田誠之教授同樣指出“黃氏（指黃現璠——筆者按）認為壯族社會的發展階段系從氏族社會直接進入初期封建社會，轉折起點始於唐宋時代，從而掀起了圍繞古代壯族社會性質的論爭。他主張原始氏族部落未經過奴隸社會而直接進入了封建社會。”以致黃現璠又被史學界推尊為中國當代無奴派導師，他旗幟鮮明地與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有奴派”展開了分庭抗禮。同時，黃現璠提出的“壯族土著說”、“儂智高起兵反宋正義說”、“銅鼓文化壯人建立說”等史觀，皆為八桂學派宗之，由此奠定了八桂學派“民族史觀”的基本立場。

倡導理論與實際結合

黃現璠認為“盲目拿西方民族理論進行不合國情的“本土化”實踐，只能是削足適履。”主張將馬克思民族平等思想與壯族歷史文化的客觀實際結合起來展開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研究。由此奠定了八桂學派主張將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研究壯學的思維基礎。

黃現璠在對壯族歷史文化進行全面系統研究中得出的大量事實，已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思索”或“主張”，而是嘗試藉助於論述壯族歷史和人物時所彙集而來的歷史、社會、政治、文化、制度等零散的素材來喚醒民族意識，重新建立一種科學化的思維體系——壯人看待民族和世界的哲學觀念。換言之，這種民族意識便是黃現璠主張的“壯族若要立於世界優秀民族之林，當以推動廣西民族文化教育事業，啟發壯人民族憂患意識，提高壯民文化素質和凝聚力為要，而此尤需吾輩努力。”這種觀念便是壯人重新認識人與人、群體與群體、民族與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觀念。這種民族自覺意識意味著黃現璠發現了“自我”，進而為一門新學問或新學科確立了一個歷史“起點”，為傳統的“文化”或“文明”定義進行了重新界定，為一種民族精神升華創造了無限的歷史“機遇”。而任何“發現自我”的民族意識和思維，無疑為構築本土化民族學理論提供了最高智慧的思想啟迪，顯然超越了那些沉迷和醉心於不斷引進和喜言西方民族學、人類學理論又頂禮膜拜的思想觀念體系。反映出黃現璠是一位在自己的時代喚醒壯人覺醒和使命感的啟蒙智者，為壯族“發現自我”重構了一種全新的歷史意識和民族意識。他的這種強烈民族意識，影響深遠，由此奠定了八桂學派擁有的濃郁“民族意識”和“自我覺醒”特點。

重視開拓創新

“為學貴自辟，勿依門戶側”為黃現璠一生治學最顯著的特點。這一特點貫穿他生涯治學的始終，從而孕育出的開拓創新成果層出不窮，由此深深影響到黃門弟子和八桂學派後起之秀的治學風格，使得重視開拓創新成為了八桂學派最突出的治學特點。

黃現璠認為：“凡研究一事一物，欲得其完全的知識，不外三種方法：第一，科學研究法；第二，哲學研究法：第三，歷史研究法。第一為事物‘當然’的研究。第二為‘所以然’的研究。第三則兼此二者，不獨為事物‘當然’的研究，且為事物‘所以然’的追求，以明其演進次序。”因而他在繼承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基礎上推陳出新，開創出獨具一格的“黃氏三重證據法”，即將考古史料（實物和文字）、文獻史料、民族學史料（不包括田野調查所得古文書和民間古遺物，僅指口述史料）三重證據結合起來用以研究和考證中華民族古史及其文化的一種新治史法。這一“黃氏三重證據法”為八桂學派所繼承。

