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樂

上古音樂

中華民族音樂的蒙昧時期早於華夏族的始祖神軒轅黃帝兩千餘年。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餘年的新石器時 代，先民們可能已經可以燒制陶塤，挖制骨哨。(河南舞陽縣賈湖遺址的骨笛溯源於距今8000年左右，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吹奏樂器。其中的一支七孔骨笛保存得非常完整，專家們進行過實驗，發現仍然能使用該骨笛演奏音樂，能發出七聲音階。但中國古代基本上只使用五聲音階。)這些原始的樂器無可置疑地告訴人們，當時的人類已經具備對樂音的審美能力。

遠古的音樂文化根據古代文獻記載具有歌、舞、樂互相結合的特點。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的樂舞就是最好的說明。當時，人們所歌詠的內容，諸如“敬天常”、“奮五穀”、“總禽獸之極”反映了先民們對農業、畜牧業以及天地自然規律的認識。這些歌、舞、樂互為一體的原始樂舞還與原始氏族的圖騰崇拜想聯繫。例如黃帝氏族曾以云為圖騰，他的樂舞就叫做《雲門》。關於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見《呂氏春秋》所記塗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這首歌的歌詞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實意。這便是音樂的萌芽，是一種孕而未化的語言。

根據史載，伏羲、神農作琴瑟。神農之去伏羲遠矣，伏羲作琴瑟，大抵出於草創，未能完善，傳至神農時，神農又加於研究，於是琴瑟之制，始漸如後世之制。後世溯其原始，獨稱伏羲不可也，獨稱神農亦不可也，則兩記之。草創與改良之人，均稱曰“作”焉。又有冷倫制音律、作歌舞，仰延制樂譜，大容作樂，黃帝制笙竽，夔作鼓，伶倫、榮將鑄鐘等記載。

古代音樂

漢族古代“詩歌”是不分的，即文學和音樂是緊密相聯繫的。現存最早的漢語詩歌總集《詩經》中的詩篇當時都是配有曲調，為人民大眾口頭傳唱的。這個傳統一直延續下去，比如漢代的官方詩歌集成，就叫《漢樂府》，唐詩、宋詞當時也都能歌唱。甚至到了今天，也有流行音樂家為古詩譜曲演唱，如蘇軾描寫中秋佳節的《水調歌頭》。

漢族古代對音樂家比較輕視，不像對待畫家，因為中國畫和書法聯繫緊密，畫家屬於文人士大夫階層，在宋朝時甚至可以“以畫考官”（其實也是因為宋徽宗個人對繪畫的極度愛好）。樂手地位較低，只是供貴族娛樂的“伶人”。唐朝時著名歌手李龜年也沒有什麼政治地位，知道他也是因為他常在唐詩中出現，受人讚揚。

漢族古代的“士大夫”階層認為，一個有修養的人應該精通“琴棋書畫”，所謂的“琴”就是流傳至今的古琴。不過古琴只限於士大夫獨自欣賞，不能對公眾演出。古琴音量較小，也是唯一地位較高的樂器。

總結：中國古代的音樂理論發展較慢，在“正史”中地位不高，沒有能留下更多的書面資料。但音樂和文學一樣，是古代知識分子階層的必修課（詳見“六藝”），在古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無疑有著重要地位；民間則更是充滿了多彩的旋律。

古代樂理

漢族古代音樂屬於五聲音階體系，五聲音階上的五個級被稱為“五聲”，即宮（do）、商（re）、角（mi）、徵（sol）、羽（la）。比較著名的中國古代音樂有《廣陵散》、《高山流水》、《梅花三弄》等。

民族樂器

《周禮·春官》中把樂器分為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八類，稱“八音”，也是最早的樂器分類法之一。

金音包括編鐘、特鍾、鐃

石音包括編磬、特磬

土音包括塤

革音包括鼓

絲音包括古琴、古瑟

木音包括柷、敔

匏音包括笙、竽

竹音包括簫、笛、管、篪

編鐘、磬這兩種樂器所發出的音響清脆明亮，被稱為“金石之聲”，是官方認可的“最高雅的聲音”。所說的絲竹就是絲音和竹音的簡稱。

古代樂器主要有塤、缶、築、排簫、箜篌、箏、古琴、瑟等，樂曲一般緩慢悠揚，主要是為了適合宮廷生活或宗教的需要。

到漢朝和唐朝以後，中國通過西域和國外的交流頻繁，西方主要是伊斯蘭世界和印度的音樂和樂器大量流入，漢唐時統治者奉行開放政策，勇於吸收外地文化，源於外國的樂器如笛子、篳篥、琵琶、胡琴等大量為中國音樂採納，並被中國人改良發展，逐漸替代了中國原來的本土樂器。除了古琴一直被文人寵愛，得以樂器流傳，正式在“民樂”公眾中演出的樂器幾乎都是外來的。音樂工作者致力於發掘、改良古代樂器，塤、箏、排簫等樂器重新發揮光彩，但較少納入民族樂隊的合奏曲目。

