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佛教史
貴州佛教史
本書論述了唐宋貴州佛教的興起和傳布，元明貴州佛教的發展，明季貴州佛教的鼎盛，明末清初貴州佛教思想家的出現，近現代貴州佛教的衰落和復興，貴州佛教的特徵等內容。
貴州是我國西部的主要省份，由於歷史、地理和文化等諸多原因，佛教在貴州的傳播和影響的歷史面貌，至今仍鮮為人知。佛教在貴州歷史上的傳播情況如何？有哪些特徵？它對開發貴州作出了怎樣的貢獻？給貴州文化帶來了什麼影響？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對於今天西部大開發中的貴州來說，無疑是有意義的。
一、佛教在貴州傳播的概況
貴州地處西南邊陲，西與雲南接壤，北與四川毗連，東與湖南為鄰，南與廣西為界，境內山巒重疊，自古以來為“西南之奧區”。春秋戰國，其地、夜郎崛起，秦漢初置郡縣，歷魏晉隋唐及兩宋皆有建置，元代分屬湖廣、四川、雲南三行省。明永樂十一年（1413年），建立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始為一省。清康熙、雍正年間，割四川、湖南、廣西部分地方來屬，貴州全省疆域才自此確定，至今未變。由於立省較晚，開發較遲，又地勢險要，山重水複，與中原諸省相比較，佛教傳入貴州較晚，在西南三省中佛教發展亦遜於川滇，中原佛教各宗之在貴州未如四川之典型，佛教與民族宗教文化之融合又不及雲南之濃郁，總體特徵處於川滇之間，既有中原佛教的特徵，又有西南地方民族色彩，呈現出貴州自己獨有的特色。
貴州佛教興起於唐，傳佈於宋，發展於元，繁榮於明，鼎盛於明季，衰落於晚清，復興於民國。究其源流，唐宋元時多得自川滇及中原諸省，明清時期主要受益於西蜀，大乘各宗與時並傳，終以禪宗為主流，義解譯經偏少，感通神異卓然，台、賢、相、律寥寥，密教興盛一時，禪、凈則遍於境中。
兩晉時期，佛教已影響貴州的西部、東部和北部。唐代牛騰在貴州大布佛教，是為佛教傳入貴州之始。自此貴州乃有佛寺的興建、佛像的鑄造和僧人的活動。然其時佛教的傳布僅限於黔北和黔東兩個地區，以中原的大乘佛教為主流，以南詔佛教為支流，其因蓋在於黔北、黔東與當時的西蜀、南詔和荊楚水陸相連，受到川滇以及中原佛教的強烈影響，且唐代朝廷在貴州設置的經制州多集中於黔北和黔東，中原漢族移民得以不斷湧入這些地區，為佛教滲入黔北、黔東地區提供了有力的契機。
進至宋代，佛教遂漸傳布貴州各地，一方面在黔北黔東地區，佛教仍以強勁的勢頭向縱深發展，佛寺遍布其地；另一方面，隨著佛教在貴州和地傳布滲透，貴州土官土酋開始熱衷奉佛興寺，如黔東南的向氏、黔東北的田氏、黔北的楊氏、黔中普寧州的孟氏，皆篤信佛教，大建梵剎，由是佛教影響深入少數民族地區，貴州腹地亦始建有佛寺，住有僧人。這些皆為元明時期貴州佛教的大民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
至元代，貴州之地分屬四川、雲南、湖廣三省，建立了土司制度，貴州因之一躍而成為西南軍事和政治重地，佛教亦隨中原文化深入貴州腹地。其時印度指空禪師在黔西弘法，江西人彭如玉於黔中傳教，二者異曲同工，注重神通靈異，皆與黔地原始巫術相契，遂使佛教深入黔西苗彝聚居之區和崇山峻岭的黔中腹地，從而大大拓展了佛教在貴州傳播的領域。
