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文化

去年召開的深圳市實施文化立市戰略工作會議提出了把深圳建設成為高品位的文化城市的重要任務。所謂高品位的文化城市，指的是城市的視覺系統、理念系統以及行為系統具有較高的文明程度和文化含量。建設高品位的文化城市，在操作層面需要加大資金投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制定文化發展的中長期規劃，營造良好的政策法制環境，找准文化發展的戰略支撐點等等，但要真正實現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必須著重解決好以下幾個方面的認識問題。

一是經濟意識與人文意識。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高揚泛政治主義，希圖用政治的手段解決社會發展問題，不承認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在經濟生活中，不承認人們追求經濟利益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從而使整個社會的發展失去了現實的動力機制。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對經濟意識的確認，對經濟人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的認可，是一種利益機制的轉型。很顯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率先實現現代化，是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達到社會的協調發展和全面進步的過程，要真正踐行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我們就必須強調經濟意識，即強調經濟發展的前提性作用，強調人們追求經濟利益的合理性。但在像上海、深圳、廣州這樣的經濟現代化已經達到或接近人均GDP6000美元水平的城市，其經濟意識更應該受到人文意識即人文精神的范導。尤其作為市場經濟發育較早的經濟型城市，體現“經濟人”人格的功利主義成為有些市民的價值支撐，要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就必須弘揚人文主義精神，以人為本，重視經濟發展的人本意義，提倡人文情懷和倫理關懷，善於把經濟發展的成就轉化為人民群眾的福祉和經濟、政治、文化權益的實現；重視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和諧關係的建立，引導人們樹立高尚的生活價值與意義，形成積極進取、誠實守信、寬容友愛、情感高雅的社會人文環境。這不僅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也是為經濟發展提供持久的“人文衝動力”的需要。對於文化的發展，眼界要寬，目光要遠，要有一種境界，切實從戰略高度來對待，不可以當下的有用作為文化發展的惟一尺度。人文精神與科學理性精神是相互兼容的，人文精神要以科學理性精神為基礎，科學理性精神應該體現人文精神。深圳作為經濟特區，承載著突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任，敢闖敢幹、積極進取成為深圳人的創業觀念，但敢闖敢幹一旦缺乏科學精神的范導，就極易成為盲目的非理性行為，因此，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必須弘揚科學理性精神，突出經濟和社會活動中的規範意識，增強法律和制度的剛性和約束力，提高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程度。弘揚人文精神和科學理性精神，既是提高市民素質的根本要求，也是提高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的基本要求。

二是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

當今世界，大眾文化已成為一種不可遏制的洪流影響著人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它以其內容上的包容性、形式上的淺顯生動性和貼近日常生活的親和力吸引著眾多市民的廣泛參與。這是市場經濟、市民社會的發展和大眾傳媒的發達所必然引起的現象。在這種背景下，先進文化建設，必須考慮到面向大眾，源於大眾生活、符合大眾心理、採取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這不僅因為文化只有走入大眾的生活，才能實現它的教化功能、娛樂功能和經濟功能，而且“因為說到底，大眾文化才是民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礎、是最本真的‘文化文本’，是民族文化偉力的根源。沒有了普通大眾的世俗生活，人類文化就將失去生命力的源泉。”深圳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市場經濟的發達，使其成為大眾文化發展的沃土，因此深圳的企業文化、社區文化、校園文化、廣場文化都比較發達。相對而言，精英文化的發展卻捉襟見肘。這裡所說的精英文化是從文化品質的角度來看的，指的是人文科技知識分子創造的與大眾文化相對應的高雅文化。與以工業製作為基礎，以標準化、數量化、同質性、齊一性的非個性的存在形式為特點的大眾文化相比，精英文化追求人類生存的基本價值和終極關懷，追求文化創造的“深、新、精”，展示的是文化活動和成果的獨特性和前沿性，更具有原創性、想像力和超越性，因此具有更高的真、善、美的含量。對於一個追求現代化國際化的城市來說，一方面需要形成發達的大眾文化，因為大眾文化不發達，意味著這座城市人們的精神生活的呆板、單調和沉悶；另一方面，更需要精英文化的發達，因為精英文化才能真正代表一座城市的文化發展水平，才真正意味著這座城市的品位和創造力。對深圳來說，強化精英文化意識最關鍵的就是要追求文化界和廣大人民群眾公認並能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傳世文化力作。

三是實用追求與審美考量。

實用是人類最基本的追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越低，在人類多層次追求中，實用所佔的分量和比重就越大。但隨著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任何實用的追求和生理的需要都會獲得文化的內涵，即實現文化人類學家所指稱的“生物需要的文化轉變”。吃，不再僅僅是滿足人們口腹之慾；住，也不再僅僅是滿足人們遮風避雨之需，而是同時使人們獲得美的享受，即出現所謂的飲食文化和建築文化。因此，一個理想的社會，不僅要滿足人們低層次的生理需要，還應滿足人們高層次的具有文化意義的需要，實現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一個高品位的城市，城市的規劃和建設不僅要考慮到人們的方便和實用，而且要考慮到意義的表達和審美的安排。不難發現，在一個經濟起點較低而又缺乏歷史文化積澱的城市，其文化品位不高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急速的城市建設和發展中，人們過分地突出了城市建築的功能性和產品的實用性，缺乏對人們情感和精神需要的關注及其審美的考量。有專家認為，深圳的“城市標誌和文化標誌性建築不突出，城市建築的風格一般化”指的正是我們的城市景觀尚未形成鮮明的風格和欠缺美學與藝術的含量。因此要提升深圳的城市文化品位，必須在重視城市功能建設的同時注重審美標準的考量，不僅要以一種實用的、科學的態度來建設城市，而且要以一種藝術的、審美的態度來設計城市。