夏、商時代

根據文獻記載，夏商兩代為奴隸制社會早期。從古典文獻記載來看，這時的樂舞已經漸漸脫離原始氏族樂舞為氏族共有的特點，它們更多地為高等階級所佔有。從內容上看，它們漸漸離開了原始 的圖騰崇拜，轉而為對征服自然的人的頌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於是便出現了歌頌夏禹的樂舞《大夏》。夏桀無道，商湯伐之，於是便有了歌頌商湯伐桀的樂舞《大濩》。商代巫風盛行，於是出現了專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覡（男巫）。他們為奴隸主所豢養，在行祭時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樂為職業的人。奴隸主以樂舞來祭祀天帝、祖先，同時又以樂舞來放縱自身的享受。他們死後還要以樂人殉葬，這種殘酷的殉殺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隸主的殘酷統治，而在客觀上也反映出生產力較原始時代的進步，從而使音樂文化具備了迅速發展的條件。據史料記載，在夏代已經有用鱷魚皮蒙制的鼉鼓。商代已經發現有木腔蟒皮鼓和雙鳥饕餮紋銅鼓，以及製作精良的脫胎於石樺犁的石磬。青銅時代影響所及，商代還出現了編鐘、編鐃樂器，它們大多為三枚一組。各類打擊樂器的出現體現了樂器史上擊樂器發展在前的特點。始於公元前五千餘年的體鳴樂器陶塤從當時的單音孔、二音孔發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發出十二個半音的音列。根據陶塤發音推斷，中國民族音樂思維的基礎五聲音階，出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而七聲至少在商、殷時已經出現。

西周、東周時代

西周是中國奴隸制的成熟時期，東周奴隸制社會由盛到衰，君主統治因素日趨增長的歷史時期。西周時期宮廷首先建立了完備的禮樂制度。在宴享娛樂中不同地位的官員規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隊的編製。總結前歷代史詩性質的典章樂舞，可以看到所謂“六代樂舞”，即黃帝時的《雲門》，堯時的《咸池》，舜時的《韶》，禹時的《大夏》，商時的《大濩》，周時的《大武》。周代還有採風制度，收集民歌，以觀風俗、察民情。賴於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經春秋時孔子的刪定，形成了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入樂詩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詩經》中最優秀的部分是“風”。它們是流傳於以河南省為中心，包括附近數省的十五國民歌。此外還有文人創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詩性的祭祀歌曲“頌”這幾種體裁。就其流傳下來的的文字分析，《詩經》中的歌曲以可概括為十種曲式結構。作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專門的名稱“亂”。在《詩經》成書前後，著名的愛國詩人屈原根據楚地的祭祀歌曲編成《九歌》，具有濃重的楚文化特徵。至此，兩種不同不同音樂風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輝映成趣。

周代時期民間音樂生活涉及社會生活的十幾個側面，十分活躍。世傳伯牙彈琴，鍾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於此時。這反映出演奏技術、作曲技術以及人們欣賞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還總結出“得之於心，方能應之於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樂人秦青的歌唱據記載能夠“聲振林木，響遏飛雲”。更有民間歌女韓娥，歌后“餘音饒梁，三日不絕”。這些都是聲樂技術上的高度成就。

周代音樂文化高度發達的成就還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隨縣出土的戰國曾侯乙墓葬中的古樂器為重要標誌。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樂寶庫提供了當時宮廷禮樂制度的模式，這裡出土的八種一百二十 四件樂器，按照周代的“八音”樂器分類法（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幾乎各類樂器應有盡有。其中最為重要的六十四件編鐘樂器，分上、中、下三層編列，總重量達五千餘公斤，總音域可達五個八度。由於這套編鐘具有商周編鐘一鍾發兩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區十二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從而證實了先秦文獻關於旋宮記載的可靠。曾侯乙墓鍾、磬樂器上還有銘文，內容為各諸侯國之間的樂律理論，反映著周代樂律學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論已經確立。五聲階名（宮、商、角、徵、羽）也已經確立。這時，人們已經知道五聲或七聲音階中以宮音為主，宮音位置改變就叫旋宮，這樣就可以達到轉調的效果。律學上突出的成就見於《管子－地員篇》所記載的“三分損益法”。就是以宮音的弦長為基礎，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宮音下方的純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長減去三分之一（損一），得到征音上方的純五度商音；以次繼續推算就得到五聲音階各音的弦長。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內十二個半音（十二律）的弦長，就構成了“三分損益律制”。這種律制由於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這樣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發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謂“黃鐘不能還原”，給旋宮轉調造成不便。但這種充分體現單音音樂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續至今。

