俚人

據廣東郁南磨刀山遺址與南江舊石器地點群考古發現，嶺南在舊石器時代早期就有人類活動。舊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12.9萬年以前，嶺南出現早期古人。從目前出土的文物來看，在新石器時代，有一種幾何印紋陶為特徵的文化遺存廣泛存在於南方各地；從陶器上的紋飾和歷史傳說示明，他們以龍為圖騰，有斷髮紋身的習俗。於2000年博羅橫嶺山遺址出土了包括青銅鼎、編鐘等在內的大批精美陶器、瓷器、銅器、玉器等文明標誌文物，該遺址的發現證實了嶺南在先秦時期並非“蠻夷之地”，改寫了整個嶺南的文明史，嶺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以前。

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廣西及越南地區的族群，被中原文獻稱為“烏滸”、“俚”、“僚”。"俚人"這稱謂出現於隋唐後文獻上。先秦秦漢時期中原史籍所記載的居住在廣西及越南地區的“雒越”，是其最直接的先民。

對於古越人從何而來的問題，蔣炳釗表示比較認同“土著說”，即百越部落是由當地原始先民發展形成的。其理由是，大量考古資料證明，在百越各部登上歷史舞台之前，早在幾十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早、中期以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那裡已有人類活動的遺跡。萌芽於新石器時期的南方印紋陶已經被考古學界認定為分佈在長江以南的古越文化遺存。考古學家將印紋陶分佈區分為寧鎮區、太湖區、贛鄱區、湖南區、嶺南區、閩台區、粵東閩南七個次文化區。這幾個文化區都曾是古代越人的世居地，這同中國東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分佈是一致的。廣東最有可能是百越部落最早的發源地，而後漸漸向四周擴散。

自古流存下來的文獻對有關百越記載甚少，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與考古發掘的深入，考古出土的大量的陶瓷、青銅、鐵器、玉器等文物，見證了百越文明，填補了百越歷史的空白。在遠古時代，古越人便創造出璀璨文明，其農業、冶鑄、制陶、紡織及造船業等等相當發達。長江以南的原生文明，比如河姆渡遺址、良渚遺址和惠州縛婁古國遺址等，不亞於同時期的北方文明，甚至比同時期的北方文明更璀璨。在對百越良渚考古中發現，百越地區良渚古城規模遠遠大於同時期的北方中原黃帝城。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前文明的各大遺址中，百越良渚遺址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難怪考古學家嚴文明說“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

商與西周時代，嶺南南越部落（南粵）便開始與中原有了經濟文化往來；春秋戰國時代，嶺南與吳越、楚國關係密切，交往頻繁；歷史上楚庭、南武城的傳說，反映出這一時期嶺南與楚的關係；《國語·楚語上》也有“撫征南海”的記載，可見當時嶺南與楚國存在軍事、政治關係。

百越的百是多數、約數，而不是確數。百越是對南方部落的泛稱。先秦時期的“越”除專指“越國”外，亦同樣是對南方部落的泛稱。周朝稱“揚越”、“荊越”；戰國稱“百越”。《漢書·地理志》注引臣瓚曰："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周禮，冬官考工記》又出現“吳、粵”名稱。

據《隋書》載：“俚人率直，尚信（守信義），勇敢自立，重賄輕死（為了生存，不怕犧牲），巢居崖處（住在深山僻壤），儘力農事（勤耕作）。”《隋書·地理志》說：“嶺南俚人，儘力農事，刻木以為符契，言誓則至死不變。史書記載俚人“質直尚信”，“刻木以為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還保持原始質樸的性格。“《廣東通史》：“俚人隨山洞而櫝（以山洞為家），各有部落，各為雄長，好相攻討（互相搶奪），也有勢力較大的部落聯盟，由酋長統治，少與中原人往來。”。

《史記》稱嶺南一帶為“南越”，《漢書》稱“南粵”，《呂氏春秋》稱“百越”。“越”與“粵”通假，簡稱“粵”，泛指五嶺以南一帶地方。廣東的先民古越人很早就在這片土地上生息、勞動、繁衍。從當今的江蘇南部沿著東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廣西、越南北部這一長達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內，是百越最集中的分佈地區。

譚其驤在《粵東初民考》中分析：“自唐以前，俚為粵之主人。自粱至唐，嶺南名為中朝之土，實在俚帥統治之下者，垂百餘年雲。此為俚族之極盛時代。與俚族同時雄據粵東者，又有從粵西遷來之僚族，然其勢力殊不及粵東俚族之雄。”“唐世嶺南僚事最劇，而俚亂鮮聞，則以俚已逐漸同化於漢人矣。宋代始訛傳‘俚’為‘黎’，黎始專以海南島為聚處。”廣府民系有一部分由古越人發展而來，另一部分也基本是宋元及以後從江西、福建、湖南等南方省份遷徙而來。隨著分子遺傳學的發展，越來越多證據表明廣府人是百越人後裔。

漢朝後期之後關於"百越"或"越人"之稱謂便不見於文獻史載，隋唐文獻中出現的“俚”、“僚”等族稱，均是古代百越後裔之一。

東漢三國以後，開始出現“俚”的記載，而少見“越”的記載。俚人最早見於馬援南征“微征微則反合浦蠻俚皆應之”句。據南朝《宋書》的記載，大約公元420年這個階段，“廣州諸山並俚、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為侵暴，歷世患苦之。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四年，檀表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為高興太守，將軍如故。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率眾南伐，並通朱崖道，並無功，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由此可知俚人聚居在粵西。

