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弘傳
唐代魏徵主編的傳記
牛弘傳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本姓裛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須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范垂法。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巨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台、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盪。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硃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勖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雲有缺，新章后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范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 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后，迄於當今，年逾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雲“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吝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照察。
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
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
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於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后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逾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屍，並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屍，先王昭穆二屍，合十一屍，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例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木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
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為夏時之書。”劉獻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干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
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為九室。檐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托。
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雲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個，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雲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檐，刮楹達向，天子之廟飾。”鄭註：“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台、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台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准、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 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台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雲“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
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祗配祖宗，弘風布教，作范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
上以時事草創，未遑製作，竟寢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並議樂事。弘上議云：
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征，應鐘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云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迴圈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鐘為宮，十三月不乙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王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鐘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鐘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製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
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鐘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
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征，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征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雲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鐘律殷肜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弦。熹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榷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雲“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
又議曰：
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眾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鐘者，用黃鐘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鐘之宮，乃以林鐘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勖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鐘之笛，正聲應黃鐘，下征應林鐘，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征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鐘，是勖下征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
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當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
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並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眾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三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嘆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期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跡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
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餘。學行敦時俗，道素乃沖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讚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為右光祿大夫。從拜恆岳，壇場圭幣，畤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
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
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兇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弒逆，事見《司馬德勘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采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闥，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澄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魏徵（580—643）字玄成，邢州巨鹿（今河北巨鹿）人，后遷居相州內黃（今河南內黃）。唐代政治家。武德時為太子洗馬。貞觀時歷官諫議大夫、尚書右丞、秘書監、侍中，參預朝政。貞觀初朝臣論政，他主張“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李世民接受他的主張，終至天下安定。后數被召見，訪問得失，征盡誠獻智，知無不言，其言論多載於《貞觀政要》。詔修周、隋、齊、梁、陳五代史事，各史有專人負責，令魏徵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時稱良史。以喪亂后，典籍紛雜，建議集學者校訂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圖籍漸備；以《禮記》龐雜無序，建議重加改編，數年成《類禮》二十篇，錄置內府。又主編《群書治要》。所著今存有《魏鄭公諫錄》五卷、《魏鄭公文集》三卷、《魏鄭公詩集》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