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

翻譯是指將已有的作品用不同的語言文字再現。翻譯並不是機械的翻轉，它需要巧妙地運用另一種語言藝術，完整而準確地再現這一作品，而不能歪曲原作的內容。翻譯需徵得原作者的同意，並向原作者支付報酬，還需註明原作品的名稱和作者，不能將翻譯作品假冒自己的創作作品而出版。

翻譯是一項對語言進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種語言文本來替代另一種語言文本的過程。（J.C卡特福德，1994）

翻譯是把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在保持內容方面，也就是意義不變的情況下，改變為另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的過程。（巴爾胡達羅夫，1985）

翻譯是在接受語中尋找和原語信息儘可能按近、自然的對等話語，首先是意義上的對等，其次才是風格上的對等。（E.A奈達，1969）

翻譯乃是與語言行為抉擇密切相關的一種語際信息傳遞的特殊方式。（沃爾夫拉姆·威爾斯，1982）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信息交流與交換的活動，其本質是傳播。 （呂俊，1997）

諸如眾多定義中，哪種更準確、貼切？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看翻譯活動本身。

職業定義　翻譯：是指專門從事翻譯工作並以翻譯謀生的工作者。一個好的翻譯，對於目標語言的使用者來說，應該要能像是以母語使用者說或寫得那般流暢，並要符合譯入語的習慣。

把已說出或寫出的話的意思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的活動。這種語言活動，人類幾千年來一直在進行，它影響到文化和語言的發展。翻譯這種活動，促進了不同語言間的交流和轉化，也促進了各種語言的發展。與翻譯有關的可變因素很多，例如文化背景不同，題材不同，語言難譯易譯不同，讀者不同等等，很難把各種不同因素綜合起來，都納入一條通則。翻譯在其他領域比如計算機生物中的含義跟轉換轉化意思接近。

在歐洲，翻譯實踐有長遠的歷史。有人甚至認為，歐洲文明源於翻譯，上至羅馬帝國，下至今天的歐洲共同市場，都要靠翻譯來進行國際貿易。有人說，用古希伯來語寫的《聖經》和用阿拉伯寫的《福音》，如果沒有先譯為希臘文和拉丁文，後來又譯為中世紀和近代諸語言的話,2000年來的猶太基督教文化就不會產生，因而歐洲文化也不會出現。自翻譯《聖經》起，將近2000年來，歐洲的翻譯活動一直沒有停止過。《聖經》的翻譯是一件大事，它幫助許多國家的語言奠定了基礎。在古代希臘、拉丁文學方面，荷馬的史詩、希臘悲劇、喜劇和抒情詩，忒奧克里托斯（約公元前310～前250）、卡圖盧斯（約公元前87～前54）、普盧塔克（約公元46～120或127）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譯成歐洲許多國家的語言。在保存古希臘文藝方面，阿拉伯譯者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至於歐洲各國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如維吉爾、但丁、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安徒生、易卜生、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里哀等等的作品，也都多次被譯成其他國家的語言。在東方文學方面，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能劇、中國的小說詩歌、印度的《故事海》、《薄迦梵歌》、《沙恭達羅》等等都譯成了歐洲語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五卷書》,它通過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譯本，反反覆復地被譯成了多種歐洲語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實踐產生理論，歐美許多國家的翻譯理論是五花八門的。從大的方面來看，可以分為兩大派：一派是翻譯可能論，一派是翻譯不可能論。其實，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沒有的，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也是沒有的。世界上一切翻譯活動都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進行的。歐洲許多著名的人物，比如馬丁·路德、M.阿諾德、F.W.紐曼、J.B.波斯特加特、H.白洛克、Fr.R.諾克斯、V.那巴可夫等等，都對翻譯提出了自己的理論。據《開塞爾世界文學百科全書》的意見，這些理論中有些是剛愎自用的。

翻譯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講話，必然涉及兩種語言：一種是原來那個作品或者講話的語言，德國學者稱之為Ausgangssprache(源頭語言),英美學者稱之為Original或Sourcelanguage；一種是譯成的語言，德國學者稱之為Zielsprache（目的語言），英美學者稱之為Targetlanguage。二者之間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差距。因為，從嚴格的語言學原則上來講，絕對的同義詞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個翻譯者，不管水平多麼高，也只能儘可能地接近源頭語言，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韻完全傳達過來。翻譯者的任務就是處理兩種語言之間的關係。關於翻譯工作，一般的看法是，邏輯的抽象的東西，比如說數學、物理、化學等等著作，翻譯起來比較容易。但是也有含義轉移的危險。重在故事情節的作品，比如淺薄平庸的小說之類，翻譯起來也比較容易。重在說理或鼓動的作品，比如格言詩、論戰文章、政治演說、有傾向性的劇本，以及諷刺文學等等，翻譯起來也不十分困難。但是重在表達感情的高級文學作品，翻譯起來就極為困難。在這裡，翻譯或多或少只能是再創作，只能做到儘可能地接近原作，原作的神韻、情調是無論如何也難以完全仿製的。特別是源頭語言中那些靠聲音來產生的效果，在目的語言中是完全無法重新創造的。

除了翻譯可能與不可能的爭論之外，還有直譯與意譯的爭論。這種爭論在歐洲也有很長的歷史，但在中國尤其突出。

中國的翻譯理論和實踐在世界上有顯著的地位。《禮記》已有關於翻譯的記載。《周禮》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譯官之總稱。《禮記·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為了"達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專人，而"北方曰譯"。後來，佛經譯者在“譯”字前加“翻”,成為“翻譯”一詞，一直流傳到今天。

在中國，佛經的翻譯自後漢至宋代，歷一千二三百年，這樣歷久不衰的翻譯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從實踐中產生的理論，也以佛家為最有系統，最深刻。晉代道安(314～385)主張質，即直譯。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漢文翻譯佛經時，有五種情況允許譯文與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種不容易做到的情況。苻秦的鳩摩羅什(344～413)則主張除“得大意”外，還須考慮到“文體”。他說：“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隋代彥琮(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論，他主張直譯，提出“八備”和“十條”。“八備”指翻譯者必須具備的八項條件；“十條”指他對譯文體例、格式的十種規定。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是中國翻譯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質並重，但似以質為主。他沒有留下專門闡述翻譯理論的文章。《翻譯名義集》中記載了他的“五種不翻”的學說，指出有五種詞語只能譯音。北宋贊寧總結了前人的經驗，提出翻譯佛經的“六例”,詳細探討了翻譯中六個方面的問題。他給翻譯下的定義是："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這個生動的比喻，說明翻譯是一種藝術（如翻錦綺）,它將（語言的）形式加以改變（左右不同）,而內容不變(背面俱花)。

