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

明初朱右將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編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於此。明中葉唐順之所纂的《文編》，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他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這為唐宋八大家名稱的定型和流傳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後不久，推崇唐順之的茅坤根據朱、唐的編法選了八家的文章，輯為《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八大家之稱遂固定下來。

除了八大家之說以外，另有歐陽修、蘇軾、曾鞏、王安石四人，稱為宋四家或宋朝古文四家。

“唐宋八大家”的稱謂最早出現於明初朱右選韓、柳等人文為《六先生文集》，因並三蘇為一家，所以實際是“八先生文集”。

明中葉唐順之所纂的《文編》中，唐宋文也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說，選輯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共160卷，此書在舊時流傳甚廣，“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隨之流行開來。

自明人標舉唐宋八家之後，治古文者皆以八家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鈔》164卷，有明萬曆刻本及清代書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8卷。

韓愈、柳宗元共同倡導了“古文運動”，故合稱“韓赫洋柳岸”。韓愈、柳宗元在唐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時期崛起，掀起古文運動，使得唐代的散文發展到極盛，一時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辭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勢。

蘇軾、蘇洵、蘇轍三人合稱為三蘇，蘇洵是蘇軾和蘇轍的父親，蘇軾是蘇轍的哥哥。歐陽修是蘇軾的老師，王安石、曾鞏也都曾拜歐陽修為師。所以唐宋八大家又分為唐二家（韓愈、柳宗元）和宋六家（蘇軾、蘇洵、蘇轍、歐陽修、曾鞏、王安石）。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宋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他們提倡散文，反對駢文，給予當時和後世的文壇以深遠的影響。

韓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是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謚號“文”，又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駢為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

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八代：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明人推崇他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杜牧把韓文與杜詩並列，稱為“杜詩韓筆”，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

韓愈還是一個語言巨匠，他善於使用前人詞語，又注重當代口語的提煉，得以創造出許多新的語句，其中有不少已成為成語流傳至今，如“落井下石”、“動輒得咎”、“雜亂無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確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漢族，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祖籍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世稱“柳河東”、“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

柳宗元與韓愈並稱為“韓柳”，與劉禹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生於長安，貞元九年（793年）進士，官監察御史。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餘篇，其文的成就大於詩，享年不到50歲。著有《柳河東集》等。

蘇軾（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南宋高宗朝，贈太師，追謚號“文忠”，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書畫家、散文家、詞人、詩人，豪放派代表人物。蘇軾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被公認文學藝術造詣最傑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與韓愈並稱“韓潮蘇海”，與歐陽修並稱“歐蘇”，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被稱為“中國古代第一全才”。

蘇軾與其父蘇洵（1009～1066）、其弟蘇轍（1039～1112）皆以文學名世，世稱“三蘇”。嘉佑二年（1057）與弟轍同登進士。作品有《東坡七集》《東坡樂府》《東坡志林》等。

蘇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號老泉；四川眉山人。年五十八歲。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余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乃悉焚所寫文章，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二子軾、轍同至京師。

歐陽修上其所著《衡論》、《權書》等二十二篇，士大夫爭傳之。宰相韓琦奏於朝，除秘書省校書郎。與陳州項城令姚辟同修建隆以來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而卒。洵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謚法>三卷，均《宋史本傳》並傳於世。

蘇洵即《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憤”的“蘇老泉”。蘇洵發憤雖晚，但用功甚勤。在蘇軾晚年曾回憶幼年隨父讀書的狀況，感覺自己深受其父影響。當然，假若沒有蘇洵的發奮讀書，也就不可能使蘇軾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有年未及冠即“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的蘇軾。

蘇轍（1039年-1112年），字子由，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與其兄蘇軾同登進士科。神宗朝，為制置三司條例司屬官。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為河南推官。哲宗時，召為秘書省校書郎。

元祐元年為右司諫，歷官御史中丞、尚書右丞、門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豐諸臣，出知汝州，貶筠州、再謫雷州安置，移循州。

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復太中大夫，又降居許州，致仕。自號潁濱遺老。卒，謚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與父蘇洵、兄長蘇軾齊名，合稱三蘇。

歐陽修（1007年-1072年），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和詩人。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六一即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常置酒一壺，醉翁一人），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省綿陽市）。

天聖進士。仁宗時，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英宗時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謚文忠。既是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導者。又喜獎掖後進，蘇軾兄弟及曾鞏、王安石皆出其門下。

歐陽修的詩、詞、散文均為一時之冠。詩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風與散文近似，重氣勢而能流暢自然；其詞深婉清麗，承襲南唐餘風。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著有《歐陽文忠公文集》。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晚年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北宋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東鄉縣上池村），漢族。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

