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達父

余達川潦，畢節屯土司莊園，叔曾祖余駒、祖余昭、祖履貞、叔祖餘珍、余邃初著詩集，彝族家族數代傳詩傳儒，在當地頗有影響。從1870年到1934年，從大屯土司莊園少主 人到畢節縣學生員（秀才）到留學日本江戶和佛法律大學、東京法政大學，從清廷法政科舉人到貴州省法院刑庭庭長、省政府名譽顧問，余達父一生經歷了從滿末到民國、從近代到現代的滄桑巨變。

崇儒，貫，思步，懷遇，。

余達早崇儒、抑、尚，科舉，六鄉試落；鑽研法政，留日歸來卻報國無門，流落京滬；晚年由法 返儒，辭去貴州省法院刑庭庭長職務，意欲著書立言，卻每每因時局動蕩兵災匪禍而事與願違。終其一生，余達父以儒、法思想為主導，兼容道、佛甚至基督教教 義，構建了自己獨具魅力的思想價值空間。儒而不迂不腐，法而不泥不滯，與時俱進，開放包容，在余達父這個彝族文化人的身上，體現了同一時代、同一地域“開眼看世界”的許多“超前”的進步理念。

作於1896年前後的十首五古《詠懷》，集中表達了作者早期的思考和追求，是我們了解理解余達父的一扇窗口，一面鏡子。

一、贊孔子、孟子，對比至聖、亞聖身前的艱辛與身後的榮耀。用來勉勵自己：“尼山嘆道非，沒為萬世模。

二、鄒邑譏傳食，戰國大丈夫。當其生存日，眾喙交詆誣。遙遙千載下，大道塞寰區”。

三、其四評述董仲舒（“學為漢儒宗，醇正兼精敷”）、賈誼（“文為西京冠，班馬資先辟”）、揚雄（“惜哉揚子云，劇美瑕 白璧”）、袁紹（“擾擾袁本初，徒自誇簪纓”）等。

四、讚美“平生好著書”的許慎（叔重）、鄭玄（康成）、馬融、賈逵等在學術上的薪火相傳。

五、高度評價東漢末年在黨錮之禍中捨生取義的范滂、皇甫規等“千載名賢烈”，對李膺、郭泰等反對宦官的士林領袖表示傾慕，以“吾慕郭林宗，濁世標清潔。吾希李元禮，叔世維風節”表述了自己“激揚丑正別”的人生價值取向。

六、非議黃憲（叔度）、朱買臣（翁子）、袁術（公路）、衛青、霍去病、金日磾、張湯等個人或家族，將這些僥倖得志者與“功名殊寂寥”的名將李廣、馬援。

七、還有“位不列中朝”的賈誼、董仲舒作了對比，憤懣不平之氣躍然紙上，借詠史控訴黑暗社會的不公正與不公平，銅臭百萬錢，便食三公祿。

八、比鄰有原思（孔子弟子原憲，字思），日午猶枵腹”。

九、稱頌陶淵明的“高曠近無偶”，“生平畏折腰”，“身是羲皇人，性愛山林叟。東籬種野菊，前門植高柳”。

十、敘寫杜甫才高志遠卻仕宦卑微事與願違，與蘇軾的“英聲振九圍”、“一日遍天下，實至名亦歸”形成對比，寫作此詩時，余達父明顯羨慕蘇軾而憐惜杜甫，希望自己既有功名又有文名。

傳統儒生注重修身、正己，渴望齊家、治國、平天下，追求立德、立 功、立言“三不朽”，余達父通過《詠懷》所表達的是非愛憎，與傳統士子大同小異。“瑔自束髮受書，沃聞祖訓庭訓，頗厚望於讀書明道，學古通今，卓然上企於 古儒者之林”（1901年所作《致李岑秋先生書》 ）。

讀余達父的作品，我們可以感知他對王夷甫（空談誤國）、王安石（剛愎自信）、趙爾豐（血腥鎮壓少數民 族，濫殺無辜）、葉名琛（紙上談兵，大言不慚）、袁世凱（稱帝冒天下之大不韙）、張勳（復辟終成笑柄）的不滿或憤慨，對尹珍、諸葛亮、謝安、馬周、韓愈、白居易、范仲淹、韓琦、蘇軾、王陽明等古代聖賢的由衷喜愛推重。自己6次科考落第，長兄余若彤遭趙爾豐尋隙陷害蒙冤入獄，鴉片戰爭后國家內憂外患屢戰屢敗 人民積貧積弱，讓余達父深感清朝社會政治的黑暗腐敗。

余達父同情變法，渴望革新。作於1896年前後的《詠懷》10首其二，指斥老子、莊子，激賞商鞅、韓非，欲以法家“橫奇”之術救道家“空談”之弊。在早期文章《秦始皇帝論》中，余達父曾大聲疾呼：“法積久而弊生，弊則不能不變，變之誠善，歷 萬世而長治久安可也”，“秦之亡，非亡於變法，特亡於不能行所變之法耳。”

1898年戊戌維新失敗，“六君子”被殺，余達父所作《擬行路難》和 《擬行路難補遺》，以黃雀喻佞臣，以“瑤池阿母”喻慈禧太后，以黃雀得幸“鷹鷂殪盡”喻政變結局，以“君不見賈長沙，才高年少被遷逐。又不見馮敬通，雄文貞義老顛 覆”表達科考落第、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痛苦，對維新志士的同情，對統治者的不滿躍然紙上。

從1872年有人提出修鐵路到1889年朝廷最終同意，中國人 曾為能否修建鐵路吵得沸沸揚揚，余達父的七古《火車行》，對抱殘守缺、阻撓社會進步者的指斥振聾發聵：“鐵路焚輪九萬里，呼吸瞬息同庭堂。淺陋矜喜迂士 沸，蟪蛄朝菌終無長。果使輔輪不自壞，中國交軌仍非妨。倘以朽索馭六馬，輦轂猝起皆殊方。”

1907年冬，舒毓熙“以山口氏之口授為根底，旁徵博引，淘其 冗而擷其精”編成《平時國際公法》，余達父為之作序，在文章中結合盧梭（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傑出代表，法學自然學派代表人物，著作有《論人類不平等起源的基礎》等）《社會契約論》（世界政治學的最重要經典之一，被譽為“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號 角和福音書”）的觀點，追溯人類、國家、國際和國際法的起源，慨嘆“中國自秦統一以來”“不知有國際法久矣”，“強則禽獸夷狄視外國，或卵翼而雛彀之；弱 則割地遷都，甚者據而代之，而今日之外交著著失敗又何足雲，此皆由國人誤視一國家為一世界，不知復有國際，則不特不知法，亦並忘其國矣”，日本則知中國所 謂“萬國公法”之不詳而更正之，“觀念一變，國勢勃興”，希望國人讀了舒毓熙的著作，“憬然悟，幡然改，將有投袂而起之日矣”。

