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學

中華民族的文化是由不同地域的文化匯合交融而成的。欲深入研究之，就必須注意構成民族文化精神的各區域文化，因此地理或地緣文化的研究角度與方法是必要且有價值的。長安位於中國腹地，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千餘年的文化綿延，使其呈現出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徵，具有卓越的研究價值。雖然對於長安文化的研究千百年來並未間斷，然而對於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文化一直缺乏全面系統的梳理與整合，因此以地緣關注為重點創設長安學學科，對長安文化進行系統綜合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和創新性。

20世紀前半期，陳寅恪提出“關中本位政策”。他認為於關隴地區建立的北周政權合拼北齊，南克蕭梁；同時籌劃“精神之獨立有自成一系統之文化政策”，聯接“胡漢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為一家，以關隴地域為本位之堅強團體”。陳寅恪提出的“關中本位政策”，其著眼點在於文化，這是長安學在上一世紀的學術淵源。

撰寫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唐代詩人叢考》 ，就已注意唐代士人在長安的活動。在論及中唐大曆時文學創作，特提出當時有以長安為中心、江東吳越為中心的兩個詩人群體，受到學界的注意。後於20世紀80年代前期研究唐代科舉與文學，就著重論述各地士人應試，在相當長時期居住長安，加強文化交往，促進長安地區文化發展。

唐代是一個兼容並蓄、開放進取的時代，文教昌盛，文明遠播，彰顯著博大恢弘的氣象。這種盛世文化的精神氣度應當為長安學研究所吸納和重視。長安學是極具包容性的一門學科，在地緣文化的牽引下，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宗教、科技、歷史、文學、藝術等多方面的內容。這種不拘泥於一時一事的綜合研究視野為長安學的闡釋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於不同門類學科所共同蘊涵的精神特質的開掘與融會貫通，可以更為系統深入地揭示盛世文化的內涵，為陝西文化建設乃至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建設提供有力支持。

唐以後，政治中心東移，長安的地位逐漸發生了變化，但是陝西地區仍有文化名家及成果不斷湧出。在北宋，以張載、呂大鈞、呂大臨兄弟等為代表的“關學”，與二程“洛學”、王安石“新學”形成鼎立之勢，“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橫渠四句”尤為後世所讚賞。及至明代，關學人才輩出，呂柟、馮從吾等皆秀出一時，王陽明甚至感嘆說：“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沉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

清代“關中三李”（李顒、李柏、李因篤）對於關學的承傳與發展貢獻頗殊，他們倡導“明體適用”、“匡時要務”、“道不虛談，學貴實效”等主張，重視躬行實踐，使關學走上篤實重禮的實學化道路，對關中地區民風、民俗及人文素養影響深遠。全祖望即認為李二曲（李顒）“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守道愈嚴，而耿光四齣”。

20世紀以來，秦地的小說、電影也均甚有特色。美術之“長安畫派”、文學之“陝軍”、音樂之“西北風”、電影之“黃土派”，再次引起大家的注目。這些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澱與輝煌的漢唐文化，共同為長安學的成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保障。

長安學的研究，不僅僅是對地域文化的探討，更是對時代精神文化的整合。長安作為漢唐故都，既有地域文化的特徵，又因曾處於政治文化中心而具有主流文化的特徵。對於長安學的研究，其實也是對於歷史上影響中華民族乃至世界範圍的精神文化特質的關注與探究，對於構築新世紀民族精神家園有著很好的借鑒作用。

深厚的文化底蘊

陝西地處黃河中游，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發祥地。在這裡創立的典章制度、禮儀文化，奠定了中國3000多年歷史演進的內在政治機制核心，漢風唐韻和物質文明，遠播四海、影響世界。在周王、秦皇、漢武、唐宗的歷史功業中，在西周青銅器、秦代兵馬俑、漢代石刻，盛唐詩文以及宮殿、陵墓建築中，充滿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強秦威勢”、“大漢雄風”、“盛唐氣象”，就是對這種精神的稱頌。

豐富的文物寶藏

長安方圓數百公里的地上地下留存有豐富的文物資源。陝西被譽為天然的歷史博物館，擁有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古迹。如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馬俑；名碑薈萃的書法藝術寶庫西安碑林；雄偉壯觀的唐代大小雁塔；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建築——西安城牆；令萬千佛子頂禮膜拜的法門寺佛指舍利。

陝西還擁有大量集中的有規模、有價值的古遺址、古建築、古墓葬。具有世界影響的遺存有：距今約115萬年前的藍田猿人遺址；距今約6000年前的半坡遺址；豐鎬遺址；阿房宮遺址；秦咸陽遺址；鄭國渠遺址；漢長安城遺址；唐大明宮遺址；曲江池遺址；還有被稱為“天下第一福地”的樓觀台、西嶽廟等寺廟建築；以及人稱“天下第一陵”的人文始祖軒轅黃帝陵和西漢十一陵、唐十八陵，等等。

