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通史

本卷共分為十一章，介紹了戰國、秦、漢時期的農業生產環境變遷、農業政策與農官、農業生產關係變革、鐵農具和牛耕的推廣、農田水利建設等內容。

杜青林同志簡介

杜青林，男,漢族,1946年11月生，吉林磐石人,1964年7月參加工作,196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專業畢業，在職研究生學歷，經濟學碩士學位。

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64－1966年 吉林省吉林市委黨校青干班學習，柳河縣、永吉縣、舒蘭縣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隊員、副組長

1966－1968年 吉林省吉林市委組織部幹部

1968－1974年 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標準件分廠黨委秘書，擠壓車間主任、黨支部書記

1974－1978年 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標準件分廠革委會副主任，副廠長、黨委副書記

1978－1979年 共青團吉林省吉林市委書記

1979－1984年 共青團吉林省委副書記、書記(其間:1981－1984年東北師範大學政治教育專修科函授學習)

1984－1985年 吉林省長春市委副書記

1985－1988年 吉林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1988－1988年 吉林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組織部部長

1988－1992年 吉林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其間:1990.03－1990.05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

1992－1993年 海南省委副書記(1989－1992年吉林大學法律系法律專業本科函授學習)

1993－1998年 海南省委副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其間:1994－1996年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專業在職研究生學習，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1998－2001年 海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其間:2000.09－2000.11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

2001－2006年 農業部部長、黨組書記

2006－2007年 四川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2007－2008年 中央統戰部部長

2008－2012年 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黨組成員，中央統戰部部長(至2012年8月)

2012－2013年 中央書記處書記，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黨組成員

2013，中央書記處書記，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候補委員，十五屆、十六屆、十七屆、十八屆中央委員，十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張波簡介

張波，男，漢族，1945年9月生，陝西三原人。現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農史學會副會長、陝西省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校長。

長期潛心古農學和農業史領域，創辟新的研究方向，形成具有繼承和創新品位的學術風格。學宗傳統考據，運用文字、音韻、訓詁方法，考研古代作物農器樹藝等方面難題，結論多發人所未發；開拓地區農史研究，深化農史研究領域，推進中國農史研究重心下移，代表作《西北農牧史》為祖國地區農史研究首開風氣，獲第四屆"中國圖書獎"；探索農史理論方法，為我國農史學科奠基增磚加瓦，《農史學科層次結構和理論方法體系》、《農史學科主體意識和體制化建設》等系列論文，初步構建出農史學的理論框架；近年開闢農業災害史研究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共出版專著、合著學術著作6部，撰寫論文60餘篇。先後擔任碩士、博士生《傳統語言文字》、《經典與學術》、《農史研究法》、《西北農牧史》、《中國農業科技史》等課程教學任務，重視教學方法的革新和完善，自創"三文階段"培養法，即"文獻－文字－文章"模式，在農史研究生培養中取得良好的效果，並以治學嚴謹、注重教書育人著稱。

樊志民簡介

男，1957年3月生，陝西洛川人。1977年考入蘭州大學歷史系，1981年畢業後分配到西北農業大學古農學研究室工作。1992年入南京農業大學師從郭文韜先生攻讀農業史專業博士。1997年入西北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管理學院，師從著名農業經濟學家魏正果教授從事中國土地制度史方向的博士后研究。1997年晉陞為研究員並被遴選為農業史方向博士生導師。2001年受日本學術振興會資助赴日本京都大學、東海大學等從事學術訪問和交流，2003年3月赴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進行短期學術訪問，2009年率領中國農史代表團赴韓國參加了第九屆東亞農業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現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中國農業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農業歷史博物館館長，兼任國家社科基金歷史組評審專家、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中國項目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歷史學會副理事長、陝西省科技史學會副會長、陝西省社科規劃辦史學專家組成員、民盟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委員會副主委、楊凌區政協委員等職

樊志民研究員長期以來潛心於農史學術研究，率先倡行地區與斷代農業史研究，並以西北地區農牧史與戰國秦漢斷代研究確立了自己的特色領域與學術地位。先後在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其中20餘篇被人大資料複印中心轉載或收錄。目前承擔多項重大科研項目，如國家重大文化項目《中華大典·農業典·經濟作物分典》、國家文物局《指南針計劃》等。在秦農歷史、農業區域史、農業經濟史、農業與農村社會發展等領域有獨到的研究成果。先後承擔研究生《土地制度史》、《中國農業經濟史》、《中國農業發展史》、《區域與斷代農業史研究》、《中華飲食文化》等學位課程的教學工作。1994年獲陝西省第三屆優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稱號，1995年當選陝西省跨世紀青年科技人才群英會代表，1997年被評為西北農業大學優秀科技工作者。《周金文中所見之關中農業》、《試論中國中石器時代的原始農業萌芽》、《關中歷史上的旱災與農業問題研究》、《地區農業史的理論與實踐》等論著多次獲陝西自然科學優秀學術論著獎與有關學會優秀論著獎，收入國家教委高等院校重大軟科學成果彙編，並被國內外多家學術資料中心收藏、轉載。

