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市志

蘇州古城始建於春秋後期吳王闔閭元年(公元前514)，史籍稱吳大城周四十七里有餘，舊城規模迄未有大的變動，城址也迄未曾改易。隋開皇九年(589)，始名蘇州。秦漢以來。歷代為郡、州、府(軍、路)、縣治所。清康熙六年(1667)始，又為江蘇巡撫駐地。

辛亥革命后。撤 府並縣，古城區內外為吳縣城廂。1949年4月27日蘇州解放，以城廂及近郊建立蘇州市，與吳縣分治。

1983年實行市管縣體制，轄吳縣、常熟、沙洲、太倉、崑山、吳江6縣(市)。1985年，蘇州市區面積119。12平方公里，人口70。94萬人，其中建成區34。3平方公里，古城區14。2平方公里；6縣(市)面積8369。3平方公里，人口464。17萬人。是年，蘇州市區工農業總產值57。47億元，全市工農業總產值為215。08億元，其中工業總產值193。44億元，居全國中等城市的前列。

蘇州繁榮，只是官紳地主和富商大賈的“天堂”。蘇州賦稅歷來苛重。《明會典》載，洪武二十六年(1393)，蘇州府田土九萬八千五百零六頃七十一畝。佔全國的1%，實徵稅糧米麥合計2810490石，佔全國實徵稅糧29442350石的9。6%。地租亦畸高，一般超過出產之半。平常年景，農民僅免凍餒，市民尚可溫飽；災歉之年。則流民載途，賣兒鬻女，轉輾溝壑。是以蘇州人民，從古以來，對暴政和壓迫。對外來的侵略。曾進行英勇無畏的抗爭。自項梁、項羽反秦起義至清初吳易、赤腳張三的抗清鬥爭，自明代任環抗倭鬥爭至太平天國蘇福省會保衛戰爭，以及以絲織工人葛成為首反對稅監的民變等，一直是史不絕書。在歷史長河中，郡城也曾屢遭兵燹。但是。蘇州有著優越的天時、地利條件，人民勤勞，積累有豐富的商工技能，兵災之後，又在廢墟瓦礫上迅速恢復，重展新貌。有近2500年歷史的蘇州古城，是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和風景旅遊城市。實行改革、開放后，發展更為迅速，已成為國內經濟、文化發達的城市之一。

考古證明，江南太湖流域，是古文化發達的地區之一。早在6000年前，蘇州地方的先民即已種植水稻，已製作紡織品(葛布)和精美的玉器等。

吳王渚樊(?~公元前548)於此建立都城，自闔閭、楚春申君、西漢吳王劉濞(?～前154)先後經營，有鹽，銅之饒，三江五湖之利。

武帝時(前140～蔭87)即為“江東一都會”⑧，是東南的政治、經濟中心。歷經三國孫吳招引流亡屯墾與勸導農桑，兩晉時北方士族、人民避亂南遷，北方財貨、文化與技術輸入，推動了蘇州農桑、手工業的發展。

隋煬帝開通江南大運河，溝通了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之江)四個水系，蘇州郡城成為東南沿海溝通內外的水陸交通要衝。在全國經濟重心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南移的過程中，蘇州日漸成為全國財貨集散、轉運和信息交流的一個中心。蘇州成為商埠后，閩廣外洋的果糖番貨，由海道經吳凇江抵於婁門、葑門，再轉由運河、長江分流去北方、內陸、川鄂。內地的北貨和江南的絲綢，百貨、手工製作奇巧各物，彙集於此，舶海南去，甚或遠載去朝鮮、日本、交趾、南洋。

天寶十四年(755)開始安史之亂，中原殘破，長江屏障的江南。社會安定，人口再次南遷。元和(806~820)年間所撰《元和郡縣誌》載，蘇州“開元(713～741)戶六萬八千(零)九十三。元和戶十萬零八百。(零)八”。經濟日益發達繁榮，所轄7縣歲貢105萬貫，佔兩浙十三州歲貢的1/6。大曆十三年(778)。由“望”升“雄”，是唐代江南唯一升為“雄”州的州郡。由五代及於宋，太湖流域戰亂較少。吳越王錢鏐重視水利建設，興築海塘，墾殖土地，開挖河網，形成“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為一橫塘”。北宋水利專家郟亶稱，“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大於蘇州”，范仲淹《政府奏議》稱，東南每歲上供600萬石米，蘇州(時轄5縣)“一州之田，中稔之歲，出米700餘萬石”，“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