秦、漢時代

秦漢時開始出現"樂府"。它繼承了周代對採風制度，搜集、整理改變民間音樂，業績終了大量樂工在宴享、郊祀、朝賀等場合演奏。這些用作演唱的歌詞，被稱為樂府詩。樂府，後來又被引申為泛指各種入樂或不入樂的歌詞，甚至一些戲曲和器樂也都稱之為樂府。

漢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從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漸次發展為有絲、竹樂器伴奏 的"相和大麴"，並且具"艷--趨--亂"的曲體結構，它對隋唐時的歌舞大麴由著重要影響。漢代在西北邊疆興起了鼓吹樂。它以不同編製的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構成多種鼓吹形式，如橫吹、騎吹、黃門鼓吹等等。它們或在馬上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用于軍樂禮儀、宮廷宴飲以及民間娛樂。今日尚存的民間吹打樂，當有漢代鼓吹的遺緒。在漢代還有"百戲"出現，它是將歌舞、雜技、角抵（相撲）合在一起表演的節目。漢代律學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損益的方法將八度音程華劃為六十律。這種理論在音樂實踐上雖無意義，但體現了律學思維的精微性。從理論上達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

由相和歌發展起來的清商樂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權的重視，設置清商署。兩晉之交的戰亂，使清商樂流入南方，與南方的吳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時，這種南北融合的清商樂又回到北方，從而成為流傳全國的重要樂種。漢代以來，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諸國的歌曲以開始傳入內地。北涼時呂光將在隋唐燕樂中佔有重要位置的龜茲（今新疆庫車）樂帶到內地。由此可見當時各族人民在音樂上的交流已經十分普及了。

這時，傳統音樂文化的代表性樂器古琴趨於成熟，這主要表現為：在漢代已經出現了題解琴曲標題的古琴專著《琴操》。魏晉時竹林七賢之一，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賦》一書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記載。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產生（13徽）。當時，出現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繼出現，如嵇康、阮籍等，《廣陵散》（《聶政刺秦王》）、《猗蘭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問世。

這一時期律學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晉代荀瑁找到管樂器的"管口校正數"。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損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辦法，創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決了三分損益律黃鐘不能還原的難題。

隋、唐時代

隋唐兩代，政權統一，特別是唐代，政治穩定，經濟興旺，統治者奉行開放政策，不斷吸收他方文化，加上魏晉以來已經孕育著的各族音樂文化融合打基礎，終於萌發了以歌舞音樂為主要標誌的音樂藝術的全面發展的高峰。

唐代宮廷宴享的音樂，稱作"燕樂"。隋、唐時期的七部樂、九部樂就屬於燕樂。它們分別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國的民間音樂，主要有清商樂（漢族）、西涼（今甘肅）樂、高昌（今吐魯番）樂、龜茲（今庫車）樂、康國（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樂、安國（今烏茲別克布哈拉）樂、天竺（今印度）樂、高麗（今朝鮮）樂等。其中龜茲樂、西涼樂更為重要。

燕樂還分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據白居易的《立部伎》詩，坐部伎的演奏員水平高於立部伎。風靡 一時的唐代歌舞大麴是燕樂中獨樹一幟的奇葩。它繼承了相和大麴的傳統，融會了九部樂中各族音樂的精華，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結構形式。見於《教坊錄》著錄的唐大麴曲名共有46個，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為著名的皇帝音樂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風格，為世所稱道。著名詩人白居易寫有描繪該大麴演出過程的生動詩篇《霓裳羽衣舞歌》。

在唐代的樂隊中，琵琶是主要樂器之一。它已經與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無幾。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還保留著唐琵琶的某些特點。