《隋書·地理志》記載："自嶺已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厲，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並輕悍，易興逆節，椎結踑踞，乃其舊風。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富為雄。巢居崖處，儘力農事。刻木以為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諸獠皆然。並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為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構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舊事，尉陀於漢，自稱「蠻夷大酋長、老夫臣」，故俚人猶呼其所尊為「倒老」也。言訛，故又稱「都老」雲。"——從文中的記述可見，俚人是“百越人”後裔之一。

南北朝時代，中國政局南北分裂。南朝統治者對俚人實行“羈縻”政策，在原地大量封官，導致州、郡數猛增。增設的州、郡、縣多集中在粵西地區。

百越地區的干欄式房屋可追溯至7000年以前（參百越河姆渡遺址）。中國古代塞北游牧民族多住便於遷徙的帳篷；中原華夏部落多住窯洞、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平房；而南方古越部落則住類似巢居式的“干欄式”房子，即竹木結構的二層樓房，下層飼養牛、豬等家畜，上層住人，這樣可以防止南方氣候的潮濕和避開各種兇惡的野獸蟲蛇。正如《博物志》云：“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原始的“干欄式房屋”的建築遺跡或模型，在南方古代“百越”部落分佈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或在漢代墓葬中均有所發現。

在廣東高要茅崗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也發現有“干欄”房遺跡（註：廣東省博物館：《廣東高要縣茅崗水上木構建築遺址》，《文物》1983年第2期）。在廣州西村皇帝崗西漢墓中，發現有“干欄式”陶屋模型（註：廣州市文管會：《廣州皇帝崗西漢木槨墓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7年第4期）。

由上述可見南方古越人地區“干欄式房屋”發展的一斑。直至當今，中國南方除了漢族吳越民系、廣府民系、閩民系外，其餘與古越部落稍有淵源的族群仍然有部分居住傳統的“干欄式”住房，可見其生命力所在。“干欄”房是後世樓房建築的先驅，在建築史上有重大影響，無疑這是南方古越部落人民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又一貢獻。

農業起源是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而在低緯度地區，農業起源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稻作起源。早年間，受限於技術的考古科學研究者只能發現距今6000~5000年的農業遺存——碳化合物，而這一年代已處於農業起源成熟階段。

直到近年，由於年代學測試技術和孢粉硅質體檢測技術的出現和應用，檢測遺存年代更久遠的硅質體成為可能，研究逐步追溯到了稻作起源早期階段。近15年來的發現中，學界關於稻作文明起源於中國華南地區的說法逐漸得到越來越多實證的支撐。

2013年今年9月底，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研究人員公布了一些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將該遺址出土的水稻硅質體年代前推至最早1.4萬年前，並據此推斷牛欄洞很可能是嶺南乃至世界稻作文明的源頭。

在粵西、桂南、海南及越南北部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有大批的石鏟、石鋤、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錛等農業生產工具和石磨盤、石磨棒、石杵等穀物加工具，說明俚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時代就開始了以水稻種植為主的農耕生活。在桂東、桂南的秦漢墓中，出土有稻穀、粟粒、芋頭、麻、橄欖和荔枝等農產品，還有羊馬豬雞狗及倉庫等模型，說明當時的農業和畜牧業生產已達到相當的規模。

南北朝時嶺南農村已有集市貿易，劉宋《南粵志》說：“越之市為墟，多在村場。”

柳宗元《柳州峒氓》詩云：“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鱺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但是，“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貿易之宜。每至買銀，為損已甚”。有的地方，俚人後裔直到宋代仍實行以物換物的原始貿易。

俚人冶銅術中組有意義的是鑄造銅鼓，史學上有“銅鼓文化”之譽。東晉《廣州記》說：“俚僚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余。”北流出土的一面春秋晚期銅鼓，直徑165cm，通高67.5cm，重近達300公斤，被稱為“銅鼓之王”，銅鼓製作工藝精良，鼓面和鼓身飾有太陽紋、雲雷紋、菱形紋、水波紋等集合圖案，還有騎獸紋、鳥型紋、蟲型紋等。銅鼓是權力的象徵，於慶祝、娛樂、作戰等場合使用。

俚人祖先西甌人已懂得製造鐵質斧、刮刀、雙肩鉞、鋤和兵器。廣西出土的西漢鐵器有兩百餘件。俚僚的祖先很早就掌握了冶銅技術。兩廣春秋墓中出土有不少具有明顯地方色彩的青銅器以及鑄造用的石范。廣西北流還發現古代冶銅遺址，年代約從西漢開始延至隋唐。

據考古專家的研究，珠江流域的早期陶器有近萬年的歷史，而其中幾何形印紋陶更被認為是珠江流域先民的創造。先秦時期出現在中國南方的這個陶系，其特點是在陶器的表面裝飾有各種幾何圖形的花紋圖案；印紋陶最早的考古發現是在1914-1915年廣東南海發現的實物，被視為南方新石器時代晚期最具特色的陶器。俚人的制陶技術有著悠久的歷史。商周時嶺南已出現種類繁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幾何印紋陶。廣州發現的南越陶器有49種。茂名地區也出土有釜、壺、罐、盅、環等類漢代陶器。高州和廣西象州等地還發現漢代陶窯遺址。

俚人紡織業也相當出名。《漢書·地理志》說南粵“地處近海，多果、布之湊...男子耕農，種禾稻薴麻，女子聚吞織績。”廣西貴港羅泊灣一號墓出土有絲綢、麻布、織錦、漆儷、紗帽等殘片。俚人紡織品中最出名的是葛布。

《廣東新語》說：“雷人善織葛。其葛產高涼，塷州，而織於雷。”

張心泰《粵游小記》云：“粵中多產葛，惟郁林州著知名最久，齊武帝佐客樂曲，被管弦，乘龍舟游江中，令榜人皆著郁麻布——即今之郁林葛也。”