近年來又對中國農業特色的飲食文化、農業開發與環境史、農業文化交流史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較大的突破。

此外，樊志民研究員還先後參加了中央電視台大型紀錄片《齊民要術》、《大秦嶺》等的拍攝，並接受中央電視台以及日、韓多家電視台的採訪，其參加2011年世界園藝博覽會（西安）申報時提出的“天人長安，創意自然”的主題設計與布展思想，被申辦方與世園協會所採用。

中國是世界農業主要發源地之一。在綿綿不息的歷史長河中，炎黃子孫植五穀，飼六畜，農桑並舉，耕織結合，形成了土地上精耕細作、生產上勤儉節約、經濟上富國足民、文化上天地人和的優良傳統，創造了燦爛輝煌的農耕文．明，為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業。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十分重視發掘、保護和傳承我國豐富的農業文化遺產。在農業高等院校、農業科學院(所)成立有專門研究農業歷史的學術機構，培養了一批專業人才，建立了專門研究隊伍，整理校刊了一批珍貴的古農書，出版了《中國農學史稿》、《中國農業科技史稿》、《中國農業經濟史》、《中國農業思想史》等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研究專著。這些研究成果，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為編寫一部系統、綜合的《中國農業通史》提供了厚實的學術基礎。

《中國農業通史》(以下簡稱《通史》)課題，是由中國農業歷史學會和中國農業博物館共同主持的農業部重點科研項目。全國農史學界數十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部大型學術著作的研究和編寫工作。

在上萬年的農業實踐中，中國農業經歷了若干不同的發展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農業增長方式和及其豐富的內涵，由此形成了我國農業史的基本特點和發展脈絡。《通史》的編寫，以時代為經，以史事為緯，經直緯平，源通流暢，突出了每個階段農業發展的重點、特徵和演變規律，真實、客觀地反映了農業發展歷史的本來面貌。

一、中國農業史的發展階段

(一)石器時代：原始農業萌芽

考古資料顯示，我國農業產生於舊石器時代晚期與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交替階段，距今有1萬多年的歷史。古人是在狩獵和採集活動中逐漸學會種植作物和馴養動物的。原始人為什麼在經歷了數百萬年的狩獵和採集生活之後，選擇了種植作物和馴養動物來謀生呢？也就是說，古人為什麼*終發明了“農業”這種生產方式？學術界對這個問題作了長期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學術觀點。目前比較有影響的觀點是“氣候災變說”。

距今約12 000年前，出現了一次全球性暖流。隨著氣候變暖，大片草地變成了森林。原始人習慣捕殺且賴以為生的許多大中型食草動物突然減少了，迫使原始人轉向平原謀生。他們在漫長的採集實踐中，逐漸認識和熟悉了可食用植物的種類及其生長習性，於是便開始嘗試種植植物。這就是原始農業的萌芽。農業之被發明的另外一種可能是，在這次自然環境的巨變中，原先以漁獵為生的原始人，不得不改進和提高捕獵技術，長矛、擲器、標槍和弓箭的發明，就是例證。捕獵技術的提高加速了捕獵物種的減少甚至滅絕，迫使人類從漁獵為主轉向以採食野生植物為主，並在實踐中逐漸懂得了如何培植、儲藏可食植物。大約距今1萬年左右，人類終於發明了自己種植作物和馴養動物的生存方式，於是我們今天稱為“農業”的生產方式就應運而生了。

在原始農業階段，*早被馴化的作物有粟、黍、稻、菽、麥及果菜類作物，飼養的“六畜"有豬、雞、馬、牛、羊、犬等。還發明了養蠶繅絲技術。原始農業的萌芽，是遠古文明的一次巨大飛躍。不過，那時的農業還只是一種附屬性生產活動，人們的生活資料很大程度上還依靠原始採集狩獵來獲得。由石頭、骨頭、木頭等材質做成的農具，是這一時期生產力的標誌。

(二)青銅時代：傳統農業的形成

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我國青銅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大約5 000年前，此後經過上千年的發展，到距今4 000年前青銅冶鑄技術基本形成，從而進入了青銅時代。在中原地區，青銅農具在距今3 500年前後就出現了，其實物例證是河南鄭州商城遺址出土的商代二里崗期的銅以及鑄造銅的陶范。可以肯定，青銅時代在年代上大約相當於夏商周時期(公元前21一前8世紀)。主要標誌是，從石器時代過渡到金屬時代，發明了冶鍊青銅技術，出現了青銅農具，原始的刀耕火種向比較成熟的飼養和種植技術轉變。夏代大禹治水的傳說反映出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這一時期的農業技術有劃時代的進步。壟作、中耕、治蟲、選種等技術相繼發明。為適應農耕季節需要創立的天文歷——“夏曆”，使農耕活動由物候經驗上升為曆法規範。商代出現了*早的文字——“甲骨文”，標誌著新的文明時代的到來。這一時期，農業已發展成為社會的主要產業，原始的採集狩獵經濟退出了歷史的舞台。這是我國古代農業發展的第一個高潮。