四是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

城市歷史文化的深厚積澱與城市文化品位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城市自身的文化遺存，流芳千古的人物和精神價值，以及城市自身創造的一系列文化象徵與文化符號等，都具有鮮明的資本屬性和資本意義。歷史文化資源是一種難以複製的稀缺資源，有著優秀歷史文化傳統的城市，往往會表現出文化的精緻與厚重；而沒有歷史文化積澱的新興城市，在發展的初期常常會被人們看成是經濟機器和文化沙漠。當然，事情並不是絕對的，對於一座歷史文化名城來說，如果它對歷史文化只是一味地保護而缺乏創新，即不能賦予傳統文化以時代內涵，那傳統就會成為負擔，所謂的文化品位也會因為缺乏與現實的關聯度而使其真善美的含量大打折扣。對於現代任何一座城市，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不僅需要文化的傳承，更需要文化的創新，二者的統一才是文化發展的現實動力。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儘管外來人口占絕大多數，但它畢竟是在嶺南大地上崛起的，因此，從文化傳承的角度，必須首先注重對作為嶺南文化構成的深圳歷史文化予以保護與發掘，無論是客家民居，還是大鵬所城，抑或鐵仔山古墓群等，都要倍加珍視，認真解讀並揭示這些文化遺產的獨特意蘊和深刻內涵。此外，還必須看到，深圳的文化勢能主要不取決於地域所遺存的歷史文化，而在於移民所帶來的文化優勢，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發揚和整合不同移民群體身上健康的地域文化個性和先進的文化理念，從而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提升城市的文化實力，增強市民的城市認同感。城市不僅是物質財富的集中地，更是精神文化的創新地。一座城市的文化實力主要取決於它的創新力，移民城市的優勢正在於不同文化樣式的碰撞而為文化創新提供了條件。文化創新有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理念層面，二是體制和機制層面，三是技術層面。目前，各地進行的文化創新大都從后兩個層面作出設計，其實更重要的是第一個層面，因為理念的創新是更根本的創新，它決定著體制、機制和技術層面的創新，“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樣的理念當年對社會的推動力要比一項單一的技術設計大得多。理念的創新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就是要實現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化；從文化的角度就是將酒神精神與日神精神結合而產生文化原創意識。政府對發展文化的首要職責就是為文化原創意識的培育與弘揚提供公共空間，這對於作為改革開放試驗場的深圳來說更是如此。

五是文化的軟實力與文化的硬實力。

城市文化品位是要通過文化實力來體現的。與經濟相比文化是軟實力，其實文化自身根據表現形態的不同，又有軟實力與硬實力之分。文化的軟實力指的是與直接的經濟價值相距較遠主要體現為精神價值的文化力，主要包括歷史文化資源、教育科技和藝術水平以及市民文化素質等；文化的硬實力則是指與直接的經濟價值相距較近或能直接轉化為經濟價值的文化力，主要包括文化設施的水平和文化產業的實力。從文化的軟實力上看，當下最需要引起重視的是學術文化的發展。學術文化是文化的靈魂，是精英文化的主體和價值支撐。在目前深圳的文化結構中，學術文化是其軟肋。而發展學術文化最需要解決的，一是強化問題意識。對學者來說，強化問題意識就是要以超前的眼光，關注學術前沿和時代的變化，深入研究改革開放實踐乃至世界變革中的全局性、戰略性和前瞻性問題，形成深圳學者自己的聲音。二是正確處理理論與現實的關係。綜合來看，理論必須與實踐相結合，沒有這種結合，學術研究就會成為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的文字遊戲，從而失去其生命力。但理論又要保持對現實感性材料的超越，沒有這種超越就沒有提升，就會陷於程式化的公文積累，不可能實現理論的創新和學術的建構。三是發展高等教育。作為高層次人才的積聚之地，大學是文明的象牙塔，是文化的發動機，是學術文化建設的平台和動力源。沒有一定規模和層次的高等教育，學術文化的發展只能是紙上談兵。從文化的硬實力上看，當下深圳文化發展的重中之重是必須緊緊抓住市委三屆十一次全會將文化產業確立為深圳第四大支柱產業的地位這一大好機遇，加速推進文化產業的發展，使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中的文化層次和附加值不斷提高。就目前的情況看，深圳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遵循龍頭帶動的原則，把現有基礎較好的傳媒業、印刷業、廣告業、文化娛樂業、文化旅遊業等骨幹文化產業做大做強，提升產業等級，形成產業品牌和產品品牌；有必要以動漫遊戲等產業為突破口，搶佔先機，培育一批有發展潛力和拓展空間的新興文化創意產業群，形成新的增長點。當下要做的就是儘快制定產業發展規劃，並在市場主體培育、經濟扶持、人才培養、產業基地建設以及產品流通等方面儘快出台相關優惠政策。必須認識到，以文化產業發展為核心的文化硬實力的增強，是提升深圳整個城市的文化品位和文化競爭力的關鍵性因素。

行業現狀:自1994年以來，廣東的旅遊創匯、旅遊業總收入、入境旅遊人數等主要旅遊經濟指標居全國首位。根據2005年末的統計，旅遊從業人員，廣東為全國第一，有82.90萬人，幾乎等於居第二位的江蘇的兩倍(41.89萬人)；在固定資產原值方面，廣東位居第一，為904.02億元。其他如旅遊企業營業收入、星級飯店營業收入、向國家上交營業稅等項目，廣東均列全國第一。

廣東旅遊資源具有門類齊全、組合良好、分佈合理的整體優勢，已成為全國最重要的旅遊客源地之一。廣東旅遊業創匯能力已經相當於世界旅遊業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接近排名35位的巴西，超過愛爾蘭、菲律賓、紐西蘭、芬蘭和南非。

政策環境:國家十分重視文化休閑服務業的發展，先後頒布了一系列文件和政策，及時指導和鼓勵文化休閑服務業的健康發展。

競爭指數:廣東地區旅遊業發展不平衡，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區，要在趨於飽和的市場中分一杯羹，比較困難。而且，大量外來旅遊企業介入，以其資金、技術、管理、服務等方面的競爭優勢，將對廣東旅遊企業造成衝擊。

最佳地區:與珠三角的飽和相比，周邊地區、廣大山區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東西兩翼、粵北山區或以發掘傳統工藝、歷史遺跡為主，或開發民族民俗資源，或利用自然人文景觀，發展各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產業，都取得了較顯著的成績。