俚人習於水性且擅長"伐木為舟"。《淮南子》云：“越綾蜀艇，不能無水而浮。”據考察，早在東漢至魏晉期間，化州長歧一帶就有了獨木舟的製作工場。化州長歧、中垌和電白譚蓮等地屢有漢至唐時的獨木舟出土。後來俚人的獨木舟向艇、陵、舸等拼板船發展。

高州信宜是中國的銅鼓之鄉，是廣東省出土銅鼓最多的縣（市）。該地區出土銅鼓始於800多年前的宋代宋嘉泰元年（1201年），此後陸續有銅鼓出土，至1995年12月止，廣東省各地博物館收藏的古代銅鼓共180多面，其中73面主要是粵西的高州及信宜出土。約佔廣東省同期出土銅鼓總量的三分之一。其中有多面是國家一級保護文物，國家博物館、省博物館均收藏有信宜出土的銅鼓。該市池垌鎮有一個村因出土銅鼓多面而被命名為銅鼓村。

俚、僚人“鑄銅為鼓”，究竟作什麼用呢？《隋書·地理志》上說得很清楚“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實際上，其作用遠不只用於戰爭。主要的還有用以報警、祭祀、驅逐猛獸、鎮壓“邪魔”以至於娛樂等等。俚人善於鑄造銅鼓，解放后僅在高州（今廣東省西南部）一帶就發現鑄造精美、花紋繁縟的粵式銅鼓40多面。

2007年文物部門沿在建的洛湛鐵路茂名段搶救性挖掘7處俚人遺址點，發掘範圍在高州中北部至信宜南部路段的7處南朝至唐代遺址和遺物點（分別分佈在信宜境內丁堡鎮荔枝崗、水口鎮馬嶺崗，高州境內的潭頭鎮塘尾嶺、大井鎮屋背嶺、同進新村牛角山與亞公山還有光山等），發掘面積約1.15萬平方米。這是廣東第一次對俚人遺存進行系統的考古調查，此次發現的實物，令這個千年來不再見於記載的古代嶺南少數民族的生活圖景揭開了“冰山一角”，但這些痕迹將在2年後被洛湛鐵路覆蓋，吞滅，消失無蹤。

在亞公山遺址，考古隊員發現了一個外觀呈鼓形的陶器，因內部中空、頂部中央有圓口，被初步判斷為甑（古代用於蒸食的器皿），但造型卻與同期漢人出土的甑大為迥異。更為奇特的是，考古隊員在亞公山遺址發掘出了器耳置於口沿內側的陶釜。這種內耳釜是廣東首次發掘，器耳置於內側，可防止篝火燒斷吊繩，充分顯示了發明者的聰明才智。

從地理形勢上看這些遺存都集中在高州中北部，並處於以鑒江為中心的一個狹長地帶，多在幹流和支流交匯處，高約四、五十米的山上或山邊。這是十分適宜古人類生存以及方便交通運輸之地。發掘揭露的遺跡有溝（壕）、柱洞、袋狀坑、瓮棺葬墓等，出土遺物以陶器為主，尚有青瓷、石器、鐵器等，此外在亞公山遺址還發現了炭化稻米。從遺跡遺物看，這批遺存具有如下若干個鮮明特點：

一是發現大量的溝（壕）。除了丁村塘尾嶺遺址外，其餘4處遺址均發現了環山壕溝，其深、闊最寬處超過2米。亞公山上西南側最外一重壕溝里出土了2把鐵劍，一把劍身已明顯彎曲，有使用痕迹。這些壕溝顯然具有一定的防禦意義。

二是發現干欄式建築柱洞。在亞公山、牛角山均發現了多處密集的柱洞，柱洞排列整體上基本成方形或長方形，但沒發現磚瓦和牆基，推測應為文獻記載的干欄式建築，多次更換木樁形成。

三是普遍存在數量較多的“袋狀坑”。“袋狀坑”是一種口小底寬的灰坑，剖面形似一個提起的布袋，故名袋狀坑，是廣東考古的首次發現，除塘尾嶺外的4個遺址都有發現，其中亞公山最為密集，一共發現了90個，牛角山20個，屋背嶺8個，光山2個。這批袋狀坑口徑一般在40~60cm，僅容一人下去，深2~3米，底徑多在1.5~2米，也有少量深超過3米，底徑超過2米的。部分坑的底部發現柱洞，有可能是原來安裝木梯以供上下的。一部分坑的口沿外側有一圈柱洞，說明袋狀坑的上面原來蓋有雨棚。部分坑內有壁龕，且多有陶器出土。亞公山遺址第57號坑的底部還發現了厚約30厘米的炭化稻米堆積。由此推斷袋狀坑至少有部分是用來儲存食物的。

四是發現了獨特的瓮棺葬，瓮棺葬是古代以瓮、罐一類陶器作葬具的墓葬形式，多為二次葬，嶺南的瓮棺葬主要存在於粵西南至海南島一帶。亞公山遺址發現了4座瓮棺葬，都是單個罐（瓮）豎立擺放，與廉江至海南兩個以上罐（瓮）躺倒擺放的方式有所不同，其間的聯繫和演變有待研究。