眾多的文史專家和學術機構

陝西是文化資源大省，古代有司馬遷、班固、馬融、楊震、張載等；近世有于右任、吳宓等；現代有以候外廬、史念海、陳直、傅庚生、張豈之、霍松林、石興邦等為代表的文史專家。

學術機構有陝西師範大學、西北大學、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陝西歷史博物館、陝西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西安碑林博物館、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等核心科研單位。

難得的歷史機遇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提出：“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推進學科體系、學術觀點、科研方法創新，鼓勵哲學社會科學界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發揮思想庫作用”。“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

在各個重大場合下，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強調，文化強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後勁，在某種程度上將取決於文化的發展和建設，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為文史工作者開展學術研究，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經濟全面進步、國際地位不斷提升，關注中國、研究長安的人越來越多。陝西省文史研究館及時組織眾多文史專家共同努力，成功舉辦了周秦漢唐歷史文化系列研討活動。來自全國及港澳台和美國、日本、韓國等國1000餘位專家學者出席，提升了長安在全國乃至世界的文化地位，引起了社會各界對長安文化的關注。

有關長安學研究的文章陸續見諸報端、雜誌，最早全面系統地提出並規劃長安學的是《積極開展長安學研究》一文。文章認為：創造了周秦漢唐千年文明的古都長安，不是一個簡單的地理概念，它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起源和發展地，蘊含著國家長治久安、人民長壽安居的深刻寓意。在創造了周秦漢唐燦爛文明的長安大地上，完全有條件也應該建立一門長安學。文章指出：陝西除了寶貴的傳世文獻外，豐富的文物古迹遺存、大量的考古發掘資料、碑石墓誌也為研究提供了方便。開展長安學研究的時機和條件已趨成熟。文章強調：長安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對其研究領域提出了規劃。

陝西出版了大量傳統文化方面的研究專著，其中最具代表性並在海內外產生一定影響的有：吳鋼主編的《陝西金石文獻彙集》、史念海主編的《長安史跡叢刊》、趙世超、孟世凱等主編的《周秦社會與文化研究》、黃留珠主編的《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等。

2005年以來，陝西省文史研究館先後組織學有專長的文史館員、研究員和有關專家學者，召開了10餘次“長安學研討會”，就長安學研究規劃、學科建設和圖書編寫等進行討論。編輯出版了《長安墨寶》、《長安雅集》、《長安金石》、《長安新韻》、《唐代歷史文化研究》、《第三屆唐宋詩詞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長安文化與共有精神家園建設文集》等圖書。

陝西省文史研究館創辦了《三秦文史》、《收藏》、《長安雅集》雜誌，同時編寫《崇文叢書》和《三秦文史研究叢書》30部，為長安學研究工作搭建了廣闊的平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09年“長安學叢書編輯出版工作會議”召開，成立“長安學研究中心”。徵集到費孝通、趙朴初、季羨林、周紹良、袁行霈、李學勤、張豈之、霍松林、舒乙、石興邦、劉慶柱等369位著名專家學者的論文500餘萬字，在《長安學叢書》第一部分“長安學論叢”中分為：長安學綜論卷、政治卷、經濟卷、文學卷、藝術卷、宗教卷、哲學卷、歷史地理卷、法門寺文化卷等結集出版。

2000年：

“周文化研討會”召開。

2001年：

“秦漢歷史文化研討會”召開。

2003年：

首屆“中國長安雅集大型國際文化活動”召開。

2004年：

“古都大講壇”開設。

2005年：

“唐代歷史文化研討會”舉辦；

“第三屆中國唐宋詩詞國際學術研討會暨華山論詩活動”召開；

“隋唐文明座談會”舉辦；

第二屆“中國長安雅集大型國際文化活動”召開。

2006年：

“司馬遷國際研討會”舉辦。

2008年：

第三屆“中國長安雅集大型國際文化活動”召開。

2009年：

《長安學叢書》出版，已推出8卷，其中包括：

《綜論卷》、《政治卷》、《經濟卷》、《文學卷》、《藝術卷》、《宗教卷》、《歷史地理卷》、《法門寺文化卷》；《長安學者文集》11卷，其中包括《于右任卷》、《石興邦卷》、《王子云卷》、《武伯綸卷》、《霍松林卷》、《張西堂卷》、《陳直卷》、《黃永年卷》、《傅庚生卷》、《李之勤卷》、《何煉成卷》。

正在籌備出版《西安城市史》8卷；《長安學關學叢書》10卷。

2012年：

共建國際長安學研究院（陝西）

2012年9月4日，陝西師範大學與陝西省文物局簽署《陝西省文物局陝西師範大學協同共建國際長安學研究院（陝西）框架協議》，陝西省文物局局長趙榮與陝西師大校長房喻代表雙方在框架協議上簽字。