慶曆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

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號“文”。“宰相肚裡能撐船”說的就是王安石。被列寧譽為是“十一世紀中國最偉大改革家。

曾鞏（1019年-1083年），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豐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稱“南豐先生”。漢族，建昌南豐（今江西省撫州市南豐縣）人，后居臨川（今江西省撫州市西）。

曾致堯之孫，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進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為“南豐七曾”（曾鞏、曾肇、曾布、曾紆、曾紘、曾協、曾敦）之一。

韓愈三歲而孤，受兄嫂撫育，早年流離困頓，有讀書經世之志，雖孤貧卻刻苦好學。二十歲赴長安考進士，三試不第。二十五歲后，他先中進士，三試博學鴻詞科不成，赴汴州董晉、徐州張建封兩節度使幕府任職。后回京任四門博士。三十六歲后，任監察御史，因上書論天旱人飢狀，請減免賦稅，貶陽山令。

憲宗時北歸，為國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歲后，先從裴度征吳元濟，后遷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歷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五十七歲終。政治上較有作為。詩力求險怪新奇，雄渾而重氣勢。

順宗時，王叔文執政，他任禮部員外郎，銳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敗，他也被貶為永州司馬，遷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於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傑出的文學家。作為唐代古文運動倡導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對六朝以來籠罩文壇的綺靡浮艷文風，提倡質樸流暢的散文。著有《柳河東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柳宗元永州八記中《小石潭記》最著名。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詩文作品，其詩多抒寫抑鬱悲憤、思鄉懷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為世人稱道者，是那些情深意遠、疏淡峻潔的山水閑適之作。柳宗元與唐代另一位文學家韓愈，共同倡導了唐代的古文運動。在遊記、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樣為後世留下了極其優秀的作品。

“永州八記”已成為中國古代山水遊記名作。這些優美的山水遊記，生動表達了人對自然美的感受，豐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領域，從而確立了山水遊記作為獨立的文學體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因其藝術上的成就，被人們千古傳誦、推崇備至。除寓言詩外，柳宗元還寫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臨江之麋》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驢技窮”，已成成語，幾乎盡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雖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記一樣，被千古傳誦。

最為膾炙人口的作品，均寫於被貶后，以永州之作更勝。典範之作為《永州八記》：《始得西山宴遊記》《鈷姆潭記》《鈷姆潭西小丘記》《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則或峭拔而又峻潔，或清邃而又奇麗，以精巧的語言再現自然美。《永州八額記》作於元和四年以後。那時，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敗被貶永州，即今湖南永州。

文章寫的都是當時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風景，文章短小、輕靈，樸實、順暢，為歷代所傳頌。其中以《小石潭記》最為著名，作者通過他的筆向人們描述出了一個清幽寧靜的小石潭風景。文章引人入勝，雋詠無窮。開頭用未見其形，先聞其聲的寫法展示小石潭。以魚寫潭，則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見；以魚寫人，則人羨魚樂之情溢於言表。作者狀形、傳神、布影、設色，筆墨經濟，手法高超。結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寫凄寒悄愴之感，情景交融。

嘉祐二年（1057）與弟蘇轍同登進士。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熙寧二年（1069），父喪守制期滿還朝，為判官告院。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反對推行新法，自請外任，出為杭州通判。遷知密州（今山東諸城），移知徐州。元豐二年（1079），罹“烏台詩案”，責授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文。哲宗立，高太后臨朝，被複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東蓬萊）；4個月後，遷為禮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又遷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

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潁州，知揚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哲宗親政，被遠貶惠州（今廣東惠陽）。紹聖四年（1097年），年已62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今海南儋縣）。徽宗即位后，蘇軾被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

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於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於常州（今屬江蘇）。葬於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享年六十五歲。蘇軾留下遺囑葬汝州郟城縣鈞台鄉上瑞里。次年，其子蘇過遵囑將父親靈柩運至郟城縣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贈蘇軾為太師，謚為“文忠”。

蘇洵父親蘇序，母親史氏，有兩位兄長蘇澹、蘇渙。蘇洵少時不好讀，19歲時娶妻程氏，27歲時立下決心發奮讀書，經過十多年的苦讀，學業大進。

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帶領蘇軾、蘇轍到汴京，謁翰林學士歐陽修。歐陽修很讚賞他的《權書》、《衡論》、《幾策》等文章，認為可與賈誼、劉向相媲美，於是向朝廷推薦。一時公卿士大夫爭相傳誦，文名因而大盛。

嘉祐二年（1057年），二子同榜應試及第，轟動京師。

嘉祐三年（1058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參加考試，他推託有病，不肯應詔。

嘉祐五年（1060年），經韓琦推薦任秘書省校書郎，後為霸州文安縣主簿，又授命與陳州項城（今屬河南）縣令姚辟同修禮書《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不久，即去世，追贈光祿寺丞。