北宋(960～1127)初期還有翻譯活動，以後逐漸衰微。它的重新興起始於明代（1368～1644）永樂五年(1407)。那時由於對外交通的需要，創立了四夷館，培訓翻譯人才。明代末期，西學東漸，翻譯工作更活躍起來。但此時翻譯的方向已完全改變，不再是印度的佛經，而是歐洲的天文、幾何、醫學等方面的典籍，中國翻譯史已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譯家對翻譯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說：“且東西文理，又自絕殊，字義相求，仍多闕略。瞭然於口，尚可勉圖；肆筆為文，便成艱澀矣。”這是說，中西語言結構不同，文章脈絡不同，西方有的術語為中國所無，口頭解釋一下還可以做到，筆譯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同時代的一位中國科學家李之藻（？～1631）在描寫當時外國傳教士的譯書態度時說：“諸皆借我華言，翻出西義而止，不敢妄增聞見，致失本真。”此時的翻譯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譯相似，即中國學者與外國人合作翻譯，潤文的責任則放在中國學者身上。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有識之士痛感學習西方之必要，翻譯活動又逐漸興起，在中國翻譯史上形成又一個新階段。馬建忠(1845～1900)強調譯事之難。梁啟超(1875～1929)鼓吹佛典翻譯之高明。畢生從事西方社會科學翻譯的嚴復(1853～1921)在幾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譯中遵循的原則。在《天演論》序中他說：“譯事三難：信、達、雅。”“信”是忠於原作,"達"是忠於讀者,"雅"是對於文學語言的忠誠。信、達、雅雖然只三個字，但體現了作品、讀者、語言三者之間的關係。在嚴復那些譯本當中,《天演論》接近意譯,《原富》則近於直譯。他說：“是譯與《天演論》不同，下筆之頃，雖於全節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為之，然於辭義之間無所顛倒附益。”不過他對本書“繁贅而無關宏旨”的地方，則又有所刪除。在《群己權界論》譯凡例中他說：“原書文理頗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譯，必至難索解人，故不得不略為顛倒，此以中文譯西書定法也。”可以看出,《天演論》是意在達旨的述譯,《原富》是辭義無所顛倒的嚴譯,《群己權界論》是不依文作譯的寬譯。但是不論譯法如何，有一點是始終如一的：即避免按字直譯，努力用新的詞或片語以求詞義的全部傳遞。例如evolution中文沒有與之相應的詞，於是採用“天演”一詞；liberty這個法制觀念中國當時還沒有，於是用"群己權界"這一片語。嚴復對於西文詞義的翻譯作出了可貴的嘗試，但是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開展。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歷史進入了現代，翻譯的重要性遠邁前古。中國新文學的興起同翻譯是分不開的。第一個重視翻譯並大力加以倡導的人是魯迅。魯迅主張直譯。他這樣做的目的是：在介紹外國思想以供借鑒的同時，還要通過譯文改造我們的語言。1931年12月28日他在給瞿秋白的信中談到嚴復。他說：“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歷史的縮圖。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就在此。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彷彿他後來的譯書。”魯迅不主張譯文完全中國化。不完全中國化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他認為中國語法不夠精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塗。”

在主張直譯方面，瞿秋白和魯迅見解一致。他說:"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來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但是他同時指出：“當翻譯的時候，如果只管‘裝進異樣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裡能夠說得出來，──那麼，這些‘異樣的句法’始終不能‘據為己有’。”他認為,“新的言語應當是群眾的言語──群眾有可能了解和運用的言語。”現代許多翻譯家基本上都是直譯派。所謂“直譯”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刪掉；原文沒有的，不能增加。這與譯文的流暢與否無關。魯迅譯的《苦悶的象徵》等書，文字就非常流暢，但仍然是直譯。所謂“意譯”是指對原文可以增刪。古代的鳩摩羅什屬於這一派。郭沫若一方面說：“我們相信理想的翻譯對於原文的字句，對於原文的意義，自然不許走轉，而對於原文的氣韻尤其不許走轉”；另一方面，他也主張:“我知道翻譯工作絕不是輕鬆的事體，而翻譯的文體對於一國的國語或文學的鑄造也絕不是無足重輕的因素。”茅盾更是簡潔了當地指出：“翻譯文學之應直譯，在今日已沒有討論之必要。"他又說："‘直譯’這名詞，在‘五四’以後方成為權威。"傅斯年、鄭振鐸、周作人、艾思奇等都主張直譯。因此，可以說，在近現代中國翻譯史上，直譯是壓倒一切的準則。

比較歐洲和中國翻譯的歷史，以及翻譯的理論，可以看出，東西雙方探討的問題基本相同。雙方都討論翻譯的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也討論直譯與意譯的問題。但是雙方也有不同之處。西方談翻譯理論，偏重於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以及可能的程度。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文學翻譯難，科技翻譯易。直譯與意譯問題，也偶爾涉及；但不是重點。在翻譯的基礎或背景方面，歐洲與中國不同。在歐洲，除了最早的希伯來語以外，基本上是同一語系的語言之間的互相翻譯。因此才產生了某一些理論家主張的翻譯三分法：一，翻譯；二，變換；三，逐詞對照本。這種三分法對中國是完全不適用的。中國決不可能有變換。因為在中國幾千年的翻譯史上都是不同語系語言之間的翻譯，在同一語系語言間才能變換。中國偏重於直譯與意譯之爭，所謂文與質者就是。這是由於從佛經的翻譯到現代科學文學著作的翻譯，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中西雙方的思維方式有所不同，在這裡也表現了出來。中國討論翻譯的人沒有對語言本質做細緻的分析，而是側重於綜合，側重於實際應用方面，因此談翻譯技巧多，而談抽象理論少。在直譯與意譯的問題解決以後，如何解決具體作品和文句的譯法問題將提到日程上來。

翻譯，是指在準確通順的基礎上，把一種語言信息轉變成另一種語言信息的活動。

這個過程從邏輯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首先，必須從源語言中解碼含義，然後把信息重新編碼成目標語言。所有的這兩步都要求對語言語義學的知識以及對語言使用者文化的了解。除了要保留原有的意思外，一個好的翻譯，對於目標語言的使用者來說，應該要能像是以母語使用者說或寫得那般流暢，並要符合譯入語的習慣（除非是在特殊情況下，演說者並不打算像一個本語言使用者那樣說話，例如在戲劇中）。

