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

1.口譯（interpretation）或進行口譯的人(interpreter)（口譯又稱：口語翻譯），一種職業。

2.筆譯(translation)或進行筆譯的人(translator)。

3.法律用語，例如：

商標法第十三條第一款明確規定：“就相同或者類似商品上申請註冊的商標是複製、摹仿、或者翻譯他人未在中國註冊的馳名商標，容易導致混淆的，不予以註冊並禁止使用。”

這個“翻譯”來自《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中的“translation”。

由於翻譯有直譯、音譯、意譯。而且，同一種方式，可能會產生多種譯義，以何種為準關係到如何保護馳名商標以及他人的合法權益。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察：

第一，馳名商標是否具有明確含義的，並且與漢字形成一一對應的關係；

第二，馳名商標的音譯是否是習慣的；

第三，翻譯方式是否已為公眾，尤其是市場所認可。

這個過程從邏輯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首先，你必須從源語言中解碼含義，然後把信息重新編碼成目標語言。所有的這兩步都要求對語言語義學的知識以及對語言使用者文化的了解。除了要保留原有的意思外，一個好的翻譯，對於目標語言的使用者來說，應該要能像是以母語使用者說或寫得那般流暢，並要符合譯入語的習慣（除非是在特殊情況下，演說者並不打算像一個本語言使用者那樣說話，例如在戲劇中）。

翻譯有口譯、筆譯、機器翻譯、同聲傳譯、影視譯配、網站漢化、圖書翻譯等形式。隨著IT技術、通訊技術的發展和成熟，最後又誕生了真人服務的“電話翻譯”，所以形式越來越多，服務也越來越便捷。從翻譯的物質形態來說，它表現為各類符號系統的選擇組合，具體可分為四類：

①有聲語言符號，即自然語言的口頭語言，其表現形式為電話通訊、內外談判和接待外賓等；

②無聲語言符號，包括了文字元號和圖象符號，其表現形式為談判決議、社交書信、電文、通訊及各種文學作品等印刷品；

③有聲非語言符號，即傳播過程中所謂的有聲而不分音節的"類語言"符號，其常見方式為：說話時的特殊重讀、語調變化、笑聲和掌聲，這類符號無具體的音節可分，語義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其信息是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得以傳播的，比如笑聲可能是負載著正信息，也可能負載著負信息，又如掌聲可以傳播歡迎、贊成、高興等信息，也可以是傳遞一種禮貌的否定等。

④無聲非語言符號，即各種人體語言符號，表現為人的動作、表情和服飾等無聲伴隨語言符號，這類符號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性，比如人的有些動作，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所表示的語義信息完全不同，不僅如此，它還能強化有聲語言的傳播效果，如在交談時，如果伴有適當的人體語言，會明顯增強口頭語言的表達效果。

這四大類符號既可以表達翻譯的原碼，也可以表達翻譯出的解碼，它們即可以單獨作為原碼或解碼的物質載體，也可以由兩種、三種、四種共同組成解碼或原碼的載體。

從翻譯的運作的程序上看實際包括了理解、轉換、表達三個環節，理解是分析原碼，準確地掌握原碼所表達的信息；轉換是運用多種方法，如口譯或筆譯的形式，各類符號系統的選擇、組合，引申、濃縮等翻譯技巧的運用等，將原碼所表達的信息轉換成解碼中的等值信息；表達是用一種新的語言系統進行準確地表達。

上文的諸多翻譯形式可以歸納為一點，翻譯實際上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信息傳播。整個翻譯活動實際上表現為一種社會信息的傳遞，表現為傳播者、傳播渠道、受者之間的一系列互動關係。與普通傳播過程不同的是，翻譯是在兩種文化之間進行的，操縱者所選擇的符號不再是原來的符號系統，而是產生了文化換碼，但其原理卻是與普通傳播相同的。

1、根據翻譯者翻譯時所採取的文化姿態，分為歸化翻譯和異化翻譯。歸化翻譯是指把在原語文化語境中自然適宜的成分翻譯成為在譯入語言文化語境中自然適宜的成分，使得譯入讀者能夠立即理解，即意譯。而異化翻譯是直接按照原語文化語境的適宜性翻譯，即直譯。

2、根據翻譯作品在譯入語言文化中所預期的作用，分為工具性翻譯和文獻性的翻譯。

3、根據翻譯所涉及的語言的形式與意義。分為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語義翻譯在譯入語語義和句法結構允許的條件下，儘可能準確再現原作上下文的意義，交際翻譯追求譯文讀者產生的效果盡量等同於原作對原文讀者產生的效果。

4、根據譯者對原文和譯文進行比較與觀察的角度，分為文學翻譯和語言學翻譯。文學翻譯尋求譯文與原文之間文學功能的對等，其理論往往主張在不可能複製原文文學表現手法的情況下，譯文只能更美而不能遜色，缺點是不重視語言結構之間的比較和關係問題。語言學翻譯尋求兩者之間的系統轉換規律，主張把語言學研究的成果用於翻譯，同時通過翻譯實踐促進語言學的發展。