受到龜茲音樂理論的影響，唐代出現了八十四調，燕樂二十八調的樂學理論。唐代曹柔還創立了減字譜的古琴記譜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唐代末年還盛行一種有故事情節，有角色和化妝表演，載歌載舞，同時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戲。大面、踏搖娘、撥頭、參軍戲等這已經是一種小型的雛形戲曲。

文學史上堪稱一絕的唐詩在當時是可以入樂歌唱的。當時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詩為快；詩人也以自己的詩作入樂后流傳之廣來衡量自己的寫作水平。

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還表現為有一系列音樂教育的機構，如教坊、梨園、大樂署、鼓吹署以及專門教習幼童的梨園別教園。這些機構以嚴密的考績，造就著一批批才華出眾的音樂家。

宋、金、元時代

宋、金、元時代音樂文化的發展以市民音樂的勃興為重要標誌，較隋唐音樂得到更為深入的發展。隨著 都市商品經濟的繁榮，適應市民階層文化生活的遊藝場"瓦舍"、"勾欄"應運而生。在"瓦舍"、"勾欄"中人們可以聽到叫聲、嘌唱、小唱、唱賺等藝術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說唱類音樂種類崖詞、陶真、鼓子詞、諸宮調，以及雜劇、院本的表演；可謂爭奇鬥豔、百花齊放。這當中唱賺中的纏令、纏達兩種曲式結構對後世戲曲以及器樂的曲式結構有著一定的影響。而鼓子詞則影響到後世的說唱音樂鼓詞。諸宮調是這一時期成熟起來的大型說唱曲種。其中歌唱佔了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詞發展的遺緒，宋代詞調音樂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種長短句的歌唱文學體裁可以分為引、慢、近、拍、令等等詞牌形式。在填詞的手法上已經有了"攤破"、"減字"、"偷聲"等。南宋姜夔是既會作詞，有能依詞度曲的著名詞家、音樂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減字譜的琴歌《古怨》傳世。這些作品多表達了作者關懷祖國人民的心情，描繪出清幽悲涼的意境，如《揚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樂以郭楚望的代表作《瀟湘水雲》開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現了作者愛戀祖國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樂器的發展長河中，宋代出現了"馬尾胡琴"的記載。

到了元代，民族樂器三弦的出現值得注意。在樂學理論上宋代出現了燕樂音階的記載。同時，早期的工尺譜譜式也在張炎《詞源》和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出現。近代通行的一種工尺譜直接導源於此時。宋代還 是中國戲曲趨於成熟的時代。它的標誌是南宋時南戲的出現。南戲又稱溫州雜劇、永嘉雜劇，其音樂豐富而自然。最初時一些民間小調，演唱時可以不受宮調的限制。後來發展為曲牌體戲曲音樂時，還出現了組織不同曲牌的若干樂句構成一種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戲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獨唱、對唱、合唱等多種。傳世的三種南戲劇本《張協狀元》等見於《永樂大麴》。戲曲藝術在元代出現了以元雜劇為代表的高峰。元雜劇的興盛最初在北方，漸次向南方發展，與南方戲曲發生交融。代表性的元雜劇作家有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白樸，另外還有王實甫、喬吉甫，世稱六大家。典型作品如關漢卿的《竇娥冤》，《單刀會》，王實甫的《西廂記》。元雜劇有嚴格的結構，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過場）構成。一折內限用同一宮調，一韻到底，常由一個角色（末或旦）主唱，這些規則，有時也有突破，如王實甫的《西廂記》達五本二十折。元雜劇對南方戲曲的影響，造成南戲（元明之際叫做傳奇）的進一步成熟。出現了一系列典型劇作，如《拜月庭》、《琵琶記》等等。這些劇本經歷代流傳，至今仍在上演。當時南北曲的風格 已經初步確立，以七聲音階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聲音階為主的南曲柔婉。隨著元代戲曲藝術的發展，出現了最早的總結戲曲演唱理論的專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論》，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則是北曲最早的韻書，他把北方語言分為十九個韻部，並且把字調分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種。這對後世音韻學的研究以及戲曲說唱音樂的發展均有很大的影響。

明、清時代

由於明清社會已經具有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萌芽，市民階層日益壯大，音樂文化的發展更具有世俗化的 特點明代的民間小曲內容豐富，雖然良莠不齊，但其影響之廣，已經達到"不問男女"，"人人習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編輯，刊刻小曲成風，而且從民歌小曲到唱本，戲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問世。如馮夢龍編輯的《山歌》，朱權編輯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譜》等。朱載堉他的《樂律全書》對古代文化的最大貢獻是他創建了十二平均律。這是音樂學和音樂物理學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學史上的一大發明。