1.口譯，或進行口譯的人

2.筆譯，或進行筆譯的人。

3.法律用語，例：

商標法第十三條第一款明確規定：“就相同或者類似商品上申請註冊的商標是複製、摹仿、或者翻譯他人未在中國註冊的馳名商標，容易導致混淆的，不予以註冊並禁止使用。”

這個“翻譯”來自《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中的“translation”。

由於翻譯有直譯、音譯、意譯。而且，同一種方式，可能會產生多種譯義，究竟以何種為準？關係到如何保護馳名商標以及他人的合法權益。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察：第一，馳名商標是否具有明確含義的，並且與漢字形成一一對應的關係；

第二，馳名商標的音譯是否是習慣的；

第三，翻譯方式是否已為公眾，尤其是市場所認可。一、書名的翻譯

據了解，在出書生產環節上，英美髮達國家的出版社在封面上花的工夫極大。一個書名往往在全書定稿之後仍然遲

遲確定不下來，可見書名的重要性。確實，翻譯一本書，翻好書名是關鍵的一環。二、“序言”和“內容介紹”翻譯過程中的適當加工

縱覽中文書里的序言或前言，作者的話，編者的話等等，若不是作者（或編者--下同）本人執筆，而由他人作序，

往往寫的都是讚美推崇之言，稱讚作者的智慧；勇氣，毅力，水平等等。但著作者本人所為，往往有這樣一兩句話：“水平有限，書中錯誤或不妥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給予批評指正。""水平有限，時間倉促，難免謬誤，敬請指正。”"尚屬草創，時間又倉促，疏漏一定很多，還待繼續提高和充實，希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謙虛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在中文書中，寫上這樣幾句話，既能表示作者自己謙虛嚴謹的治學態度，同時地暗示本人作品並非一定是某一領域裡學術研究的頂峰，很可能天外有天。應該說，在一般情況下，這些話讓人更加尊重作者。

1.對中國歷史上一些重大事件或政治運動適當加以解釋極為重要。有一本介紹中國法律建設的圖書的內容簡介一評開頭就說：自從黨的三中全會以來，全國人大通過了一系列法律。對中國多少有些了解的外國人可能知道我國在70年代末期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的方針，但是，對三中全會決定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決策就不一定清楚了。因此，翻譯在譯這句話時增加了幾個字。整個句子是這樣的：UndertheguidanceofthepolicyofpromotingsocialistdemocracyandbuildingasoundsocialistlegalsystemformulatedattheThirdPlenarySessionoftheEleventhCentralCommittee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theNPCanditsStandingCommitteehave,since1979,enactedmanyimportantlaws.這樣，人家就會知道三中全會與全國人大制定法律之間的聯繫了。

2、有很多看起來很不起眼的字詞或短語，外國讀者很難理解其確切含義，有時甚至會產生誤會。《中國人名大詞典》中人物的簡歷基本都以新中國的建立劃線，把一個人的經歷分為兩個階段。因此，幾乎每條釋文都有"建國以來"。或"建國后"的字眼。又如《中國針灸大詞典》這麼一本專業性很強的辭書的中文稿里，"抗戰期間"，"新中國成立以來"這樣一些對於外國人來說時間概念含糊不清的辭彙也常常出現。出現這類情況，外文出版社一般都要求譯者首先選用比較清晰易懂的辭彙，並且最好在首次出現時加上時間。如把"建國以來"譯為Since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in1949;"抗戰期間"當然要譯為during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

翻譯（translation）：在蛋白質合成期間，將存在於mRNA上代表一個多肽的核苷酸殘基序列轉換為多肽鏈氨基酸殘基序列的過程。

什麼是翻譯？

"翻譯是一項對語言進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種語言文本來替代另一種語言文本的過程。"（J.C卡特福德，1994）

"翻譯是把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在保持內容方面，也就是意義不變的情況下，改變為另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的過程。"（巴爾胡達羅夫，1985）

"翻譯是在接受語中尋找和原語信息儘可能按近、自然的對等話語，首先是意義上的對等，其次才是風格上的對等。"（E.A奈達，1969）

"翻譯乃是與語言行為抉擇密切相關的一種語際信息傳遞的特殊方式。"（沃爾夫拉姆·威爾斯，1982）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信息交流與交換的活動，其本質是傳播。"（呂俊，1997）

諸如眾多定義中，哪種更準確、貼切？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看翻譯活動本身。

翻譯的具體形式很多，有口譯、筆譯、機器翻譯等，從翻譯的物質形態來說，它表現為各類符號系統的選擇組合，具體可分為四類：

（1）有聲語言符號，即自然語言的口頭語言，其表現形式為電話通訊、內外談判和接待外賓等；

（2）無聲語言符號，包括了文字元號和圖象符號，其表現形式為談判決議、社交書信、電文、通訊及各種文學作品等印刷品；

（3）有聲非語言符號，即傳播過程中所謂的有聲而不分音節的"類語言"符號，其常見方式為：說話時的特殊重讀、語調變化、笑聲和掌聲，這類符號無具體的音節可分，語義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其信息是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得以傳播的，比如笑聲可能是負載著正信息，也可能負載著負信息，又如掌聲可以傳播歡迎、贊成、高興等信息，也可以是傳遞一種禮貌的否定等。

（4）無聲非語言符號，即各種人體語言符號，表現為人的動作、表情和服飾等無聲伴隨語言符號，這類符號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性，比如人的有些動作，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所表示的語義信息完全不同，不僅如此，它還能強化有聲語言的傳播效果，如在交談時，如果伴有適當的人體語言，會明顯增強口頭語言的表達效果。

這四大類符號既可以表達翻譯的原碼，也可以表達翻譯出的解碼，它們即可以單獨作為原碼或解碼的物質載體，也可以由兩種、三種、四種共同組成解碼或原碼的載體。

從翻譯的運作的程序上看實際包括了理解、轉換、表達三個環節，理解是分析原碼，準確地掌握原碼所表達的信息；轉換是運用多種方法，如口譯或筆譯的形式，各類符號系統的選擇、組合，引申、濃縮等翻譯技巧的運用等，將原碼所表達的信息轉換成解碼中的等值信息；表達是用一種新的語言系統進行準確地表達。

翻譯的形式和內容如此紛繁複雜，從中抽象出一個具有哲學高度的翻譯的定義也是一項非常艱難的重任，國內外的眾多學者對此作出了許多努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不同的角度對翻譯活動作出了概括和總結。