宋時，全國經濟重心南移，陸遊稱“蘇常(州)熟，天下足”田。蘇、杭富庶，宋人稱為“地上天宮”，進而美譽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而蘇州則“風物雄麗為東南冠”。

明代，各地商賈在此建立會館，以聯絡鄉誼和居停經商，見之於現存明清碑刻的會館，計有28個。如三山會館碑載閩籍在蘇商號有110家，全晉會館碑載有晉籍銀錢業戶81家，東齊會館碑載有登、萊籍商號290家：盛產絲、綢的浙人。也建有錢江會館。為官紳商賈服務的茶館酒樓、客舍市肆，比比皆是，人云：“吳閶到楓橋。列肆二十里”。“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賈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唐寅《閶門即事》)，則是15世紀時蘇州五方雜處、市曹繁榮的寫照。

明清間，蘇州形成全國最大的米市，邊遠地區於此採購糧米，每年都以百萬石計。清雍正十二年(1734)，由川鄂湘來米，經此地轉銷閩浙、遼東、兩廣的近1000萬石，約佔當時全國遠距離運銷商品糧數的1/3,楓橋米市的斗斛，被公認作計量標準而稱“楓斛”。

明清時期，農田耕作技術、生產工具都有較大進步，水稻畝產達三石左右。清乾隆四十年(1775)，蘇州府產米約2000萬石，是民與國所賴的“糧倉”之一。

蘇州的手工業，也有悠久的歷史。唐代，絲織生產已出現專業的織綢貢戶，宋時，絲織業更為興盛，成為國內絲綢生產、貿易中心之一，機戶同業於郡城建立機聖(神)廟，兼作議事之所。吳綾、宋錦、蘇緞、緙絲，垂譽至。

明清間，又成為“衣被天下’的棉布加工和集散中心之一，號為·蘇布”。商業的“遠來”和“致遠”功能，促進了眾多手工業的興旺發達。如浙江的紙。安徽的茶，產地粗加工後集運蘇州，再行精製而銷往全國及海枯石爛外。許多手工業跨過丁‘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初級模式，造就了原料、市場“兩頭在外’的傳統和習慣，出現眾多的前店后坊、工商結合的經營形式。手工業行會組織——公所。見之於明清碑刻的有140多個。蘇州製品美觀精良，身價高於外地，用舊了，仍被譽為“破雖破，蘇州貨”。在商品經濟發展中，明代中葉，郡城及附近市鎮，絲織手工業出現擁有織機二十餘張(台)、乃至四十餘張(台)的作坊主，他們“以機杼起家致富”。僱用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的機工，形成“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商品貨幣關係，是全國最早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地區之一。

蘇城地處東南水陸交通要衝，城垣屋牆，古來即憑河而築，外則京杭運河繞城而過，內則河亦為“道”，溝通內外，唐人有謂“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閑地少，水港小橋多。”“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水港、小橋的水鄉風光，與車水馬龍相輔交映。據現存的城市地圖、南宋紹定二年(1229)所刻《平江圖》碑所載，蘇州古城區水道縱橫，河街并行，這一基本格局，至未變。氣候宜人，物產豐饒，紳商皆樂於寓居，精心構築私家園林，移山水之勝於鬧市之中，晉即築有名園辟疆園。歷代造園不輟，至明清間，私家園林，數以百計，曾有“江南園林甲天下，蘇州園林甲江南”之說，譽滿海內外。

唐宋以來，經濟日益發達，官紳倡導文化，一改六朝之前吳人好劍尚武之俗。唐肅宗時(756~761)，團練觀察使李棲筠在此設立學廬課士。宋景祜二年(1035)，范仲淹在蘇首創府學，延聘名家胡璦主持，蘇州辦學之風由此日盛。州學、縣學相繼建立，南宋時出現書院。