“唐高宗咸通三年，吐蕃大 臣仲琮入朝，對語中有吐蕃富庶不當中國萬分（之）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強也。此可為歐美議院自治之先聲。且知自古逮今，國之 能強者皆由此道。”晚年所作《蠖庵拾塵錄》這第一卷第36則，余達父試圖從中國歷史資料上尋找“歐美議院自治之先聲”和強國之道，很明顯，他希望通過像吐 蕃那樣“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的“民主協商”，實現國家的長久強盛。

“宋自藝祖太宗作育人才，真、仁之間，名賢大儒輩出，一時之盛，三代 以下不數見”（早期史論《元佑君子黨論》），余達父像陳寅恪先生一樣特別讚賞北宋的文化成就。在對社會改革的路徑選擇上，他更傾向於以儒治國、以科教立 國。

在1911年夏5月所作《葛季皋醫案序》中，余達父曾如此表達自己對世界國家民族社會進步的理解和思考：“世界列強，其國勢之蒸蒸日上者，皆以醫學一 科與倫理、法律、理、工、農、商平列而尊重之，其何故哉？蓋列國之所謂聖帝明王循吏能致長治久安之業者，其要不過曰排去人民之患難，增進人民之幸福而 已”；“去年化去之德意志醫學博士可夥（今譯“科赫”。

1905年發表控制結核病論文，獲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為發明微生物學之初祖，其盛名震於全球，不減於倫理、哲學之康德，法律學之拉龐得耶凌克（今譯魯道夫·馮·耶林：1818—1892，德國19世紀著名法學家，締約過失理論創始人，著作有《羅馬 法的精神》等，哥廷根今有“耶林大道”）輩，則德意志之雄長勃興，共推為世界學術之中心點，豈幸致耶”；“余深嘆活國無術，而幸而活人者之猶大有人也。且厚望今日吾國人民之能重視醫學與倫理、文章、法律、政治、理、工、農、商同為一揆，則國民庶有療乎！”……他由衷希望當政者像“世界學術之中心點”德國那 樣，“以排去人民之苦難，增進人民之幸福為不二之政策”，其“開眼看世界”的“和諧”社會政治理想，可謂發前人之所未發，高屋建瓴高瞻遠矚！

很可惜“廿年不見烽煙靖，大盜殃民日漸臻”（1928年所作《十一月廿三日過陽平隴氏藹吉堂》）的社會現實，一再將余達父的理想扯成碎片。“吏疵民瘼未全 除，循良撫字艱勤劬。小知大受且無拘，不負所學非濫竽”（1906年所作《送黃仲宣如桂林》）；“匹夫有責與興亡，吾謀果用當諤諤。但使饑溺登衽席，我輩 何妨樂后樂。酬君此語非謾言，深信真理歸平博”（1912年和劉貞安兼以贈別）。

余達父原本渴望自己既有功名又有文名、既立功又立言，欲救國民於水火之 中，像范仲淹那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卻“縱有文章驚海內，豈知書劍老風塵”（旅居北京所作楹聯），懷才不遇，報國無門。他用自己顛沛流 離的大半生經歷，見證了從清末到民國的政治腐朽和社會黑暗。

鑽研法政，同情革命，傾向革命，卻不是同盟會員。

“求師過海參新 理，活國回帆想大同。”（丙午（1906年）春所作《和慎齋先生秋感韻八首用杜秋興韻避元韻》其七頷聯）1904年，因長兄余若彤被永寧道趙爾豐尋隙陷 害，蒙冤入獄，被判處終身監禁，抄沒家產，余達父“奔走蜀中，無能營救”（ 《亡兄伯彤先生行狀》 ），不得不在1906年春天率一子二侄東渡日本避禍，也尋求救國救民的“大葯”——“家國多艱虞，豈任終駑劣。意欲與世絕，廢食遂咽噎。手攜兒子輩，遠遊萬里越。泛海求大葯，或有生民術。”（《南征·百韻次杜甫 北征韻，增三十韻》 ）。

《斷髮》是現存余達父到日本后所寫的第一首詩。早於余達父三年，21歲的魯迅也在日本弘文學院江南班第一個剪掉辮子並照 相紀念，還在送給好友許壽裳的照片背後題詩一首：“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辮子的有無，成了是不是清朝 順民的一個標誌”（朱正《魯迅三兄弟》第23頁），魯迅剪掉辮子並題詩明志“我以我血薦軒轅”，足見其反清、愛國、革命的政治立場。

但余達父“因緣緒縷一 掃盡，崢嶸頭角方隆赫”的斷髮，既有“回首神州黯陸沉，千鈞一髮情尤迫”、“但恨塵根太種種，伐毛應期無留跡”的社會背景和個人遭際，也有“今年攜稚來扶 桑，渡海名士多如鯽。形形競作圓頂相，贅旒截取心適獲”的“趕時髦”，更有“拔毛能利胡不為，披髮入山太可惜。況復損上可益下，鬋鬋已補髯如戟”的憤世嫉俗，愛國卻未必反清，遠不如魯迅那麼慷慨豪邁。

在日本，余達父與平剛成為摯友。平剛（1878—1951），字少璜，貴陽青岩餘慶堡人，是貴州“破天荒狀元”趙以炯的同鄉，19歲中秀才。

1901年在“貴州鄉試闈中”，平剛“風姿瀟灑，言論謙退”，余達父“頗親異之，然匆匆未往還也”（引文均見余達父《平少黃 感遇集序》）。“丙午春，留學江戶，漸與款洽”（同上）；“留學日本東京，（與余達父）朝夕共處四年”（平剛《余健光傳》），如果余達父真要像平剛或侄兒余祥輝、余祥焮那樣，成為同盟會員並積極投身革命，不會沒有機會。