在眾多的定義中，有些學者（如，呂俊，1997）將翻譯納入傳播學的研究範圍，將翻譯學視為傳播學的一個分支，這給我們以有益的啟迪：

它更明確了翻譯學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系統，它充分注意了在信息傳遞過程中有影響作用的其它諸多因素，如傳播方式、傳播渠道、傳播目的、傳播的不同對象等，它可以更廣泛地借鑒其它學科的研究成果或對其它學科的研究起到影響和指導的作用。

上文的諸多翻譯形式，我們可以歸納為一點，翻譯實際上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信息傳播。整個翻譯活動實際上表現為一種社會信息的傳遞，表現為傳播者、傳播渠道、受者之間的一系列互動關係。與普通傳播過程不同的是，翻譯是在兩種文化之間進行的，操縱者所選擇的符號不再是原來的符號系統，而是產生了文化換碼，但其原理卻是與普通傳播相同的。

生物學上的意義：以mRNA為直接模版，tRNA為氨基酸運載體，核蛋白體為裝配場所，共同協調完成蛋白質生物合成的過程。

翻譯是語際交流過程中溝通不同語言的橋樑。英漢翻譯就是把英語文章的信息，即思想內容和表現手法，用漢語忠實地表達出來，使漢語讀者能得到和英語讀者大致相同的感受。這種感受是衡量譯文質量優劣的尺度，即翻譯的標準。

一般來說，翻譯的標準主要有兩條：忠實和通順。

1)忠實：是指忠實於原文所要傳遞的信息，也就是說，把原文的信息完整而準確地表達出來，使譯文讀者得到的信息與原文讀者得到的信息大致相同。例1He had words with her.

［誤］：他和她談過話了。

［正］：他和她吵架了。

［註釋］：have a word with sb.與某人談話，而have words with sb.與某人吵架。例2We shall not want for food.

［誤］：我們不想什麼食品。

［正］：我們不會缺乏食品。

［註釋］：want vt.想要，想得到；want for缺乏。2)通順：是指譯文規範、明白易懂，沒有文理不通、結構混亂、邏輯不清的現象。

例1Historically, city life has always been among the elements which form a civilization.

［原譯］：歷史上看，城市生活一直是構成文明的方面之列。

［改譯］：從歷史上看，城市生活始終是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例2. Supporters of the "nature" theory insist that we are born with a certain capacity for learning that is biologically determined.

［原譯］："天性"論的支持者堅持，我們出生時帶有某種學習能力，這種學習能力從生物學上講已是被確定了的。

［改譯］：支持"天性"論的人堅持說，我們生來就具有一定的學習能力，這是由生物因素決定的。

3)忠實與通順的關係：忠實是通順的基礎，通順是忠實的保證。不忠實於原文而片面追求譯文的通順，則譯文就失去自身的價值，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也就不成其譯文了。但是，不通順的譯文，使讀者感到彆扭，也必然影響對原文的準確表達，因而也就談不上忠實了。可見，忠實與通順是對立的統一，兩者的關係反映了內容與形式的一致性。所以，我們說，忠實是譯文質量的基礎，而通順則是譯文質量的保證。

在研究生英語入學考試閱卷時，我們發現，有的譯文與原文意思相悖，也有的譯文文理不通，影響了對原文意思的準確表達。

例1The target is wrong, for in attacking the tests, critics divert attention from the fault that lies with illinformed or incompetent users.

［原譯］：這個目標是錯誤的，因為批評家們轉移了視線，把錯誤歸於信息不通或技術不佳的使用者。

［改譯］：把標準化考試作為抨擊目標是錯誤的，因為在抨擊這類測試時，批評者不考慮其弊病來自使用者對測試不甚了解或使用不當。

例2For example, they don't compensate for gross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us do not tell how able an underprivilegedyoungster might have been had he grown up under more 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原譯］：例如，它們不能彌補整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因此也不能說明如在更合適的情況下，生活條件不利的年輕人怎樣才能成長。

［改譯］：例如，測試並不彌補明顯的社會不公；因此，它們不能說明一個物質條件差的年輕人，如果在較好的環境下成長的話，會有多大才幹。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柵壽，字星杓，后改名奎緩，自號起孟、啟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葯堂、周遐壽等。浙江紹興人，現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有多種譯作，多為與其兄魯迅合譯之作。

陳望道（1891—1977）：原名參一，單名融，字任重，筆名有佛突、雪帆、曉風、張華等。浙江省義烏人。現代著名的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和語言文學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推動者。譯著有《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1920年8月），《馬克思底唯物史觀》（日本河上肇的《近世經濟思想史論》部分內容，1920），日本島村抱月著的《文藝上的自然主義》、《蘇俄十年間文學理論研究》（日本崗澤秀虎著）等。1977年10月29日逝世於上海。

胡適（1891—1962）：原名胡洪，字適之，安徽績溪人。中國現代哲學家、思想家。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開貞，四川樂山沙灣人。譯著有：《菌夢湖》(小說)德國施篤謨著、與錢君胥合譯，1921，泰爾；《少年維特之煩惱》(長篇小說)德國歌德著、1922，泰東；《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論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商務；《雪萊詩選》(詩集)英國雪萊著，1926，泰東；《浮士德》(詩)德國歌德著，1928，創造社；《沫若譯詩集》印度枷里達若著，1928，創造社；《石炭王》(小說)美國辛克萊著，1928，上海樂群書店；《政治經濟學批判》(理淪)德國卡爾。馬克思著，1921，神州；《戰爭與和平》(長篇小說)俄國列。托爾斯泰著，1935，光明書局；《藝術的真實》(理論)德國卡爾。馬克思著，1947，群益。

趙元任（1892—1982）：字宜仲，江蘇武進（今常州）人。中國語言學家、作曲家。1982年2月24日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逝世。

林語堂（1895—1976）：原名和樂，筆名語堂。福建龍溪人。中國最優秀的雙語作家之一。有十一部中文著作，四十部英文著作和九部翻譯作品，數百篇散文小品。1976年病逝於香港。

宗白華（1897—1986）：江蘇常熟人。中國現代美學家、哲學家、詩人。主要著作有《美學散步》。他還翻譯了溫克爾曼、萊辛、歌德、席勒、海涅、羅丹等美學大師和藝術大師的很多論著。譯著有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歐洲現代畫派畫論選》、《宗白華美學文學譯文選》等。

曹靖華（1897—1987）：原名曹聯亞，河南盧氏五里川路溝口村人。中國翻譯家、散文家、教育家，北京大學教授。主要從事蘇俄文學翻譯。第一部譯作是契柯夫的獨幕劇《蠢貨》，代表譯作為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由魯迅出資出版於1931年。翻譯近30種蘇聯文學作品。主要譯著有《三姐妹》、《保衛察里津》、《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虹》、《城與年》、《蘇聯作家七人集》、《一月九日》等。