在廣東或者其他嶺南區域生活，或作客廣東廣州、深圳、東莞以及珠江三角洲內外各地，就不能不對嶺南文化有所認識。嶺南的過去和現在，都時刻在身邊，在耳旁，潛移默化影響著。

這時候，需要尋找嶺南文化的脈絡，認識嶺南文化地標。

千古文明－－與中華文化休戚與共、同根同源、密切聯繫

趙佗在嶺南建立的南越國，其遺址於20世紀後期陸續被發現，包括南越國宮署、南越王墓、都城水閘等。遺址記錄了二千年前的嶺南文明史，遺址的獨特建築風格，以及珍貴隨葬品，見證了嶺南人民的智慧，見證了中外文化在嶺南的早期交融。

南越國（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11年），是我國西漢初期在嶺南地區建立的諸侯王國（地方割據政權）。始建於公元前203年，於公元前111年為漢武帝所滅，傳國五世，歷時93年。國都位於番禺（今廣東省廣州市），疆域包括今天中國的廣東、廣西兩省區的大部分，福建、湖南、貴州、雲南的部分地區和越南的北部。南越國又稱為南越或南粵，在越南又稱為趙朝或前趙朝。

南海一號是在海底沉睡八百餘年的宋代商船，是迄今發現的世界海上考古文物中，實體最大、年代最早、文物最多、內涵最豐富的宋代沉船，是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最高集粹，被譽為“海上敦煌”，震動了世界。是廣東文物文化、海上絲綢文化、海洋文化的光輝載體。

嶺南文化精神與鮮明特徵－－開放性、包容性、創新性、與時俱進

目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三千多萬人，其中祖籍廣東的有二千多萬人，佔總數的三分之二。

廣東是嶺南文化的核心區域，作為全國最大的僑鄉，華僑歷史悠久，華僑文化積澱深厚，廣東文化中無論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還是思想文化，都打上了濃重的華僑文化的烙印。華僑文化是嶺南文化形成自身特色的催化劑和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沒有華僑華人文化也就沒有嶺南文化。

華僑文化對嶺南文化品格的貢獻：開拓性、開放性、包容性、主動性和自信、創新。

粵菜

是嶺南文化圈的廣州菜、潮州菜和客家菜、桂菜的總稱，為中國四大菜系中頗具特色的地方菜系，以特有的菜式和韻味，獨樹一幟。

粵菜原意指廣東菜，但作為一個餐飲文化，早已經超越了其地域概念，成為一支餐飲文化奇秀。中國四大菜系之一，由廣州、潮州、東江、桂系特色菜點發展而成，是起步較晚的菜系，但它影響深遠，港、澳以及世界各國的中菜館，多數是以粵菜為主。因此有不少人，特別是廣東人，認為粵菜是華南的代表菜系。

粵菜注意吸取各菜系之長，烹調技藝多樣善變，用料奇異廣博。在烹調上以炒、爆為主，兼有燴、煎、烤，講究清而不淡，鮮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膩，有“五滋”(香、松、軟、肥、濃)、“六味”(酸、甜、苦、辣、咸、鮮)之說。時令性強，夏秋尚清淡，冬春求濃郁。

粵菜中較為著名的名店名品：廣州酒家的廣州文昌雞；貴聯升的滿漢全席、香糟鱸魚球；聚豐園的醉蝦、醉蟹；南陽堂的什錦冷盤、一品鍋；品容升的芝麻球；玉波樓的半齋炸鍋巴，福來居的酥鯽魚；萬棧堂的掛爐鴨；文園的江南百花雞；南園的紅燒鮑片；西園的鼎湖上素；大三元的紅燒大裙翅；蛇王滿的龍虎燴；六國的太爺雞；愉園的玻璃蝦仁；華園的桂花翅；北國的玉樹雞；旺記的燒乳豬；新遠來的魚雲羹；金陵的片皮鴨；冠珍的清湯魚肚；陶陶居的炒蟹；菜根香的素食；陸羽居的化皮乳豬、白雲豬手；太平館的西汁乳鴿等。

飲茶文化

“喝茶”在粵方言里稱作“飲茶”，廣州人愛“飲茶”，茶文化既是民俗文化，又是飲食文化。據說清乾隆皇帝下江南到廣州時，就曾與貼身侍衛上過茶樓飲早茶。毛澤東有“飲茶粵海未能忘”詩句。在廣州，民間以茶相待已成為一種禮節，如有客到，第一件事便是奉上一杯“靚茶”，第一句話是“請飲茶”，以此表示主人的熱情、友好和禮貌。由於嶺南自古具有“重商”的價值取向，“飲茶”也從家庭走向市場，使廣州的茶文化集觀賞價值、體驗價值、服務價值和商品價值於一身。飲茶在一定意義上已經超越了單純“茶”的範疇，已經成為社會交際方式的一種。飲茶構成了嶺南文化別於其他文化的一個顯著特質。

我國是茶葉的故鄉，也是飲茶最早、茶文化歷史最悠久的地方。廣州是茶葉之路的起點，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茶葉就連同黃金、玉帛等商品經由廣州出口到印度等亞洲地區。作為嶺南文化的代表地，我國最早的通商口岸，經濟最前沿的開放城市，廣州有著歷史悠久的茶文化，兼古今，集中外，底蘊深厚。

廣州人所說的飲茶，實際上指的是上茶樓飲茶，不僅飲茶，還要吃點心，被視作一種交際方式。廣州的茶樓與茶館的概念也不盡相同，它不但供應茶水也供應點心，而且建築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是茶館所不能比擬的。因此，廣州人聚朋會友、洽談生意、業餘消遣都樂於上茶樓。廣州人把飲茶，又稱“嘆茶”。“嘆”是廣州的俗語，為享受之意。這也正是廣州茶樓歷百年而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

廣州的配茶點心，由簡單到豐富多彩，不僅體現廣州人飲茶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而且標誌著廣州茶文化逐漸進入興盛時期。廣州點心，兼收中西點心製作之優長，而形成自身的特色，主要特點是：選料廣博，造型獨特，款式新穎，製作精細，皮鬆屑薄。茶點，也成為廣州美食的重要組成部分。