元代鄉社設有杜學和義墊，清代中葉又增加大量私塾。尚文為俗，教育發達，人文薈萃，群星燦爛。文化領域繼六朝、盛唐張僧繇、顧野王、張旭、楊惠之等一代巨擘，明代出現了吳門畫派、吳門書派、崑曲評彈等別樹一幟的流派群體。還哺育出眾多名彪史冊的思想家、經學家、史學家、文學家、書畫家、藏書家，如張籍、孫過庭、陸龜蒙、范仲淹、朱長文、范成大、黃公望、王鏊、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祝允明、王寵、魏良輔、梁辰魚、歸有光、馮夢龍、張溥、顧炎武、沈德潛、惠周惕、惠士奇。惠棟、黃丕烈，顧廣圻等。

唐代前，科學家有天文學家陸績，造紙墨專家張水(410~475)，宋以後，則有沈括(o，水利專家郟直，建築專家蒯祥，天文學家王錫闡，造園專家文震亨、計成，光學專家孫雲球，機械製造家薄珏，醫學家吳有性、葉桂(天士)等。隋唐開科取士以來，自唐至清的近1300年間。科舉仕進的，蘇州轄區共出文狀元45名，佔全國的7。6%，其中，唐代有7名。宋代有4名，明代為8名，清代為26名(占清代114科狀元的22。8%)，明代蘇州府有進士437名。清代則有600名。官宦富紳和眾多文人寓居蘇州，在上層社會的需求和文化導向下。甚或文人參與指導下，形成製作精美號為蘇式的刺繡、緙絲、傢具、玉石象牙雕刻，裝裱、樂器，制扇等特種手工藝行業，私家園林的造園藝術，出類拔萃，成為世界造園三大源流(歐式、皇家、私家)之一；甚至屋宇建築、盆景、擺飾、服裝，飲食等。無不充溢文化氣息，自成蘇式流派。其流韻，至不減。

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42年簽訂中英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后，上海開埠，逐漸取代了蘇州在國內的經濟運作地位。清初實行海禁，只許外商在廣州交易。歷來由潮州商幫自蘇州轉運出口的蠶絲。咸豐十年(1860)時即成為上海的大宗出口貨，占其出口值之半。同年，太平天國經略東南。進軍蘇州，清軍敗退時火焚楓、閶，自閶門至楓橋20里商市，盡化灰燼。清末。滬寧鐵路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全線通車，外商掠取資源、占奪市場的活動，更加深入腹地。蘇州的商業運營地位急劇下降，與蘇州郡城10萬人生計息息相關的絲織業。在外商利用其先進技術。採取“引絲抑綢”的打擊下，迅速萎縮，織機由同治、光緒年間的1。5萬台，降至辛亥革命前夕的7000餘台。蘇州的另一支柱產業棉布加工業，在洋布衝擊下。也是氣息奄奄。其他如造船、紙張、制鐘等手工業，都陷入困境。

帝國主義者競相侵略，攫取特權，劃分勢力範圍，勒索大量戰爭“賠款”，促使賦稅一增再增。在國困民貧、民生凋敝的危殆局面之下，朝野有識之士，主張變革政治體制，主張引進西洋近代科學和技術。如先進的思想家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吳縣人馮桂芬主張“采西學”、“制洋器”，發展生產，以挽回利權，富民強國。光緒二十一年，經兩江總督張之洞、劉坤一籌劃，創建官督商辦的蘇經絲廠和蘇綸紗廠兩家近代工廠；以後，一些民辦機器繅絲廠，也先後投產，光緒三十二年，紳商又創辦生生電燈公司。蘇州成為中國最早出現近代民族工業的城市之一。

中日甲午戰爭后，在“工業救國”、“教育救國”的思潮下，蘇州一大批愛國青年知識分子，紛紛趕國外留學。自光緒二十年至清末，吳縣、長洲、元和籍青年留學生，約達數百人。他們學成歸來，對蘇州及國內發展近代工業，興辦近代科學教育，培養人才，影響深遠。光緒二十四年的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但是慈禧仍被迫推行某些新政，如明令廢科舉、興學堂。蘇州官民合作，於光緒二十六年開始。先後創辦江蘇高等學堂、工業學堂、農業學堂、鐵路學堂。政法學堂、師範學堂、江蘇遊學預備學堂、蘇省中等學堂、振華女學及一批中、小學堂，廢止讀經，教授近代科學知識，開創了全新的近代教育。留學生歸來，成為新學的師資和辦學中堅。