成仿吾（1897—1984）：原名成灝，湖南新化人。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種語言。早期從事過文學翻譯和翻譯批評，晚年主要從事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校譯工作。

朱光潛（1897—1986）：安徽桐城人。中國現當代最傑出的文學理論家和美學家。譯著有哈拉普的《藝術的社會根源》、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和《歌德談話錄》等。

豐子愷（1898—1975）：原名豐仁。浙江省崇德縣石門灣（今桐鄉石門鎮）人。中國現代漫畫家、翻譯家、文學家、音樂教育家。豐子愷博學多能，著譯甚豐，在漫畫、文學、美術理論、音樂理論、翻譯、書法及藝術教育諸方面有突出成就。尤以富有樸素、細膩、深沉和哲學味的散文和漫畫著稱，在國內外有廣泛影響。1975年9月15日卒於上海。

董秋斯（1899—1969）：原名董紹明，筆名秋斯、求思等。河北靜海人。三十年代初，出版與蔡泳裳合譯的蘇聯小說《士敏士》。抗戰期間，譯出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

冰心（1900～1999）：原名謝婉瑩，筆名冰心女士，男士等。原籍福建長樂，福州人。現、當代女作家，兒童文學作家。她的作品被譯成多種外文出版。譯著有《先知》(散文詩集)敘利亞凱羅。紀伯倫著，1931，新月、《印度童話集》印度穆。拉.安納德著，1955，中青、《吉擅翅利》(詩集)印度泰戈爾著，1955，人文、《印度民間故事》印度穆。拉。安納德著，1955，上海少兒、《泰戈爾選集。詩集》與石真合譯，1958，人文、《泰戈爾劇作集》(4)1959，戲劇、《馬亨德拉詩抄》(尼泊爾)與孫用合譯，1965，作家、《燃燈者》(詩集)馬爾他安東。布蒂吉格著，1981，人文。

梁實秋（1903—1987）：原名梁治華，字實秋，一度以秋郎、子佳、程淑等為筆名。原籍浙江杭縣，生於北京。著名文學家、學者。第一篇翻譯小說《藥商的妻》1920年9月發表於《清華周刊》增刊第6期。30年代開始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持續40載，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譯，計劇本37冊，詩3冊。晚年用7年時間完成百萬言著作《英國文學史》。譯著有《阿伯拉與哀綠綺斯的情書》(散文集)英國密爾頓著，1928，新月；《結婚集》(短篇小說集)瑞典斯特林堡著，1930，中華；《潘彼得》(小說)英國巴利著，1930，商務；《西塞羅文錄》羅馬西塞羅著，1933，商務；《職工馬南傳》(長篇小說)英國哀里奧特著，1932，商務；《威尼斯商人》(劇本)英國莎土比亞著，1936，商務；《奧賽羅》(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36，商務；《哈盂雷特》(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36，商務；《暴風雨》(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37，商務；《吉爾菲先生之情史》1944，黃河書局；《情史》英國喬治。艾略特著，1945，重慶黃河出版社；《咆哮山莊》(長篇小說)英國E.勃朗特著，1955，台。商務；《百獸圖》英國奧威爾著，1956，台。正中；《莎士比亞戲劇集20種》1967，文星；《雅舍譯叢》(詩文集)1985，皇冠；《莎士比亞全集》(戲劇37集、詩3集)1986，遠東。

馮雪峰（1903—1976）：原名福春，筆名雪峰、畫室、洛揚、成文英、何丹仁、呂克玉等。浙江義烏人。左翼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優秀***員，著名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魯迅研究專家、作家、詩人、文學翻譯家。馮雪峰主要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先後出版的譯著有12本。1976年患肺癌去世。

梁宗岱(1903—1983)：廣東新會人。中國現代詩人、學者、翻譯家和教育家。主要作品有詩集《晚禱》，詞集《蘆笛風》、文論《詩與真》等。精通法文、英文、德文和義大利文，是中國翻譯史上的一座豐碑，曾將王維和陶淵明的詩作譯成法文，並翻譯有《浮士德》上卷、《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等作品，在對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主要譯作有《水仙辭》、《一切的峰頂》、《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浮士德》、《蒙田試筆》、《羅丹論》、《交錯集》、《歌德與悲多》、《汶集外》等。

新中國文學翻譯名家及譯著 II ：1909年以前出生

柯伯年（1904—1985）：主要翻譯社會科學論著、馬列主義著作等。

羅念生（1904—1990）：學名羅懋德。四川威遠人。古希臘文學學者，翻譯家。1933年開始翻譯希臘古典文學。此後幾十年間，譯出許多希臘重要名著。翻譯書目：《兒子的抗議》(中篇小說)英國哈代著，與盧大野合譯，1929，遠東圖書公司；《醇酒。婦人。詩歌》1930，光華；《傀儡師保爾》希臘施篤謨著，與陳林等合譯，1931，光華；《伊菲格涅亞在陶洛人里》(悲劇)希臘歐里庇得斯著，1936，商務；《俄狄浦斯王》(悲劇)希臘索福克勒斯著，1936，商務；《特羅亞婦女》(悲劇)希臘歐里庇得斯著，1944，商務；《阿里斯托芬喜劇集》1954，人文；《歐里庇得斯悲劇集》1957，人文；《埃斯庫羅斯悲劇二種》1961，人文；《索福克羅斯悲劇二種》1961，人文；《蛙》(劇本)希臘阿里斯托芬著，1961，人文；《歐里庇得斯悲劇二種》1962，人文；《詩學詩藝》(理論)古希臘亞里斯多德著，與楊周翰合譯，1962，人文；《詩學》(理論)希臘亞里斯多德著，1962，人文；《義大利簡史》英國赫德、韋利合著，與朱海觀合譯，1975，商務；《阿里斯托芬喜劇二種》1980，湖南人民；《琉善哲學文選》(政論)古羅馬琉善著，1980，商務；《伊索寓言》1981，商務；《索福克勒斯悲劇兩種》1983，湖南人民；《希臘羅馬散文選》1985，湖南人民；《古希臘羅馬文學作品選》1988，北京；《伊索寓言選》1988，人文。