蘇轍寶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出生，仁宗嘉祐二年（1057）與蘇軾一起中進士。不久因母喪，返里服孝。嘉祐六年（1061），又與蘇軾同中制舉科。當時因“奏乞養親”，未任官職，此後曾任大名府推官。

熙寧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豐八年（1085），舊黨當政，被召回，任秘書省校書郎、右司諫，進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等職，直至崇寧三年（1104）在潁川定居，過田園隱居生活，自號“潁濱遺老”，以讀書著述、默坐參禪為事。卒於1112年十月三日（10月25日），死後追復端明殿學士，謚“文定”。

歐陽修原籍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生於四川綿州。幼年喪父，在寡母鄭氏撫育下讀書。仁宗天聖八年（1030）進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陽）留守推官，與梅堯臣、尹洙結為至交，互相切磋詩文。景佑元年（1034），召試學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館閣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評時政，被貶饒州，歐陽修為他辯護，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康定元年（1040），歐陽修被召回京，復任館閣校勘，後知諫院。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慶曆五年，范、韓、富等相繼被貶，歐陽修也被貶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以後，又知揚州、潁州（今安徽阜陽）、應天府（今河南商丘）。

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詔入京，與宋祁同修《新唐書》。嘉佑二年（1057）二月，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提倡平實的文風，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等人。這對北宋文風的轉變很有影響。嘉佑五年（1060），歐陽修拜樞密副使。次年任參知政事。以後，又相繼任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職。神宗熙寧二年（1066），王安石實行新法。歐陽修對青苗法曾表異議，且未執行。熙寧三年（1070），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職，堅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縣）。這一年，他改號“六一居士”。熙寧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師的身份辭職，居潁州。卒謚“文忠”。

原籍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生於臨江軍（治今江西清江）。字介甫，號半山。父王益，進士出身，長期在今江西、廣東諸州縣任職，卒於江寧府（治今江蘇南京）通判任上，全家舉遷后久居不去，江寧成為第二故鄉。幼隨其父遍歷各地，見多識廣，深諳民情。慶曆二年(1042)舉進士，出任濰南東路（治今江蘇揚州）判官。慶曆七年(1047)，調任鄞縣（今浙江寧波東南）知縣，遍訪東西14鄉，部署水利興修，創導貸谷與民（為“青苗法”之發端），政績有聲，且對理財必須“資之天地”（即靠發展生產）有獨特的見解。

皇佑三年(1051)再調任舒州（今安徽懷寧）通判。時在京名人范仲淹、富弼等聞其文辭政事有聲，交表推薦，均以“家貧口眾”不願就翰林館職，其間僅一年任太常寺群牧判官，堅請離京出任東南地方官吏，“得盡其才”。嘉佑二年(1057)即改任常州知州。次年移任提點江南東路（治饒州，今江西波陽）刑獄，不久入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言事書》，力言當從培養、使用人才的各個環節著手改革吏治，兼及理財、軍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實為後來變法的早期綱領或理論雛形。仁宗贊其文才，拔為知制誥，然對改革不加採納。再上《時政疏》（又名《本朝百年無事札》；一說呈於熙寧元年，神宗時，強烈呼籲及時改革，“有為之日，莫急於今日；過今日臣恐有無所及之憂”。嘉佑八年(1063)仁宗死，不久母喪回江寧守制，離職去。英宗在位四年，居家不出。

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寧。由江寧知府改任翰林學士，應神宗之召，力主變法。熙寧二年(1069)二月，出任參知政事，入主制置三司條例司，準備變法。呂惠卿亦於同時被任為條例司檢詳文字，成為王安石變法行政副手。是年頒行均輸法、青苗法與農田水利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宰相。神宗罷制置三司條例，權歸中書。頒行保甲法與募役法（先在開封府試行）。此後三年內漸次頒行貢舉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均稅法與置將法；免役法在開封府試行次年即推行至全國。

熙寧七年(1074)，因外有文彥博、司馬光，內有三后（仁宗后、英宗后與神宗皇后）激烈反對新法，鄭俠獻《流民圖》危言聳聽，又加新法要員呂惠卿與曾布互爭失和，神宗權罷新法，憤而辭職凡六次，出知江寧府，離相位而去。次年二月，復相，終因與神宗不合，變法進展困難，一年不到，再次辭相，出判江寧府，退居江寧半山園。封爵荊國公。晚年好佛，閑賦以著述《字說》為娛，仍不忘變法。元豐八年(1085)神宗死，次年，哲宗改元“元佑”，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先後罷免役、青苗法。是年四月病逝。謚“文”，故史稱“王文公”。有《王文公文集》、《臨川先生文集》及《周官新義》、《詩義鉤沉》輯本等傳世，余佚。