5、根據翻譯目的與原語在語言形式上的關係，分為直譯與意譯。

6、根據翻譯媒介分為口譯、筆譯、視譯、同聲傳譯等。

1947年，美國數學家、工程師沃倫·韋弗與英國物理學家、工程師安德魯·布思提出了以機器進行翻譯（簡稱“機譯”）的設想，機譯從此步入歷史舞台，並走過了一條曲折而漫長的發展道路。此後65年來，機譯成了國際學界、商界甚至軍界共同角逐的必爭之地。機譯是涉及語言學、數學、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慧等多種學科和技術的綜合性課題，被列為21世紀世界十大科技難題。與此同時，機譯技術也擁有巨大的應用需求。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基於語料和多引擎機譯方法的廣泛運用，機譯系統的性能和效率有了明顯提高，各式各樣的翻譯軟體如雨後春筍般問世，而網際網路的普遍應用，則使在線翻譯成了當今機譯的重頭戲。機譯分為文字機譯和語音機譯。在文字機譯方面，谷歌目前處於領先地位。在語音機譯方面，谷歌也處於領先地位。機譯消除了不同文字和語言間的隔閡，堪稱高科技造福人類之舉。但機譯的質量長期以來一直是個問題，尤其是譯文質量，離理想目標仍相差甚遠。中國數學家、語言學家周海中教授認為，在人類尚未明了大腦是如何進行語言的模糊識別和邏輯判斷的情況下，機譯要想達到“信、達、雅”的程度是不可能的。這一觀點恐怕道出了制約譯文質量的瓶頸所在。

翻譯是語際交流過程中溝通不同語言的橋樑。一般來說，翻譯的標準主要有兩條：忠實和通順。

是指忠實於原文所要傳遞的信息，也就是說，把原文的信息完整而準確地表達出來，使譯文讀者得到的信息與原文讀者得到的信息大致相同。

是指譯文規範、明白易懂，沒有文理不通、結構混亂、邏輯不清的現象。

在歐洲，翻譯實踐有長遠的歷史。有人甚至認為，歐洲文明源於翻譯，上至羅馬帝國，下至今天的歐洲共同市場，都要靠翻譯來進行國際貿易。有人說，用古希伯來語寫的《聖經舊約》和用希臘文寫的《聖經新約》，如果沒有先譯為希臘文和拉丁文，後來又譯為中世紀和近代諸語言的話，2000年來的猶太基督教文化就不會產生，因而歐洲文化也不會出現。自翻譯《聖經》起，將近2000年來，歐洲的翻譯活動一直沒有停止過。《聖經》的翻譯是一件大事，它幫助許多國家的語言奠定了基礎。在古代希臘、拉丁文學方面，荷馬的史詩、希臘悲劇、喜劇和抒情詩，忒奧克里托斯（約公元前310～前250）、卡圖盧斯（約公元前87～前54）、普盧塔克（約公元46～120或127）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譯成歐洲許多國家的語言。在保存古希臘文藝方面，阿拉伯譯者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至於歐洲各國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如維吉爾、但丁、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安徒生、易卜生、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里哀等等的作品，也都多次被譯成其他國家的語言。在東方文學方面，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能劇、中國的小說詩歌、印度的《故事海》、《薄迦梵歌》、《沙恭達羅》等等都譯成了歐洲語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五卷書》，它通過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譯本，反反覆復地被譯成了多種歐洲語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翻譯派別

實踐產生理論，歐美許多國家的翻譯理論是五花八門的。從大的方面來看，可以分為兩大派：一派是翻譯可能論，一派是翻譯不可能論。其實，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沒有的，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也是沒有的。世界上一切翻譯活動都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進行的。歐洲許多著名的人物，比如馬丁·路德、M.阿諾德、F.W.紐曼、J.B.波斯特加特、H.白洛克、Fr.R.諾克斯、V.那巴可夫等等，都對翻譯提出了自己的理論。據《開塞爾世界文學百科全書》的意見，這些理論中有些是剛愎自用的。

爭論

翻譯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講話，必然涉及兩種語言：一種是原來那個作品或者講話的語言，德國學者稱之為Ausgangssprache(源頭語言），英美學者稱之為Original或Source language；一種是譯成的語言，德國學者稱之為Zielsprache（目的語言），英美學者稱之為Target language。二者之間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差距。因為，從嚴格的語言學原則上來講，絕對的同義詞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個翻譯者，不管水平多麼高，也只能儘可能地接近源頭語言，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韻完全傳達過來。翻譯者的任務就是處理兩種語言之間的關係。

關於翻譯工作，一般的看法是，邏輯的抽象的東西，比如說數學、物理、化學等等著作，翻譯起來比較容易。但是也有含義轉移的危險。重在故事情節的作品，比如淺薄平庸的小說之類，翻譯起來也比較容易。重在說理或鼓動的作品，比如格言詩、論戰文章、政治演說、有傾向性的劇本，以及諷刺文學等等，翻譯起來也不十分困難。但是重在表達感情的高級文學作品，翻譯起來就極為困難。在這裡，翻譯或多或少只能是再創作，只能做到儘可能地接近原作，原作的神韻、情調是無論如何也難以完全仿製的。特別是源頭語言中那些靠聲音來產生的效果，在目的語言中是完全無法重新創造的。

除了翻譯可能與不可能的爭論之外，還有直譯與意譯的爭論。這種爭論在歐洲也有很長的歷史，但在中國尤其突出。

起源

中國的翻譯理論和實踐在世界上有顯著的地位。《詩經》中就講究翻譯的信達雅，《禮記》已有關於翻譯的記載。《周禮》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譯官之總稱。《禮記·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為了“達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專人，而“北方曰譯”。後來，佛經譯者在“譯”字前加“翻”，成為“翻譯”一詞，一直流傳到今天。