1905年留學日本時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任 貴州分會會長。

1911年貴州大漢軍政府成立任職樞密院全權處理軍政府內部事務。

1912年任國民會議代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秘書長。

1917年護國運動 時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秘書……

但“余見其義憤剛直之氣，百折不回，甚欽其為真性情人。爾後行李同寓，昕夕論議，少黃理 想新穎，詞氣橫逸，時時令人嚮往”（《平少黃感遇集序》；“聞少黃從事革命，竊喜其進取之勇，然未深窺其奧”（同上）——欽佩平剛的“真性情”，嚮往其“理想新穎”、“詞氣橫逸”，欣賞他作為革命者的“進取之勇”，卻未對革命理論進行深入研究，這大概就是余達父當時的政治立場。

“余性好詞章小學，而少黃 喜談法理，久之，少黃遷其所好，與余同談藝，益相得。余常以日本語文法，請指於少黃，少黃亦時以詞章就正於余。其後，少黃親從餘杭章氏游，肆志於音韻小學 古文詞矣”（同上），我們可以從余達父與平剛在日本的交往，推知“學人”余達父與革命家平剛的細微區別——前者一心求學，不僅學日語學法律學政治，還不放 棄在國內所擅長的“詞章小學”，似乎兩耳不聞窗外事；後者則同“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一起，一邊從事革命一邊研究“音韻小學古文詞”。

余達父真正的興趣，在學問不在革命。這一點與黃侃頗有相似之處。黃侃（1886—1935），字季剛，湖北蘄春人，幼承家學，有“聖童”之譽，1906年留學日本時成為章太炎的得意門生，1919年又拜劉師培為師學習經學，於國學堂奧無所不窺，尤精於小學、經學和古典文學，詩詞文章亦可謂一時之選，余達父曾在 詩中讚譽他“無雙經術黃江夏，有托風懷李義山”（在北京所作《季剛以詩賀余納姬依韻和之》）。

黃侃是早期同盟會員，1907年曾在第十八號《民報》上發表 文章《釋俠》鼓吹暗殺，1910曾從日本回湖北蘄春發表演講鼓吹革命。1911年武昌首義成功，黃侃曾與黃興一起參加武漢軍政府。

1912年南京臨時參議 院成立，黃侃當選為議員。袁世凱當權后，黃侃“自度不能與世俗諧，不肯求仕宦”，從革命家“黃十公子”華麗轉身，變成了北大、北女師大、武昌高師、中央大 學、金陵大學等著名大學的教授，開創“蘄春學派”，同章太炎一樣被譽為“一代國學宗師”（事見《陳平原書話·當年遊俠人——黃侃其人其事》、張昌華《民國 風景·零縑斷間話黃侃》）……“垂翅京華長只爾，遙思篤友一傷神”（《和黃季剛見寄海上雜感韻卻寄》），“蛟蜃樓台不夜城，高軒過我任呼兄”（《閏端陽 夕，季剛過訪，談前人集中有〈閏端陽節客滬上，聽汪翠娘琵琶〉，季剛和之，余亦次韻》），“有客欣然來，通眉映深目。

談笑心情開，琴尊合座促……示我紀游詩，天花粲眼福。追和急就章，自笑成貂續。”（《秋陰季剛過我以紀游詩囑和依韻成此》），旅居北京期間，余達父與黃侃成為的莫逆之交，學養志趣（同樣治音 韻訓詁之學，同樣擅長吟詩作賦，同樣性情中人落拓不羈彷彿魏晉名士）相投應是主要原因。

余達父是帶著自己的《雅堂詩集》到日本去的。他“博識能文，好吟詠，與日本詩人森槐南結詩社，輒主其盟，故頗負時望”（平剛《余健光傳》）。

1909年前後，在東京，余達父既 與同樣來自貴州的張繹琴、吳慕姚（錦屏人，比余達父只小一歲，苗族，1906年赴日考察學務，民國元年加入同盟會和南社，曾任《國風時報》主筆，1913 年反袁被殺）有詩交，也與郁曼陀（現代著名作家郁達夫的哥哥）、劉揆一（劉道一烈士兄長，同盟會重要領導人）、森槐南等的“思古吟社”有交往，還與明治朝 全日本最重要的漢詩社團“隨鷗吟社”雅集酬唱。“隨鷗吟社諸君，多一時耆宿”（以下引文大多出自余達父作品自注）。

“倭中文士泰斗”、伊藤博文“秘書”森 槐南，“倭中文士泰斗”、“詩最後成，亦最工”、“書法為日本最有名者，畫亦佳”、時任“隨鷗吟社”社長的永坂石埭，“經理郵船會社”的“侍郎”永井禾原（其子永井荷風堪稱日本現代文豪）等，都成了余達父的異國詩友。

儘管革命已成為時代風潮，但余達父並未盲目追隨。“不謂意見不合，意氣乘之，意氣用事，意見擾之，荊公遂悍然不恤流為小人，諸君子亦不恥獨為君子，干戈起於蕭牆，仇釁爭於同道，甚而蜀落內訌……”在早期文章《元佑（祐）君子黨論》中，余達父這樣表達過自己對司馬光、王安石兩黨之爭的反感。

“東漢刊張，黃巾飛揚；牛（僧孺）、李（德裕）標榜，藩鎮強梁；東 林復社，馬（士英）、阮（大鋮）猖狂；舒王（王安石曾封舒國公）秉國，官禮遺殃；余丑（指蔡京輩）濟惡，流毒未央。”（同上），對漢、唐、宋、明因黨爭而 引發的禍亂，余達父可謂瞭然於胸；雖然“崇天黨碑，千載猶芳”，但“雖曰遺芳，何如稷、契。皋、夔之揚，拜於一堂”（同上），余達父最希望的還是稷、契、皋、夔明君賢臣濟濟一堂，這大概是他不願加入任何黨派的原因所在。

“蝸爭有限終何極，博得青山號夜郎”（《詠黔中事迹古人分得唐蒙》），“援 遼兵變渝城開，十萬鐵騎橫江死”（《梁王台懷古並序》），“舊讀山陽史，征東亦壯哉。挈提百萬師，豐臣真霸才。箱根頫江戶，指點如心裁。割取關八州，付人 作二陪。一朝華屋逝，霸業全傾頹。妖姬挾孺子，血碧青憐堆。”

（《己酉冬仲重遊箱根仍宿環翠樓四十二韻》）余達父的十三世祖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曾在明 末天啟、崇禎年間——1621至1638年，與貴州宣慰同知安邦彥聯合反明，率兵圍困成都、攻佔重慶，自稱“大梁王”，後來遭到明朝統治者的殘酷鎮壓，兵 敗被殺；豐臣秀吉曾以武力征服朝鮮，成為日本歷史上的一代梟雄，卻因“關原戰敗”而“霸業全灰”（引文見余達父詩作《豐臣冢》序）。大概是得自中國、日本 歷史尤其是西南少數民族歷史的深刻體察，對戰爭，對流血，對暴力，余達父似乎有一種本能的冷淡。