2013年：

國際長安學研究院成立

2013年03月29日，“國際長安學研究院”在陝西師範大學成立，教育部副部長李衛紅、陝西省副省長庄長興共同為陝西師範大學"國際長安學研究院"揭牌，陝西師範大學副校長蕭正洪為“國際長安學研究院”首任院長李炳武頒發聘書。

2014年：

長安學與古代都城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

2014年11月24日至27日，由陝西師範大學國際長安學研究院主辦的“長安學與古代都城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雁塔校區啟夏苑召開。來自陝西師範大學及倫敦大學、日本京都府立大學、日本神戶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編輯部、國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科學出版社、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復旦大學、西南民族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西北大學、西安碑林博物館、陝西考古研究院、陝西歷史博物館等30多所大學、科研機構的80多位專家學者應邀參加了此次會議。

2015年：

“長安學人”圖書出版

2015年4月13日上午，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與“211工程”與學科建設處、出版總社在雁塔校區聯合舉辦了“長安學人”（第一部）趙光勇教授《<傅子><傅玄集>輯注》出版座談會。傅玄故鄉代表原耀縣地方領導、耀州區博物館副館長王建域、趙光勇教授家屬代表趙錦錦、趙錦蓮等參加了會議。

長安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研究領域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宗教、科技、歷史、文學、思想、藝術、歷史地理、自然環境等方面，遍及歷史學、考古學、地理學、經濟學、文學、哲學等。

從研究對象上將之分為以下幾個領域：

武王滅商，建立周朝，實行分封制；周公姬旦輔佐武王、成王制禮作樂，奠定和創立了中國古代社會近3000年政治文化的生長點。

早在秦獻公時期（前375年），秦國就建立了“戶籍相伍”制度，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初令男子書年”，三十一年（前216年）又“使黔首自實田” ，即在戶籍中增加年齡和佔有土地情況的記載。戶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加強了中央集權的政治統治，也便於徵發租賦兵徭，它成為歷朝歷代“庶事之所自出”的一項重要制度。秦在公元前221年統一天下后，把全國分為36郡（后增至42郡），郡下分若干個縣，主要官員統一由中央任命，並接受固定的俸祿，其職位不能世襲，使官僚更加職業化和專業化。郡縣制的實施，把中央集權的行政新體制擴大到了“天下”，成為後世王朝行政制度的典範。在這種框架下的中國政治文化體制，其根源和對後世的影響，都是重要的課題。

長安地處富饒的渭河盆地，適合黍稷等旱作作物生長，是炎帝神農氏發明農業的起源地。周是遠古時期就活躍在渭水流域的一個古老部落，始祖后稷長於種植，“教民稼穡”，周人慢慢強大起來，終於推翻了商的統治，建立了強大的西周王朝。

地處西部邊陲的秦國一開始也是後進的，到了秦穆公時才“益國十二，遂霸西戎” 。儘管如此，秦國的國力仍然不如晉國，無法向東有大的發展，直至“商鞅變法”，採取了“獎勵耕戰”、發展經濟、廢除貴族特權等順乎時代、順應民心的措施，秦國才真正的強大起來。

漢朝建國之初，由於連年戰亂，經濟凋敝，人口銳減，國力衰弱。史載西漢初期“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 ，漢初統治者因此採取了“休養生息”的經濟政策，使漢朝的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得以恢復，終於出現封建時代第一個治世——“文景之治”。漢朝在農業技術方面的革新，一是鐵制工具的擴大使用和畜力耕作，二是大規模的治水和興建水利工程，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出現了“漢武盛世”。

唐初一些地區“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 ，統治者採取了“均田令”和“租庸調法”等符合實際需要的經濟措施，使得經濟逐漸恢復，出現了兩大治世“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唐中後期，為了挽救因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而造成衰敗的經濟，採取了楊炎（今鳳翔人）的“兩稅法”，對唐王朝社會和經濟的迅速恢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至唐憲宗時期（806—819年），又出現了“元和中興”。

秦孝公時，實行商鞅變法，鼓勵百姓在戰場上建功立業，有功者可以晉爵，私鬥者則要受罰，宗室無戰功者不能取得貴族身份，從而使秦朝百姓皆“勇於公戰，怯於私鬥”，軍隊的戰鬥力大大提高，成為各國畏懼的“虎狼之師”。

到了漢朝，為了適應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需要，逐步建立起一支專業化的軍隊。漢武帝先後建立了期門軍、八校尉、羽林軍，使京師有了一支可以由中央隨時調遣的“長從”之師。國力、軍力的增強，使漢武帝一改軍事上被動防禦的態勢，轉而主動出擊，基本消除了匈奴對漢朝北方百餘年的威脅，同時也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元狩二年（前121），漢軍擊破匈奴，取得河西地帶，從此“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