(三)鐵農具與牛耕：傳統農業的發展

春秋戰國至秦漢時代(公元前7～公元3世紀)，是我國社會生產力大發展、社會制度大變革的時期，農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農業發展的主要標誌是，鐵制農具的出現和牛、馬等畜力的使用。可以認定，我國傳統農業中使用的各種農具，多數也在這一時期發明並應用於生產的。當前農村還在使用的許多耕作農具、收穫農具、運輸工具和加工農具等，大都在漢代就出現了。這些農具的發明及其與耕作技術的配套，奠定了我國傳統農業的技術體系。在漢代，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基本上完成了金屬農具的普及，牛耕也已廣泛實行。中央集權、統一的封建國家的建立，興起了大規模水利建設高潮，農業生產率有了顯著提高。

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社會制度的變革。戰國時代，我國開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出現了以小農家庭為生產單位的經濟形式。當時，列國並立，群雄爭霸，諸侯國之間的兼并戰爭此起彼伏。富國強兵成為各諸侯國追求的目·標。各諸侯國相繼實行了適應個體農戶發展的經濟改革。首先是承認土地私有，並向農戶徵收土地稅。這種賦稅制度的變革，促進了個體小農經濟的發展。到戰國中期，向國家繳納“什一之稅”、擁有人身自由的自耕農已相當普遍。承認土地私有、獎勵農耕、鼓勵人口增長、重農抑商等，是這一時期的主要農業政策。

戰國七雄之一的秦國在商鞅變法后迅速強盛起來，先後兼并了六國，結束了長期的戰爭和割據，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但秦朝興作失度，導致了秦末農民大起義。漢初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一度對農民採取“三十稅一”的低稅政策，使農業生產得到有效恢復和發展，把中國農業發展推向了新的高潮，形成了歷史上著名的盛世“文景之治’’

(四)旱作農業體系：北方農業長足發展

2世紀末，黃巾起義使東漢政權瀕於瓦解，各地軍閥混亂不已，逐漸形成了曹魏、孫吳、蜀漢三國鼎立的局面。220年，曹丕代漢稱帝，開始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時北方地區進入了由少數民族割據政權相互混戰的“十六國時期”。5世紀中期，北魏統一了北方地區，孝文帝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政權，實行順應歷史的經濟變革，推行了對後世有重大影響的“均田制”，使農業生產獲得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南方地區，繼東晉政權之後，出現了宋、齊、梁、陳4個朝代的更替。此間北方的大量人口南移，加快了南方地區的開發，加之南方地區戰亂較少，社會穩定，農業有了很大發展，為後來隋朝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這一時期，黃河流域形成了以防旱保墒為中心、以“耕一耙一耱”為技術保障的旱地耕作體系。同時，還創造實施了輪作倒茬、種植綠肥、選育良種等項技術措施，農業生產各部門都有新的進步。公元6世紀出現了《齊民要術》這樣的綜合性農書，傳統農學登上了歷史舞台，成為總結生產經驗、傳播農業文明的一種新形式。

(五)稻作農業體系：經濟重心向南方轉移

隋唐時代，我國有一段較長時間的統一和繁榮，農業生產進入了一個新的大發展、大轉折時期。唐初，統治者採取了比較開明的政策，如實行均田制，計口授田；稅收推行“租庸調’’制，減輕農民負擔；興辦水利，獎勵墾荒。農業和整個社會經濟得以很快恢復和發展。唐初全國人口約3 000萬，到8世紀的天寶年間，人口增至5 200多萬，耕地1．4億畝，人均耕地達27畝，是我國封建社會空前繁榮的時期。

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亂”(755)后，唐王朝進入了衰落期，北方地區動蕩多事，經濟衰退。此間，全國農業和整個經濟重心開始轉移到社會相對穩定的南方地區。南方地區的水田耕作技術趨於成熟。全國農作物的構成發生了改變。水稻躍居糧食作物首位，小麥超過粟而位居第二，茶、甘蔗等經濟作物也有了新的發展。水利建設的重點也從北方轉向了南方，尤其是從晚唐至五代，太湖流域形成了塘浦水網系統，這一地區發展成為全國著名的“糧倉”。

(六)美洲作物的傳人：一次新的農業增長機遇

從國外、特別是從美洲引進作物品種，對我國農業發展產生了歷史性影響。據史料記載，自明代以來，我國先後從美洲等一些國家和地區引進了玉米、番薯、馬鈴薯等高產糧食作物和棉花、煙草、花生等經濟作物。這些作物的適應性和豐產性，不但使我國的農業結構更新換代、得到優化，而且農產品產量大幅度提高，對於解決人口快速增長帶來的巨大衣食壓力問題起到了很大作用。