明清時期說唱音樂異彩紛呈。其中南方的彈詞，北方的鼓詞，以及牌子曲，琴書，道情類的說唱曲種更為重要。南方秀麗的彈詞以蘇州彈詞影響最大。在清代，蘇州出現了以陳遇干為代表的蒼涼雄勁的陳調；以馬如飛為代表的爽直酣暢的馬調；以俞秀山為代表的秀麗柔婉的俞調這三個重要流派。以後又繁衍出許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詞以山東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韻大鼓較為重要。而牌子曲類的說唱有單弦，河南大調曲子等；琴書類說唱有山東琴書，四川揚琴等；道情類說唱有浙江道情，陝西道情，湖北漁鼓等，少數民族也出現了一些說唱曲如蒙古說書、白族的大本曲。明清時期歌舞音樂在各族人民中有較大的發展，如漢族的各種秧歌，維吾爾族的古典音樂木卡姆，藏族的古典音樂囊瑪，壯族的銅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蘆笙舞等等。以聲腔的流布為特點，明清戲曲音樂出現了新的發展高峰。明初四大聲腔有海鹽、餘姚、弋陽、崑山諸腔，其中的崑山腔經由江蘇太倉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調細膩流暢，發音講究字頭、字腹、字尾而贏得人們的喜愛。崑山腔又經過南北曲的匯流，形成了一時為戲曲之冠的崑劇。最早的崑劇劇目是明梁辰魚的《浣紗記》，其餘重要的劇目如明湯顯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長生殿》等。弋陽腔以其靈活多變的特點對各地的方言小戲發生重要影響，使得各地小戲日益增多，如各種高腔戲。明末清初，北方以陝西西秦腔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發展，它影響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陝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這種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經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黃兩種基本曲調構成的皮黃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產生了影響遍及全國的京劇。

明清時期，器樂的發展表現為民間出現了多種器樂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樂，河北吹歌，江南絲竹，十番鑼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豐富的琴歌《陽關三疊》、《胡笳十八拍》等廣為流傳。琵琶樂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鵝》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問世，至清代還出現了華秋萍編輯的最早的《琵琶譜》。明代末葉，著名的樂律學家朱載育計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鄰兩個律（半音）間的長度比值，精確到二十五位數字，這一律學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創。

16世紀晚明時期，西洋音樂通過傳教士傳到中國。在利瑪竇進京呈現給萬曆皇帝的禮品單中，有西琴一張，據考這是一張古鋼琴。清初，傳教士徐日升教授康熙皇帝西方樂理，並著有《律呂纂要》一書。五線譜也在這個時候傳入中國。乾隆皇帝的時候，在宮中還組建了一支西洋樂隊，樂器有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木管樂器、豎笛、木琴、風琴、古琴，演奏時戴西洋假髮。

19世紀末，中國被迫開放南方沿海，開始接觸西方音樂和樂器，廣東音樂首當其衝，首先吸收西方和聲方法，創造了新樂器揚琴和木琴，發展了樂隊合奏的音樂，至今廣東音樂仍然有其獨特的魅力，是中西結合比較成功的典範。

民間音樂家為中國樂器的演奏發展創造了新的階段，二胡作曲家劉天華定製二胡把位，改進演奏手法，並創作了十首二胡獨奏曲，如《良宵》、《光明行》、《病中吟》等，演奏家華彥鈞（瞎子阿炳）創作了二胡曲《二泉映月》，《聽松》，琵琶曲《大浪淘沙》。儘管當時時世動亂，但中國民族音樂不論在獨奏和樂隊合奏方面都有很大的發展。

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期間，很多到海外留學的中國音樂家回國之後，開始演奏歐洲古典音樂，也開始用五線譜紀錄新作品。大城市裡組成了新興交響樂團，混合歐洲古典音樂和爵士樂，在音樂廳和收音機里非常流行。在1930年代的上海達到其鼎盛時期。

雖然使用西方的樂器和音樂手段，但通俗音樂仍然是以中國的方式，即旋律為主，五聲音階為主，才能受到最多人的喜愛。周璇是當時最受歡迎的表演家之一，是當時通俗音樂的代表，其為電影《馬路天使》演唱的主題歌《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一時極為流行，符合當時的民眾的抗日情緒，被稱為“金嗓子”。

在北伐戰爭時期，中國的音樂家配合革命，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國民革命軍中廣為傳唱，有的是用國外通俗歌曲旋律直接配以革命歌詞。