廣州的茶市分為早茶、午茶和晚茶。早茶通常清晨4時開市，晚茶要到次日凌晨1～2時收市，有的通宵營業。一般地說，早茶市最興隆，從清晨至上午11時，往往座無虛席。特別是節假日，不少茶樓要排隊候位。飲晚茶也漸有興盛之勢，尤其在夏天，茶樓成為人們消夏的首選去處。

由於三茶的時間不同，消費人群也不同，老一輩茶客保留了早茶的習慣，且大多已退休，有充裕時間飲早茶，早茶便是廣州老年人的主要休閑方式。年輕一代則因為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的改變，主要飲下午茶和晚茶，以休閑、交友和工作為主要目的。“飲茶”已成為廣州人飲食文化生活中不可少的部分。

在廣州的老字號飲食店中，有相當一部分就是當年的茶樓。廣州老字號茶樓，多創於清代，長年陳舊的字型大小，始終客似雲來。廣州老字號的茶樓有：陶陶居、陸羽居、怕香居、南園、北園、泮溪、大同、惠如、三如、多如、巧心、得心、正心、福來居、西華居、美珍居、太昌等等，東關的東如，西關的太如、平香、西如等，均有令人雖一日數登而不厭的吸引力。其次，廣州酒家，沙面白天鵝，泮溪酒家，這些都是傳統有名的老茶樓了，點心精緻而且是典型粵式茶點。

潮州茶文化是嶺南茶文化的又一重要系列，而尤以“工夫茶”為著稱。“工夫”，本為茶名（一種中等茶），后演化為烹茶方法。《清朝野史大觀·清代述異》稱：“中國講求烹茶，以閩之汀、漳、泉三府，粵之潮州府工夫茶為最。”

潮州工夫茶，起於明代，盛於清代，成為潮州地區飲茶習俗的文化現象，是潮州飲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潮州工夫茶，以茶具精緻小巧、烹制考究與以茶寄情為特點。功夫茶之功夫，全在茶之烹法。潮州功夫茶的烹法，有所謂“十法”，即活火、蝦須水、揀茶、裝茶、燙盅、熱罐、高沖、蓋沫、淋頂與低篩。也有人把烹制工夫茶的具體程序概括為：“高沖低灑，蓋沫重眉，關公巡城，韓信點兵。”或稱“八步法”。

潮州工夫茶融精神、禮儀、沏泡技藝、巡茶藝術為一體，內涵極為豐富，是中國茶文化精華之一，向來有“中國茶道”之稱。我國茶藝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是融精神、禮儀、沏泡技藝巡茶藝術、評品質量為一體的完整的茶道形式，向來有“中國茶道”之稱。

廣東地方戲曲劇種之一，是揉合唱做念打、樂師配樂、戲台服飾、抽象形體等等的表演藝術，有"南國紅豆"、嶺南文化瑰寶的美譽。

中國廣東地方戲曲劇種之一，起源於廣東佛山，用廣東話（主要廣州話）演唱，主要流行於說粵語的地區。粵劇又稱大戲或者廣東大戲，源自南戲，自明朝嘉靖年間開始在廣東、廣西出現，是揉合唱做念打、樂師配樂、戲台服飾、抽象形體等等的表演藝術。粵劇的起源於中國民間齊言民歌的興起，最早可上溯先秦的《詩經》，但這是中國全部板式變化體戲曲如京劇、粵劇，以及詩讚類戲曲如上海越劇、黃梅調的共同起源。最出名的有《搜書院》《紅梅記》《昭君出塞》《梁山伯與祝英台》《穆桂英褂帥》等等。

廣東粵劇院歷史悠久，藝術力量雄厚，是粵劇界規模最大、水平一流的表演藝術團體，是全球粵劇藝術生產的重要基地，被譽為粵劇的最高藝術殿堂。

紅線女原名鄺健廉，花旦，1927年出生，開平水口鎮泮村人。1938年師從舅母何芙蓮學戲，初起藝名小燕紅，后同班著名藝人靚少鳳對她講述了“紅線盜盒”的俠義故事，建議她改為紅線女，她高興地接受了這個藝名。1955年返廣州，參加廣東粵劇團，先後在廣東粵劇團、廣東粵劇院、廣州粵劇團工作，曾任廣東粵劇院副院長、廣州粵劇團藝術總指導，並曾當選為廣東省戲劇家協會主席，是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四、七、八、九屆全國人大代表。

紅線女藝術中心位於廣州珠江新城。紅線女之子馬鼎盛，紅線女的女兒紅虹。

流傳在珠三角一帶的民間器樂曲種，音色清脆明亮、曲調流暢優美、節奏清晰明快，曾有“國樂”之稱，被國外譽為“透明音樂”。

廣東音樂，曾有“國樂”之稱，是嶺南地區流行比較廣的民間音樂，在粵方言區產生和流行。原以中國古樂、江南小曲小調和崑曲為其形成的基礎，近代以來，受西洋音樂的影響，在曲調、演奏手法及樂器上，都更豐富和完善。

冼星海

中國近代作曲家、鋼琴家，所作的《黃河大合唱》是最廣為人知，他的作品在民族抗戰時期廣為傳唱，成為喚醒民族覺醒意識的號角。

“冼星海故居”的冼星海紀念館湴湄分館在冼星海故鄉廣州番禺區欖核鎮。

嶺南醒獅

屬中國獅舞中的南獅，在樁陣上比賽，造型誇張、顏色亮麗，是融武術、舞蹈、音樂等為一體具有強烈吉祥、喜慶色彩和氣氛渲染能力的傳統體育項目。

兩廣廣大地區均有醒獅習俗。

嶺南武術界的一代宗師，精虎形諸勢，亦善於舞獅，經整理的鐵線拳、工字伏虎拳、虎鶴雙形拳結構新穎，動作輕快，為武術界獨樹一幟。

黃飛鴻(1847年7月9日—1924年12月)，原名黃錫祥，字達雲，原籍南海西樵祿舟村，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初九生於佛山，他是嶺南武術界的一代宗師，也是一位濟世為懷、救死扶傷的名醫。1924年8月，廣州商團總長陳廉伯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乘孫中山北伐，在廣州發動武裝暴亂，縱火劫掠。黃飛鴻與其繼室莫桂蘭苦心經營數十年的寶芝林連同劉永福寫給他的牌匾和他唯一的照片亦毀於戰火。黃飛鴻經不起沉重打擊，因而憂鬱成疾，是年12月不治去世，終年78歲。黃飛鴻身後蕭條，貧無以殮，幸弟子鄧秀瓊為他料理後事，葬於白雲山麓。