明王朝統一貴州后，貴州始成一省，貴州佛教開始進入繁榮發展時期。首先，貴州正式成為行省，實行土流並治政策密切了與中原佛教的關係。在明王朝倡教政策的支持下，貴州土司流官多崇佛興寺，僧官始持教度僧，黔中僧徒士民乃大建寺廟，高僧大德亦聯袂而起，遂使佛教迅速在貴州傳播、繁衍。其次，明代通過“調北填南”，特別通過軍屯、民屯、商屯，大批漢人移入貴州。這樣，一方面將漢族固有的佛教信仰帶入貴州，別一方面又為僧深入黔境遊方行化提供了生活物質基礎。於是外來僧尼紛紛活動於窮鄉僻壤，士民一時響慕成風。再次，明代貴州建省，乃大修驛道，遍立衛所，佛教在各府治衛所迅速蔚成大觀。在貴陽以東，設龍里、新添（今貴定）、平越（今福泉）、五開（今凱里清平）、偏橋（今施秉）、興隆（今黃平）、鎮遠、清浪（今鎮清溪）、平溪（今玉屏）、銅鼓（今錦屏）、五開（今黎平）等衛，與湖廣相通；在貴陽以西，設龍場九驛和威清（今清鎮）、平壩、普定（今安順）、安庄（今鎮寧安庄）、安南（今普安江西坡）、普安（今盤縣）、烏撒（今威寧）、畢節、赤水等衛，打通了雲貴通道；又設都勻衛以通廣西，這樣就把湖廣、四川、雲南、廣西和貴州連成一體，由此形成了一條以府治衛所為通道的佛教傳播路線，橫貫東西，縱穿南北，使佛寺遍及各府衛。其中著名者有：貴陽的大興寺、永祥寺，清平的聖壽寺，鎮遠的中山寺，麻哈的靜暉寺，平越的三教寺，都勻的觀音寺，安順的圓通寺、石佛寺，新城（今興仁）的護國寺，畢節的普慧寺，赤水的普豐寺等。此外，由於貴州地處雲貴高原，石崖洞崖眾多，號稱“萬洞之省”，故明代貴州佛教寺院道場多利用天然洞崖，依山而建，據崖而立，入洞而構，其中以貴陽的麒麟洞、安順的石佛洞、興義的大佛洞、湄潭的觀音洞、施秉的華嚴洞、貴定的牟珠洞、黃平的飛雲洞、鎮遠的青龍洞等最為著名，以至貴州的佛教洞穴石崖幾為西南之冠。
值得注意的是，貴州自漢唐以來就為少數民族聚居之地，巫風盛行，因而備受明廷扶持的瑜伽密教一傳入貴州，便快為黔地的官僧士民普遍接受，其密咒之法、祈禳之術，迅速在全省廣為流播，盛行一時，故有明一代黔中佛事盛而僧人奇也。
貴州佛教經過元明的發展繁榮，至明季始呈鼎盛之局。萬曆年間，明神宗及其生母慈聖太后，復大倡佛教，全出現佛教復興之象，流風所被，遠及黔中。明末中原西蜀占亂，天下擾亂而貴州粗安，南明永曆帝乃駐蹕貴州，貴州遂成為南明永曆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於是中原西蜀之禪師紛紛入黔，特別是臨濟禪宗天童圓悟一系的子孫更是人多勢眾，人才濟濟。他們在黔中創建禪寺，培養弟子，弘教開宗；南明亡后，士大夫又多逃禪出家，他們或著述直指心源，或詠歌超然物外，或祝髮出家以全其志節，復大振黔中末世之宗風，遂使貴州禪宗佛教盛極一時，佛教寺院遍布各府州縣直至窮鄉僻壤，佛教典籍文化燦爛輝煌，明季貴州佛教之鼎盛，在貴州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後。
隨著貴州佛教的鼎盛，明末清初，貴州出現了以丈雪、語嵩、赤松、瞿脈、廠石等人為代表的一批佛教思想家，其人品學問、弘法業績和佛學造詣，不僅彪炳黔省，冠映西南，即與中原諸佛學大師相比，亦不遜色。其影響所及，不僅限於佛教僧徒內部，而且與當時的主要社會思潮和哲學思潮亦息息相關，其佛教哲學內涵十分豐富，心理分析相當細緻，辯證法思想也非常深刻，從而呈現出強烈的時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明代，隨著貴州佛教的繁榮，特別是明季貴州佛教出現鼎盛，境內佛教名山紛紛湧現，隨之興隆繁盛，延至清代而不衰。