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文化

秦朝不僅“焚書坑儒”，還下“挾書令”，藏有儒家經典者治罪，因此在秦代無傳授和學習儒家經典者。

今文經

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很不重視儒學。至惠帝時，廢除“挾書令”，儒家思想言論這個禁區開始鬆動。從這時起，到文帝時期，一些尚存的老儒依靠記憶，口頭傳經。弟子們因找不到書籍，就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將老儒背誦的經典文本和解釋記錄下來，這樣的經典就是所謂的“今文經”，釋文謂之傳。文帝時，開始設置經學博上，由今文經學家充任，以備顧問。武帝時，置五經博士，亦由今文經學家充任，在太學教授弟子。從此，今文經學得到廣泛的傳播。

今文經來自老儒的記憶，因每個老儒的記憶有出入，解說有差異，於是出現了一經有幾家說法的情況。代代相傳，逐漸形成了一些學術流派。宜帝時，在太學中立學官的，《易》有三家，《書》有三家，《詩》有三家，《禮》有一家，《春秋》有二家，共十二博士。東漢初年，增為十四博士。

古文經是用秦統一以前的篆書抄寫的經典。秦在焚書時，人們將這樣的經典和其它一些古書埋藏起來。西漢前期，由於拆除老房，相繼發現了一些古書。武帝時，下令獻書。成帝時，設官負責收集古書，並著手進行整理。西漢末年，劉歆在整理古書時，發現古文經典不僅經文與今文經互異，而且篇章也多出不少。如《禮》多39篇，《書》多16篇。《毛詩》和《左氏春秋》等則為今文經所不載。這些新發現的經典就叫做“古文經”。

劉歆對於古文經很讚賞，建議在太學立學宮，但卻遭到今文經學博士們的激烈反對。劉歆批評這些博士“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可是由於執政大臣也反對，劉散的建議未被採納。平帝時，王莽專權，為了利用古文經進行“改制”，就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左氏春秋》四個博士。東漢初，又被取消。

古文經雖不得立學官，但在民間卻廣為流傳。古文經中固然有些內容是經過兩漢學者竄改或增加者；但總的說來，古文經學家是按字的形、音、義解經，極力恢復經的本義，不作任意發揮。於是形成了系統的訓話方法。古文經學家賈逵、馬融、鄭玄兼通今文經。鄭玄破除各家傳統，廣采眾說，遍注群經，得到經今、古文兩派的讚許，號稱“鄭學”。至此，基本上結束了今、古文經的鬥爭。賈逵的學生許慎為了反對今文經學派根據隸書經典，穿鑿附會，曲解經文，用了22年的時間，寫成《說文解字》一書，收小篆9353個，收古文（戰國文字）、籀（zh騯宙，西周、春秋文字）文1163個為重文：每個字標明字形，注出讀音，推究字義，全書分為540部，全部解說不過13萬3千多字，簡明扼要。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編輯完善、內容豐富的字典。

兩漢時期，哲學的唯心主義的代表人物是西漢中期的董仲舒，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是東漢前期的王充。

唯心主義

董仲舒是今文經學派的《公羊》學家。他的思想集中體現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一書中。他反對天道自然觀，進一步發展了先秦的“天人同一”思想，這個思想的核心是“天人感應”說。他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他又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道是法則、規律，這裡借為封建制度。由此看來，董仲舒的宇宙觀是唯心主義的，方法論是形而上學的。

唯物主義

王充出身於“細族孤門”，曾做過州郡小吏，大部分時間以教學為生。他著《論衡》一書，計85篇（今存84篇），20多萬言。

他認為萬物由元氣構成，“元氣未分，混沌為一。及其分離，輕者為天，濁者為地。”人和禽獸也是由元氣演化而來。他認為元氣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物質。他反對天人感應說，反對有神論，發展了古代的天道自然觀。他說：“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他又說：“人之死，猶火之滅也。”他認為鬼只是人們的一種幻覺。