(七)現代科技武裝：中國農業的出路

1840年爆發鴉片戰爭，西方列強武力入侵中國。我國的一些有識之士提出了“師夷之長技”的主張。西方近代農業科技開始傳入我國，一系列與農業科技教育有關的新生事物出現了。創辦農業報刊，翻譯外國農書，選派農學留學生，招聘農業專家，建立農業試驗場，開辦農業學校等，在古老的華夏大地成為大開風氣的時尚。西方的一些農機具、化肥農藥、作物和畜禽良種也被引進了。雖然近現代農業科技並沒有使我國傳統農業得到根本改造，但是作為一種科學體系在我國的產生，其現實和歷史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農業科技獲得了長足發展，農業增長中的科技貢獻率明顯提高。“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只能走一條在提高土地生產率的前提下，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道路。

回眸我國農業發展歷程，有一個特別需要探討的問題，就是人口的增加與農業發展的關係。我國的人口，伴隨著農業的發展，由遠古時代的100多萬人、上古時代的2 000多萬人，到秦漢時代的3 800萬～5 000萬人，隋唐時代3 000萬～1．3億人，元明時代1．5億～3．7億人，清代3．7億～4．3億人，民國時期5．4億人，到新中國成立后的2005年達到13億人的規模。人口急劇增加，一方面為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我國農業的精耕細作、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是以大量人力投入為保障的；另一方面，為了養活越來越多的人口，出現了規模越來越大的墾荒運動，長期的大規模墾荒，在增加糧食等農產品產量的同時，帶來了大片大片森林的砍伐和草地的減少，一些不適應開墾的山地草原也墾為農田，由此造成和加劇了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荒漠化等生態、環境惡化的嚴重後果，教訓是深刻的。

二、中國農業的優良傳統

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國的傳統農業曾長期領先於世界各國。我國的傳統農業之所以能夠歷經數千年而長盛不衰，主要是由於我們祖先創造了一整套獨特的精耕細作、用地養地的技術體系，並在農藝、農具、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產率等方面長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當然，中國農業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一旦發生天災人禍，導致社會劇烈動亂，農業生產總要遭受巨大破壞。但是，由於有精耕細作的技術體系和重農安民的優良傳統，每次社會動亂之後，農業生產都能在較短期內得到復甦和發展。這主要得益於中國農業的諸多世代傳承的優良傳統。

(一)協調和諧的三才觀

中國傳統農業之所以能夠實現幾千年的持續發展，是由於古人在生產實踐中擺正了三大關係：即人與自然的關係、經濟規律與生態規律的關係以及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尊重自然規律的關係。

中國傳統農業的指導思想是“三才”理論。“三才’’*初出現在戰國時代的《易傳》中，它專處理指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的關係。“三才"理論是從農業實踐經驗中孕育出來的，後來逐漸形成一種理論框架，推廣應用到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各個領域。

在“三才”理論中，“人”既不是大自然(“天”與“地”)的奴隸，又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贊天地之化育”的參與者和調控者。這就是所謂“天人相參"。中國古代農業理論主張，人和自然不是對抗的關係，而是協調的關係。這是“三才”理論的核心和靈魂。

(二)趨時避害的農時觀

中國傳統農業有著很強的農時觀念。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了觀日測天圖像的陶尊。《尚書·堯典》提出“食哉唯時”，把掌握農時當作解決民食的關鍵。先秦諸子雖然政見多有不同，但都主張“勿失農時”、“不違農時”。“順時”的要求也被貫徹到林木砍伐、水產捕撈和野生動物的捕獵等方面。早在先秦時代就有“以時禁發”的措施。“禁"是保護，“發”是利用，即只允許在一定時期內和一定程度上採集利用野生動植物，禁止在它們萌發、孕育和幼小的時候採集捕獵，更不允許焚林而搜、竭澤而漁。

孟子在總結林木破壞的教訓時指出：“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①“用養結合”的思想不但適用於野生動植物，也適用於整個農業生產。班固《漢書·貨殖列傳》說：“順時宣氣，蕃阜庶物。”這8個字比較準確地概括了中國傳統農業的經濟再生產與自然再生產的關係。這也是我國傳統農業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之一。

(三)辨土肥田的地力觀

土地是農作物和畜禽生長的載體，是*主要的農業生產資料。土地種莊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得到恢復或補充，才能繼續種莊稼；若地力不能獲得補充和恢復，就會出現衰竭。我國在戰國時代已從休閑制過渡到連種制，比西方各國早約1 000年。中國的土地在不斷提高利用率和生產率的同時，幾千年來地力基本上沒有衰竭，不少的土地還越種越肥，這不能不說是世界農業史上的一個奇迹。

我國先民們通過用地與養地相結合的辦法，採取多種方式和手段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古代土壤科學包含了兩種很有特色而相互聯繫的理論——土宜論和土脈論。土宜論指出，不同地區、不同地形和不同土壤都各有其適宜生長的植物和動物。土脈論則把土壤視為有血脈、能變動、與氣候變化相呼應的活的機體。兩者本質上都是一種土壤生態學。