隋唐前期所用的府兵制，是一種極其周密的中央集權的軍事制度，其徵發兵士的規定極為嚴格，將軍和士兵聯繫很少，使他們不能專兵干政。又因中央政府設立的左右衛（即府兵），多設在京師長安所在地的關中一帶，兵力約佔全國百分之四十左右，這樣既便於中央政府的隨時調集，保障強大的國防力量，又可以拱衛京師，鞏固中央集權。

秦始皇統一文字，為文化學術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西漢文帝以後，國家對文化學術思想政策放寬，對教育和學術進行了重建，搜集和整理了儒家的經典。漢初奉行的黃老思想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則為建立封建倫理道德，鞏固中央集權統治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此基礎上中華文化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司馬遷的《史記》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其成就不僅僅限於史學，為後世的史籍文化提供了典範。

隋唐時期，特別是唐代，華夏文化的繁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開放、開明、包容兼蓄的政策下，唐文化的各個方面都表現出空前的發展和繁榮。唐代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黃金時代，流傳至今的2200多位詩人創作的近5萬首詩歌，充分反映了唐代歷史發展的面貌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唐代的宗教人物畫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山水畫在隋唐時期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隋代的書法家彙集前代碑版體方嚴遒勁的風骨和書簡體疏的氣韻，創造出了新的風格，唐代的書法家更是在此基礎上創造出了風格各異、流派紛呈的“唐楷”。長安作為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代表了這一時期文化藝術的最高水平。

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主幹是儒學。孔子的思想理念，就直接源自於周公的“禮樂”。因此，對於周公及其禮儀文化、漢唐禮儀制度、禮器等的研究，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廣闊的領域。漢代黃老之學、讖緯學、經學的興起與發展，為儒學的復興奠定了理論和典籍的基礎，董仲舒進一步發展了儒家的思想，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在漢武帝的提倡下，使儒家思想成為治國的綱領。

唐代哲學思想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它有自己鮮明的特色和獨特的貢獻，豐富和發展了古代哲學思想。唐代哲學思想的總體趨勢是由道、儒、釋三教鼎立走向三教融合，主要表現在思想理念上互相吸取。統治者總體上側重於儒學，但在社會思想界的各種勢力中佛教最盛。唐代哲學的理論貢獻具有多元性，在天道觀、歷史觀、人性論、方法論等方面，提出了許多有特色的理論觀點。唐代哲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為宋代理學的興起，開闢了先河。尤其是以張載為代表的關學成為宋明理學思想的重要流脈，其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和辯證法思想，對後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宗教文化是長安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起源於古印度的佛教，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隨著統治者的提倡，東漢以後，佛教逐步得到發展，到南北朝時已非常盛行。

至唐代，佛教得到空前發展。玄奘赴印度取經，大量佛教典籍被翻譯出來，對宗教文化的發展和繁榮起了重要作用。中國佛教八大宗派有六大宗派的祖庭廟宇，均設在長安或附近。唐長安城內佛寺林立，已成為佛教中心。

源於中國本土的道教，漢魏以來不斷發展，在唐代被推崇到國教的地位，與儒教、佛教成三足鼎立之勢。不僅如此，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也相繼傳入中國。宗教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基於唐代統治者對外來宗教包容的態度和諸教並重的政策。因此，長安宗教文化及其政策，亦有豐富的內涵值得研究。

在中國歷史上，但凡開明的政治家大都積極尋求、真誠歡迎外來文明，並擇其優融合於華夏文明之中。

漢武帝派張騫鑿空西域，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此後，以長安為起點的絲綢之路，在長達1000多年的時間裡，將黃河文明、恆河文明、兩河文明、希臘文明諸多人類文明最重要的起源地串聯在一起，被喻為世界歷史文明展開的主軸。

唐代的長安城大約有100萬人口，其中外國人、漢族以外的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多達5萬，中亞地區4000多人，有的人居住了40多年。大食國（今伊朗）與唐王朝不斷有使節來往，日本則派出了一批批遣唐使來長安學習。這些人到長安不單是學到了中國文化，也把自己本國的文化帶給了中國，樂舞、宗教、文學及飲食、物種等，都對中國的經濟、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唐代統治者沒有擔心這樣的文明交往，會讓華夏文明被異族同化，相反還從中汲取了營養壯大自己。正如著名史學家范文瀾所說：“文化輸出國不可自驕，文化輸入國不必自卑，某一國文化為別一國所吸取，這種輸入品即為吸收者所擁有。”

絲綢之路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歷代對外政策研究，都是這一領域重要的課題。

科學技術是人類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無窮動力。社會經濟的發展對科學技術進步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從而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