王充的論證方法是“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是比較科學的。但由於當時自然科學不甚發達，引作論據的事物有些不真實，因此做出的結論也難免有錯誤。他在對社會問題或歷史人物評述時，往往歸之於命，這是唯心主義。

兩漢時期的主要宗教有道教和佛教，都是在東漢時期開始流傳的。

道教

道教是由黃老學說與巫術結合而形成的。東漢順帝時，琅邪人宮崇向朝廷獻其師于吉所得《太平清領書》170卷。這是我國最早的道教經典。今存的《太平經》殘本基本上保存了這部經典的面貌。

東漢末年，道教分為三大支派，一支為太平道，以張角為教主，在黃河南北傳教，另一支為天師道，亦稱為五斗米道，以張修和張魯為教主，在漢中、巴蜀一帶傳教；第三支以于吉（與上同名）為教主，在長江下游傳教。三派的信徒多為貧苦農民，這些信徒的多數成為農民大起義的主力。

佛教

佛教是迦毗至印度研究佛學歸來，在洛陽建寺譯經，中國開始有漢譯本佛經。東漢末年，安息（今伊朗）僧人安世高、月氏僧人支讖（chen襯）等相繼來到洛陽，翻譯佛經。漢人嚴浮調從安世高學經，並參與翻譯。從此，佛教教義也在中國流傳。

秦漢時期的文學，以散文、賦和詩歌為主。

散文

散文可以《史記》為代表，這是一部很好的散文集，許多篇傳記具體生動地記述或刻畫了社會各個方面的事件或人物，形象曲折地表達了作者的愛和憎。

兩漢時期有很多文字生動、說理深刻的政論文章，其中以賈誼的《過秦論》、《治安策》，晁錯的《論貴粟疏》、《徙民實邊策》最有代表性。桓寬撰的《鹽鐵論》是一部以討論西漢王朝的鹽鐵政策為中心內容的著作，文字生動，語言流暢，是一部優秀的對話體文學作品。

賦

賦是兩漢時期的一種新的文學體材，一般文人都喜作賦。西漢的賦起初尚以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為主。西漢中期以後，成為最高統治者歌功頌德的工具。這樣的賦篇幅很長，叫做大賦。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等，是這樣一些典型。雖有一點諷刺統治者的味道，但不起什麼作用。

東漢時期的賦篇幅短小，向反映現實的方向發展，叫做小賦。張衡的《思玄賦》、《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等，都表達了作者對當時社會的不滿，揭露了官場的黑暗腐朽，對於人民的貧困生活也有一定的同情。

詩歌

兩漢的詩歌以《樂府》和《古詩十九首》為代表。《樂府》也叫做《樂府詩》，是漢武帝時期由樂府採集民間詩歌選編配樂而成的詩集，內容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戰城南》、《十五從軍征》、《平陵東》、《思悲翁》、《東門行》、《有所思》、《陌上桑》等，分別反映了人民的悲慘遭遇，對繁重徭役、橫徵暴斂的不滿，反映了婦女不幸的命運及其堅強不屈的性格等。

《古詩十九首》是東漢中後期的中下層知識分子的作品。這些知識分子在當時的黑暗社會中，為求功名利祿，背井離鄉，四處奔走。他們把對社會的感觸傾注到作品之中。如《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明月何皎皎》、《迢迢牽牛星》等，就是傾述生離死別、情感追求、仕途坎坷的詩篇。《生年不滿百》、《青青河畔草》等，則充滿了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的消極頹廢思想，反映了作者走投無路，內心苦悶的境況。

兩漢的詩歌形式自然樸素，用語通俗深刻，與賦體大不相同。它發展了《詩經》中的《國風》的現實主義精神，對於後代文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繪畫