中國傳統農學中*光輝的思想之一，是著名的宋代農學家陳鼻提出的“地力常新壯”論。正是這種理論和實踐，使一些原來瘦瘠的土地改造成為良田，並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產率的條件下保持地力長盛不衰，為農業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種養三宜的物性觀

農作物各有不同的特點，需要採取不同的栽培技術、管理措施。人們把這概括為“物宜”、“時宜”和“地宜”，合稱“三宜”。

早在先秦時代，人們就認識到在一定的土壤氣候條件下，有相應的植被和生物群落：而每種農業生物都有它所適宜的環境。“橘逾淮北而為枳”。但是，作物的風土適應性又是可以改變的。元代，政府在中原推廣棉花和薴麻，有人以風土不宜為由加以反對。《農桑輯要》的作者著文予以駁斥，指出農業生物的特性是可變的，農業生物與環境的關係也是可變的。

正是在這種物性可變論的指引下，我國古代先民們不斷培育新的品種和引進新的物種，不斷為農業持續發展增添新的因素，提供新的前景。

(五)變廢為寶的循環觀

在中國傳統農業中，施肥是廢棄物質資源化、實現農業生產系統內部物質良性循環的關鍵一環。在甲骨文中，“糞”字作雙手執箕棄除廢物之形，《說文》解釋其本義是“棄除”或“棄除物”。後來，“糞”就逐漸變為施肥和肥料的專稱。

自戰國以來，人們不斷開闢肥料來源。清代農學家楊山山的《知本提綱》提出“釀造糞壤”十法，即人糞、牲畜糞、草糞(天然綠肥)、火糞(包括草木灰、熏土、炕上、牆土等)、泥糞(河塘淤泥)、骨蛤灰糞、苗糞(人工綠肥)、渣糞(餅肥)、黑豆糞、皮毛糞等，差不多包括了城鄉生產和生活中的所有廢棄物以及大自然中部分能夠用作肥料的物資。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感性的經驗已經上升為某種理性認識，不少農學家對利用廢棄物作肥料的作用和意義進行了很有深度的闡述。

(六)御欲尚儉的節用觀

春秋戰國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強本節用”列為治國重要措施之一。《荀子·天論》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管子》也談到“強本節用”。《墨子》一方面強調農夫“耕稼樹藝，多聚菽粟”，另一方面提倡“節用”，書中有專論“節用”的上中下三篇。“強本”就是努力生產，“節用"就是節制消費。

古代的節用思想對於今天仍然有警示和借鑒的作用。如：“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天之生財有限，而人之用物無窮”；“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等等。

古人提倡“節用”，目的之一積儲備荒。同時也是告誡統治者，對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負荷的限度，否則就會出現難以為繼的危機。與“節用”相聯繫的是“御欲”。自然界能夠滿足人類的需要，但是不能滿足人類的貪慾。今天，我們堅持可持續發展，有必要記取“節用御欲"的古訓。

三、封建國家與農民關係的歷史經驗教訓

封建社會國家與農民的關係，主要建立在國家對農民的政策調控和農民對國家承擔稅賦役義務的基礎上。儘管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也有“輕徭薄賦”、善待農民的政策、舉措，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但是總的說，封建社會制度的本質決定了它不可能正確處理國家與農民的利益關係，所以在歷代封建統治中，常常由於嚴重侵害農民利益而使社會矛盾激化，引發了一次又一次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其中的歷史經驗教訓，值得認真探究和思考。

(一)重皇權而輕民主

古代重農思想的核心在於重“民”。但“民”在任何時候總是被憐憫的對象，“君”才是主宰。這使得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封建社會缺乏民主意識，農民從來都不能平等地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農民的利益和權益常常被侵犯和剝奪，致使統治者與農民的關係總是處於緊張或極度緊張的狀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一直是在“治亂交替’’中發展演進。一個不能維護大多數社會成員利益的社會不可能做到“長治久安”。

(二)重民力而輕民利

農業社會的主要特徵是以農養生、以農養政。人的生存要靠農業提供衣食之源，國家政權正常運轉要靠農業提供財稅人力資源。封建君王深知“國之大事在農”。但是，歷朝歷代差不多都實行重農與重稅政策。把土地戶籍與賦稅制度捆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壓榨農民的封建制度。從《詩經·魏風》中可以看到，春秋時代農民就喊出了“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的不滿，後來甚至有“苛政猛於虎”的驚嘆。可見，封建社會無法解決農民的民生民利問題。歷史上始終存在嚴重的“三農”問題，這就是歷次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

(三)重農本而輕商賈

封建社會的全部制度安排都是為了鞏固小農經濟的社會基礎。它總是把工商業的發展困囿於小農經濟的範圍之內。由此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閉關自守、安土重遷的民族性格。2005年是著名航海家鄭和下西洋600周年。這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還早將近100年。可是，鄭和七下西洋，卻沒有引領中國走向世界，沒有促使中國走向開放。反而在鄭和下西洋400多年後，被西方列強的遠洋船隊把中國推進了半殖民地的深淵。同樣，中國在明朝晚期就通過來華傳教士接觸到了西方近代科學，這個時間比東鄰日本早得多。然而後起的日本在學習西方近代文明中很快強大起來，公然武力侵略中國，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這段沉痛的歷史，永遠值得中華民族炎黃子孫銘記和反思。