由於中國早期歷史所處的環境，中華文化的近鄰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自己的文字，所以直到佛教傳入前，翻譯並不廣泛存在。

歷史

宗教文獻翻譯在歷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在佛經翻譯中，譯者在翻譯經藏的時候往往會在文件中修飾，令譯文更切合中國文化。他們會在譯本中增加一些中國的傳統觀念，如孝道等。

據中國君友會佛教文獻記載：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時期，是一個立志高遠、意志堅強的僧人。二十八歲時，他抱著「一睹明法了義真文，要返東華傳揚聖化」的宏圖大志前往印度求學。唐太宗在《大唐三藏聖教序》中對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飛，空外迷滅。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窗，躡霜雨而前躍。」玄奘西行印度一十七載，其間歷經艱辛，回國時已是四十五歲左右。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年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譯經，總共翻譯了佛教大小乘經論75部1335卷，共計一千多萬字。玄奘的譯著從數量和質量上都達到了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的高峰。印度學者柏樂天認為玄奘的譯作是中印兩國人民的偉大遺產，指出「玄奘無論如何是有史以來翻譯家中的第一人。」

在中國，佛經的翻譯自後漢至宋代，歷一千二三百年，這樣歷久不衰的翻譯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從實踐中產生的理論，也以佛家為最有系統，最深刻。

晉代道安（314～385）主張質，即直譯。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漢文翻譯佛經時，有五種情況允許譯文與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種不容易做到的情況。

苻秦的鳩摩羅什（344～413）則主張除“得大意”外，還須考慮到“文體”。他說：“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

隋代彥琮（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論，他主張直譯，提出“八備”和“十條”。“八備”指翻譯者必須具備的八項條件；“十條”指他對譯文體例、格式的十種規定。到了唐代，玄奘是中國翻譯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質並重，但似以質為主。他沒有留下專門闡述翻譯理論的文章。《翻譯名義集》中記載了他的“五種不翻”的學說，指出有五種詞語只能譯音。

北宋贊寧（919~1001）總結了前人的經驗，提出翻譯佛經的“六例”，詳細探討了翻譯中六個方面的問題。他給翻譯下的定義是：“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這個生動的比喻，說明翻譯是一種藝術（如翻錦綺），它將（語言的）形式加以改變（左右不同），而內容不變（背面俱花）。

北宋（960～1127）初期還有翻譯活動，以後逐漸衰微。它的重新興起始於明代（1368～1644）永樂五年（1407）。那時由於對外交通的需要，創立了四夷館，培訓翻譯人才。明代末期，西學東漸，翻譯工作更活躍起來。但此時翻譯的方向已完全改變，不再是印度的佛經，而是歐洲的天文、幾何、醫學等方面的典籍，中國翻譯史已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譯家對翻譯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說：“且東西文理，又自絕殊，字義相求，仍多闕略。瞭然於口，尚可勉圖；肆筆為文，便成艱澀矣。”這是說，中西語言結構不同，文章脈絡不同，西方有的術語為中國所無，口頭解釋一下還可以做到，筆譯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

同時代的一位中國科學家李之藻（1565～1630）在描寫當時外國傳教士的譯書態度時說：“諸皆借我華言，翻出西義而止，不敢妄增聞見，致失本真。”此時的翻譯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譯相似，即中國學者與外國人合作翻譯，潤文的責任則放在中國學者身上。

興起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有識之士痛感學習西方之必要，翻譯活動又逐漸興起，在中國翻譯史上形成又一個新階段。馬建忠（1845～1900）強調譯事之難。梁啟超（1875～1929）鼓吹佛典翻譯之高明。畢生從事西方社會科學翻譯的嚴復（1853～1921）在幾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譯中遵循的原則。在《天演論》序中他說：“譯事三難：信、達、雅。”“信”是忠於原作，“達”是忠於讀者，"雅"是對於文學語言的忠誠。信、達、雅雖然只三個字，但體現了作品、讀者、語言三者之間的關係。在嚴復那些譯本當中，《天演論》接近意譯，《原富》則近於直譯。他說：“是譯與《天演論》不同，下筆之頃，雖於全節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為之，然於辭義之間無所顛倒附益。”不過他對本書“繁贅而無關宏旨”的地方，則又有所刪除。在《群己權界論》譯凡例中他說：“原書文理頗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譯，必至難索解人，故不得不略為顛倒，此以中文譯西書定法也。”可以看出，《天演論》是意在達旨的述譯，《原富》是辭義無所顛倒的嚴譯，《群己權界論》是不依文作譯的寬譯。但是不論譯法如何，有一點是始終如一的：即避免按字直譯，努力用新的詞或片語以求詞義的全部傳遞。例如evolution中文沒有與之相應的詞，於是採用“天演”一詞；liberty這個法制觀念中國當時還沒有，於是用“群己權界”這一片語。嚴復對於西文詞義的翻譯作出了可貴的嘗試，但是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開展。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歷史進入了現代，翻譯的重要性遠邁前古。中國新文學的興起同翻譯是分不開的。第一個重視翻譯並大力加以倡導的人是魯迅。魯迅主張直譯。他這樣做的目的是：在介紹外國思想以供借鑒的同時，還要通過譯文改造我們的語言。1931年12月28日他在給瞿秋白的信中談到嚴復。他說：“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歷史的縮圖。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就在此。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彷彿他後來的譯書。”魯迅不主張譯文完全中國化。不完全中國化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他認為中國語法不夠精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塗。”