五是出土了獨具特色的陶器群。陶器器型怪異，不少還是首次發現，例如一種內折沿斜直壁平底的夾砂陶器，外部形態與中原地區的甑（用來蒸東西的炊器）類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是這次發掘首次發現，暫名甑形器。又如一種平底夾砂陶釜，有別於其他地方所見的圜底釜，還有罕見的內耳釜，兩耳置於器內側口沿下，都是獨具地方特色的陶器。一種開有對稱小孔的夾砂軟陶環狀提梁壺，目前也是僅見於高州、化州、遂溪等地。另有直壁大口盤、穿孔陶盅和陶杯、漏斗形器等等，形狀怪異，用途未明。陶器的紋飾也頗具特點，以水波紋、弦紋最為多見，有刻劃的，也有拍印的。此外有圓圈紋、菱形紋、方格紋、繩紋、組合圖案紋等等。這批陶器整體來看，無論是造型還是紋飾風格都與廣東其它地區不同，更是漢民族文化區內未曾發現的。

關於遺址的年代，從出土瓷器判斷，雖然最早的有可能到東漢晚期，但結合地層情況和共存關係，可以把遺址的年代定在南朝至唐。至於遺址的性質，丁村塘尾嶺、竹坑坡屋背嶺是村落無疑，亞公山遺址根據其地理位置和地形地勢，以及所發現的密集的袋狀坑、建築遺跡的分佈、炭化米、鐵劍、鐵刀等遺物特徵，初步推斷是一處屯糧之所，而且很可能是駐軍的糧倉，是這次發掘最重要的一個遺址。牛角山和光山遺址因發掘面積小，遺存關係未明，還難以定論。

意義和評價：儘管許多問題尚待研究，但山頂建寨、干欄式住宅、儲藏稻米的袋狀坑、奇異的瓮棺葬習俗，以及大批與中原人生活區不同種類、不同器型的陶器出土，可以被認定為一種新的文化類型。這些遺存的年代正與歷史上俚人活動的年代一致，加之其有別於同時期周邊其他族群的特點，可以認為屬俚人遺址。它們印證了俚族文明從東漢至唐數百年間的鼎盛時期，以高州一帶為中心的活動足跡。5處遺址的連續出土，堪稱廣東發現的首批系統的有關俚人的實物資料，至少讓人們從考古學上了解了更多俚人文化特徵和社會生產發展狀況，這個曾經因巾幗英雄冼夫人而威震一方，在唐以後逐漸消逝、演變的民族，因為此次大規模的發掘而被填充了前所未有的豐富註解。尤其亞公山遺址的重要性更是令考古學者興奮，如果亞公山遺址被斷定為當年的貯存軍糧之地，那這處遺址很可能正是冼夫人或馮盎當年屯兵貯物的城寨。考古發掘工作期間，不斷出現的新發現即已引起考古界的重視，2007年6月23日，廣東、廣西兩省（區）文物考古界專門在高州舉行了考古交流會，針對亞公山遺址相關問題展開學術上的研討。

在荔枝崗遺址，專家在地表發掘出褐紅、青灰色的石容器，用鐵器鑿雲母石而成，有鏟、匙羹等不同器形，造型古樸別緻、手感細膩光滑。此外，專家們還在坑中發現了陶制環形提梁壺，渾圓拙樸，極具少數民族風情，都是漢文化區內未曾發現過的。

一個個面目怪異陶器的相繼出土，專家們對整個遺址的屬性、年代判斷卻遲遲無從著手。最終，考古隊員依靠在遺址中找到的一些瓷器碎片，破解了7處遺址身份謎團：由於這些瓷器碎片明顯來自漢文化區，通過與漢文化區瓷器的斷代年表比對，考古隊員得以獲知7處遺址的年代：由晉南朝至唐朝，而這一時間段恰恰又與俚族在粵西一帶活動最鼎盛的時期相吻合。由此，專家們找到了7處遺址的真正主人——粵西土著俚人。

這個由瓷片獲取的斷代密碼意義非同小可：此次亞公山遺址出土的石范（用於澆鑄造箭頭的范）被界定為南朝，而一直以來高州當地的史學界卻對之前出土的相同的石范定於“新石器晚期”。這意味著，以往高州境內零星採集的陶器的混亂的時間斷代，將因這次俚人文物的大量系統出土，被予以重新改寫。

俚人喪葬習俗不僅在史書中較少提及，多年來也罕有實物出土，此次發現讓俚人頗為奇異的喪葬風俗大白於天下。

在馬嶺崗等遺址，考古隊員發現了7座船形豎穴土坑墓。對比同期中原漢人的磚室券頂墓，這些船形墓顯得原始但神秘：它們保留了“越人墓”狹長的特點，長寬比超過了4:1，3米半長的墓形又比“越人墓”改進不少，兩頭呈圓角，形似一葉扁舟；此外，與當時漢人墓極大的不同是，墓坑底部中央挖有腰坑（商周文化因素），內放圜底缽、雙耳盆等隨葬品。

聯想到俚人“習於水性、擅長伐木為舟”的特長，考古專家將其命名為“船形墓”。對此，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曾騏認為，它們與廣西武鳴盆地出土的駱越人船形豎穴土坑墓極為神似，以此見證廣西民族駱越人與俚人間的演進關係。

在廣西則有柳州白蓮洞遺址上文化層，經碳14測定年代距今12900±150年（註：周國興：《白蓮洞遺址的發現及其意義》，《史前研究》1981年第4期），亦在萬年以上。這些遺址的共同特點是疊壓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層之上，打制砍砸器與磨製石斧、石錛並存，以打制石器為主，磨製僅及刃口，有大量的螺絲殼和獸骨堆積。其中英德青塘遺址還發現火候不高的夾砂粗陶和泥質軟陶片，手制，施繩紋、編織紋等紋飾。