秦始皇陵的建築和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馬俑，展示了秦時先民們高超的科學技術手段和豐富的科技知識。漢時，天文學、數學、醫學和農學等方面的研究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尤其是紙的發明對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隋代匠師李春設計建造的趙州橋是現存世界最早的單孔石拱橋，其建造方法在世界上為首創。將作大匠、工部尚書宇文愷設計、營建的大興城（唐長安城），是中古都城的典範。始建於隋代的長安灞橋是已知中國年代最早、規模最宏偉、橋面跨度最長的一座大型多孔石拱橋。

唐代，僧一行在世界上第一次實測了子午線的長度；《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國家編訂的藥典；唐宋時期出現的印刷術，更是中國科技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法門寺地宮文物的出土，向世人充分展示了大唐時期輝煌燦爛的科技成果。加強對科學技術史和科學思想史的研究，是長安學的重要課題。

正確的用人制度是奪取天下和鞏固政權的保證。伴隨著秦始皇翦滅六國、攻城略地的大戰過程，還有另外一場沒有硝煙的爭奪人才的大戰，諸如尉繚、李斯、鄭國等一批在其他國家發揮不了才幹的人，在秦始皇那裡卻找到了他們實現抱負、施展才華的“平台”，為秦統一中國發揮了非凡的作用。

漢武帝不拘一格選人才，衛青出身貧賤，卻能委以重任，成為威震四海的大將軍。金日磾本是匈奴人，漢武帝臨終時託孤於他，其見重可知。

選才用人制度，從門第世宦到科舉取士，其演變也標誌著中國社會逐漸從門閥貴族時期走向官僚士大夫階段。在此後的近1500年間，科舉取士成為王朝選拔官員的一種手段，這些人成了統治王朝的代理人，而不是本社會集團的代表。它擴大了統治集團的社會基礎，使官僚集團的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皇權得到了進一步鞏固。這些制度的創立和實施，歷經朝代的更迭而承襲不變，充分說明是適應當時社會發展要求的，是行之有效的。這些制度在使用中被不斷地完善，為出現高度有效和組織完善的文官政府奠定了基礎。

唐太宗李世民選拔人才的總原則是：“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 。他不計較人才來源於何種政治集團，不計較恩仇親疏，不計較出身經歷，善於用人之長；不求全責備，注意官員品德，防止佞臣得寵。最為典型的事例是：魏徵是李世民政敵李建成的心腹，是謀害李世民的主謀。“玄武門之變”后，李世民在大庭廣眾中宣布過他的罪狀。但是，魏徵的文化素養和經歷，使他具有高超的政治見解，後來被破格啟用，委以重任。除了政治、軍事方面的人才外，漢唐時期在科技、藝術、文學、曆法等方面的人才更是層出不窮，為漢唐盛世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心理支撐，長安學研究的終極目的是要挖掘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

歷史上漢使張騫冒著九死一生的風險，西行到達帕米爾高原以西中亞一帶；唐代玄奘歷盡千辛萬苦到達天竺（印度），學成取經回到大唐，這種敢想敢幹、忠國為民的開拓精神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兩漢史冊中諸如“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一類大言大志的記錄比比皆是。唐人則進一步將開拓進取的精神和積極參與的精神結合起來，特別是當國家危難之際，又把這種參與精神與愛國主義精神結合起來，表現出捨身報國的高尚情操。漢樂府和唐詩中的不少詩句也十分典型地反映了這種精神風貌，如李白的“安得倚長劍，跨海斬長鯨”，李賀的“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等，都為研究時人的精神氣質提供了寶貴的素材。

長安學是一門嶄新的學科，內容豐富、博大精深。長安學有其鮮明的綜合性、地緣性、與跨越時代的特徵和以盛世文化、時代關懷、開放包容、創新進取的研究特色，它的研究方法更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

綜合性特徵

長安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研究方法以綜合性為主要特徵。長安學的研究範圍廣，研究對象多而複雜，遍及歷史學、考古學、文字學、地理學、哲學等多學科的研究領域。

地緣性特徵

長安學是區域性學科體系，研究方法以地緣性為顯著特徵。

由於長安獨特的歷史地理優勢，周秦漢唐勢必成為理所當然的研究對象，必定會強化長安學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長安學首先是以長安（今陝西）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以長安為中心的輻射功能，數千年的歷史變革及所發生的各種政治、社會、文化、軍事等事件對周邊區域或國內國際的影響。