兩漢時期的繪畫藝術得以快速發展。宮廷府寺的牆壁上，貴族、官僚、地主的宅第的牆壁、墓壁上，盛行以繪畫裝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漢景帝子魯恭王在曲阜修建的靈光殿。據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記載，壁畫先是太古裸體粗獷（guǎng廣）奇怪的神話人物，其次是穿戴冠冕的黃帝、堯、舜，再次是夏、商、周三代興亡。凡歷史上著名的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的事迹，國君的賢愚，政事的成敗，莫不繪載。主題之外，飾以天文、萬物、神怪、異事，是一組色彩鮮明、情態生動的巨幅圖畫。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了一幅彩繪帛畫，全長250厘米，上部寬90厘米，下部寬47.7厘米。帛畫內容由三個部分組成，上部左右分別繪扶桑九日和嫦娥奔月兩個神話故事，中部繪貴婦出行圖，下部繪宴飲圖。主題之外，飾以飛龍、異獸、特鍾、巨磬等等，以硃砂、石青、石綠繪製，線條流暢，著色鮮艷精細，人物情態自若，鳥獸栩栩（xǚ許）如生。

雕塑

秦漢時期的雕塑藝術發展迅速。秦始皇陵的兵馬俑坑是一座雕塑藝術的寶庫。這個俑坑是1974年發現的，陳列著武士俑六千餘個，每個武士身高1.8~1.86米，有的身著短褐，有的外披鎧甲，有的持弓，有的執劍，都生氣勃勃。出土陶馬，高1.7米，長兩米多，都翹首仰頸，雙目前視，四腿挺立，氣宇軒昂。這實在是一個強大的軍陣，似在待命出征。

西漢的石刻最有代表性的，是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其中的“馬踏匈奴”刻石是為紀念霍去病的戰功而刻的，形象生動逼真，最為著名。其他石刻都是用巨大完整的天然石料順勢加工而成的。有伏虎、卧馬、牯（gǔ古）牛、躍馬、卧象、人熊相搏，猛獸食羊等。

東漢時期的雕塑，以1969年在甘肅武成雷台的一座墓葬中發現的銅馬、銅俑最有代表性。有銅馬40匹，銅奴婢28件。有一匹天馬，凌空飛馳，形姿矯健，頭微左揚，三足高舉，一足踏一飛燕，燕展翅疾飛，作驚悸回首狀。這是我國古代雕塑藝術中的一件極為優秀的代表作。

東漢時期主要用於壘砌墓葬的畫像石（磚），也是一種很有價值的雕刻藝術。畫像多用單線陰刻或陽刻技法，內容有官吏出行圖、狩獵圖、戰爭圖，還有農業生產、煮鹽、鍛鐵、木工、紡織、宴飲、百戲、烹調等場面，這是我國最早的一批浮雕藝術。

兩漢時期，封建統治者繼承了前代由國家修史的傳統，在中央設史官，編修歷史。其中最有名的史書是《史記》和《漢書》。

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公元前145—公元前87）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父司馬談，武帝時，為太史今，學識淵博。原擬撰寫一部史書，未及撰述，就因病去世。司馬遷幼時聰慧，十歲開始誦習古文。二十歲時，周遊今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安徽、山東、河南的許多名山大川和名勝古迹，了解了各地的一些風尚習俗和民間傳說，接觸過社會各個方面的人物。後為郎中，奉使到今四川、雲南等地，對當地少數民族等有所了解。繼父任太史今後，又得博覽史官所藏圖書。他的學術根基深厚，經歷豐富，這是後來他撰寫《史記》的極有利的條件。