黃飛鴻紀念館坐落在佛山市區中心、著名旅遊名勝地祖廟的北側。

多在喜慶節日主要是端午節舉行的中國民間傳統水上體育娛樂項目，廣東的賽龍舟形成了獨特的操作技法和精神面貌，成為豐富文化內涵的民俗活動。

中國四大名綉之一，包括“廣綉”和“潮綉”兩大流派，以布局豐滿、圖案繁茂、場面熱烈、用色富麗、對比強烈、大紅大綠而著稱。

粵綉，又稱廣綉，是以廣東省廣州市為生產中心的手工絲線刺繡，中國四大名綉之一。據傳創始於少數民族，明中後期形成特色。國內以故宮藏品最多。它以布局豐滿、圖案繁茂、場面熱烈、用色富麗、對比強烈、大紅大綠而著稱。

其特色有五：一是用線多樣，除絲線、絨線外，也用孔譽毛捻樓作線，或用馬尾纏絨作線。二是用色明快，對比強烈，講求華麗效果。三是多用金線作刺繡花紋的輪廓線。四是裝飾花紋繁縟豐滿，熱鬧歡快。常用百鳥朝鳳、海產魚蝦、佛手瓜果一類有地方特色的題材。五是綉工多為男工所任。綉品品種豐富，有被面、枕套、床楣、披巾、頭巾、台帷、綉服、鞋帽、戲衣等，也有鏡屏，掛幛、條幅等。

提到廣綉，不可不提現年已71歲的廣綉大師陳少芳。45年過去，陳少芳將半輩子的心血都融灌在廣綉這一傳統民間藝術之中，繼承傳統、融會創新，當年的大學畢業生，已成長為“現代廣綉”的奠基人，成為蜚聲海內外的中國高級工藝美術師、廣東省工藝美術大師。如今，她又榮獲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稱號。聚數十年廣綉工藝的心血，成功創造了“陳氏廣綉”獨特的“絲線色彩構成法”，為廣綉發展創新作出了貢獻。

廣綉大師、廣綉行業里最後的“花佬”——許熾光：擅長廣綉傳統技藝，是目前廣州市廣綉行業裡頭最廣綉大師許熾光后的“花佬”（廣州刺繡行業內，男工俗稱為“花佬”）。出身刺繡世家，家族從事廣綉140多年，7歲起跟從父親學藝，不管是刺繡人像、山水、景物，還是刺繡獸口、花鳥、魚類等，使用的針法和表現手法都比較全面精通，併發明、創新“施蓋針”、“雞仔針”等新針法，被同行譽為“對針法頗有研究”的藝人，有高超的藝術造詣和豐富的創作經驗，廣州一百雙巧手之一。

6歲起跟隨母親學習廣綉基本刺繡技藝，師從蘇綉大師和廣綉大師后，學習和掌握了人像刺繡技藝和廣綉獨有的刺繡技藝，並把廣綉、蘇綉技藝融合貫通並有所創新，在日用品刺繡和人物、山水、風景、花鳥等欣賞畫方面有嫻熟的刺繡技藝。從藝50多年，參與刺

綉了一批膾灸人口的廣綉藝術精品，先後被評為“廣東省工藝美術大師”、“廣東省工藝美術師”、“廣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廣綉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等稱號，至今仍在廣州綉品工藝廠有限公司任技術顧問，從事刺繡、帶徒授藝等工作。

陳家祠

陳家祠是集嶺南歷代建築藝術之大成的典型代表，整個建築根據中國古代建築形式美的原則，把眾多大小不同的建築物巧妙地組合布局在平面方形的建築空間里，前後左右，嚴謹對稱，虛實相間，極富層次，形成各自獨立而又相互聯繫的整體。

陳家祠(AncestralTempleoftheChenFamily)，是中國清代宗祠建築。原稱陳氏書院。在廣東省廣州市中山七路。清代中葉以後，廣東各縣多在廣州建書院，以供同宗子弟讀書或參加科舉考試,又是祭祖的宗祠。該祠規模宏大，裝飾華麗，是廣東地區保存較完整的富有代表性的清末民間建築。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嶺南騎樓

嶺南傳統民居與西方建築藝術相結合演變而成的一種商住建築形式，成為表徵嶺南文化的一個建築符號。

騎樓是指樓房與樓房之間，跨人行道而建，在馬路邊相互聯接形成自由步行的長廊，它是西方古代建築與中國南方傳統文化相結合演變而成的建築形式，可避風雨防日晒，特別適應嶺南亞熱帶氣候，其商業實用性更為突出。

兩廣許多地方城鎮，廣州、梧州南寧等地均有典型的嶺南騎樓。

分佈在廣東省開平市，是集防衛、居住和中西建築藝術於一體的多層塔樓式建築，突出地體現了中國華僑文化的深刻性和普遍性。

開平碉樓是開平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見證，不僅反映了僑鄉人民艱苦奮鬥、保家衛國的一段歷史，同時也是活生生的近代建築博物館，一條別具特色的藝術長廊。在建築和居住上體現珠江文化的海洋性與鄉土性的結合，代表了廣東僑鄉文化和華僑文化的特質和優勢。它是當今廣東唯一的世界文化遺產。

是中華客家文化中著名的特色民居建築，是中國五大民居特色建築之一，其中尤以圍龍式圍屋、城堡式圍樓和四角樓最具地方特色。

圍龍屋的設計與建造融科學性、實用性、觀賞性於一體，顯示出客家先人的出色才華及高超技藝。圍龍屋與北京四合院、陝西的窯洞、廣西的“桿欄式”、雲南的“一顆印”並列一起，被中外建築學界稱之為中國五大特色民居建築，又被稱為“世界民居奇葩”。如今，客家人已走出封閉的圍龍屋，走出狹窄的山門，走向遼闊的世界，圍龍屋成為一種歷史的遺跡、一種獨特的景觀。現在梅州市保留下來的圍龍屋，僅在梅州城區和城郊40公里內，就有幾百座。