跨越時代特性

長安學不拘泥於一朝一代，一事一人的研究，而是從各代互相繼承、互相聯繫的角度去命題，去研究。

長安經歷了中國周秦漢隋唐輝煌燦爛的年代，見證了中國人自信的精神氣質。以盛世文化為代表的長安文化，在這種框架下所構建的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和思想道德文化的產生、發展和演變，對中華民族當時社會和後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具有強大的輻射力和借鑒性。因此，盛世文化是長安學研究的重點。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由落後到先進，由弱小到強盛，除了自然環境外，其文化體系、政治制度都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執政者需要根據本國、本民族、本地區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採取順應歷史發展潮流、遵循客觀規律的措施，促進政治清明、制度完備、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社會和諧。因此，長安學研究的顯著特點，就是研究歷史、借鑒歷史、關注當代。

“長安學”不同於“埃及學”、“敦煌學”、“秦俑學”等學科，這些學科的共同特點是因為某一新的發現而興起的學術研究和探索領域，研究對象相對比較具體，研究內容緊密圍繞研究對象。而長安學的研究對象廣，涉及到眾多領域。因此吸引各方學術界的力量、整合學術資源，就顯得極為重要。

長安學是依託於周秦漢唐文明、對以古代長安為中心的陝西歷史文化進行全面研究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其研究範圍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哲學、地理、文化、藝術、社會學等諸多領域；其研究對象是以古代長安為中心的陝西地區活動過的各種歷史、文化現象及人物；其研究基礎依託於眾多傳世的文獻資料和豐富的地上、地下文物資源；並以傳播長安歷史、文化、文學、藝術、城市特色為任務。

一、對以往長安文化基本資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這其中既包括基本的傳世文獻資料和地上、地下文物考古資料，也包括以往學術界重要研究成果的彙編、總結。

二、綜合性的長安學研究。涵蓋長安歷史文化研究各領域的綜合性研究。

三、有關長安學學科建設的理論研究。

四、以長安歷史文化為代表的長安人文精神的研究。

陝西省文史研究館（陝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

陝西省文史研究館成立於1953年，是陝西省人民政府直屬事業機構，現有館員111人，是全國第二大館，規模僅次於上海文史研究館。同時為三秦名家學者薈萃之地，珍藏著價值數以億計的名人字畫、碑石拓片、古籍善本以及大量文獻資料。以“敬老崇文”為宗旨，的該省文史研究館，先後出版了大型畫冊《長安墨寶》、《館藏書畫珍品選》、《崇文叢書》等書籍，對提升陝西及西安的知名度和文化地位起到了積極作用。辦公地點設在省政府辦公大樓。現任黨組書記、館長李炳武。

國際長安學研究院

國際長安學研究院成立於2013年3月29日，是在教育部和陝西省政府直接指導下，由陝西師大牽頭建設的國際性新型學術創新組織，其基本宗旨是：推進以“長安學”為核心的陝西文化研究和陝西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研究，弘揚和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其主要任務是：研究解決以“長安”為主題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以周、秦、漢、唐為代表的中華古代文明產生、發展、繁榮的地理因素、自然因素和環境因素；研究解決文物保護重大課題，研究開發文物保護新技術、新設備、新材料；培養一批學貫中西、享有國際聲譽的學者，在全省範圍內建設一支協同攻關與個人自由探索並重的研究隊伍，探索建立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同大學協同創新以繁榮陝西文化建設的新途徑。

李炳武

陝西省渭南市蒲城縣人。現任陝西省文史研究館館長。“長安學派”創始人、“長安雅集”和“當代雁塔題名”等現代著名文化盛事倡議人。2005年，在“隋唐文明座談會”上，李炳武提出長安學概念。

黃留珠

陝西省西安市人。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曾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陝西省歷史學會會長。2007年5月受聘任國家“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審定委員。現為秦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主要研究秦漢思想文化、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與文明史，以及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等。

浙江省桐鄉市人。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委員會常委兼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主要從事宋史，兼及古文字、古文獻、地方史志、歷史地理、道教史研究工作。

祖籍湖北省漢陽縣人（今湖北省武漢市蔡甸區），1939年4月生於四川省豐都縣（今重慶市豐都區）。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教，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曾任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古都學會會長、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等。現任中國古都學會名譽會長、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中國歷史學科規劃評審組成員。長期從事歷史自然地理學與古都學研究，在城市史學、歷史城市地理學與中國古都學領域頗有造詣。

陝西省西安市人。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宗教研究所所長、長安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專業集中在中國佛教，具體方向一是五代之前的中國漢傳佛教，二是陝西佛教文化資源與陝西社會發展。

愛宕元

日本京都市人。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畢業，現任京都大學綜合人間學部教授。主要研究東洋史，著有《中國の城郭都市》、《唐代地域社會史研究》、《東洋史研究》等文集。

曹爾琴

歷史地理學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西安師專歷史系的主要創建者和第一任系主任。

江蘇省銅山縣人。西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內蒙古師範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兼職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陝西省有突出貢獻專家、陝西省勞動模範、陝西省優秀共產黨員專家。曾任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館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陝西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陝西考古學會副會長，陝西省司馬遷研究會會長。現任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名譽館長。曾組織發掘了秦始皇兵馬俑一號、二號、三號坑，被譽為“秦俑之父”。