《史記》的撰述，開始於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約用了近十年的時間撰成。上起黃帝，下迄“當代”（武帝時），以人物傳記為主，輔之以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體例嚴整，內容豐富，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為此後二千年間的正史編纂創立規範。全書分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司馬遷作為一位史官，原來寫作目的是為了宣揚“明聖盛德”，“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先人所言。”以為西漢王朝的統治服務。可是天漢二年（前99年），他為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辯護，觸怒了漢武帝，被處腐刑（宮刑），這對他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思想上起了某些變化。他說：“詬莫大於宮刑”。他當時極度悲憤，曾想到死；可是為了完成《史記》一書的寫作，還是需要活下來。他孫子臏腳、屈原放逐等古人古事來自勉，借撰述以抒發鬱結，申述己志。他對西漢統治者極不滿，對皇帝、宗室貴族、外戚和官僚在政治方面的殘暴行為，生活方面的奢侈腐朽，有所揭露。他對陳勝、吳廣等農民起義領袖，則給予同情。他說：“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因而為陳勝、吳廣作“世家”，同五霸、七雄等諸侯並列，評價很高。除此以外，還為古代、當代的著名學者、醫者、商賈以及其他各行業各階層的代表人物立傳，又對天文、曆法、禮樂、水利、經濟、少數民族，以專章論述，比較具體生動地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前期正在形成的多民族國家的面貌。

班固與《漢書》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他的父親班彪，是著名的史學家。因司馬遷的《史記》只寫到漢武帝太初年間，乃收集史料，作《史記後傳》六十五篇，以補足《史記》的西漢部分。書未成，彪死，其子固為蘭台令史，轉遷為郎，典校秘書，奉詔完成其父所著。他用了二十餘年的時間，修成《漢書》一百卷（後分為一百二十卷）。全書分為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始於劉邦起兵，終於王莽覆滅，記述了二百三十餘年間的史事人物。屬於西漢前期的內容，多采自《史記》。全書體例也仿照《史記》，惟改“書”為“志”，廢“世家”人“列傳”。《漢書》十志比《史記》八書的內容詳備。《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等是班固的新創。《漢書》是我國第一部體例完整、內容豐富的斷代史。各傳、志多載錄有關學術、政論文章，因之又兼有一代文章總集的性質。班固死時，“八表”和《天文志》還沒有寫好，後由他的妹妹班昭和史學家馬續完成。

《漢書》的主要缺點是封建正統思想嚴重。晉人傅玄在評論《漢書》時說：“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書。”《漢書》的思想性遠不如《史記》。

秦漢時期，科學技術有很大的發展。

算學

稍晚於《周髀算經》的算學著作是《九章算術》，約成書於東漢前期。全書分為九章：（1）方田（分數四則演演算法和平面形求面積法），（2）粟米（糧食交易的計算方法），（3）衰（cuī催）分（分配比例的演演算法），（4）少廣（開平方和開立方法），（5）商功（立體形求體積法），（6）均輸（管理糧食運輸均勻負擔的計演演算法），（7）盈不足（盈虧類問題解法），（8）方程（一次方程組解法和正負術），（9）勾股（勾股定理的應用和簡單的測量問題的解法）。其中負數、分數計算，聯立一次方程解法和聯立二次方程解法的雛形等，都是具有世界意義的成就。全書由二百四十六個算術命題和解法彙編而成，標誌著我國古代數學的完整體系的形成。

天文學

兩漢時期，關於天體結構，有三種說法，一是宣夜說，已失傳；二是蓋天說，《周髀算經》即持此說，認為“天象蓋笠，地法覆盤。”這種說法違失太多，史官多不採用。三是渾天說，認為天地之象如卵之裹黃，“天轉如車轂之運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這種說法對於天體結構的設想比較近於實際，多為史官採用。

東漢安帝時，太史令張衡掌天文，撰《靈憲》一書，比較正確地闡述了許多天文現象。如說：“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他在西漢的渾天儀的基礎上，設計了一種新的渾天儀，以漏水轉動，星宿出沒，與靈台觀象所見的情況相符合。

張衡還作候風儀和地動儀。候風儀製法失傳。地動儀是用精銅製造的，圓徑八尺，形似酒樽，內置機關，在八個方向各安一個龍頭，口銜銅丸一枚。哪個方向發生地震，同方向的龍頭就口吐銅丸，發出警報。