著名者有：黔北的遵義金鼎山、禹門山；黔東的梵凈山、思南中和山、銅仁六龍山、萬山中華山；黔中的貴陽東山、相寶山、黔靈山、平壩高峰山、息烽西望山、貴定陽寶山、廣順白雲山；黔東南的施秉雲台山，黎平南泉山；黔西南的盤縣丹霞山等。這些佛教名山，大多派屬禪宗，與禪師開建或中興有絕大關係，如：妙玄之與梵凈山，白雲之與陽寶山，不昧之丹霞山，自然之與高峰山，梅溪之與東山，赤松之與黔靈山，語嵩之與西望山，丈雪之與禹門山，無相之與六龍山等，名僧與名山可謂共傳不朽！
迨至清代中葉，貴州佛教尚能稱盛，然盛極之後難為繼，晚清貴州佛教乃呈衰落之勢。考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貴州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於形式，雜入外道，境內僧人多不願深解佛經、研習佛學，卻多在為修寺院、造佛像、治田莊、做法事而奔忙，由是造成晚清貴州佛教義學荒蕪，戒律廢馳，法系紊亂；另一方面，由於太平天國運動和“廟產興學”，貴州佛教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創，致使晚清貴州佛教一蹶不振。
入民國，隨著全國佛教的興盛，貴州佛教亦呈復興之趨勢。境中培育僧才的佛學院、宣傳佛教思想的佛學刊物和書籍，以及聯絡僧尼居士的佛教團體，竟如雨後春筍，同時並興；省內外佛教門交流亦日益頻繁，名僧大德如太虛、印順、虛雲、廣妙、天曦、昌明、聖露、果瑤、懷一等，紛紛宣教貴州，各宗同時並傳黔中，居士佛教勃然興起，佛學成為學術思想界的重要領域；現實生活的苦悶無著，戰亂不息，亦使大批民眾皈依佛門，由此而使貴州佛教迅速復興，並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二、佛教在貴州表現的特徵
綜觀貴州佛教興起、傳布、發展、繁榮、鼎盛、衰落及復興的全部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貴州佛教的內容和形式是隨著貴州社會歷史的變化而變化的。無論是佛教或其他宗教的演變，都要適應現實社會的發展和變化，這是一切宗教演變的規律。此外，貴州佛教還有三個鮮明的特徵：
一是諸宗並存而禪宗獨盛。貴州佛教，以禪宗傳入時間最早、規模最大、歷史發展最久，其他各宗遠不能與之相匹，故而獨盛黔中。從貴州佛教興起的實情分析，唐宋時禪宗應已傳入貴州。從文獻記載看，禪宗傳入貴州自元代指空禪師始，迨至明季而鼎盛，延至清代而不衰。明萬曆以前，黔中禪宗燈系因史缺記載，難以卒考。萬曆之後，禪宗臨濟、曹洞二宗並傳黔中，然僅臨濟獨盛，卓然冠映黔中；曹洞子孫惟不絕如縷。故貴州佛教所謂禪宗獨盛，實際上是指臨濟禪宗一枝獨秀。據《黔南會燈錄》、《錦江禪燈》等史籍記載，貴州明季禪宗天童臨濟一派即有110餘人，禪院達90餘座，而洞宗僅有3人3寺而已。據《黔南會燈錄》載，此3人皆為曹洞31世傳人，乃湛然門下之第四代，其黔中燈系僅有一傳。
湛然圓澄（1561-1626），浙江會稽（今紹興市）人。明萬曆十九年在慈舟方念門下得曹洞法印，是為曹洞第27代傳人。湛然所撰《宗門或問》中有“曹洞正宗第三十一代比丘沒用頭陀圓澄”句，乃是以青原為第一代起算。其後歷主紹興廣孝寺、徑山萬壽寺、嘉興福城東塔寺、紹興雲門顯聖寺、天華寺，前後20年，因住紹興雲門顯聖寺，法席大振，故稱雲門系。其勢力在江浙頗足與天童臨濟一系相頡頏。其法嗣著名者有百丈明雪（瑞白明雪）、石雨明方、三宜明盂等，月印、雲棲為湛然再傳。