(四)重科舉而輕科技

我國曆朝歷代的統治者基於重農思想而制定的封建農業政策，有效調控了農業社會的運行，創造了高度的農業文明。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缺少獨立於政治功利之外的求真求知、追求科學的精神。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後，歸根到底是科學技術落後，是農業文明對工業文明的落後。由於中國社會科舉、“官本位”的影響深重，“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科技文明被貶為“雕蟲小技”。這種情況造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對行政權力的嚴重依附性。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我國在強盛了幾千年之後，竟在“歷史的一瞬間"就落後到了挨打受侮的地步。

四、《中國農業通史》的主要特點

這部《通史》，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結合上，系統闡述了中國農業發生、發展和變的全過程。既突出了時代發展的演變主線，又進行了農業各部門的宏觀綜合分析。既關注各個歷史時代的農業生產力發展，也關注歷史上的農業生產關係的變化。這是《通史》區別於農業科技史、農業經濟史和其他農業專史的地方。

(一)全書突出了“以人為本”的主線

馬克思主義認為，唯物史觀的前提是“人”，唯物史觀是“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生產力關注的是生產實踐中人與自然的關係，生產關係關注的是生產實踐中人與人的關係，其中心都是人。人不但是農業生產的主體，也是古代農業的基本生產要素之一。農業領域的制度、政策、思想、文化等，一不是有關人的活動或人的活動的結果。《通史》的編寫，堅持以人為主體和中心，既反映了歷史的真實，又有利於把人的實踐活動和客觀的經濟過程統一起來。

(二)反映了農業與社會諸因素的關係

《通史》立足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全局，全面反映了歷史上農業生產與自然環境以及社會諸因素的相互關係，尤其是農業與生態、農業與人口、農業與文化的關係。各分卷都設立了論述各個時代農業生產環境變遷及其與農業生產的關係的專題。

(三)對農業發展史做出了定性和定量分析

過去有人說，中國歷史上的人口、耕地、糧食產量等等是一筆糊塗賬。《中國農業通史二》在深入研究和考證的基礎上，對各個歷史階段的農業生產發展水平作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尤其對各個時代的墾田、畝產、每個農戶負擔耕地的能力、糧食生產數量、農副業產值比例等，均有比較準確可靠的估算。

(四)反映了歷史上農業發展的曲折變化

農業發展從來都不是直線和齊頭並進的。從縱向發展看，各個歷史階段的農業發展，既有高潮，也有低潮，甚至發生嚴重的破壞和暫時的倒退逆轉。而在高潮中又往往潛伏著危機，在破壞和逆轉中又往往孕育著積極的因素。一旦社會環境得到改善，農業生產就會得到恢復，並推向更高的水平。從地區上說，既有先進、又有落後，先進和落後又會相互轉化。《通史》的編寫，注意了農業發展在時間和地區上的不平衡性，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我國農業發展的曲折變化。

(五)反映了中國古代農業對世界的影響

延續幾千年，中國的農業技術和經濟制度遠遠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文化傳播上，不僅對亞洲周邊國家產生過深刻影響，歐洲各國也從我國古代文明中吸取了物質和精神的文明成果。就農作物品種而論，中國*早馴化育成的水稻品種，3 000年前就傳入了朝鮮、越南，約2 000年前傳入日本。大豆是當今世界普遍栽培的主要作物之一，它是我國*早馴化並傳播到世界各地的。有文獻記載，我國育成的良種豬在漢代就傳到羅馬帝國，18世紀傳到英國。我國發明的養蠶繅絲技術，2 000多年前就傳入越南，3世紀前後傳入朝鮮、日本，6世紀時傳入希臘，10世紀左右傳入義大利，後來這些地區都發展成為重要的蠶絲產地。我國還是茶樹原產地，日本、俄國、印度、斯里蘭卡以及英國、法國，都先後從我國引種了茶樹。如今，茶成為世界上的重要飲料之一。

中國古代創造發明的一整套傳統農業機具，幾乎都被周邊國家引進吸收，對這些地區的農業發展起了很大作用。如穀物揚秕去雜的手搖風車、水碓水碾、水動鼓風機(水排鼓風鑄鐵裝置)、風力水車以至人工溫室栽培技術等等的發明，都比歐洲各國早1 000多年。不少田間管理技術和措施也傳到了世界其他國家。我國的有機肥積制施用技術、綠肥作物肥田技術、作物移栽特別是水稻移栽技術、園藝嫁接技術以及眾多的食品加工技術等，組成了傳統農業技術的完整體系，在文明積累的歷史長河中起到了開創、啟迪和推動農業發展的重要作用。正如達爾文在他的《物種起源》一書中所說：“選擇原理的有計劃實行不過是近70年來的事情，但是，在一部古代的中國百科全書中，已有選擇原理的明確記述。”總之，《通史》反映了中國的農業發明對人類文明進步做出的重大的貢獻。