1906年冬，年僅22歲的湖南志士劉道一回 國領導萍瀏醴起義失敗，在長沙被捕英勇不屈慘遭殺害，成為同盟會為革命流血犧牲的第一人，消息傳到日本，孫中山、黃興都有詩痛悼，余達父亦作七言古體詩 《衡山哀》“已作招魂兮，歸來哀南極”：“豐隆造父戰天衢，失勢一敗全軍墨。十番紅桐碧血殷，柱維岸裂共工踣。日午飛霜鬼雜人，橫戴髑髏暗中泣。滄冥萬里 精衛魂，吹塤和篪招不得”。

1908年，劉道一妻子曹庄自縊殉夫，余達父又作五言古體詩《湘娥怨》哀悼烈士讚美忠貞，詩句寫得悲壯凄婉：“湘女彈寡鵠，啼 紅淚如雨。頻死竟不遂，幽怨紛千縷。望夫山上石，要離墓上土。去去復去去，含冤叫帝閽。石不填海平，膠不止河渾。蓬萊多神仙，不救精衛魂”。

1907年4 月19日，陳不浮（又名陳天聽）乘日本“博愛丸”回國，“恨微軀不能以一木支大廈……希冀振起吾同胞萎疲睏憊之呻吟”，像《猛回頭》的作者陳天華一樣蹈海 殉國，余達父曾作《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同人祭福建陳烈士不浮文》，“集同意之諸人，想象烈士之英魂毅魄，唏噓為文，望海天之洪闊深遠處而祭之”。

深知社會黑暗腐朽，卻沒有對清朝統治者徹底絕望，不願對革命理論“深究其奧”，更不願參加暴力革命。余達父崇儒尚法，在立憲與革命之間，他原本更傾向於 立憲而不是革命。余達父後來的同情革命、傾向革命、讚美歌頌革命家和革命者，不是投機取巧而是自然而然：“正是清政府的冥頑不化，政治上拒絕改革，經濟上 搖擺不定甚至倒行逆施的後果，使從來溫和謹慎的士紳商董都開始遠離它拋棄它甚至反對它。”（雷頤《辛亥革命產生的歷史邏輯》 ，《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 。

據理力爭捍衛革命成果，用作品記錄貴州辛亥革命全過程。

1910年夏天，余達父畢業歸國，經滿清學部試驗后，得中法政科舉人（俗稱“洋舉人”），剛將長兄余若彤營救出獄，母親卻溘然長逝，他不得不“奉諱歸里”，為母親守墓半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11月4日，“大漢貴州軍政 府”成立，貴州成為全國第七個宣布獨立的省份：“去歲各省反正，黔省響應最早，與川滇諸民軍呼吸相通，偉哉！”（1912年4月29日上海《神州日報》社 論）。“值武漢首戎，黔中應義，盜賊亦乘之蜂起，不得已出而與鄉人維持梓里艱局，被舉為臨時議員。”（1913年余達父在北京所作《與梁某書》）余達父1912年春抵達貴陽，而憲政派、地方官紳、團練勢力和貴州自治學社的矛盾不斷激化，導致滇軍應請入黔鎮壓“亂黨”。

雲南軍閥唐繼堯等強行將立法院改為省 參議會，議長周素園、臨時副議長余達父等堅持行使立法院體制許可權——“其時與行政之有方者議訂立法行政之許可權，一紙草案，本據法理以成”（《與梁某 書》），不但不承認非法就職的“偽都督”唐繼堯，還要指控“以私人名義串借外債、認銷滇鹽事，將聲罪致討”（周素園《貴州血淚通告書》）的一干權要。

唐繼堯“不意議員有此膽干，殊驚愕”（見周素園《貴州民黨痛史》），組織誣陷反擊，結果把周素園、余達父和自治學社的議員一併除名——“復有力者忌其鋒芒，必 欲齕而去之，終雖不能去，已成冰炭”（《與梁某書》），余達父在正式選舉之日，雖然當選，辭不就任，後來也像平剛、周素園一樣流落京滬。（相關史料見姜鍾 彝《貴州少數民族對辛亥革命的貢獻》 《貴州少數民族為捍衛辛亥革命成果所作的鬥爭》）。

益梁天府古名邦，千里岷峨接漢江。鐵道先輸銀鑄幣，火輪初泛木闌艭。金躍冶投虛牝，止水罡風激怒瀧。黨獄方聞系張儉，荊湘大旆已招降。（其三）

回憶西風九月吹，竹王城上幟離披。綠營細柳迎黃祖，玉帳高牙擁敬兒。未老趙佗娛自帝，無家揚仆請偏師。劫來一局成嬉戲，走死流亡恨已遲。（其四）

公是公非付公論，謗木高標諫鼓喧。怨毒清流終報復，衣冠今日竟崩奔。無枝烏鵲飛三匝，當道豺狼啄九閽。但使盧梭猶在世，也應徒手拯黎元。（其十三）

《春興十五首·壬子正月寓築垣作，用上平韻》其三、其四、其十三，可以被視為余達父對四川保路運動、武昌起義、貴州辛亥革命的完整記述。“勝廣發難氣易 驕，溫操竊據辭難托”（《次韻和劉問竹書〈雅堂詩集〉后長言四十韻兼以贈別》）——像陳勝、吳廣那樣的起義者容易驕傲氣盛，這會為像桓溫、曹操那樣的 軍閥竊據政權掠奪勝利果實提供借口，這是余達父對貴州辛亥革命失敗原因的理性總結和深刻認識。

貴州自治學社通過哥老會、新軍營、陸軍小學等社會力量發揮作 用，使革命取得成功，部分決策者驕傲自滿爭權奪利排斥異己激化矛盾，致使雲南軍閥唐繼堯部應憲政派、地方官紳和團練勢力之請入黔，大西南從此陷入戰亂。 “自治學社不懈努力完成了推翻清王朝在貴州的統治，建立‘大漢貴州軍政府’的歷史任務，卻又因取得勝利后的一系列失誤，斷送了新生的革命政權”……

在2008年9月出版發行的《貴州歷史筆記》中，范同壽先生曾用“自治學社：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為標題寫文章探討貴州辛亥革命，其見解與余達父不謀而和。