張衡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渾天儀和地動儀的製造，不僅是科學技術上的一大成就，還促進了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發展，對東漢喧囂一時的讖緯迷信思想是一個有力的打擊。崔瑗在張衡的碑文中稱讚他“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

曆法

秦統一中國后，在全國頒行《顓頊歷》。《顓頊歷》是一種四分曆。一回歸年為365日，一朔望月為29日，以十月為歲首，閏月放在九月之後，稱為後九月。武帝時，《顓頊歷》已行用百餘年，出現了“朔晦月見，弦望滿虧”的情況。武帝以司馬遷、星官射姓、歷官鄧平和民間歷算家唐都、落下閎等二十餘人修改曆法，於太初元年（前104年）編成新曆，這就是有名的《太初曆》。《太初曆》比四分曆科學，行用一百八十九年才出現重大差誤。《太初曆》根據天象實測和多少年來史官的記錄，制定了一百三十五個月的日食周期（稱為“朔望之會”，約在十一年中有二十二次日食）。自有了這個周期，歷家可以校正朔望，預知日食。太初曆還把二十四節氣第一次收入曆法，這對於農業生產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太初曆》的編製是我國曆法史上的第一次大改革。

醫學

兩漢時期，醫學很發展，宮府設有醫官，民間醫師也很多，多數方士兼通醫道。

西漢初年，著名的醫學家有淳于意，因曾任齊的太倉長，號倉公。他年少時，從同郡人陽慶學“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葯論甚精。”西漢後期的樓護也是一位造詣很深的醫學家，他讀過醫經、本草、方術書計有數十方言，在長安一帶行醫很有名。

東漢時期的醫學更加發展。最著名的醫學家有張仲景和華佗。

張仲景名機，南陽人。東漢末年，南陽一帶傷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為了給人治病，鑽研《內經》、《難經》等古代醫書，並廣泛收集有效方劑，著《傷寒雜病論》一書。至北宋時，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書，前者論述當時屬於“傷寒”的若干病症，後者論述婦科、內科等多種常見病。

張仲景還從臨床實際出發，吸取當時醫學上的新成就，把《內經》以來的病因學說，臟、腑經絡學說同四診（望、聞、問、切）、八綱（陰、陽、表、里、虛、實、寒、熱）等辯證方法，有機地聯繫起來，並且總結出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治療法則，還論述了一些處方用藥的加減變化規律。這些都是對祖國醫學發展的重大貢獻。張仲景為後世醫家尊為醫聖。

華佗字元化，沛國樵（今安徽亳州）人，約於張仲景同時。他是一位傑出的外科醫生，亦精幹針灸技術。他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發展了我國的麻醉學和外科手術學。他施行手術時，先使病人用酒沖服麻沸散，然後破開腹或背，剜去瘀積，或清洗內臟，然後縫合，敷上藥膏，四、五天傷口便癒合，一個月後，就能痊癒。華佗的麻醉學和腹腔手術，在當時的世界上是最先進的。

華佗還模仿虎、鹿、熊、猿、鳥的活動姿態，編成“五禽之戲”，傳授給人們，以鍛煉身體。五禽戲是以體育活動為主，與氣功結合的健身運動。

《神農本草經》約成書於東漢時期，共著錄藥物三百六十五種，計有植物葯二百五十二種，動物葯六十七種，礦物葯四十六種。如桂枝、麻黃、杏仁、石膏、附子、黃芩、黃連、知母、柴胡、地黃、當歸、芍藥等，在臨床上有卓越的療效。這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較完善的藥物學著作。