重視田野調查

黃現璠在對民族學研究的過程中，十分重視田野調查。1943年8月，他組織“黔桂邊區考察團”，任團長；1945年4月，又組織“黔南邊民考察團”，任團長，多次帶隊深入黔桂兩省少數民族地區展開廣泛的學術調查活動，成為我國現代少數民族田野調查先驅之一。1951年6月任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廣西分團副團長（團長費孝通），深入廣西少數民族地區慰問和調查。1952年3月，帶領助手前往都安、東蘭、南丹一帶調查；同年夏，到扶綏隴羅（今扶綏東羅）、崇左、德保、靖西一帶從事田野調查，收集土司遺存文物史料、吳凌雲父子反清起義史料和儂智高起義史料。1953年6月，在廣西大學組建“桂西僮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文教局歷史文物調查工作組”，任組長，帶領調查組成員深入南丹、天峨、河池、羅城、忻城等地，先後訪問調查了瑤族、毛難族、苗族、壯族、仫佬族等少數民族，收集到大量文物和史料。1954年3月，到貴縣一帶進行實地調查，了解壯族在貴縣的分佈以及收集黃鼎鳳鬧革命歷史資料和太平天國起義革命史料。1956年4月，赴武鳴、上林、賓陽、貴縣、來賓和桂平等縣深入鄉村和山區進行實地調查，了解壯族在這些縣的分佈情況和收集太平天國和黃鼎鳳、李錦貴等人反清起義的革命史料。同年8月，參與組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任副組長兼壯族組組長，實際負責全組學術調查工作，領導開展了廣西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數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的調查，帶隊深入到桂西壯族自治州所轄5專區、2市、52縣、1自治區等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了廣泛圍的社會歷史調查和收集史科，收集到一大批珍貴史料，為壯族社會歷史文化的全方位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為廣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後來壯學研究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正如識者指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民族識別三個階段的工作里，費孝通、黃現璠、夏康農……等20世紀中國人類學界和民族學界的名家以及大批學者、民族工作者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正是基於全國民族識別工作的研究成果，國務院先後公布了中國共有55個少數民族，加上漢族總共56個民族。通過科學研究和民族自願原則決定民族成分，成為中國民族研究工作的創舉，同時也引起了國際民族學界的廣泛注意，得到很高的評價。”“這便是民族學界人士譽稱黃老為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的緣由。”由此奠定了八桂學派十分重視田野調查的學術基礎。

本土化多樣研究法

由於八桂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絕大多數為壯族人，他們皆接受過現代高等教育，大都在高等院校和科研 機構長期從事教育和民族科研工作，因而他們擁有的學問整體研究水平非同凡響。特別是學派領袖黃現璠，曾在北京師範大學就讀九年，又在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留學數年，學貫中西，具有深厚的歷史學和古文字學造詣。

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安德魯·斯特拉森說過：“每個人類學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歷史學家。”由於人類學與民族學於某些方面有相通之處，因而這句話對黃現璠而言再恰當不過。同時，事實證明：一位優秀的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語言學家。而黃現璠精通英語、日語、漢語、壯語、瑤話、侗學和甲骨文、金文，語言文字水平出眾。

這為他善於將“史志結合”（歷史文獻與民族志田野調查資料的結合）、“文史志結合”（考古文物與歷史文獻和民族志的結合）、“文史詩結合”（考古文物與歷史文獻和神話史詩結合）、“語史結合”（壯語與歷史文獻的結合）等多樣研究方法運用於壯學研究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為黃現璠勇於突破傳統大民族中心主義史觀的蕃籬，克服借用西方現代民族學、人類學理論時難免存在的一些偏見弊端，大膽地將馬列主義民族理論與壯族的歷史文化有機地進行“本土化”結合，提供了去偽存真的科學認識基礎。

在黃現璠長年累月的民族研究和調查實踐工作中，他逐步模索出了一套適合壯學發展的科學化綜合研究方法，這就是將馬列主義民族理論指導思想、壯族固有的歷史、文化、語言與漢文古籍融會貫通，注重運用民族志和田野調查資料、考古學的文物史料、本民族固有的壯語和古壯字以及歷史文獻等綜合研究手段，結合現代哲學、歷史學、地理學、語言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人口學、考古學、宗教學、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壯族展開多維性研究。