曾鞏自稱“家世為儒”（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祖父作過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非常強，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與兄長曾曄一道，勤學苦讀，自幼就表現出良好的天賦。史稱鞏“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狀》中稱其“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而且記憶力超群，“讀書數萬言，脫口輒誦”。18歲時，赴京趕考，與隨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識，並結成摯友。20歲入太學，上書歐陽修並獻《時務策》。歐陽修見其文筆獨特，非常賞識。歐陽修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自此名聞天下，但因其擅長策論，輕於應舉時文，故屢試不第。慶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長），只好輟學回歸故里，盡心侍奉繼母。曾鞏少年時與王安石為密友，登歐陽修之門以後，就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主持會試，堅持以古文、策論為主，詩賦為輔命題，曾鞏才與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進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當塗縣）司法參軍，以明習律令，量刑適當而聞名。五年，由歐陽修舉薦到京師當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理校出《戰國策》、《說苑》、《新序》、《梁書》、《陳書》、《唐令》、《李太白集》、《鮑溶詩集》和《列女傳》等大量古籍，對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並撰寫了大量序文。

熙寧二年（1069），任《宋英宗實錄》檢討，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熙寧五年後，歷任齊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為政廉潔奉公，勤於政事，關心民生疾苦。他根據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結合實際情況加以實施。致力於平反冤獄、維護治安、打擊豪強、救災防疫、疏河架橋、設置驛館、修繕城池、興辦學校、削減公文、整頓吏治、廢除苛捐雜稅，深受群眾擁戴。

元豐三年（1080），改任滄州（今河北）知州，途經京城開封時，宋神宗召見。宋神宗對其“節約為理財之要”的建議大為讚賞，留任為三班院勾判。元豐四年，朝廷認為“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任為史官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元豐五年，拜中書舍人。同年九月，遭母喪，去官。次年，病逝於江寧府（今南京）。后葬於南豐源頭崇覺寺右。南宋理宗時追謚為“文定”，人稱“南豐先生”。

韓愈，貞元八年（七九二年）進士，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唐憲宗時，曾隨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鎮之亂。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諫迎佛骨，觸怒了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後於穆宗時，召為國子監祭酒，歷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詩人。他和柳宗元政見很不和，但並未影響他們共同攜手倡導古文運動。他們反對過分追求形式的駢文，提倡散文，強調文章內容的重要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曾經因為進言佛骨一事，被貶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職袁州期間，韓愈政績卓越，並且培養了當時江西省的第一個狀元。現宜春秀江中有一沙洲，名為狀元洲，傳說就是當年學子讀書之處。宜春城中最高山頭建有狀元樓，宜春市區有昌黎路，都是為了紀念韓愈的特別功績。

韓愈時代的詩壇，已開始突破了大曆詩人的狹小天地。韓愈更是別開生面，也創建了一個新的詩歌流派。他善於用強健而有力的筆觸，驅使縱橫磅礴的氣勢，夾雜著恢奇詭譎的情趣，給詩思渲染上一層濃郁瑰麗的色彩，造成奔雷掣電的壯觀。

另外韓詩在藝術上有“以文為詩”的特點，對後世亦有不小的影響。當然韓詩中也有追求怪誕詭譎的遊戲文字，是不足取的。著名作品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更有《祭十二郎文》傳世，與歐陽修的《隴岡阡表》以及清代袁枚的《祭妹文》並稱中國古代三大祭文。

藝術風格

韓愈被列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又將他與杜甫並提，有“杜詩韓筆”之美稱。他的散文創作，實現了自己的理論。其賦、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誌、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論說文在韓文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篇和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

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其中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許多人物，寫法脫化於《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後序》，熔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學習《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清河張君墓誌銘》、《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等。為友情深厚的文學家而作，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誌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誌銘中，也有一些“諛墓”之作，當時已受譏斥。

柳宗元的騷賦成就極高。宋人嚴羽說：“唐人惟子厚深得騷學。”此論相當中肯。柳宗元的辭賦繼承和發揚了屈原辭賦的傳統。他的辭賦，不僅利用了傳統的形式，而且繼承了屈原的精神。這或者是因為兩人雖隔千載，但無論是思想、遭遇，還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處。《舊唐書》本傳雲柳宗元“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戶乙）。蘊騷人之郁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為騷文數十篇，覽之者為之凄惻。”與屈原之作辭賦，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賦”和“十騷”，確為唐代賦體文學作品中的佳作，無論側重於陳情，還是側重於詠物，都感情真摯，內容充實。