對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偉大歷史功勛，余達父也有過精闢總結：“天道剝必復，人事變則通。帝制五千年，一盪方成功”（代安舜欽作《挽陳英士》）。但革命成 功不但沒給中國給貴州帶來政通人和國泰民安的社會大進步，反而導致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南北分裂、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余達父對此深感失望和不滿。

詩句“只愁蚩蚩氓（百姓愚昧無知），共和尚成假”（1912年所作《病中喜輝侄書至》），擔心人民受教育程度低，“共和”將有名無實；詩句“倉猝奪門真有手，昏庸授柄太無常”、“辛苦馬融西第頌（東漢大學者馬融曾作《大將軍西第頌》，阿附權奸梁冀，頗為正直所羞），朝來應嘆雪盈髭”（1917年古歷五月在日本所作《十四日西京道中閱晚報言中國復辟事》七律二首），指斥嘲諷張勳、康有為擁戴溥儀復辟。

詩句“豈知洪憲元，未及十日酺。後來因仍者，陋簡無建樹。國是 竟蜩螗，南北紛解組”（1919年所作《哭輝侄》），描述袁世凱稱帝失敗國家南北分裂；“建元已一紀，新國方俶擾。南北費干戈，盜賊乘驕驕。民生困憔悴，展轉溝壑殍”（1923年所作《送張仲民東遊滬瀆》），描述民國建立后連年軍閥混戰導致民不聊生。

1912年2月2日，亂兵包圍了張百麟（1879—1919，貴陽人，字石麒，貴州自治學社創辦人，1911年11月4日宣布貴州獨立，任貴州軍政府樞密院院長，“二·二”事變中被迫離開貴 陽，經安順逃往貞豐，最後輾轉跑到上海）的住宅，張百麟因如廁僥倖得免，其妾劉蘿卻為夫殉身（事見范同壽《自治學社：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千秋彤管 彰奇女，憂患艱虞始見之。往事辛壬更水火，只增殘殺濟顛危。西南自是成封豕，巾幗何人獨委蛇。如此從容申大義，固將一死愧鬚眉。”余達父詩集卷十一《題張 石其妾劉蘿詩事》讚美“巾幗”、“奇女”劉蘿的“從容申大義”、“一死愧鬚眉”，似乎也表達了自己對某些敢做不敢當的鬚眉男子的不屑。

1912年下半年，余達父逗留上海期間，除與安舜欽共同創辦《斯覺報》宣傳革命、抨擊軍閥外，還為旅滬蜀商會“代擬”致內閣總理熊希齡電，“恭請大總統簡（選拔）前清四川總督王人文（1863—1936，雲南大理人，1912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後任川滇宣慰使、參議院議員等）為宣撫使，解散湟池之盜兵，怵 惻入井之赤子”，使四川黎民百姓避免一場“大總統維持共和，平定內亂，命將出師，聲罪致討”的戰禍。

在北京，“乞米長安，吹簫吳市，是不特不能致此身救助 國家之興亡，並自身之生活，亦不能自衛矣”（《與某總長書》）的余達父，曾作《與梁某書》等，毛遂自薦。1916年5月8日，孫中山最為倚重信任的軍事助 手、蔣介石最敬佩的人生導師陳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凱花70萬大洋收買的刺客暗殺，余達父代安舜欽作22韻五古《挽陳英士》，借安舜欽之口，表達了自己對陳 英士“君獨抗其棱，百折氣益堅”的革命精神的讚美，對革命領袖“同志若牛毛，山斗推孫公”的崇仰，還有對袁世凱這個“神奸心不死，睥睨漢皇宮”的暗殺主使 者的痛恨。

1917年古歷6月2日，余達父曾“代撰”《黎（元洪）總統二次通電》，在文中反覆重申：“元洪受國民委任，承乏為副總統、大總統，雖德不稱位，才不稱職，然皆依法律成立，則元洪之一舉一動，自不能不悉依法律”；“蓋元洪個人之生死，雖可置之不顧，然不能以四萬萬同胞所託命之法律供我犧牲也”；“元洪今日不能委職輕去，不敢違法越權，遷就個人生死存亡。”企圖依靠所謂“法律”保住總統寶座的黎元洪最終被迫下野，余達父不得已侘傺南返。

從1922年到1927年，余達父在貴陽，擔任貴州省法院刑庭庭長，“卑官任大理，市獄擾難卻。於張無冤民，持正尤嫉惡。但苦民生困，苛政如火灼。道教 止河濁，何如逃冥漠。抽版付長官，永脫濕薪縛”（1931年所作《豁然篇並序》），因理想破滅而像陶淵明一樣選擇辭官歸隱。1925年，黔軍將領彭漢章回 貴州主政，余達父曾“為法院全體作”《彭仲文省長就職祝詞》，為貴州的未來發展獻計獻策：“凋敝之後，修養是須。

盜賊縱橫，不教宜誅。招安非法，遣散給 符。冗兵宜汰，精金躍爐。吏治不修，貪墨充途。法律不嚴，獄訟多誣。食貨鹽鐵，征榷錙銖。司農財政，國用是儲……凡此數者，大政所紆。發政施仁，先此待 蘇”——民生凋敝，得讓百姓休養生息；或誅殺或招安或遣散，消弭匪患；淘汰冗兵，讓軍隊更精銳更有戰鬥力；整肅吏治，杜絕貪墨；嚴格執法，昭雪冤獄；對食 貨鹽鐵徵收重稅，儲備司農財政以備國用……但彭次年便被“橦梓系”軍閥趕出了貴州，周西成主政貴州橫徵暴斂濫用民力任人唯親——“豺狼當道攫人食，狐鼠縱 橫晝攫金”（《己巳（1929年）人日春感》），余達父“壯年負笈走倭京，法政鑽研想治平。欲向申韓爭講席，更論鹽鐵著經生”（1922年所作《漫興九 首》其五前兩聯）的願望再一次成為泡影。

在畢節，在貴州，余達父大概是最早將“民權”“民主”“共和”“國際”“國際法”之類新詞語寫進詩文 中的作家，他對法和法治精神的高度重視，遭遇了從清末到民國傳統人治社會的強勢狙擊，失望絕望之餘，他的辭官理所當然——“皋陶邁種德，謨訓垂典編。豈知 城旦書，不逮蹠蹻篇。荏苒五六稘，四民解倒懸。我無活國術，投效請歸田。”《戊辰（1928年）人日時園獨酌》 ）