翻譯派

在主張直譯方面，瞿秋白和魯迅見解一致。他說："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來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但是他同時指出：“當翻譯的時候，如果只管‘裝進異樣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裡能夠說得出來，──那麼，這些‘異樣的句法’始終不能‘據為己有’。”他認為，“新的言語應當是群眾的言語──群眾有可能了解和運用的言語。”現代許多翻譯家基本上都是直譯派。

所謂“直譯”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刪掉；原文沒有的，不能增加。這與譯文的流暢與否無關。魯迅譯的《苦悶的象徵》等書，文字就非常流暢，但仍然是直譯。

所謂“意譯”是指對原文可以增刪。古代的鳩摩羅什屬於這一派。郭沫若一方面說：“我們相信理想的翻譯對於原文的字句，對於原文的意義，自然不許走轉，而對於原文的氣韻尤其不許走轉”；另一方面，他也主張：“我知道翻譯工作絕不是輕鬆的事體，而翻譯的文體對於一國的國語或文學的鑄造也絕不是無足重輕的因素。”茅盾更是簡潔了當地指出：“翻譯文學之應直譯，在今日已沒有討論之必要。"他又說："‘直譯’這名詞，在‘五四’以後方成為權威。"傅斯年、鄭振鐸、周作人、艾思奇等都主張直譯。因此，可以說，在近現代中國翻譯史上，直譯是壓倒一切的準則。

比較歐洲和中國翻譯的歷史，以及翻譯的理論，可以看出，東西雙方探討的問題基本相同。雙方都討論翻譯的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也討論直譯與意譯的問題。但是雙方也有不同之處。西方談翻譯理論，偏重於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以及可能的程度。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文學翻譯難，科技翻譯易。直譯與意譯問題，也偶爾涉及；但不是重點。

在翻譯的基礎或背景方面，歐洲與中國有所不同。在歐洲，除了最早的希伯來語以外，基本上是同一語系的語言之間的互相翻譯。因此才產生了某一些理論家主張的翻譯三分法：一，翻譯；二，變換；三，逐詞對照本。這種三分法對中國是完全不適用的。中國決不可能有變換。因為在中國幾千年的翻譯史上都是不同語系語言之間的翻譯，在同一語系語言間才能變換。中國偏重於直譯與意譯之爭，所謂文與質者就是。這是由於從佛經的翻譯到現代科學文學著作的翻譯，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中西雙方的思維方式有所不同，在這裡也表現了出來。中國討論翻譯的人沒有對語言本質做細緻的分析，而是側重於綜合，側重於實際應用方面，因此談翻譯技巧多，而談抽象理論少。在直譯與意譯的問題解決以後，如何解決具體作品和文句的譯法問題將提到日程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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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1967）：原名柵壽，字星杓，后改名奎緩，自號起孟、啟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葯堂、周遐壽等。浙江紹興人，現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有多種譯作，多為與其兄魯迅合譯之作。

陳望道（1891—1977）：原名參一，單名融，字任重，筆名有佛突、雪帆、曉風、張華等。浙江省義烏人。現代著名的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和語言文學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推動者。譯著有《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1920年8月），《馬克思底唯物史觀》（日本河上肇的《近世經濟思想史論》部分內容，1920），日本島村抱月著的《文藝上的自然主義》、《蘇俄十年間文學理論研究》（日本崗澤秀虎著）等。1977年10月29日逝世於上海。

胡適（1891—1962）：原名胡洪，字適之，安徽績溪人。中國現代哲學家、思想家。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開貞，四川樂山沙灣人。譯著有：《菌夢湖》(小說)德國施篤謨著、與錢君胥合譯，1921，泰爾；《少年維特之煩惱》(長篇小說)德國歌德著、1922，泰東；《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論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商務；《雪萊詩選》(詩集)英國雪萊著，1926，泰東；《浮士德》(詩)德國歌德著，1928，創造社；《沫若譯詩集》印度枷里達若著，1928，創造社；《石炭王》(小說)美國辛克萊著，1928，上海樂群書店；《政治經濟學批判》(理淪)德國卡爾。馬克思著，1921，神州；《戰爭與和平》(長篇小說)俄國列。托爾斯泰著，1935，光明書局；《藝術的真實》(理論)德國卡爾。馬克思著，1947，群益。

趙元任（1892—1982）：字宜仲，江蘇武進（今常州）人。中國語言學家、作曲家。1982年2月24日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逝世。

林語堂（1895—1976）：原名和樂，筆名語堂。福建龍溪人。我國最優秀的雙語作家之一。有十一部中文著作，四十部英文著作和九部翻譯作品，數百篇散文小品。1976年病逝於香港。

宗白華（1897—1986）：江蘇常熟人。中國現代美學家、哲學家、詩人。主要著作有《美學散步》。他還翻譯了溫克爾曼、萊辛、歌德、席勒、海涅、羅丹等美學大師和藝術大師的很多論著。譯著有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歐洲現代畫派畫論選》、《宗白華美學文學譯文選》等。

曹靖華（1897—1987）：原名曹聯亞，河南盧氏五里川路溝口村人。中國翻譯家、散文家、教育家，北京大學教授。主要從事蘇俄文學翻譯。第一部譯作是契柯夫的獨幕劇《蠢貨》，代表譯作為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由魯迅出資出版於1931年。翻譯近30種蘇聯文學作品。主要譯著有《三姐妹》、《保衛察里津》、《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虹》、《城與年》、《蘇聯作家七人集》、《一月九日》等。