戊戌變法失敗，人心思變，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革命活動出現高潮，蘇州出現曾樸、包天笑、金松岑、吳梅等一批追求民主的文化人，誕生陳去病，柳亞子等鼓吹革命人士組成的南社。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lo日)，武昌首義；九月十五日(11月5日)，江蘇巡撫程德全在蘇州宣布江蘇獨立，脫離清廷，蘇州光復。

辛亥革命勝利后，江蘇省政府採取了一些鼓勵實業、興辦學校的新措施。民國元年(1912)，吳縣有工廠76家，工人萬餘人，年產價額300萬元，僅次於上海、無錫、南通(民國2年《江蘇省實業行政報告書，)。6年，興辦江蘇省立絲織模範工場暨(!lin2)傳習所，鼓勵發展絲織生產。

蘇州幼弱的民族工業，一開始就處境艱難。絲，紗兩業近代工業問世，即遭受洋貨和洋商在上海租界設廠競爭、操縱市場的打擊：在國內市場，洋貨按有關不平等條約只需繳納一次10%的子口稅。即可行銷全國，國貨則要向沿途厘卡挨個納稅。1914～1918年，帝國主義列強忙於世界大戰，民族工業有所發展。資財僅次於蘇州銀錢業的絲織業界，先後創建一批股份制的大型手工工場，如蘇經紡織廠、振亞織物公司、東吳綢廠等。民國10年試用電力織機，於15年獲得完全成功，絲織業開始用電力機取代人力機，成為初級形態的近代工業。棉布織造業。繼清末手工工場的慎昌布廠之後，民國初年又興辦一批布廠、襪廠，機台多者有人力織機一二百台。蘇城形成了近代工業(包括初級形態的)、手工工場、廣大手工業戶作坊三者並存。

民國8年，爆發五四運動，蘇州各界聞訊響應，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抗議北京軍警暴行，聲援北京學生，開展查禁、抵制日貨，成為蘇州第一次波瀾壯闊的反帝反封建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共活動家惲代英、張聞天、侯紹裘等，先後來蘇州開展宣傳教育，組建黨組織，發動群眾運動。民國14年，上海發生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在中共蘇州地下組織積極推動下。蘇州人民迅速掀起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鬥爭。16年，國共合作領導的北伐軍剛佔領江、浙，滬。國民黨右派發動四一二政變，蘇州也開展“清黨”光，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工會組織被取締，工人爭得的一些改善生活的待遇被取消。於是，該年10月，富有鬥爭傳統的絲織工人，為保衛自己權益，爆發因了長達53天的大罷工，震撼了南京政府。這是蘇州工人鬥爭史上的光輝一頁。

民國16午後，新成立的國民政府革除妨礙流通的厘卡陋制，推動了蘇州民族工業的發展。16年，蘇綸紗廠由實業家嚴裕棠購買后，在上海設立辦事處，進入期貨市場，面向全國銷售，加之經營有方，時機有利，贏利后再投資。使紗錠增加近一倍，並於民國20年創辦電力機器織布工場，開蘇州機器織布的先河。絲織業則將電力織機與精湛的傳統技藝結合，創出了眾多價廉物美質優的新品種。重佔國內外市場。推動全業由手工工場向初級形態的近代工業轉變，即使在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時，蘇州絲織業的發展勢頭，也未曾減退。電力織機由民國18年的800台。至25年達到2100台。此外，還有鴻生火柴廠(民國9年興辦)、華盛造紙廠(民國8年)，華章造紙公司(紅葉紙廠的前身)、太和麵粉廠(民國24年)等近代工廠，北伐戰爭后也欣欣向榮。有著豐厚基礎的各種手工業，在，均有較大恢複發展。民國20年達1。1萬餘戶，從業人員4萬餘人。電力。糧油加工、金融、交通、郵電等業。也都有新的發展。民國26年抗日戰爭前夕，蘇州經濟達到解放前的頂峰。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市政建設相應地有所改善。民國19年後。吳縣縣政府拓寬和改造護龍街(人民路)、觀前街、景德路等10條幹線：新開金門；諸城門口的跨河木橋，改架為鋼骨水泥的新橋。工商業界為抵制日貨，推銷國貨。發起在小公園建造大型商場蘇州國貨大樓，於23年落成開業。它與周圍新興的戲院，電影院、書場。太監弄眾多的茶樓酒肆，繁盛的觀前街，聯為一體，形成繁榮的商業、娛樂中心，同胥門、閶門外的山地貨貨棧牙行中心，遙相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