弗會傳知，蜀氏子，9歲寓黔之安龍禮極乘和尚披剃，后游滇至廣南萬壽寺，參本源和尚，復歸黔依松巋天一和尚具足。月印於江浙回滇，駐錫中安南定頭寺，乃往親覲，月印一見器之，遂承法嗣。后辟安南金獅山洪音寺居之。
貴州明季曹洞宗除湛然圓澄燈系一枝外，還有永覺元賢門下的一枝。永覺元賢（1578-1657），號鼓山，福建建陽人，洞宗壽昌慧經法子，為洞宗第28代傳人。明崇禎年間住福州鼓山湧泉禪寺，大振洞宗，開鼓山一派。據民國《貴州通志？人物誌？方外》記載，是時家常願如（字道明，蜀人），至福州“參鼓山覺，老人以嗣法屬之”，是為洞宗29世傳人。后入黔住黎平觀音山及中華山（青雲山），開黔中曹洞鼓山派。嗣其法者為黎平青雲山佛日庵達真，為鼓山門下第三代，達真傳黎平紫雲山普覺，是為鼓山門下第四代，為洞宗31世傳人。普覺之後無考，是洞宗鼓山派一枝在黔中見於記載者亦僅有三傳。
除臨濟、曹洞二宗外，溈仰、雲門、法眼三宗，宋代以後在中原即已不聞消息，貴州當然也不例外。然至清代貴州境內竟有溈仰宗傳人，令人吃驚。據民國《續遵義府志》卷4載，佛仙寺，在遵義南30里土寨，又名土寨寺。寺創建於明代，名為“法華庵”。至清代里人申文選性嗜禮佛，乃將其田產施入寺中，即以僧紹法住持，紹法無徒，乃招溈仰正宗之僧佐之，而傳至正葵增修殿宇，改寺名為“佛仙寺”，為溈仰宗道場。道光十二年舉人祝文震《佛仙寺序》詳敘其事：
忠里蘭若佛仙寺，稱巨剎焉。予肄業授徒雖嘗寓此，而於寺之顛末實未能詳。歲辛卯，寺僧改修正殿工竣，欲志其績，並不沒前勛。因據斷碣兼本師承口授，詳述源流，求予筆記。予始知寺創自明代。因居士申明詳素重金仙，適與雲遊僧至耀言談契合，遂謀創建。明詳施山為基，斂金作費，與僧披荊平原，索選木而建茅庵，故寺之原名本法華庵也。其初常住未有，至耀惟扃門募費，以供香燈而已。傳徒紹法，景亦如前。繼因申文選性嗜禮佛，始將盡有田業施入庵中，即以紹法住持。紹法無徒，招溈仰正派之僧佐之，傳至正葵，清修減費，累積余金，始於庵后增修上殿，繼又易修下殿，並建兩廊。夫然後伽藍宏駿，佛像莊嚴，院進階梯，較前奚翅倍蓰。於是易庵名寺，榜以佛仙。此法華庵為佛仙寺也。顧上殿經樓高敞，兼以地勢尤崇，飄搖易及，故不能如下殿歷久。自明及清，化閱人世，而棟宇多傾，寺僧乃竭力鳩工，卑其故址，易岑樓而為巨廈，規模較闊，而堅固倍之。功成始求予序。
至於佛仙寺溈仰宗佐紹法和尚之僧為何為、其法系歸屬溈仰何人、傳承如何等，祝文震序中沒有說明，其他史志文獻亦無記載，故難以卒考。
明清以來，黔中禪宗多與境內流行的密教、凈土宗結合，形成禪密合一、禪凈合一的特色。民國年間，隨著名僧大德宣教貴州，密、台、凈、相、賢等宗紛紛傳入黔中，形成熱門景象。然與中原佛教相比，諸宗除禪、凈、密三宗外，大多是在民國時期傳入的，不僅傳入的時間較晚，而且規模亦不大，歷史發展也很短，多為曇花一現而已。