成仿吾（1897—1984）：原名成灝，湖南新化人。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種語言。早期從事過文學翻譯和翻譯批評，晚年主要從事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校譯工作。

朱光潛（1897—1986）：安徽桐城人。中國現當代最傑出的文學理論家和美學家。譯著有哈拉普的《藝術的社會根源》、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和《歌德談話錄》等。

豐子愷（1898—1975）：原名豐仁。浙江省崇德縣石門灣（今桐鄉石門鎮）人。中國現代漫畫家、翻譯家、文學家、音樂教育家。豐子愷博學多能，著譯甚豐，在漫畫、文學、美術理論、音樂理論、翻譯、書法及藝術教育諸方面有突出成就。尤以富有樸素、細膩、深沉和哲學味的散文和漫畫著稱，在國內外有廣泛影響。1975年9月15日卒於上海。

董秋斯（1899—1969）：原名董紹明，筆名秋斯、求思等。河北靜海人。三十年代初，出版與蔡泳裳合譯的蘇聯小說《士敏士》。抗戰期間，譯出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

冰心（1900～1999）：原名謝婉瑩，筆名冰心女士，男士等。原籍福建長樂，福州人。現、當代女作家，兒童文學作家。她的作品被譯成多種外文出版。譯著有《先知》(散文詩集)敘利亞凱羅.紀伯倫著，1931，新月、《印度童話集》印度穆。拉.安納德著，1955，中青、《吉擅翅利》(詩集)印度泰戈爾著，1955，人文、《印度民間故事》印度穆。拉。安納德著，1955，上海少兒、《泰戈爾選集。詩集》與石真合譯，1958，人文、《泰戈爾劇作集》(4)1959，戲劇、《馬亨德拉詩抄》(尼泊爾)與孫用合譯，1965，作家、《燃燈者》(詩集)馬爾他安東。布蒂吉格著，1981，人文。

梁實秋（1903—1987）：原名梁治華，字實秋，一度以秋郎、子佳、程淑等為筆名。原籍浙江杭縣，生於北京。著名文學家、學者。第一篇翻譯小說《藥商的妻》1920年9月發表於《清華周刊》增刊第6期。30年代開始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持續40載，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譯，計劇本37冊，詩3冊。晚年用7年時間完成百萬言著作《英國文學史》。譯著有《阿伯拉與哀綠綺斯的情書》(散文集)英國密爾頓著，1928，新月；《結婚集》(短篇小說集)瑞典斯特林堡著，1930，中華；《潘彼得》(小說)英國巴利著，1930，商務；《西塞羅文錄》羅馬西塞羅著，1933，商務；《職工馬南傳》(長篇小說)英國哀里奧特著，1932，商務；《威尼斯商人》(劇本)英國莎土比亞著，1936，商務；《奧賽羅》(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36，商務；《哈盂雷特》(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36，商務；《暴風雨》(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37，商務；《吉爾菲先生之情史》1944，黃河書局；《情史》英國喬治。艾略特著，1945，重慶黃河出版社；《咆哮山莊》(長篇小說)英國E.勃朗特著，1955，台。商務；《百獸圖》英國奧威爾著，1956，台。正中；《莎士比亞戲劇集20種》1967，文星；《雅舍譯叢》(詩文集)1985，皇冠；《莎士比亞全集》(戲劇37集、詩3集)1986，遠東。

馮雪峰（1903—1976）：原名福春，筆名雪峰、畫室、洛揚、成文英、何丹仁、呂克玉等。浙江義烏人。左翼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優秀***員，著名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魯迅研究專家、作家、詩人、文學翻譯家。馮雪峰主要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先後出版的譯著有12本。1976年患肺癌去世。

梁宗岱(1903—1983)：廣東新會人。中國現代詩人、學者、翻譯家和教育家。主要作品有詩集《晚禱》，詞集《蘆笛風》、文論《詩與真》等。精通法文、英文、德文和義大利文，是中國翻譯史上的一座豐碑，曾將王維和陶淵明的詩作譯成法文，並翻譯有《浮士德》上卷、《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等作品，在對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主要譯作有《水仙辭》、《一切的峰頂》、《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浮士德》、《蒙田試筆》、《羅丹論》、《交錯集》、《歌德與悲多》、《汶集外》等。

柯伯年（1904—1985）：主要翻譯社會科學論著、馬列主義著作等。

羅念生（1904—1990）：學名羅懋德。四川威遠人。古希臘文學學者，翻譯家。1933年開始翻譯希臘古典文學。此後幾十年間，譯出許多希臘重要名著。翻譯書目：《兒子的抗議》(中篇小說)英國哈代著，與盧大野合譯，1929，遠東圖書公司；《醇酒。婦人。詩歌》1930，光華；《傀儡師保爾》希臘施篤謨著，與陳林等合譯，1931，光華；《伊菲格涅亞在陶洛人里》(悲劇)希臘歐里庇得斯著，1936，商務；《俄狄浦斯王》(悲劇)希臘索福克勒斯著，1936，商務；《特羅亞婦女》(悲劇)希臘歐里庇得斯著，1944，商務；《阿里斯托芬喜劇集》1954，人文；《歐里庇得斯悲劇集》1957，人文；《埃斯庫羅斯悲劇二種》1961，人文；《索福克羅斯悲劇二種》1961，人文；《蛙》(劇本)希臘阿里斯托芬著，1961，人文；《歐里庇得斯悲劇二種》1962，人文；《詩學詩藝》(理論)古希臘亞里斯多德著，與楊周翰合譯，1962，人文；《詩學》(理論)希臘亞里斯多德著，1962，人文；《義大利簡史》英國赫德、韋利合著，與朱海觀合譯，1975，商務；《阿里斯托芬喜劇二種》1980，湖南人民；《琉善哲學文選》(政論)古羅馬琉善著，1980，商務；《伊索寓言》1981，商務；《索福克勒斯悲劇兩種》1983，湖南人民；《希臘羅馬散文選》1985，湖南人民；《古希臘羅馬文學作品選》1988，北京；《伊索寓言選》1988，人文。