巴金（1904—2004）：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另有佩竿、餘一、王文慧、歐陽鏡蓉等筆名。四川成都人。現代小說家、散文家與翻譯家。從20年代到80年代，他以優美的文字翻譯了俄、法、英、美、日、德、意、匈牙利、波蘭等國作家作品。他的作品曾先後被譯成日、蘇、英、法、德、匈牙利、波蘭、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瑞典等國文字。譯著有《麵包略取》（克魯泡特金著）（1927）、譯文集《父與子》（屠格涅夫著）（1943）、屠格涅夫的《處女地》（1944）、《快樂王子集》（王爾德著）（1948）、高爾基的《回憶托爾斯泰》（1950）、高爾基的《回憶布羅克》（1950）、巴甫羅夫斯基的《回憶屠格涅夫》（1950）、《草原集》（1950）、迦爾洵的短篇小說集《紅花》（1950）、迦爾洵的《一件意外的事》（1951）、迦爾洵的《癩蝦蟆和玫瑰花》（1951）、屠格涅夫的《木木》（1952）、譯著《家庭的戲劇》(赫爾岑著)修改本（1954）、與肖珊合譯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說集》（1959）、《往事與隨想》(赫爾岑著)（1979）、等等。

（1904—1998）：江蘇省丹陽縣人。中國語言學家。長期從事漢語語法的研究。在現代漢語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國文法要略》、《語法修辭講話》（與朱德熙合著）、《漢語語法分析問題》等。《中國文法要略》上卷出版於1942年，下卷出版於1944年。《中國文法要略》是迄今為止對漢語句法全面進行語義分析的唯一著作。《語法修辭講話》是普及性著作，1951年6月開始在《人民日報》連載,1952 年出版單行本。《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出版於1979年。呂叔湘是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的開創人，並在語言文字的應用和語文知識的普及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呂叔湘還翻譯過一些人類學著作和文學作品，他的譯文以明白曉暢見稱。《文明與野蠻》(1984年商務印書館版)。

（1905—1950）：筆名有戴夢鷗、江恩、艾昂甫等。浙江杭州人。中國現代著名的詩人。1929年4月，第一本詩集《我的記憶》出版，其中《雨巷》成為傳誦一時的名作，他因此被稱為“雨巷詩人”。1950年在北京病逝。譯著有《少女之誓》(小說)法國沙多勃易盎著，1928，開明、《鵝媽媽的故事》(童話)法國沙。貝洛爾著，1928，開明、《義大利的戀愛故事》與趙景深、黎錦明合譯， l928，亞細亞、《天女玉麗》法國保爾。穆杭著，1929、尚志、《愛經》古羅馬古沃維提烏思著，1929，水沫、《屋卡珊和尼各萊特》(法國古彈調)1929，光華、《唯物史觀的文學論》法國伊可維支著，1930，水沫、《一周間》蘇聯里別進斯基著，與蘇漢合譯，1930，水沫、《麥克倍斯》(話劇)英國莎士比亞著，1930，金馬、《青色鳥》法國陀爾諾夫人著，1933，開明、《法蘭西現代短篇集》(選譯)1934，天馬、《高龍芭》(中篇小說)法國梅里美著，1925、中華書局、《義大利短篇小說集選譯》1935，商務、《比利時短篇小說集選譯》1935，商務、《西班牙短篇小說集選譯》1936，商務、《比較文學論》法國提格亨著，1937，商務、《密友》義大利皮藍德婁等著，與人合譯，1941，三通、《惡之花掇英》(詩集)法國波德萊爾著，1947，懷正、《洛爾伽詩鈔》西班牙洛爾伽著，1956，作家、《戴望舒譯詩集》1983，湖南人民。

焦菊隱（1905—1975）：原名焦承志。天津人。著名戲劇家、英文、法文翻譯家。所譯高爾基、契訶夫、托爾斯泰、左拉等人的作品，影響較大。

馮至（1905—1993）：原名馮承植，字君培。河北涿縣人。現代作家、詩人、文學翻譯家。被魯迅稱為“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譯作有《海涅詩選》（1956）和海涅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1978）等。由於他在研究歌德、譯介海涅作品方面取得的傑出成就，1983年獲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慕尼黑歌德劇院頒發的歌德獎章；1987年又獲該國國際交流中心授予的1987年國際交流中心藝術獎。

戴望舒（1905—1950）：筆名有戴夢鷗、江恩、艾昂甫等。浙江抗州人。中國現代著名的詩人。1926年發表魏爾倫的詩。翻譯書目：《少女之誓》(小說)法國沙多勃易盎著，1928，開明；《鵝媽媽的故事》(童話)法國沙。貝洛爾著，1928，開明；《義大利的戀愛故事》與趙景深、黎錦明合譯， l928，亞細亞；《天女玉麗》法國保爾。穆杭著，1929、尚志；《愛經》古羅馬古沃維提烏思著，1929，水沫；《屋卡珊和尼各萊特》(法國古彈調)1929，光華；《唯物史觀的文學論》法國伊可維支著，1930，水沫；《一周間》蘇聯里別進斯基著，與蘇漢合譯，1930，水沫；《麥克倍斯》(話劇)英國莎士比亞著，1930，金馬；《青色鳥》法國陀爾諾夫人著，1933，開明；《法蘭西現代短篇集》(選譯)1934，天馬；《高龍芭》(中篇小說)法國梅里美著，1925、中華書局；《義大利短篇小說集選譯》1935，商務；《比利時短篇小說集選譯》1935，商務；《西班牙短篇小說集選譯》1936，商務；《比較文學論》法國提格亨著，1937，商務；《密友》義大利皮藍德婁等著，與人合譯，1941，三通；《惡之花掇英》(詩集)法國波德萊爾著，1947，懷正；《洛爾伽詩鈔》西班牙洛爾伽著，1956，作家；《戴望舒譯詩集》1983，湖南人民。

周煦良

（1905—1984）：安徽至德(今東至)人。民進成員，我國著名英國文學翻譯家、教授、詩人、作家。《周煦良文集》收集了作者的主要譯著和論著。

1924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學院，1928年畢業於光華大學化學系，1932年又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文學系，碩士。歷任暨南大學、四川大學、光華大學、武漢大學及華東師大教授、系主任，上海《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副總編輯。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上海文聯副秘書長，全國第五屆政協委員。1925年開始發表作品。

孫大雨（1905--1997）：原名銘傳，筆名子潛。浙江諸暨人。對美國文學的中譯和中國古典詩歌的英譯有卓著的成績。譯著有（義大利）契利尼《自傳》，（英）羅伯特•勃朗寧《安特利亞•特爾沙多》，彌爾頓《歡愉》，莎士比亞的《黎琊王》、《威尼斯商人》、《奧賽羅》、《哈姆雷特》、《麥克白斯》；用英文古韻文譯了屈原的《離騷》及宋玉、潘岳、劉伶、陶潛、韓愈、蘇軾的詩歌和散文。1997年1月5日卒於上海。