在抗日戰爭時期，音樂家更是同仇敵愾，寫作了大量的抗日歌曲。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氣勢磅礴，反映了當時全民抗日的精神。聶耳為電影《風雲兒女》配曲作的《義勇軍進行曲》更是雄壯，成為抗日軍民的軍歌被到處傳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了居安思危，不忘中華民族如何抵抗外國侵略，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

1942年延安會議之後，共產黨控制的地區開始把當地民歌改寫成革命歌曲，如陝西民歌《東方紅》。改寫的目的是在大多是文盲的農民人口中傳播共產主義思想。

文革期間，西方音樂又不合法了。重新流行革命歌曲和所謂的“語錄歌”，加上獨裁的“樣板戲”，和國外的交往幾乎停止，甚至在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宴會上，樂隊演奏美國歌曲《草堆上的火雞》，當時的文化部長都要向總理抗議，大陸中國音樂進入一個低谷時期。可音樂的發展也不是完全停滯不前。

文革期間的“樣板戲”雖然過於霸道，但將西方管弦樂隊引入為京劇伴奏，產生了特殊的效果，在渾厚的管弦樂背景下的京胡和皮鼓聲，更突出了京劇音樂特點，也是一種中西結合的發展。尤其是“打虎上山”過門中的圓號獨奏，和後面京胡唱腔渾然天成，很值得欣賞。

大陸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流行歌曲除革命歌曲之後，又加入翻譯成中文的蘇聯流行歌曲。各地開始建立交響曲團，演奏西方古典音樂，和中國作曲家的新作。東歐的樂團曾多次到中國表演，中國樂團也參加了許多國際表演會。中國音樂家也嘗試用西方的樂器方法寫作具有中國風味的音樂，比較成功的有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採納了越劇的部分旋律。

和第三世界的國家交往也不斷增加，為此成立了東方歌舞團，專門學習、演唱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各民族的民歌樂曲，在中國廣受歡迎，從此發展中國家的音樂開始對中國音樂產生影響。中國民族樂隊的配器、合奏方式也基本定型，產生了不少成功的民族器樂交響曲。

中國的民族音樂開始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每年春節，都會到維也納金色大廳舉行中國新年音樂會，並座無虛席。

大陸文革音樂

文化大革命是大陸歷史的一個特殊階段。在這個時期，也出現了一批文革特色的歌曲和戲曲，影響了那個時期整個一代青年。其中，一部分成為了膾炙人口的軍歌，在當今解放軍中廣泛流傳，較為著名的有胡寶善演唱的《我愛這藍色的海洋》。

港台

五六十年代，港台延續了老上海燈紅酒綠風格。隨著日本經濟的起飛，日本現代流行音樂開始對港台產生影響。歐陽菲菲、翁倩玉、鄧麗君等港台歌手演唱了大量的日本歌曲。八十年代，新一代音樂家在港台崛起，眼界更為開闊，把歐美流行形式與中國音樂相結合，開創了港台流行音樂新局面，並對大陸產生重大影響。

在台灣的校園歌曲和鄧麗君開創的演唱方式，使中國通俗音樂發展到一個高峰，具有中國音樂獨特的風格和魅力，鄧麗君在美國開演唱會時，吸引得許多舞台劇務美國人在後台全程欣賞，雖然他們聽不懂中文唱詞。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流行音樂首先從香港及台灣地區進入中國，尤其是台灣的校園歌曲和鄧麗君演唱的歌曲，在大陸中國大受歡迎。曾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演出的張明敏的《我的中國心》在中國一炮走紅，這也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公開的港台歌曲演出。此後，中國的流行歌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各種風格、各種流派的音樂結合，產生了不少膾炙人口的歌曲。中國的流行音樂發展迅速，成為世界流行音樂中一支不可低估的生力軍。

台灣和香港的流行音樂發展非常迅速，基本和國際流行趨勢同步，尤其是香港，因為政府不干擾音樂的創作，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歌手和歌曲，不僅風靡大陸中國，而且受到日本、韓國等地歌迷的崇拜。

大陸、台灣、香港以及全球其它地區的華人流行音樂不斷交流，開始出現互相融合、匯聚的趨勢。因此，開始出現“全球華語流行音樂”的總體稱謂。一個突出的表現：中國大陸作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港台、海外各大流行音樂榜單的發布和編製越來越多地開始關注大陸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在流行音樂當中，有著一種民謠性質的音樂，它們的典型代表是校園民謠、都市民謠、軍營民謠，這些民謠音樂在流行音樂當中亦佔有一席之地，曾經都有過其輝煌的歲月，民謠淳樸的曲調，通俗的歌詞同樣感動了很多人。