巴金（1904—2004）：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另有佩竿、餘一、王文慧、歐陽鏡蓉等筆名。四川成都人。現代小說家、散文家與翻譯家。從20年代到80年代，他以優美的文字翻譯了俄、法、英、美、日、德、意、匈牙利、波蘭等國作家作品。他的作品曾先後被譯成日、蘇、英、法、德、匈牙利、波蘭、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瑞典等國文字。譯著有《麵包略取》（克魯泡特金著）（1927）、譯文集《父與子》（屠格涅夫著）（1943）、屠格涅夫的《處女地》（1944）、《快樂王子集》（王爾德著）（1948）、高爾基的《回憶托爾斯泰》（1950）、高爾基的《回憶布羅克》（1950）、巴甫羅夫斯基的《回憶屠格涅夫》（1950）、《草原集》（1950）、迦爾洵的短篇小說集《紅花》（1950）、迦爾洵的《一件意外的事》（1951）、迦爾洵的《癩蝦蟆和玫瑰花》（1951）、屠格涅夫的《木木》（1952）、譯著《家庭的戲劇》(赫爾岑著)修改本（1954）、與肖珊合譯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說集》（1959）、《往事與隨想》(赫爾岑著)（1979）、等等。

呂叔湘（1904—1998）：江蘇省丹陽縣人。中國語言學家。長期從事漢語語法的研究。在現代漢語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國文法要略》、《語法修辭講話》（與朱德熙合著）、《漢語語法分析問題》等。《中國文法要略》上卷出版於1942年，下卷出版於1944年。《中國文法要略》是迄今為止對漢語句法全面進行語義分析的唯一著作。《語法修辭講話》是普及性著作，1951年6月開始在《人民日報》連載,1952年出版單行本。《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出版於1979年。呂叔湘是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的開創人，並在語言文字的應用和語文知識的普及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呂叔湘還翻譯過一些人類學著作和文學作品，他的譯文以明白曉暢見稱。《文明與野蠻》(1984年商務印書館版)。

戴望舒（1905—1950）：筆名有戴夢鷗、江恩、艾昂甫等。浙江杭州人。中國現代著名的詩人。1929年4月，第一本詩集《我的記憶》出版，其中《雨巷》成為傳誦一時的名作，他因此被稱為“雨巷詩人”。1950年在北京病逝。譯著有《少女之誓》(小說)法國沙多勃易盎著，1928，開明、《鵝媽媽的故事》(童話)法國沙。貝洛爾著，1928，開明、《義大利的戀愛故事》與趙景深、黎錦明合譯，l928，亞細亞、《天女玉麗》法國保爾。穆杭著，1929、尚志、《愛經》古羅馬古沃維提烏思著，1929，水沫、《屋卡珊和尼各萊特》(法國古彈調)1929，光華、《唯物史觀的文學論》法國伊可維支著，1930，水沫、《一周間》蘇聯里別進斯基著，與蘇漢合譯，1930，水沫、《麥克倍斯》(話劇)英國莎士比亞著，1930，金馬、《青色鳥》法國陀爾諾夫人著，1933，開明、《法蘭西現代短篇集》(選譯)1934，天馬、《高龍芭》(中篇小說)法國梅里美著，1925、中華書局、《義大利短篇小說集選譯》1935，商務、《比利時短篇小說集選譯》1935，商務、《西班牙短篇小說集選譯》1936，商務、《比較文學論》法國提格亨著，1937，商務、《密友》義大利皮藍德婁等著，與人合譯，1941，三通、《惡之花掇英》(詩集)法國波德萊爾著，1947，懷正、《洛爾伽詩鈔》西班牙洛爾伽著，1956，作家、《戴望舒譯詩集》1983，湖南人民。

焦菊隱（1905—1975）：原名焦承志。天津人。著名戲劇家、英文、法文翻譯家。所譯高爾基、契訶夫、托爾斯泰、左拉等人的作品，影響較大。

馮至（1905—1993）：原名馮承植，字君培。河北涿縣人。現代作家、詩人、文學翻譯家。被魯迅稱為“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譯作有《海涅詩選》（1956）和海涅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1978）等。由於他在研究歌德、譯介海涅作品方面取得的傑出成就，1983年獲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慕尼黑歌德劇院頒發的歌德獎章；1987年又獲該國國際交流中心授予的1987年國際交流中心藝術獎。

孫大雨（1905--1997）：原名銘傳，筆名子潛。浙江諸暨人。對美國文學的中譯和中國古典詩歌的英譯有卓著的成績。譯著有（義大利）契利尼《自傳》，（英）羅伯特·勃朗寧《安特利亞·特爾沙多》，彌爾頓《歡愉》，莎士比亞的《黎琊王》、《威尼斯商人》、《奧賽羅》、《哈姆雷特》、《麥克白斯》；用英文古韻文譯了屈原的《離騷》及宋玉、潘岳、劉伶、陶潛、韓愈、蘇軾的詩歌和散文。1997年1月5日卒於上海。