與安舜欽、平剛、周素園等密切交往。

余達父同貴州辛亥革命的幾個主要領導人之間，一直保持著交往。余達父和平剛半生摯友。在余達父的詩集中，與平剛唱和的詩作有近10首。

1917年古歷4月3日，余達父在北京為平剛詩集作序，比較具體地記錄了平剛在 辛亥革命前後的處境和遭遇：1910年春平剛返回貴州，余達父送他到橫濱登海船，“風雨驟至，百感紛集，身世家國，珍重臨歧，自此箋札間通，而人事暌離不 相見者三四年”。

1913年夏秋之間，余達父在上海見到平剛，平剛“方攜其新婦，持議院事南來商榷。車馬雍容，一灑寒儉。而國事飄搖，帝制檗芽。少黃亦忽 忽不樂，惟藉綺懷戀情，困頓於衣香鬢影間耳”。

1913年初冬，余達父到達北京，平剛也到北京賃屋居住，“未三月，偵伺者日急，少黃逃去析津（今天津），如廣陵（今揚州），如申浦（今上海），如青陽，暫者旬月，多者數月或數年。此時與余箋札最繁，其詩文詞亦成於此時者最夥”。

1915、1916年，“西南事（護國運動）起，少黃亦出而奔走粵（廣東）滬（上海）”，袁世凱死後，“少黃攜婦北來數月，復南去，去復來。初主於余，再來別居。又數月，而淪落不耦，益復困窶，行將歸黔侍養，出其《感遇集》囑同人為敘”。“患難經多蜀道平，中年豪氣入幽並。王尼獨有傷心語，滄海橫流萬古情。”細品這首《題嘯篁感遇集次 季剛韻》，我們可以感知余達父對平剛這個顛沛流離的革命者的惺惺相惜愛莫能助。

余達父與周素園惺惺相惜。“素園曰：年來患難艱虞中，友朋氣誼 之篤，相知之深無逾君者。發其文集若干卷、辛亥革命貴州人物誌若干卷囑余為之許。余讀其文，跡其身世之所歷，而因之有感焉。”

1917年新秋二日，“因家 難頻仍，不日南歸”的余達父，在北京作《周素園文集敘》。細讀這篇序言，對比周素園在革命前後的變化，我們可以了解貴州辛亥革命的一些具體過程，還有周素 園先生對貴州辛亥革命的巨大貢獻；“周君素園，與余同鄉里，少相知，然未深相習。丙午（1906年）春，余之倭遊學，道出滬瀆，友人寧居益之介與素園訂 交，始悉平日所聞於里閭稱道素園之學術德業、風骨文章者，其知之固淺也”；“辛亥秋，武昌首義，中原俶擾，素園與諸同志數人於黔中締造經綸，襄成共和，危疑大計，倉猝決定，戈矛蕭牆，禍患肘腋。

素園皆所眾所推，而獨任其艱難險巇者，竭數月之心力，黔事亦稍靖矣。乃狡險爭權者陰結假北伐之滇師，襲而覆之，而 黔中遂為水火傾軋之域，雖至今弗寧。壬子正月，余以省議會議員至貴陽，見素園抑塞昂藏，非復六年前安雅閑適之少年矣”；“素園運籌聚米，指示發縱，匕鹵不 驚，獨立告成。乃不得擁節鉞，據大藩，基峙鼎足，鞏固共和，而顛沛流離，轉徙於江漢燕薊之間，困頓無幾所復之，此皆極人世之所謂淪落不耦者”；“是素園今 日之困塞，不特為其事業功名所應紆折經歷之境，亦為學問文章所應紆折經歷之境矣。”革命成功了，革命成果卻被篡奪，周素園輾轉南北，組成“黔人冤憤團”，揭露貴州反動勢力的倒行逆施，為貴州革命派鳴冤叫屈，得以在北京與余達父 相見。

同樣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兩個畢節文化人，在北京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乙卯（1915年）春初，素園來京師主於余，相聚約百餘日，兩人皆濩落無所 就，而相得極歡。”1915年暮春，周素園辭去參議院秘書職匆匆南返，余達父曾作29韻五古《送周澍園南歸》為之送行，兩個畢節老鄉“海內存知己，天涯若 比鄰”；“成敗更偶然，富貴來尤儻（倘）。逝者既如斯，聚散今何悵。惟有別離情，臨歧轉難忘。珍重贈狂言，謬擬驪駒唱。他時重攜手，一笑真無恙。”

余達父與安健為世交摯友。安健（1877—1929）字舜卿，又名舜欽，貴州六枝特區上官人，出生於彝族土司家庭，是傑出女政治家奢香夫人的後人。安健 少年時就學安順府，成為附生(秀才)后遊學省城貴陽。受民主革命思想影響，1905年拋棄科舉仕途東渡日本留學，在東京首批加入中國同盟會。

1911年辛 亥革命前夕，安健在日本同盟會總部與貴州自治學社聯絡，下達孫中山先生指令，促成貴州辛亥革命的爆發（事見安瑞琮《安健傳略》）。兩人1912年曾於上海 創辦《斯覺報》，宣傳革命，鞭撻軍閥。

1929年古歷9月10日（公曆10月12日），曾任大元帥府（軍政府）中將參議、川邊宣慰使、大本營咨議、國民革 命軍第九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貴州討袁護法總司令、貴州省臨時政務委員兼民政廳廳長的安舜欽歿於昆明，雲南省主席龍云為其舉行隆重葬禮，余達父在“烏夢 客邸”得到噩耗，作五律一首，痛悼其“廿載投艱劇，孤心愍亂危。椎秦疑不中，難魯去仍滋”的壯志未酬。

“矢志追隨中山孫公，屢次革命健皆能與”（平剛《安 健傳》）的安健，多年致力於反蔣，此前曾贈送余達父一副對聯：“革命未成功，齊家勿忘治國；討逆須用武，桴鼓以代彈琴。”（安瑞琮《安健傳略》）《雅 堂詩集》卷十二《和安舜欽乙丑九日遊仙人洞韻》後面，余達父附錄了原作：“曾上泰山游，俯視天下小。今來仙人洞，到眼殊了了。岩高未百尋，不足跨窅窈。詩 多神仙窟，此間安足道。何不凌高風，直下蓬萊島。茫茫滄海中，一笑塵市渺。”