《懲咎賦》、《閔生賦》、《夢歸賦》、《囚山賦》等，均用《離騷》《九章》體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傷，或寓言寄諷，幽思苦語，深得屈騷精髓。《晉問》兩巨篇，則為另一種類型，形式仿照《天問》《七發》，造語奇特深奧。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關佛教的碑、銘、記、序、詩歌等作品，對禪宗、天台宗、律宗等學說有所涉及。

政治、哲學思想文學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個積極投身於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個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學論著有《非國語》《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天說》《天對》等。在這些論著中，柳宗元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把董仲舒這樣的大人物斥為“淫巫瞽史”，指責他“誑亂後代”。他反對天符、天命、天道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神”，這在一千多年前神學迷信思想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柳宗元還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樸素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係，對唯心主義天命論進行批判。他的哲學思想，是同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水平相適應的。他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是中唐時代傑出的思想家。

藝術風格

柳宗元是思想深邃的哲學家、文學家，他重視文章的內容，主張文以明道，為“道”應於國於民有利，切實可行。他注重文學的社會能，強調文須有益於世。他提倡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結合，指出寫作必須持認真嚴肅的態度，強調作家道德修養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兩漢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經典及《莊子》、《老子》、《離騷》、《史記》等學習借鑒，博觀約取，以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詩文作品，其駢文有近百篇，不脫唐駢文習氣，但也有像《南霽雲睢陽廟碑》那樣的佳作。古文大致為5類：①論說。包括哲學、政論等文及以議論為主的雜文。筆鋒犀利，論證精確。《天說》為哲學論文代表作。《封建論》、《斷刑論》為長篇和中篇政論代表作。

蘇軾的文學觀點和歐陽修一脈相承，但更強調文學的獨創性、表現力和藝術價值。他的文學思想強調“有為而作”，崇尚自然，擺脫束縛，“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他認為作文應達到“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的藝術境界。蘇軾散文著述宏富，與韓愈柳宗元和歐陽修三家並稱。文章風格平易流暢，豪放自如。釋德洪《跋東坡（左忄右允）池錄》說：“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成文”。蘇軾的散文與韓愈並稱“韓潮蘇海”，與歐陽修並稱“歐蘇”，是宋代散文最高成就的代表。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後主持北宋文壇的領袖人物，在當時的作家中間享有巨大的聲譽，一時與之交遊或接受他的指導者甚多，北宋文學家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和張耒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養、獎掖和薦拔。故稱蘇門四學士。

蘇詩現存約四千首，其詩內容廣闊，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筆力縱橫，窮極變幻，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為宋詩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詩》說：“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趙翼《甌北詩話》說：“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為並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其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少數詩篇也能反映民間疾苦，指責統治者的奢侈驕縱。詞開豪放一派，對後代很有影響。《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丙辰中秋》傳誦甚廣。詩文有《東坡七集》等。

蘇軾的詞現存三百四十多首，衝破了專寫男女戀情和離愁別緒的狹窄題材，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蘇軾在中國詞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他將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擴大到詞的領域，掃除了晚唐五代以來的傳統詞風，開創了與婉約派並立的豪放詞派，擴大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意境，衝破了詩庄詞媚的界限，對詞的革新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名作有《念奴嬌》、《水調歌頭》等，開豪放詞派的先河，與辛棄疾並稱“蘇辛”。劉辰翁在《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盪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

蘇軾還擅長行、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家”。他曾遍學晉、唐、五代名家，得力於王僧虔、李邕、徐浩、顏真卿、楊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自云：“我書造意本無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黃庭堅說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又云：“到黃州后掣筆極有力。”晚年又挾有海外風濤之勢，加之學問、胸襟、識見處處過人，而一生又屢經坎坷，其書法風格豐腴跌宕，天真浩瀚，觀其書法即可想象其為人。人書並尊，在當時其弟兄子侄子由、邁、過，友人王定國、趙令畤均向他學習；其後歷史名人如李綱、韓世忠、陸遊，以及的吳寬，清代的張之洞，亦均向他學習，可見影響之大。黃庭堅在《山谷集》里說：“本朝善書者，自當推（蘇）為第一。”

蘇軾在繪畫方面畫墨竹，師文同（即文與可），比文更加簡勁，且具掀舞之勢。米芾說他“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亦善作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幹，虯曲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郁也。”均可見其作畫很有奇想遠寄。其論書畫均有卓見，論畫影響更為深遠。如重視神似，認為“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託，反對形似，反對程式束縛，提倡“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並明確提出“士人畫”的概念等，高度評價“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造詣。為其後“文人畫”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存世書跡有《黃州寒食詩》《赤壁賦》、《答謝民師論文》與《祭黃幾道文》《前赤壁賦》等。存世畫跡有《古木怪石圖卷》《竹石圖》；後來發現的《瀟湘竹石圖卷》也是他的作品。

