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澄濂

姓名：潘澄濂

籍貫：浙江溫州人

出生：1910年11月

1910年11月13日 出生於浙江省溫州市城西街。

1925年 畢業於上海南陽中學。

1929年 畢業於上海中醫專門學校。

1930年 出版《傷寒論新解》。

1938-1947年 任上海中醫學院、上海中國醫學院教員。

1947-1954年 任溫州普安藥局醫務主任。

1958-1984年 任浙江省中醫研究所副所長、所長。

1960-1966年 任浙江中醫學院副院長。

潘澄濂1910年11月出生於浙江省溫州市一個普通工人家庭，7歲就讀於溫州十獅附小，小學畢業后，就讀於上海市南洋中學。其故鄉溫州，地處東南沿海，常有急性熱病發生，當地名醫於此多有經驗，深受敬慕。受此影響，潘澄濂中學畢業后，便選擇了中醫這一高尚的職業，進入了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學習。在丁甘仁、謝利恆、曹穎甫等名師指導下，他對《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溫熱經緯》及《神農本草經》等進行了系統的學習。其他如婦、兒、外、喉等科，以《醫宗金鑒》為教材，自行修讀。此外，還廣泛閱讀了《東垣十書》、《河間六書》、《丹溪心法》、《景岳全書》、《徐靈胎醫書十六種》等醫著，對中醫知識有全面的積累。

他就讀期間，西醫在中國已有較快發展，對傳統醫學衝擊很大。中西之界，划著鴻溝，中西論爭，日趨激化。在此氛圍中，他一面沉浸於中醫海洋之中，擷取精華，以為根本，一面擠時間去西醫學院旁聽學習西醫知識，進行解剖、生理、病理實驗。嗣後又閱讀了日本和田啟十郎的《醫界之鐵錐》、湯本求真的《皇漢醫學》、松園渡邊熙的《和漢醫學》等書。和田啟十郎在日本明治維新後漢醫學遭受摧殘的歲月里，披瀝漢醫之真髓，奮臂疾呼，力挽幾倒之狂瀾的精神，給了他極大的鼓舞。於是他鑽研中醫之志彌堅，中西兼收，各取所長，為後來能取得突出的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9年畢業后，年僅20歲的潘澄濂躊躇滿志，回溫州辦起了診所，同時還參加了某醫務所的工作，所中設有病床40多張，收有傷寒、瘧疾、痢疾、肺炎、肺結核、腎炎、潰瘍病、肝硬變等各種急慢性病例，除用西醫藥搶救外，其餘大都採用中醫治療，使他能對多種疾病進行系統觀察診治，應診能力很快提高。1938年春，他到了上海，在上海中醫學院、上海中國醫學院任教，同時為人治病。診治中他善於總結，頗多真知。他常說，中醫診治，通過四診的方法，識證辨性是提高療效之關鍵。他曾治療兩例同因入浴而發生的腹痛，一例系氣機阻滯，兼有宿食之實證，方用大柴胡湯加減，一劑即便解痛減；一例系勞頓過度，寒氣入中，亡陽欲脫之虛證，投參附湯加味，一服后汗斂肢溫，腹痛若失。兩例同為腹痛，都發生在入浴之時，他從識證中辨其虛實，採用截然不同的兩法，

1956年6月，浙江籌建中醫研究所，他被邀到杭州，負責組建工作。在他和同道的努力下，浙江省中醫藥研究所於1958年7月正式成立。他十分重視科學實驗研究，親自製定了乙型腦炎、肝炎、鉛中毒、白血病及晚期血吸蟲病等項目的科研計劃，從科研設計到觀察病例、論文總結，均親自參加。1958年，他帶領科研人員以溫病理論為指導，對全省700餘例乙型腦炎的療效進行了總結，獲得了衛生部的好評。他以運中分消法、化瘀軟堅法治療晚期血吸蟲病腹水、巨脾症，療效達85％，為脾切除術提供了條件；以扶正祛邪法、配合化療，治療急性白血病，明顯地提高了緩解率。他十分重視臨床實踐，在他的主持下，研究所於1976年成立了門診部，配備了先進儀器，使研究人員得到了鍛煉，提高了科研素質。

潘澄濂在《傷寒論新解》中，突破了“注不破經，疏不破注”的窠臼，對《傷寒論》“陽浮”和“陰弱”、“營弱”和“衛強”以陽和衛代表機體的散溫機能，陰和營代表機體的產溫機能作了解釋，認為太陽中風就是散溫機能的亢進，產溫機能不能相應地隨著旺盛，使機體調節中樞的相對平衡失調，所以雖自汗出而不解。又據《傷寒論》“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條看，結胸是因早下而致，但原書對結胸的治療，恰恰是採用大陷胸湯的峻下。這樣，前後似有矛盾，不易理解。他援引西醫理論作剖析，指出從《傷寒論》對結胸的描述，先說“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也”，又說“結胸無大熱者，此水結在胸脅者也”，據此推測結胸的實質似指胸腔有大量滲出性或漏出性積液，病變的主要部位在胸腔。就胸腔積液而論，臨床上以滲出性胸膜炎較為常見，其病開始階段，往往先出現惡寒發熱，或胸脅疼痛，咳嗽等表證。《傷寒論》對有表證者，一般先解表，表解乃可攻里，所以文中“病發於陽”的“陽”字，可能是指結胸的開始階段有惡寒發熱等表證而言，因此認為不宜過早攻下，過早攻下，損傷正氣，於病不利。但是，滲出性胸膜炎由於炎症的進展，惡寒、脈浮之類的表證可以自罷，表證祛並非病已愈，相反，胸膜積液增多，則肺部壓迫癥狀如胸悶、胸痛、氣急或咳嗽等勢必加重。由於古無Ｘ線檢查，又無穿刺抽液，而能認識“此為水結在胸脅者也”，採用具有瀉下作用的大陷胸湯（丸），誘導積液排泄，藉以減輕胸部之壓迫，殊屬可貴。由此他認定結胸先謂不宜下之過早，后仍以攻下取效，實非因攻下過早而成結胸，也不是結胸不宜攻，而是因病變的發生和發展階段有表裡之不同，故治法也當有先表後攻之分寸，這正是仲景辨證論治精髓之所在。諸如此類，引用西說解釋，析義明理，較之以經解經，是一個飛躍。