佛山祖廟位於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祖廟從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5年）始建，至清代初年，這裡逐漸成為一座體系完整、結構嚴謹、具有濃厚地方特色的廟宇建築。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祖廟大修，形成今日的祖廟建築群。

佛山祖廟與肇慶悅城龍母廟、廣州陳家祠合稱為嶺南古建築三大瑰寶，現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祖廟的正殿里廟內還陳設了許多珍貴的藝術品，如70件30種兵器銅牆鐵壁儀仗，直徑1.31米的巨型銅鏡、大型銅鼎、銅鐘和香爐。鐵器有大鐵鼎、鐵鼎、鐵畫等等。園內還陳列有石刻匾額，明、清時期的石獸、碑刻唐代“貞觀二年”款棋字陽文“佛山”，石片旁的複製品。重新組合復完的陶塑瓦脊，大量的金木雕建築構件，大型鐵鑄武士立像，鐵鑄瑞獸、鐵炮等等。這些陳列品集中反映了明清時期佛山高超的工藝技術。無怪乎，一些前來參觀的外國朋友將祖廟譽為“東方民間藝術之宮”。

又稱波羅廟，是中國古代人民祭海的場所，坐落在廣州黃埔區廟頭村，是我國古代東南西北四大海神廟中唯一留存下來的建築遺物，也是我國古代對外貿易（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的一處重要史跡。它創建於隋開皇十四年（594年），距今已有1400年的歷史。

廣東四大名園

嶺南四大園林，也可以稱為“廣東四大園林”或“粵中四大園林”，指順德的清暉園、佛山的梁園，番禺的餘蔭山房和東莞的可園四座古典園林。

清暉園

位於順德大良清暉路，地處市中心。中國十大名園，位居廣東四大名園之首。

梁園是佛山樑氏宅園的總稱，主要由“十二石齋”、“群星草堂”、“汾江草廬”、“寒香館”等不同地點的多個群體的精華部分組成，規模宏大，主體位於松風路先鋒古道。梁園由當地詩書畫名家梁藹如、梁九章、梁九華及梁九圖叔侄四人，於清嘉慶、道光年間（公元1796-1850年）陸續建成，歷時四十餘年。

餘蔭山房

又名餘蔭園，位於廣東番禺南村鎮東南角。始建於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同治十年竣工，距今133年，以“小巧玲瓏”的獨特風格著稱於世，

贏得園林藝術的極高榮譽。餘蔭山房園地雖不足2000平方米，但亭橋樓榭，曲徑回欄，荷池石山，名花異卉等，一應俱全。

東莞可園

位於東莞市城區博廈，前人贊為“可羨人間福地，園誇天上仙宮”。它始建於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為莞城人張敬修所建，此人以例捐得官，官至廣西按察，后被免職回鄉，便修建可園，三年後竣工。

可園的真正出名，究其原由，可能並非建築如何豪華，卻是以在近代書畫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而菲聲海內。園主張敬修雖是個武將，卻金石書畫、琴棋詩賦樣樣精通，在退職期間，請來畫家居巢、居廉在此長年作畫，買來大量奇花異草瓜果蔬采供以寫生，居巢居廉的撞粉畫法、撞水畫法對後期嶺南畫派的產生和發揚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嶺南畫派之所以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產生廣泛的影響，受到進步人士的支持肯定，主要因為它在新舊交替的歷史時期，代表了先進的藝術思潮。它主張以新的科學觀點對因襲、停滯的舊中國畫來一番改造。它主張打破門戶之見，大膽吸收外來的養料，使具有千百年古老傳統的中國畫重獲新生，它強調這種新中國畫不是為了表現自我而只滿足個人的陶醉與欣賞，也不是狹義的為少數人服務的，而是為了更多人能接受它，即為了時代的需要而追求一種大眾化的、雅俗共賞的美的藝術。

嶺南畫派

中國傳統國畫中的革命派，以“折衷中西、融會古今”為創作原則，是海上畫派之後崛起的最成體系、影響最大的一個畫派。

居中國四大名硯之首，歷史悠久，石質優良，雕刻精美，以石質堅實、潤滑、細膩、嬌嫩而馳名於世，具有呵氣可研墨、發墨不損毫、冬天不結冰的特色。

端硯出產自肇慶市東部的爛柯山和肇慶市的北嶺山一帶，歷史悠久，石質優良，雕刻精美，以石質堅實、潤滑、細膩、嬌嫩而馳名於世，自唐朝初年開始生產，到明清時期，實用性與欣賞性已達至完美結合，步入了民族工藝美術的行列，居中國四大名硯之首。

工藝美術

廣東民間工藝品品種繁多，歷代藝人繼承了嶺南古越族人的原始藝術，不斷進取，力求創新，使得有我國南方獨特風格的工藝美術品更加精巧和實用。廣州的三雕一彩一綉（象牙雕、玉雕、木雕、廣彩、廣綉）、粵綉（廣綉和潮綉）、增城欖雕、潮州木雕，潮州陶瓷，潮州剪紙，潮州嵌瓷、石灣工藝陶瓷、佛山剪紙、佛山秋色、潮州抽紗、楓溪瓷雕、肇慶端硯、新會葵藝、高州角雕、東莞煙花以及肇慶草席、陽江風箏、佛山醒獅、嶺南盆景、廣州紅木傢具、潮州鑼鼓和麥稈貼畫等傳統手工藝品，琳琅滿目，素享盛名，產品遠銷世界各地，同時又是上乘的旅遊購物工藝品，深受人們喜愛。

佛山陶瓷

佛山是我國最大的、最重要的陶瓷生產基地，佛山陶瓷將高度寫實和適度誇張相結合，兼有生活趣味和藝術品位，在中國陶瓷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