藝術風格

蘇軾在詩、文、詞、書、畫等方面，在才俊輩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極的成就。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文學和藝術天才。

“三蘇”之中文學成最高的就是蘇軾。蘇軾對文藝創作傾注了畢生精力。他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反對“貴華而賤實”，強調作者要有充實的生活感受。他認為為文應“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要敢於革新獨創。蘇軾重視文藝創作技巧的探討，他用“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進一步“瞭然於口與手”來解釋“辭達”（《答謝民師書》），已經觸及了文藝創作的特殊規律。蘇軾的創作實踐體現了他的文藝觀。

蘇洵是有政治抱負的人。他說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當世之要”，是為了“施之於今”。在《衡論》和《上皇帝書》等重要議論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張。他認為，要治理好國家，必須“審勢”、“定所尚”。他主張“尚威”，加強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dài duò）之氣，激發天下人的進取心，使宋王朝振興。由於蘇洵比較了解社會實際，又善於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古為鑒，因此，他的政論文中儘管不免有迂闊偏頗之論，但不少觀點還是切中時弊的。

曾鞏說蘇洵“頗喜言兵”。蘇洵的《權書》10篇、《幾策》中的《審敵》篇、《衡論》中的《御將》和《兵制》篇，還有《上韓樞密書》、《制敵》和《上皇帝書》，都論述了軍事問題。在著名的《六國論》中，他認為六國破滅，弊在賄秦。實際上是借古諷今，指責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審敵》更進一步揭露這種賄敵政策的實質是殘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復武舉、信用才將等主張。《權書》系統地研究戰略戰術問題。在《項籍》中，他指出項籍不能乘勝直搗咸陽的戰略錯誤。他還強調避實擊虛、以強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決戰、突擊取勝等戰略戰術原則。

蘇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優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強暴，藐視敵人，寫得有氣勢。《張益州畫像記》記敘張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個寬政愛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記》借物抒懷，讚美一種巍然自立、剛直不阿的精神。

蘇洵論文，見解亦多精闢。他反對浮艷怪澀的時文，提倡學習古文；強調文章要“得乎吾心”，寫“胸中之言”；主張文章應“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他還探討了不同文體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寫法。他特別善於從比較中品評各家散文的風格和藝術特色，例如《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對孟子、韓愈和歐陽修文章的評論就很精當。

蘇洵作詩不多，擅寫五古，質樸蒼勁。宋人葉夢得評其詩“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石林詩話》）。其《歐陽永叔白兔》《憶山送人》《顏書》《答二任》《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為佳作，但總的成就遠遜於散文。

蘇洵著作，宋代以多種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類編增廣老蘇先生大全文集》殘卷。通行本有《四部叢刊》影宋鈔本、《嘉佑集》15卷。

藝術風格

蘇洵的散文論點鮮明，論據有力，語言鋒利，縱橫恣肆，具有雄辯的說服力。歐陽修稱讚他“博辯宏偉”，“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曾鞏也評論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蘇明允哀詞》），這些說法都是比較中肯的。藝術風格以雄奇為主，而又富於變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變、紆徐宛轉見長。蘇洵在《上田樞密書》中也自評其文兼得“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他的文章語言古樸簡勁、凝鍊雋永；但有時又能鋪陳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動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說》，以風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寫，即是一例。

蘇轍生平學問深受其父兄影響，以儒學為主，最傾慕孟子而又遍觀百家。他擅長政論和史論，在政論中縱談天下大事，如《新論》（上）說“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分析當時政局，頗能一針見血。《上皇帝書》說“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亦切中肯綮。史論同父兄一樣，針對時弊，古為今用。《六國論》評論齊、楚、燕、趙四國不能支援前方的韓、魏，團結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敵而後方安樂腐敗的現實。《三國論》將劉備與劉邦相比，評論劉備“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也有以古鑒今的寓意。

蘇轍在古文寫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張。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說：“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認為“養氣”既在於內心的修養，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廣闊的生活閱歷。因此讚揚司馬遷“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盪，頗有奇氣”。他的文章風格汪洋澹泊，也有秀傑深醇之氣。例如《黃州快哉亭記》，融寫景、敘事、抒情、議論於一爐，於汪洋澹泊之中貫注著不平之氣，鮮明地體現了作者散文的這種風格。

蘇轍的賦也寫得相當出色。例如《墨竹賦》讚美畫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態寫得細緻逼真，富於詩意。