施蟄存（1905—）：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從事英語翻譯。主要編譯作品有《榮譽》、《軛下》、《征服者貝萊》、《劫后英雄》、《婦心三部曲》、《匈牙利短篇小說集》、《波蘭短篇小說集》、《外國文人日記抄》等。

李健吾（1906—1982）：山西運城人。中國作家、戲劇家、文藝評論家、翻譯家、法國文學研究專家。從1925年起開始發表譯作，以小說、劇本為多，間有理論。小說有《包法利夫人》、《聖安東的誘惑》、《司湯達爾小說集》等；劇本有《愛與死的搏鬥》及高爾基、.契訶夫、.托爾斯泰等人的戲劇集。其中莫里哀喜劇27部，是國內最完整的譯本。他的譯文講究誠和信，文筆流暢，通曉易懂，雅俗共賞。他有《福樓拜評傳》、《莫里哀的喜劇》、《莫里哀〈喜劇六種〉譯本序》等專論。

（1908—1966）：字恕安，號怒庵，上海南匯人。文學翻譯家。傅雷翻譯的作品，共30餘種，主要為法國文學作品。其中巴爾扎克佔15種：有《高老頭》《亞爾培•薩伐龍》《歐也妮•葛朗台》《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奧諾麗納》《禁治產》《於絮爾•彌羅埃》《賽查•皮羅多盛衰記》《攪水女人》《都爾的本堂神父》《比哀蘭德》《幻滅》《貓兒打球記》（譯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抄）。羅曼•羅蘭4種：即《約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傳《貝多芬傳》《彌蓋郎琪羅傳》《托爾斯泰傳》。服爾德（現通譯伏爾泰）4種：《老實人》《天真漢》《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2種：《嘉爾曼》《高龍巴》。莫羅阿3種：《服爾德傳》《人生五大問題》《戀愛與犧牲》。此外還譯有蘇卜的《夏洛外傳》，杜哈曼的《文明》，丹納的《藝術哲學》，英國羅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頓的《英國繪畫》等書。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譯巴爾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貢獻，被法國巴爾扎克研究會吸收為會員。他的全部譯作，現經家屬編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編成《傅雷譯文集》，從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現已出齊。《傅雷家書》（1981）整理出版后，也為讀者所注目。六十年代“文革初期”，因受政治迫害，夫婦二人不堪凌辱而自殺身亡。

田德望（1909—2000）：河北順平縣人，中國著名翻譯家、北京大學教授。他翻譯的瑞士作家凱勒的作品《鄉村裡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等小說堪稱德語文學翻譯作品中的範本。田德望畢生研究但丁，是國內最著名的但丁研究專家。1986年退休以後，他集中精力翻譯但丁的《神曲》，並在臨終前幾個星期完成了《神曲》的最後一部《天國篇》的定稿，歷時十八年譯出了但丁用15年寫成的《神曲》，堪稱但丁的知音。田德望翻譯的《神曲》不僅是一部真正做到“信、達、雅”的傑出中文譯本，而且也是一部有獨到見解的高水平的學術專著。正因為此，田德望翻譯的《神曲》不僅獲得了我國的“彩虹”翻譯獎，而且獲得了義大利文學遺產部的國家翻譯獎。為了表彰他在但丁研究中的傑出成就，義大利總統於1999年接見了田德望，並授予他義大利“總統一級騎士勳章”。 2000年10月6日病逝於北京。

新中國文學翻譯名家及譯著 III ：1920年以前出生

（1910—1998）：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江蘇無錫人。現代文學研究家、作家。《圍城》已被譯成多種外文。他本人對翻譯理論也有獨道的見解，提出化境說。

卞之琳（1910—2000）：曾用筆名季陵，祖籍江蘇溧水，江蘇海門人。著有詩集《三秋草》（1933）、《魚目集》（1935）、《慰勞信集》（1940）、《十年詩草》（1942）、《雕蟲紀曆1930-1958》（1979）等；譯著有《莎士比亞悲劇四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英國詩選，附法國現代詩作者》(其中英詩部分，省北京局務印書館雙語對照本)、《西窗集》、《哈姆雷特》、英國現代文學傳記作家斯特萊切的名作《維多利亞女王傳》（1935）。2000年12月2日因病在京去逝。

蕭乾（1910—1999）：蕭乾，蒙族，原名蕭炳乾，北京人。著名記者、作家、傑出的文學翻譯家。譯有《好兵帥克》和《培爾•金特》等。1990年，八十高齡的蕭乾和夫人文潔若應南京譯林出版社之約，著手翻譯英國著名意識流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歷時四年。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雲南騰衝人。主要從事馬列主義著作及文藝作品的翻譯。與別人合譯《新哲學大綱》，參與郭大力等人的《資本論》翻譯工作。

楊絳

（1911－），原名楊季康，作家、評論家、翻譯家。譯作有《1939年以來的英國散文選》、《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等。

馮亦代（1913—2005）：原名馮貽德，浙江杭州人，著名社會活動家、翻譯家、作家和編輯出版家。譯作有匈牙利海依•尤利烏斯《生活的橋樑》，英國毛姆《毛姆短篇小說集》，美國霍華德•法斯特《薩科與樊塞蒂的受難》、海明威《第五縱隊及其它》等近20本書。素以選題嚴謹、譯筆簡潔準確著稱。早在20世紀40年代他就開始從事文學翻譯，因翻譯美國作家海明威的作品而成為最早將海明威介紹到中國的翻譯家之一。2005年12月23日病逝於北京。

葉君健（1914—1999）：筆名馬耳，湖北紅安縣人。著名作家、文學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1933年開始翻譯文學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留歐期間，習得丹麥、瑞典等多國語言。1949年以後，創辦中國第一個大型對外文學刊物《中國文學》，於中國大陸在文學翻譯的文化交流工作上占重要地位。主要譯作有《安徒生故事全集》、《喬婉娜》、《總建築師》、《幸福的家庭》、《卡爾曼》、《南斯拉夫當代童話選》等多部。用了40餘年的時間來翻譯、編輯、整理、註釋、評析安徒生童話。1944年至1949年，葉君健在劍橋居住5年，利用業餘時間直譯了安徒生的全部童話。20世紀50年代又重新將譯文校訂一遍，編成共16冊，是中國第一部安徒生童話全集。1978年，這部童話全集再次修訂出版，合併為4卷本。丹麥媒體稱：“因為譯者理解安徒生不單是一個為孩子講故事的人，而是一個哲學家、詩人、民主主義者，崇尚進步，反對落後和不仁的權勢人物。只有中國的譯本把他當做一個偉大作家和詩人來介紹給讀者，保持了作者的詩情、幽默感和生動活潑的形象化語言，因而是水平最高的譯本。”他最早有系統地將安徒生引入中國，以翻譯丹麥文版安徒生童話故事而享譽世界文壇，與美國譯本同被評為「當今世界上兩個最好的譯本」，而於1988年獲丹麥女王瑪珈麗特二世頒贈「丹麥國旗勳章」。