2005年8月，我在給中國農業歷史學會和南開大學聯合召開的“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寫的賀信中說過：“今天是昨天的延續，現實是歷史的發展。當前我們所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是在長期歷史發展中累積下來的。許多問題只有放到歷史長河中去加以考察，才能看得更清楚、更準確，才能找到正確、理性的對策與方略。”這是我的基本歷史觀。實踐證明，採用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方法開展研究工作，思路是對的。

《中國農業通史》向世人展示了中國農業發展歷史的巨幅畫卷，是一部開創性的大型學術著作。這部著作的編寫，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貫徹黨中央確立的科學發展觀和人與自然和諧的戰略方針，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對中國農業的歷史演變和整個“三農”問題，做了比較全面、系統和儘可能詳盡的敘述、分析、論證。這部著作問世，對於人們學習、研究華夏農耕歷史，傳承其文化，展示其文明，對於正確認識我國的基本國情、農情，制訂農業發展戰略、破解“三農’’問題，乃至以史為鑒、開拓未來，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以上，是我對中國農業歷史以及編寫《中國農業通史》的幾點認識和體會。藉此機會與本書的各位作者和廣大讀者共勉。

【第八章】

農業生產結構的演替

在現代農業經濟理論中，農業生產結構的概念可以表述為一個國家或地區農業內部

各生產部門或各生產項目之間的比例關係及結合形式。具體而言，即指農業生產內部各

部門(如種植業、畜牧業、林業、漁業及副業等)或生產門類(如種植業領域的糧食生

產、經濟作物生產、其他作物生產等門類；畜牧業領域內的養牛業、養馬業、養豬業、

養禽業等生產門類等)間的比重關係及結合方式。由於農業生產的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

生產相統一特徵以及構成要素的複雜多樣性，決定農業生產結構具有地域性、穩定性、

關聯性和層次性諸特點。農業生產結構作為一個經濟的、歷史的概念，在歷史過程中一

直對農業發展發揮著重大的影響作用，既關係農業資源能否合理利用，也影響著農業內

部各生產部門和生產項目之間物質能量的相互轉化能否充分實現，影響著國民經濟的發

展對各種農產品的需要能否按比例得到滿足，是衡量農業發展水平的標誌之一。戰國秦

漢時期是我國傳統農業體系演進的重要階段，農業生產結構的發展演替對於後世產生了

深遠的影響。

第一節種植業主導地位的確立

農業生產結構的形成、發展是一個緩慢的歷史過程。在人類社會演進的不同歷史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變化，農業生產結構內容、特徵也處在一個不斷演替的過程之中。進入戰國秦漢時期，隨著旱作農業技術體系的趨於成熟，農業生產結構發生了突出的變化，種植業的主導地位已經確立。

一、戰國秦漢時期作物構成的變化

春秋時代，諸侯們以“尊王攘夷”相號召，攻伐諸戎，拉開了農業生產結構、農牧地域分異的序幕。至戰國秦漢時期，形成了具有不同類型農業結構的農區和牧區。種植業發展仍較多地保留了農業初始階段的綜合特徵，但種植業內部糧食構成的變化、大田經濟作物的出現、農耕地域的拓展以及基本農區的形成發展等表明種植業主導地位已正式確立。

就全國範圍而言，種植業的發展主要表現為五穀、桑麻已成為農業生產的主要支柱，採獵經濟的比重則明顯下降。北方農耕區以黃河中下游地區為代表居於全國前列，形成了以黍、稷、麥為主的種植業結構，是典型的旱作農業類型，建立了適應北方自然環境特點的基本種植體系。南方民族所創造的吳、越、楚、蜀等稻作文化，亦源遠流長。“飯稻羹魚”是南方農業區生產結構的形象比喻，但它發展的程度，仍相對滯後於北方農區。

(一)糧食作物構成的變化

糧食生產仍是農業生產發展的中心內容。糧食作物種類大體與前一時期相同，只是它們各自在糧食構成中所佔地位有所變化。戰國時代“五穀”概念已經很為普及，如《禮記·月令》中“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荀子·王制》中“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管子·立政》中“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孟子·滕文公上》中的“五穀熟而民人育”，等等，都提到“五穀”，且大多與國強民富相連，足見發展“五穀”(糧食生產)的作用至關重要。