嶺南俚越先民，得天時地利，成為步入新石器時代的先驅（註：黃崇岳：《華南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領先性與滯后性初探》，載《東南亞考古論文集》，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1995年版）。中國中原地區尚未發現超過一萬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嶺南地區自舊石器時代就有“馬壩人”、“柳江人”等古人類在這裡生息繁衍，現已發現多處可靠的新石器早期洞穴文化遺址。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廣東陽春獨石仔遺址上文化層，出土貝殼經碳14測定年代距今14900±300年（註：丘立誠等：《廣東陽春獨石仔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發掘》，《考古》1982年第5期），突破了一萬年大關，令人矚目。

與萬年大關相近的有廣東封開黃岩洞遺址（註：丘立誠等：《廣東黃岩洞洞穴遺址發掘》〈《考古》1983年第1期〉，廣東英德（原屬翁源）青塘墟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黃門岩等遺址（註：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翁源青塘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惠州博羅縣“縛婁古國遺址”出土的春秋時期青銅文明文物，徹底慫了歷史小說。據2000年在博羅縣羅陽鎮挖掘的春秋時期縛婁國古墓遺址里出土的青銅器、陶器和水晶文物，這些遺址發現改寫了整個嶺南的文明史，成為嶺南地區並非“蠻荒”之地的有力證據，力證了長期被古人乃至史家稱為“蠻夷之地”的嶺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

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陶器、青銅器和玉石製品特別是水晶手鐲、銅甬鍾和青銅鼎，顯示出貴族氣象，顯示了只有皇家貴族才有的“鐘鳴鼎食”的存在。這裡出土的兩個編鐘，其質地和形態，都與中原的編鐘大致相似，而花紋又有所不同，說明這裡曾有高水平的製作工藝，春秋時期文明程度與中原相當。這一實物發現，打破了“嶺南沒有青銅器時代”的說法。這也是廣東省近50年來重大的文物發現，改寫了整個嶺南的文明史，給人們提供了新的認識。

然而，這數百座古墳遺址被開建高速公路所毀。2000年，正在建設的廣惠高速公路通過古墓地，墓地一部分被夷平，變成高速公路路基，另外一小部分被施工泥土埋在下面。變成路基的古墓遺址永遠不可能再恢復。

粵西地區當今依然流傳墟日趁墟習慣。宋朝周去非《嶺外代答》中說：“西南蠻笠，以竹為身，而冒以魚氈。其頂尖圓，高起一尺余，而四圍頗下垂。視他蕃笠，其制似不佳，然最宜乘馬。蓋頂高則定而不傾，四垂則風不能颺，他蕃笠所不及也。交址有笠如兜鍪，而頂偏，似田螺之臀，謂之螺笠。”現在信宜農村的大崗帽形制，與西南蠻笠依然一樣。竇州“三日一市”，容州（今廣西容縣）“呼市為墟，五日一集”。這一習俗沿襲千年不變。柳宗元被貶柳州時所作《柳州峒氓》一詩描述：“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也表現了俚僚人“趁墟”（趕集）的熱鬧景象。

年例是一項流傳久遠的盛大傳統民俗文化活動，年例和年宵不同，茂名至湛江一帶的農村每年都會舉辦年例，各地舉辦地年例的時間各不相同，集中在過完春節的農曆正月、二月份，其餘一些“翻秋”年例（在秋收后的一個月舉行，大都是在農曆三月至十一月）則每個月都有，年例節一般一個村莊為同一天，少數兩天。也有附近數條村莊的年例節都是在同一日的。農村年例大多以土地廟為中心，周圍幾個村子一起舉行。

古粽籺流行於粵西地區的一種冬葉包裹糯米蒸煮食品。類似粽子。是粵西地區的風味特色的小吃，起自俚人時代的粵西瑤民，至今已經有千多年歷史。古粽籺通常是比較細長的，呈窄圓柱狀，擺放時間長，便於攜帶（據傳古粽籺是冼太夫人行軍打仗時，所帶的蒸熟行軍即食糧食）。

游神是春節期間的一項風俗活動。押舟，亦稱“壓舟趕鬼”，是流行於粵西地區的民間習俗活動，該民俗活動一般於正月十五元宵夜舉行，習俗目的是寄寓驅邪避惡、保佑平安的集體活動，依照傳統，每年元宵節幾乎各村都會舉辦押舟活動。

其鑄造的銅鼓乃雷的象徵，銅鼓上的文飾、蹲蛙、羽人都有祀雷有關。俚僚人認為雷王是上天的主宰，而蛙神則是雷王的使者，能呼風喚雨，格殺妖物，保衛人間和平、安寧與五穀豐登。從高州信宜鄉間至雷州半島至今許多廟宇還設有雷神。

史書宋后便沒有俚人的記載，俚人為什麼會消失了？

⒈民族融合

由俚人變更為漢族。民族融合是俚人消失的最主要的原因。秦后歷史上發生過數次北人南遷，經南遷中原人融合，嶺南土著融合入了中原人的血統。融合后的嶺南土著無論在語言、樣貌長相還是風俗習慣、文化觀念等都有著自己獨特的風格，與中原其它地方有很大的不同，說明是嶺南土著俚人在歷史長河中融合同化了南遷中原人。經歷史變遷、朝代更迭，俚人融入為漢族。

⒉流徙海外

從百越流徙海外東南亞。俚越人的航海技術很發達，秦時期一部分百越人有些不滿秦的統治，長期與秦朝統治者作鬥爭。史載當時越族分為內越和外越。外越流徙於海上，由於秦防範很嚴，外越無法回到故鄉，被迫逃生，尋求海外居地。也有人認為，部分百越人向東南亞遷徙，成為東南亞部分民族的祖先。留在大陸的百越人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有些與南遷中原人同化為漢人，成為漢人重要的來源之一。