這種“本土化綜合研究方法”在黃現璠的開拓性論著《廣西僮族簡史》、《儂智高起兵反宋是正義的戰爭》、《土司制度在桂西》、《僮族女將瓦氏領兵抗倭》、《儂智高》、《壯族通史》中皆有突出體現。這種研究法既克服了西方傳統人類學或民族學通常只注重民族志的田野調查資料而不運用歷史文獻的相對單一的研究方法弊端，同時還克服和解決了中國傳統民族學研究大多站在大民族中心主義同化立場而出現的“一邊倒”史觀及其論述以及過於偏重歷史文獻與民族志的田野調查資料而忽視考古新成果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研究等方法上難免的局限和缺陷。黃現璠首創的這一本土化多樣研究法，為八桂學派繼承和發揚光大。

八桂學派的薄弱環節是發展到現階段尚未能建立起一個完整系統的民族學理論體系。這並不是這一學派缺乏構築完整系統民族學理論體系的學者，而是受到時代環境制限。黃現璠生前曾提出“中華民族多體一元論”，以抗衡他反對的民族“混合論”和“多元一體論”，但他的這一研究尚未見諸於世。即便今後黃現璠提出的“中華民族多體一元論”被整理出來，是否能作為指導八桂學派今後發展的系統化民族學理論尚難以予料。

1、從多學科上證明了壯族這一土著民族從舊石器時代至今一脈相傳的古老系譜。

2、確立了壯族史的基本脈絡，建構了壯族歷史文化大系，將壯族文明史提早到距今4000多年前。

3、為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成立提供了史料參考。

4、建立了壯學這門學科及其研究體系，將壯學中的部分研究課題引入了大學正規教育課程。

5、創立了壯族拉丁文字，對壯族古籍進行了大量整理和編定工作，完成了《壯語地名選集》、《古壯字字典》、《壯語詞典》、《布洛陀經詩譯註》、《壯族百科詞典》（約200萬字）、《壯族民歌古籍集成》、《壯族麽經布洛陀影印譯註》（8卷，500萬字）、《壯泰民族傳統文化比較研究》（5卷，約300萬字，為壯族學者與泰國學者歷時13年通力合作的研究成果）的編輯出版工作。

6、提出了壯族“大石鏟文化”、“布洛陀文化”（即神話文化）、“波乜文化”（即原始信仰文化）、“那文化”（即稻作文化）、“銅鼓文化”（即青銅文化）、“干欄文化”（即居住文化）、“圖騰文化”、“諾雞文化”（即原始宗教文化）、“麽文化”（即原始麽教文化）、“篩文化”（師公文化）、“僚歌文化”（即壯歌文化）、“蛙婆文化”（即歌謠文化）、“圩蓬文化”或“航端文化”（即歌圩文化）、“岜萊文化”（即花山崖壁畫藝術文化）、“壯錦文化”、“壯劇文化”、“依託文化”（即古醫藥文化）、“盤古文化”、“紅水河文化”、“左江文化”、“右江文化”、“劉三姐文化”等重要概念，建構了這些文化體系，提出“壯族地區早在距今9000多年以前就出現了原始的稻作農業，成為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之一”的新觀點，解明了壯族“那文化”對華南以及東南亞地區作出的傑出貢獻。同時有力推動和促進了現代“布洛陀文化”、“銅鼓文化”、“僚歌文化”、“蛙婆文化”、“歌圩文化”、“劉三姐文化”的發展。

7、解明了壯族從氏族部落開始沿續了數千年的“都老制”社會組織形態和封建社會時期“土司制度”的社會組織形態。梳理了壯族教育史的脈絡。對壯族歷史人物展開了全面深入研究。