二是佛道儒巫混雜合流。貴州地處西南邊陲，是一個多民族省份。現在除漢族外，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壯、瑤、白等48個少數民族，計1124萬餘人，佔全省人口總數3239餘萬的34.7%。少數民族人口佔全省人口的比重僅次於西藏、新疆、青海、廣西，居全國第五位；少數民族人口占人國少數民族人口的12.3%，僅次廣西和雲南，居全國第三位。境內少數民族分佈具有交錯雜居和成片聚居的特點，如苗族分佈在全省各地，以黔東南寺區最為集中；布依族主要分佈在黔南和黔西南地區；侗族主要分佈在黔東地區；土家族主要分佈在黔東北地區；彝族、白族主要分佈在黔西地區；水族集中分佈在黔南地區等。全省設朋黔東南、黔南、黔西南3個自治州，11個自治縣，以及遍布全省各地的454個民族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佔全省總面積的55.5%。在佛、道、儒三教傳入之前，其地多屬巴、楚，各民族信奉的是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巫教。《漢書？地理志》載：“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可見其地巫教盛行之風。三教傳入之後，為了在貴州生存發展，除了三教自身的合一外，還與當地原始巫教相互適應，互為消長，並吸收了這些原始巫教的某些神祇咒術、禮儀和民族信仰，不斷充實和改變自己的內容和形式，使之成為適應當地民族的世俗化宗教，結果形成了以佛教為主體的佛道儒巫混雜合流的格局。因此，貴州佛教文化中包容了極為豐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並在貴州多民族的傳統文化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在歷史上，貴州僧人住持道觀，興建宮閣，道士修建佛寺，供奉如來，屢見不鮮。如黃平玉清宮，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僧覺雲建，祀奉玉皇大帝，其後該宮由僧人智聰、覺亮、了禪、如金等先後住持，始終無道士。安南（今晴隆）高真觀（又名南觀）始建於明初，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僧飛航重建，從明代直到民國末年均為僧尼住持。安南東觀，舊名元帝廟，始建於明代，清雍正年間僧亮淳重建，改廟名元真觀，從明至民國一直為僧尼住持。思南中和山華嚴寺，始建於宋代。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魏洪、馮靜道、僧人正泰於寺內共建觀音閣。盤縣丹霞山為黔西南佛教名山，但卻建有玄帝宮，明天啟四年（1624年）僧人不昧復在山上建元貞觀。
不僅如此，貴州境內佛仙鬼神合祀一寺一廟，習以為常；佛道儒巫並存一山一洞，竟成慣例，普通佛寺中亦多建有玉皇殿、靈官殿、關帝殿等。遵義李梓回龍寺，正殿內一樓從右到左的木刻神佛排列依次為：靈官、藥王、女媧、太陽神、太陰神、文昌帝君、文文魁、武魁、送子娘娘、金霄聖母、碧霄聖母、送子觀音、救苦觀音、東皇太乙、川主、黃毛童子、七姓將軍、黑神、掌刀將、土地、財神趙公明、牛王、雷主、山王、神農氏等26尊。二樓供奉“桃園三義”：中為劉備，左張飛，右關羽。三樓中間供玉皇大帝，左為地母，右為王母。泮水鎮茶堰鄉星龍寺，供奉神像從右至左，依次為：靈祖、藥王、童孩、送子觀音、地母、觀音、如來佛、燃燈佛、牛王觀音、龍女真人（觀音戰將）、王谷大神、子孫壇神、梓潼等。馬蹄鄉扶持廟供奉神像為：觀音、兩戰將、藥王、川主、土主、戰將、牛王等。新蒲鎮九龍鄉屏風寺，供奉神像從右到左依次為：玉皇殿：靈官、馬元帥；大佛殿：關帝、地母、四戰將；觀音殿：南海觀音、送子觀音、藥王觀音、救苦觀音、黑神、川主；山王廟：豬神、牛王等。