蘇轍寫詩力圖追步蘇軾，今存詩作為數也不少，但較之蘇軾，不論思想和才力都要顯得遜色。早年詩大都寫生活瑣事，詠物寫景，與蘇軾唱和之作尤多。風格淳樸無華，文采少遜。晚年退居潁川后，對農民生活了解較多，寫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現實生活較為深刻的詩。抒寫個人生活感受之作，藝術成就也超過早期，如《南齋竹》：“幽居一室少塵緣，妻子相看意自閑。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見舊溪山。”意境閑澹，情趣悠遠。蘇轍於詩也自有主張。他的《詩病五事》以思想內容為衡量標準，對李白、白居易、韓愈、孟郊等都有譏評。如說李白“華而不實”，說“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藝術風格

蘇轍的散文表現出遷洋泊的風格和秀傑深醇之氣，他在古文寫作上有自己的主張。其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提出了“文氣”說，所謂“文者，氣之所形”，並論及“養氣”之法。他擅長政論和史論。在政論中縱談天下大事，如《新論》、《上皇帝書》、《六國論》、《三國論》等，皆能以古鑒今，針砭時弊，在革新政事上頗有見地。此外，賦也寫得相當出色，如《墨竹賦》，描摹竹子的情態細緻逼真，富於詩意。其文風格汪洋澹泊，也有秀傑深醇之氣，如《黃州快哉亭記》，融寫景、敘事、抒情、議論為一體，鮮明地體現了蘇轍散文的風格。他對散文的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歐陽修繼承併發揚了韓、柳古文的優良傳統，領導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即北宋古文運動)。作為這場運動的領袖人物，歐陽修不但驅除了學時文壇上浮華新怪的不良文風，開創一代詩文新風，而且以自己獨特的風格和高遠的才情開闢了新的創作領域，取得了新的成就，將詩文創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歐陽修是我國十一世紀中期的重要作家，他的散文、詩、詞在北宋文壇上都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公認為當時的文壇領袖、古文運動的領導者。尤其是散文的成就，最為突出。他一方面在繼承唐代著名散文作家韓愈、柳宗元、李翱等人的創作基礎上，創造出自己的特有風格，同時對於當時以及其後明、清兩代的一些著名散文作家的創作，也具有重大的影響。

藝術風格

歐陽修是宋代文學的一代宗師，他繼承了韓愈古文運動的精神，在散文理論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張。他所講的道，主要不在於倫理綱常，而在於關心百事，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不僅能夠從實際出發，提出平實的散文理論，而且自己又以造詣很高的創作實績起了示範作用。歐陽修一生寫了500餘篇散文，各體兼備，有政論文、史論文、記事文、抒情文和筆記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內容充實，氣勢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暢婉轉的藝術風格。敘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簡括有法；議論紆徐有致，卻富有內在的邏輯力量。章法結構既能曲折變化而又十分嚴密。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所作多為有關政令教化、適於世用之文。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傷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冊課本有收錄。

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論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駕馭語言的能力非常強，其言簡練明快，卻無害於筆力雄健。其文以折為峭而渾灝流轉，詞簡而意無不到。《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並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新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用簡單的自己游山洞的經歷說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雖然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但也不失大家風範，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藝術風格

王安石是偉大的政治家兼文學家，他的散文如其為人，崎嶇挺拔，剛勁有力雄健簡古。其政治文觀點鮮明，言詞犀利，見解卓越，如《讀孟嘗君傳》短短24字卻否定了歷朝的觀點實屬千秋傳誦之名篇。

蘇洵的散文論點鮮明，論據有力，語言鋒利，縱橫次肆，很有說服力。藝術風格雄奇為主，而又富於變化。蘇洵的文章多為政論和軍事論著。如《衡論》、《上皇帝書》等文，以古鑒今，明確提出治國興邦的政治革新主張；在《審敵》、《六國論》中，認為六國破滅，弊在賄秦。實為借古諷今，指責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同時提出改革兵制，信用將才等主張。所作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優秀之作，如《張益州畫像記》、《木假山記》等。

曾鞏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重要骨幹。作為歐陽修的積極追隨者和支持者，幾乎全部接受了歐陽修在古文創作上的主張，他在理論上也是主張先道而後文的。但比韓愈、歐陽修更著重於道。在古文理論方面主張先道後文，文道結合，主張“文以明道”。其文風則源於六經又集司馬遷、韓愈兩家之長，古雅本正，溫厚典雅，章法嚴謹，長於說理，為時人及後輩所師範。《宋史·曾鞏傳》評論其文“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王安石說：“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蘇軾認為：“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蘇轍則用“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來概括曾鞏的學術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何世之知公淺也。”其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異議；記敘性散文舒緩平和，翔實而有情致，對後世創作影響極大，明清兩代著名作家都將其作品奉為典範。曾鞏為文，自然淳樸，而不甚講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較少的一個。