紙

周秦時期，以竹木簡牘和縑帛作為書寫繪畫材料。簡重帛貴，不便使用。西漢中後期，宮廷中已使用一種絲質紙，薄而小，叫做赫蹏。東漢和帝時，宦官蔡倫改進了造紙方法，將樹皮、麻頭、敝布、漁網等植物纖維搗成漿液，製造出了質量較好的紙張，於元興元年（105年）獻給和帝。從此，這樣的造紙方法得到推廣，造出的紙被稱為蔡侯紙。造紙術又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和改進，到了晉朝，有很大進步，紙張成本低廉，平滑合用，完全代替了簡帛，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

中國的造紙術約在公元三、四世紀傳入朝鮮半島，后又傳到日本。唐中期，傳到中亞，后經阿拉伯諸國傳到北非和歐洲。造紙術的發明與傳播，對於世界文化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1.結束了長期分裂割據局面，建立了中國歷史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推動了民族的融合。

2.他開創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和官僚政治體製為歷代王朝沿襲，並在我國封建社會前期起了積極作用。

3.秦朝因暴政而亡，給予漢及後世統治者以深刻教訓。

4.秦修築的萬里長城是影響深遠的古代偉大工程。

5.統一了文字、度量衡，以及道路的寬度，即所謂的書同文，車同軌。

1.開通了絲綢之路，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黃金之路，為世界各國之間的文化藝術，經濟，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2.開創了歷史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基本奠定了我國多民族的國家，形成了漢民族。

3.秦文化、楚文化和齊魯文化等區域文化因子在漢時期經長期融匯，打破了先秦時期南北文化相對較少聯繫接觸的狀態，形成了具有統一風貌的漢文化，同時亦由此形成了統一的漢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以儒學正統地位的建立和鞏固為突出標誌的適應專制主義政治的文化建設所取得的劃時代的成就，更對後來的歷史與文化發生了規範性的影響。

4.“大一統”的社會環境為許多學科的高度成熟與充分發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如司馬遷撰寫的《史記》，使中國古代史學建樹達到輝煌頂點，就是這方面很有說服力的典型例子。

一般認為，戰國時期的秦國文化落後於山東六國，有“秦，虎狼也”的說法。秦國統一中國后，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鞏固其統治，其中包括著名的“書同文”，即將戰國時期各國使用的不同的書寫體統一為後世所稱的小篆，相傳該字體為秦國丞相李斯發明。 “焚書坑儒”是秦朝為了國家政權安定統一的所執行的政策, 也是對當時中國文化的一次摧殘。“焚書”政策針對當時的書冊文物，只保留對民生以及執政所需的，大量對秦政權無益的珍貴文獻從此失傳，春秋戰國的百家言論在這段時期受到嚴重的摧殘；“坑儒”政策也是第一個被中國歷史所紀錄的國家政權對知識分子大規模的逮捕行為（儒家稱之為“迫害”）。但同時也有觀點認為“焚書坑儒”對文化的影響並不是很大，主要原因如下：1.所謂焚書，目的是為禁“以古非今者”，對私藏書籍的懲罰措施並不嚴厲。2.所焚書籍為民間藏書，博士官的藏書不包括在內，而當時民間的《詩》、《書》其實並不多。而在項羽擊敗秦軍主力進入咸陽后火燒阿房宮卻使秦國官方珍藏的大批珍貴典籍被焚毀。3.秦至秦二世而亡，真正執行的時間不超過十年，影響不會太大。“焚書坑儒”為何如此出名，關鍵在後世的“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佔據了此後近兩千年中國國家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兩漢是中國歷史上科技與文化非常輝煌的一個時期。國家也非常重視教育和學識。漢朝學術自由，成就博深，春秋戰國諸子之學，亦能彰明綜括，非有人所稱獨尊儒術。漢代的作家所開創的史學標準，直到18世紀都一直領先於世界。漢代的治國思想。漢代在立國時用法家之法，文景時期，又用道家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儒家和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不僅強調無為，還注重禮與德的作用，既承認法律的重要性，又堅持約法省簡，務在安民。漢朝為中國道教、佛教兩大宗教的形成及傳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