8、相繼成立了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廣西民族學院民族研究室、廣西民族研究所、廣西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后改為廣西民族學院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廣西師範學院（今廣西師範大學）地方民族史研究所、南寧師範學院（今廣西師範學院）民族民間文學研究所（后改為民族民間文化研究所）、廣西藝術研究所（后改為廣西民族文化藝術研究院）、廣西藝術學院民族藝術研究所、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廣西中醫學院壯醫研究所、廣西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辦公室、廣西大學民族研究所、廣西社會科學院壯學研究中心、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黨校民族研究所、右江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廣西民族大學壯學研究中心、廣西師範大學壯學研究所等科研機構和學術團體廣西壯學學會。這些科研機構主要從事壯族研究，繁榮“壯學”和推動八桂學派的壯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9、提出了民族區域自治理論。

10、實施了壯泰傳統文化比較研究”國際合作項目，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得出了壯泰民族“同源異流”的共識。

11、初步建立了壯醫藥理論體系，構築了科學化的壯族醫學（又稱壯醫學），將療效獨特的壯醫藥線點灸療法推向世界。

12、建立了壯族博物館。

13、致力壯族民間文藝的挖掘、整理和發展，致力保護壯族非物質文化遺產。

據統計，從20世紀50年代到世紀末，國內公開出版的八桂學派成員著作多達近百餘部。除此之外，發表的論文已達500多篇。八桂學派成員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涉及壯族的起源、社會發展史、語言文字、古崖畫、青銅器、銅鼓文化、壯語地名、壯族宗教信仰、壯族哲學思想、倫理道德、民間文學藝術、音樂舞蹈、壯族醫藥、壯族風俗、壯族經濟史、壯族教育史、壯族體質人類學、壯族與周邊民族關係等領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黃現璠多次領導開展的廣泛圍少數民族調查及其研究為壯學的萌芽、確立奠定了史料和研究基礎，進而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又為八桂學派的發展與繁榮奠定了學科方法論的基礎。學派部分著作內容簡介和評價

1.《廣西僮族簡史》（黃現璠著）

本書雖說是“簡史”，但論述的範圍極為廣泛，內容涉及到壯族的分佈和起源、社會組織、革命鬥爭史、生產、衣食住、婚喪習俗、文化藝術、語言文字、教育等。其中論述到新中國成立后壯族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和各項事業有所發展等方面的篇幅較多。這種新模式與後來由《壯族簡史》編寫組編寫的《壯族簡史》（1963年初稿，1980年正式出版）比較而言，雖然兩書細節上稍有差別，但顯而易見，《壯族簡史》的體例大體上繼承著《廣西僮族簡史》的新模式。黃氏於《廣西僮族簡史》中論及的“原始亂婚”、“對偶婚”、“單婚”等，援引的是摩爾根《古代社會》中單系進化的婚姻和家庭形態觀點。同時，他對壯族婚姻習俗中“不落夫家”的解釋，同樣屬摩爾根的單系進化論一路。可見黃氏早年就已意識到社會的發展階段並非是按照馬列主義的模式進行。《廣西僮族簡史》具有的以上特點，幾乎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民族志（不是所有）中大都難得一見。由此而言，《廣西僮族簡史》無疑屬社會主義制度下民族志記述新模式的開山之作。

2.《壯族通史》（黃現璠等編著）

本書“以豐富充實的史料為佐證，詳盡地論述了壯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紹了壯族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發展狀況。它是目前我國第一部壯族通史，本書豐富了我國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成果，也為壯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較新較全的資料，是不可多得的參考書。”“《壯族通史》被我國史學界推為最具開創性、科學性和學術理論價值的經典巨作。”“本書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史料積累價值和深切的現實意義。從開創性而言，可臚為四：一、全面、系統地發掘和整理了壯族史料。本書最突出、最鮮明的特點是廣徵博引，史論結合，平實不虛，從實立論……。二、首次創造性地將壯族研究提升到民族史論的高度。本書對壯族形成的歷史概況、發展脈絡和總體特徵都作了理論性的概括和總結，並注重以史帶論與史論統一的學術性和科學性，從而將壯族史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成為一個獨立研究的新領域……。三、開創了自成格局、規模恢宏、堪足傳世的大型民族通史的寫作先例。本書自成一體．高起點，高品位，是研究壯族歷史的獨創之作……。四、旗幟鮮明地以“宜合不宜分”的民族大團結觀點貫串始終。