石灣陶瓷在中國陶瓷史上有著獨特而不可替代的地位。石灣河宕貝丘遺址出土的幾何印紋陶片，見證了五千多年前的石灣陶瓷歷史；唐宋時期石灣已成為嶺南陶器生產基地；發展至明代更有“石灣瓦甲天下”的美譽。今天陶瓷業在傳承和創新中以嶄新的形式名揚四海。

石灣位於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中心區域，石灣陶塑技藝主要分佈在禪城區石灣鎮街道及周邊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水陸暢達的交通條件，使石灣成為我國嶺南重要的陶業基地。

"石灣陶，景德瓷"，可以說是概括了中國陶瓷的精髓。與景德鎮陶瓷業不同，石灣窯是民窯，與官窯有根本的區別，它主要是為市場需要生產，為外銷需要而生產。除了生產日常用陶瓷外，還大量生產美術陶瓷等作品。

中國禪宗南派的創始人，偉大的宗教改革家，禪宗中國化和平民化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六祖《壇經》流傳於世。

中國禪宗南派的創始人，偉大的宗教改革家，是禪宗中國化和平民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對佛教文化的傳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被西方尊為“東方三聖人”和“世界千年十大思想家”之一。現今世界流行的漢傳禪宗，均為其後派。

惠能（638年2月27日[二月初八][1]－713年），俗姓盧氏，河北燕山人（現今的涿州），生於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縣）。

延和元年(712年)惠能回至新州，命門人建報恩塔。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圓寂於新州國恩寺，世壽七十六，唐憲宗謚號大鑒禪師。惠能圓寂后，其真身不壞，被運回韶州（今廣東韶關）曹溪，其門人裹綜塗漆，保持其生前形像。其肉身像至今還保存在南華寺，供奉在靈照塔中。

六祖聖跡：南華寺、光孝寺、國恩寺。

康梁（康有為、梁啟超）

康有為，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會改革家、書法家和學者，戊戌變法的領袖之一。

康有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長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別署天游化人，廣東南海人，人稱“康南海”。

康有為故居，位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丹灶鎮銀河村委蘇村村，1858年3月19日，康有為誕生於此，至康有為時康氏家族已在此居住了五代人，康有為稱之為“百年舊宅”。康曾於廣州長興里3號康有為創辦的“萬木草堂”。

梁啟超，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光緒舉人等。漢族，廣東新會茶坑村人。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很有影響的人物，一生著作甚豐，故居也有幾處，分別位於北京、天津、江門、新會等地。

梁啟超新會茶坑村故居坐落在美麗蒼鬱的鳳山下，魚塘、水網、沃野田疇環繞四周，大榕樹、石板巷、青磚房有序分佈，往來皆村野鄉民，真淳古樸，這裡便是梁啟超先生出生和少年時期生活、學習的地方。

袁崇煥、林則徐是著名的民族英雄，為廣東東莞和中華大地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他們將激勵著無數的後來者為中華民族的繁榮而努力。廣東東莞是富於傳奇的土地，虎門炮台遺址揭開中國近代史首頁，具歷史標誌意義的林則徐銷煙池、沙角炮台、威遠炮台等古戰場遺址。

孫中山

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國國民黨創始人，三民主義的倡導者，首舉徹底反封建的旗幟，“起共和而終帝制”，是中國現代化的先驅。

孫中山是中國20世紀“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之第一人，是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是中國現代化先驅，是推進中華文化從傳統轉向現代的界碑式人物。他鞠躬盡瘁，品德高尚，人格偉大，乃中華兒女之楷模。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國國民黨創始人，三民主義的倡導者。首舉徹底反封建的旗幟，“起共和而終帝制”。1905年成立中國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

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位於廣東省中山市翠亨村，是以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為主體的紀念性博物館，建立於1956年11月，其主體陳列有孫中山故居、孫中山生平事迹展覽和翠亨民居展覽等。該館行政隸屬中山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2008年5月，被國家文物局公布為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

孫中山故居是中山市唯一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它位於南朗鎮翠亨村，座東北向西南，佔地面積500平方米，建築面積340平方米，是孫中山長兄孫眉於1892年從檀香山匯款回來由孫中山主持建成的。

中國現代歷史上第一所培養革命幹部的新型軍事政治學校，名將輩出，戰功顯赫，揚威中外，影響深遠，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佔有顯赫地位。

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積極支持和幫助下創辦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作為中國現代歷史上第一所培養革命幹部的新型軍事政治學校，其影響之深遠，作用之巨大，名聲之顯赫，都是始料所不及的。黃埔軍校是一個特有的歷史符號，它代表著中國革命精神，也是國共兩黨將帥的搖籃。

今日嶺南廣東，已經發展成為全國經濟大省。林則徐在廣東虎門揭開中國近代史的開篇，深圳精神則象徵著中國經濟建設的全新面貌。

嶺南新工業文明將載入史冊

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東莞等珠江三角洲地區已經成為世界製造業的中心。嶺南新工業文明將載入中華史冊。

潛藏工業古董老糖廠入圍廣東“百大新發現”。

番禺沙灣紫坭糖廠破舊的蘇式廠房內，1952年生產的東德機床還在運轉，1953年生產的蘇聯刨床依然“身體健康”。行走在如此破舊的廠房裡，彷彿置身中國近代工業發展博物館。

靜靜地待在番禺最西邊的鄉間，番禺紫坭糖廠黃色石灰批盪的廠房，前廊圓拱形裝飾的蘇式建築，20多台依然在運轉的舊式機器，似乎在告訴我們這個地方往日的喧囂。紫坭糖廠是我國自行建設的第一家擁有自動化榨糖生產線的大型國有企業，是研究廣東甚至是全國近代工業發展史的珍貴實物，剛剛入圍廣東“百大新發現”，還被列入《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重要新發現》。