日本東京千葉縣人，東洋史學家，任日本大學教授、國學院大學文學部教授，並曾在京都大學、東北大學等各大學講課。主要著作有《長安之春》（創元社，1941）、《石田干之助著作集》（全4卷，六興出版，1985—1986）。

祖籍四川江安，生於北京。著名建築歷史學家、文物鑒定專家。現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建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建築技術研究院建築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兼職教授。研究重點中國古代城市和宮殿、壇廟等大建築群的規劃、布局手法及建築物的設計規律，揭示出中國古代城市以宮城、里坊為模數，大建築群以主院落為模數，單體建築以所用材和柱高為模數等一系列運用模數控制規劃和建築設計的方法。

葛承雍

陝西西安市人。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任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副院長、西北大學文博學院教授、國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總編輯、《文物》月刊主編等職。現任國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總編輯、黨委副書記。

陝西西安市人。曾任陝西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兼任西北大學文博院教授，碩導，中國科技大學博導中國考古會理事，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曾任政協陝西省委員會委員，常委，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現為陝西省政府參事，西安市文史館館員。1992年享受政府津貼，1993年評為陝西省突出貢獻專家。

祖籍四川省廣安市，生於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任中國文聯委員，中國文聯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文聯評論評獎委員會副主任，陝西省文聯副主席、黨組成員。一直從事文藝評論和文化、美學研究工作，他是散文寫作要“形散而神不散”論點的提出者和中國西部文學、西部電影、西部文化理論體系的開創者、構建者。

日本島根縣松江市人。歷史學家、東洋史家、中國經濟史著名學者，文學博士，被譽為日本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第一人。1927年5月20日被授予學士院恩賜獎。加藤繁教授畢生研究中國經濟史，在中國經濟史研究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採用廣泛搜集史實的研究方法，確立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學方法。

馬得志

山東省莒縣人。考古學家。1947年在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1949年2月改為中國科學院，成為第一批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員。1979—1984年任考古所第三研究室副主任、1985—1995年兼任考古所西安研究室主任。主持發掘的世界遺產大明宮遺址。

妹尾達彥

日本歷史學家，中央大學文學部教授。曾留學於陝西師範大學，師從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

日本考古學家，中國古代史研究家，日本國立京都大學名譽教授。1915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1938年任該校教授，從事敦煌文獻的研究。1959年參加《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料》的編纂。1959—1962年參加《亞洲歷史事典》的編纂。著有《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等。

主要是《長安學叢書》，分為六部分：

第一部分：長安學論叢（20卷），主要收集、整理學術界在長安學研究領域取得的重要學術成果，按照長安學的研究方向和編輯規劃，邀請專家、學者擔任分卷主編。其中，《長安學綜論卷》為研究論證長安學學科建設的專著。規劃編輯出版的有：長安學綜論卷、政治卷、經濟卷、哲學卷、軍事卷、科技卷、文學卷、藝術卷、宗教卷、歷史地理卷、國際交流卷、絲綢之路卷、法門寺文化卷、秦俑學（文化）卷、西安學（文化）卷、域外研究卷等。

第二部分：長安考古文物（20卷），主要對長安豐富的考古文化資料進行整理出版。

第三部分為：長安傳世文獻（20卷），主要是對長安學研究基礎、傳世文獻的點校整理。既包括陝西學者的著述，也包括與陝西地區有關的著述。

第四部分：長安學者文集（30卷），主要為近現代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著名長安學者的個人文集。

第五部分：長安綜合研究（30卷），主要為長安學研究領域的綜合性研究。

第六部分：長安歷史人物（30卷），主要為曾經活躍在長安歷史舞台上、並對長安社會文化發展做出了積極推動和巨大貢獻的歷史人物傳記。

2005年，在“隋唐文明座談會”上，陝西省文史研究館館長李炳武提出長安學概念，並發表《積極開展長安學研究》一文。

2009年10月27—29日，首屆長安佛教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西安隆重召開，並取得圓滿成功。來來自中國各地以及日本、韓國、印度、尼泊爾等國家的代表為本次會議提供了總數達220多篇的學術論文，從歷史淵源、理論創新、多邊交往、地位與價值等四個方面，對長安佛教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熱烈的討論。論文集結成書，共分五冊，分別是《凈心智慧——長安佛教的理論創新與繁榮》，《慈恩懿情——長安佛教的歷史演進與傳播》（分上下兩冊），《盛世樂章——長安佛教的多邊交往與融合》，《長安氣象——長安佛教的歷史地位與價值》。