潘澄濂在《衛氣營血辨證在溫熱病學上的作用和意義》一文中詳細地論述了衛氣營血辨證與急性傳染病的關係，指出葉天士所說的衛氣營血並非指某些病毒損害的器官組織，而是將各種急性傳染病的發展過程中所表現的證候，以綜合和辨證的方法，劃分為4種不同的證候群，作為治療的標誌。謂急性熱性傳染病的發作，取決於病原體在機體內生存的適應力和機體對病原作用所產生的反應，不論是病原體的內毒素或外毒素，毒血症或菌血症，所引起的病變能影響整個機體的生理機能。如瘧疾一般徵候表現是：寒熱往來，嘔吐，消化不良，體疼，脾腫，苔白膩或黃膩，也有獨熱不寒，舌光絳，神識昏迷的。又如腸熱病（腸傷寒），一般在第一病周時，有輕度的惡寒和發熱，口渴，或渴不引飲，苔薄白或黃膩，皮膚間現薔薇疹。到了第二病周，由於病熱進展，體溫稽留在中等度以上，舌焦燥，或光絳而干，甚者神昏譫語，大便秘結或下痢。就這兩病的發展過程來說，瘧疾的一般癥候，和腸熱症第一病周時的臨床象徵，按衛氣營血辨證，系邪在衛分或氣分，而當出現舌光絳而干，神昏譫語，即屬邪入營分或血分了。這樣的劃分歸類，以西醫論來說是難理解的，但就中醫學說而言，確實如此。他進而指出，衛分階段，津液一般未受耗傷，故用發汗或滲濕；病熱發展，進入氣分階段，就有劫津耗液的可能，治用清法，有濕的尚可化濕；到了營分階段，津液耗灼，神經系統受到了威脅，表現為舌光絳而干，唇焦齒垢，神昏譫語，如再有心力衰竭徵候出現，便是進入極期，治以滋潤養陰，還要顧及心腦機能衰竭，適當採用至寶丹、安宮牛黃丸、紫雪丹等，以防痙厥；如進入血分階段，血毒徵象已很嚴重，有各種出血症，須以大劑涼血解毒。凡此，中西兩套理論同用，指導臨床實踐，有利於明理識證，提高療效。

主張辨病與辨證結合。潘澄濂認為，疾病是由各種致病因素引起的一個綜合複雜的過程，辨病就是根據患者的病史、病症，結合多方面的實驗檢查，對疾病作出確診。這是現代醫學的診斷方法。中醫對疾病的認識雖有瘧疾、痢疾、麻疹等病名，但由於歷史條件的局限，外感病如傷寒、溫病、濕溫，雜病如痰飲、咳嗽、水氣、積聚等，大都是以證為基礎，與現代醫學的辨病有所不同。

潘澄濂認為，辨病與辨證相結合就是要雙重診斷，對中醫臨床研究，制訂診斷指標及療效標準，用以觀察中醫藥對某種疾病的療效確有幫助，應推廣執行。但在中西醫結合臨床中，有的不是按中醫辨治的特點，而是執一方一葯以試病，有的學步西醫，說是炎症，不辨寒熱虛實，概用清熱解毒。有鑒於此，他指出這只是中西兩法的亂套，而不是有機結合，不是辨病與辨證的靈活應用。有感於一般中西醫生知識的局限，辨病與辨證難以普遍應用，他主張對某些較危重或複雜的疾病，中西醫尤其是西學中醫師應講求合作精神，共同分析研究病情，判斷其療效西優於中的以西為主，中勝於西的以中為主，中西結合，辨病用藥與辨證施治結合，取長補短，緊密協作，反覆實踐，摸索規律，提高療效。

1　潘澄濂．中醫治療熱病急症的經驗．浙江中醫雜誌，1980，15（2）：6870。

2　潘澄濂．葉天士溫病學說的探討．浙江中醫雜誌，1980，15（增刊）：11。

3　潘澄濂．對濕溫證治的臨床體會．浙江中醫學院學報，1981，（2）：36。

4　潘澄濂．《傷寒論》六經指要．浙江中醫學院學報，1981，（5）：2—5。

5　潘澄濂．對金匱“痰飲”的認識及“慢支”的證治．上海中醫藥雜誌，1981，（11）：2—4。

6　潘澄濂．《傷寒論》的基本精神．浙江中醫學院學報，1983，7（1）：4—6。

7　潘澄濂．開展急症的治療和研究是當務之急．浙江中醫雜誌，1983，18（5）：193—194 。

8　潘澄濂．略論《傷寒論》與《金匱要略》的關係．浙江中醫學院報，1984，8（4）：13—16。

9　潘澄濂．祖國醫學對腎炎的認識和辨證論治．浙江中醫雜誌，1984，19（9）：385—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