冼太夫人（公元512-602年）是隋朝時期俚人首領，又稱冼夫人、嶺南聖母，名百合。身歷梁、陳、隋三朝，她畢生致力於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尤其對嶺南的繁榮和穩定做出了貢獻，是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是愛國愛民的典範。她的歷史功績和思想文化，歷來都得到很高評價。梁至清朝都先後給予她冊封和追謚。

天皇氏（遠古時代）是盤古開天闢地后第一代君主，古越族，講古越語。宋羅泌《路史·前紀二·天皇本紀》:"粵有天皇，古越族，姓望名獲，號中天皇君。"在上古時代，“天”指高無上，“皇”像太陽一樣光輝燦爛的意思；“氏“用來稱呼帝王貴族等。“天皇氏”的意思就是：像太陽一樣光輝燦爛的至高無上的首領。

秦攻百越之戰，史上也稱“秦甌戰爭”，該戰是秦朝統一戰爭中最艱難激烈一仗。秦統一六國后，集七國力量發兵五十萬為五軍，開始南征百越。據《淮南子》記載:秦軍共分五路，一路攻取東甌和閩越（浙江、福建），兩路攻南粵（廣東），其餘兩路攻西甌（廣西）。秦軍分一路攻浙閩，兵力約10萬；分四路攻兩廣，兵力約四十餘萬。

秦始皇發動對百越的戰爭共有三次，主要是秦軍和兩廣土著軍的戰爭，這三次統稱為“秦始皇三征嶺南”。三次戰爭之中最重要和最慘烈的是第一次戰爭。戰爭從公元前219年始至公元前210年結束，共歷時九年。第一次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率領五十多萬大軍分五路南下攻擊閩浙與嶺南，出兵當年就攻下閩浙，攻嶺南遭到兩廣軍襲擊而大敗；第二次是公元前214年秦軍在任囂和趙佗的率領下攻擊嶺南，該戰使百越之地納入了秦的版圖，極大增地強了嶺南人民與嶺北人民的交流，秦始皇在嶺南設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第三次是公元前210年，趙佗攻甌駱之戰，歷史學家一般稱這次是第二戰爭的延續而已。

早在滅六國以前，秦始皇就已經把百越之地作為征服的目標。秦滅六國之戰結束后不久，秦始皇即派尉屠睢率50多萬大軍出擊百越。針對百越各部居處分散的特點，秦軍採取多路分兵進軍，遇有大敵再合兵進擊的行動方針。秦軍共分5路：一路由今江西向東進發，攻取東甌和閩越；中間兩路攻取南越，其一經今南昌，越大庾嶺入廣東北部，其二經今長沙，循騎田嶺直抵番禺；其餘2路入廣西，攻西甌，一路由萌渚嶺入今賀縣，一路經越城嶺入今桂林。秦軍第一路進展順利，出兵當年就平定了東甌和閩越地區（浙江、福建），設置了閩中郡。其餘4路進攻嶺南的秦軍由於山高路險、河道縱橫，行軍作戰及軍糧運輸極為困難，加之兩廣各部的頑強抵抗，相持3年未能取勝。後來秦在今廣西興安縣北鑿成靈渠，解決了軍糧運輸問題，秦軍才得以順利進軍。秦軍第三路軍由主帥尉屠睢親自率領，從今長沙宜章南下。公元前218年左右，尉屠睢軍進至今廣西桂林一帶，遭到兩廣越人夜襲，傷亡數十萬，尉屠睢戰死。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又派任囂與趙佗率援軍，經過苦戰，終於征服了南粵和西甌（廣東、廣西），秦在這裡設置了南海、桂林、象郡3郡。從此，東至海南，北至向戶，南至越南中部皆歸於秦朝版圖。

關於秦越之戰，史書上記載比較少，只有《淮南子》等少數書籍中有少量相關記載，這主要的原因是秦將趙佗在公元前214年攻佔百越后不久就與秦朝廷貌合神離，在秦末又拒絕派自己手下的秦軍部隊北上與反秦起義軍作戰，封鎖了嶺南與中原的聯繫，並在秦滅亡后建立起了南越國。該戰爭雖只有少量史料記載，但是就從這不多的史料上也可以看出，這同樣是一場非常殘酷的戰爭，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秦軍統一全國所付出的代價是相當驚人的。

歷史上之所以也叫這次戰爭為“秦甌戰爭”，主要由於百越土著部隊的最初抗秦聯盟盟主是西甌部落首領譯吁宋（西甌部落的位置在現在的廣西一帶），其實參戰的百越部落不僅僅是西甌部落，其它百越地區的越人武裝也參加了戰爭，但是總指揮是西甌首領譯吁宋，並且主戰場是在嶺南西甌而已。譯吁宋是西甌部族聯盟酋長。秦甌戰爭時期，是帶領抗擊秦軍的百越各部落聯盟盟主。據《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秦始皇派遣“尉屠雎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三年不解甲馳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雎，伏屍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從這一記述，可知,“譯吁宋”和被推舉的那位“桀駿”的職位是有區別的，一個是“君”，一個是“將”。（參考黃現璠著《壯族通史》）

秦軍在這次戰爭中的參戰兵力以及組成，在幾乎所有的史書中都說到秦軍調動50多萬大軍在屠睢的率領下進攻百越，在《淮南子·人間訓》中記載：“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在廣東和廣西的地方志中記載，秦軍在開始時期是屠睢一路和趙佗一路這兩路一共20萬人馬最先發動進攻。但是那剩下的30萬人是什麼時候才開始加入戰爭呢。從史料上看，其中10萬攻打浙江、福建，剩下的20萬人應該在前線部隊陷入戰爭泥潭后就加入戰鬥，也就是在屠睢寫部隊缺糧的戰報給秦始皇以前就出動了，因為在屠睢寫的信中說到了自己的“五十萬大軍已經傷亡甚重”。