施蟄存（1905—2003）：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從事英語翻譯。主要編譯作品有《榮譽》、《軛下》、《征服者貝萊》、《劫后英雄》、《婦心三部曲》、《匈牙利短篇小說集》、《波蘭短篇小說集》、《外國文人日記抄》等。

李健吾（1906—1982）：山西運城人。中國作家、戲劇家、文藝評論家、翻譯家、法國文學研究專家。從1925年起開始發表譯作，以小說、劇本為多，間有理論。小說有《包法利夫人》、《聖安東的誘惑》、《司湯達爾小說集》等；劇本有《愛與死的搏鬥》及高爾基、.契訶夫、.托爾斯泰等人的戲劇集。其中莫里哀喜劇27部，是國內最完整的譯本。他的譯文講究誠和信，文筆流暢，通曉易懂，雅俗共賞。他有《福樓拜評傳》、《莫里哀的喜劇》、《莫里哀〈喜劇六種〉譯本序》等專論。

傅雷（1908—1966）：字恕安，號怒庵，上海南匯人。文學翻譯家。傅雷翻譯的作品，共30餘種，主要為法國文學作品。其中巴爾扎克佔15種：有《高老頭》《亞爾培·薩伐龍》《歐也妮·葛朗台》《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奧諾麗納》《禁治產》《於絮爾·彌羅埃》《賽查·皮羅多盛衰記》《攪水女人》《都爾的本堂神父》《比哀蘭德》《幻滅》《貓兒打球記》（譯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抄）。羅曼·羅蘭4種：即《約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傳《貝多芬傳》《彌蓋郎琪羅傳》《托爾斯泰傳》。服爾德（現通譯伏爾泰）4種：《老實人》《天真漢》《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2種：《嘉爾曼》《高龍巴》。莫羅阿3種：《服爾德傳》《人生五大問題》《戀愛與犧牲》。此外還譯有蘇卜的《夏洛外傳》，杜哈曼的《文明》，丹納的《藝術哲學》，英國羅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頓的《英國繪畫》等書。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譯巴爾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貢獻，被法國巴爾扎克研究會吸收為會員。他的全部譯作，現經家屬編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編成《傅雷譯文集》，從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現已出齊。《傅雷家書》（1981）整理出版后，也為讀者所注目。六十年代“文革初期”，因受政治迫害，夫婦二人不堪凌辱而自殺身亡。

田德望（1909—2000）：河北順平縣人，中國著名翻譯家、北京大學教授。他翻譯的瑞士作家凱勒的作品《鄉村裡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等小說堪稱德語文學翻譯作品中的範本。田德望畢生研究但丁，是國內最著名的但丁研究專家。1986年退休以後，他集中精力翻譯但丁的《神曲》，並在臨終前幾個星期完成了《神曲》的最後一部《天國篇》的定稿，歷時十八年譯出了但丁用15年寫成的《神曲》，堪稱但丁的知音。田德望翻譯的《神曲》不僅是一部真正做到“信、達、雅”的傑出中文譯本，而且也是一部有獨到見解的高水平的學術專著。正因為此，田德望翻譯的《神曲》不僅獲得了我國的“彩虹”翻譯獎，而且獲得了義大利文學遺產部的國家翻譯獎。為了表彰他在但丁研究中的傑出成就，義大利總統於1999年接見了田德望，並授予他義大利“總統一級騎士勳章”。2000年10月6日病逝於北京。

卞之琳（1910—2000）：曾用筆名季陵，祖籍江蘇溧水，江蘇海門人。著有詩集《三秋草》（1933）、《魚目集》（1935）、《慰勞信集》（1940）、《十年詩草》（1942）、《雕蟲紀曆1930-1958》（1979）等；譯著有《莎士比亞悲劇四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英國詩選，附法國現代詩作者》(其中英詩部分，省北京局務印書館雙語對照本)、《西窗集》、《哈姆雷特》、英國現代文學傳記作家斯特萊切的名作《維多利亞女王傳》（1935）。2000年12月2日因病在京去逝。

蕭乾（1910—1999）：蕭乾，蒙族，原名蕭炳乾，北京人。著名記者、作家、傑出的文學翻譯家。譯有《好兵帥克》和《培爾·金特》等。1990年，八十高齡的蕭乾和夫人文潔若應南京譯林出版社之約，著手翻譯英國著名意識流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歷時四年。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雲南騰衝人。主要從事馬列主義著作及文藝作品的翻譯。與別人合譯《新哲學大綱》，參與郭大力等人的《資本論》翻譯工作。

楊絳（1911－2016.5.25），原名楊季康，作家、評論家、翻譯家。譯作有《1939年以來的英國散文選》、《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等。

馮亦代（1913—2005）：原名馮貽德，浙江杭州人，著名社會活動家、翻譯家、作家和編輯出版家。譯作有匈牙利海依·尤利烏斯《生活的橋樑》，英國毛姆《毛姆短篇小說集》，美國霍華德·法斯特《薩科與樊塞蒂的受難》、海明威《第五縱隊及其它》等近20本書。素以選題嚴謹、譯筆簡潔準確著稱。早在20世紀40年代他就開始從事文學翻譯，因翻譯美國作家海明威的作品而成為最早將海明威介紹到中國的翻譯家之一。2005年12月23日病逝於北京。