曾鞏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詩。現存詩400餘首，大都寫得比較質樸，雄渾超逸，含義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劉塤認為曾鞏“平生深於經術，得其理趣；而流連光景，吟風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與興寡，先生之詩亦然”（《隱居通議》卷七），道出了他詩歌藝術的主要特徵。但他並非只善賦體，也有一些詩長於比興，形象鮮明，頗得唐人神韻。他的各體詩中以七絕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頗有風致。如《西樓》、《城南》、《詠柳》等，稱得上宋代近體詩中寫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論，他的詩不如韓、柳、歐、王與蘇軾，卻勝於蘇洵、蘇轍。但為文所掩，不受重視。詞僅存《賞南枝》一首。其詩文曾被選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行。

曾鞏的學術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聲譽。降及南宋，盛譽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獨服膺曾鞏。呂祖謙編選《古文關鍵》時，只取曾鞏，不取王安石，可見當時風尚。元末明初朱右編選《八先生文集》，開始將曾鞏與韓、柳、歐、王及三蘇並列。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作文都推尊曾鞏。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抄》，將曾鞏正式列為八大家之一，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劉大櫆、姚鼐等，將歐陽修、曾鞏的文章作為楷模，從學曾入手學歐文。這種風氣在從方苞到方東樹的幾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沒有多大改變。從宋到清，雖也有個別貶抑曾鞏的言論，但不是主流。

曾鞏強調六經為本源，借聖人之學加強文章底蘊，追求一種雍容典雅的藝術風格。無論敘事、議論都沖和平淡、委曲周詳。布局完整嚴謹，節奏舒緩不迫，語言乾淨，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且其開闔、承轉、起伏、迴環都有一定的法度，顯得規矩嚴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於學習。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學“古文”多由模仿曾文入手，這當是一個重要原因。

曾鞏十分重視興教勸學，培養人才，在撫州居所側建有“興魯書院”，並親自定學規、執教席，推動撫州學風。在南豐“子固公園”，有曾鞏幼時讀書處──讀書岩、曾文定公祠、仰風亭、思賢堂，縣博物館亦建在其內。南昌市有一條子固路，也是後人為紀念這位先賢而命名的。

南豐曾氏為耕讀世家。自鞏之祖父致堯於太平興國八年（983）舉進士起，77年間曾家出了進士19位。進士中，致堯輩7人，其子易占輩6人，其孫鞏輩6人。此外，鞏之妹婿王安國、王補之、王彥深等一批人亦皆進士。披閱《建昌府志》、《南豐縣誌》及諸曾著作如鞏之《元豐類稿》，曾鞏進士同年蘇軾、蘇轍贈詩稱：“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非虛言也。

藝術風格

曾鞏是歐陽修古文運動的支持者和參與者。主張先道而後文。其文自然淳樸，不甚講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較少的一個。他的文章絕少抒情作品，多為議論文和記敘文。他的散文以議論見長，立論精策。如《上歐陽舍人書》、《上蔡學士書》論歷代治亂得失，感慨深切。《贈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傾吐懷才不遇的憤懣不平，文風質樸，縱橫開闔，有搖曳曲盡之妙。《越州趙公救災記》，將紛繁雜亂的事項寫得條理分明，練達曉暢。其記敘文中偶有寫景之作，刻畫極工。如《道山亭記》述山川之險，精雕細刻。《墨池記》談古論今，不無卓見。《宋史·曾鞏傳》評其文“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

詩文作品《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原毀》《師說》《進學解》等

其他作品雜文有《雜說》、《獲麟解》以及著名的《祭十二郎文》

詩文作品寓言故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臨江之麋》

哲學作品哲學論著有《非國語》《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天說》《天對》《永州八記》。其中包括《小石潭記》《始得西山宴遊記》《袁家渴記》《石渠記》《小石城山記》等。

詩文作品《水調歌頭》，《浣溪沙》，《江城子》《蝶戀花》等；散文有《前赤壁賦》，《后赤壁賦》《平王論》《留侯論》《石鐘山記》等。

詩文作品《六國論》《衡論》《辨奸論》《管仲論》《權書》等。

其他作品《欒（luán）城集》84卷，《欒城應詔集》13卷。

詩文作品《寄歐陽舍人書》《上蔡學士書》《贈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

詩文作品《醉翁亭記》，《鳴蟬賦》《秋聲賦》《與高司諫書》《朋黨論》《伶官傳序》《賣油翁》

詩文作品《游褒禪山記》《傷仲永》《答司馬諫議書》。

韓柳是對好朋友，曾攜王歐訪三蘇。

韓柳加歐陽，三蘇並曾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