黔東梵凈山先後建有寺廟近百座，明清以來尤以五大皇庵和48座腳庵最為著名。其中除佛教寺廟外，還建有大興閣、白神廟、太洞廟、文昌閣、火神廟、關帝廟、萬壽宮、行司廟、太陽廟、三府廟、黑神廟、水府廟、龍王廟、玉皇廟、石方廟、水塘廟、土王廟等。這些寺廟中，除供奉有佛像外，還奉祀孔子、關帝、藥王、文昌、雷公、聖母、閻王、土地、土王、土母、飛山公、二郎神、白虎（山王）、向（相）王、三王、武威菩薩、總管菩薩（李顯忠）、四官菩薩（嚴、羅、唐、冉）等，山中神系龐大駁雜，各族皆有，各教雜處，其神祇幾乎無所不包，應有盡有。山中的佛教廟會亦可謂五花八門，有農曆正月初一的彌勒會，正月初九的玉皇會，二、六、九三個月的觀音地，其他還有龍王會、關帝會、土母會等等，名目繁多，但看得出在宗教信仰上，是以佛教為主的多元宗教信仰。貴州境內的佛教名山多有此佛道儒巫混雜合流的特徵。
在這裡尤其要注意的是，貴州佛道儒三教對境內原始巫的適應和吸收，並不是表現為佛道儒巫的“諸教合五”或“水乳交融”，而只是對原始巫教的適應和讓步，只是對原始巫教的某些神祇咒術、禮儀和民間信仰的吸收。反過來，境內原始巫教亦工未將佛道儒三教的思想和教義消化吸收，合而為一。這與藏傳佛教的“佛苯融合”、雲南佛教的“佛巫合一”，有明顯的區別。因此一般來說貴州佛教文化中的佛道儒巫混雜合流，表現為多元雜交，但又雜而不交，顯現聉民族性、地方性、多元性和混雜性的特色。這種特色，以貴州的鎮遠青龍洞表現得最為突出。在鎮遠陽河畔中河山崖南北長達500米、寬約80米的狹長地面，建有大小各種寺廟40餘處，始建於明初，主要有聖人殿、老君殿、呂祖殿、玉皇閣、考祠、朱文公祠、水晶宮、靈官廟、杜康廟、觀音殿、大雄寶殿、楊泗殿、許真殿等，竟供奉著玉皇大帝、釋迦牟尼、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堯、舜、禹、藥王、觀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財神爺、地藏王、朱熹、雷神、雷公電母、韋馱、張三丰、燃燈佛、赤腳大仙、十八羅漢、十二圓覺、斗姥、呂洞賓、邱處機、杜康等幾十尊釋道儒巫的佛仙神鬼。按常規，這幾十尊神像，屬道教的應供在青龍洞，是佛教的應住在中元洞，歸儒教的應祀在紫陽洞，為民間巫教諸多鬼神的則應另找去處。但在青龍洞則是青龍洞里有觀音殿，紫陽洞中有老君殿，張三丰在中元禪洞中下榻，至於民間諸神更是在三洞中任意擺設香爐，財神爺跑到青龍洞，杜康神居住紫陽洞，王靈官在中元洞中當“護法”，各路神仙、菩薩長期雜居一處，相安無事。佛道儒巫混雜合流在青龍洞中得到了最為充分的展現。
三是佛教寺廟建築文化別具一格。由於貴州地處西南邊徼之地，且又是多民族聚居之區，其地理環境、社會歷史和風俗文化較之中原諸省有所不同。與中原寺廟相比，貴州佛教的寺廟建築文化更多地表現出貴州地方的民族特色、山地特色和奇異特色。如著名的鎮遠青龍洞、平壩天台山伍龍寺、織金保安寺、黃平飛雲崖、貴陽黔靈山弘福寺、貴定陽寶山寺、平壩高峰山寺、長順白雲山寺、盤縣丹霞山護國寺等等，都較為典型地體現了這些特色。