讚美歌頌革命家、革命者。

“頗聞孤注說，破壞建設繼。惜哉聞空談，著手何時勵”（1908年在日本所作《歲寒吟》），對那些欲孤注一擲進行“破壞”然後再“建設”的口頭革命者，余達父嗤之以鼻。對那些真正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志士，余達父卻發自內心地敬佩、謳歌。

1910年夏，余達父歸家途中小住重慶，遇到一位壯懷激烈的革命鬥士——“道逢王子喬（傳說中的古代仙人），論史傷妺（喜）妲（己）。冀展扶輪手，極溺 從英哲。弘願不可知，浩氣長凜烈。果使斯民康，何獨邦國活。”（《南征·百韻次杜甫北征韻，增三十韻》）這個人不滿慈禧太后像妺（喜）妲（己）那樣專權誤 國，希望能夠“展扶輪手”救民於水火，願意追隨“浩氣長凜烈”的“英哲”為國家民族捨生取義，詩人對他充滿敬意。

余達父帶到日本留學的兩個侄 兒余祥輝、余祥焮，不僅成了同盟會員，而且成了職業革命家——“兩侄輝、焮，自若瑔回國后，奔走革命，從事於辛亥、丙辰兩役”（《亡兄伯彤先生行狀》）。按余宏模先生在《孫中山與彝族革命志士余健光》一文中的表述，余祥輝在日本不僅加入了同盟會而且加入了共進會，是陳其美的得力助手，1912年年初曾在廣 東率領民軍隊伍編入北伐軍，後來返回日本繼續留學。根據日本警視廳便衣警察的記錄資料，從1913年13月13日到1915年10月14日，孫中山與余祥 輝見面近50次。

1914年6月、7月，余祥輝加入了中華革命黨並任總務布第一局局長，追隨孫中山、陳其美護國、護法，戰功卓著。余祥焮（余宏模之父）曾 被孫中山聘任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始終堅持三民主義，因眼盲解甲歸田，1945年病逝，其詩文集今已亡佚。

1912年溽暑，患脾瀉卧病 貴陽的余達父，突然接到了余祥輝（1891—1919）“殷勤寄尺魚，不減千里鮓”的報捷信：“書言去年秋，龍蛇起中夏。投筆並海歸，滇雲暗紛惹。滿柭出 番禺，捷足聞健者。迴翔嶺嶠間，偏師能御寡。間關嘉應州，大纛迴風。北伐蒞中原，慷慨摧傾廈。”余達父“我今病憔悴，見書喜難捨”，作五古《病中喜輝 侄書至》，告訴侄兒貴陽吏治恣睢、弱肉強食的黑暗現實，還有自己“只愁蚩蚩氓，共和尚成假”的擔心，提醒作為勝利者的余祥輝未雨綢繆，不要重蹈歷史覆轍 ——“努力勖後生，覆車戒循車果。他日澤生民，惡德宜灑”。

1917年重陽節餘達父“雨中過龍里”，曾為“輝侄滯粵中久不接音問”（詩句自注）而擔憂牽掛。1919年古歷10月15日，已在貴陽卧病三年的余 達父，接到謝慧生（四川革命成功後任成都軍政府政務處助理，廣東國民政府大本營秘書長）發來的電報：余祥輝戎馬倥傯積勞成疾，在上海英年早逝，“九月廿日以巨川輪船運至重慶”（《哭輝侄》序）。余達父白髮人哭黑髮人，作38韻五古《哭輝侄》 ——“慰書未經月，訃電已先睹。

別家十四年，一別成千古。老母淚成河，一慟臨棺撫。我病已經年，策杖行踽踽。轉將衰老淚，哭此千萬緒。天末賦大招，傷此支 撐柱”（結尾）。“汝本慷慨士，況已茹荼苦。家國多艱難，風雲雜塵土。嶽嶽獨角麟，蹇蹇地上虎。壯志造共和，生民無忝祖。發難起辛壬，海水飛天宇。爾自粵 海還，橫戈渡江浦。一旦清社屋，更始新民主”，細讀這些詩句，我們除可以感知余達父對矢志追求民主共和理想的革命家侄兒的激賞。

1920年5 月7日，孫中山曾在上海為胡漢民撰寫的《余健光傳》作序：“健光之死也，民黨知與不知者，皆為嘆傷，以謂使天假之年，獲竟其志，其所造當十百倍於今日也。惟健光則固以奮鬥而死，自有志於革命以來，真所謂一息尚存，未嘗少息者。其生平自揆，亦曾無成敗利鈍之見，故不問健光所已建樹於國家社會者奚若，而即此奮鬥進取之精神，已足以移傳於多數後起之青年而不朽，我知健光無復遺憾矣。

健光與同志助英士多年，英士多病，健光獨強健年少，顧英士不死於病而死於敵，健光 不死於敵而死於病，均出常人預測之外。然努力於其所職志，終以生命為之犧牲，則其死一也。因覽漢民所為健光傳，爰書數語，以示吾黨。”（轉引自余宏模《孫中山與彝族辛亥革命志士余健光》）孫中山所欣賞余健光的“奮鬥進取之精神”，與余達父對侄兒的讚美異曲同工。

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在北 京逝世，噩耗傳到貴陽，時任刑庭庭長的余達父，“代貴州大理分院”作輓聯一副：“卌年革命，兩次游京，籌畫定規模，忽聞霜露凄零，徒令上將揮神筆；三民主 義，五權憲法，經綸冠中外，正看風雲奮鬥，長使英雄淚滿襟。”上聯綜述孫中山“卌年（遺言開頭有“余致力國民革命，四十餘年”之句）革命，兩次（1912 年5月，應袁世凱之邀赴京，共商國是，調和南北衝突，實現政局穩定。

1924年8月，應馮玉祥之邀赴京，力求實現全國和平統一）游京”的人生歷程和“籌畫 定規模”的豐功偉績，表達“忽聞霜露凄零”而北伐大業未成的無比嘆惋；下聯評贊孫中山“三民（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五權（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 察五權分離）憲法”的歷史貢獻和“經綸冠中外”的雄才大略，再次傳達“正看風雲奮鬥”而偉人逝世的無盡哀傷。上聯的“徒令上將揮神筆”出自李商隱的《籌筆驛》頷聯，下聯的“長使英雄淚滿襟”出自杜甫的《蜀相》尾聯，都是化用、活用唐代大詩人紀念諸葛亮的名句，工整得體，天衣無縫。