進攻東甌、閩越地區（主要在現在福建）的一路10萬秦軍當年就攻下了東甌和閩越，該路秦軍也許是五路中最晚才加入兩廣戰場（或攻下福建與浙江后留守駐軍在閩浙當地了）。秦軍這50萬大軍到底是哪裡的兵為主呢，根據湖南等地的地方志記載，秦軍這次戰爭所動用的部隊還是以之前滅楚國的部隊為主力，但是為了適應南方作戰，秦軍這50萬大軍中也有不少於10萬人的原楚國部隊。兩廣軍在這次戰爭中的參戰兵力則幾乎沒有任何史書有比較確切的記載，只能從部分考古資料中看出百越軍的人數要遠遠少於秦軍，當時的兩廣總人口數根據有關專家的估計都不會超過50萬，當時能戰的適齡青壯年大致在5萬人上下，這在不少野史中也有類似“百越土著軍人數僅及秦軍十分之一”的說法。但是不管怎麼樣，秦軍的兵力是占絕對優勢的，秦軍為了這次戰爭的勝利是不惜代價的。

關於對嶺南戰爭的經過，秦軍的四路40萬大軍雖然在兵力上占絕對優勢，但是戰爭的過程卻令秦軍感到了戰前從未想到的艱苦和壓力，在戰前，秦軍考慮到了糧草可能會出現問題，也考慮到了南方炎熱的氣候對於大部分出生在北方的秦軍士兵的不適應；但是秦軍到了嶺南后才發現，戰場環境的惡劣以及敵軍的強大實力與超乎尋常的頑強抵抗精神都是以前始料未及的，在史書上記載了以西甌部落為主力的百越軍隊的頑強抵抗，百越軍在首領“譯吁宋”的率領下與秦軍進行了兇悍慘烈的激戰，秦朝大軍步步艱難，節節受挫，損兵折將，遲遲不能進入越人的世居領地，在戰爭中，百越盟軍在首領“譯吁宋”戰死後又馬上另選了新的首領，並全線退入山地叢林中與秦軍繼續作戰，兩廣軍甚至不惜隱匿深山與野獸為伍，至死不投降秦軍，並且不斷對秦軍部隊進行偷襲，切斷秦軍糧道，迫使秦將屠睢寫信給秦始皇上報說秦軍糧草已經不足，秦始皇被迫命令徵調大量民工開鑿靈渠，溝通了湘江和灕江水系，確保了秦軍的糧草運輸。另外秦軍還有一個最大的敵人----炎熱的氣候，秦軍士兵多為北方人，大部分都為現在陝西、山西、河南等地人，不適應南方炎熱的氣候，士兵中瘟疫橫行，直接影響了秦軍的戰鬥力。

嶺南兩廣軍這時在新首領桀駿的率領下大致在公元前218年左右的時期對秦軍發起了反擊，秦軍大敗，根據《淮南子》記載，秦兵“伏屍流血數十萬”，而秦軍總指揮官屠睢也在現在的廣西桂林一帶被一支百越軍夜襲部隊擊斃，迫使秦軍“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惶恐不可終日，以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雙方一直處於相持對抗的局面。根據學術界討論，秦軍的陣亡在30萬人上下，剩下的10餘萬人全部退到兩廣的北部邊界一帶，但是兩廣軍的傷亡同樣十分慘重，也沒有力量繼續發動進攻，雙方形成了對峙局面，而且一對峙就是3、4年時間。

第二次這次進攻嶺南，與四五年前不同的是，秦王朝和秦軍將領吸取屠睢在征戰中的教訓，在戰略上採取了“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隨大軍行進，每當秦軍佔領一地便將部分移民留駐此處，這不僅使秦軍有了較穩定的後方根據地，同時也使秦軍在人力的消耗中有所補充，而大批的商賈在嶺南的經營，也為軍隊糧餉的補給創造了條件。在這種優勢條件下，秦軍憑著豐厚的糧草和精良的武裝設備，在百越戰場上開始了大規模的征伐，大軍所到之處，兵鋒凌厲，勢如破竹，未費多大力氣就擊潰了西甌部落的反抗力量，佔領了今廣西等地的西甌地區。隨後任囂、趙佗又揮戈南下，乘勝進擊，一舉擊潰了雒越部落〔文郎國〕，佔領了今越南中、北部的雒越地區。至此，秦王朝於公元前219年發動的征服嶺南的戰爭，在經歷了四五年波詭雲譎的刀光劍影和血雨腥風之後，終於在公元前214年，以秦軍徹底征服嶺南百越部落的勝利而宣告結束。秦軍佔領嶺南后，秦始皇很快在該地區設立了桂林、象郡、南海等三郡，把嶺南正式納入秦王朝的版圖。為了鞏固其佔領區，防止越人反抗力量死灰復燃，加強對越人的控制，秦王朝採取了軍事管制性的戍守政策，並“置東南一尉，西北一侯”，以加強對該地區的統治和防守。第三次戰爭是趙佗於公元前210年攻甌駱之戰，歷史學家一般稱這次戰爭是第二戰爭的延續而已。