因此，對貴州佛教從古至今的發展過程，進行全面的考察、系統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並予以實事求是的評價，不僅有助於全面了解中華佛教的傳播歷史及其巨大影響，全方位展現千姿百態的中華佛教文化，從面為深入研究中華佛教史提供具體的個案分析，為深入研究中華佛教文化作出貢獻，而且有助於深入了解貴州佛教發展的軌跡和獨特的形式，加深對貴州乃至西南地區社會歷史及其文化的理解。
三、佛教對開發貴州的貢獻
貴州地區開發較晚，其地苗嶺鬱結盤紆，交通梗阻，文化落後，雖曾古通於庄，化於唐蒙，又經唐宋元各代中央政權的羈縻，仍屬“蠻荒之地”，至明代始成一省，經濟、文化乃有長足的發展，然很多地方仍為不毛之地，無人之區。明和中原西蜀的禪僧釋子大量湧入黔中，他們在黔境大建寺廟，行化僧俗；開闢名山，弘宣佛法；同時他們還本著“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的大乘佛教精神，刻苦自勵，悲天憫人，救死扶傷，濟貧助困，修橋鋪路，植樹造林，開渠灌田，安定社會，教化人民，由此不僅在當時的貴州社會中產生了良好的影響，促進了佛教在貴州的廣泛傳播，而且對於化行邊表、開發貴州、啟迪人文，亦作出了傑出貢獻。
1、創建寺院，為學子提供讀書講學場地
元明以來，貴州初辟，多未設學，至明季貴州學校教育亦不發達，合全省書院學宮之數，尚不敵境內一府寺院之數，故禪僧釋子創建之寺院，不僅是禪侶修行求法的地方，而且還成了儒生參究教乘，以講心學的場所，實際上是為學子提供了讀書講學的場地，具有了學校教育的功能。且學宮書院多在城市，不在山林，潛修之士，多惡其囂俗，而寺院則反是，即使在城市者，亦每居幽靜之處，故學子亦多樂就之。
鄒元標，字爾瞻，號南皋，江西吉水人，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十月輔臣張居正奪情，上疏劾之，被廷杖八十，謫戌貴州都勻衛（今都勻市），后官居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天啟四年卒，崇禎初謚忠介。其為王陽明之三傳弟子，學歸心學。居勻六年，黔中學子從游者甚眾，而其講學則多在僧寺。《黔詩紀略》卷11有鄒元標《觀音寺雜興詩序》，序云：“余就居湫隘，僅能容膝，都勻觀音古剎，余每旦同二三子往焉。靜坐中，偶興到不覺成詠，題為寺中雜興”。詩云：“病骨淹旬久，乏裁還爾思。殘經談去遠，香積到來稀，默識同尼叟，忘言憶惠施。未須嫌寂寞，君學貴心期”。觀音寺，在都勻城內，明洪武二十四年建，永樂間增修。獨山余顯鳳，字德翥，寄學都勻，從鄒元標最久，中萬曆七年舉人，后官河南鞏縣知縣。《黔詩紀略》卷11有其《過觀音寺有懷南皋先生追次其韻示同游》詩云：“夫子談經處，林岩皆教思。言歸舍我輩，過此同君稀。東望邈難逮，索居無所施。澄觀悟心理，千載若相期”。
麻哈（今麻江）艾友芝，字野史，萬曆二十五年舉人。鄒元標戌都勻，艾友芝率諸弟師之。后講學麻哈靜暉寺。靜暉寺在麻哈城西一里，明永樂九年建。《黔詩紀略》卷11有艾友芝《靜暉寺》詩云：“高樓卷幔得閑憑，山國秋容四面升。一室梵音傳遠磬，千峰寒影護孤燈。丹崖疑有長生藥，破寺應無久住僧。人語忽然飄下界，始知身在白雲層”。其後靜暉寺易名回龍寺。舊志有人賦詩敘其事：“明賢講學修文地，俗士崇虛改佛台。只謂佛儒同一理，靜暉易名今人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