“五穀”之說雖已相當普遍地使用，但所涵蓋內容卻不盡相同。從農業考古並結合文獻考證看，實際*主要的糧食作物不外乎粟(禾、稷)、黍、稻、小麥、大麥、菽(大豆)和麻7種。儘管說法各一，或無稻，或無麻，或無黍，但必有稷、菽和麥，這反映出北方黃河中下游地區在當時農業生產中的主體與領先地位。至於“五穀”中麻、黍、稻之有無，應是糧食作物構成中地區差異的反映。菽的地位有所提高，戰國時代已與粟並提為主要糧食作物，“黍稷”舊稱被取而代之。如《荀子·王制》中有“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戰國策·齊策》有“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等等，說明菽在戰國時代已是很重要的糧食作物了。粟與菽相比，地位較菽重要，是北方地區的主要糧食作物。《呂氏春秋·十二紀》中有“嘗黍”、“嘗麥”、“嘗稻”、“嘗麻”等說，卻沒有“嘗粟”之說，只說“嘗新”。“新”是指新收穫的粟糧。可見，種植粟已非常普遍，成為農家的主要食糧，而且粟的產量較高，可以充當商品進行物物交換，如《孟子·滕文公上》中的：“以粟易器械，不為厲陶冶”；《苟子·正論》中的“狗豕吐菽粟，而農貿皆能以貨財讓”。在先秦文獻中，“禾”字不僅可作為糧食作物的統稱，而且可作為粟的專名。其主要原因應是粟在春秋戰國時已成為首要的糧食作物了。《呂氏春秋·審時二》將禾列為糧食作物之首，《周禮·地官·倉人》中有“倉人掌粟之入藏”之說，鄭玄注日：“九穀盡藏焉，以粟為主。”說明在當時的糧食作物構成中，粟佔據了主要地位。

春秋以前，人們已經開始重視麥類種植。《詩經》中麥字9見，僅次於黍稷。經過漫長的天擇人選，作物種類漸趨集中。春秋戰國時“五穀”之稱漸興，中國古代主體作物結構基本定型。五穀所指，諸說不一，但其中必定有麥。“《春秋》它谷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重麥與禾也”①。種植冬麥，既能利用晚秋和早春的生長季節，避免與別的作物爭地，同時又兼“續絕繼乏”之作用，解決了青黃不接時缺糧的困難。正是由於具有這種優點，人們重視其種植。但是它所要求的栽培條件比較高，所以一直未能得到普及發展。戰國時期，鐵器牛耕的廣泛使用與推廣、大興水利、肥料的施用等，使得麥類作物種植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故戰國時華北平原種麥已很普遍，《戰國策·東周策》中說：“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但是冬麥在黃河流域農區的種植並不平衡。在關中農區，因為以粟黍為主體的作物結構已基本定型，且日臻精熟的生產技術、水旱從人的生產條件已能保證秋作的高產穩產效果，而種植冬麥，則要涉及耕作制度改革、勞動投入增加等方面，故非確有功效，一般農戶大都傾向於墨守既成而不願承擔風險，這大概也就是關中“俗不好種麥”的主要原因了①。所以，北方人種麥主要著眼於它能解決青黃不接時糧食供應，以冬麥為樞紐的複種制度尚未發展起來，麥類種植在北方糧作中仍處於次要地位。

水稻是南方傳統的主要糧食作物，但在秦漢時期隨著大規模農田水利工程的興建，北方的水稻種植也有了發展。但與其他穀物相比，水稻在北方的生產規模還是有限的，在北方糧作中僅佔次要地位，生產技術也遠遜於旱作。從《論語·陽貨》“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的記述可以看出，水稻並非是北方老百姓的普通糧食。目前考古發掘中出土的稻穀，仍以南方為多。江西新干縣界埠鄉戰國糧倉遺址出土了大量碳化米粒，經鑒定為粳米，且該糧倉面積6 000平方米②，可見水稻在南方種植已相當發達。

戰國時，糧食生產在整個農業經濟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糧食蓄積成為各地富裕程度的重要標誌，如秦國因“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而號稱“天府”③；齊國也因“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④而富甲一方。總的看來，這一時期，大豆和麥類在糧食作物中的比重增大，呈上升趨勢，黍地位下降，菽、粟發展成為主糧。這樣，基本奠定了種植業在農業生產中的基礎地位。

秦漢時期，大田作物仍以糧食作物居支配地位。主要糧食作物的種類與戰國時代基本一致，但各種作物的種植比重有所變化。此外，經濟作物也比以前有所增多，在文獻中出現了一些較大面積栽培的記載。這一時期，粟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及南方江陵、長沙、徐州、廣東等地都有種植，可見其種植之廣泛，是主要的糧食作物。除繼承以前糧食作物種類的生產外，還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情況。如大豆是高蛋白質植物，它不僅是古代人們身體所需蛋白質的重要來源之一，而且人們還認識到它因耐貯藏而具有備荒救荒救災作用。《汜勝之書》就認為：“大豆保歲易為，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謹計家口數種大豆，率人五畝。此田之本也。”因此大豆種植在秦漢時期獲得了相當程度的重視。但由於旱地耕作技術的提高、品種的改良、糧食產量的很大提高等因素，大豆已基本退出了主糧行列。西漢以後大豆種植面積較前逐漸縮小，但其利用方式趨於多樣化。豆豉、豆腐、豆芽和豆醬在漢代相繼出現，標誌著大豆已向副食加工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