戰後，在歷史資料中記載秦軍在第二次戰爭后的部隊全部留在兩廣駐守。戰後留駐兩廣的部隊有多少人呢，據考證，秦軍出兵百越共50多萬分五路，一路攻取閩浙約10萬（攻下后駐守），四路攻嶺南約40多萬，陣亡30多萬，剩餘約10萬。在秦末農民戰爭、楚漢戰爭期間，兩廣並不是戰場，此時的趙佗建立的南越國幾乎已經算是獨立出秦王朝，但是在《中國各朝人口》一書中卻記載著在秦末戰爭剛結束的時候，兩廣登記在冊統計的人口只有40多萬人（統計不排除有漏，實際人口或不止此數），這裡如果扣除那些留下的近10萬秦軍士兵，也就是說這時兩廣的原百越部落從秦甌戰爭前的50萬（史料無記載，專家猜測人數）銳減到30萬人這樣，而這期間兩廣並沒有什麼瘟疫流行的文獻資料，當然也不排除秦人在戰爭結束后還是不適應南方的氣候從而造成水土不服而人口下降，亦可能是越人或死或藏或逃亡到東南亞。

史籍記載:

《淮南子·人間訓》: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挽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馳弩，使臨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屍流血數十萬，乃發謫戍以備之。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掛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

隋時期，嶺南時常遭受官兵討伐。當年，嶺南土著人（俚、僚人）與南遷中原人的矛盾，非常突出，官府為了鎮壓土著人，大小征討，連年不斷。

冼太夫人（又稱冼夫人、嶺南聖母），名英，公元522年出生，嶺南冼氏原是擁有十幾萬戶的俚人部族首領，跨據廣東粵西一帶山區，主要是高州一帶。冼夫人幼年時叫冼百合，自幼追隨父兄逞勇鬥狠，經歷過幾次部落之間的械鬥，頗有男兒氣概，稍長更得異人傳授武藝及韜略，不但能夠挽弓執刀與敵人拚鬥，而且深諸行軍布陣之法，因此。深得同族的器重和信賴，甚至海南儋耳諸部落民族也望風歸附。

公元535年，冼夫人大約20歲，嫁給了五胡十六國的北燕後裔馮寶（高涼太守）。婚後夫妻倆共同主政，推行政令，一起處理政事。於陳朝、隋朝更替之際，她以嶺南的粵西、桂南、海南廣闊的土地歸順隋朝，為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作出了貢獻。冼夫人為了俚僚人民過上安定的日子，當諸俚僚叛亂時，她不顧年老之軀，“親披甲，乘介馬，領轂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北史·列女》）。

梁大寶元年（公元550年），高州刺史李遷仕暗通侯景謀反，冼太夫人洞察其奸變，並突出奇兵大敗李遷仕。於平叛中，她結識梁都督陳霸先，她認為陳霸先是個能平息世亂的人，大為讚賞。公元551年，冼太夫人協助陳霸先擒殺李遷仕。梁朝論平叛功，冊封冼太夫人為“保護侯夫人”。公元557年，陳霸先稱帝，陳朝立。

陳永定二年（公元558年），馮寶卒，嶺南大亂。冼太夫人憑著自己的威望，勸服、團結百越，使社會安定了下來。太建二年（公元570年）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將冼太夫人兒子馮仆騙去，欲誘迫他同反。冼太夫人不以兒子之安危為念而肯負國家，立即布兵拒境，並與陳朝遣討軍隊全力擊潰叛軍。陳朝嘉其功，冊封她為“石龍郡太夫人”。

公元589年，隋滅陳，嶺南數郡共舉冼太夫人為主，尊為“聖母”，并力勸獨立，以保境安民。隋大軍到了嶺南邊境，因畏懼冼太夫人，逡巡遙望，不敢進犯，於是遣使者示以陳後主遺書和她所贈陳後主信物“扶南犀杖”。冼太夫人在確知陳亡后，召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然後才歸順了隋朝。朝廷感其顧全局、識大義，冊封她為“宋康郡夫人”。

隋開皇十年（公元590年），番禺王仲宣反，“諸州跟叛”，形勢緊逼，冼太夫人又出兵平叛，而“所到之處，聞風歸順”，平息叛亂后，將近七十歲的冼太夫人又騎著駿馬，張著錦傘，帶著騎兵，護衛隋朝派員巡撫諸州，所到之處，各地首領都來拜謁和受爵，從此使嶺南地區完全得到了安定。隋文帝對冼太夫人大為驚異，表其功，冊封為“譙國夫人”，授予她六州兵馬權和很多賜物，並敕免因平叛中違反軍紀而被她下令逮捕下獄的孫子。每逢年節，冼太夫人都將分別藏放的梁、陳、隋三朝賜物陳列出來訓示子孫，要他們象她一樣忠國愛民。在冼太夫人將近80歲高齡時，還請示朝廷查辦了番州（今廣州）總管趙訥，並親持詔旨巡歷了十幾個州，撫慰因趙訥貪財暴謔而亡叛的俚、僚各族人民。力保了嶺南的安定和國家的和平統一。仁壽初年，冼太夫人辭世，隋朝謚她為“誠敬夫人”。

冼太夫人歷經梁、陳、隋三朝約80年，其軍事、政法活動橫跨南越10餘州。她生逢全國時局最混亂之時，作為南越首領，擁有自己龐大的武裝力量，並且深得民心，完全具備割據稱雄的條件，但她卻能完全地順應人民的要求與願望，始終致力於國家的統一和民族團結，她一生不遺餘力地協助朝延剪除地方割據勢力。懲治貪官污吏，革除社會陋習，以促進民族融合和推動社會文明進程。她事國以忠，親民以德，行政以仁，治兵以義，因此恩播百越，威震南天，而深受人民愛戴，屢得皇朝褒揚。而她的子孫們相繼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和民族團結盡心儘力，成為南朝梁、陳及隋與唐初穩定珠江流域政治局面的主要支柱，為嶺南地區社會相對百年的穩定和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是愛國主義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