富而思進、全球視野的富豪文化大省和草根文化大省給嶺南文化帶來新的活力

嶺南廣東已經發展成為中國經濟大省，經濟總量第一，綜合經濟實力第一。隨著經濟建設的迅猛發展，嶺南文化在現代也顯現出新的現象。

社會結構上，廣東成為我國流動人口數量最多的省份。“打工文化”、“新移民文化”都是在國內具典型意義的文化現象。嶺南地區形成新的社會大融合的局面。廣東的社會結構中出現了兩個特殊的群體：富豪群體和打工群體。這兩個群體給現代嶺南文化帶來了新的意識文化和行為模式。廣東已經成為中國的草根文化大省，嶺南草根文化彰顯著民間文化的活力。

《胡潤富豪榜》首次發布的《2010廣東地區財富報告》顯示，廣東10億富豪達213人，居內地第一；平均財富47.5億元，比百富榜平均財富高8億多元；千萬富豪達14.5萬人，其中，億萬富豪有8200人，內地排名第二。胡潤表示，此次調查基本來自陽光富豪，估計隱形富豪人數被漏掉兩倍。他的團隊估計，廣東擁有10億元以上的富豪在700人左右。他說，東莞最難調查，漏掉的比例或達到1：3以上。廣東無疑已經成為富豪文化大省。

經過長期的沉澱，廣東富豪文化不斷湧現出新的積極的因素。富而思進、全球視野成為新中國企業家的精神風範。不論是先富起來的人們還是打工一族，都對現代嶺南文化有著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演繹和補充。

在珠三角核心區的廣州、東莞虎門、深圳、佛山順德等地，首師馮蘭的故事成為百姓樂此不疲的消遣。人們樂於接受富二代們全新的社會面貌形象――佛懶族群體。

馮蘭身上凝合著京派、海派、嶺南文化和東西方文化理念、氣質於一體，在改變別人命運的同時，也被改變。其不但是眾多名門望族下一代事業的新希望和信心所系，也被譽為世界首師、豪門首師等。東方學者刻苦努力、潛心治學、求真和低調樸實的作風，被世界各地頂級私人幕僚圈所稱道。馮蘭除了鋼琴教學質量和鋼琴造詣廣受讚譽，傳奇般的社會與人文知識造詣也令人嘆為觀止。

這裡流傳著許多關於馮蘭的民間趣聞逸事，大多本地人不懂鋼琴更沒有見過她。

她已經成為這裡一道獨特的人文景觀，也給這裡帶來濃厚的文化氣息。

馮蘭，生於北京，祖籍浙江。著名鋼琴教育家、油畫家、收藏家和哲學文化學者；致力於世界各地民族兼文化的交流、保護與搶救。馮蘭在嶺南民間的足跡最多，也是旅遊踏訪起來最具挑戰性的。

馮蘭足跡：廣州越秀區梅花村、沙面、西關、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珠江新城、小洲村、白雲山、番禺、東莞虎門、深圳觀瀾高爾夫大宅、香港、佛山順德、西樵山等。有傳聞也有文章確認的，但比較可靠的應是通過馮蘭鋼琴工作室聯繫預約。

在包容的嶺南文化里，不論是先富起來的人們還是打工一族，都有自己獨特的位置。

找尋現代嶺南的文化地標，感悟嶺南即將走進歷史的現代文化氣息，需要踏訪今天文化名人的足跡，他們是嶺南文化鮮活的血液，也是嶺南文化的魂。

劉斯奮，男，1944年1月出生，64歲，廣東中山人，現任廣東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五屆主席、省政協委員。劉斯奮長期擔任宣傳文化領導工作，在小說創作、學術研究、美術書法等領域都頗有建樹，其創作的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曾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國畫《萬岳朝宗》被人民大會堂收藏。是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丁凡，男，1956年8月出生，52歲，湖南澧陵人，現任廣東粵劇藝術大劇院院長、廣東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曾被評為“全國文化系統先進工作者”、“廣東省優秀中青年藝術家”、“德藝雙馨中青年藝術家”，並榮獲文華表演獎、梅花獎。

許欽松，男，1952年5月出生，56歲，廣東澄海人，現任省美術家協會主席、廣東畫院院長。作品多次在全國獲獎，部分作品由中國美術館、人民大會堂等機構所收藏，多次在國內外舉辦個人畫展和聯展。是廣東省“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是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劉長安，男，1946年1月出生，62歲，山東龍口人，現任省文聯第五屆兼職副主席、省音樂家協會主席、廣州市文聯黨組副書記。共創作各類音樂作品一千多件，代表作有歌曲《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電影配樂《新方世玉》、鋼琴與管弦樂《珠江之歌》等。

李仙花，女，1962年7月出生，廣東五華縣人。現任省文聯黨組成員、專職副主席、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廣東漢劇院院長，長期從事戲劇表演與管理工作。當選中國共產黨十七大代表，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994、2001兩度獲得中國戲劇梅花獎，是廣東省十大傑出青年、優秀中青年專家、先進生產工作者，被團中央辦公廳評為“鄉村青年文化名人”。

中山大學校長許寧生，自2010年12月起任中山大學校長。1995年獲“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曾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廣東省科學技術一等獎、中國青年科學家獎、中科院橋口隆吉獎。曾被評為“全國師德先進個人”、“全國留學回國人員先進個人”。

鍾南山，福建廈門人，出身於醫學世家。中國工程院院士，中華醫學會會長。中國治療呼吸系統疾病的領軍人物。

鍾南山“五干精神”：

首先要肯干，永不滿足。自己在華師附中讀初二時，一位語文老師對他說過一句話，影響了自己一生：“人不僅生活在現實中，也要生活在理想中。”他認為，一個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執著的追求；

其次是能幹；

第三是善干，既要有凝聚力，調動發展的積極性；

第四是恆干，就是體力，鍾南山強調，大家一定要注意身體，這點非常重要，一個人的健康最重要，健康回不了頭，沒了健康什麼都沒了。據他介紹，根據監測指標，全國青少年身高在增加、營養在提高，但肺活量比往年明顯下降，中學校長應密切關注這點；

第五是敢幹，抗挫力，永不言敗。“我一生也受過很多挫折，已經刀槍不入了。”鍾南山笑稱。

兩者雖不是常被聚光的文化文藝人士，卻同樣受到人們的關注和敬重，在他們身上，同樣可以清晰地看到嶺南文化的精神特徵――開放性、包容性、創新性、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