3.《壯族人口》（蕭永孜著）

本書對壯族人口的歷史演變及其特點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是一部“拓荒之作”，“開創了民族人口研究的先河”。

4.《壯族體質人類學研究》（李富強、朱芳武著）

本書對壯族的體質特徵及其與史前人類的關係進行了比較全面系統的論述。它以翔實的材料和嚴謹的論證，說明壯族是我國嶺南的土著民族，其在血緣上與傣、泰、黎、侗等民族有密切的聯繫。

5.《壯族百科辭典》

由500多名專家學者共同編纂出版的《壯族百科辭典》，分22 個門類，以宏大的篇幅，全面、系統地展示了壯族的歷史沿革、地理環境、經濟發展、社會形態、文化特質和現代生活風貌，它綜合地反映了壯學研究的成果，是研究和了解壯族的重要工具書。

6.《右江流域壯族經濟史稿》（楊業興、黃雄鷹主編）

本書是我國少數民族經濟史研究，其內容豐富，選題精當，重視第一手材料的收集和分析，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7.《壯族稻作農業史》（覃乃昌著）

本書是第一部全面系統論述壯族及其同源的壯侗語族民族稻作農業史的著作，它首次運用民族學與考古學、歷史學、遺傳學、語言文化學等多學科綜合研究方法，以大量的資料論證了華南——珠江流域是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之一，華南——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族——壯族及其同源的民族是這一地區稻作文明的創造者以及壯族農業發展的歷史，填補了我國農業史和民族史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同時為發展廣西的現代農業提供了歷史借鑒。

8.《壯族醫學史》（黃漢儒等編著）

本書是壯族人民第一本系統地總結壯族醫藥史的專著。壯族醫藥的起源、形成與發展，經歷了漫漫數千年的歷史，而對壯族醫藥的系統總結，這還是第一次。因此，誠如著名民族醫藥研究專家蔡景峰教授在該書作序中寫道：“對壯族醫藥的系統總結，這還是第一次。在壯醫藥的發展史上，它是一塊里程碑。就整個中國民族醫藥學發展史而言，它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它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壯族醫學史》有著自己的特點：一、壯漢對照。有利於壯族醫藥的傳播，有利於擴大壯族醫藥的景響。二、兼顧了學術性和實用性。對一些壯醫特殊的名詞、術語、概念、療法等，都做了深入的敘述和徹底的解釋，諸如藥線點灸療法、鼻飲、毒藥和解毒藥，直到“巧嗚”、“咪心頭”和喧囂的壯兒葯市、花山崖壁畫等，莫不散發出壯族壯鄉濃烈的民族氛圍和風味。醫學方面，系統闡述了壯醫理論和臨床的豐富內涵，如在理論上，以陰陽為本、三氣同步、三道兩路為核心；在致病因素上，強調毒虛致百病；在診斷上，強調數診合參，重視目診；在治療原則上，強調調氣解毒補虛，等等。三、資料翔實，內容豐富，圖文並茂。由於作者分別從文獻搜集、文物考察和實地調查三個方面，收集了大量有關壯族醫藥的歷史和現實的資料，因此該書的資料是翔實可靠的，其有關結論和論斷是有充分根據的，真實地再現了壯族醫藥發展的歷史概貌。總之，《壯族醫學史》的出版，為弘揚民族精神、振興民族醫藥做出了貢獻，填補了壯醫史研究的空白。