（國樂）

中國民族音樂，簡稱民族音樂、民樂，又稱國樂，即中國傳統音樂徠，也是中國主體民族 漢族音樂。

中國的少數民族音樂有著豐富多樣的樣式和內容，如藏族音樂、蒙古族音樂等。

藏族音樂

藏族是個能歌善舞的民族，他們的歌曲旋律優美遼闊、婉轉動聽。藏族音樂大體上可以分為佛教音樂和民間音樂。佛教音樂中最著名的是喇嘛唱的無詞的歌頌曲調。

藏族民歌高亢嘹亮，聽起來就有高原藍天遼闊的氣象，曲調悠揚，但也是以五聲為主。歌舞形式有“果諧”、“果卓”（鍋莊）等。藏族音樂的一些元素被漢族和西方音樂所吸收。有一些漢族歌曲作者模仿藏族音樂的特點創作了一些諸如《逛新城》、《青藏高原》一類的歌曲。西藏的藏族歌曲也融入了其它音樂的元素。著名的藏族歌手除了才旦卓瑪和主要演唱漢語歌曲的韓紅外，還有容中爾甲、亞東、瓊雪卓瑪等大量在藏區知名度很高的歌手。

正規戲劇方面，已經挖掘整理演出了藏族傳統歌劇《格薩爾王》。

蒙古族音樂

蒙古族民歌分“長調民歌”和“短調民歌”。 “長調”有許多無意義的諧音字拉長唱腔，有草原空闊的風格。蒙古常用的樂器是馬頭琴、火不思、四胡、三弦、蒙古箏、蒙古琵琶、胡笳、興隆笙以及笛子等。蒙古器樂的特點是柔和、安靜。上述最有特色的樂器是馬頭琴，它是一種拉弦樂器，由於琴柱上一般都雕刻一個馬頭裝飾，所以由此命名。它的音色低沉柔美，音量不大，表現力豐富。除了為民歌與說唱伴奏外，還常用於獨奏與合奏；不僅演奏旋律，而且適宜於表現馬匹的奔跑與嘶叫。蒙古的器樂曲多半是民歌旋律的器樂化。

傣族音樂

傣族音樂和南亞地區緬甸、泰國的音樂風格類似，曲調婉轉柔美，典型的樂器是葫蘆絲和象腳鼓，葫蘆絲獨特的音色一演奏就是傣族的音樂風格。

傣族音樂分為聲樂和器樂兩種基本形式。它主要包括民歌、歌舞音樂、說唱音樂、戲曲音樂。民歌從內容和體裁上分為山歌、敘事歌、悲歌、宗教歌曲等。

納西古樂

納西古樂是在雲南麗江納西族老人中間演奏的音樂，據說是從明朝時中原地區傳入的，由於當地原來交通不便，和外界交往不多，始終原汁原味地流傳下來，現在只有一批老人樂隊可以演奏，正在培養接班人，是中國14世紀音樂的活化石，受到音樂界的廣泛關注。

侗族音樂

侗族“大歌”是中國唯一採用和聲的民歌系統，基本為女聲無伴奏合唱，由各聲部嗓音的和聲配合非常和諧，曾在國際引起轟動，並多次獲獎。

維吾爾族音樂基本是阿拉伯音樂風格，非常注重節奏，用手鼓可以打出多達幾十種不同的節奏，樂器主要是都塔爾和熱瓦甫，最大的是彈布爾。維吾爾族的古典音樂《十二木卡姆》包羅萬象，是許多民間音樂的源頭。

塔吉克族音樂

塔吉克族音樂屬於阿拉伯音樂風格，和漢族音樂有較大的區別，善於運用半音，旋律婉轉多變，如同山鷹高鳴，最典型的是作曲家雷振邦為電影《冰山上的來客》配的歌曲，完全運用了塔吉克民歌的旋律。