葉君健（1914—1999）：筆名馬耳，湖北紅安縣人。著名作家、文學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1933年開始翻譯文學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留歐期間，習得丹麥、瑞典等多國語言。1949年以後，創辦中國第一個大型對外文學刊物《中國文學》，於中國大陸在文學翻譯的文化交流工作上占重要地位。主要譯作有《安徒生故事全集》、《喬婉娜》、《總建築師》、《幸福的家庭》、《卡爾曼》、《南斯拉夫當代童話選》等多部。用了40餘年的時間來翻譯、編輯、整理、註釋、評析安徒生童話。1944年至1949年，葉君健在劍橋居住5年，利用業餘時間直譯了安徒生的全部童話。20世紀50年代又重新將譯文校訂一遍，編成共16冊，是中國第一部安徒生童話全集。1978年，這部童話全集再次修訂出版，合併為4卷本。丹麥媒體稱：“因為譯者理解安徒生不單是一個為孩子講故事的人，而是一個哲學家、詩人、民主主義者，崇尚進步，反對落後和不仁的權勢人物。只有中國的譯本把他當做一個偉大作家和詩人來介紹給讀者，保持了作者的詩情、幽默感和生動活潑的形象化語言，因而是水平最高的譯本。”他最早有系統地將安徒生引入中國，以翻譯丹麥文版安徒生童話故事而享譽世界文壇，與美國譯本同被評為“當今世界上兩個最好的譯本”，而於1988年獲丹麥女王瑪珈麗特二世頒贈丹麥國旗勳章。

楊憲益（1915—）：天津人。著名翻譯家。1940年與英國姑娘戴乃迭訂婚後，同返中國。1952年，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從事翻譯工作幾十年，與夫人共同翻譯了《紅樓夢》、《儒林外史》、《魯迅選集》、《離騷》、《九歌》、《招魂》、《宋元話本選》、《唐宋詩歌散文選》、《魏晉南北朝小說選》、等中國古今名著100多種，很多已被公認為翻譯作品的經典。楊憲益、戴乃迭共同支撐英文版《中國文學》雜誌近五十年，自1951年創刊以來，這份刊物一度是中國文學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其妻戴乃迭（1919—1999），原名GladysB.Tayler,婚後更名為GladysYang，生於北京一個英國傳教士家庭。七歲時返回英國，在教會中學接受教育。1937年考入牛津大學，最初學習法語語言文學，後轉攻中國語言文學，是牛津大學首位中文學士。自40年代起定居中國，1999年11月18日於北京逝世。在她逝世后，楊憲益再無譯作產生。

萬紫（1915—）：專業翻譯家，從事英文、俄文翻譯工作五十餘年。主要翻譯作品有《我們的夏天》、《大偉人華爾德傳》、《歐文短篇小說選》、《新東方夜譚》、《一塊牛排》、《熱愛生命》等。

汝龍（1916—1991）：江蘇蘇州人。1936年開始文學翻譯工作，主要譯作有《契訶夫小說選》、《復活》、《阿爾塔莫諾大家的事業》等。

王佐良（1916-1995），現代詩人、英國文學專家。會英語、精德文。講詩、評詩、譯詩得心應手。他的不少著述是講詩的：《英國詩史》、《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蘇格蘭詩選》、《英詩的境界》、《英國詩選》、《英國詩文選譯集》、《讀穆旦的詩》等。上中學時，他已在報刊上發表詩作多首。在西南聯大寫的兩首詩被聞一多先生選入他的《現代詩鈔》。上世紀40年代是他寫詩的旺盛時期，寫了《春天，想起了莎士比亞》、《異體十四行詩八首》、《去國行，1947》、《倫敦夜景》、《巴黎碼頭邊》、《1948年聖誕節》、《英國二十世紀文學史》、《英國散文的流變》、《英國文學史》、《英國小說史》、《英國詩史》等著作。

吳奚真(1917—1996)：遼寧瀋陽人。翻譯家。主要從事英文名著中譯工作。譯著有《孤軍流亡記》、《人類的故事》、《教育心理學》、《英語散文集錦》、《希臘羅馬英雄傳》、《名人雋語》、《麥帥為子祈禱文》、《遠離塵囂》、《人類的故事》、《希臘羅馬名人傳》、《嘉德橋市長》等。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錚，祖籍浙江海寧，生於天津。著名詩人和詩歌翻譯家。致力於俄、英詩歌翻譯。譯著有《歐根·奧涅金》(1957)、《唐璜》(1980)、《英國現代詩選》(1985)等。1977年春節因病去世。

孫家晉（1918—）：主要編譯作品有《克雷洛夫寓言》；托爾斯泰《哥薩克》；萊蒙特《農民》（春、夏、秋、冬），顯維拉《旋渦》；《泰戈爾抒情詩選》、《紀伯倫散文詩選》、《心笛神韻》等。

侯浚吉（1919—）：主要從事英、德文翻譯，從事翻譯工作五十餘年。主要翻譯作品有《鋼與渣》、《誘拐》、《庫密阿克一家》、《綠地獄》、《歌德傳》、《少年維特的煩惱》等。

包文棣（1920—2002）：從事俄語翻譯。主要編譯作品《杜勃羅留波夫選集》（1、2）；《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文學》[上、中、下（1、2）]；《別林斯基選集》（四）（合）；《論外國文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