9.《壯族自然崇拜文化》（廖明君著）

本書運用人類學、神話學、民族學、考古學、民俗學等學科的理論和相關材料，注意把握自然環境、生產方式與文明結構的相互推動和相互制約的互動循環關係，全面，系統、深入地考察與研究壯族自然崇拜文化，通過壯族自然崇拜文化群、壯族自然崇拜文化叢、壯族崇拜文化圈概念的提出以及對壯族自然崇拜文化主體的各子文化圈之間所存在的互動循環關係、壯族自然崇拜文化與壯侗語民族、漢族及其中華其他民族的自然崇拜文化的關係的研究，揭示出壯族自然崇拜文化的特點類型以及所蘊藏著生死崇拜文化和“那”文化的文化內蘊。該著作以跨學科的學術視野，通過深入的實證性的專題研究，破譯出壯族自然崇拜文化的特點及其所獨有的文化內蘊，填補了壯族文化研究的空白，具有較高的理論意義和學術價值。

10.《壯族科學技術史》（覃尚文等主編）

本書是由覃尚文、陳國清任主編，有三十餘名各個學科的專家學者參加研究編寫的一部專門論述壯族科技史的專著，這樣規模的專門論述中國一個少數民族科技史的專著，到目前來說尚屬首次。統觀全書，共包括農業、林業、水生資源、畜養、織染、建築、交通、水利、采冶、傳統工藝、壯醫藥、天文地理、自然觀十三章。各個學科的內容應有盡有，幾乎涉及各種學科的各個方面，從時間範圍來說，從人類文明開始形成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內容十分豐富。該書之所以取得較大成就，與壯族歷史上對科學技術作出了巨大貢獻分不開，也與壯族科技史已經具有較好的研究基礎分不開。本書反映了壯族先民對世界文明的幾項傑出貢獻，一為對野生稻的培育和稻作農業發展的貢獻；二為對熱帶作物的培育和發展的貢獻。

11.《壯泰民族傳統文化比較研究》（全五冊，覃聖敏主編）

本書是一部共284.4萬，由數十位中國學者和泰國學者經十幾年合作完成的研究壯泰民族傳統文化的劃時代巨著。這部著作在廣西和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創造了幾個第一：它是解放以後我國學者和友好鄰邦學者合作研究出版的研究兩個國家兩個重要民族傳統文化的第一部多卷本學術著作；它是中國學者和東盟國家學者合作研究出版的第一部多卷本民族歷史文化研究著作；它是廣西社會科學界近年來完成的一部卷數和字數最多、包含(時間、空間和學科門類)範圍最廣、具有重大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的著作。該書在最近一屆廣西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獎中，眾望所歸地榮膺一等獎，反映了社會各界對該書的高度評價。

12.《布洛陀尋蹤：廣西田陽敢壯山布洛陀文化考察與研究》（覃乃昌主編）

2003年2月，廣西壯學會、廣西民族研究所又組織了一批有考古學家、民族學家參加的專家組，對敢壯山進行了一次深入的全方位的田野調查，認定敢壯山是布洛陀文化遺址，是珠江流域原住民壯侗語系民族的人文始祖，為此出版了三十多萬字的《布洛陀尋蹤—廣西田陽敢壯山布洛陀文化考察與研究》，本書出版后反響強烈，把敢壯山布洛陀文化研究推向了高潮，併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使當年的歌圩人數從往年的幾萬人一下子達到十五萬人，突破了歷史上歌圩人數記錄。

13.《壯族文明起源研究》（鄭超雄著）

研究中國文明起源問題已成了近年來中國漢學界的熱點，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為首又成立了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繼續啟動"中國文明探源工程",相關研究可謂方興未艾，成果也可謂層出不窮。《壯族文明起源研究》第一次提出壯族的歷史曾經經歷過“古國”、“方國”的初級國家階段，把壯族文明放在中華文明的整體中進行研究，是一本研究壯族歷史的優秀著作之一。

14.《壯族銅鼓研究》（蔣廷瑜著）

本書從文獻記載、考古資料、民間收藏、民俗活動、民族信仰和民族文藝等諸多側面，梳理出壯族銅鼓文化發展歷史的清晰脈絡，闡明壯族及其先民是歷史上鑄造和使用銅鼓的主要民族，對創造銅鼓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