2010年06月，“長安學專欄”第二期出版。刊登黃留珠《關於漢唐文化的幾個問題》、李裕民《雁塔題名研究》、朱士光《長安文化之形成及深入推進其研究之管見》、王亞榮《長安文化的定義及其特徵》等4篇論文，集中展示了近期長安學研究的成果。

朱士光：長安與北京——中國兩座最重要的古都的比較研究

愛宕元：唐代兩京鄉·里·村考，《中國聚落史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80，58—68

妹尾達彥：唐代長安の都市形態，布目潮沨、妹尾達彥編《唐·宋時代の行政·經濟地圖の作制》，1982，65—85

王亞榮，《大興善寺》，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

安家瑤：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的考古發現，《唐研究》6，2000，337—352

曹爾琴：唐長安城的里坊，《人文雜誌》1981：2，83—88

甘懷真：《唐代家廟禮制研究》，台灣商務印書館，1991

王澤民、巨亞麗、王磊，西安大雁塔名稱溯源：兼論九百年來的一個誤解，《考古與文物》1994：4，91—93

吳宏歧、黨安榮，唐都長安的馴象及反映的氣候狀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4，171—177

周叔迦，訂正《兩京新記》，《服部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文集》，1934，503—521；氏著《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91，953—968

辛德勇，唐長安宮城南門名稱考實，《陝西師大學報》（哲社版）1986：1，102—104

小野勝年，知玄と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研究の一節，《東洋史研究》15：2，1955，43—65

武伯倫，唐萬年、長安縣鄉里考，《考古學報》1963：2，87—99

Wright，ArthurF，“Viewpointsonacity；Ch’ang—an（583—904）；ChineseCapitalandAsianCosmopolis”，Ventures，5，1965，15—23

王維坤，隋唐長安城與日本平城京的比較研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一，《西北大學學報》1990：1，101—110

王靜，書評：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唐研究》6，2000，501—506

Thilo，Thomas，KlassischeChinesischeBaukunst.StrukturprizipienundsozialeFuktion，Leipzig1977

Soper，AlexanderC.“AVacationGlimpseoftheT’angTemlesofCh’ang’an.TheSsu—T’aChibyTuanCh’eng—Shi”，ArtibusAsiae，23：1，1960，15—40

松本保宣，唐後半期における延英殿の機能について，《立命館文學》516，1990，71—115

史念海，開元天寶時期長安的文化，《唐史論叢》1，1988；《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石田干之助，《長安の春》，創元社，1941

山崎宏，隋の玄都観とその系譜，中國思想宗教史研究會《中國宗教社會》，不昧堂書店，1965；氏著《隋唐佛教史の研究》，66—89

榮新江，一個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82—90；氏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238—257

日野開三郎，唐宋時代都市の發展と鎮，《史學雜誌》49：7，1938

馬得志，唐大明宮發掘簡報，《考古》1959：6，296—301

李之勤，唐關內道館驛考略，《西北歷史資料》1982：1，50—67

李健超，霸上與長安，《西北大學學報》1984：1，100—104

雷巧玲，唐人的宗教信仰與舍宅置寺觀，《文史知識》1993：2，119—122

胡永炎，武后七寶台浮雕龕像——長安風格1，《藝術家》53：6，2001，227—229

葛承雍，唐代太倉初探，《人文雜誌》1985：4，82—86

解讀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與內涵

通過對長安地理環境和歷史文化內涵的研究，復原歷史原貌，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解讀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與內涵。

弘揚自強不息、與時俱進的民族精神

“中國”的含義為中央之國，有5000年的燦爛文明。自周、秦、漢、隋、唐以來，至少3000年間是東亞最強大的國家；在16世紀之前即歐洲文藝復興和發現新大陸之前，中國是世界的文化經濟中心。中華文明是全世界惟一留存的古老的文明，有從未中斷的繼承性，它是不斷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的精神動力。長安學所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正是民族文化發展的精神原動力。

為建設和諧發展的中國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中華文化的民族性有三大特徵：一是保持了完整的象形文字，二是保存了浩瀚的古代文獻。三是保留了對祖先的崇敬。開展長安學研究，就是要以史為鑒，增強國家軟實力，激發國人重振漢唐雄風的信心，為建設一個和諧發展的中國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為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提供歷史借鑒

開展長安學研究，弘揚中華文明，協和萬邦，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將燦爛輝煌的中華文化傳揚出去，擴大國際影響力，在世界文明史上贏得更多的話語權。

彰顯華夏文明的歷史文化基地

2009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中指出：唐朝時期的長安是一座國際化大都市，既是世界經濟中心，也是世界文化中心。觀察近20年來亞太地區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區，主要集中在少數國際化大都市及周邊地區所組成的“都市經濟區”。把西安打造成為國際化大都市，對西安既是一個明確定位，也是一個重要提升。創立一門嶄新的長安學學科，對提升長安的文化地位、促進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建設意義重大。