朝鮮族音樂

朝鮮族音樂和朝鮮、韓國的音樂基本相同，主要樂器有長鼓和伽倻琴伽倻琴類似中國古代的箏，比現代的箏小，彈法也不一樣，是放到盤坐的膝蓋上彈。音樂旋律有其獨特的風格。

中國的戲曲曲藝是在中國很受歡迎也較為普及的藝術之一，廣大地區都有自己的地方戲曲。最具代性的是發展於北京的京劇。中國戲曲音樂通常以高調的唱腔為主，並以笛、皮鼓、梆子、鑼和京胡等弦樂器伴奏。其他的戲曲音樂代表有：河北梆子、豫劇、評劇、越劇、粵劇、崑曲、秦腔、黃梅戲、潮劇、高甲戲和儺戲等。全中國共有600多個地方戲劇品種。崑曲被聯合國列為世界口頭文化遺產保護目錄。

提到香港的搖滾樂，就不能不提BEYOND。因為中國搖滾樂最初的萌芽就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的香港和台灣。受西方影響，香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現了一些地下搖滾樂隊，除了BEYOND樂隊，其它真正具備公眾影響力的卻很少。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西方現代音樂通過各種途徑傳入中國。音樂青年或多或少的接觸到搖滾音樂，並開始組建樂隊，進行模仿與創作。

中國的搖滾音樂第一次登上舞台應該說是在1986年5月9日。當時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紀念“'86國際和平年”的中國百名歌星演唱會，名不見經傳的崔健身著長褂，背著吉他，褲腳一高一低地蹦上了舞台，在台下觀眾目瞪口呆之際吼出了“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即那首中國搖滾作品的開山之作《一無所有》。隨後，崔健便被稱作中國搖滾第一人。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國搖滾樂壇陸續出現了如beyond、唐朝、黑豹、輪迴、超載、指南針、北京1989等樂隊。到了1994年，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行的“中國搖滾樂勢力”演唱會，成為中國搖滾史上最富激情的一幕，當時被稱為魔岩三傑的竇唯、張楚和何勇，以及唐朝樂隊將中國搖滾樂推向了一個頂峰。隨後的中國搖滾樂呈現了非常大的分化趨勢，各種樂風依次登場。如走向流行的鄭鈞、許巍和零點等；走低保真的朋克樂隊盤古；花樣倍出的蒼蠅、左小祖咒和王磊；電子樂與說唱樂逐漸流行以及各種樂風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融合。老牌的樂隊解散、主要成員單飛，如竇唯離開黑豹樂隊后，組建過做夢樂隊，又和許多樂隊即興演出合作唱片；以及新樂隊出現，如新褲子、走英式路線的麥田守望者和清醒等；這之中一些流派是值得關注的，以北京的子曰（現已更名“爻釋·子曰”）和東北的二手玫瑰為代表的民俗搖滾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眾多唱片公司，如摩登天空、京文唱片以及娛樂公司在推出新樂手和樂隊、舉辦演唱會中也做出了很多嘗試和貢獻。

中國的宗教音樂可分為道教音樂、漢傳佛教音樂、藏傳佛教音樂以及其它宗教音樂。

1900年前後，北京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西洋銅管樂團。成立於1913年的教會學校金陵女子大學設有音樂系，對傳播西洋音樂發揮了很大作用。1927年，上海成立了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1930年代，上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西洋交響樂團。

自從引進西方音樂后，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的中國人對西方音樂的掌握和消化有很大進展，從20世紀起有許多中國人在國際鋼琴、小提琴、美聲歌唱、歌劇演唱比賽中得獎，中國音樂家創作了大量美聲歌曲和用西方樂器演奏的樂曲。

中國音樂從很早已經掌握七聲音階，但一直偏好比較和諧的五聲音階，重點在五聲中發展音樂，同時將中心放在追求旋律、節奏變化，輕視和聲的作用。中國音樂的發展方向和西方音樂不同，西方音樂從古希臘的五聲音階，逐漸發展到七聲音階，直到十二平均律；從單聲部發展到運用和聲。所以西方音樂如果說像一堵厚重的牆壁，上面輪廓如同旋律，磚石如同牆體，即使輪廓平直只要有和聲也是牆，正像亨德爾的某些作品。中國音樂則不同，好像用線條畫出的中國畫，如果沒有輪廓（旋律）則不成其為音樂，但和聲是可有可無的。所以從未接觸中國音樂的西方人聽中國音樂“如同飄在空中的線”，而從未接觸西方音樂的中國人則覺得西方音樂如同“混雜的雜訊”。

北京的中國音樂學院培養民族音樂家

中央音樂學院專門培養運用西方音樂的音樂家。

上海的上海音樂學院

成都的四川音樂學院

天津的天津音樂學院

廣州的星海音樂學院

武漢的武漢音樂學院

瀋陽的瀋陽音樂學院

西安的西安音樂學院

上海市陸行中學南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