15.《壯侗民族建築文化》（覃彩鑾等著）

本書採用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建築學、環境工程學等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從多維的視野，對壯侗民族以干欄民居建築為代表、以鼓樓、風雨橋為特色的傳統建築及其文化面貌進行了整體性、多層面和多維度的研究，揭示其產生的自然生態環境、生產方式、文化心理和社會人文環境；利用相關的考古資料、民族學資料和文獻資料，從歷史的縱向上揭示壯侗民族以離地而居的干欄式建築、鼓樓和風雨橋為代表的傳統建築及其文化的產生、發展、演變的過程及其成因；從橫向上闡明壯侗民族聚落的形成、分佈規律、建築結構及建築裝飾的豐富多樣性與鮮明的風格特徵；深入揭示了壯侗民族村落分佈及建築結構中所寓含的合理性及科學因素；全面論述了壯侗語諸民族與瑤、苗、漢等民族建築文化的相互交流與互動；從立體層面上系統揭示了壯侗民族傳統建築的物質性、行為性和觀念性文化的豐富獨特的內涵與特徵；闡明了壯侗民族建築在中華民族源遠流長、多姿多彩的建築文化的重要地位，系統揭示了壯侗民族所創造的獨具特色、形式多樣的建築文化為豐富和發展中華民族璀璨多姿的建築文化做出的傑出貢獻；論述了在現代化進程中重視和加強對民族傳統建築優秀文化的繼承、弘揚、保護以及在當代城鎮化建設吸收和應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書共收錄實地調查測繪的各種代表性的建築結構圖和各種類型建築體、構件或建築裝飾的珍貴照片，是一部圖文並茂、資料豐富翔實、論述全面深入，具有理論闡述與實證分析、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宏觀研究與個案剖析、資料性與學術性相結合的大型民族建築文化的研究著作，是迄今出版的內容最為豐富、資料最為豐富、研究最為全面深入的壯侗民族建築及其文化的一部專著，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學術和應用價值，既可為民族學、建築學界進一步開展對民族建築及其文化的研究的提供重要的借鑒與參考，更可為城鎮規劃與建設部門以及廣大建築設計師在規劃與設計實踐中吸收地方民族建築文化元素、走地方民族特色發展之路提供豐富翔實的基礎資料。

16.《壯族文學發展史》（周作秋等編著）

本書除了以社會發展統觀全局外，還貫穿著“民族文化的演進”、“人的主體意識覺醒過程”、“審美意識的流變”、“文學體態的演變”和“敘事風格變遷過程”等線索，闡明文學發展同這些因素的相互關係，並在緒論和各編前兩章給予提綱挈領的闡述，將文學史的變革落到實處。《壯族文學發展史》藉助多學科交叉的理論方法，融匯新時期的相關學術成果，革新傳統文學史觀，在編撰宗旨、體例建構、總結規律和具體論述等方面，呈現出多維文化滲透的鮮明時代特色和少數民族文學的獨特個性。

17.《韋拔群評傳》（黃現璠等著）

本書為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黃現璠遺作，全書90.3萬字，共分17章，書中收有黃現璠生前珍貴手書墨跡1幅以及有關壯族英雄韋拔群革命活動的珍貴圖片61幅，前有黃老生前撰寫的“自序”一篇，同時內收黃榮、梁成業、陸地各作代序一篇。書中以韋拔群烈士光輝戰鬥的一生革命事迹為敘述經線，以韋拔群烈士的革命思想、愛國思想、民族思想、教育思想、人道思想、平等思想、經濟思想、軍事思想為論評緯線，經穿緯插地著重對“韋拔群思想”的起源、演變和內涵進行了詳細分析與論證。它以史事為經和以論評為緯進行經穿緯插縱橫論述的同時，還附有大量的註釋引文以及一些插圖，使得本書不但具有革命英雄事迹的可讀性、感染性和圖文並茂的生動性，而且具備了學術研究的信史價值。本書所具有的學術開拓創新價值，同樣引人注目，其重點表現在：它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部革命烈士評傳，屬史無前例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