楊憲益（1915—）：天津人。著名翻譯家。1940年與英國姑娘戴乃迭訂婚後，同返中國。1952年，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從事翻譯工作幾十年，與夫人共同翻譯了《紅樓夢》、《儒林外史》、《魯迅選集》、《離騷》、《九歌》、《招魂》、《宋元話本選》、《唐宋詩歌散文選》、《魏晉南北朝小說選》、等中國古今名著100多種，很多已被公認為翻譯作品的經典。楊憲益、戴乃迭共同支撐英文版《中國文學》雜誌近五十年，自1951年創刊以來，這份刊物一度是中國文學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其妻戴乃迭（1919—1999），原名Gladys B.Tayler, 婚後更名為Gladys Yang，生於北京一個英國傳教士家庭。七歲時返回英國，在教會中學接受教育。1937年考入牛津大學，最初學習法語語言文學，後轉攻中國語言文學，是牛津大學首位中文學士。自40年代起定居中國，1999年11月18日於北京逝世。在她逝世后，楊憲益再無譯作產生。

萬紫（1915—）：專業翻譯家，從事英文、俄文翻譯工作五十餘年。主要翻譯作品有《我們的夏天》、《大偉人華爾德傳》、《歐文短篇小說選》、《新東方夜譚》、《一塊牛排》、《熱愛生命》等。

汝龍（1916—1991）：江蘇蘇州人。1936年開始文學翻譯工作，主要譯作有《契訶夫小說選》、《復活》、《阿爾塔莫諾大家的事業》等。

（1916-1995），現代詩人、英國文學專家。會英語、精德文。講詩、評詩、譯詩得心應手。他的不少著述是講詩的：《英國詩史》、《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蘇格蘭詩選》、《英詩的境界》、《英國詩選》、《英國詩文選譯集》、《讀穆旦的詩》等。上中學時，他已在報刊上發表詩作多首。在西南聯大寫的兩首詩被聞一多先生選入他的《現代詩鈔》。上世紀40年代是他寫詩的旺盛時期，寫了《春天，想起了莎士比亞》、《異體十四行詩八首》、《去國行，1947》、《倫敦夜景》、《巴黎碼頭邊》、《1948年聖誕節》、《英國二十世紀文學史》、《英國散文的流變》、《英國文學史》、《英國小說史》、《英國詩史》等著作。

吳奚真(1917—1996)：遼寧瀋陽人。翻譯家。主要從事英文名著中譯工作。譯著有《孤軍流亡記》、《人類的故事》、《教育心理學》、《英語散文集錦》、《希臘羅馬英雄傳》、《名人雋語》、《麥帥為子祈禱文》、《遠離塵囂》、《人類的故事》、《希臘羅馬名人傳》、《嘉德橋市長》等。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錚，祖籍浙江海寧，生於天津。著名詩人和詩歌翻譯家。致力於俄、英詩歌翻譯。譯著有《歐根•奧涅金》(1957)、《唐璜》(1980)、《英國現代詩選》(1985) 等。1977年春節因病去世。

孫家晉（1918—）：主要編譯作品有《克雷洛夫寓言》；托爾斯泰《哥薩克》；萊蒙特《農民》（春、夏、秋、冬），顯維拉《旋渦》；《泰戈爾抒情詩選》、《紀伯倫散文詩選》、《心笛神韻》等。

侯浚吉（1919—）：主要從事英、德文翻譯，從事翻譯工作五十餘年。主要翻譯作品有《鋼與渣》、《誘拐》、《庫密阿克一家》、《綠地獄》、《歌德傳》、《少年維特的煩惱》等。

包文棣（1920—2002）：從事俄語翻譯。主要編譯作品《杜勃羅留波夫選集》（1、2）；《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文學》[上、中、下（1、2）]；《別林斯基選集》（四）（合）；《論外國文學》等。

中國現有在崗聘任的翻譯專業人員約6萬人，翻譯從業人員保守估計達50萬人，但是國內專業外語人員少，又集中在少數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和政府部門中；雖然外譯中工作相對容易，人才缺口不大，但能夠勝任中譯外工作的高質量人纔則嚴重不足，估計缺口高達90%以上，遠不能滿足社會和市場的實際需求。

地域分佈嚴重不均

有權威機構提供的一些數據表明，目前中國翻譯行業從業者達到50萬人。這50萬人中，高水平的專業人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的政府部門、對外新聞報道機構、大專院校里。而大部分翻譯是做兼職，或個人直接接受翻譯任務，或通過翻譯公司來做。每年在北京、上海等地舉辦的各類大型會議很多，而且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日益增加，國際會議的密度也更大，而在國內能夠勝任較大型國際會議的專業英語口譯人員也就在100名以內，這是遠遠不夠的。

人才錯位

目前，國內很多翻譯公司的經營規模普遍不大，不少還停留在“夫妻店”、“同學會”的小作坊式狀態。國內的翻譯公司如果能夠擁有50名以上的專職翻譯就已經是業界頗具規模的“大公司”了。而通常每家公司專職的翻譯人員只有幾個，80%以上的需求要由兼職人員做“替補”。在從事筆譯工作的人員中，專職的筆譯人員少，兼職的多。很多正規的翻譯服務公司發現，從事翻譯工作的並不都是懂外語的人，而翻譯必須經過專業的語言訓練，現實卻是這種高標準的人才很難找，因為這類人才似乎有更好的去處。由此，產生了人才的錯位。以前從事翻譯工作的高級翻譯人才只有事業單位專業人員評定職稱的形式能夠界定等級。但是這部分人集中在外事部門、科研高校以及書刊發行單位等，人數在四五萬左右，他們主要也是為這些專業機構的工作提供服務。而隨著市場對翻譯需求的擴大，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員已經達到上百萬，出現如此龐大和良莠不齊的從業隊伍就是缺乏比較合理的人才培養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