這副52字長聯，概括完整 精闢，描述生動貼切，完整表達自己對偉人的了解理解，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參差錯落珠聯璧合，主旨與孫先生的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 力”異曲同工，即便置諸同時代諸多名公巨子為孫中山所作輓聯中，亦是毫不遜色的大手筆！

“天道窮則變，人心抑更揚。金堤潰蟻穴，火汁裂昆岡。嗟彼辛壬際，先烈何輝煌。吾鄉雙烈園，創義尤堅強。方見先復光，旋遭喋血僵。且使廿年余，精靈委凄愴。今以園表烈，千秋有聲光。但慾望天國，後顧殊茫茫。民生竟憔悴，奠安勿彷徨。”

1934年古歷4月28日（古人稱月末為“晦日”），余達父在貴陽作《題大定雙烈園石壁·壬子（應為“辛亥”）十月廿一日譚冠 英、簡忠義殉之。民廿三年甲戌四月晦日作》，這是詩人現存76首五古的最後一首。

譚冠英（1866—1911），又名復光，字希顏，大方人，清末秀 才，1907年在貴陽參加貴州自治學社，回大定籌建分社；簡忠義（1893—1911），大方人，簡書的侄兒，“大定軍政分府”義勇軍隊長；簡書（1886—1937），字孟平，青年時代就學於貴陽，1907年參加貴州自治學社。

1911年11月4日貴州光復，譚冠英與簡書等於11月8日發動武裝 起義，成立“大定軍政分府”，簡書任行政長官，譚冠英任參謀長。12月11日，清朝舊吏、新委行政長官陳鴻爵勾結保守勢力，以在萬松書院開會為名鎮壓革命 人士，為保護簡書，譚冠英、簡忠義壯烈犧牲。簡書身負重傷，后曾在北京與周素園等組織貴州冤憤團，控訴雲貴軍閥對貴州人民的血腥鎮壓與迫害。

1926年曾 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秘書長；譚冠英、簡忠義遺體合葬於大方南郊先農壇，1921年國民政府追認二人為烈士，修葺墓地，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題字“雙烈園”，后 貴州省主席吳鼎昌題墓碑“譚冠英、簡忠義烈士之墓”。在詩中，余達父謳歌烈士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崇高精神，稱讚大方修建“雙烈園”表彰貴州辛亥革命“大 定軍政分府”兩位烈士的創舉，既為烈士在20多年後終於“千秋有聲光”而欣慰，又為“民生竟憔悴”的社會現實而抑鬱。（本段相關史實見《畢節地區志·人物 志》第16—17頁、第37—38頁）

余達父回國后長期報國無門，希望稷、契、皋、夔明君賢臣濟濟一堂的美好夢想終成泡影，輔佐當政者“以排去人民之苦難，增進人民之幸福為不二之政策”的善良願望終成虛幻，而革命已成為時代進步潮流和社會進步動力，他便與時俱進地趕上了歷史的車輪，崇仰革命家，歌頌革命者，懷念曾經給人帶來激情和憧憬的辛亥革命。

綜上所述，余達父一生經歷了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維新、庚子事變、日俄戰爭、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軍閥混戰、北伐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也見證了水潦、大屯彝族土司莊園改土歸流後由盛到衰的分崩離析。清朝末年的政治腐敗、軍事失利、外交挫敗、經濟凋敝、教育落伍讓他悲觀絕望，民國建立后二 十多年的爭權奪利、軍閥混戰、盜賊橫行、民不聊生、“共和肇造，國民程度本自難言”（《與梁某書》）讓他失望痛苦，國難與家難的交織、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讓 他輾轉反側死不瞑目。

1934年古歷6月25日，余達父在貴陽南通街寓所逝世，歸葬畢節大屯故里杉木原，后遷葬黃金鄉白泥塘高山之巔。平剛為 余達父題寫像贊，簡明扼要地評介了他的生平：“早治經韻，窮研子史。詞賦詩歌，乃其餘事。邃雅堂集，傳之後世。東渡扶桑，習新法制。直道彰聞，為代議士。法界任職，時賴有豸。惜不大用，溘然長逝。”

周素園為余達父撰寫《貴州大理分院推事余君墓表》，追敘其生平行止業績，高度讚揚“高才碩學如達父，使得志遇 時，已尡耀顯赫於天下，固無藉於余文，即今窮愁沒世，而精神意趣，一一寄託於其詩若文。達父之力猶足以致乎不朽”；喟然長嘆：“士負才積學，方自任以天下 之重；乃仕既見沮，處又弗寧，荒山野屋之中，求為老農老圃而不可得。綱紀墮廢，廉恥汩亡，豺狼當道，魑魅瞰室，此何如景象！尚為國有人乎？”一個學貫古今 中西、以新法製為專業、以詞賦詩歌為“餘事”的飽學之士，竟然要靠詩文來“致乎不朽”，余達父的人生悲劇，也是中國歷史上諸多愛國知識分子的共同不幸，讓人扼腕嘆息。

學貫中西，思想進步，渴望社會變革，擁護民主共和，對皇權專制體制徹底絕望后，理解、同情、支持甚至傾向革命，讚美、歌頌革命家 和真正的革命者，自己卻不願投機取巧成為同盟會會員，去從事自己並未“深窺其奧”的革命。余達父在“大漢貴州軍政府”成立後到達貴陽，而革命成果很快被雲 南軍閥和貴州保守勢力篡奪，“慘令天國變修羅，盧梭夢見應驚卻。我賦大招招國魂，欲促進化披蟬殼。”（1911年和劉貞安兼以贈別）。儒家德治理想遙遙無 期，法家法治理想最終破滅，自己想像盧梭一樣“賦大招招國魂”、“促進化”卻每每事與願違。

儘管在與余達父同時的留日學生中，革命已成時代風 潮，但詩人始終與革命保持著一段距離。余達父對革命、革命家和革命黨的態度，頗類魯迅先生——魯迅雖秘密加入革命組織光復會，卻從未參加過暗殺起義之類的 具體革命行動。辛亥革命成功，紹興光復，王金髮任都督，魯迅也曾經歡欣鼓舞，但他很快便發現了革命的另一面，後來他寫出了《懷舊》《葯》《阿Q正傳》《風 波》《太炎先生二三事》等作品，對革命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因為革命家們拋頭顱、灑熱血、救國救民的壯懷激烈，因為文學家們理性、清醒、一針見血的語言文字，我們今天得以更真切地感受到辛亥革命前後那一頁歷史的脈搏和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